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西方奇幻小说网 > 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二

  这是一个发出信号也没人接收的时刻。有关中国军队即将参战的警告之所以没有引起注意,部分原因是那些认识到中国表态真正含义的人已经被排挤走了,他们对决策已不再有影响力;另一部分的原因则是,在这个极端关键的时刻,中国没有找到合适的信使。代表中国向西方国家传递信息的是时任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潘尼迦是一位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外交家,但他不喜欢华盛顿惯用的外交手段。杜鲁门政府认为潘尼迦是一个无法让人接受的极左人士,因此,他所传递的信息、自然也只能反映他的政治偏见,而不是现实(至少华盛顿更愿意把他的观点看作是有偏见的)。潘尼迦是个严肃的作家,写过几本书,其中包括《亚洲与西方的统治》,连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也对这本书大加赞赏。但在外交界潘尼迦是个初出茅庐的新人,因为他所代表的国家毕竟只是一个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新型亚洲国家。他认为西方世界的发展方式不同于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观点——恰恰反映了他的政治“偏见”。但是印度和中国不同,是一个非白人统治的民主国家,对西方世界在后殖民时代采取的任何侵扰都极为敏感。潘尼迦对欧洲国家的冷战外交毫不关注,相反,他只关心自己看来是更伟大的斗争:殖民者与殖民地以及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斗争。对最传统的西方外交家来说,冷战是那个时代超越一切的历史事件,而非白人社会推翻殖民主义只是主旋律中的插曲而已;另一方面,对于潘尼迦这样的人来说,殖民主义的结束才是最伟大的历史时刻,冷战则是无足轻重的陪衬。潘尼迦认为,毛泽东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就是全球反殖民斗争的一部分——这与华盛顿的看法截然不同。

  潘尼迦于1948年4月抵达中国。在这段时间里,他目睹毛泽东统一中国的最后几个月,也为国民党的极端腐败所震惊。他写道,由于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即便是买一点点东西,也得带着满满一大箱钞票。[1]他对蒋介石有一份夹杂着伤感的同情。在他眼里,蒋介石是一个拥有中世纪思维的智者,用他的话说,蒋介石是个“晚生一个世纪的伟人”。他不喜欢蒋夫人宋美龄,认为她“自命不凡……经常矫揉造作地效仿女王的言谈举止”。[2]尽管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完全依赖于美国援助,但政府高官还对美国人摆出一副“要人领情的恩赐态度”,这让他感到很好笑。对于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人,“美国只是能给中国带来急需的美元和武器的强大夷狄,他们的文化没有任何值得敬仰之处”。[3]

  潘尼迦是那个时代印度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印度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他最初做的是记者,后来成为严肃的历史学家。他是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的亲密战友,两人在独立斗争期间结下亲密的友谊。

  1950年7月底,在与潘尼迦就朝鲜问题进行的第一次谈话中,中国总理周恩来向他保证,中国没有入朝作战的想法。但是到了8月底,也就是在仁川登陆之后,北京的口气开始变化,很多高层领导人向潘尼迦发出越来越清晰的警告。在他们眼中,仁川登陆之后,来自美国的潜在威胁发生变化,因此,他们不干预朝鲜局势的立场也在转变。或许潘尼迦本来就不是华盛顿选择的信使,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变化,而随着形势的变化,华盛顿的信使也要换人。

  华盛顿不信任潘尼迦,认为他是一个左翼人士。早在9月23日,也就是仁川登陆的一周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告诉潘尼迦,中国不会对朝鲜局势袖手旁观,不能让美国人轻松打到中国的边境线。聂荣臻的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潘尼迦也提出这个问题。聂荣臻的回答很清楚:“尽管我们都知道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但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必须阻止美国人的侵略。美国人可以轰炸我们,可以摧毁我们的工厂,但绝不可能在陆地上打败我们。”

  潘尼迦暗示,凭美国的军事能力,他们可以把中国打回半个世纪之前。聂荣臻回答说:“我们已经预计到了,美国人可能会动用原子弹,那又怎么样呢?他们可能会杀死几百万人。但如果没有牺牲,就不可能保卫一个国家的独立。”聂荣臻又说,美国人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农村,因此“原子弹又能发挥多大的威力呢?”[4]聂荣臻就此已经非常清晰地向潘尼迦表达了毛泽东的观点。

  与此同时,在和其他西方国家驻华武官的交谈中,潘尼迦还听到有关中国正在用火车向东北运兵的消息。尽管西方国家将信将疑,但事实证明,潘尼迦的消息绝对准确。

  但真正的警告是在10月2日深夜传来的。那天潘尼迦刚睡了一个半小时就被叫醒,说是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在楼下等他。下楼之后,对方告知他,周恩来马上要与他面谈。他猜想自己可能会被逮捕并驱逐出境,于是提出给自己十分钟的准备时间。

  会晤在凌晨0点20分举行,一小时后潘尼迦动身参加这次重大会晤。会见非常正式,中方的信息简单直接。在见到周恩来的时候,他发现对方脸色阴郁。周恩来告诉潘尼迦,如果美国越过三八线,中国将被迫采取干预措施。潘尼迦问他是否已经获得美军越线进攻的消息,周总理说是的,但尚不确定事情到底发生在哪里。周恩来说:“如果越线的是韩国军队,那无关紧要;如果是美军,那就另当别论了。”会谈结束,潘尼迦于中午12点30分抵达住所,马上起草一份报告,将中国政府的态度汇报给新德里的上司。随后,新德里向国际外交界做出通报。10月8日,潘尼迦通过收音机得知,联合国已授权麦克阿瑟北进。当夜,潘尼迦在日记中写道:“显然,美国故意投票支持发动进攻,英国是支持者。这对美国人来说绝对是一个悲剧性的决定。英国人其实也知道,以武力解决朝鲜问题肯定会遭到中国的干预,目前集结在鸭绿江边的中国军队肯定将参战。不过,或许这也是美国人、至少是某些美国人希望看到的结果。他们可能会想,这也许是和中国摊牌的一个机会。不管怎么说,麦克阿瑟的梦想已经实现。我只是希望,这不要变成一场噩梦。”[5]

  柯乐博是典型的老派“中国通”,是个极端保守的人,时任国务院中国事务办公室主任。他从英国方面得知周恩来对潘尼迦发表的声明,并认为美国政府应严肃对待这一声明,绝不该把它当成耳旁风。但上司认为他一贯喜欢大惊小怪,因此没必要听他的。其实,美国政府也尝试与中国进行对话,并试图安排美国驻印度大使洛伊·亨德森悄悄会晤中国驻印度大使,但中方认为不妥,并拒绝了美方的动议。

  再来说潘尼迦。虽然英国最终认真考虑了他的警告,但总体上西方外交官还是对他半信半疑。美国驻荷兰大使通过电报,把荷兰(另一个主要的前殖民国家,但现在也只能不情愿地撤出原来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政府对潘尼迦恶评反馈给华盛顿。荷兰人指出,潘尼迦强烈建议印度总理尼赫鲁反对联合国把朝鲜称为侵略者的宣言。中央情报局认为,潘尼迦是无辜的,是一个被中国利用的工具,但中国其实对自己发出的威胁并不当真。艾奇逊也不以为然,他认为潘尼迦不过是中国的传声筒而已,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官;这一警告只是“惶恐不安的潘尼迦说的大话而已”。[6]在艾奇逊看来,中国是绝对不可能想和美国及联合国在战场上交手的。中国眼下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和苏联的漫长边境线,并迫切地希望能在联合国安理会谋得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参战“纯属发疯”。[7]

  那时没什么人的思维能力比艾奇逊更强大、更具逻辑,他的思维技巧可与伟大的律师相媲美。他相信自己知道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中国怎样做对自己有利。他坚信,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与美国这样的敌人作战毫无意义。尽管艾奇逊能力非凡,但还是缺乏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能力。

  9月末,在朝鲜军队惊惶北撤之后,中国人实施军事干预的脚步也加快了。他们的下一步行动就是参战——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阻止美军和联合国军的前进步伐。中国认为,朝鲜人的独立太轻松了,而中国则不一样,数十年与在数量上与技术上都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战斗,并最终获胜。

  当中国警告美军有可能在仁川登陆时,金日成毫无反应,这一点让中国领导者感到愤怒和震惊。在中国,任何一个对如此有力、几乎是板上钉钉的情报视而不见的指挥官,肯定会被撤职。8月初,当中国军队开始在鸭绿江北边集结时,中国派出高级将领邓华约见他的朝鲜同行。邓华过江来到边境的安东县,发现这是他能走到最远的地点,因为朝鲜方面不想让他接近战区。

  中国人之所以出兵朝鲜,是因为毛泽东认为这有利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也是为国内斗争和国际革命形势所迫。但毛泽东也知道兵败朝鲜意味着什么——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和解放前的旧中国,并无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当面对西方敌人的军队,新中国依旧是一个虚弱无力的巨人。因此,几乎从金日成的进攻行将失败的那一刻起,毛泽东就开始盘算着如何准备入朝参战。7月初,当金日成的军队还能在战场赢得辉煌胜利之时,毛泽东就下令组建东北边防军,驻扎在中朝边界线,其中包括第四野战军所属的至少三个军,这也是当时中国的精锐部队。东北边防军的规模最终达36个师,约为70万人,后来又部署了七个炮兵师和部分防空部队。

  毛泽东意识到,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已经不可避免,他必须对参战可能付出的代价做出最现实的评估。8月31日,在周恩来主持的军事会议上,与会高级将领不仅提出各自的作战需求,也对与美作战第一年的可能伤亡情况进行预测。会议认为,第一年可能会有6万人阵亡和14万人受伤。[8]

  在仁川登陆后的几周,中方的主要决策基本上出自毛泽东。他是那种笃信革命的典型人物。从手无寸铁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到历经长期内战之后终于取得胜利,尽管充满血腥和艰难,但他的大多数判断还是正确的。毛泽东相信,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的普通民众——农民。他坚信中国拥有再度成为世界大国的权利,而力量的源泉就是他领导的革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它唤醒了中国农民的反抗意识,并把阶级压迫和政治启蒙转化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正因为有信仰,他的军队才能比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更强大。作为新中国最主要的建筑师,他现在想的就是保持这场革命不变色。这种信仰在某一历史时段,以及当它成为某些历史人物心中的主要信念时,它就具有强大的力量。

  毛泽东非常了解自己需要了解的事情,比如他非常了解中国农民和他们的疾苦,更深知旧社会的残酷。要真正理解毛泽东在这个关键时刻的选择,就不能再把他仅仅看成是革命的设计师,而且是革命成果的保卫者。他相信,他的敌人——实际上有很多,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注定要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他的革命成果。因此,他只能在敌人动手之前先发制人。

  9月7日,也就是仁川登陆的一周之前,中国外交部召回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的政治参赞柴成文。周恩来问他,中国是否应该出兵朝鲜,一旦出兵的话,将会遇到何种困难?柴成文回答,最大的问题就是后勤补给。首先,要把物资从全国各地运到鸭绿江的基地,然后再从这里运到战场。在离开北京时,柴成文认为,中国领导层已经做出参战决定。柴成文猜对了,但决策者不是中国的领导层,而是毛泽东。在整个9月,中国只有两项重要任务:一是向东北集结部队,二是让领导层中的其他人接受毛泽东的观点。即便有反对的声音,也主要来自军队,但军队通常服从于党的政治需要。大多数中外人士都认为,如果中国出兵朝鲜,林彪元帅将担任总司令。实际上,在朝鲜战争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由于中共方面一直严格保密,而联合国军的情报来源又极为有限,因此美国高层一直以为对方的司令员是林彪。

  让部下暴露在美军的炮火之下,这种想法让林彪很难接受。有一次,他问柴成文,朝鲜是否具有与敌人进行长期游击战的能力和意愿。这个问题表明,他对中美正面对抗犹豫不决。其他一些将领也同样表示怀疑,政治局内也有人私下这么认为。假如他当时知道中方得不到苏联承诺的空中掩护的话,他会多么激烈地反对。对此我们只能凭空猜想。在7月初到9月底的这三个月里,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反复和林彪谈话,希望由他指挥作战;但每次提到这个话题时,林彪都说自己身体状况欠佳[9]。在很多人看来,这表明林彪对这次军事干预行动持保留态度,不愿意参与。

  9月初,毛泽东在一次党的重要会议上发表讲话,表明他出兵朝鲜的决心。他认为,美国人是纸老虎,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美国发动的是不义的侵略战争,这会严重影响美军的士气和战场表现。他指出,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处于困境当中,且自绝于其他国家,经常遭到世界舆论的批评。是的,美国能生产大量钢铁和武器,但这远远不够。美国的运输补给线延伸太长(从柏林到朝鲜),也就是说,美国的地缘政治范围跨越两个大洋。毛泽东对美国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政治见解。他认为,美国的小伙子们在朝鲜战争初期的战绩这么糟糕,并不是因为这个核超级大国的常规武器失了准头,而是因为这些工人阶级子弟不愿为他们不信任的资本主义目标而战,故心有杂念、动机不纯,没有中国士兵那么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勇气。毛泽东指出,美国军队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战能力,远不及“二战”时期的日本和德国。他说,他不怕美国的原子弹。如果美国敢用的话,“我就扔手榴弹”。[10]

  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对毛泽东来说绝非易事。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常彻夜难眠——一个人坐到天亮,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眼睛盯着朝鲜和中国的地图,似乎等待着某个终极真理浮出地图。但是,这一重大的决定是很清楚的:中国别无选择,必须参战。台湾是他最大的心病。对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来说,台湾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现在,麦克阿瑟却把台湾说成是美国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让她成为美国事实上的领土。因此,对毛泽东来说,这意味着作为中国合法领土一部分的台湾变成死敌们对付中国的致命武器,而拿下台湾应当是中国内战的最后一战——这是美国当政者所不理解的。

  凭借一支装备极端原始的军队,对由强大的美国第七舰队防卫的这个岛屿实施两栖登陆,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由于缺少海空作战能力,中共对金门的两栖进攻失败。这次战斗发生在内战即将结束之时,也是共产党在内战中最惨重的失败之一。毛泽东一直在催促苏联尽快提供飞机,催促苏联顾问帮助组建空军。

  中国在后勤补给上占有优势,这就让朝鲜战场显得更有吸引力。尽管美国军队在日本设有补给基地,但由于北进后战线拉得太长,再加上地形和气候的不利原因,供给变得困难甚至脆弱。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毛泽东可以随时调遣四倍于美军的兵力;他对解放军的勇敢精神和严明纪律更是信心百倍。在毛泽东的眼里,韩国军队不堪一击。如果美军主动挑战,他希望能尽量避免正面作战,等敌军暴露和脆弱时实施打击。他认为,与美国人发生正面冲突实际上不可避免。一旦冲突发生,他希望能选择最适合于己的地点。此外,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判断也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他相信,如果能在朝鲜打败美国人,那么,经过长期艰苦内战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在政治上将更加稳固和强大。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很多成员都认为,现在参战再糟糕不过了,因为国家疲惫不堪、尚未统一、财政匮乏、经济崩溃,和美国这样一个经济富庶、实力强大的国家对峙,只会给国内的敌人以可乘之机。因此,像这样艰巨的远征绝对应当尽可能地推延。当然,西方情报人员甚至包括中央情报局的高层官员认为中国人应当这么想,如果他们是中共领导人,他们也会这么想。

  但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内的绝对权威至关重要。尽管各个委员在表面上是平等的同志,但毛泽东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就是新中国领导集体的化身——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一点,并服从于他。他们认为,毛泽东是在战争和政治方面具有极高悟性的领袖,具有超越常人的先见之明。正如弗吉尼亚大学年轻的天才历史学家陈兼所说,他就像一个伟大的棋手,总能比对手提前考虑未来的一两步。在做出这个决策之后,毛泽东彰显了伟大领袖的风采。在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眼中,毛泽东是一个远见卓识、值得信赖的人,因为他更了解人民群众的心声。[11]在思考如何应对朝鲜局势时,毛泽东逐渐意识到,这场战争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它将向人民证明中国是世界政治舞台上新的革命力量,同时这也是党巩固政权的一个途径;他将通过这场战争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出兵朝鲜尽管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在财力和人力方面遭受巨大损失,但这个出乎西方分析家意料的决定,将证明毛泽东作为一个领袖超出常人的远见卓识。他要向中国人民证明,美国一直是他们的敌人,中国与美国势不两立。亲美和亲西方的中国人是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因而也是他的政敌;他相信,与美国的对抗将有助于孤立这部分人。还有一点,这场战争将让中国人更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他后来开玩笑地说,在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支持出兵朝鲜,这一个人就是他自己,那半个人是周恩来。[12]

  入朝参战也有其他原因。参战可以证明,新中国已经不再是外国列强侮辱和剥削的对象。毛泽东认为,把这种思想宣传给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困难——中国人民痛恨中国过去所遭受的外国剥削,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感同身受。实际上,他的反帝宣传攻势早已开始。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曾发表过一份《美中关系白皮书》。这份白皮书旨在缓解国内压力,表明美国政府已经为拯救这个自我摧残的国民党政府倾尽全力;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完全是蒋介石自己的问题。白皮书太长、太复杂,普通美国人根本就看不懂,但引起了批评家们的愤怒。他们认为,美国政府是在蒋介石危难之时搞落井下石。白皮书一经发表,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比尔·诺兰德、帕特·麦克凯兰和肯尼斯·威利便发表一份共同声明,称这份白皮书是“长达1054页的粉饰无所作为政策之物”。[13]在中国,毛泽东马上意识到白皮书独一无二的宣传价值。对他来说,艾奇逊和白皮书作者要说明的,也就是美国在内战时期对蒋介石的巨大支持,恰好也是他想告诉中国人民的。这绝对是铁打的证据、天赐的良机,它告诉全世界,美国人多么阴险地为了本国利益而去操纵和敲诈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美国人从来就不是你的朋友——为此,他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美宣传运动。这让华盛顿感到万分震惊,也预示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新领导人并不急于和西方大国做朋友。毛泽东连续发表五篇文章驳斥白皮书,亲自领导全国反美运动,这也让毛泽东成为全中国的风云人物。

  毛泽东坚信——后来显得太过于相信,他的军队能胜过装备先进的美军。他对此毫不掩饰,一点儿都不愤世嫉俗;他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坚信如此。尽管在10月中旬时,中央政治局曾就是否与美军对抗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毛泽东不改初衷,而当时斯大林正准备违背向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的承诺。9月,中苏之间就苏方应提供多少援助展开意义重大的谈判。斯大林担心苏联会因此陷入与美国的大规模对抗。美国对朝鲜进攻的反应如此之快,让斯大林惊讶不已,也让他比以往都更加谨小慎微。与中国人一样,苏联也对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向金日成提出过警告。在中国东北边境线上建立一个由美国扶植的军事基地,对斯大林来说无异于噩梦,而这种情况似乎越来越可能成为战争的结局。

  现在,当朝鲜人民军溃败时,金日成开始向斯大林施加压力,请求苏联拯救他的军队和国家。虽然苏联人一开始就告诉过金日成,他们不会派遣作战部队,但斯大林或许曾告诉过金日成,中国可能会出兵。9月21日,也就是在仁川登陆一周后,斯大林在朝鲜的私人代表马特维耶·扎哈罗夫将军督促金日成向中国求援。[14]虽然朝鲜领导人担心这会形成对中国的依赖,但随着战场上的坏消息一个个地传来,金日成开始清楚地意识到,他别无选择。一周之后,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一致认为,如果汉城失陷,敌军越过三八线,那就急需外援。之后,金日成请苏联驻朝鲜大使特伦蒂·什特科夫转告斯大林,朝鲜请求苏联出兵。什特科夫拒绝了这个要求,于是,“惊慌失措、绝望无助”(什特科夫的原话)的金日成及其外相朴宪永亲自向斯大林发出求助信。10月1日,斯大林复信指出,眼下唯一的希望就是说服中国参战。当夜,金日成就找到中国大使,请求中国出兵援助。他还询问,一旦出现最坏的情况,中国政府能否允许他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流亡政府。

  一场微妙的游戏在三个共产党国家之间进行着。一向慢待中国的朝鲜现在绝望地求助于中国。毛泽东的政治信仰促使中国决定出兵参战,但中国不想立即摊牌,他们希望能在和苏联的博弈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尤其是在空中掩护问题上。9月下旬,苏联表示同意向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15]于是,一股最终促成中国与美国正面碰撞的力量开始涌动。9月30日,即仁川登陆的两周之后,韩军第2师率先越过三八线。一周之后,即10月7日,美军骑1师紧随其后跨越三八线,直逼平壤。11月初,美军在云山与中国军队交战,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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