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些事情的发生意味着朝鲜战争不能被当作孤立的事件，不能被当作小国里发生的小规模战争，不能被当作仅仅与朝鲜半岛有关。这些事情包括：中国的崛起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议题，关于美国对外政策日益激烈的争论，以及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政策被认为过于软弱，尽管左派批评者们认为它过于强硬。朝鲜问题通常要与更大的事件联系起来，也就是曾引起美国最激烈的国内政治辩论的中国问题。当杜鲁门政府派兵前往韩国时，他们头上总是笼罩着一个巨大的阴影，也就是中共军队加入战团的危险。这是杜鲁门总统和他身边的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却是前线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及其拥护者似乎十分期待的。总统把国家带入了一场困难的战争，自己却放不开手脚。总统不得不在政治上采取防守的姿态，因为他没有选择指挥官的余地，尽管人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当约翰逊加入内阁并与国务卿艾奇逊较量以来，行政当局内部对蒋介石和中国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约翰逊一进入内阁，这两人就开始争论是否要援助台湾。在朝鲜越过三八线的四天以后，共和党领袖塔夫脱参议员在国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攻击杜鲁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就擅自对朝鲜开战。他抱怨说，朝鲜对韩国的“入侵”不仅说明艾奇逊亚洲政策的严重错误，而且表明他对共产主义的软弱。他强烈要求国务卿下台。塔夫脱演讲几个小时后，被杜鲁门从欧洲召回来帮助艾奇逊的哈里曼刚好来到约翰逊的办公室门前。因此，当约翰逊接到塔夫脱的电话时，哈里曼亲耳听到约翰逊对塔夫脱的演讲赞不绝口，特别是对塔夫脱要艾奇逊下台的意见表示首肯。约翰逊对塔夫脱说：“你早该在国会提出这件事来了。”听到这里，哈里曼感到十分吃惊，因为这些人像是在私下里早已定下反对总统的阴谋。更让哈里曼震惊的是，约翰逊甚至建议哈里曼与他们合作，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帮助哈里曼坐上国务卿的位置。哈里曼立即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杜鲁门，没过多久，约翰逊就被总统撤职了。
约翰逊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而且许多高级将领看不起他。他支持蒋介石，反对总统的基本方针，因此，总统可以从这两个理由中随便找一个把他拿下。但对于前线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似乎不怕与行政当局对抗。其实，他和杜鲁门总统之间的龃龉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开始。当时，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周刊《生活》杂志(由亨利·卢斯一手创办，他不仅是一位“中国通”，还是行政当局对华政策的主要批评者)上的一篇报道，就被看作他们之间所产生的冲突之一。1948年12月下旬，《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麦克阿瑟指出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会使美国陷入危机》的文章。文章说，麦克阿瑟曾给参联会发过一封长达16页的电报寻求帮助，这使“我们的军界高层前所未有地震惊”。麦克阿瑟认为，苏联夺取日本简直如探囊取物，“面对如此明了的现实，华盛顿怎么能对中国共产党胜利的结果感到心安理得呢”?在这个异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上，身为远东最高军事长官的麦克阿瑟却与美国总统不共戴天的敌人站在了一条线上。这对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之间的关系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兆头。[1]
1950年7月下旬，总统和将军之间又发生一次摩擦。朝鲜战争爆发后，行政当局就台湾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由于台湾离中国大陆仅有85英里，参联会逐渐关注该岛的军事价值。当时情报部门曾经传言(后来证实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共正在大陆集结一支由4000条船组成的舰队伺机进攻台湾。这引发美国当局对朝鲜战争、台湾问题以及中国态度的极大关注。艾奇逊对任何可能导致把美国在韩国的行动与蒋介石联系起来并因此扩大战争规模的事都非常小心，而且他仍然坚决反对援助蒋介石。他认为帮助台湾就是帮助蒋介石，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会演变成美国对华政策的灾难性行为。然而，杜鲁门总统在支援蒋介石这一问题上已经开始让步，他建议先派出一个调查组去评估是否有必要帮助台湾进行防御。参联会把这项任务委派给麦克阿瑟，而麦克阿瑟自己则担任这个调查组的组长。参联会建议，在国务院和国防部制定对台基本原则之前，麦克阿瑟应该先派出其他高级官员前去做初步的调查工作。如果让麦克阿瑟亲自出马，这种架势看起来更像是国家级的正式访问，而不是为了军事需要进行的评估。这样做会导致该地区的局势更加紧张。
然而，麦克阿瑟一点都不想等，也不愿让国务院干涉其中。因此，在接到委任以后，他就把美国代表比尔·塞巴尔德晾在东京，带着自己的人马立即飞往台湾。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许多高级军事将领，为此美军不得不动用两架C-54S运输机。在途中，麦克阿瑟通过无线电通知五角大楼说，如果大陆攻入台湾，他将用三个F-80S喷气式战斗机中队奋力将其击退。麦克阿瑟的这一举动让身在华盛顿的首脑们，特别是艾奇逊更为忧心。他以为麦克阿瑟已经把那三个战斗机中队派往了台湾。艾奇逊很是恼火，认为这是麦克阿瑟的越权行动。这件事同样提醒参联会，不论是在蒋介石和台湾问题上，还是在任何其他问题上，麦克阿瑟都不像其他的战区司令那样听从指挥，也从来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办事。参联会主席布拉德利后来说，参联会的命令对麦克阿瑟根本就不管用，最好能够让杜鲁门总统亲自下令，让麦克阿瑟推迟前往台湾。
在朝鲜战争爆发五周以后，也就是7月29日，麦克阿瑟抵达台湾。对于他的大驾光临，蒋介石等人十分激动，就像迎接美国总统那样欢迎麦克阿瑟的到来。实际上，麦克阿瑟和蒋介石简直就是在竭力扮演着这样的角色，麦克阿瑟还很有礼貌地吻了吻蒋夫人宋美龄的手。尽管两人素未谋面，但是麦克阿瑟却称呼蒋介石为“我的老战友”。最关键的是，虽然就技术层面而言，美国对华政策还没有任何改变，但是麦克阿瑟此行足以说明，政策发生了改变，或者说美国表现出了一种不同的对华姿态。这对蒋介石政权的“外交部”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成功。随后蒋介石发表一通讲话，说双方将为了“共同的利益”对抗共同的敌人。正如布拉德利所述：“国民党的宣传给人们的印象是，在远东地区，美国将与蒋介石组成更紧密的同盟，共同打击共产主义，而且美国甚至会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2]
可想而知，杜鲁门和艾奇逊对这件事有多恼火。这一行动不仅蕴涵着诸多深刻的政治涵义，还意味着麦克阿瑟可以无视总统的命令，可以凭自己的意愿制定国家政策，并擅自将其付诸实施。麦克阿瑟总是按照自己的安排进行活动，向来我行我素，完全不顾总统的命令。因此杜鲁门确信，通过这次台湾行程，麦克阿瑟除了想鼓舞国民党的士气外，还想向他施加“右翼”方面的某种压力。尽管麦克阿瑟在报刊上看到总统对他的台湾之行很是生气的消息，但是仍然不肯就此罢手，甚至说了更多可能激怒总统的言辞。他说这次台湾之行“被那些在太平洋问题上始终坚持失败主义和绥靖政策的人在公众面前进行了恶意而错误的宣传报道”。这也可以算是麦克阿瑟对艾奇逊的又一次攻击。
为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杜鲁门立即派出“三人组”前往东京与韩国，以便得知朝鲜战争的状况以及前线指挥官们需要什么支援。上文提到，李奇微曾经到前线对沃克进行评估。实际上，杜鲁门的头号“麻烦解决者”哈里曼才是这次任务的关键人物。他的主要任务是改善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之间的关系，找出麦克阿瑟在战场最需要的人员和军用物资。正如哈里曼后来所述，他带来总统的两条口信，总统说：“首先，我将尽一切力量满足他的需要，以表明我的支持。其次，我想让你告诉他，我不想让他把美国卷入一场与中国共产党的战争中。”哈里曼还得弄清楚，麦克阿瑟都向蒋介石许诺了什么，而且需要告诫麦克阿瑟避开蒋介石。[3]但是就在哈里曼飞往东京时，东京司令部就放出小道消息说，麦克阿瑟将告诉哈里曼，除非美国要与全亚洲范围内新露头的共产党开战，否则朝鲜战争会变得毫无意义。
哈里曼和麦克阿瑟的商谈最终没有成功。哈里曼对总统报告说，麦克阿瑟是个容易相处的人，但对总统却缺乏热诚;作为军人，麦克阿瑟知道服从，却“不完全听从命令”。根据哈里曼阅人无数的经历，他感觉到麦克阿瑟与杜鲁门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出现不好的兆头。哈里曼一直是政坛的重量级人物，就像麦克阿瑟一样显赫，因此才不会被这位将军盛气凌人的威严所吓倒。一到机场，麦克阿瑟就直呼其名地说道：“埃夫里尔，见到你我非常高兴。”同样，哈里曼也用这位将军的名字回称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称他为埃夫里尔，他就称呼麦克阿瑟为道格拉斯。
哈里曼清楚地意识到，尽管他不同意麦克阿瑟的观点，但麦克阿瑟仍会一意孤行地认为对新中国的任何妥协都是绥靖行为。在此之前，麦克阿瑟就告诉哈里曼，美国对蒋介石的态度太强硬，应当“停止对蒋介石的粗暴态度”。[4]虽然麦克阿瑟并不欣赏国民党军队的表现，却也不排斥偶尔利用他们。在中国问题上，他完全反对华盛顿的对华基本政策。在回到华盛顿之后，哈里曼向杜鲁门报告说：“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认为我们和麦克阿瑟在怎样对待台湾和蒋介石的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虽然麦克阿瑟口头上接受总统的对华立场并愿意按照总统的指示行动，但是他不会完全地听从命令的。麦克阿瑟有个奇怪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应该支持所有反对共产党的人。他似乎认为，让蒋介石与中共为敌，便能让美国更有效地对付中共。不过即便如此，他也没有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5]
8月8日，麦克阿瑟与华盛顿派来的三人组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这时战局对于美军来说仍然不利，朝鲜人已经推进到釜山周边。然而在会上，麦克阿瑟对眼下局势仍然表示十分乐观，他不仅公布了自己准备在战线后方实施突袭登陆的计划，并且把登陆地点选择在远离韩国西海岸线的仁川港。这个计划是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初期制订的“蓝心”计划的扩展和升级。仁川登陆原计划在9月15日进行，但是现在麦克阿瑟认为这个日子不是最佳作战时机。早在朝鲜军队刚刚跨过边界并继续向南进攻时，麦克阿瑟就想实施这个计划。在7月上旬的高级将领会议上，他的很多部下都建议他考虑进行两栖登陆。大家对登陆地点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有的说应该挑选一个离朝鲜军队后方较近的港口，也有人说应该挑选一个朝鲜军队阵线以北l0公里的港口，这样美军的火力就可以覆盖到那里，另一位年轻的爱德华·隆尼少校更是大胆地建议应该在韩国东海岸以北25英里某处登陆。然而麦克阿瑟对他们的意见都不放在心上，他一边说“你们都是一帮胆小鬼”，一边在黑板边上用法语写下了“De Qui Objet?”。时隔多年之后，隆尼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伟大的英雄麦克阿瑟做出出人意料的举动，居然在黑板上用法语写下了自己的想法。要把登陆地点选在哪里呢?接着，麦克阿瑟取过一支大号彩笔，在地图上把仁川圈了起来。仁川是距离汉城不远的一个港口，比起刚才各位建议的登陆地点要更加深入北方。麦克阿瑟接着说：“我们就在仁川登陆，然后直捣朝鲜的咽喉。”一些年轻人担心朝鲜军队很可能已经在仁川港埋有地雷，而且那里的潮汐也不利于登陆。但是麦克阿瑟完全不理这些异议，还说：“你们不要畏首畏尾，只要有坚定的意志力和勇气，我们就一定能够取胜。”[6]随后，他立即下令制订仁川登陆计划。
趁着哈里曼和李奇微都在场，麦克阿瑟积极向他们推销自己的登陆计划。要想完成登陆计划，他必须要有四个师的兵力。但是，由于“二战”后老兵退役，美国本土已经派不出那么多的人，因此他将调动自己的第7步兵师和第一海军陆战师来填补空缺。在李奇微看来，麦克阿瑟的登陆计划的确很是新颖，因此他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这个计划，这样他就成了华盛顿国家安全团队中把仁川计划推上风口浪尖上的第一人。对于朝鲜即将来临的冬天，麦克阿瑟感到十分担忧，担心冬季的严寒会让美军陷入艰难困苦之中。李奇微对麦克阿瑟的担忧印象尤为深刻，他确信朝鲜的严冬比德国更厉害。麦克阿瑟认为，美军越早袭击仁川，对战局就越有利。一旦冬季来临，战事对于美军来说将会变得更加痛苦、更加严酷，甚至会导致非战争伤亡的人数超过战争伤亡的人数。[7]令人不解的是，麦克阿瑟接着说，到了11月下旬，他会毫不犹豫地命令第8军和第10军向北挺进，直捣鸭绿江。哈里曼和李奇微记得，刚刚麦克阿瑟还担心严冬会对战事产生影响，现在又对此闭口不谈，竟然忍心让士兵穿着单薄的夏装在寒风刺骨的冬日里行军打仗。因此，哈里曼和李奇微认为，麦克阿瑟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说话，什么对自己的立场有利，他就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
对哈里曼而言，仁川登陆计划使政府的文职官员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麦克阿瑟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是才华横溢又充满创造力的作战统帅，另一方面又是一个令所有文职领导都苦恼不已的麻烦人物，几乎总是抗命不遵，总有与上级不同的安排。所有的人都知道，只要有人提出批评意见，麦克阿瑟就会条件反射地把这些批评统统消灭掉。你怎么能够从一个一直以来只懂得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不像其他高级军官那样按常理出牌、不会与你直来直去的人身上，得到任何政治好处呢?你怎么能够雇佣一个自己驾驭不了的人?难道一个如此才华横溢的人会老老实实待在你的团队里么?哈里曼和李奇微的这次行程完全凸显了麦克阿瑟的问题。麦克阿瑟不仅与蒋介石建立联系，并且擅自制订仁川登陆计划，这进一步把总统推向进退维谷的境地。哈里曼对李奇微说：“现在至关重要的是先把政治考量和个人利益放在一边。我们同麦克阿瑟将军打交道时，应当首先从这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8]尽管从表面上看，他们这次行程的结果是积极的，但是背后却蕴藏着巨大的麻烦。如果说莫斯科和北京这对社会主义兄弟的关系很快就变得非常棘手的话，那么驻日美军司令与其在华盛顿的军事和政治上级之间的关系同样棘手。
这几位高级官员清楚，麦克阿瑟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出岔子。不出他们所料，三周之后，麻烦事果真发生了。麦克阿瑟应邀在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年会上发表讲话。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一样，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不是一个温和派的选民。麦克阿瑟在会上的讲话是关于台湾的。他说，美国低估了台湾的军事地位，美国可以以台湾为中转站，“用空军控制从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港口，进而阻止任何太平洋地区敌对美国的行动”。麦克阿瑟在公共场合谈论如此敏感的话题，仿佛是为美国的对手提供攻击美国的炮弹。所谓“台湾是美国很好的军事基地”这一说法既是苏联以及由它代表的中国都想在联合国提出的问题，也是华盛顿力图缩小其意义，以免使朝鲜战争扩大化的问题。麦克阿瑟却得寸进尺，这一次，他不像是以前线总司令，而更像是以美国领导人的口吻郑重其事地宣布：“提倡在太平洋地区搞绥靖政策和失败主义的那些人说，如果美国防御台湾，那我们将与整个亚洲大陆为敌。没有什么比这些陈词滥调更荒谬的了，说这种话的人根本不了解亚洲。他们不肯承认，其实亚洲人的内心崇尚好斗、果断而强有力的领导。”如果说麦克阿瑟的这番话不是意在攻击杜鲁门总统本人，那么他至少是在攻击国务卿艾奇逊，这一点显而易见。
杜鲁门又一次被麦克阿瑟激怒。尽管这次演讲已经公之于众，而且被报纸杂志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杜鲁门却不甘示弱。他找来自己的心腹约翰逊，让他告诉麦克阿瑟，总统命令他收回在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年会上的讲话。杜鲁门问约翰逊：“这是我作为总统下的命令，你明白了吗?”尽管约翰逊赞同麦克阿瑟的观点，但他还是表示遵守总统的命令：“是的，总统先生。”“好了，你赶紧给我完成这个任务。”杜鲁门总统感觉到，约翰逊很可能是这件事情的共谋，因此他对约翰逊同样感到十分不悦。约翰逊走出总统办公室以后举棋不定，因为他既不想下令让麦克阿瑟收回自己的演讲，又不能违抗总统的命令。于是，他打电话向艾奇逊求助，问他能否找到弱化杜鲁门命令的方法，比如为麦克阿瑟找个借口，声称他的讲话仅仅是表达自己个人的见解，而每个人都应该有表达自己看法的权利等。艾奇逊提醒约翰逊，这可是杜鲁门总统下的命令，不得违抗。整个上午，约翰逊都在马不停蹄地给各位要员打电话寻求帮助。然而，就在晌午时分，杜鲁门总统又打来电话，命令约翰逊告知麦克阿瑟：“美国总统命令你收回发往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全国各分部的讲话，因为你关于台湾的部分演讲已经违背了美国的政策以及联合国的立场。”[9]最终麦克阿瑟收回了讲话内容，但同时总统也触怒了麦克阿瑟。表面上看，麦克阿瑟撤回自己的讲话以后，这件事就此风平浪静，但是总统与将军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至于杜鲁门后来撤销了麦克阿瑟的职务。后来杜鲁门还经常抱怨说，要是在这件事后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就好了，那样就不会有后面的那么多麻烦事了。
这个事件也为约翰逊敲响了“丧钟”，由于执行命令不力，两周之后他就被杜鲁门总统解职了。杜鲁门总统再三催促约翰逊递交辞呈时，约翰逊几乎声泪俱下，表示不愿离开。杜鲁门传记作者麦卡洛写道：“约翰逊可能是杜鲁门最差劲的人事任命。”[10]艾奇逊曾经形容他“头脑不正常”。在约翰逊短暂的政治生涯当中，他几乎得罪过政府中的所有人，包括总统、国务卿、内阁成员以及几乎每一个他遇到过的高级军官。即使是两个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的高级军官，他们都可能会在对抗那个令所有人憎恨的约翰逊时结成统一战线。正如作家罗伯特·海纳尔所形容的那样，他经常用“自己特有的圆滑世故的口吻”与别人讲话，这一点简直令人厌恶至极。1949年12月，他在一封致某海军高级将领的信中写道：“海军已经过时了……美国已经不再需要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了。布莱德雷将军告诉我，两栖登陆已经被时代所淘汰，美国将不必再实施两栖登陆了，海军陆战队没有用武之地。如今空军可以完成任何一项海军任务，因此我们再也不需要海军。”[11]他错误地认为，有了原子弹就等于有了一切，因此他经常向高级将领们施压，勒令他们裁军，从而激起了这些将领的反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三个月，即1950年9月约翰逊被解雇之后，五角大楼里开始流传这样一则颇具讽刺意味的笑话：参联会已经通知约翰逊，他最终可以取消那个无情的裁军计划了，每天都有很多士兵在朝鲜战争中被杀，以至于美军兵力达到了裁军的预期水平。几乎所有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十分鄙夷他。布莱德雷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杜鲁门总统无意之中用一个精神病取代了另一个精神病。”[12]
约翰逊在年底之前离职其实只是麦克阿瑟这次演讲后果中最不重要的部分。它更加剧了总统和将军之间关系的恶化。麦克阿瑟最终被迫让步，并且对总统的命令表示服从，这对他来说是个极为不快的经历，也预示着两人的关系终究会破裂。麦克阿瑟出访台湾的行为让白宫意识到，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地位上，麦克阿瑟都已经成为行政当局的反对者。事实证明，他绝不会苟同政府的亚洲政策，也绝不会支持美国打朝鲜战争的真正潜在目的，还强烈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总统和将军之间的关系已经产生巨大的裂痕：总统和国务卿尽可能地想在朝鲜战争中避开中国，而从麦克阿瑟将军的言行中却可以看出，他根本不担心中国人加入战团。正如麦克阿瑟自己所说，他每晚都下跪祈祷，希望中国参加这场战争。
杜鲁门总统想用马歇尔接替约翰逊的职务。但是自从上次退出政坛以来，马歇尔的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很好，而且再过几个月就70岁了，现在的马歇尔实际上处在一种半退休的状态，只是偶尔打理一下红十字会的事。杜鲁门派人询问马歇尔是否愿意再次出山，马歇尔回答愿意为国效劳，但最多只能再工作半年，而且他还点名要在国家安全领域受人尊重的鲍勃·洛维特当国防部副部长，以便在他退休后接替他的职务。马歇尔问总统：“您真的需要我为您效劳吗?”杜鲁门很可能是想再考虑一下，于是说：“我最终还是会考虑任用你。共和党人仍然因为蒋介石政权的垮台而指责我。我需要帮助，但是又不想给你添太多的麻烦。”后来，杜鲁门在一封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你还能想到其他更能胜任这个职位的人吗?我实在想不到，只有马歇尔才是最好的人选。”[13]
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发生了巨变。蒋介石领导的旧中国倒下了，而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站起来了。如果共和党想要找到一个与民主党进行争论的议题，那么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再合适不过了。有了蒋介石政权的垮台，才有了二十个月后朝鲜战场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冲突。美国总统选举的前一天，即1948年11月3日，国民党军队从沈阳大举撤退，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放弃大城市。沈阳及其周边地区迅速被中共所控制，而国民党的撤退仍在继续，蒋介石军队在以惊人的速度溃败，每一次新败似乎都注定了下一个更大更快的失败。有时，国民党军的整个师集体向共军投降，并且转变成毛泽东的新力量，而其他的国民党部队还没怎么与共产党交手就很快被消灭，给共产党的军队留下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美式装备。
从此以后，美国和新中国对彼此的政治行为和军事行动视而不见，最终导致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尽管四年前的很多迹象就已表明蒋介石政权即将垮台，这则消息还是令上百万的关心中国的美国人难以接受。在“二战”期间，美国有很多刊物报道蒋介石，与狡诈、卑鄙、不值得信赖的日本人相比，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是一群勤劳、顺从、值得信赖的人。然而，这样美好的国家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那个在“二战”时的盟国苏联现在也成了美国的敌人。更让美国人难以接受的是，中国竟摇身一变成为苏联的盟国和美国的敌人。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民众感觉到十分不安，一旦中国和苏联连起手来，那么这两个国家无论是从领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上来说，对美国都是一种极大的威胁。如果这两个国家在地图上都用同一种代表着他们共同政治目的的粉色标记出来，那么这个地图对于美国来说该是何等可怕的景象。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感情更甚于任何其他国家，而且民主党人已经连任五届总统，共和党无时无刻不在想要找出一个政治话题把民主党拉下马，因此，蒋介石政权垮台的政治后果已经被美国人无限放大。现在出现了一个让两党斗争日趋激烈的问题：究竟是谁把中国给弄丢了?如果美国人曾经认为中国是属于美国阵营的话，那么现在美国已经失去中国这个盟友。没有人能够明白也不愿意去明白，为什么蒋介石政权会突然垮台。在中国内战全面爆发的几年之后，蒋介石政权的垮台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二战”不仅是盟国和轴心国之间的斗争，而且像“一战”一样，它有极其深远的全球性后果。
美国人心目中的那个中国，实际上只是一个幻象。美国民众认为，中国人民是一个热爱美国人民的民族，是一群像美国人一样尽职尽责、遵纪守法的农民，一群同美国人一样对生活没有太大奢望的人。中国的普通农民也愿意信仰耶稣基督，尽管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有很多艰难险阻，但是他们仍渴望能够创造一个像美国一样美好的家园。因此，美国人认为，他们不仅热爱中国，了解中国，而且也有责任帮助中国人过上像美国人一样富足的生活。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惠里说：“在上帝的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够帮助上海蒸蒸日上，使它达到堪萨斯城的繁华水平。”惠里是一个共和党人，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批评者，但是就连这样的人也会对中国产生误解，甚至曾经错误地认为所谓中国就是法属印度支那。[14]
在蒋介石逃往台湾以前，他的势力范围遍及整个中国大陆。在美国民众的想象中，中国是一个令美国人民向往的国家，但是现实中的中国与美国人的想象背道而驰。美国人民幻想着中国是美国的英勇同盟，是在勇敢、勤劳、拥护美国的蒋介石和他美丽妻子宋美龄执掌之下的国家。宋美龄是一名受过美国教育的基督徒，出身于中国最富有、最显赫的家族，为了国家的利益，她不惜挺身而出。蒋介石夫妇的目标似乎与美国的目标一致，他们的价值观也与美国的价值观完全一致。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二战”后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对美国人来说显得很无奈。一百年来，成千上万的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在那里尽职尽责、忠诚地传教，然而他们对中国的影响还没有他们对美国的影响深刻。虽然他们想改变这个国家，但是始终没能改变这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正如美国驻重庆(“二战”时为中国的首都)使馆官员之一的约翰·麦尔比写道，美国传教士的宣传可以使数百万美国儿童把他们的零花钱捐给主日学校，来救助中国的穷人和下层人民。但是他们在中国传教则面临巨大的挑战，因为他们可以改变美国人的观念，却改变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15]
实际上，这个有着5亿人口的大国长期被一帮极为残忍的军阀所掌管，被一个孱弱腐败的政府所掌控，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寡头所控制，并且受到外国入侵者的掠夺。当西方列强急于寻找一个地方进行赤裸裸的资本掠夺之时，中国正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内战实际上反映出中国人对于重新界定中国的一种历史性尝试，成为一个真正统一或许更加强大的中国，不再外受西方列强、内受大小军阀的掠夺。二十余载不间断的内战以及日本人的野蛮入侵已经使这个国家变得支离破碎;经历过“二战”之后，中国愈发不堪重负、奄奄一息。领导中国走出内忧外患的境地对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艰巨的挑战。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国民党政府将难以掌控局势，蒋介石的垮台为期不远。
当然，还有很多前兆也都预示着蒋政府的垮台。“二战”时期，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抗日，但是他们还同时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厮杀。一份又一份的报告，不管它们是来自战场，还是来自文武官员，抑或来自与蒋介石有相同或不同意识形态的人，都表示一个同样的观点：中共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力更好，政治合法性更强。此外，共产党还受到中国老百姓的支持与拥护。“二战”接近尾声时，凡是去过中国并了解事态的人，没有几个认为蒋介石能够在军事上获得胜利。国家安全团队中的一些人，比如国防部长福里斯特尔就认为，蒋介石的胜算很小，因此他建议美国增强在日本的驻军，并且以此作为日后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一个基地。“二战”结束后，国共之间的内战正式爆发。国民党形势不妙，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势力范围的不断缩小，他对共产党的政策也变得更加残酷。即使在“二战”中曾派空军飞虎队帮助中国、支持蒋介石的陈纳德少将也在“二战”即将结束时致信罗斯福总统，说“如果中国发生内战的话，不管苏联人是否帮助中国共产党，延安获胜的机会都要比蒋介石大得多”。[16]
蒋介石在中国的崛起，反映了中国旧秩序的瓦解。他摆平了各个方面、各个集团的利益，表面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美国的报刊都纷纷对他进行报道。芭芭拉·塔奇曼在她的关于蒋政府垮台的一本书中指出，在西方人眼里蒋介石有一个昵称叫作“福神”。这个昵称源于一个能给人们带来好运气的美国玩具。虽然它很好玩，但是也可以轻易地被人打倒。自1927年蒋宋家族联姻以来，他的政治地位越发稳固。宋氏家族在中国是一个最为富有、最具影响力的家族，同时也和西方国家的权力集团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氏家族的小女儿宋美龄不仅是一名基督徒，还极具政治野心，她曾经在美国的卫斯理学院就读。蒋介石追求宋美龄的时候，宋家提出要求，如果他想要娶宋美龄就必须先休了自己的前两任妻子，然后再皈依耶稣成为一名基督徒。这两件事情对于蒋介石来说倒也未为不可，于是他最终娶到了宋美龄。蒋介石的婚姻加强了他与美国的政治纽带，使美国人民相信，作为基督徒和资本家的他已经成为中国新式的民族领袖。于是，当时美国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蒋总司令，而称他的妻子为总司令夫人。
那时，蒋介石的主要任务就是同中国共产党进行斗争。共产党当时有很好的机会去挑战权威，但不必掌权。他们深入农村，倾听农民的苦难和不满，积极为农民谋福祉。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是蒋介石和其他军阀没做过的，因为他们根本不顾农民的死活。尽管蒋介石拥有大量的美国军事援助，尽管美国的新闻、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建议蒋介石进行政府改革，然而他却置若罔闻，使自己的领导在中国逐渐丧失了凝聚力。许多美国的政治、军事顾问都敦促蒋介石合理地运用自己的政治、军事资源，但是蒋介石依然置之不理。他和美国人的想法不同，只想一味地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美国人希望蒋介石实行美式民主。蒋介石不明白，只有像美国顾问所说的那样彻底肃清政治与军事腐败，他的统治才会更加牢靠。如果说蒋介石有什么特殊才能，那就是他可以做到在不伤害美国顾问感情的前提下，表面上接受他们的意见;然而，一回过头来，他就会把他们的意见抛在脑后，继续一意孤行。
1949年蒋介石政权垮台时，人们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史迪威将军是“二战”时期美国派给蒋介石的主要军事顾问。早在1942年，他就觉得蒋介石没有价值，他不愿而不是不能用自己的军队抗日。史迪威将军不是唯一讨厌蒋介石的在华美国人。在中国的美军士兵给蒋介石取了个“梅毒杰克”的绰号[17]，可以想见人们对他有多么反感。史迪威将军三次来华任职，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然而他不善言辞、说话直白、脾气暴躁，因此他很难把这样一个腐败无力的政府与这样一个孱弱无能的元首扶起来。一向欣赏他的传记作家芭芭拉·塔奇曼形容他是一个“性格粗鲁、尖酸刻薄的人，有时候还十分野蛮”。史迪威在表达自己的看法时常常不能做到深思熟虑，哪怕是说蒋介石的坏话，他也会把自己的看法原原本本地讲给别人听。数年以前，他就认定蒋介石不会甘愿成为美国政策的傀儡。《时代》周刊记者特迪·怀特曾经问史迪威，中国军队在“二战”中常常溃败的原因是什么。他回答说：“我们的盟友蒋介石是一个愚昧无知的混蛋。”[18]与其说是中国失败了，不如说是美国失败了，因为美国力图在一夜之间建立起一个美国人民想象中的中国，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美国选择的中国领袖要么会让中国人民失望，要么会让美国人民失望，要么会让两国人民都失望。现实不如意是因为美梦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实现。
史迪威经常向美国政府报告说蒋介石不是一个理想的军事盟友，他不愿派遣自己的军队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厮杀。但是，史迪威的报告却没有在美国国内引起关注。虽然推荐史迪威前来中国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但蒋介石总是更胜一筹，因为他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罗斯福是担心，如果自己把蒋介石赶得太紧的话，他可能会放弃与日本的抗争，使得日军长驱直入整个中国，从而渗透到亚洲的其他地区。随着“二战”不断展开，蒋介石及其部下对西方盟国特别是对美国的态度开始变得满不在乎。在描述中国的对美政策时，芭芭拉·塔奇曼这样写道：“以夷制夷是中国人治国的传统准则，他们长期以来认为这一治国方针是正确、可取的。然而，在华的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不仅认为自己在五年里的消极抗日是合理的，而且认为‘在盟友与自己并肩作战时，他有权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动用这种权力成为中国政府在战时努力为之之事。”[19]
从理论上来讲，蒋介石的军队是强大的，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蒋介石号称自己有300个师的兵力，然而史迪威估计其实际兵力不足他宣称的60%，另外40%的兵力，只不过是登记在册而莫须有的“鬼士兵”。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把这些多余的人头军饷转入自己的腰包。在“二战”早期，当中国宣称要保家卫国时，美国顾问对中国征兵的过程感到极为震惊。史迪威一个参谋戴夫·巴雷特上校记录了一次征兵工作：“中国军队只有最差的装备，既没有医务人员，也没有交通工具。许多人生病。大多数新兵被捆着强征而来。征兵简直是场丑闻，只有那些无钱无权的倒霉蛋才会被抓来滥竽充数。”[20]这样看来，中国军队的软弱无能绝非偶然。它是蒋介石在腐败而封建的环境下购买自己影响力的工具。如果他按美国人的要求去做，那么他就将比美国人更清楚地发现，自己很快就会失去权力。
长期以来，蒋介石和史迪威分歧严重，各不相让。1944年的秋天，这个最不受蒋介石欢迎、却给了蒋介石很多逆耳忠言的人——史迪威，最终被美国政府召回国。尽管蒋介石不是美国政策的执行者，但是罗斯福还是选择继续支持他。尽管是他使中国陷入长期战争之中，但罗斯福仍然对他和中国抱有幻想。罗斯福总统错误地认为，如果美国人把蒋介石看成是一个伟大的民族领袖、一个世界级的领袖，他就会把自己塑造成美国人想象的那个样子。
蒋介石在政治斗争中赢了史迪威，却输给了史迪威的预言。后来，史迪威预言的事情都一一应验。蒋介石政权垮台的趋势越来越猛，哪怕是美国如此富有、如此强大的国家都无法阻止这一历史进程。“二战”时期，没有一个军人能像马歇尔那样临危受命，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45年年底，马歇尔被派往中国调解国共之间的矛盾;他明白自己会以失败告终，因为机敏过人的他洞察到国共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谁也不会听他的。当马歇尔接到这个命令时已是65岁高龄，早已退役，一心只想在弗吉尼亚州里斯堡赋闲。但当时杜鲁门总统对中国问题感到心绪不宁，担心如果不尽早解决，美国的内政将会受到影响。因此，他请求马歇尔说：“将军，我需要您为我去趟中国。”于是，1945年圣诞节前夕，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约翰·文森特在机场为马歇尔送行。飞机起飞以后，他对已经10岁的儿子说：“儿子，世界上最勇敢的人出发了，他要去试着统一中国。”[21]
这次行程是一场灾难。在助手们看来，马歇尔早已年老力衰，根本无法承担如此重任。为马歇尔担任翻译的约翰·麦尔比在日记中写道，年迈的马歇尔显得疲惫不堪，沮丧悲伤，这次行程对他而言无异于恶疾缠身。[22]也许马歇尔早就预见到这次中国之行必将失败，而且必将毒害整个美国的政治体系。1946年5月，马歇尔在中国邂逅了艾森豪威尔。在杜鲁门的邀请下，艾森豪威尔试探马歇尔是否愿意替换伯恩斯接任国务卿的职位。“谢天谢地，艾森豪威尔，我愿意接受世界上任何的工作，只要能让我脱离现在的这个工作就行。”马歇尔不假思索地答道。[23]听到马歇尔此行失败的消息以后，史迪威说：“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难道他们以为马歇尔能够做到让水火相容吗?”马歇尔知道，中国的内战已经不可避免。尽管国民党的大佬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马歇尔却极力阻止美国军队支持蒋介石。正如1947年他对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沃尔顿·巴特沃斯所说，“巴特沃斯，我们还是不要卷入中国内战为妙。如果我们要帮助蒋介石的话，就需要50万兵力，但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因为要想与共产党抗衡，我还需要更多的人力与物力”。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而且我怎么才能把部队撤出来呢?”[24]
“二战”结束以后，那些不了解内情的人以为蒋介石在中国的地位是令人羡慕的，然而了解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蒋介石政权的内部已经溃烂。尽管美国大部分的政客都怀疑蒋介石的执政能力，但他仍然获得了美国新政府的支持。“二战”后，媒体一度把蒋介石塑造成世界的霸主之一。美国民众也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受人爱戴的亚洲领袖。1945年秋，蒋介石控制了中国的各大城市、工业基地以及四分之三的人口——估计有4.5亿到5亿人。同时，蒋介石还拥有250万装备精良的正规军，而这些先进的武器大多是由美国提供的。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兵力只有蒋介石的一半，而且仅仅占据西北部的贫困农村地区。然而，几乎所有的外国和本国观察家，不管他们是文人还是武将，都认为蒋介石的实力完全是一种虚幻的泡影，他的政权正处在崩溃的边缘。蒋介石的财政仅仅是一个戏言，实际上是一小撮人手中掌握着大量国家财富，但是政府却在国内滥发货币。只要具备一定速度，你可以制造无数货币而不是财富，但这种情形显然维持不了多久;民众开始公开批评各个政要私藏大量黄金是在为他们的将来寻求后路，而不顾国家的存亡。马歇尔一抵达中国就警告蒋介石，他们的军事预算(占总预算的80%—90%)已经大大超过了可以接受的水平。长此以往，还没等获得军事胜利，国家财政就先崩溃了。马歇尔告诫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如果中国政府认为美国的纳税人会帮助中国走出财政危机，那就大错特错了。然而事实显而易见，蒋介石政权只是想一味地印钞，就像人们形容的那样，“印纸钱”。
蒋介石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弱点。虽然日本战败投降了，但他仍认为自己能够说服美国人帮助他击败新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就连蒋介石政权中最有钱有势的宋子文也开始公然藐视起美国人来。他在南京四处劝说同僚不要担心美国人，甚至还说：“我一个人就能对付那些笨蛋。”[25]一直以来，美国人似乎都在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日本投降时，美国军队变成蒋介石的临时警察，全副武装地随时待命，等着国民党军来接受日本的投降。然后，美军帮助国民党把50万部队从中国的西南地区空运或水运到关键的据点。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曾经颇为自豪地说：“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运送部队人数最多的一次空运。”[26]在中国东北，美国派遣了大约5万海军陆战队官兵去守住各个城镇，直至国民党军队到来。于是在美国的盛情帮助下，装备着美式先进武器的蒋介石部队接受了120万日军的投降。[27]
虽然蒋介石表面上在内战中占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关于这一点，马歇尔最清楚不过了。1946年10月，在杜鲁门委托的特别任务即将结束之前，马歇尔反复告诫蒋介石，不要在北方和西北地区追击共产党。马歇尔认为，蒋介石过于自大，很容易中毛泽东的计。蒋介石总是喜欢占领据点，但每当共产党打不下这些据点时就会撤退而不是投降;这也就意味着，当国民党远离他们的据点时，也就远离了自己的补给线，而这将给共产党反攻的机会。当然，蒋介石没有听从马歇尔的建议，因为他总是急于求成，从来都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一旦他的部队远离预定的战场，共产党就有了胜利的把握，这就是共产党军队的对敌策略。于是，蒋介石一口回绝了马歇尔的建议，还向他承诺说自己可以在八到十个月内消灭共产党。蒋介石要求美国当代最受尊敬的将领、一位精力耗尽、只想退休的老人马歇尔留下来当自己的军事顾问，但被马歇尔严词拒绝。马歇尔明白，如果自己作为美国总统的个人代表都影响不了蒋介石的话，作为蒋介石的手下更不会起到什么作用。若干年之后，马歇尔讥讽地说道：“蒋介石的确十分信任我，但是从来都不听从我的建议。”[28]
较之于蒋介石政权的武器装备和兵力部署，弱小落后的共产党军队能够取胜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他们甚至可以为此感到自豪。他们曾经山穷水尽，并且撤退到延安山区贫穷的窑洞里，但最终却出其不意地通过游击战的方式战胜了日本人。他们更大的成功之处是与中国的广大农民建立起一种深情厚谊。他们十分清楚国民党军队日渐凸显的种种问题，也相信自己最终能够取得胜利，成功对他们来说只是时间问题。虽然美国的宗教领袖对中共胜利在望的局面极为愤怒，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共党员也是忠实的，他们以一种极为独特的方式把个人信仰、政治目的与军事斗争紧密交织在一起。正是在那个时代，毛泽东及其同人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战争形式，不是依靠武装力量而是依靠民众的支持来获取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