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蒋介石不等“二战”结束就开始进攻中国共产党。同时，中共也希望蒋介石这么做，因为一旦蒋介石将战线拉长，他们就可以开始追击蒋介石的军队。与此同时，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源源不断。美国人的做法正中共产党下怀，正如当时的一位共产党代表所说：“美国武装支持国民党是正确的，因为只要国民党得到武器，我们就可以立即从他们手中夺过来。”[1]从“二战”结束到1949年蒋介石逃亡台湾，美国总计支援蒋介石政府25亿美元。实际上，这些军事援助都被浪费或私吞了。在战争中，美国从印度向中国空运装备，途中要穿越世界之巅——喜马拉雅山。对那个时代的空军来讲，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输运任务，但是他们却被讽刺为“来自喜马拉雅的傻瓜大叔”。[2]
从表面上看，共产党的军队一开始相对较弱、装备又差，但是他们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抱着必胜的信念。他们有自己的战斗技巧和战略。从1934年10月开始，他们途经8000英里，经过370多天的艰苦跋涉，完成了从中国南部到延安的长征。这一战略转移同时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他们经历长期严峻的考验，顽强地生存下来，同时还形成了最适合自己的战略。他们采用一种非常有技巧的作战方式打击日本人，使用小股游击队灵活机动地战斗：兵力不足时就撤退，占有压倒性优势时就积极进攻。眼下，当被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时，他们灵活地转换战场，而这些战场一般都有利于己、不利于敌。他们既不坚守城池，也不打阵地战。他们通常远离大本营，使常规部队难以对其造成威胁。一开始，他们从战场上捡起国民党军队丢弃的武器。然而六十年之后，当美国军队在伊拉克打击游击队时，人们采用了另外一个新名词来称呼这种作战方式，即“不对称战争”。
尽管共产党军队在1945年时还相当弱小，但是他们却有高昂的斗志。不久后，一些外国观察家发现军事形势正在开始发生变化。1945年l2月，一位年轻的美国国务院官员约翰·麦尔比在日记中写道：“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这些人拥有如此坚定的信仰。与此同时，他们的同胞国民党军队却正在失去信仰。多年以来，共产党承受住不可思议的打击，注意吸收经验教训，同时又保持着自己的正直诚实，怀着必胜的信念，深信自己必定成功。”相比之下，在经历万般磨难之后，虽然国民党在大战中幸存下来，获得至高无上的威望，但是他们却以可怕的速度抛弃了自己的理想，取而代之的不是坚定的革命信念，而是腐败没落的思想。[3]
几乎从一开始，共产党的策略就注定他们会取得成功，而国民党却注定会失败。1946年秋，中国内战加剧。无论如何高估美国给予蒋介石的军事装备，如何低估共产党的战斗成果，蒋介石的美国顾问还是感到十分悲观。他们一度幻想，蒋介石的军队最终能够与共产党陷入拉锯战，最终进入僵局，如此蒋介石还可以划江而治，把长江以北归共产党统治，而长江以南归国民党。然而，他们并不了解这里的战势瞬息万变，两军实力的平衡早已被打破，一旦局势对国民党不利，他们就立即土崩瓦解，相反共产党却势如破竹。“没有人曾料到，中共能巧妙而迅速把抗日游击战变成对国民党的运动战。”费正清和费维恺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写道。[4]
实际上，有一个人早已料到这个结果，那就是毛泽东。当蒋介石的大军在内战初期连连获胜时，毛泽东也从来没有失去信念。在他看来，自己的队伍植根于普通农民，因此一定能够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1946年夏，在一个短暂的休战时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罗伯特·佩恩在延安的窑洞里拜访了毛泽东。在冗长的采访就要结束之时，有些疲惫的毛泽东问佩恩是否还有其他问题。“还有最后一个，”佩恩说道，“如果双方停火的话，中国共产党统一中国要花多长时间?”佩恩记得，虽然毛泽东语速很慢，但是很有把握地回答：“一年半。”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说法完全正确。l948年年中，蒋介石的军队全线溃败，内战实际上已经结束。[5]
内战刚刚开始时，至少从表面看来国民党获得一些胜利，重新拿下一些被共产党占据的城镇。至于他们是否真正获胜还是一个问题，因为这很可能是共产党诱敌深入的策略。国民党固守城池，而共产党不断转换战场，有高度的机动性。共产党深知要敏捷，要在夜间快速移动。他们尤其擅长伏击战。“声东击西和诱敌深入的战术让他们显得无处不在而又神出鬼没。”[6]一名美国历史学家这样写道。他们经常从正面佯攻国民党的精锐部队，而将主力隐藏在后方的预设阵地，随时准备在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痛击敌人。他们在朝鲜战争初期采用同样的战术对付美军，并且获得重大胜利。他们经常在夜间发动进攻，而这正是国民党军队最疏忽大意的时候。由于他们与农民联系紧密，并将自己人渗透到蒋介石部队中去，所以他们能得到优质的情报，似乎总是知道国民党军的一举一动。由于具备极为出色的政治手段，因此即使有许多共产党士兵在战斗中阵亡，他们还是能够轻而易举地从广大农民那里征召到大量新兵。
1947年5月，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实际上已经停止。拙劣的指挥使国民党的兵力摊得太薄，补给线拉得太长使国民党部队只能龟缩在一些大城市，士气每况愈下。部队一蹶不振，而指挥官甚至还不知道这一点。据毛泽东及其部下估计，蒋介石原有248个旅的兵力，派出218个旅进攻共产党，但是在1947年夏天过完之前，这218个旅中已经有97个旅即将近80万人被消灭。即使在后方的美国人也对蒋介石的失败感到极度失望。“为什么身为大元帅的蒋介石从来都不会吸取前车之鉴?”[7]民主党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汤姆·康纳利愤怒地质问。
由于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紧张，中国共产党只得到苏联的少量援助。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完全依靠美国的帮助。在美国人看来，国民党军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把美国制造的武器转手交给他们的敌人。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放在心上，仿佛觉得就算自己没有武器，还可以直接从美国那里拿来。在1947年年中，出身名门、擅长逢迎的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顺道拜访了当时的国务卿马歇尔。失望的马歇尔早已厌倦蒋介石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同样厌恶顾维钧这样的人给华盛顿政府带来的政治麻烦。他对顾维钧说：“蒋介石是历史上最烂的军事指挥家。”然而顾维钧还是要求美国继续提供武器。“他已经把40%的装备扔给自己的敌人，”马歇尔不无讥讽地对顾维钧说，“如果这个比例达到50%的话，他最好考虑一下，继续给自己的部队增添装备是否明智。”[8]后来，毛泽东这样评价蒋介石：“他就是我们的军需官。”[9]1948年，当潍坊与济南相继失守以后，蒋介石政权的最后一位美国高级军事顾问大卫·巴尔说：“中国共产党拥有的美制武器装备已经比国民党多了。”[10]
在1948年10月底沈阳失守之前，美国助理驻华武官戴夫·巴雷特上校和约翰·麦尔比特地来到南京的机场，希望可以找到一架飞机飞往沈阳以调查战场形势，但是他们发现没有一架飞机愿意往北飞。这些飞机已经接到命令，只能携带国民党的将军夫妇及其私人财物。巴尔特对麦尔比说：“约翰，我们已经了解战争的局势了。这些将领开始准备带着他们的金银珠宝和女人撤离，战争失败在所难免。”[11]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此时美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更令人担忧。那些大权在握的高官在返回美国以后，出于各自的政治私利不愿意说出有关蒋介石溃败的实情。他们甚至修改自己的报告，说美国援助不足才是蒋介石失败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蒋介石用人不善、军令不严。与愤怒的麦尔比一样，许多人都想如实汇报有关蒋介石失败的情况，但是最终他们还是隐瞒了实情。他们在中国的时候可以大肆抨击蒋介石的失败，然而回到美国以后，他们发现国内还沉浸在一片拥护蒋介石的浪潮当中，于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方针，拒绝批评蒋介石，并成为“院外援华集团”的喉舌，纷纷指责行政当局和国务院里的“中国通”是蒋介石失败的主因。在中国，当美国驻华高官被一群知道蒋介石的部队打仗有多差的美国人和中国人团团包围时，他们讲的是一套，而在美国，当那些守旧的朋友希望听到想听的话时，他们讲的就是另一套了。
在麦尔比看来，魏德迈将军就是这样一个言不由衷的人。1947年夏，马歇尔十分高兴自己终于摆脱中国的麻烦。于是，他派蒋介石的老朋友魏德迈留在中国继续调查。总的来说，魏德迈是一位能力出众的参谋军官，也是一位激进的反共人士，因此马歇尔认为魏德迈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不会因为自己的主观意识而故意夸大或者掩盖对蒋介石的看法。同时，马歇尔启用魏德迈还另有目的。当他亲眼目睹国民党的糟糕表现以后，觉得启用思想保守、支持蒋介石的魏德迈还可以减轻右翼分子对美国政府的压力。从短期来看，任用魏德迈的确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他的上任却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在他到达中国数日以后，魏德迈向马歇尔报告说“国民党全军士气低落”，因为此时的国民党军队早已对他们的指挥官失去信心。相反，他报告说中共的军队“士气很高，群情激昂”。此外，他还形容蒋介石政府“腐败堕落，反动无能”。[12]最后，当有人问及蒋介石失败的主要原因时，他回答说：“他们缺乏斗志，主要是军人缺乏斗志，而不是缺少装备。在我看来，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只要守好长江这条防线，就能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13]
1947年8月22日，魏德迈返回美国之前计划与国民党领导层开一次会，以商讨军政大事。蒋介石大元帅告诉他，在会上他可以畅所欲言，哪怕是批评国民党的话也行。但是言不由衷的蒋介石却派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劝告魏德迈，不要在会上指责蒋介石的军队;然而，司徒雷登告诉魏德迈，鉴于蒋介石政权已经岌岌可危，现在是时候给他们当头一棒，让他们清醒清醒了。就这样，魏德迈中肯地批评了蒋介石。他说，蒋介石政权在精神上垮了，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这必然导致他们的失败。魏德迈的讲话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名高级将领竟然当场流泪。然而，魏德迈此举却触怒了蒋介石。在会后的第二天晚上，国民党原计划在司徒雷登的处所为魏德迈准备欢送晚宴，但是蒋介石却在晚宴开始前的最后一分钟，谎称自己因生病而不能出席，而由宋美龄代为出席。对此同样感到十分不悦的魏德迈最后撤销了这次欢送晚宴。[14]
然而一回到美国，魏德迈却以反共斗士自居。他积极为蒋介石政府游说，指责蒋介石垮台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美国的背信弃义以及缺少援助。1947年12月，在魏德迈游说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之前，他先拜访了亲蒋介石的主席布里奇斯。当布里奇斯问起一些关于蒋介石的事情，魏德迈答道：“蒋介石大元帅是一个品行优良的人。这个委员会中像您这样的绅士一定会称赞他、敬佩他。”当布里奇斯问到美国是否需要拿出更多的财力物力去支持蒋介石时，在中国时坚持认为不需要继续支持蒋介石的魏德迈，此时却做出了支持的回答。布里奇斯又问：“你认为在这么多年以后，美国是否仍然应当恪守自己支持蒋介石的承诺?”“是的，先生，我认为应当恪守承诺。”魏德迈答道。[15]
然而，蒋介石政府的垮台比人们意料的要快得多。1948年11月5日，即杜鲁门赢得总统大选的三天后，国民党政府建议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人员撤离中国。与此同时，斯大林派来的苏联特使米高扬告诫毛泽东，不要跨过长江追击国民党余部，否则美国有可能会介入中国的内战，对中共造成不利影响。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名义上放弃对国民党政府的掌控，并暗地里把自己储备的黄金运往台湾。正如美国国务院公告中所报道的那样，蒋介石丢弃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力量”，逃往“沿海的一个小岛上避难”。[16]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的军队跨过长江，三天之后拿下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此时，距离中国内战结束已经近在咫尺。
从1947年起，杜鲁门、艾奇逊和马歇尔就很清楚他们的对华政策旨在系统地脱离中国事务：对于正在进行的中国内战参与得越少越好，国内的批评声越少越好。像“一战”时腐烂透顶的沙俄政权再也无法维持下去，被世界大战带来的压力压垮一样，蒋介石政权的崩溃同样是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即使有美国的帮助也回天无力。然而，两者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在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倒台之后，俄国没有那样强大的游说集团，不像中国那样劝说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复辟。俄国的东正教会在美国的影响不大，与普通美国人缺乏紧密的联系，而到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则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社会。俄国不属于美国人，因此失去俄国的不是美国人;而中国属于美国人，因此失去中国的是美国人。
蒋介石政府的垮台给美国政治结构留下一片正在扩大的裂口。在国内政治中，没有人愿意再谈起蒋介石政府。现在杜鲁门政府唯一想做的就是怎样才能与新中国的领导人和平相处，并且让他们至少部分远离莫斯科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美国将执行一项新的对华政策，并以承认新中国为最终目标。但美国人错误地认为，毛泽东及新中国迫切需要美国的承认。然而事情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