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0月15日，在上任五年半之后，杜鲁门终于见到麦克阿瑟。此时，麦克阿瑟的军队正在向鸭绿江挺进，而中国军队则在四天之后要跨过鸭绿江。自担任美国总统以来，杜鲁门就一直想见见麦克阿瑟，但高傲的麦克阿瑟将军却两次拒绝了总统的邀请(实际上是命令他返回华盛顿)。现在，白宫认为，仁川登陆之后也许是两个人见面的最佳时机，因为这次会面有足够的政治动机：国会中期选举即将于11月初开始。仁川一役取得大胜，在经过战争初期饱受指责之后，杜鲁门和他身边的人都认为，有必要分享一点围绕在麦克阿瑟周围的光环和荣耀。
杜鲁门是一个懂得人情世故的人，他一直以为，只要坐下来谈一谈，他就能和人打得火热。杜鲁门坚信，只要面对面接触，他就能凭借自己的技巧读懂别人的一举一动，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是一个坦率直自的人，一个不喜欢浪费别人时间的人，更是一个开诚布公的人。他已经和艾森豪威尔及布莱德雷成了好朋友，但唯独麦克阿瑟不行。他对这位将军最多的印象，恐怕就是他的堂堂风度。在这次会面的两天前，在去威克岛的路上，他在写给表兄尼利·诺兰德的便笺中说：“我明天就要与上帝的得力助手交谈了。”[1]
最终，他们的谈话还是没有离开政治这个话题。杜鲁门最信赖的私人助理兼演讲撰稿人乔治·埃尔西一直极力促成这次会面。早在9月底，即美军收复汉城之后，他在和杜鲁门一起畅游波托马克河时就提出这个建议。这并不是没有先例。在“二战”即将结束时，罗斯福就曾亲赴火奴鲁鲁，调解尼米兹和麦克阿瑟之间的矛盾。最开始，杜鲁门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应当去，但最终还是去了。用他的特别顾问查尔斯·墨菲的话来说，杜鲁门是在手下人的压力下这样做的。[2]当然，两个人都没有公开提到政治问题，但话里话外都没有离开这个话题。有些白宫人士，尤其是负责安排总统日程的秘书马特·康奈利认为此行是个错误，并直言劝告总统。当杜鲁门问及理由时，康奈利答道：“国王什么时候会去看望王子呢?”[3]一直把麦克阿瑟当作敌对力量的艾奇逊也认为，此行把政治和战略混在一起，绝对是一个糟糕的决定。他后来称“整个想法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他自己一点也不想参与。当杜鲁门请他同行的时候，他的回答很干脆：“虽然麦克阿瑟将军身上有许多外国君主的特征……但我要说，尽管说出来很困难，真把他当君主一样来看待似乎不太明智。”[4]在各军种参谋长中，只有布莱德雷一同前往。甚至国防部长马歇尔将军也拒绝前往，部分原因是他与麦克阿瑟的个人关系很紧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一直反对把政治和国家安全混为一谈。
最初，火奴鲁鲁似乎是最合理的会面地点，但麦克阿瑟坚持认为，离开司令部太远对他来说是危险的。于是，威克岛就成为最终的选择。威克岛距离华盛顿4700英里，到东京l900英里(麦克阿瑟不想到很远的地方的另一个理由是，他不喜欢在夜里坐飞机)。不过，即便是离他这么近的威克岛，麦克阿瑟似乎也懒得去。在离开东京前往威克岛的路上，将军的情绪不太高;他一直向同行的美国驻韩国大使穆西奥抱怨，他完全是迫不得已才去的。他说，为了政治原因而跑这么远的路，这完全是在浪费时间，他们难道不知道“他还在带兵打仗吗”?[5]像麦克阿瑟这样的主角，当然不想见另一个华盛顿的主角，尤其又是一个来自其他党派的人，来分享自己的荣誉和掌声。坐飞机跑到这里来见总统，显然不符合他对宪政等级制的个人理解：人们应该来主动拜访他才对。
但这次会面还是在1950年10月15日如期实现，而麦克阿瑟公开表现得愤愤不平。关于这次会面还有很多传闻，有一种不实的说法是，麦克阿瑟故意让自己的飞机晚点，这样，杜鲁门的飞机就先着陆，等待将军的到来。将军对总统的有意失礼令许多人大吃一惊，其中就包括青年军官、天才的翻译弗农·沃尔特斯(他后来与包括尼克松在内的很多共和党人成为密友)。沃尔特斯认为，另一类失礼行为是，麦克阿瑟不相信任何职位在自己之上的政府官员，比如，他对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不屑一顾。沃尔特斯后来写道：“我们的教科书说，陆军部长是所有军人(无论其军衔如何)的顶头上司。”[6]但是对沃尔特斯来说，麦克阿瑟的最慢待之举就是不向总统敬礼，这违背了最基本的惯例。沃尔特斯注意到，杜鲁门对此并没有在意。总统这样做是明智的：如果你老想着什么事情，那它一定会发生，如果你不去想，那它就不会发生。
毫无疑问，会谈是在互不信任的气氛中展开的。但会谈至少在表面上进行还顺利，不过也就是就表面而言，因为这毕竟是迄今为止整个战事最大快人心的时刻。他们的会谈日程上还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尤其让来自华盛顿的官员不安，那就是中国的意图。北京发出的即将参战的声音——现在已经不是让潘尼迦传口信了——让华盛顿非常担心。这些声音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呢?杜鲁门总统和他周围的人都在揣测。沃尔特斯后来回忆说，杜鲁门的第一句话就是：“根据我们的情报显示，中国可能要出兵。”[7]
白宫在控制媒体对会议的报道方面有一手。杜鲁门随团携带白宫的新闻团队，他们知道该报道什么，不该报道什么。但白宫不允许麦克阿瑟带上他最喜欢的驻日记者，尤其是美联社、合众社和国际新闻通讯社的记者。其他驻东京的记者戏称他们为“宫廷卫士”，即他们的报道很可能出自麦克阿瑟的手下，甚至是将军本人之手。[8]把这些“宫廷卫士”留在日本，只会让麦克阿瑟更愤怒，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无法控制会议报道了。这显然不能振奋他的精神。
会议地点是个再荒凉不过的小岛。但两个人似乎很谈得来，更准确地说，两个人都在努力保持自己的绅士形象。在第一次会谈中，麦克阿瑟问总统是否介意他抽烟，杜鲁门说可以，又补充说：“我是这个世界上被烟雾喷得最多的人。”[9]他们在威克岛实际上进行两次谈话：一次是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之间的私人谈话，话题主要是中国的反应;另一次由所有随行人员都参与的会议，持续时间较长，主要的话题依旧是中国，以及这场战争还会持续多久。
当时留下完整的会议纪要表明，他们的会谈主要是围绕中国展开。在第二次会议时，国务院高级官员菲利普·杰塞普[10]的资深秘书弗尼斯·安德森当时就坐在会议室外面。由于会议室的门是敞开的，所以她能进行记录。结果，她凭借出色的速记能力，完整记录了当时会议的谈话内容。几个月之后，随着战事变得异常艰苦，而麦克阿瑟又拒绝对错判中国出兵一事承担责任时，这些记录就成了非常重要的证据。
会上，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我们将在朝鲜大获全胜。”在简单讨论一番战后统一的朝鲜未来之后，杜鲁门向麦克阿瑟提出此行最关键的问题：中国和苏联出兵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麦克阿瑟不加思考地回答：“可能性非常小。如果他们在头一两个月进行干涉的话，那将是决定性的，可惜他们错过了这一时机。现在用不着再担心他们参战，我们也不必再对他们毕恭毕敬了。中国人在东北有30万军队。”他接着说，在这些部队中，其中很可能有不超过10万 — 12.5万人部署在鸭绿江边，只有五六万人可以渡江作战。“他们没有空军。现在我们的空军在朝鲜已经有了基地，如果中国人试图推进到平壤，他们一定会遭到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伤亡。”
腊斯克记得，在提到来自北京的威胁时，麦克阿瑟极为轻蔑。他说，他“一点不明白，他们(中国)为什么要管这件破事，他们现在肯定会感到后悔”。接着，麦克阿瑟谈到第10军即将在元山登陆，将在一周内拿下平壤，朝鲜人将在感恩节之前彻底放弃抵抗等。他希望能在圣诞节之前撤回第8集团军。布莱德雷说，是否能从正在韩国作战的部队中抽出一个师派到欧洲。将军回答，这没问题，并建议选择第2步兵师，因为他们英勇善战，曾在釜山保卫战中重创敌军。于是，很快就有人起草了一份让第2师撤出朝鲜的文件。
无论是杜鲁门还是他的随行人员，都没要求麦克阿瑟做更详细的说明，特别是在最敏感的问题上，也就是督促麦克阿瑟关注边界地区形势以及万一遭遇中国人或是苏联人时应作何反应等问题，同样令人遗憾地一带而过。一切都似乎欢欣鼓舞，因此也就没什么好多问的了，就好像没有提出的问题和不知道的事情都不会伤害到他们一样。万一中国人真的参战并躲过麦克阿瑟的空中侦察，形势会怎么发展?这个问题两人从未探讨过。会谈的每项宗旨，无论是在礼节还是政治上，都是避免提出尖锐的问题。麦克阿瑟也一直让自己显得风度翩翩，尽管在东京到威克岛的途中，他一直在抱怨华盛顿为了政治原因而利用他，但是在和总统的会晤中，他却表现出了自己最好的一面，举止优雅，言谈得体。他对杜鲁门说，自己是历史上从总统那里得到最多支持的指挥官。[11]
杜鲁门本人对当前最尖锐、最危险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中国可能参战而带来的危险，也是闪烁其词。没有人提醒麦克阿瑟，不要把联合国军派驻到与中国接壤的省份。所有这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有一段时间，会议进行得似乎过于迅速。腊斯克试图放慢节奏，他担心疑神疑鬼的记者团会抓住这一点，把会议说成是搞公关。他给杜鲁门递了一个纸条，提醒总统放慢会议速度。杜鲁门回答说：“不，我希望在我们陷入麻烦之前，尽快离开这里。”[12]最后，在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即将分手时，总统向将军颁发了一枚“杰出服役勋章”(这是麦克阿瑟得到的第五枚同样的勋章了)，以表彰他的“英勇无畏、恪尽职守以及杰出的外交才能”。在前往机场的路上，麦克阿瑟问杜鲁门是否会再次竞选总统，总统则反问麦克阿瑟在政治上有什么打算。麦克阿瑟回答：“没有。如果说有哪位将军反对您的话，那他肯定是艾森豪威尔，绝不会是麦克阿瑟。”杜鲁门说，艾森豪威尔对政治一窍不通：“如果他当总统的话，那格兰特的政府就算得上是楷模了。”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次会面都是失败的。他们把联合国军可能受到的威胁最小化，至于如何应对这些威胁，则只字未提。对于这次会面的认识，麦克阿瑟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是为了在中期选举之前分享仁川登陆的荣誉。当两队人马即将分道扬镳离开威克岛时，人们听到的是乐观积极的总结。杜鲁门当天晚些时候对记者说：“自上任以来，我还从未开过如此令人满意的会议。”双方起草并发布了联合公报，一位现场记者就此写道：“他们就像是两国政府的首脑一样。”[13]约翰·甘瑟写道，将军有点不耐烦了，急匆匆地准备离开。他掏出怀表看了一下，细心地擦拭了一下表面，然后又放回口袋。他拒绝了记者的提问。麦克阿瑟对他们说：“所有评论将由总统的公共事务官员通报各位。”甘瑟认为，这句话似乎有点讽刺的味道，因为大家都知道，总统只有新闻秘书，没有负责公共事务的官员。艾奇逊后来写道：“每个人都以为对问题已经达成一致，但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想法。”[14]
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出兵参战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各方有着不同的观点。几周之后，当让他们心痛不已的事实摆在面前时，李奇微正在华盛顿忧郁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此时，他不禁想起1950年8月初和哈里曼拜访麦克阿瑟时的情形。在提到台湾这个话题时，麦克阿瑟语气激昂起来。
他说，如果中国人胆敢进攻台湾的话，他会马上赶到台湾，亲自指挥作战。“彻底打垮他们，让这一战成为震惊世界的决定性战役，一场震动亚洲的灾难，而且或许能挡回共产主义。”然后，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他怀疑中国人是不是会那么愚蠢，“我每个夜晚都祈祷中国会这样做——我常常是跪下来祈祷”。李奇微认为，少有美国士兵想和一个拥有6亿人口的亚洲大陆国家开战。最初，李奇微还以为麦克阿瑟的想法只是出于他的好大喜功，只是一个老人想在历史上写下更辉煌的一页。后来，在试图挖掘麦克阿瑟北上的动机时，李奇微写道：“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铲除共产主义巨龙的剑客，这一幻想是不是促使他最终做出挺进朝中边境线这个鲁莽的决定，我们到现在也不得而知。但是我猜这个想法至少会让他的胜利梦想更具诱惑力。”[15]
在即将于战场上兵戎相见的两支军队中，只有中国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而美国人，无论是军人还是政客们，还在满心欢喜，对即将到来的血战几乎一无所知。战况的发展别提多顺利了。很快，杜鲁门就发现，麦克阿瑟还是像以前那样，对自己充满敌意和猜疑，而麦克阿瑟后来也写道，威克岛会议让他确信，华盛顿的态度已经出现了“古怪而危险”的变化，行政当局越来越不想与共产主义作斗争。至于杜鲁门，1954年在接受《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记者吉姆·卢卡斯采访时，麦克阿瑟说：“这个小杂种(杜鲁门)肯定觉得自己是个爱国者。”[16]
美国对这场战争缺乏明确的目标，从一开始华盛顿和东京(麦克阿瑟)对战争的态度就迥然不同。早在7月13日乔·科林斯和范登堡到东京拜访麦克阿瑟时，他就公开声称，他的第一目标是彻底摧毁朝鲜军队，然后“妥当安排并统一朝鲜”。“也许有必要占领朝鲜半岛全境，”他接着说，“尽管现在看来这有点不切实际。”现在这就是他的目标了，连华盛顿的人都要老远地跑来和他分享荣耀，这让麦克阿瑟确信，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反过来，这又让他更加难以自抑。
美国在20世纪有过很多军事误判，但麦克阿瑟决定一路打到鸭绿江边这一错误绝对无人能及(越南战争属于政治失误，因为决策者是文官)。那里已经插满中国军队的红旗，只不过是他对这些红旗视而不见。当他的军队一路北上时，各部队各自为政，通联不佳，天气状况也越来越差。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则躲在山岗上耐心地等待他们，随时准备切断他们撤退(或者说逃命)的羊肠小道。正是这位因朝鲜人的补给线过于脆弱而决定在仁川登陆的将军，让本部队的补给线在他无法控制的地域内拉得越来越长、越来越不堪一击。正是这位为了迅速结束战争、避免让自己的部队在朝鲜的寒冬里作战而选择仁川登陆的将军，在中国东北的严冬即将到来时，决定把自己的部队派往北方。李奇微在四十年后发出这样的感慨：“作为一个战地指挥官，我最难理解的事情之一就是，东京司令部怎么能这么健忘，把我们的部队送到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去作战。”[17]
那时麦克阿瑟有许多罪过，包括狂妄自大，爱慕虚荣，但最大的罪过莫过于他彻底低估了对手。尽管他一直待在亚洲，但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他满以为中国还是19世纪的中国。朝鲜战争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指出，麦克阿瑟对亚洲人的印象就是“百依百顺，俯首帖耳，天真烂漫，绝对服从”。[18]20世纪40年代末的日本人就是这样，因为输掉了“二战”，日本人正急于从胜利者身上汲取经验教训。但其他大多数地区则是刚刚体验到新兴革命的胜利，而中国内战所发生的一切，恰恰是这种变化最有代表性的体现。但麦克阿瑟从不去理解这种变化。部分原因在于他刚愎自用的性格，也正是这种性格造就了他的神话。他从来不向人求问，好像他无所不知;他是神的使者，别人只能听他的。在中国军队入朝时，戴夫·巴尔少将是驻韩美军的一名师长。尽管他比其他任何美国军官都清楚为什么共产党能在中国取得胜利，因为他是最后一位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曾亲眼目睹毛泽东的崛起，对共产党军队的战术也了如指掌，但是，麦克阿瑟从来没想过让他给其他团长和师长传授一下经验。
麦克阿瑟头脑中的中国，还是那个大革命之前的中国。对于毛泽东如何统一中国和为什么能成为这个国家的领袖，麦克阿瑟似乎一点也不关心;对革命造就出来的解放军，他更是一点不感兴趣。他对敌人到底是谁，对这个敌人过去何以能取得胜利一点好奇心都没有，这真令人不可思议。尽管在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前已经掌握了大量情报，尽管已经从战俘的口中挖出这些消息，但情报部长威洛比却对敌人在12月底的作战动向几乎一无所知。尽管此时已是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一个月之后，但麦克阿瑟仍然以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是林彪，而不是彭德怀。[19]麦克阿瑟似乎更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没什么大的意义。l949年9月，也就是在毛泽东宣布建国前的一个月，他曾对国会议员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被“大大地高估了”。他那时还说，打败他们的方法，就是“打击他们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说，在空中和海上”。他补充道，只需要“出动500架战斗机，再派出像陈纳德这样的老将出马指挥就足够了”。[20]他曾在太平洋上巧妙利用空中优势击败日本人，还以为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对付中国。事实将证明，对美国空军力量的过分依赖和渲染，将成为重大军事失误。这一失误很快将萦绕在麦克阿瑟部下的头上。他似乎以为中国人会在白天以传统作战队形走到美军阵前，等着美国飞机消灭他们。乔·科林斯后来曾写道，“二战”空战的胜利蒙蔽了麦克阿瑟的眼睛，那些适用于对付机械化程度较高但机动能力较差的日本人的作战方式，并不适用于对付出现在这场战争中的中国人。[21]科林斯认为，甚至是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也对战场形势缺乏第一手的感性认识，这一点的确令人遗憾。
麦克阿瑟对作战双方的判断有自己的理论。他一向以了解东方哲学(也就是他不止一次说过的“东方人的思维”)而自傲。每次提到这个问题，他都会说，亚洲人尊敬坚定不移的强人。麦克·林奇在沃克去世之后担任李奇微的飞行员，曾经近距离接触很多关键人物。林奇认为，朝鲜战争中最大的谜团之一就是“麦克阿瑟所说的东方人的思维。我们也许已经了解马尼拉的富商，蒋介石军中那些胆小如鼠的腐败军官，东京街头卑躬屈膝的日本人，但我们对饱经战争洗礼的朝鲜人和刚刚打败蒋介石的乐于献身的中国人，却一无所知。这违背了一个军事指挥家所应遵守的最基本准则——了解你的敌人”。[22]
实际上，麦克阿瑟对亚洲的了解很有限。自1905年以来，他就从未踏上过亚洲大陆，他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更是漠不关心。[23]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只了解菲律宾这一个亚洲国家，但菲律宾和大多数亚洲国家之间的区别，就如同纽约和达拉斯一样，相去甚远。在菲律宾，他被视为国家英雄，和这个国家的上层人士结下非同寻常的关系，得到了非同寻常的回报。实际上，从1942年初开始，他和手下的几名主要军官就一直从菲律宾总统奎松那里拿着天价俸禄，以保证他们在未来继续成为菲律宾人最有影响力的朋友。甚至就在他们即将起身离开菲律宾前往澳大利亚时，奎松还利用一项令人迷惑的战时财政安排，向麦克阿瑟及其几名手下支付了64万美元。谈到这笔交易，卡罗尔·莫里斯·佩特洛讪讪地写道：“还没有哪个美国军官享受过如此崇高的尊重和如此高贵的待遇。”在这笔钱中，麦克阿瑟独享50万美元(按现在的购买力计算，可能相当于1000万美元，而且免税);他最看不起的参谋长理查德·萨瑟兰拿到7.5万美元，萨瑟兰的副手理查德·马歇尔拿到4.5万美元;麦克阿瑟的助手西德·哈弗得到2万美元。美国国防部知道这件事，也就是说，马歇尔和罗斯福肯定知道这笔交易，但没人试图出面阻止。不久之后，奎松也给艾森豪威尔提供了一笔金额不相上下的资助。此时艾森豪威尔是华盛顿的高级军官，至于这笔资助的理由，可能是表彰他在1935至1939年间在菲律宾的工作吧。不过艾森豪威尔明智地婉言谢绝了奎松的厚礼，并以备忘录形式在官方文件中对此事进行说明。[24]
和此前的很多将军一样，麦克阿瑟也相信，即便面对完全不同的敌人，每一场战争都和下一场战争没什么区别。因此，他自然无法区分这两个出现在不同战争中的完全不同的亚洲敌人。在“二战”中，日本派出的是传统的正规军，打的也是传统的正规战，他们的失败不是因为个别战士的能力有限，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工业基础薄弱。从军事角度说，他们惧怕硬碰硬的传统军事力量，尤其是空中打击力量。相比之下，中国不是一个工业化的大国，中国人非常清楚自己的薄弱环节，并据此调整了自己的战术。因此，他们的作战方法基本反映了该国的原始工业经济现状。而他们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大规模转移兵力——夜里行军15英里，不准任何人吸烟，白天蜷伏在手工挖掘的洞穴里，这种能力让麦克阿瑟和他手下的指挥官大惊失色。
于是，当麦克阿瑟的部队大踏步地向鸭绿江边挺进时，中国人已经精心准备好一场当代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伏击战。现在，中国人需要的就是让麦克阿瑟向北深入，让他的补给线拉得越来越长，直至变得不堪一击为止。8月底，当雷英夫向毛泽东报告麦克阿瑟可能进攻仁川的时候，这位中国领袖就向他提出一大堆问题，既有麦克阿瑟将军以往的战术风格，也有他的性格等。雷英夫告诉毛泽东，他“以高傲狂妄和刚愎自用而著称”。毛泽东顿时来了兴趣，连声说：“好，好。越狂妄越好，越固执越好。”他又接着说，“一个自高自大的敌人是最容易被打败的。”[25]
现在，麦克阿瑟的部下发扬光大了他的自负性格，让他以为他想看到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而他怀疑的东西就会被最大限度地缩小。某通讯社记者克拉克·李以及曾在“二战”期间一直随同麦克阿瑟的战地摄影师理查德·亨谢尔曾写道，他的手下反映了他身上最糟糕的东西，因为他们毫无偏差地放大了他最恶劣的本性，却又不能有任何弥补。他们写道：“有些人对麦克阿瑟奉若神明，他们的行动就像是把被马歇尔、金和霍普金斯(这三位都是当时华盛顿有影响力的人物)阴谋钉在十字架上的麦克阿瑟小心翼翼地抬下来，生怕他再受一点伤害。”[26]事情一直就是这样。几年之前，有一次，麦克阿瑟向马歇尔将军谈论一个观点。他刚一开口说“我的手下……”马歇尔便打断他：“将军，你没有手下。你有一个宫廷。”[27]一向以善解人意著称的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认为，在东京的那些年里，麦克阿瑟的下属们就像是路易十四宫廷里的大臣。位于日本第一生命保险公司大楼里的麦克阿瑟司令部“验证了战时军队的基本法则：离前线越远，你遇到的畏缩不前者、马屁精和傻子就越多”。但麦克阿瑟身边的马屁精和献媚者比任何人都多，他们在和麦克阿瑟说话时，语调“几乎只有颤抖和敬畏，我一直以为，这些献媚行为终将把他绊倒”。[28]
到1950年秋季，他们的圈子越来越小，越来越反复无常。如果麦克阿瑟笑，他们就跟着笑，如果麦克阿瑟皱眉，他们也跟着皱眉。如果事情顺利，那是因为他们的上司是个伟人;如果不顺利，那是因为华盛顿那帮不共戴天的死敌。历史学家威廉·斯塔埃克一针见血地评价说，那时在麦克阿瑟身边的都是些“不敢打扰他自己编织的自我欣赏之梦”的人。[29]但是在朝鲜，下属的这些毛病却从来没有让麦克阿瑟烦心过，而麦克阿瑟也很少把失败的责任归咎干他的情报部长威洛比。在麦克阿瑟的司令部里，职位要求的必备才干与任职者现有的能力及其获得的评价之间反差最大的，莫过于威洛比。马尼拉的巴丹俱乐部之外的一些军官有时叫他查尔斯爵士、威洛比勋爵、冯·威洛比男爵或是漂亮的查尔斯亲王。迪克西使团团长巴莱特认为他是最能颠倒是非的人。他私下里把威洛比称作“皮尔森王子”。前战略情报局情报官卡莱顿·韦斯特说，威洛比这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W”应该改成“V”，这样，发音就更像是德语了，因为他的专权和傲慢更像普鲁士人。[30]有一次，威洛比问高级参谋罗杰·埃格博格博士：“罗杰，你觉得我有普鲁士人的血统吗?”埃格博格回答说，你可以这么说。威洛比对此感到非常骄傲。麦克阿瑟甚至有一次叫他“我亲爱的法西斯分子”。[31]
威洛比不仅仅是麦克阿瑟主要的情报官，在朝鲜战争期间，他更是唯一能影响麦克阿瑟的情报官。大多数指挥官都希望能有尽可能多的情报来源，但麦克阿瑟只关心自己能控制的有限情报;他不希望自己身边出现不同甚至是反面的声音。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军情报告首先必须要和他想做的事情实现无缝对接;这就意味着，威洛比献给麦克阿瑟的情报都是他有意预制好的。而显示中国人已经出现的那些高度专业化的情报评估，可能妨碍麦克阿瑟做他最想做的事情：继续北上，直抵鸭绿江。直到威洛比犯下未能侦察出中国军队的位置和意图的灾难性大错时，中央情报局终于被允许进入这一地区。
威洛比是生于普鲁士的极右翼分子，用中央情报局计划部主任弗兰克·维斯纳尔的话说，他“满脑子意识形态，不注重任何事实”。[32]威洛比似乎一直未能融入美国文化，他曾对“二战”期间为《时代》周刊工作的罗伯特·谢罗德说，美国应该去和一个不同的敌人战斗。他说：“华盛顿的政策不靠谱，我们应当把英国交给德国人，我们的战争应该在这里(亚洲)结束。”[33]他心目中最大的英雄并不是麦克阿瑟，而是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一个纯粹的法西斯主义者，曾在20世纪30年代在纳粹支持下抢班夺权，并在“二战”期间倒向德国。即便是在给麦克阿瑟当情报部长时，他还在忙于给佛朗哥写传记。在“二战”期间的一次晚宴上，威洛比对美国的军政领导横加指责，甚至突然举起酒杯高呼：“向世界第二伟大的军事指挥家、尚不是我们的盟友或者说美国的好朋友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致敬!”[34]这话让当时在场的约翰·冈瑟非常震惊。曾采访过威洛比的《时代》周刊的年轻记者弗兰克·吉布尼提到，他“经常谈论两个伟大的将军，不管何时，你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猜他说的到底是麦克阿瑟还是佛朗哥。他总喜欢说自己刚从将军那里拿到一批上好的红酒，你能猜得出他说的很可能是佛朗哥，因为西班牙人比东京司令部的人更会做红酒买卖”。[35]
在其他任何一个美军的司令部里，威洛比都不可能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他的职位升得越高，他身上的普鲁士人味道就越浓。有的时候，他甚至戴一副单片眼镜，正像他的一位同事所说的那样，他更像电影导演埃里希·冯·斯特劳海姆，而不像“二战”时期的德国总参谋长卡尔·冯·龙德施泰特。吉布尼认为，威洛比的言谈举止多少有点让人觉得可悲。他总想让自己显得更有贵族风范。“他经常离开司令部，带着给自己捧场的上校们去东京的俱乐部打网球。在一个大热天打网球时，他会留心观察，看着你说：‘吉布尼，打得好，今天能在球场上看到你真是高兴啊。嗨，吉布尼，他们说只有疯狗和英国人才会在中午的大太阳底下出来，但现在我也一样。’然后，最无聊的就是那群上校，他们会假惺惺地开怀大笑，好像威洛比的话很幽默似的。此时，你会突然为东京司令部能收到多少情报并传给华盛顿感到担心。”[36]
威洛比的出身一直备受争议。他声称父亲是德国贵族，母亲是美国人，但大多数人认为他是在撒谎，他的贵族身份完全是他杜撰出来的。当然，他自己也并未澄清出身的谜团。在《美国名人录》以及他提交给军方的自传中，威洛比说自己于1892年3月8日出生在德国的海德堡，是弗里歇·冯·特谢普—威登巴赫男爵之子，母亲的闺名叫艾玛·威洛比，来自巴尔的摩。但海德堡人口登记部门该日记录的出生者只有阿道夫·奥古斯特·威登巴赫，其父的名字是奥古斯特·威登巴赫，职业为制绳工人，其母为艾玛·朗格豪瑟，也是德国人。《记者》杂志的弗兰克·克拉克豪恩指出，德国方面的文件表明，没有主事者在威洛比的名字前加上“冯”这个贵族称号。威洛比早年的一位朋友证实，他的父母都是德国人，威洛比这个名字实际上就是威登巴赫的英语音译，在德语中的意思是“柳树溪”。克拉克豪恩曾就这个问题询问过威洛比，后者说，自己是个孤儿，不知道父亲是谁，这和《美国名人录》的说法一致。唯一没有疑问的是，他在1910年来到美国，时年18岁，参军时的名字是阿道夫·查尔斯·威登巴赫。他用了三年的时候熬到中士，退伍后进入葛底斯堡学院学习，并在堪萨斯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研究生，之后在中西部的几所女子中学任教。1916年，他再次参军，在美墨边境服役，最终虽然来到法国，但未真正上过战场。“一战”后，他在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担任美国大使馆的武官。据比尔·麦卡弗雷回忆，内德·阿尔蒙德从第一眼见到威洛比起就开始讨厌他。此后，他自封为军事史学家，后来又成为情报军官。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在堪萨斯州的利文沃斯堡(该地培训美国最有希望的中级军官)任教时，不知道怎么和麦克阿瑟搞上了关系。1940年，他来到菲律宾，很快成为麦克阿瑟的头号情报专家。从那时起，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放大麦克阿瑟的神话。在“二战”期间以及在东京和朝鲜的那些年里，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创作一部有关将军的军旅生涯的专著，据说这纪念碑式的作品原有三千多页，但出版时只和一般书籍的长度差不多。
虽说麦克阿瑟的手下通常会联合起来抵制外界的挑战，但他们内部也分为许多派系，并为博取麦克阿瑟的欢心而争斗。威洛比和麦克阿瑟的另一个心腹科特尼·惠特尼一直在争做麦克阿瑟的乖宝贝。律师出身的惠特尼通常帮麦克阿瑟做些法律工作。由于和菲律宾高层人士交往甚深，惠特尼在马尼拉的那几年里给麦克阿瑟帮了大忙。威洛比的优势则是深谙麦克阿瑟的喜好，不仅了解将军最想听什么，更是把他捧为历史大人物。1947年，他是这样描绘麦克阿瑟的：“在这个时代，您无人能及……一提到伟大的领导人，我是指伟大的人而不是伟大的思想，人们总会想到马尔伯罗公爵，想到拿破仑，想到罗伯特·李将军。不管怎么说，这古老的王朝联盟……一个绅士可以效力于大公。我的事业也可能终于此……环顾当今世界，大公们正在离开世界舞台，同时还激烈抵抗着野蛮人，就是那些被俄国人的鞭子驱使的不知名的暴民。”[37]
对华盛顿的很多高官来说，威洛比的存在恰好证明麦克阿瑟的军队就是他自己的军队，根本不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挥。在他们看来，威洛比就是“一战”中的敌人留下的东西。用麦克阿瑟的传记作家克雷顿·詹姆斯的话说，“他太像普鲁士人了，就差一个德式尖顶盔了”。威洛比的意识形态偏见之深甚至令麦克阿瑟的其他下属很不舒服。在构建日本民主未来的过程中，威洛比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甚至大力宣扬清除“新政”自由派人士的大本营，在他的眼里，这些人要么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要么就是共产党人。他还自封为新闻检察官，随时竖起耳朵，寻找任何违背麦克阿瑟意愿的声音。《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约瑟夫·弗罗姆认为：“当时，我们很多人报道了政府机构的这些内部斗争，这些严肃而又饶有趣味的报道内容是关于决定日本未来走向的斗争，也反映了麦克阿瑟司令部里的两股基本势力，即改革派和传统派。”“我对这种势力的划分进行过深入的客观研究，更重要的是，这些报告既不是他喜欢的，也不是麦克阿瑟喜欢的，因此，威洛比确信我是共产主义者。我还记得，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要和我进行一次面对面的谈话。那次会面简直可以用疯狂来形容，他只想谈列宁和马克思，就好像我们两个人都知道这场游戏到底是要干什么。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他是彻底的反共产主义者，是法律的化身，而在他的心目中，我是共产党人，因而是违法者。而且他表明我和他在这场对抗中是平等的，他没有以势压人，最后他是用自己对共产主义的观点战胜了我的观点。”[38]多年之后，弗罗姆依据《信息自由法案》找到了自己的安全档案。令他大吃一惊的是，档案充斥着毫无意义的垃圾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威洛比及其手下一手捏造的，很多内容极端卑劣，毫无根据。“如果把这些东西当真的话，那足以毁掉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但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负责为国家收集情报的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无非是在浪费时间。而那个司令部对事实视而不见，更是让人不可理喻。”[39]
威洛比是个阴谋论者。在他看来，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一切，绝对不是什么长期受压迫者以当代政治手段去寻求解放和表达自己意愿的历史性事件，而是阴谋家的诡计。在朝鲜战争开战前的1950年5月，威洛比在写给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40]的信中声称：“是美国共产党人预谋了中国的共产化。”他信中写道，这些人是地地道道的亲共者，他们“对异己的事业，对以征服西方世界为目标的泛斯拉夫主义式的共产主义圣战，有着不可名状的狂热”。[41]他还与国内的反政府极端人士关系密切。早在1947年，他就开始对驻日美军部队展开调查，正如布鲁斯·卡明斯所说，这些调查和麦卡锡在三年后进行的调查没什么不同。威洛比一直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和阿尔弗莱德·科尔伯格(科尔伯格通常被认为是“院外援华集团”的关键人士和联邦调查局的核心成员)来往密切，向他们提供在他看来是危险的左翼分子的情报，其中就包括国务院中那些认为蒋介石胜算极低的人。麦卡锡在调查“二战”时的“中国通”时，就采用了他收集的一部分情报。[42]在麦克阿瑟被解职后，威洛比与美国极右翼势力过从甚密，并撰写了一些恶毒攻击他人的文章，文中充满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色彩。l952年，在艾森豪威尔即将获得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威洛比告诉麦克阿瑟，这证明共和党人是“狡猾的阴谋分子，准备让罗斯福和杜鲁门的吸血鬼式统治永久化”。
由此可见，所有传到东京司令部的重要情报，都要通过威洛比的眼睛进行一番过滤。威洛比的重要性不在于他有显而易见的能力缺陷，而在于他反映出了麦克阿瑟的心理弱点。麦克阿瑟虽然才华横溢，但有性格缺陷，他无时无刻不需要有人去服从、去奉承。绝大多数军官对威洛比鄙夷不屑。比尔·麦卡弗雷曾说过：“我一直担心有一天他会被谋杀，万一他被谋杀，我相信他们肯定会来逮捕我，因为我恨死他了，还讲过很多关于他的真话。”[43]第l0军的作战处长约翰·柴尔斯中校(军长阿尔蒙德最信赖的副手之一)说：“麦克阿瑟并不希望中国入朝参战。只要是麦克阿瑟想看到的，威洛比就能找到让将军对自己的判断信心百倍的情报……他真应该进监狱。”[44]
威洛比的作用在10月末达到顶峰。当时，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中国军队已经进入朝鲜与中国接壤的北部地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威洛比开始着手证明，他们根本就没有出现在那里，即使有，也只是少数志愿者。尽管在10月底和11月初，韩军和美军骑8团在云山遭遇中国军队的伏击，但威洛比极力弱化这些铁证。当时很多参战人员后来认为，虽然首批中国战俘供出许多情报，但威洛比拒绝就此采取迅速行动。他没有在情报简报中加入明确的警告，所以应当对骑8团在云山全军覆没、日后第8集团军遭到重创、大批官兵阵亡和被俘负主要责任。对这些人来说，威洛比无异于恶魔：他一方面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疯狂叫嚣，但另一方面，又把联合国军引入中国人的包围圈，轻易断送了他们的努力。一位聪明的青年作战参谋比尔·特雷恩认为，威洛比“想让人们觉得他了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但最终他拿出来的东西毫无价值，什么用都没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在那段时间，他唯一做的事就是和真理与事实作对，竭尽全力地阻止事实从下级传到上级，阻止上级据此采取相应的行动”。[45]
在战争时期，情报员要保持正直、客观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一个杰出的情报员会研究那些隐藏在黑暗中的线索，想方设法勾勒出未来事态的轮廓。他们要在成见或文化偏见与事实混杂之处发现敏感的东西，借助微不足道的一线光影，寻求事实的真相。他必须和事实站在一起，即便站在大多数人的对立面也在所不惜。对一个真正杰出的情报员来说，他的职业或许充满压抑和误解，因为他必须把上司不愿意听到的东西直言不讳地传达给上司。一个杰出的情报员应该竭尽所能，尽量从未知的状况发现可知的线索。他必须努力让自己像敌人那样去思考，必须认真倾听反对者的声音。他必须知道，只有敢于挑战自己的价值体系，才能真正理解敌人的本性和动机。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威洛比不仅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而且起了反作用。一位退休的老上校对其他老头不无悔恨地抱怨说，他害了我们。他后来不像年轻时那么好，不像刚参军时那么勇敢了。当了三十一年情报员的卡莱顿·斯威夫特认为，如果威洛比的行为不是那么要命的话，你肯定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小丑。[46]斯威夫特出身战略情报局，后进入中央情报局工作，以美国驻汉城总领事一职为掩护身份，因此不受威洛比管辖。“威洛比表现出的那种刚愎自用，让你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其和一个合格的情报人员联系到一起。在他的身上，你看不到情报人员所应有的丝毫怀疑精神和谨慎。似乎他总是正确的，从来就不会犯错误。他左一个确信无疑，右一个确信无疑，每句话结尾处好像都有一个感叹号;他说哪件事情不会发生时，那件事就不会发生，而且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他经常会这样说：‘我们知道，对方会这么做，我们也知道，他们不会那样做。’更糟糕的是，你不能去挑战威洛比。因为他经常清楚地向你表示，他的话代表麦克阿瑟，你挑战他就是挑战麦克阿瑟，这显然是不允许的。因此，战地情报人员很难让自己的情报原封不动地传递给上级司令部。”[47]斯威夫特年轻时曾任职于战略情报局，“二战”期间曾在越南和胡志明打过交道，美国那时还与胡志明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国内战期间，他在昆明工作，离开时则对中共的军事能力赞赏有加。斯威夫特在中国一直有可靠的情报来源，因此对中国军队在东北的大规模调动了如指掌。他认为，那时对待情报来源要完全依赖于直觉和信赖。他知道，中国军队正在沿鸭绿江边境线大量集结，中国领导人也一再公开表示要入朝作战。谍报员传来的所有信息都表明，中国人正按计划走向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认真对待中国人的承诺。
到了10月中下旬，斯威夫特又陆续接到谍报员的报告，称中国军队正在进入朝鲜。这些谍报员都是中国人，用当时充满种族主义气息的行话来说，他们做“斜眼儿”。尽管这些情报的质量好坏不一，但其内容足以引起任何一个情报人员的重视。斯威夫特还从军情界的很多朋友那里听说类似的消息，因而后来他认为，这表明他们知道，在元山地区被俘并接受白善烨将军和美军司令部审讯的是中国军人。但斯威夫特还知道另一些事，“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不了威洛比。中国人不会来。他知道这个，他从来不会错”!
实际上，威洛比不仅阻止战地情报部门向朝鲜战场上的高级指挥官传送最宝贵、最重要的信息，他还切断其他情报来源，眼睛紧盯着中央情报局驻东京办事处那少得可怜的几个人。根据与美国海军的事先安排，中央情报局在第七舰队内设立工作组，其基地位于日本的横须贺，由威廉·达根负责。威廉·达根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老牌特工，以前在欧洲工作。从9月底到10月，达根从台湾同事那里获得很多有关中国军队动向的特别情报。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分国民党人依旧保有无线电。他们有时会想办法在夜间溜出来向台湾发送情报，报告自己的位置及所在部队的下一步动向。这些信息只有一个主题：大队人马已经集结在东北边境线，而且前线指挥人员已经认定，上级已经决定渡过鸭绿江。
到10月底，所有无线电台突然之间都变得悄然无声，也许是因为他们已经进入朝鲜，必须要实施无线电管制，但这也从另一方面验证了此前警报的真实性。当时，在台湾有一个名叫鲍勃·梅尔斯的CIA年轻特工从国民党同行手中得到这些报告，并立即转送给上级。他知道这些情报已经转送到日本的达根手中，但他当时不知道，威洛比知道此事后就威胁说，除非达根停止将此类情况向上级汇报，否则就把达根的工作组赶出日本。[48]
与此同时，在第8集团军内部，人们也在情报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最倒霉的就是第8集团军情报处长克林特·塔肯顿，他夹在疑心渐生的朝鲜战地情报员和威洛比之间左右为难。“他是威洛比的人，不是沃克的人，这层关系很重要。你得记住威洛比在整个指挥体系中权力很大。”[49]年轻的特雷恩时任骑1师的作战参谋，他认为，中国军队已经进入朝鲜，悲剧即将上演。“这是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不是美国陆军的司令部。如果你要绕过威洛比，得到的惩罚可不只是被调离现职，很可能是没了军中的前程。”因此，塔肯顿接受了东京的命令，就像威洛比在10月28日(也就是在元山地区俘获三名中国士兵的三天之后)的一份情报评估报告中说的那样，“实施此类军事干预的最佳时机早已过去;考虑到朝鲜残部已基本丧失战斗力，很难想象中国会采取军事干预行动，即便他们曾有过此类计划”。[50]
但特雷恩对云山地区发生的事情非常警觉。由于情报处缺少人手，他被拉入该处工作。随着对事态的日益关注，他掌握的情报可以无可置疑地说明，中国军队已经大规模参战，不可能像威洛比的情报机构那样对这些情报嗤之以鼻。这些情报让你不寒而栗，迫使你去掌握更多的情况。尽管从技术层面上讲，收集情报不是特雷恩的本职工作，但如果你不知道敌人是谁和在哪的话，那你怎么制订作战计划呢?就在中国军队对云山发起进攻之前，他觉得自己还在拼七巧板。他发现，每一个新情报都让即将发生的战事更清晰地显现在面前。北进的美军士兵正在走进一个轮廓越来越清晰的伏击圈。上级情报机关系统地缩小这些情报的意义，甚至是公开诋毁这些情报的行为，让特雷恩感到极度震惊。在如此危急的时刻，他们至少应该要求情报人员收集更多信息。但事实正好相反，他们在悍然低估敌军的规模，并清楚地表示，他们不想得到更准确的情报。只要特雷恩和师作战科长约翰·达布尼注意到有中国人出现的迹象时，威洛比的手下就会不遗余力地缩小其意义。[51]
让这场斗争变得更不公平的是，塔肯顿不是自己的盟友。他倒也算不上自己的对手，他被夹在固执己见、专横独断的上司和令人不安、无法接受的现实之间而动弹不得。特雷恩在多年之后认为：“塔肯顿处在一个无所作为的境地。威洛比是他的顶头上司，还喜欢仗势欺人，他知道自己的权力有多大，也喜欢弄权。他控制着东京的情报机构，而塔肯顿又是他的人，所以他又控制了第8集团军的情报处。于是，他可以作出任何他想要的情报评估报告。至于塔肯顿，无论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都只能处在威洛比的阴影之下。”[52]达布尼后来也说，塔肯顿受到威洛比的影响太大。[53]他们一提出看到中国军队的说法，威洛比就能找到否认的理由。如果韩军报告在一场战斗中打死36名中国士兵，而且尸体还留在战场上，威洛比马上会解释说，这是东方人讲面子的一贯做法。因为韩国人的作战能力太差了，所以能打死几个中国士兵，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极大的骄傲。如果证据显示有五六个中国师出现在某一地区，威洛比肯定会解释说，他们不是来自你说的那些中国部队，而是另一小股编入朝鲜人民军的中国军人。
军中有些人正在玩火，他们稳坐东京司令部，而付出代价的则是那些必须在极端恶劣条件下与最危险的敌人交战的前线官兵。比如说，10月30日在云山受到第一次攻击之后，美国驻韩国大使馆的埃弗里特·德伦姆莱特认为情报部门的观点非常正确，于是就电告国务院，两个团约3000人的中国军队已进入朝鲜。他如实回答了上级提出的十万火急的问题。但是在第二天的电报里，他就把这个数字减少到2000人。到11月1日，战俘审讯的结果已经表明，这些战俘来自不同的军，这说明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不止两个团。但塔肯顿依旧根据威洛比的逻辑说，尽管这些小部队来自不同军，但完整的军团尚未出现。[54]
11月3日，随着云山的情况日趋明朗，威洛比也只是略微地调高了一点敌人的兵力：中国军队已经进入朝鲜，最少1.65万人，最多不超过3.4万人。11月6日，塔肯顿又把与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作战的中国军队总人数估计为2.7万人，而实际上的这个数字已经接近25万人，而且还在增加。11月17日，麦克阿瑟告诉美国驻韩国大使穆西奥，在朝的中国军队不超过3万人，而第二天，塔肯顿就把这个数字增加到4.8万人。11月24日，也就是联合国军挺进鸭绿江、发起总攻的那一天，他们感觉中国军队仍不强大，且没有坚固的防御阵地。威洛比估计中国兵力最少4万人，最多7.1万人，实际上当时有30万中国大军正在耐心等待联合国军一步步走进他们的陷阱。
情报部门内部也存在着巨大分歧。不仅许多战地情报官现在开始坚信，威洛比的错误不可原谅，连名义上级别高于塔肯顿、原本应执掌军情报处的鲍勃·弗格森中校也对威洛比表示怀疑。弗格森是在塔肯顿上任之后来到朝鲜的，他试图改变塔肯顿的想法，但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不幸的是，他的对手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体系，而弗格森又恰恰是这个体系的局外人。正如特雷恩所言：“这也许是我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因为你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它来到面前，并知道已经发生的还将继续发生，无奈地看着这些无辜的年轻人一步步走进可怕的陷阱。”[55]
对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来说，尽管他明知感觉不对，但又不得不服从上级命令。最初，他一直阻止战争记者报道中国军队是否进入朝鲜的消息。在韩军第一次捕获几个战俘时，美联社的汤姆·兰伯特和《时代》周刊的休·墨菲特听说这些战俘至少有一个是中国人。于是，他们马上驱车20英里赶到韩军的一个团部，一名会说英语和汉语的韩国军官正在审问战俘。这名战俘身穿棉夹克，军服完全不同于他们此前看到的敌人。这个战俘确实是中国人，他自己也毫不隐瞒：他说，外界都以为他们是志愿军，但实际上不是。第二天，兰伯特和墨菲特乘吉普车赶到沃克的司令部，但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第8集团军司令仍然不承认这一点。沃克说：“当然，他们可能是中国人，但不要忘了，洛杉矶也有很多墨西哥人，不能因此就认为洛杉矶是墨西哥的城市。”[56]实际上，从第一次俘获中国军人那一刻起，沃克就进入极端紧张的状态。11月6日，也就是在骑8团遭重创后，威洛比曾飞到平壤参加一次会议，沃克找到他说：“查尔斯，我们都知道，这里已经有中国人了。你总得告诉我，他们来这儿干什么。”据沃克的传记作家威尔逊·希弗纳说，威洛比的回答根本就算不上回答。
当时，沃克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在庆祝收复汉城时，他就告诉助手乔·泰纳和飞行员麦克·林奇，这是个伟大的日子，因为他终于要知道未来的计划是什么了。当天晚些时候，他一脸迷茫地回来。没人去问沃克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在跨越三八线后，他打算沿着朝鲜半岛的狭长颈部，也就是从平壤到元山修筑一百多英里长的野战工事，不去深入占朝鲜国土面积大约三分之二的荒无人烟之地。只占据这一地区就易于巩固、保卫和供给，并让意欲来袭的中国人或是朝鲜人暴露在联合国军的空中打击之下。深入三百英里直到鸭绿江就大错特错了。但上级并没有去想这些。实际上，沃克不再是第8集团军的司令了，只算半个司令，因为所有的重大决策都绕过他。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参加一场比赛，终点线是鸭绿江，他必须赶在阿尔蒙德和他的第10军之前撞线。
李奇微认为，这一切绝非偶然。华盛顿可能处于守势，但麦克阿瑟也知道，来自东京司令部的三个词就能让他们警醒，也就是“Massive Chinese Intervention”。一旦出现有新敌人参战的证据，无论是军方(包括马歇尔将军和各军种参谋长)，还是华盛顿的政治人物，都会立即由被动转为主动，都会给麦克阿瑟施加严格的限制，而不会像现在这样放手不管。因此，在云山之战以后，北上征程的第二场战事是一场关于中国军队有多少人的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