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蒋介石即将垮台前夕，发生了颇具讽刺意味的事情，那就是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通”们在一份报告(该报告让“援华集团”恼羞成怒)中不仅认定蒋介石即将倒台，而且质疑毛泽东对苏联的长期忠诚——而相信这一点的人正是斯大林。作为从蒋介石垮台到朝鲜战争爆发之间共产党阵营中最重要的人物，斯大林一直巧妙地操纵着两个共产主义盟友的需求和顾虑。他更喜欢一个统一的朝鲜、一个对他感激万分、完全依赖于他的朝鲜，而不是分裂的朝鲜。他也希望利用这个更强大的朝鲜，去抗衡一个在历史上一直让苏联人心存畏惧、而现在要接受美国人武装的敌人——日本。
1949年，斯大林成为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领袖。他对苏联的掌控时间已经超过二十五年。在苏联革命的几位建筑师中，他坚持到了最后。有些人可能比他更聪明、更有领导魅力、更善于演说、更有战略天赋，但斯大林是这些人中最伟大的。他更善于抓住这场革命的最长久、最根本的精髓：维护权力并保证敌人永远不能在被你打垮之后还有一线机会发动反击。只这么想并无意义，但把这种想法转化为国家意志，那就不一样了。在斯大林的世界里，你要么做猎人，要么就变成猎物。
在这场猎人与猎物的对抗中，斯大林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并成为胜利者，是因为他从不幻想，也因为他最清楚革命的第一阶段何时结束、第二阶段(也就是权力巩固阶段)何时开始。他对这个体系看得一清二楚，并深知它的本质：敌人无处不在，你要在它们张嘴咬你之前消灭之，最好在它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敌人之前。这是斯大林的最过人之处，他总能比其他人更早地理解这一点，并能更冷血地贯彻执行，毫不手软。
“二战”之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裂痕，两个原本孤立的大国不自觉地被推到强国地位，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不同的历史妄想，而现在又同处于核时代的世界之中。
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中国内战初期。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一个弱小政党的领袖——这个政党几乎注定要被更强大的敌人消灭，而他却让这个党变成执政党。这是20世纪最辉煌的政治成就。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1]他的所作所为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两人都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同时又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或许偶尔会大谈特谈共产主义的兄弟情，如何团结两个大国、团结世界大众，但从毛泽东的角度看，苏联始终是一个超然物外的保守力量，这个庞然大物只关心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而对帮助尚未夺取政权的潜在友邦少有兴趣。20世纪20年代时，毛泽东在和蒋介石军队的对抗中处于下风，那时他认为，苏联人更喜欢蒋介石。他经常提到，在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曾多次向苏联请求军事援助，但是苏联并没有给予多大支持。在毛泽东看来，苏联人或许可以称作共产主义者，但他们首先还是苏联人。毛泽东认为，斯大林以前喜欢蒋介石，那是因为后者软弱无力，因而肯定能主宰一个软弱无力的中国。而在斯大林的眼中，毛泽东或许可以算作共产主义者，但更有可能还算不上，因为他缺乏与无产阶级的联系，而中国本身也缺少工人阶级，他太像一个农民了。斯大林在“二战”期间曾说，他们很像萝卜：红皮白心。
苏联在“二战”期间没有为中国提供过什么有价值的支援，美国人知道这一点。当时到访延安的西方人、外交官、新闻记者、迪克西使团成员、协助中共的战略情报局军情人员，都听过中共官员公开抱怨苏联不提供援助，他们希望苏联人能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多做点实事(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给迪克西使团的成员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私下里非常蔑视国民党军队)。冷战结束以来，很多机密文件被公开了(在中苏关系恶化时期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亲自下令开展许多研究，成果就在这些文件当中)。这些文件表明，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早期裂痕远比人们想象的大。至少从表面上看，这对美国外交政策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美国不是把全部赌注都押到蒋介石身上的话。
那么是否可以说，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美中双方失去了一次营造和平的机会呢?如果两国政府再多一点点智慧，在地缘政治方面再多一点点运气，它们或许就能碰巧达成一项不稳妥的协定，至少可以争取一些时间，直到形势有所缓和。或许最具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外交界当时居然惊人一致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阵营是铁板一块。更重要的是，双方对局势的误判让共产党阵营更加像“铁板一块”。
随着毛泽东越来越接近于执掌中国的大权，斯大林与毛泽东个人以及两国关系开始紧张。斯大林绝不会拿苏联的资源、苏联的国家利益或是苏联人的鲜血，去追求所谓共产主义大家庭的伟大事业;他只相信用军队征服的东西，一旦被武力征服，他就用秘密警察去控制它。身边这个幅员辽阔的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有着辉煌而迥异的历史，执政者在没有他帮助的情况下上台，因而对他毫无感恩戴德之心，一想到这个，他就提不起精神。
斯大林一直与毛泽东保持一定距离。斯大林第一次邀请毛泽东访苏是在1947年7月。这绝非巧合。当时蒋介石的军队仍在全面进攻，而毛泽东的运气似乎处在最低谷，至少外人是这么看的。于是毛泽东立即予以拒绝，他相信，斯大林无非是想让他做出让步。
到了1947年底，随着国内形势逐渐开始有利于中共，斯大林的态度也出现了180度大转弯，开始公开支持毛泽东，但是在援助方面依旧是一毛不拔。到1948年1月的时候，斯大林对前南斯拉夫共产党副主席米洛万·吉拉斯表示，他以前试图撮合毛泽东和蒋介石讲和的做法是错误的。斯大林认为，美国人只关心欧洲大陆，因此永远也不希望希腊共产党在即将到来的内战中获胜，而亚洲的地位是次要的。他说，美国人不可能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投入亚洲大陆。[2]1948年5月，在确信胜局已定时，毛泽东捎信给斯大林，说自己希望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面;他的想法就是在蒋介石即将垮台之时，能得到苏东集团的承认。但斯大林的答复是：“中国的革命战争正处于最关键的时刻，毛主席作为军事领导人最好不要离开战斗岗位。”他还满怀希望地补充道：“毛主席肯定会重新考虑自己的想法。”[3]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刘易斯、薛理泰在《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一书中写道：“对毛泽东来说，斯大林这封彬彬有礼的回信是一种回绝。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总指挥，他肯定比斯大林更清楚，现在去莫斯科是不是合适。在这个问题上，他不需要别人告诉他怎么做。”[4]
1948年底，毛泽东又多次提出访苏事宜，但每次都被斯大林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回绝;但是到了1949年1月，斯大林却派自己的心腹之一米高扬秘密访华。斯大林仍担心美国人会在最后时刻横插一腿。当斯大林提醒毛泽东在跨过长江后务必放缓脚步时，毛泽东感觉到了斯大林的胆怯。
毛泽东那时非常清楚，斯大林根本就不信任他。他在私下里曾开玩笑(如果这是句玩笑话的话)地说，他不在乎斯大林是不是信任自己——他还被认为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是，毛泽东依然需要斯大林的认可，依然希望能在莫斯科获得某种形式的尊重。1949年4月，他向斯大林驻北京的私人代表伊万·科瓦廖夫中将表达了有意访苏的想法。这一次，尽管斯大林再次拒绝了毛泽东的请求，但莫斯科的反应似乎温和得多——公开称赞毛泽东是伟大的中国革命领导人。科瓦廖夫后来写道，苏联人的热情回复让毛泽东感到非常惬意。据科瓦廖夫称，毛泽东举手高呼：“斯大林同志万岁!斯大林同志万岁!斯大林同志万岁!”[5]1949年12月，毛泽东终于得到让他期盼已久的访问邀请。但这次邀请并不是为了庆祝他在中国的胜利(虽然本应如此)，而是以庆祝斯大林70岁生日为名巩固斯大林对苏联乃至共产主义阵营的长期领导。他只是受邀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之一。
部分问题在于，毛泽东根本就不是苏联领导人想要的那种人。他对自己的成就太骄傲，太以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为荣，思维太独立。通过领导这场革命，他认为自己已经变成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而不是一个乞求者。和苏联一样，毛泽东的胜利也是为了寻求独立，但同样的胜利却让莫斯科感到如坐针毡般不安。随着毛泽东最后胜利的日益逼近，两个国家领导层之间的矛盾日渐升级。苏联人最想知道毛泽东如何看待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这个有可能因其不同政见和独立性而被驱逐出共产主义大家庭的人;苏联人担心毛泽东与已和莫斯科决裂的铁托是一类人物。实际上，莫斯科一直怀疑毛泽东是秘密的铁托分子，只要时机成熟，他就会变成最大的铁托分子。不管毛泽东在心里如何看待斯大林，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中国迫切需要某种“国际承认”，需要有人承认他们的国际地位，而苏联就是它唯一的选择。1949年10月2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中国合法地位的国家，但斯大林私下里仍然不想给中国人任何其他形式的友谊。
诸多历史力量阻碍着国与国之间的真正联合，而斯大林的自大以及这两个人在各自国家的无上地位，又让他们之间的联合变得难上加难。到1949年，斯大林已经成为“伟大的斯大林”，成为持续的全民个人崇拜的真正受益者。苏联的个人崇拜文化毕竟已经有二十年了。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克尔指出，苏联的个人崇拜始于1929年l2月斯大林的50岁寿辰。[6]俄罗斯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列昂诺夫对伟人的定义是：“终究有一天，全人类都将对他顶礼膜拜，历史将把他而不是基督耶稣视为时代的起点。”[7]
尽管毛泽东最初可能还对个人崇拜持怀疑态度，但他很快就认识到个人至上的真谛。像很多其他领导者一样，他也发现，有利于领导者的东西，往往也有利于革命。而且，随着他日益显著地成为中国的唯一领导人，他开始有唯我独尊之感。
事实证明，毛泽东在某些方面又非常像斯大林。于是，他开始不断清除周围的潜在“敌人”。随着个人崇拜的膨胀，随着贫苦农民对他的崇敬与日俱增，他在生活方式上开始发生变化。正如拉克尔所说的，毛泽东游长江这么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也被宣传成历史的转折点。拉克尔写道：“他不仅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天才。他从来不犯错误，说的所有话都是真理，而且一句话顶别人一万句。”中国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8]
1949年12月，毛泽东终于踏上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后因他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还记得，在此前几个月里，斯大林对毛泽东即将全面胜利一事保持缄默，苏联的报刊也几乎只字不提此事。“《真理报》在最后一版登过零星消息，《消息报》上有过几小段报道。除此之外，很难看到‘中国’一词。”即使是在毛泽东已经踏上奔赴莫斯科的路程时，人们看到的依旧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冷漠。斯大林的70岁大寿注定要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次盛大聚会，不容其他人或其他事件冲淡其重要性。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前往莫斯科的专列。当时，内战刚刚结束，他担心遭到国内反动派的袭击。他乘坐装甲列车，沿线每100米便设一个哨兵。
在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时，他并没有被当作一个把世界最大的国家带上共产主义道路的领袖，而是像历史学家亚当·乌拉姆[9]所说的，“他似乎和保加利亚领导人没什么区别”。[10]只有两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来到车站迎接毛泽东，毛泽东自备一桌丰盛的午餐，邀请这两人与他共饮，他们以与外交惯例不符为名婉言谢绝;之后，毛泽东又请他们陪同前往原定下榻的酒店，但再次遭到拒绝。[11]当然，更没有什么大型欢迎仪式或是庆祝典礼之类的事情。似乎毛泽东此行的目的就是来学习如何在斯大林的世界，或者说共产主义宇宙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如果他是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兄弟，那就应该知道，在这个宇宙里，只有一位共产主义大哥，而且这个大哥的地位至高无上。赫鲁晓夫的一个助手告诉上司：莫斯科来了一个叫“毛泽东”的人。
“谁?”疑惑不解的赫鲁晓夫问。
“你知道的，就是那个中国人。”[12]助手回答。这就是莫斯科对毛泽东的说法：那个中国人。他们也是这样对待这个中国人的。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欢迎仪式并不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而是被安排到老市政厅。用乌尔姆的话说，“这里通常是招待那些无足轻重的资本主义国家达官贵人的地方”。
欢迎仪式之后，事情并没有好转。毛泽东接连数日都在等待斯大林安排和他见面。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斯大林见他之前会见他，而似乎斯大林也在等待时机。在刚刚抵达莫斯科的时候，毛泽东曾宣布，中国期待着与苏联的合作，但同时强调，他希望能得到公平待遇。他厌烦俄罗斯的食物。有一次，他的联络人科瓦廖夫来探望他，毛泽东指着窗外的莫斯科连声说：“太差了，太差了!”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毛泽东说，他对克里姆林宫很生气。
当斯大林和毛泽东终于会面时，他们之间自然表现得互不理解。[13]“你为什么没有迅速占领上海?”斯大林问，因为解放军进入上海似乎有点不紧不慢。“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呢?”毛泽东回答，“一旦占领这座城市，我们就要为600万居民的生计着想。”听后，本来就担心毛泽东关心农民胜过工人的斯大林大为震惊。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的首次出访几乎没有换来任何军事和经济援助——苏联答应五年内提供3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每年只有6000万美元。
1950年9月30日，正在为南方战局焦虑不安的金日成，参加了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招待会。之前，他刚刚因为要求苏联出兵援助一事遭到苏联人的警告。会上，他向中方代表提出派l3兵团入朝作战的请求。第二天，金日成和朴宪永(南方的共产党领导人)联名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求援信;为显示事态的紧张，朴宪永亲自携带此信飞到北京[14]。这封信特别指出，要是没有联合国军的干预，朝鲜肯定会赢得这场战争，而现在他们的形势“极为严重”。信中写道，“我们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对付这场危机”，信末尾提出要中国出兵援助的紧急请求。[15]
10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他认为现在拖延一天都可能影响整个局势的发展;当前的问题并不是出不出兵，而是什么时候出兵、由谁来领兵。四野的林彪显然是最合适的总司令人选，他最熟悉这里的地形。但是，林彪当时正在苏联接受治疗，他的确有病需要治疗，但这也是他拒绝率军出征的借口。于是，毛泽东决定由彭德怀挂帅。和林彪一样，彭德怀也是军中资历最老、最值得信任的元帅之一，他从1928年起就和毛泽东并肩战斗。毛泽东认为，彭德怀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与自己政见一致。尽管彭德怀私下里可能心有疑虑，尽管前面有巨大的危险，但他立刻接受了此职。[16]
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人认为，他对这场战争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并不在意，因为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国有数亿人口，而且正在走向伟大，可以比其他国家牺牲更多的人。即使美国人动用原子弹，毛泽东也不为所动。有一次，他把原子弹比作“纸老虎”，这让尼赫鲁大惊失色。如果说毛泽东此时已决心出兵朝鲜的话，那么下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何时参战呢?应在何时完成部队在东北边境的集结呢?10月2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把这个日期定在10月15日，也就是在两周之后。巧的是，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也选择这一天在威克岛进行两人之间的第一次会面。
10月2日的会议之后，毛泽东马上给斯大林发出了一封长电，告诉苏联领导人中国即将出兵的决定。他在电报中称，中国军队将采用“志愿军”的称呼，这是为了避免与美国发生全面战争。他告诉斯大林，中国将首先派遣十二个师，在战场上与敌人形成4比1的人数优势，以抵消美军在火力上的优势。除此之外，由于中国军队没有重型火炮，因此他还希望苏联能提供迫击炮，使中方占据1.5比1甚至是2比1的数量优势。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将采取以防守为主的作战策略，以便了解和掌握与新的敌人作战的方法。毛泽东在电报中告诉斯大林，他认为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太久，而且美国人不会侵略中国大陆。毛泽东还正式要求苏联提供之前承诺的空中掩护。
与此同时，毛泽东一直也在做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的工作，倾听他们的不同意见，逐步统一同事们的思想。10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要求与会者讨论出兵干预的主要弊端。很多成员对此持保留意见。他们认为，目前国力很弱，无力再打一场大战，而且美国的武器优势很难对付。毛泽东听完与会者的各种意见，没有直接反驳他们。他最后总结说：“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17]他们决定次日再议。
为了开好第二阶段会议，毛泽东从西安召回彭德怀。10月5日早晨，毛泽东会见了彭德怀以及他的另一位老同志邓小平。邓小平也是毛泽东最值得信赖的老战友、长征时的老战士，曾指挥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1949年12月1日率兵解放重庆)。在这次会面中，毛泽东提到朝鲜战局的危局。他说，现在时间是最重要的，美军正在一路快速挺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因此在美军到达鸭绿江之前采取行动至关重要。他说，他自己也清楚这个决定的危险性。实际上，他这番话完全是说给彭德怀的。作为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帅，彭德怀一直备受众人敬仰。他是一个天生的战士。毛泽东把他从西安召回，并安排在北京最好的饭店，但是彭德怀却很不习惯饭店里的软床，干脆就躺在地板上睡觉。他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这也是在长期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养成的习惯。他的同僚经常开玩笑地说，他只同革命结婚。
彭德怀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出身农民。他总是在政治问题上服从于毛泽东，“首先是兄长，然后是老师，最后是领导”。[18]毛泽东称他“老彭”，彭德怀喜欢称毛泽东为“老毛”，在领导集体中只有他这么叫。有时候，如果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上的想法过于理论，彭德怀私下里可能会把他称为“教员”。不过，彭德怀并不是对毛泽东百依百顺，他最终也为自己的主见付出沉重代价：就在朝鲜战争结束几年之后，彭德怀就与毛泽东出现分歧，并在几个政治问题上向毛泽东提出批评意见。
彭德怀是农民出身，童年时期吃的苦比毛泽东多。他在战术上既精明又实用，知道人民解放军作为一支新生的军事力量，如果按老办法打仗的话，在武器上和人数上都会占下风。早在1934年的时候，莫斯科就曾派遣李德到中国指挥作战，李德的失败战略导致中国红军遭受巨大损失，彭德怀当仁不让地提出异议。他认为，李德的传统打法毫无胜利的希望，根本就不适合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军事形势。可以说，是长征把毛泽东和彭德怀紧紧地团结到一起的。这是一次极端艰难的考验，在几乎毫无计划的情况下，红军一边撤退，一边还要与中央军和地方军作战、镇压土豪劣绅、冲破重重天险、克服极端恶劣的地形和气候条件、跋山涉水、忍饥挨饿，行程超过六千英里。长征从中国东南地区开始时，一开始红军大约有8万人，但是最终到达地瘠民贫的西北地区时，仅剩下4000人左右。在长征即将到终点时，红军在吴起镇遭到国民党军五个骑兵团近5000人的进攻。毛泽东命令彭德怀击退追兵、保住根据地。在彭德怀率领红军打退敌人骑兵的追击后，毛主席为他写了一首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19](彭德怀说他后来把最后一句改成“唯我英勇红军”，又还给了毛泽东。)
要理解彭德怀以及他何以如此英勇善战，那就要理解普通中国士兵，理解驱使他们战斗的人生苦难，进而理解共产党军队的胜利。彭德怀的信仰源于最艰难的生活，因而也很简单：他相信为富不仁的道理，穷人不仅要忍受贫穷的痛苦，而且还要受富人的剥削和压榨。中国百姓的生活中只有凄惨，因此，为了这场改变人们生活的斗争，即使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1898年，彭德怀出生于一个赤贫的农民家庭。当他还是儿童时，母亲就离开了人世，重病在身的父亲也无力养活全家。全家八口人全靠几亩山地勉强维持生活。由于需要贴补家用，彭德怀很小就辍学了。他对社会的不平等、生活的残酷和艰难深有体会——四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在六个月时便活活饿死。他小时候和奶奶一起出外讨饭，因为不愿意当叫花子，他去了一次就再不愿意去了。他宁愿上山砍柴，然后把卖柴的钱贴补家用。多年以后彭德怀满怀辛酸地讲起，70岁的奶奶准备在一个寒冬腊月的下雪天再去讨饭;她拄着一根木棍，带着两个弟弟，其中一个还不到4岁。彭德怀后来回忆说，他宁肯饿着肚子也不吃奶奶讨来的残羹剩饭。
他还是孩子时就为了一点微薄收入而受尽凌辱、吃尽苦头：他砍过柴、打过鱼、背过煤。在十一二岁时，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时到底多大，他还给一家富农放过牛。他回忆说，他在13岁时就到煤矿当童工，用辘轱把井里的水抽上来;他还背过煤，每天只能拿到几毛钱，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可是累断腰的活儿。但煤矿破产了，他一年的工钱也泡了汤。彭德怀后来说，童年时背煤的经历让他有点驼背。当他光着脚(因为他买不起草鞋)，拿着一半的工钱回到家时，父亲对他说：“你现在又脏又瘦，简直不成人形了!白替这些狗东西干了两年。”说罢，父亲哭了。
十几岁时他的生活更艰难。他回忆说，有一年，当地大旱，地主和商人囤积粮食，好等涨价后高价卖出。彭德怀由于参加饥民闹粜，被官府通缉，他被迫逃离村庄。最终在1916年3月，也就是临近18岁生日时，彭德怀加入湘军。作为一个列兵，他每月挣6块大洋，3块要寄回家里，恰好够家人勉强维持生活。正是这次参军改变了他的一生(这也成为他的终生事业)，一开始是在蒋介石手下的正规军，并参加了军阀混战。与此同时，他的政治思想日渐成熟，尤其当看到国民党军中的官兵经常拿不到军饷时。最初，他一直认为，只有蒋介石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的理想就是建立更公平的新中国。但是，这个想法慢慢消退，他逐渐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后来写道，在那段时间，他和很多像他一样的人那样，一心向往革命：推翻地主阶级，清除腐败官僚，打倒土豪劣绅，实现减租减息。但是现在，既没有革命，也没有军饷，更没有人再提减租减息;我们的任务就是“镇压共产党、摧毁农会。谁让我们做的呢?蒋介石!一个士兵每月只能拿到六个半大洋的军饷，支付三块三的杂费之后，就只剩下三块二，而且就这么一点还要被克扣。我们的命也太苦了!我们甚至连草鞋都穿不上，抽不上土烟，更别说养活父母、老婆和孩子了”。[20]在升职之后，他曾经带领手下士兵反抗地主剥削，因此遭到逮捕，但后来在一些士兵的帮助下逃跑了。
他的一生充满了激进的经历。1928年2月中旬，他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尽管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但他还是很快理解了红军的战斗方法。到1934年，他的军事思想已与毛泽东极其相近。因此，他和毛泽东共同制定了红军的军事战略：以游击战为主，不与国民党军队正面对抗，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作战方针。
当毛泽东询问彭德怀是否愿意到朝鲜指挥作战时，这实际上是一个正式要求。之后，毛泽东又要求彭德怀在下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赞成出兵，彭德怀这么做了。实际上，彭德怀一直在关注朝鲜战场的局势，也一直在考虑中国军队该用何种战略与装备先进的美军对抗。他对政治局委员们说，如果美军打到鸭绿江，就有可能过江入侵中国，这对整个中国都非常危险。因此，中方出兵阻击美军是完全必要的，也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他的一席话让会议气氛开始转向支持出兵。彭德怀在关键时刻给毛泽东带来他最需要的东西，即挂帅出征者的支持。
现在，毛泽东的想法似乎已经成为在场每个人的想法：朝鲜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紧张对立的交汇点。中国出兵朝鲜并不只是为了解救朝鲜兄弟，而是为了促成世界革命，尤其是亚洲的革命。中国绝不容许美国人在自己的边境线上有一大块军事集结地。尽管美军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但凭借人数上的巨大优势以及高昂的士气，中国一定会取得最终胜利。尽管没有明确提及，但这次会议没有忽略台湾问题。实际上，由于美国已公开表示支持台湾，因此在中国领导人的心里，中国已经和美国开战了。如果中国尚无力跨海进攻台湾的话，那么，打击进入中国军队攻击范围之内的在朝美军，显然是中国的另一种选择。
10月8日，毛泽东通知金日成，中国将出兵支援朝鲜。当天，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指出：“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特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出兵日期仍是原定的10月15日。
得到命令的彭德怀立即奔赴位于东北边境线的前线指挥部，视察战前准备情况。根据情报，他认为，目前驻扎在朝鲜半岛的联合国军约40万人，其中包括正在前线作战的十个师，约13万人。[21]因此，彭德怀认为，既然人数是制胜的关键，那么想要在人数上取得压倒性优势，就必须增加兵力。于是，他放弃以两个集团军和两个炮兵师先行过江的想法，而是准备以四个集团军和三个炮兵师渡江，这就意味着，他至少还需要700辆卡车和600名驾驶员。
苏联的空中掩护是志愿军作战计划的中心环节，尽管出兵之日已近在眼前，但苏联人的援助计划仍然没有具体落实。10月9日，彭德怀召开入朝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与会者对苏联援助这个问题都非常关心，都询问彭德怀他们何时能得到明确答复。他们的问题非常尖锐，也非常具体，但无论是彭德怀，还是和他一起工作的高岗，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由于问题过于尖锐，他们在会议中途就电询毛泽东：“我军出国作战时，他们能派出多少架轰炸机?空军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22]不仅是师长和团长在想这些问题，几乎每个连长甚至排长都在关心这些问题。实际上，中国领导人自己也正在寻找问题的答案。
中国军队已经准备就绪，随时等待过江，但苏联人仍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之后，苏联人居然食言了。几乎就在彭德怀的下属向他寻求答案的同时，他的外交官同志们也在催促苏联人回答这个问题。周恩来与师哲飞赴莫斯科，与苏联人商讨军事援助事宜。他们于10月10日抵达莫斯科，代表团成员还包括正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一到苏联，他们就赶往斯大林的家乡，斯大林此时正在黑海之滨休假。周恩来马上约见了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米高扬和莫洛托夫等苏联高层领导人。
于是，这场至关重要、已经持续几周之久的游戏再度升级。随即，中苏之间展开一场异常复杂的暗战，双方都不相信对方说的是真话。比如，中方告诉斯大林，他们并不是真想出兵朝鲜，因为中国的内战刚刚结束、百废待兴。而斯大林认为这番话得反过来说才是，也就是中方已经向金日成承诺出兵。斯大林的开场白是朝鲜的形势极端危险。他问周恩来，中国同志是怎样看的(最清楚毛泽东承诺的可信度的人莫过于周恩来)?他回答说，如果中国能不管，那当然最好不管。内战已经让中国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尚在恢复之中。
斯大林马上回应，如果朝鲜人不能马上得到援助，他们很可能挺不过一周。中国应该想想，一旦美国人控制朝鲜，那将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多大的威胁(他似乎是说，中国人在这几个月里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之后，他告诉客人，苏联不会出兵，也不可能出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想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然后，斯大林又指出，中方可以出兵，而且也应该出兵。苏联可以把“二战”期间剩下的大部分物资送给中国，并为中国的东北地区、沿海地区和驻扎在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不过，这根本不是中国人希望听到的答复，因为战争已经在鸭绿江南岸打响。在谈到向鸭绿江以南地区派出空军时，斯大林说，苏联需要更多的准备时间。这场马拉松式的会议从晚上7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5点，不过，这不是一次成功的会议。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苏联人在关键时刻背叛了自己的诺言。因此，从游戏一开始，同志间的友谊就是有限的。
双方的立场都摆明了，但斯大林占了上风。他早知道中国准备出兵，这并非出于对朝鲜人民的热爱，而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他知道中国攻打台湾时还要依赖苏联的海、空军技术。毛泽东对苏联人的出尔反尔非常愤怒。10月12日，也就是距离中国军队渡江之日还有三天之时，毛泽东电告彭德怀，暂不执行作战命令，各部队原地待命。他和其他领导人需要重新考虑。毛泽东感到，在失去原定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做出入朝参战的决定太难了。尽管他相信部队能够渡过这一关，但肯定会遭受更大的伤亡。
彭德怀也对苏联的决定感到怒不可遏，因为这将使他的部队暴露在危险之中。据说，他曾威胁不再担任志愿军司令员的职务。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影响毛泽东的想法。其实，他很可能早就怀疑苏联是否会兑现承诺。当然，他之所以对出兵的决定坚定不移，也有他自己的理由，不是为了苏联或是朝鲜，而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归根到底，他会派兵参战，因为不这样做的话，就意味着新中国软弱无能，无力保卫自己的国界线，因此，无论有没有苏联的援助，他都要出兵。他再次在同志们面前说要出兵。毕竟他们可以得到苏联的武器装备，而且苏联至少还答应保护中国的领土主权。毛泽东请彭德怀不要辞职，他相信，即便没有苏联的空中掩护，他们依然能打败美国人，他们高昂的士气将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在会议行将结束之时，中国领导人再度做出相同的决定：出兵朝鲜。毛泽东电告周恩来，他们将首先攻击李承晚的军队。“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23]同时，毛泽东要求周恩来继续留在苏联进行谈判，尽量争取更多的援助。中国军队首先将在朝鲜最北部的山区构建防御工事。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日期最终定在10月19日。
10月16日，彭德怀召集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商议作战计划，给他们打气。他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们不到朝鲜去和美国人战斗，那以后就得在中国的领土上和他们战斗。但是在提到没有苏联的空中掩护时，他看到这些指挥员的脸上闪现出焦虑不安的神情。一些高级干部曾给他发过电报，表示反对在没有空中掩护情况下与美军作战。电报是这样说的：“敌人肯定会集中大批飞机、大炮和坦克，毫不犹豫地对我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地形也不利于构筑有效的防御工事，因为“当地的气候非常寒冷，到处都是冻土。一旦敌人展开全面进攻，我们根本无法守住阵地”。他们想至少等到春天之后再出兵。这些指挥员还在电报中指出，他们的意见也是绝大多数指挥员的心声。
由于存在诸多分歧，彭德怀于10月18日飞赴北京。听了彭德怀的汇报后，毛泽东意识到高级将领中存在很大的不安和顾虑。[24]但是，他认为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这个决定，也不能改变原定计划。也就是说，这个决定就是最终的决定：部队将于19日晚开始渡江。部队每天在黄昏之后渡江，次日拂晓之前停止前进。为了积累经验，先派两三个师在第一天晚上率先过江。彭德怀马上飞回安东，转告毛泽东的指示。任何人对这一决定提出异议，即可视为不服从命令。至此，美中两国的碰撞已经不可避免。10月19日夜，志愿军开始渡江。尽管并非所有人都斗志昂扬，但整个过程还是相当顺利。有些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的志愿军战士，把鸭绿江上的大桥称为“鬼门关”。
此时还有一个问题尚待解决：由谁来指挥作战。毛泽东已经决定由彭德怀挂帅，但金日成认为，应该让他来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他显然还需要重新认识现实：朝鲜领导人怎么可能去指挥中国军队。彭德怀也看不上朝鲜人民军的战术。他曾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谁都能看得出来，这是冒险主义!他们的军事指挥太小儿科了!19日，金日成曾下令誓死保卫平壤。结果是3万名朝鲜人民军战士没有逃脱(联合国军的追击)。”中方曾一度不让金日成知道，他不能再指挥作战了，现在指挥作战的是彭德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