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美方而言，跨越三八线向北挺进，其实是他们唯一可以做出的决策。文职高官们原本以为，即使战局发展到这一步，他们也还是可以掌控事态，但到头来，他们却别无选择。在朝鲜对南方发起势如破竹的进攻时，无论是杜鲁门，还是艾奇逊和他在国务院的同事们根本就不会去想，如果战局扭转、朝鲜人被击溃，自己应该怎么做。实际上，在战争开始后的两个月里，内阁唯一想的就是怎样保住美国大兵的性命。那时，设想他们在通向北方的大门洞开时该做什么，肯定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但仁川登陆大捷之后，这突然间变成眼下最大的事情;夺取更大胜利这一念头不断敲击着他们的欲望之门。当更大的胜利似乎已经摆在面前时，即使是那些6月底在布莱尔大厦[1]里谨慎决策的官员也无法控制自己了。当朝鲜人民军一度要攻占整个朝鲜半岛时，高级文武官员和麦克阿瑟对战局的判断以及对华态度上的分歧几乎都被压了下去。现在这种对立开始浮出水面。因为是朝鲜人先跨过美国人所认为的边界并挑起这场战争，因为有那么多的美国人命丧朝鲜，因为战区总司令一直就梦想着反攻北方，所以说这是一个注定要做出的决定。美国在南方取得的胜利越辉煌，阻碍其进军北方也就越困难。
此时，任何想阻止挥师北上的人都会被冠以“绥靖者”的帽子。实际上，中国问题游说集团在参议院最具权威的发言人、来自加州的参议员比尔·诺兰德已经使用这个词了。在冷战最初的几年时间里，整个世界似乎被断然划分为黑白分明、尖锐对峙的两大阵营。这种划分是为了凝聚国民意志，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面对一个危险的新世界。此时，双方几年口水仗所累积的威力有助政府发布北进的训令，尽管这件事其实需要人们运用灰色思维的方式来对待。现在唯一能让美国人一泄心中愤怒的就是挥师北上，让美国大兵的脚踩到朝鲜的领土上。止步于眼前的局部胜利，再维持原有让人难以满意的现状显然远远不能满足人的胃口。部分动因来自军事形势。因此，他们没有理由止步于三八线，等待敌人重整旗鼓、大举反攻。最合乎军事逻辑，也是参联会抛在脑后的行动，就是稍微越过三八线，大量集结空军力量，寻找便于炮兵保护的合适地段，然后开挖战壕，不给对手任何攻击的机会，再伺机寻求停火。否则的话，那就意味着美国人要在一场有限战争中接受有限胜利，与永远无法为伍的敌人握手言和。实际上，坚持继续北上、彻底制服敌人的绝不只麦克阿瑟一个人。尽管其他高级指挥官经常难以和他进行合作，但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能联合起来(其实，军人代代相传的一个观点就是：抓住任何能实现突破的机会)。
由决定北上而引起的争论根本就算不上争论，因为即将跨越三八线的这支军队实在是太强大了。与此同时，国务院里的诸多变化同样至关重要，尤其是凯南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在决定是否跨越三八线时，他已经没什么发言权了。他一直认为，如果我们想统一朝鲜半岛，那来自苏联或中国的威胁就太大了;在此问题上深受凯南影响的保罗·尼采深表赞同。在凯南看来，继续北上就是把美国人带入灾难性的危机中，华盛顿根本就控制不了麦克阿瑟，可怕的事情即将来临。对他来说，这样的决策无异于梦魇。他认为，对这件不会改善美国地缘政治形势的无关紧要的小事，美军的手伸得太长，而且这么做的风险也大得惊人。事到如今，他只能作壁上观。
被迫坐在一边看热闹的不只凯南一人。在任国务卿伊始艾奇逊就一直努力使自己适应当时的政治局势，并对远东问题未雨绸缪。大多数“中国通”或中国事务负责人早已被清除出局——尽管艾奇逊本人对此一直不愿意承认。自负使他不愿让别人认为自己会因政治因素而在任何问题上妥协。而在北进问题上，他既要面对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又要煞有介事地告诉大家：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是不一样的。这的确让艾奇逊筋疲力竭。
艾奇逊清除掉的“中国通”马上被保守派所替代。于是，国务院中的政策团队，尤其是负责亚洲事务的官员就像走马灯一样换个不停。少言寡语的温和保守派官僚迪安·腊斯克成为政府中亚洲事务的头号人物。腊斯克与凯南恰恰相反：凯南对中国和苏联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但对国内政治要务却几乎一无所知，而腊斯克精于国内政治，对远东则知之甚少(也不感兴趣)。艾奇逊在需要让步时马上就想到他。腊斯克曾主动要求从副国务卿降为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当时，艾奇逊告诉他：“你之所以得到紫心勋章和国会荣誉勋章，就是因为这件事。”[2]
事实证明，腊斯克对待中国的态度绝对是最死板的。在后来的越战期间，他成为对待亚洲共产党国家众人皆知的强硬派人物。但即便是早在1950年夏季，他的强硬立场就已经开始在联邦政府中有所显现，这一立场使他不会遇到政治麻烦。他相信毛泽东的崛起是历史性的转折，“均势的变化正在有利于苏联，而不利于美国”。[3]与凯南不同的是，腊斯克把共产党阵营看作铁板一块。他是最早主张让杜勒斯进入国务院的高层人物之一，杜勒斯一进国务院，两个人便在保卫台湾问题上成为坚定的盟友。1950年5月18日，杜勒斯撰文指出，台湾是划定两大阵营前线的首选地点;十二天之后，腊斯克也提出同样的主张。他们都把这个孤岛描绘成最有吸引力的防御阵地，因为这里恰好处于美国海空力量的有效半径之内，而强大的苏联(和中国)陆军就只能望洋兴叹了。
杜勒斯再入国务院一事备受争议，足以说明杜鲁门和艾奇逊在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共和党反对力量时被迫处于守势。作为共和党影子内阁的国务卿和杜威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杜勒斯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始终与东部国际主义的政治势力联系在一起。l948年大选的失败让杜勒斯极度失望。后来，他谋得一个纽约州参议员的职位，并声称永不再参加大选。但之后杜勒斯又决定为保住参议员的位子而参选，不料在一次特别选举中输给受人欢迎的前州长赫伯特·雷曼;在全部近500万的有效选票中，他的票数还不到20万。尽管如此，不甘寂寞、一心梦想重回政坛的杜勒斯知道，一次失败不代表永远失败。于是，他开始向民主党人提议自己可以到国务院发挥作用。他告诉行政当局官员，自己可以帮他们压制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吉斯和罗伯特·塔夫脱等共和党右翼分子的势力，但前提是“杜鲁门允许(他)对‘共产党的威胁’制订明确的行动计划”。[4]并非每个国务院的人都希望看到杜勒斯——尽管他一向以仪表堂堂、正直无私而闻名。一向对杜勒斯不感兴趣的艾奇逊，直到最后才有限度地表示：这是个聪明的战术行动。
艾奇逊第一次向杜鲁门提及此事时，总统大发雷霆。实际上，早在1948年大选期间，杜勒斯曾对他的民主党政策大放厥词。但是在共和党国际主义派领袖阿瑟·范登堡的鼓动下，艾奇逊再次向杜鲁门提出此事，于是，杜勒斯最终奉命起草《对日和约》。当时，他的同事还有约翰·阿利森。阿利森年轻时在日本担任外交官，珍珠港事件之后曾被日本人短期囚禁，后来成为东北亚办公室主任——这是件很走运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他不会陷入有关中国问题的政治交火当中。
杜勒斯在高层会议上的出现立即招来一片反对之声。在凯南看来，杜勒斯只能参加与《对日和约》有关的会议。凯南认为，他的出现、甚至成为某些场合的主角反映出国内政策的变化——外交辩论开始向强硬派倾斜，也反映出右翼压力日益增大，而且这种压力进入会场之中。到了7月初，凯南开始意识到，形势已经摆脱现政府的掌控。7月10日，美国收到印度方面提出的和平方案，而中国也对这个方案感兴趣。该方案要求双方停止军事冲突，重回三八线，而中国加入联合国。虽然中国方面态度灵活，但苏联人无疑不太高兴。凯南觉得这个建议意义重大。他认为，中国进入联合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并不大，因为苏联已经是联合国成员并拥有否决权。但这个提议还有它的特殊作用，那就是让中国逐渐疏远苏联，起到分裂两个共产党大国的作用。他说，他的主张很快便在会议上遭到强烈反驳，尤其是杜勒斯的反对，因为他和其他反对者认为，这将会让发动战争者得到好处。杜勒斯说：“公众会觉得被欺骗了，只有付出没有收获。”在凯南看来，拒绝印度人停战建议的政治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他在7月17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希望，历史有朝一日会证明，国民党政府的院外游说集团及其国会之友不负责任的做法和顽固的影响力将给我们的外交政策带来巨大危害。”[5]在回忆这段历史的自传中，阿利森矢口否认自己参与制定越过三八线的决策。不过，他这么说显然有点太谦虚了，因为他在那段重要时期显然是杜勒斯和腊斯克最积极的排头兵，写过很多包含极端强硬且相当煽情立场的文件，那两人随后再撰文表示支持。他们的备忘录直指国务院政策规划司的鸽派观点，并大加贬低，因为即使是在尼采的领导下，该司的多数高级官员都对苏联和中国的意图感到忧心忡忡。早在7月1日从东京回到美国时，阿利森就在一封信中告诉腊斯克，美军不仅应该越过三八线，“最终还要继续打到满洲和西伯利亚边境”，然后，在联合国监督下在全朝鲜半岛举行大选。当然，这样做的首要前提是不被赶出去而是去征服整个半岛。7月13日，阿利森又给腊斯克写了一份非常煽情的备忘录，事因一名美国军官不经意间告诉记者，美军将最终止步于三八线。阿利森勃然大怒：“如果我是韩国士兵，听到美军发言人这么说，我肯定会扔下武器，回农村去种地。”一天之后，在给尼采的信件中，杜勒斯的言辞更为强烈：“三八线不应被认为，也不能成为政治分界线。”他指出，尊重这种分界线只会“给侵略者提供避难所，让军事摩擦永久化，怂恿敌人发动新的战争”。杜勒斯在信中写道，抛弃这条线才“有利于该地区实现永久的和平与安全”。
腊斯克是个重要角色，因为他既是参与者，又是检验者，还是民主党政府在这个层次亚洲问题上的第一强硬派，更是影响国务院、进而左右艾奇逊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人物。老派“中国通”们或许更担心把中国拉进战争，但随着他们的退出，艾奇逊对于继续北进几乎毫无顾虑了。后来，当中国军队在朝鲜最北方对美军发起进攻时，腊斯克告诉他的高级同僚，中国人的进攻“不应使我们良心有愧。因为这是中国人蓄谋已久的事，不是我们的行动造成的”。著名历史学家罗斯玛丽·福特认为，“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说法，无非是为了安慰一下绝望中的行政当局”。[6]
现在回头再看，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有组织的，越来越多像腊斯克这样的鹰派人物跃跃欲试，希望能主导政策规划司的运作。凯南及其政策规划司的拥趸一致认为，继续北进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误。他认为，从纯理性的角度说，在朝鲜打仗绝对是个错误，是不合逻辑的，因为有种种后勤上的困难。但出于外界压力，包括为了稳定日本局势，我们这么做了。所以说，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错误。用他的话来说，联合国军越是北上，潜伏在那里的敌人——中国和苏联——带来的威胁就越大，而且“军事上的不合理性也越大”，[7]朝鲜半岛呈蘑菇状，美军的后勤补给会变得困难，而对方集结兵力的能力很强。跨过“蘑菇的颈部”前进的想法让他无比震惊，但游戏却没有按他的意图发展下去。在7月15日致腊斯克的一份备忘录中，阿利森以“极端煽情”的语调驳斥了赫伯特·菲斯的观点。作为凯南在政策规划司的坚定盟友，菲斯曾指出，一旦美军越过三八线，苏联或中国将极有可能加入战团。但阿利森在这篇备忘录中写道，“三八线不过是一条任意划定的界线而已，只是由于苏联人的毫不妥协，这条线才得以保留，而美国要下定决心，决不能允许侵略者不受惩罚。勇敢无畏的美国领导人的举动将有益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紧张局势。世界其他地方的侵略者和隐藏在朝鲜的敌人一样，如果只让他们承担有限的风险，也就是把他们赶回到发动侵略时的原点，那绝不会彻底摧毁他们的侵略野心”。这篇备忘录措辞尖锐、掷地有声。一周之后，凯南的另一个盟友乔治·巴特勒撰写政策研究咨文，再度指出苏联或中国参战的危险;巴特勒认为，共产党国家绝不会容忍自己的国境线上存在一个亲西方的傀儡政权。这又促使阿利森在7月24日向尼采提交了一份措辞更激烈、更好战的备忘录。首先，阿利森认为，美军止步三八线将是巨大的耻辱，如果接受以战前状态作为战后分界线，美国在韩国人民中的高大形象将会一扫而光。如果走到这一步，“韩国人将对美国勇敢、明智和富有正义的传统失去信心。对此，我个人绝不会责怪他们”。
之后的情况更糟糕。阿利森居然使用了“二战”以来最激烈、最具爆发力的话语，也是“二战”以来始终盘旋在国家安全讨论之上的关键核武器。为打击政策规划司的凯南派，他甚至毫不留情地说：“(巴特勒的)文章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绥靖政策’争取更多的时间——这也是这篇文章的建议。这个胆小怕事、半推半就的政策，无非是不想把苏联拉入战局。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从现在起，我们做什么都极可能与苏共、中共发生冲突。但是，如果我们跟侵略者妥协，推卸惩罚侵略者的责任，不让他们付出任何代价，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处。违背人类正义原则的人一定要为他们的恶行付出代价，玩火者必自焚。”这绝对是强硬派的主张。
阿利森似乎根本就不在乎引发一场更大的战争。“没错，这可能意味着一场世界大战。应该告诉美国人民，告诉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这对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既然一切正义和道德都站在我们一边，还有什么值得犹豫的呢?”[8]鲜肉就摆在面前。阿利森的观点与官僚机构内的动向不谋而合——他们开始迎合右派的反对声音。这表明，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行政当局中的一些反对派也开始加入主战阵营。国务卿想让这场游戏走向何方似乎越来越明朗，而政策规划司里的反对派开始服软。就在阿利森写下激情备忘录的几天之后，政策规划司提出一个稍显温和的方案，首次提出要在朝鲜半岛建立统一而独立的国家。大家终于走到一起了。
不过，最高决策者之间的意见交换并没有停止，战局的恶化让他们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实际上，就在朝鲜出兵后不久，艾奇逊好像含糊其辞地提到，美国希望将南方的边界恢复到以前的位置。但到7月，他的态度出现180度大转弯，“我们的军队不应该止步于那条由国土测量员划定的边界上”。[9]整个6月和7月，每个人似乎都已达成一致：不再公开谈论这个问题。无论是杜鲁门或是艾奇逊，只要问起美军到达三八线时将会发生什么，他们都避而不谈。但更趋向于民众呼声又不需要承担直接责任的国会却愈加强硬起来，几位议员大谈绥靖政策，对政府大加嘲讽，有些人甚至认为，政府已经做出不越过三八线的决策。就在仁川登陆不到一周的时候，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员休·斯科特说：“在拉起‘红色’绥靖悲剧的下一段演出的大幕之前，国务院那些胸前带着雅尔塔十字架的‘希斯式’[10]的漏网之鱼正在等着国会议员们闭嘴回家。”[11]比尔·诺兰德也承认，止步三八线显然是一种绥靖的表现。
看来，包括美国公众在内的每个人都希望获得一场更大、更全面的胜利。10月中旬举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64%的美国人希望越过三八线追击朝鲜军队。后来的越战表明，此类调查没有任何理性依据，毫无意义：只要事不关己，人们就会毫无顾忌地拥护更激进的政策。但是，这64%的人是否想和中国决一雌雄，完全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假如艾奇逊试图阻止北进，哪怕只是想放慢北上的脚步，也会让他在政府高层中遭受围攻，因为此事已落入军方的掌控之中。让政客们打官司去吧，军人只管战场上的事!
实际上，在麦克阿瑟的军队遭遇中国或苏联部队之前，参联会一直倾向于“继续追击，至少再追击一段距离”。在越过三八线时，战地高层指挥官们也体验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既然已经取得初步胜利，那就应该继续前进，至少在形势变化或是遇到另一个更强大的敌人之前，还应该乘胜追击。对他们来说，这一时段非常美妙，因为在经历最初的羞辱之后，他们终于反败为胜。而且这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胜利，而是一种救赎，是一场痛快淋漓的复仇。让政客们打官司去吧，军人只管战场上的事!军人要做的就是不断前进。后来，奥马尔·布莱德雷在重新审视巴特勒这篇关于警惕中国或苏联进行军事干预的政策备忘录时说：“三十年后重读这篇文章时才发现，它有精准的眼光。”但布莱德雷也指出，最让他的文职同僚不能接受的是，“艾奇逊和他的首席远东问题顾问腊斯克以及阿利森在越过三八线这个问题上始终坚持强硬的立场”。[12]
但在当时，这却是另外一回事。胜利就在眼前——让军队停下进攻脚步，向一直尚未出现在战场上的敌人敬礼，显然不合乎情理。军中的某些高层甚至认为，可以在打到中国边境线时再考虑这个问题。但对总统而言，要做出这种政治决策却异乎寻常地艰难。他知道，中国已陈兵中朝边境，而且朝鲜人也没有被彻底击败，他们只是在战场上逃跑而已。政府在追击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已被指责为在亚洲问题上过于软弱，很有可能带来诸多负面政治反响。新的战争呼声不是要求给蒋介石松绑，而是更尖锐、更一致地要求给麦克阿瑟松绑。
当时距离中期选举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二十五年之后，时任财政部长的约翰·斯奈德致信副国务卿詹姆斯·韦伯(国务院影响力巨大的二号人物)说：“我记得，杜鲁门总统在决定继续北上、越过三八线的时候，他几乎别无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决定只不过是对已执行行动的追认。”[13]事实上，华盛顿给麦克阿瑟的命令非常含糊：越过三八线，但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美国及其盟军与苏联或中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行动;一旦遭遇苏联或中国军队，必须立即脱离接触;在接近中国边境线时，只能动用韩国军队。他自己的军队不得进入与中国或苏联接壤的任何省份。当然，这只是一纸空文。曾参与起草这项政策的前国务院政策规划司的高层人物之一查尔斯·伯顿·马歇尔后来说：“我非常清楚，我们只是在用漂亮的措辞自欺欺人。”[14]
多年之后，艾奇逊也在回忆录中指出，如果知道麦克阿瑟在越过三八线时想的是什么，大家肯定会更谨慎。这一说法可是毫无诚意。用艾奇逊的话来说，大家都知道麦克阿瑟一向喜欢独断专行，这种含糊其辞的命令更是让他如鱼得水。他们也强烈地感觉到，麦克阿瑟的野心远比他们大得多。但诸多事件的影响，这位将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地位的高涨，再加上对手实力的与日俱增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让他们的头脑不再清醒。麦克阿瑟不仅是军中反对派的领袖，也是公认的政治反对派领袖。尽管大家不愿意承认，但行政当局对麦克阿瑟的畏惧始终是朝鲜战争的最大秘密;他们害怕麦克阿瑟打败仗，但更怕他打胜仗。9月27日，他们最终做出继续前进、越过三八线的正式决定时，艾奇逊的年轻助手卢修斯·巴特尔把文件从五角大楼拿来给艾奇逊签署。
血气方刚的巴特尔指出，这样的命令对麦克阿瑟来说实在是太模糊了。巴特尔后来提到，艾奇逊简直就是暴跳如雷，他从未见过艾奇逊发这么大的脾气。
“巴特尔，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到底多大了?”
巴特尔回答说32岁。
“那你就敢和整个参联席会对着干?”艾奇逊随后签署了这道命令。[15]
巴特尔认为，国务卿屈服于外界压力可是罕见的事。多年之后，埃夫里尔·哈里曼说：“那时只有超人才敢说个‘不’字。从心理上说，停止前进、彻底战斗是不可能的。”[16]像一些高级文职官员一样，哈里曼知道仁川登陆对麦克阿瑟而言是双重胜利，既打败了朝鲜人，也打败了他在华盛顿的敌人。“现在的麦克阿瑟已经不可阻挡”，在仁川登陆之后，艾奇逊对哈里曼说。[17]当时还很年轻的《时代》周刊战地记者弗兰克·吉布尼说，“仁川是迄今以来我们取得的代价最高昂的胜利，因为它促使我们把麦克阿瑟奉若神明，尔后等来的却是彻头彻尾的溃败”。[18]艾奇逊后来干脆把麦克阿瑟称为“仁川的巫师”。
那时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挡住麦克阿瑟的脚步。那么，当他们重新夺回汉城，甚至在街上还有战斗时会发生什么呢?当麦克阿瑟最终把这个首都的控制权交还给李承晚时，后者说：“我们赞美你，我们热爱你，你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拯救者。”[19]他是胜利者，也是预言家。此时，麦克阿瑟的心中有一个更伟大的目标：建立一个非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朝鲜——这是他的终极目标。他认为自己的军队没有受到挑战和威胁，他确信整个半岛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鹰派专栏作家约瑟夫·阿尔索普在仁川登陆后来到他身边，并感到麦克阿瑟有几分飘飘然;他对任何有关中国可能参战的建议均嗤之以鼻。麦克阿瑟对他说：“阿尔索普，实际上如果你还准备待在这儿的话，我觉得你是在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20]正如李奇微后来写道：“现在，完胜似乎就在眼前，那仿佛就是象征着他辉煌无比的戎马生涯的金苹果。为了赢得这份荣誉，麦克阿瑟绝不会有丝毫的懈怠，更不允许被任何人说服或是拖延。相反，他将义无反顾地向北挺进，去追击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的敌人。为了加快前进的脚步，他几乎每周都在修改作战计划，而对黑暗中隐约显露的灾难信号置若罔闻。”[21]
李奇微说，如果仁川登陆之后，麦克阿瑟提议派一个营越过三八线去试试水就好了。“应该有人来试一试。”[22]
不是每个人都像麦克阿瑟这么想。随着麦克阿瑟不断下达进攻命令、加快前进速度，再加上北上途中第一次出现中国军队即将大规模参战的信号，以及美军随后遭遇中国士兵，华盛顿的文职官员们首先感到坐立不安，而后军中也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华盛顿的人也担心以麦克阿瑟目前的身体和心理状态能否胜任如此大规模的作战指挥任务。越来越多的消息告诉华盛顿，麦克阿瑟指挥大军的精力已不如从前，因为他从不在前线待很长时间，而这对于一个严谨的指挥官来说是最基本的要求。五角大楼的一些军官还从前线同行嘴里听说，麦克阿瑟离朝鲜太远。他们更担心麦克阿瑟的思维能力，因为战场传来的信息确实让他们感到不安：麦克阿瑟的指挥经常前后不一，元山的两栖登陆行动更是混乱不堪。
他也许会在某几天精神焕发，但在其他时间却面露疲态、心不在焉。这些记者说，他的部下不得不经常给他提神，以便让他显得精神一点。尽管从现场发回的大多数照片上看，麦克阿瑟还显得精力旺盛，但总会有几张泄露出这个不可否认的现实：他已经无力控制局势，因此总是表现出信心不足的样子。英国记者雷金纳德·汤普森至今还记得麦克阿瑟出席收复汉城庆典仪式的情形。按国际惯例，他需要脱帽致敬，而当时看上去“摘下帽子的麦克阿瑟出奇地慈祥和衰老，甚至有点可怜”。[23]麦克阿瑟的自传作家克雷顿·詹姆斯也有同感，“假如让拿破仑审视一下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之前的军旅生涯，他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通过了一个司令官最关键的考试，他有运气”。
仁川登陆之后，他的运气终于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