四
第二天，阿尔蒙德命令第23团立刻回到该区域。他希望在这里立即对中国军队展开攻势，彻底消灭和生擒活捉中国人。那时，阿尔蒙德在团部并不受欢迎。他不是师长，却经常以师长自居，就好像师长拉夫纳不存在一样。第2师许多高级军官对他的看法现在跟陆战第l师一样。原州一战中曾在阿尔蒙德麾下某部作战的J. D.科尔曼(后来写了一本出色描述这次战斗的书)写道：“阿尔蒙德的风格就是‘以势压人，乱管闲事，经常干预别人的正常指挥。他的自我意识空前高涨，无论是在军官还是在士兵面前，他都会不遗余力地显示自己的权威’。”[1]“双联隧道”战斗开始前，前军作战处长拉夫纳被任命为第2师师长，乔治·斯图尔特担任副师长。这一任命非同寻常，因为拉夫纳不是阿尔蒙德的亲信，而他的上司也不信任他。[2]
对中国人的轻视导致了长津湖战役的惨败。可这次惨败并未让阿尔蒙德停止疯狂，相反，他对敌人更加蔑视。李奇微的很多崇拜者也许可以理解他为何没有解除阿尔蒙德的职务，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逐渐意识到让阿尔蒙德继续担任军长绝对是他最大的败笔。正如汉堡说的那样，第2师的人一点也不欢迎阿尔蒙德，因为他“以苛刻暴躁而闻名，他的杀手锏就是威胁恫吓自己的下属”。[3]
在阿尔蒙德下令重返“双联隧道”之后，第23团马上在距离该地区约6英里的地方集结。弗里曼认为此举实属冲动，但又无可奈何。在西海岸，李奇微正率领大部队以非常紧凑的队形挥师北上。他不想让任何一支部队暴露，因而特别注意各部队的侧翼。弗里曼觉得，阿尔蒙德的做法与李奇微背道而驰。他的团离联合国军主力部队太远，而且不在第2师炮火支援范围之内，即便可以进行空中支援，也将受制于天气。大多数时候，谦虚谨慎是战场上的最大美德，但绝不是第10军的美德——相反，他们鲁莽至极。正如弗里曼所说，阿尔蒙德的鲁莽正中中国人下怀。而最糟糕的是，他将弗里曼的部队推入险境之中。
弗里曼感觉，这就好像有人告诉他们要冲入山谷。相反，他开始认为，对付中国人最好是先侦察到他们，同时确保自己始终处在本方炮火的覆盖半径之内。然后，只要有可能的话，一定要让敌人向你靠拢，而不是主动进攻敌人。智勇双全的李奇微也设计出一套类似的战术，后来法国人称之为“诱敌摧毁”。
弗里曼对上级让该团返回“双联隧道”很不高兴，更让他气愤的是，第23团离开了第2师大炮的射程。担心自己要被解职的副师长斯图尔特准将当时恰好在第23团，他还记得满腹牢骚的弗里曼说：“他们是在谋杀第23团。”[4]他告诉弗里曼他别无选择——命令就是命令。挥之不去的不祥之感最终使斯图尔特决定跟随第23团一同前往“双联隧道”。他认为阿尔蒙德过于鲁莽，经常不加思考便发号施令，而弗里曼尽管能力超群，但当自己的部队遭遇危险时，就总是和上司剑拔弩张，从不让步。
于是，弗里曼派出两个营：新编入的法国营和他的第3营，参加“双联隧道”一战的第二阶段战斗。此外，他还为这两个主战营配备了一个团部直属连、一个团属迫击炮连、一个坦克连和一个医疗卫生连，第37野战炮兵营和一支高炮部队也加入其中。高射炮是对付朝鲜人和中国人的最凶狠的步兵武器。弗里曼把炮兵营部署在“双联隧道”以南3英里处，同时把大部分车辆也停在这里。然后，他让驾驶员变成步兵，为重武器再创造一个保护圈。这样，每个人都不会被浪费，他不打算留下一些步兵看守大炮。
弗里曼知道，开进山谷之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占领并控制453号高地，以便俯瞰整个山谷地区。453号高地正好无人控制。由于山坡被冰雪覆盖，而他们又要携带大量武器弹药，因此整个部队沿山坡上行的速度很慢。弗里曼后来写道，战争初期，大家对爬山多有抱怨，之后却非常少见。现在，他们明白，越难走的路越安全，而那些待在公路上的人虽然轻松自在，却容易遭到伏击，因而最容易丧命。他们还意识到，宁可少吃一点口粮，也要多带一点弹药;就算冻土硬如岩石，也要把散兵坑挖得深一点。如果说这种想法在正常情况下是有道理的，那么，当他们已经远离友军20英里，而且他们的战友前一天还在这里遭到伏击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就更重要了。那时，他手下的官兵都非常清楚，敌人可能已经为那些喜欢守着公路的美国笨蛋们挖好了陷阱。人们还未注意到，第2师和第23团正在转变成一支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部队，他们将是朝鲜战争中美军的典型代表。军隅里的失败掩盖了这个转变过程。比如说，第2师刚来朝鲜时，士兵们满脸疲态、体力不支，而经过洛东江战役反复上山下山的磨炼之后，这种情况大为改观。目前，大多数人的体力状况有了明显改善。随着战况越来越激烈，他们的动作也越来越迅猛，越来越像“突出部战役或是硫磺岛战役的那些勇士”。
这是战斗创造的奇迹，它把青涩、胆怯的新兵磨炼成坚强、勇猛、渴望战斗(却仍心存畏惧)的老兵。当然也有人没能实现这样的自我救赎，但那只是极少数;他们依然毫无经验，自己痛苦，而且是战友的累赘。这也许是他们的天性，天生就没有战斗的天赋，要将他们变成真正的战士纯属做梦。也许是不愿意摆脱尘世间的喧嚣，他们把生活的期待带上了残酷的战场。然而，不管是不是希望如此，绝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地改造自己，去争取实现由老百姓到战士的蜕变，否则他们在告老还乡时会遗憾终生，因为这毕竟曾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不管他们喜欢与否。战争已经成为他们的世界——一个和以往生活完全不同的单调、狭窄、残酷的世界。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没有选择的世界。没人真正了解这个奇妙的世界，这或许是这个世界最神秘、最原始的本能：它能把普通的、爱好和平的、遵纪守法的平民百姓，变成能征善战的猛士。没有人真正了解其中一个更神秘的情节：这个转化过程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曾几何时，他们是一支缺乏素养的部队，对训练一点儿也不“感冒”。在基础训练中，尽管机枪子弹在他们头上嗖嗖飞过，但他们知道这些子弹永远都不会打到自己身上。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站在洛东江这样的战场上，气氛令人毛骨悚然，任何错误对自己和朋友都可能是致命的。于是，他们逐渐变成坚强和有经验的战士，也深知生存的基本要素。猛然间，他们学会了以百分之百的本能去面对一切。就在砥平里战斗前，一名被分配到第23团的新兵本·贾德问一位老兵：“您怎样识别朝鲜士兵或中国士兵呢?他们长得什么样子?”老兵回答说：“见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于是，贾德才明白，这就是老家伙的智慧。[5]
老牌记者哈罗德·马丁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过这支部队。几个月之前，他们还稚嫩青涩，而在“双联隧道”及随后的砥平里战斗中，他们表现神勇，能征善战。他在文中写道：“他们的智慧来自战斗，每一场战斗的幸存者把经验和感受传授给他人。也许书本里轻描淡写，好像易如反掌，但只有把枪口对准敌人，你才能真正领会其中的真谛：不要把自己的头露出地平线;进攻时采取疏开队形，而不要畏畏缩缩聚成一堆;防守时深挖战壕;像对待你的爱人一样对待你的通讯设备;让袜子保持干燥，让武器保持清洁;敌人没走进你的射程时不要开火。”[6]
弗里曼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最初，他一直被内心的怀疑态度和悲观情绪所纠缠。其实，很多见过他的军官也有这种疑问：他到底是一个只说不做的家伙，或者说，一个只会躲在司令部里说大话的空谈者，还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官?他到底是策划者还是战斗者?现在，这些问题已经得到回答了。他指挥部队在洛东江战役中大显身手，夺走了朝鲜人最想得到的东西——通往釜山的交通枢纽。然后，他又带领部队突破军隅里，没让第23团被打散。实际上，他是在违抗愚蠢的命令，让他们躲过“长手套”的生死劫。他做出了任何指挥官都难以做出的抉择，因此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尊敬。最初，人们对他的指挥能力一无所知，现在他们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而这份自豪当然也属于弗里曼。这种信任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不仅重视推进自己的事业，还始终把下属的安危当作自己的职责。如果指挥官把自己的事业凌驾于战士的生死之上，那么战士们就会敬而远之：那些野心家经常会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即使是最年轻稚嫩的列兵也能嗅到。
因此，在进入“双联隧道”时，他们一直保持着战士应有的谨慎。毕竟，他们已经深入敌人的防线。在未来几天里，第23团只能依靠自己，因此他们的谨慎是有道理的;他们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远离自己的大本营，不能指望友军提供任何支援。1月31日下午，阿尔蒙德亲自视察司令部，弗里曼一直未与中国人交火让他很恼火。更让他气愤的是，弗里曼的部队居然还没开进山谷，踏上杀往砥平里的路。所有这一切都让阿尔蒙德越来越相信，弗里曼是个胆小怕事的指挥官。而包括斯图尔特将军在内的其他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已经很熟悉中国人，也深知其在白天隐蔽自己的高超能力，即便是几个师就藏在你头顶的山上，你也看不到一个战士的踪迹。因此，谨慎肯定好过冒进，白天行军，晚上驻扎在453号高地肯定强于快马加鞭地直奔砥平里，结果只能在夜间到达并来不及占领制高点。“双联隧道”是一个很难防守的地方，最关键的是，这里的两个制高点相互隔开，无法提供有效掩护，因此，如果进攻方人数占优的话(这也是中国军队的一贯做法)，就很容易把两个制高点分割开来。
斯图尔特赞成弗里曼的做法。他认为，弗里曼在战术上的谨慎是有道理的。但是，斯图尔特本人没有指挥权，他来这个师是因为麦克卢尔被解职，因此他和一个不称职的前师长划为同类。此外，他也清楚，以阿尔蒙德唯我独尊的性格，在师里只要不是阿尔蒙德的亲信，都必将受到严厉控制。他更清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必要性，因为自己毕竟在阿尔蒙德的地盘上，不管出了什么问题，他都有可能成为替罪羊，然后收拾东西走人。实际上，即使不出任何问题，他也有可能被赶走。
但是现在，他却鼓起勇气告诉阿尔蒙德，在这样的形势下，弗里曼的谨慎是正确的。前一天遭遇的敌人兵力表明，附近很可能隐蔽着规模更大的部队，因此他们必须谨慎行事。此外，由于天色已晚，他们决定继续留在453号高地，夜间占据高地是绝对必要的。但阿尔蒙德还是不依不饶地催他们赶路，命令斯图尔特立即向砥平里发起总攻，似乎要在离开之前做点什么，比如说，让这次行动永远留下自己的名字。这显然不是斯图尔特愿意接受的命令，但他别无选择，服从命令不仅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弗里曼。斯图尔特后来提到，虽然这是一个荒诞至极的命令，但他还是带着一辆坦克，急急忙忙地赶往砥平里。一路上，他没有与敌人交火。由于担心有人从附近村庄的茅屋和校舍里向他们开枪，他的坦克就朝天上发射了几发炮弹，然后径直返回弗里曼的团部。[7]
此时的弗里曼对阿尔蒙德勃然大怒，对斯图尔特也很生气。斯图尔特的这几枪无疑是在给中国人发出信号：他们又进入了“双联隧道”区域，而且正在前往砥平里的路上。换句话说，他认为斯图尔特给中国人发出了一个“你们来抓我”的信号弹。其实，斯图尔特心里也是这么想的：砥平里的这次开火不仅无助于，反而很可能削弱了他们的安全。和弗里曼一样，斯图尔特后来也在想：如果他没有去砥平里，没有在那里胡乱地向天上放枪，随后的“双联隧道”战役是不是会有另一种结果?[8]连长普莱特还记得，弗里曼那天下午在和营长爱德华兹中校谈话时火冒三丈：“我不在意军长亲自到这里视察，他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也没有错，但他总应该通过师长向我下达命令吧。我不能接受的是，他居然直接告诉我该怎样去做。最关键的是，我认为按他的方法执行命令是危险的。”参加过“二战”的普莱特还从未见过哪个高级军官像弗里曼这样对上司如此愤懑痛恨。弗里曼的愤怒显然还不止这些：“如果阿尔蒙德想当一个团长，那就干脆把他降职为团长，给他一个鸟团长做做，不如就把他派到这里来算了。”说完，余怒未消的弗里曼坐上吉普车扬长而去。[9]
弗里曼还是立刻占领了制高点，并命令手下在高地建立起稳固的防御阵地。事实证明，弗里曼是非常幸运的，因为随后不久，他手下这个兵力明显不足的半个团外加少许预备队，便遭到中国军队近一个师兵力的袭击。汉堡认为：“如果仅以两个营的兵力在隧道区域对抗那样的袭击，第23团能不能挺过那一夜就很难说了。”[10]“双联隧道”战役第一阶段或许只能算作一场小规模战斗，毕竟蒂勒尔还成功地营救出一部分幸存者。第二阶段绝对是一场大战，一方是中等规模兵力的联合国军，另一方则是不仅兵力占优而且绝不退却的中国军队。
第23团的这两个营装备精良，80%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也就是说，弗里曼可以有1500人投入战斗。而中国人则在8000到1万人左右。法国营虽然刚到朝鲜，可都是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基本来自法国外籍军团;几乎所有人都有战斗经历，很多人在印度支那服役。他们的营长拉尔夫·蒙克莱尔将军是朝鲜战争中最具魅力、最具传奇色彩的指挥官之一。蒙克莱尔是他的绰号，他的真名叫马格林—维涅里。他的父亲是一个匈牙利贵族，母亲是法国人。蒙克莱尔加入法国外籍军团时只有16岁(他是谎报年龄入伍的)。在进入号称“法国西点”的圣西尔军校时，他是中士军衔，1914年毕业时恰好赶上“一战”。他在战斗中表现优异，之后，他又参加了“二战”。在德国占领法国之后，他逃到英国，后在北非战场率领一支外籍装甲部队作战。在蒙克莱尔的军旅生涯中，他至少三次负伤，走路时一瘸一拐，不过凭借手里的拐杖，走起路来丝毫不比正常人慢。
到1950年时，蒙克莱尔已经晋升为中将。当时，法国决定派遣一个营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入朝作战，他便主动请缨。为了不破坏军中的职务关系，蒙克莱尔自愿降职为中校。但法国军方认为蒙克莱尔年纪太大，不适合到朝鲜带兵打仗，而蒙克莱尔却认为，对于这样一场他视为自己事业的战争，他的年纪一点也不大，最终，他还是说服了上司。蒙克莱尔的指挥极富激情和创造力，他认为，法国人在印度支那打了五年，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现在，他再次得到与共产主义对垒的机会，尽管是在遥远寒冷的朝鲜，但也算是运气。美国军队当然愿意和法国人并肩作战，因为这样他们就不必再担心侧翼遭到袭击。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法国人太过浪漫和随意，喜欢用刺刀杀死敌人，还以此为荣。
幸运的是，联合国军还有足够的时间调整迫击炮。他们需要把所有通向高地的道路均置于迫击炮的射程之内。部分对此感到不快的法国军官担心，爬到山上构筑阵地会让他们的体力消耗殆尽。当时天气非常冷。弗里曼和蒙克莱尔相处一直不错，但还是出了点小插曲。为了取暖，法国营在阵地上升起了火堆。弗里曼看到后勃然大怒，立即打电话给蒙克莱尔，让他们赶快把火堆熄灭。蒙克莱尔回答：“好的，我们明早就把火堆熄灭。”弗里曼坚持说：“现在就告诉他们!”
“可是，亲爱的上校，那只是一些小火堆呀。”蒙克莱尔反驳道。“我不管大火小火，通通给我撤了!他妈的!现在就撤!你们已经把我们的位置告诉了这方圆百里之内的每个共军了!”弗里曼更加愤怒。
蒙克莱尔沉默了一阵，然后说：“啊，我的上校，毫无疑问，你是对的。不过，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的位置就来进攻的话，我们就可以歼灭他们了。”弗里曼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法国人熄灭了火堆。[11]
那天夜里，茫茫荒野中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小火堆，很可能是中国的侦察兵。凌晨4点半左右，突然号声四起，中国人的进攻开始了。起初，一切因素好像都不利于联合国军。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中国军队充分利用浓雾逼近联合国军阵地，等到联合国军发现时，他们已近在咫尺。大雾散去，而天空依旧阴云密布，根本无法实施空中支援。一听到中国人发起进攻的声音，弗里曼便愤怒地转向斯图尔特：“我告诉过你，肯定会出现这种事情的。”然后，他又补了一句：“你现在让我该怎么做?”的确，他们没有多少选择了，这是一个多少需要一点运气的时刻。斯图尔特回答：“那就让我们全力杀敌吧。”[12]
美国人的确对中国人选择凌晨这么晚的时间才发起进攻有点不解。他们浪费了夜里的几个小时，而且进攻一直持续到下午，直到美国人与其脱离接触为止。后来总结这场战斗时弗里曼认为，中国人没想到有这么多美军会突然出现在这个区域，而且又马上切断了通往砥平里的道路。很多迹象表明，中国军队没做好进攻准备。大批美军进入该地区使他们在最后一刻决定发起进攻，这是他们这么晚才开始进攻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人缺少重武器的弹药。
战斗异常惨烈，这恐怕也是第23团遇到的最大考验。在整个战斗过程中，弗里曼一直担心敌人会把自己与第2师分隔开来。每过半小时，师长拉夫纳就会打来一个电话，询问实际情况是否真像他得到的情报那样。斯图尔特认为，这些电话明显是对他和弗里曼缺乏尊重，也说明他们没想过主动出手相助。有一次，当拉夫纳再次流露出怀疑的语调时，斯图尔特干脆就告诉这位上司，他的一个无线电话务员刚被打死，自己正站在他的血泊中。然后，他把电话话筒从自己待的茅屋的窗户伸到外面，让拉夫纳听到外面的枪炮声。于是，拉夫纳终于表态了，援军马上上路。斯图尔特回答，他希望如此。这样的交谈让他很郁闷，他基本处于被审问的地位。在一场鏖战正酣的战斗中，对方想知道的居然就是他到底有没有说真话。
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几乎就要占领法国和美国部队的阵地。于是，弗里曼只好不断地调动部队。实际上，他没有预备队了。无论是文书、驾驶员、厨师还是机修师，都被派上了战场。弗里曼突然开始担心，万一弹药打光了怎么办?自从原州战役以来，第23团就没有得到补给。他和蒙克莱尔一直保持着联系。下午2点，中国人马上就要占领法国营的主力阵地了。守卫这个阵地的法国连连长莫里斯·巴塞洛梅少校通过无线电报告，他已无力坚守阵地，上司马上回复：带上全部剩余士兵立即撤退。蒙克莱尔和弗里曼商量后决定，以全部火力协助被困法国部队突围，其中包括两辆坦克、全部迫击炮和一门双管40毫米口径高射炮。正常情况下，高射炮是用来防空的，但现在也要用来打人，用弗里曼的话说：“这是能清洗山脊的最有效武器。”与此同时，法国营营长指示他的第3连务必坚守阵地。不管面对多少中国人，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不能放弃阵地。之后，他开始筹划一场几乎绝望的反击。在大约十分钟的时间里，美国人的所有武器都在向山脊高地开火，之后，巴塞洛梅带领士兵端着刺刀向中国阵地冲锋。他们的强攻让中国人有点吃惊，开始后退。此时，斯图尔特在自己的阵地里看到这一切，不禁自言自语地说：“太厉害了。”站在斯图尔特身边的蒙克莱尔也深有感触，美国的将军太酷了，居然还在一言不发地抽烟斗。斯图尔特后来说道：“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一天我有三次把整个烟斗头塞进了嘴里。”[13]
然而，事实证明，上述努力只是暂缓了中国人的攻势。当时天已大亮，却依旧云雾缭绕。中国人损失惨重，却不想放弃。中午时分，他们再次发起猛攻，把位于隧道东侧最后一个制高点的法国营第2连赶出了阵地。伤亡惨重的联合国军体力耗尽、弹药所剩无几，在人数众多的中国人面前显得势单力薄。这是那天最糟糕的时刻，奋勇作战，但失败几成定局。站在斯图尔特身边的空军联络官问他情况会怎么样。斯图尔特回答，再过二十分钟，我们就会全军覆没。斯图尔特反问他：空军能不能来支援?联络官回答，有几架飞机就在头顶正上方，可无法冲破厚重的云团。说罢，两人抬头望去，发现头顶的乌云拨开一个缺口，露出一线蓝天。斯图尔特问，他们能不能利用这点缝隙呢?空军联络官马上联系飞行员：“我们就在乌云散开处的正下方，我们需要支援!”
很快，飞机便从狭小的云缝中冲出来。这些深陷绝境的美国人觉得，那真是一个奇迹。弗里曼后来写道：“那就像一场好莱坞式的战斗。”[14]四架“海盗”式飞机透过云端一字排开。1943年2月，这种飞机第一次用于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它可以携带六挺50毫米口径机枪、八枚火箭弹和多枚500磅重的炸弹。这种飞机能在较长时间内对目标实施空中打击，因此最适合于目前这种战斗条件。“海盗”式飞机在空中盘旋几圈之后，才辨别出法国连和中国阵地的区别，然后它们开始俯冲攻击。弗里曼后来写道：“多么漂亮的空中支援啊!”飞机冲下来，先投下500磅的集束炸弹，正落在执行最后一次总攻的中国军队中间。随后，又投下被美国大兵称为“大脑袋”的火箭弹，最后用机枪进行扫射。四架飞机一次次地飞回来，斯图尔特一直在数着，总共是24次攻击。中国人在猛烈的空中打击下开始撤退，进攻被彻底击溃，战斗就此结束。弗里曼所部有225人伤亡或失踪，他们在阵地附近找到了1300具中国士兵的尸体。据估计，在此次战斗中，中国军队的总伤亡人数约为3600人。根据这次战斗的唯一战俘交代，对手是志愿军第125师，由此可以推算，本次战斗的伤亡人数约为该师的一半兵力(这场战斗太激烈了，以至于抓不到战俘。他本人也身负重伤)。第125师隶属于第42军，李奇微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一直在寻找第42军的下落。现在，弗里曼与他们不期而遇。
在下午稍晚的时候，空军为地面部队投下弹药和其他补给。不久，作为援军的第23团第1营快马加鞭地赶到了。那天夜里，弗里曼和蒙克莱尔依然胆战心惊，担心中国人再次袭击。虽然中国人没有出现，但第23团也没闲着，而是花了整整一天加固阵地。第二天，也就是2月3日，他们接到了新的任务——向四英里之外的砥平里前进，占领这个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