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
在威斯康星教书几年的记忆，就像那个州冬季的景色：交给列奥·米哈尔科夫的报告像丑陋的黑色烂泥，弄脏了中西部生活的明媚爽直；那家伙穿着貂皮大衣，戴着护耳毛帽，从暴风雪中现身，活像德莫洛兹——森林爷爷，妈妈们的圣诞故事里的人物。奥夫斯泰特试图用偷来的实体材料喂饱米哈尔科夫：实验电器、电离箱、辐射侦测-盖格计数器……但他似乎永远喂不饱。米哈尔科夫挤了又挤，奥夫斯泰特就像海绵似的，把那些绝密档案渗了出去：用皮癣擦拭弱智儿童的头皮以观测效果的美国项目；用登革热、霍乱、黄热病和蚊子一起培育，传播给反战主义囚犯的昆虫武器计划。最近又有一项提议，说要让美国军人接触一种名叫“橙剂”的新型除草二噁英。奥夫斯泰特为苏联特工搜罗传递的每一项实验成果，都像是一种病毒，腐蚀了他原本快乐生活的内里。
他悲哀不已地意识到，任何与他交往过密的人都可能成为苏联用来敲诈自己的工具。他别无选择。他和他一直追求的那个可爱的女人断绝了关系，也不再主持大学的鸡尾酒会了，因为亲切友善的知性主义会使他沉醉。他从那幢大学分给他的房子里搬走了大部分家具，拆掉了所有的灯，清空了抽屉和衣橱。如此一番折腾之后，第一个夜晚，他独自坐在光秃秃的地板中央，反复地念叨着“Ya Russkiy”——“我是俄罗斯人”，直到湿漉漉的雪盖住了窗户，他才在黑暗中相信了这句话。
自杀是唯一的出路。他实在太了解镇静药物了，所以无法依靠它们来办成这件事。麦迪逊没有足够高的楼可以跳。操着俄罗斯口音去买枪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怀疑。于是他买了一盒吉列蓝刀，放在浴缸边上，但不管他把洗澡水调得多热，他都无法忘记妈妈的警告，关于Nečistajasila——不洁力量，所有自杀者都会被收入恶魔军团。奥夫斯泰特在浴缸里哭了，光着身子，中年谢顶，皮肤苍白，肌肉松弛，像婴儿似的哭得打战。他误入歧途，走得太远了，实在是太远太远了。
奥卡姆航空航天研究中心邀请他加入团队，研究一种“新发现的生命形态”。这件事救了他。这并非夸张。前一天，剃刀还摆在浴缸边，后一天，就被当作垃圾扔掉了。还有好消息，米哈尔科夫传话给他，说这将是他的最后一项任务。完成了在奥卡姆的活儿，他就能回家，回明斯克，回到他十八年未曾见面的父母怀中。
奥夫斯泰特立刻就着手开始了。他签署了他所看到的每一份表格，并且初步接触了部分打了码的但仍然非常令人震惊的华盛顿电函。他以老掉牙的“个人理由”辞去了大学里的工作，然后在巴尔的摩安顿下来。“新发现的生命形态。”这个短语使他冰冷干涸的身体里又充满了青春的希望。他自己的内心，也是“新发现的生命形态”，而这一次，他不是要用它去毁灭什么，而是要用它来了解什么。
然后他就看见了它。这个词不对，是“遇见”了它。那生物从水箱的舷窗里往外看，看着奥夫斯泰特，那种对他的认知方式，是人类和灵长类动物所特有的。几秒钟之内，奥夫斯泰特二十多年来形成的科学盔甲就被剥得一干二净：这不是某种应该被研究的基因突变的鱼，而是一种应该与之分享感觉、思想、认识的生物。这一认识正好以奥夫斯泰特——前不久还辞职想死的人所需要的方式释放出来。他做好了一切准备。他没做好任何准备。
那生物本身也是个矛盾体，它自身的生物结构与泥盆纪的历史证据相符。奥夫斯泰特开始管它叫“泥盆君”，并且对它与水的深刻关系最为感兴趣。他先是提出，是“泥盆君”强制使水环绕在自己周围，但这太武断了，因为另一方面，水似乎是与那生物互相作用的，通过拍打、涌动或像沙子般的静止来反映它的情绪。通常，昆虫会被静止的水吸引，但那些能钻进F-1的昆虫都被“泥盆君”收服了，每当奥夫斯泰特做出攻击性的动作时，它们就会在他上方疾飞、进攻，声势浩大，蔚为壮观。
他的脑袋里塞满了各种难以置信的假设，但他自私地保密起来，只把一些容易理解的事实写进了第一份关于奥卡姆的报告。“泥盆君”，他写道，是一种两侧对称的、脊椎清晰、属于脊索动物门的双足两栖动物；有中空的神经管和由心脏供能的封闭血液系统，至于是像人类一样四心室还是像两栖动物一样三心室，奥夫斯泰特尚不清楚；鳃裂明显，但带有血管蒂的肺部上方的胸腔扩张也很明显。这就说明“泥盆君”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两种不同陆界。他疯了似的打字，称科学界从中可能获得的关于水下呼吸的认知，将是无限的。
奥夫斯泰特的“新发现的生命形态”有个缺陷，那就是一种“新的天真”。奥卡姆对揭开原始生物的秘密毫无兴趣，他们想要的和列奥·米哈尔科夫想要的一样：军事及航空应用。一夜之间，奥夫斯泰特的工作就变成了“找碴儿碍事”：拨弄旋钮，调整阀门、宣称设备不安全、数据受损了，总之任何能为他争取时间以研究“泥盆君”的事他都干。这需要创造力和胆量，以及他曾任由米哈尔科夫压制的第三种个人特质：同情心。所以才有了他安装的那些接近自然光线的灯泡，才有了亚马孙丛林里的现场录音。
这些努力需要时间，但理查德·斯特里克兰却把“时间”变成了一种像“泥盆君”一样濒临灭绝的物种。学术界充满竞争，奥夫斯泰特看得出微笑打招呼和欣然握手背后的刀子。斯特里克兰是另一种对手，他并不掩饰对科学家的反感，直接当面骂人，让他们脸红、结巴、说不出话。斯特里克兰大骂奥夫斯泰特，说他的种种拖延借口全是胡扯。“你要是想研究那玩意儿，”斯特里克兰变着法儿说过好多次，“你就不能只是挠着下巴逗它玩儿，你得把它切开，看看它到底是怎么流血的。”
奥夫斯泰特本能地也想因恐惧而退缩，然而，他不能退缩，这一次不能，因为赌注太大了，不仅是为了“泥盆君”，也是为了他自己的灵魂。他告诉自己，F-1是未被驯服的新宇宙的奇点，想在其中生存，他必须创造出第三人，不是德米特里，不是鲍勃，而是一个英雄。当无辜的生物沦为两个无情的国家的实验牺牲品，这个英雄可以以沉默为自己赎罪。想要成功，他就得把自己曾教给学生的基本经验应用到实际中去：宇宙是通过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形成的，当新的栖息地突然出现时，当地生物分类单元的成员就会为争夺资源而战，而结果通常都是死亡。 “拔除，”米哈尔科夫沉吟道，“这是美国人看牙医时用的词，是个混乱的过程。你的围兜里全是骨头和血。不，计划里没有‘拔除’这一项。”
奥夫斯泰特并不确定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合理。谁知道苏联会不会比美国更恶劣地折磨“泥盆君”呢？但是在两个都很糟糕的选项中，选不确定的那个总要好一点儿。奥夫斯泰特张开嘴巴想要讲话，但小提琴手们刚好演奏完一首曲子，于是他只好憋住了。只见他们的胳膊肘一甩，又拉开了，琴弓上的马鬃摇晃着，像断掉的蜘蛛网。是肖斯塔科维奇的曲子：慷慨激昂，足以掩盖任何程度的危险谈话。
“按我的这些计划，”奥夫斯泰特坚持道，“咱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就把它从奥卡姆弄出来。只要给我两个训练有素的特工就行。”
“这已经是你的最后一项任务了，德米特里，何必要把它搞得那么复杂呢？最幸福的返乡归家可等着你呢。同志，听我一句劝。你不是那种爱冒险的人，就干你擅长干的事儿吧，像个好姑娘一样跟在美国人后面扫起灰尘，然后把簸箕交给我们。”
奥夫斯泰特明白这是一种贬低，但是这种刺戳不痛不痒。最近，他开始觉得姑娘们，尤其是清洁工，比地球上的任何人都更懂秘密。
“它能交流，”他说，“我看见了。”
“狗、也、能。可那阻止我们向太空发射小莱卡了吗？”
“它不是仅仅能够感受到疼痛，还能够理解疼痛，就像你和我一样。”
“美国人迟迟才承认这一点，我倒不惊讶。他们认为黑人不能像白人一样感受到痛苦，那都有多久了。”
“它能理解手语，它能理解音乐。”
米哈尔科夫喝了口伏特加，叹了口气。
“生活就应该像切分红公鹿，德米特里。你剥皮、撕肉，就行了，简单干脆。我多怀念30年代啊，把微缩胶卷藏在女士们的化妆品里。我们传递的都是可以触摸和感觉的东西，而且知道只要带回去就能使我们的人民受益。维生素D浓缩液，工业溶剂。可如今我们的工作更像是从肚子上的洞往外掏肠子。我们打交道的都是些摸不着的玩意儿：信息，概念。难怪你会用感情来迷惑他们。”
“感情。”奥夫斯泰特想起了埃莉莎在“泥盆君”的亮光里播放管弦乐的场景。
“可是感情有什么不对的？”他问，“你读过阿道司·赫胥黎的书吗？”
“刚才是音乐，现在又是文学？你可真是多才多艺啊，德米特里。是啊，我读过赫胥黎的书，但那只是因为斯特拉文斯基对他评价很高。你知道他最新的作品是献给赫胥黎的吗？”他朝小提琴手点点头，“要是这些新手也会拉就好了。”
“那你应该读过《美丽新世界》了，赫胥黎就无菌婴儿室和大规模调节生物节律发出了警告。如果我们不受人性本善的指引，那不就是我们发展的后果吗？”
“从奥卡姆的那条鱼聊到未来的反乌托邦可真是又累人又漫长。你绝不能这么心软。如果你喜欢流行小说，那我推荐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怎么样？让我来告诉你，威尔斯笔下的莫洛博士怎么说：‘研究自然，将使人最终和自然一样无情。’”
“显然你不是在为莫洛博士辩护。”
“文明人总喜欢把莫洛博士当作恶魔，不过这儿是黑海餐厅，德米特里，就咱们俩，可以彼此诚实点儿。莫洛博士明白，你不能两样都占着。如果你相信自然是美好的，那么也必须接受它的残酷。至于你如此看重那个生物？它根本感觉不到你。它无情，你也得无义。”
“人应该比恶魔好。”
“哈，但谁才是恶魔？纳粹？日本帝国？我们？我们不都是做些恶魔般的事儿，来阻止恶魔般的后果吗？我喜欢把世界想象成用两根棍子高高支起来的瓷盘，一根棍子是美国，另一根是苏联。如果一根变长了，那么另一根也得变长，否则盘子就会摔个稀烂。我以前认识个人，化名范登堡。他也深植在美国，像你一样。他也有些荒唐的念头，像你一样。他没能办到，德米特里。他沉进一片水里了，具体的我也不方便多说。”
装龙虾的水箱里咕噜噜地冒着气泡，仿佛这些水，所有的水，都参与了吞没范登堡的行动。音乐的旋律起了微妙的变化。小提琴手们让开地方，一名服务员走了过来，腼腆地鞠了一躬，然后把一盘龙虾和牛排放到了米哈尔科夫面前。这位特工咧嘴一笑，把餐巾塞到衣领里，拿起了刀叉。奥夫斯泰特很乐于看到这样转移注意力的小插曲，他已经乱了阵脚，但鉴于那个范登堡的遭遇，还是别让米哈尔科夫看出来比较明智。
“我很乐意为总书记服务，”奥夫斯泰特说，“我请求拔除那件货物，是为了确保只有我们知道它的秘密。”
米哈尔科夫敲碎龙虾壳，把雪白的虾肉浸入黄油，慢慢咀嚼。
“看在你忠心耿耿这么久的分上，”他边嚼边说，“我就行这一次方便。我会去问问拔除的事儿，看看有什么可能性。”他吞下食物，用刀子指着奥夫斯泰特的餐具，“你有空跟我一起吃吗？美国人给这道菜起了个有趣的名字，叫‘海陆大餐’。看看我后面，挑只龙虾。要是你愿意，我们可以把它送到厨房，你自己看着它是怎么被煮的。它们会嘎吱嘎吱地叫唤，这是真的，但它们的肉很嫩，很鲜美。” 春天到了。灰蒙蒙的冬霾掀开了，露出了天空。一堆堆陈年旧雪，像颤巍巍的兔子，归拢入阴影之中，消失了。在那些清净的地方，孤单的鸟儿啾啾喳喳地叫着，心急的男孩子们已经在沙地上玩起了棒球。码头上汹涌的河水不再如镰刀般凌厉。就连人们的菜单也换了——你可以从几个月来刚敞开的窗子里闻见。但也并非事事都好。雨还是没下，草叶像晨起的头发似的皱巴巴的，黄得像小便。花园的水管子不堪重负。树枝握着拳头，把嫩芽闷在里面。排水隔栅那一排排干涸、锈蚀、脏兮兮的牙齿正对着大太阳。
埃莉莎也有同感。她内心的激流也卡在海湾里了。她已经三天没有进过F-1了——如果算上周末，那就是五天——这数字她可是每时每刻都记在脑袋里的。实验室里一直有人。保安比以前更多了，巡逻也更勤了。拖一遍地，还没干，他们的靴子就又踏过来了。埃莉莎来上班时，发现负责交接班的并不是只有弗莱明，还有斯特里克兰。她把目光移向别处，并不希望看见他对自己笑。
洗衣机搬走五年了，可洗衣房里还是很熏眼睛。当年埃莉莎发现露西尔在漂白剂的烟雾中晕倒，便连忙把她抬上一辆四轮洗衣车，把她推到自助餐厅，让她呼吸新鲜空气，然后还给医院打了电话——塞尔达可喜欢在午餐时间一遍遍地讲述这番英勇壮举了。而奥卡姆不喜欢惹人注意，所以所有清洗工作都外包给了米莉森特洗衣店，所幸埃莉莎和露西尔保住了饭碗。
只有分拣工作还留在洗衣房。塞尔达和埃莉莎把脏毛巾、工作服和实验服分开，放在大桌子上，趁这当儿塞尔达又讲了一个新的关于布鲁斯特的故事。前一天晚上，塞尔达想看《迪士尼的奇妙色彩世界》，但布鲁斯特坚持要看《杰森一家》。俩人的争吵愈演愈烈，最后塞尔达把她丈夫从躺椅上踢了下去，就像从垃圾桶里甩掉垃圾似的。而布鲁斯特为了报一箭之仇，在塞尔达看节目时一直用最大的嗓门高唱《杰森一家》的主题曲。
埃莉莎知道，塞尔达讲这些是为了逗她开心——她那不愿明说的忧郁是难以隐藏的。她心里很感激，每次把东西扔进推车之前，都尽己所能地鼓起最大的热情来写标签。分拣完毕之后，她们推着推车上了走廊。埃莉莎的那辆推车嘎吱嘎吱响，惹得一个头戴钢盔的保安从走廊尽头探出头来，评估了一番危险系数。她们要去的地方正好要经过F-1。埃莉莎努力地想听见些能透露蛛丝马迹的声音，但同时又不让“听”的样子太明显。
她们向左拐弯，沿着一条黑漆漆的走廊往前走。这条走廊上没有窗子，但有一扇双开门用木头支开，停车场的橘色灯光就从那里微微地透了进来。塞尔达把推车拖在身后，推开了一扇门，然后扶住门，让埃莉莎也进去。她们像往常一样和其他当班的夜猫子们碰了面。他们像铁丝上的鸟儿似的站成一排，抽着烟吞云吐雾。科学家们敢炫耀自己打破了奥卡姆的禁烟令，杂役们可不敢。他们每天夜里都会在装卸区碰几次面，为了抽几口烟也暂停了吵嘴。这是在冒险：可以在大厅里休息，但在这儿，离无菌实验室这么近的地方，不行。
“你得给轮子上油了，”约兰达说，“你在一英里之外时我就听见嘎嘎响了。”
“别听她的，埃莉莎，”安东尼奥说，“有那个工夫不如替我梳梳头。”
“你那头发？”约兰达嘲笑道，“我还以为那是从碗里掉出来的一坨呢。”
“埃莉莎小姐，塞尔达小姐，”杜安叫道，“你们怎么从来不跟我们一起抽烟呢？”
埃莉莎耸耸肩，指了指自己脖子上的伤疤。关于抽烟的试验做一次就够了：她在“之家”后面的工棚里试过一口，然后就一直咳嗽，咳出的血都把地弄脏了。她推着嘎吱作响的车子走下斜坡，朝着米莉森特洗衣店的面包车后视镜跟司机招了招手。车后门开着，她便把推车里的东西一件件地扔到车内的篮子里。塞尔达把她的推车停在埃莉莎旁边，然后转过身跟其他人说话。
“噢，见鬼，”塞尔达说，“我还真有点儿怀念那味儿了。给我支烟。”
塞尔达往回走上斜坡，加入他们，大家都欢呼起来。她从露西尔手里接过一支“长好彩”，点上，吸了一口，然后用拿着烟的那只胳膊肘去碰另一只手的手掌。这姿势让埃莉莎放飞了想象，她仿佛看见贝斯轰鸣的舞厅里，有个年轻、轻盈的塞尔达，正被一位穿着祖特装的男子追求示好——也许是布鲁斯特。埃莉莎的目光跟着塞尔达吐出的烟雾向上升，看着它在钠光灯下闪烁，在安保摄像机前面盘桓。
“别担心，亲爱的。”
她吓了一跳，收回视线，看着安东尼奥。他眨了眨他的斗鸡眼，抄起一把倚在墙边的扫帚。他举着扫帚，高高抬起手，用扫帚头顶住了摄像机底板。摄像机底板上积攒的灰尘透露出杂役们的秘密，每个夜晚都是如此：顶着它向上扬，完事儿之后再把它压回原位。
“这几分钟就让咱们待在盲点里吧。多聪明啊，是吧？”
埃莉莎愣了一会儿才发觉，自己扔衣服的动作停了。米莉森特洗衣店的司机按着喇叭，但她没反应过来。杜安想开个玩笑让她清醒一下，于是就问她，为什么午饭要带这么多煮鸡蛋，明明一个人吃不完。她也没做出什么反应。塞尔达掐灭了香烟，示意司机别再按了，然后快步走下斜坡，开始帮忙装车。
“你没事吧，亲爱的？”
埃莉莎点点头。她听见自己脖子上的骨头咔吧咔吧响，但她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抽烟的人，看着他们把还冒着烟的烟头扔向钟表，然后让安东尼奥把摄像机压回原先的位置。她几乎没听见塞尔达关上车门，砰地一敲，告诉司机可以走了。盲点：埃莉莎一头扎进了这个词里，她探索它，研究它，觉得很熟悉它，甚至还有点儿晕晕乎乎。除了塞尔达和贾尔斯，她的整个生活就是个“盲点”，被全世界遗忘。如果用这种“不可见”吓他们一跳，她想，那岂不是很了不起？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他悲哀不已地意识到，任何与他交往过密的人都可能成为苏联用来敲诈自己的工具。他别无选择。他和他一直追求的那个可爱的女人断绝了关系，也不再主持大学的鸡尾酒会了，因为亲切友善的知性主义会使他沉醉。他从那幢大学分给他的房子里搬走了大部分家具，拆掉了所有的灯，清空了抽屉和衣橱。如此一番折腾之后，第一个夜晚，他独自坐在光秃秃的地板中央，反复地念叨着“Ya Russkiy”——“我是俄罗斯人”，直到湿漉漉的雪盖住了窗户，他才在黑暗中相信了这句话。
自杀是唯一的出路。他实在太了解镇静药物了，所以无法依靠它们来办成这件事。麦迪逊没有足够高的楼可以跳。操着俄罗斯口音去买枪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怀疑。于是他买了一盒吉列蓝刀，放在浴缸边上，但不管他把洗澡水调得多热，他都无法忘记妈妈的警告，关于Nečistajasila——不洁力量，所有自杀者都会被收入恶魔军团。奥夫斯泰特在浴缸里哭了，光着身子，中年谢顶，皮肤苍白，肌肉松弛，像婴儿似的哭得打战。他误入歧途，走得太远了，实在是太远太远了。
奥卡姆航空航天研究中心邀请他加入团队，研究一种“新发现的生命形态”。这件事救了他。这并非夸张。前一天，剃刀还摆在浴缸边，后一天，就被当作垃圾扔掉了。还有好消息，米哈尔科夫传话给他，说这将是他的最后一项任务。完成了在奥卡姆的活儿，他就能回家，回明斯克，回到他十八年未曾见面的父母怀中。
奥夫斯泰特立刻就着手开始了。他签署了他所看到的每一份表格，并且初步接触了部分打了码的但仍然非常令人震惊的华盛顿电函。他以老掉牙的“个人理由”辞去了大学里的工作，然后在巴尔的摩安顿下来。“新发现的生命形态。”这个短语使他冰冷干涸的身体里又充满了青春的希望。他自己的内心，也是“新发现的生命形态”，而这一次，他不是要用它去毁灭什么，而是要用它来了解什么。
然后他就看见了它。这个词不对，是“遇见”了它。那生物从水箱的舷窗里往外看，看着奥夫斯泰特，那种对他的认知方式，是人类和灵长类动物所特有的。几秒钟之内，奥夫斯泰特二十多年来形成的科学盔甲就被剥得一干二净：这不是某种应该被研究的基因突变的鱼，而是一种应该与之分享感觉、思想、认识的生物。这一认识正好以奥夫斯泰特——前不久还辞职想死的人所需要的方式释放出来。他做好了一切准备。他没做好任何准备。
那生物本身也是个矛盾体，它自身的生物结构与泥盆纪的历史证据相符。奥夫斯泰特开始管它叫“泥盆君”，并且对它与水的深刻关系最为感兴趣。他先是提出，是“泥盆君”强制使水环绕在自己周围，但这太武断了，因为另一方面，水似乎是与那生物互相作用的，通过拍打、涌动或像沙子般的静止来反映它的情绪。通常，昆虫会被静止的水吸引，但那些能钻进F-1的昆虫都被“泥盆君”收服了，每当奥夫斯泰特做出攻击性的动作时，它们就会在他上方疾飞、进攻，声势浩大，蔚为壮观。
他的脑袋里塞满了各种难以置信的假设，但他自私地保密起来，只把一些容易理解的事实写进了第一份关于奥卡姆的报告。“泥盆君”，他写道，是一种两侧对称的、脊椎清晰、属于脊索动物门的双足两栖动物；有中空的神经管和由心脏供能的封闭血液系统，至于是像人类一样四心室还是像两栖动物一样三心室，奥夫斯泰特尚不清楚；鳃裂明显，但带有血管蒂的肺部上方的胸腔扩张也很明显。这就说明“泥盆君”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两种不同陆界。他疯了似的打字，称科学界从中可能获得的关于水下呼吸的认知，将是无限的。
奥夫斯泰特的“新发现的生命形态”有个缺陷，那就是一种“新的天真”。奥卡姆对揭开原始生物的秘密毫无兴趣，他们想要的和列奥·米哈尔科夫想要的一样：军事及航空应用。一夜之间，奥夫斯泰特的工作就变成了“找碴儿碍事”：拨弄旋钮，调整阀门、宣称设备不安全、数据受损了，总之任何能为他争取时间以研究“泥盆君”的事他都干。这需要创造力和胆量，以及他曾任由米哈尔科夫压制的第三种个人特质：同情心。所以才有了他安装的那些接近自然光线的灯泡，才有了亚马孙丛林里的现场录音。
这些努力需要时间，但理查德·斯特里克兰却把“时间”变成了一种像“泥盆君”一样濒临灭绝的物种。学术界充满竞争，奥夫斯泰特看得出微笑打招呼和欣然握手背后的刀子。斯特里克兰是另一种对手，他并不掩饰对科学家的反感，直接当面骂人，让他们脸红、结巴、说不出话。斯特里克兰大骂奥夫斯泰特，说他的种种拖延借口全是胡扯。“你要是想研究那玩意儿，”斯特里克兰变着法儿说过好多次，“你就不能只是挠着下巴逗它玩儿，你得把它切开，看看它到底是怎么流血的。”
奥夫斯泰特本能地也想因恐惧而退缩，然而，他不能退缩，这一次不能，因为赌注太大了，不仅是为了“泥盆君”，也是为了他自己的灵魂。他告诉自己，F-1是未被驯服的新宇宙的奇点，想在其中生存，他必须创造出第三人，不是德米特里，不是鲍勃，而是一个英雄。当无辜的生物沦为两个无情的国家的实验牺牲品，这个英雄可以以沉默为自己赎罪。想要成功，他就得把自己曾教给学生的基本经验应用到实际中去：宇宙是通过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形成的，当新的栖息地突然出现时，当地生物分类单元的成员就会为争夺资源而战，而结果通常都是死亡。 “拔除，”米哈尔科夫沉吟道，“这是美国人看牙医时用的词，是个混乱的过程。你的围兜里全是骨头和血。不，计划里没有‘拔除’这一项。”
奥夫斯泰特并不确定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合理。谁知道苏联会不会比美国更恶劣地折磨“泥盆君”呢？但是在两个都很糟糕的选项中，选不确定的那个总要好一点儿。奥夫斯泰特张开嘴巴想要讲话，但小提琴手们刚好演奏完一首曲子，于是他只好憋住了。只见他们的胳膊肘一甩，又拉开了，琴弓上的马鬃摇晃着，像断掉的蜘蛛网。是肖斯塔科维奇的曲子：慷慨激昂，足以掩盖任何程度的危险谈话。
“按我的这些计划，”奥夫斯泰特坚持道，“咱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就把它从奥卡姆弄出来。只要给我两个训练有素的特工就行。”
“这已经是你的最后一项任务了，德米特里，何必要把它搞得那么复杂呢？最幸福的返乡归家可等着你呢。同志，听我一句劝。你不是那种爱冒险的人，就干你擅长干的事儿吧，像个好姑娘一样跟在美国人后面扫起灰尘，然后把簸箕交给我们。”
奥夫斯泰特明白这是一种贬低，但是这种刺戳不痛不痒。最近，他开始觉得姑娘们，尤其是清洁工，比地球上的任何人都更懂秘密。
“它能交流，”他说，“我看见了。”
“狗、也、能。可那阻止我们向太空发射小莱卡了吗？”
“它不是仅仅能够感受到疼痛，还能够理解疼痛，就像你和我一样。”
“美国人迟迟才承认这一点，我倒不惊讶。他们认为黑人不能像白人一样感受到痛苦，那都有多久了。”
“它能理解手语，它能理解音乐。”
米哈尔科夫喝了口伏特加，叹了口气。
“生活就应该像切分红公鹿，德米特里。你剥皮、撕肉，就行了，简单干脆。我多怀念30年代啊，把微缩胶卷藏在女士们的化妆品里。我们传递的都是可以触摸和感觉的东西，而且知道只要带回去就能使我们的人民受益。维生素D浓缩液，工业溶剂。可如今我们的工作更像是从肚子上的洞往外掏肠子。我们打交道的都是些摸不着的玩意儿：信息，概念。难怪你会用感情来迷惑他们。”
“感情。”奥夫斯泰特想起了埃莉莎在“泥盆君”的亮光里播放管弦乐的场景。
“可是感情有什么不对的？”他问，“你读过阿道司·赫胥黎的书吗？”
“刚才是音乐，现在又是文学？你可真是多才多艺啊，德米特里。是啊，我读过赫胥黎的书，但那只是因为斯特拉文斯基对他评价很高。你知道他最新的作品是献给赫胥黎的吗？”他朝小提琴手点点头，“要是这些新手也会拉就好了。”
“那你应该读过《美丽新世界》了，赫胥黎就无菌婴儿室和大规模调节生物节律发出了警告。如果我们不受人性本善的指引，那不就是我们发展的后果吗？”
“从奥卡姆的那条鱼聊到未来的反乌托邦可真是又累人又漫长。你绝不能这么心软。如果你喜欢流行小说，那我推荐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怎么样？让我来告诉你，威尔斯笔下的莫洛博士怎么说：‘研究自然，将使人最终和自然一样无情。’”
“显然你不是在为莫洛博士辩护。”
“文明人总喜欢把莫洛博士当作恶魔，不过这儿是黑海餐厅，德米特里，就咱们俩，可以彼此诚实点儿。莫洛博士明白，你不能两样都占着。如果你相信自然是美好的，那么也必须接受它的残酷。至于你如此看重那个生物？它根本感觉不到你。它无情，你也得无义。”
“人应该比恶魔好。”
“哈，但谁才是恶魔？纳粹？日本帝国？我们？我们不都是做些恶魔般的事儿，来阻止恶魔般的后果吗？我喜欢把世界想象成用两根棍子高高支起来的瓷盘，一根棍子是美国，另一根是苏联。如果一根变长了，那么另一根也得变长，否则盘子就会摔个稀烂。我以前认识个人，化名范登堡。他也深植在美国，像你一样。他也有些荒唐的念头，像你一样。他没能办到，德米特里。他沉进一片水里了，具体的我也不方便多说。”
装龙虾的水箱里咕噜噜地冒着气泡，仿佛这些水，所有的水，都参与了吞没范登堡的行动。音乐的旋律起了微妙的变化。小提琴手们让开地方，一名服务员走了过来，腼腆地鞠了一躬，然后把一盘龙虾和牛排放到了米哈尔科夫面前。这位特工咧嘴一笑，把餐巾塞到衣领里，拿起了刀叉。奥夫斯泰特很乐于看到这样转移注意力的小插曲，他已经乱了阵脚，但鉴于那个范登堡的遭遇，还是别让米哈尔科夫看出来比较明智。
“我很乐意为总书记服务，”奥夫斯泰特说，“我请求拔除那件货物，是为了确保只有我们知道它的秘密。”
米哈尔科夫敲碎龙虾壳，把雪白的虾肉浸入黄油，慢慢咀嚼。
“看在你忠心耿耿这么久的分上，”他边嚼边说，“我就行这一次方便。我会去问问拔除的事儿，看看有什么可能性。”他吞下食物，用刀子指着奥夫斯泰特的餐具，“你有空跟我一起吃吗？美国人给这道菜起了个有趣的名字，叫‘海陆大餐’。看看我后面，挑只龙虾。要是你愿意，我们可以把它送到厨房，你自己看着它是怎么被煮的。它们会嘎吱嘎吱地叫唤，这是真的，但它们的肉很嫩，很鲜美。” 春天到了。灰蒙蒙的冬霾掀开了，露出了天空。一堆堆陈年旧雪，像颤巍巍的兔子，归拢入阴影之中，消失了。在那些清净的地方，孤单的鸟儿啾啾喳喳地叫着，心急的男孩子们已经在沙地上玩起了棒球。码头上汹涌的河水不再如镰刀般凌厉。就连人们的菜单也换了——你可以从几个月来刚敞开的窗子里闻见。但也并非事事都好。雨还是没下，草叶像晨起的头发似的皱巴巴的，黄得像小便。花园的水管子不堪重负。树枝握着拳头，把嫩芽闷在里面。排水隔栅那一排排干涸、锈蚀、脏兮兮的牙齿正对着大太阳。
埃莉莎也有同感。她内心的激流也卡在海湾里了。她已经三天没有进过F-1了——如果算上周末，那就是五天——这数字她可是每时每刻都记在脑袋里的。实验室里一直有人。保安比以前更多了，巡逻也更勤了。拖一遍地，还没干，他们的靴子就又踏过来了。埃莉莎来上班时，发现负责交接班的并不是只有弗莱明，还有斯特里克兰。她把目光移向别处，并不希望看见他对自己笑。
洗衣机搬走五年了，可洗衣房里还是很熏眼睛。当年埃莉莎发现露西尔在漂白剂的烟雾中晕倒，便连忙把她抬上一辆四轮洗衣车，把她推到自助餐厅，让她呼吸新鲜空气，然后还给医院打了电话——塞尔达可喜欢在午餐时间一遍遍地讲述这番英勇壮举了。而奥卡姆不喜欢惹人注意，所以所有清洗工作都外包给了米莉森特洗衣店，所幸埃莉莎和露西尔保住了饭碗。
只有分拣工作还留在洗衣房。塞尔达和埃莉莎把脏毛巾、工作服和实验服分开，放在大桌子上，趁这当儿塞尔达又讲了一个新的关于布鲁斯特的故事。前一天晚上，塞尔达想看《迪士尼的奇妙色彩世界》，但布鲁斯特坚持要看《杰森一家》。俩人的争吵愈演愈烈，最后塞尔达把她丈夫从躺椅上踢了下去，就像从垃圾桶里甩掉垃圾似的。而布鲁斯特为了报一箭之仇，在塞尔达看节目时一直用最大的嗓门高唱《杰森一家》的主题曲。
埃莉莎知道，塞尔达讲这些是为了逗她开心——她那不愿明说的忧郁是难以隐藏的。她心里很感激，每次把东西扔进推车之前，都尽己所能地鼓起最大的热情来写标签。分拣完毕之后，她们推着推车上了走廊。埃莉莎的那辆推车嘎吱嘎吱响，惹得一个头戴钢盔的保安从走廊尽头探出头来，评估了一番危险系数。她们要去的地方正好要经过F-1。埃莉莎努力地想听见些能透露蛛丝马迹的声音，但同时又不让“听”的样子太明显。
她们向左拐弯，沿着一条黑漆漆的走廊往前走。这条走廊上没有窗子，但有一扇双开门用木头支开，停车场的橘色灯光就从那里微微地透了进来。塞尔达把推车拖在身后，推开了一扇门，然后扶住门，让埃莉莎也进去。她们像往常一样和其他当班的夜猫子们碰了面。他们像铁丝上的鸟儿似的站成一排，抽着烟吞云吐雾。科学家们敢炫耀自己打破了奥卡姆的禁烟令，杂役们可不敢。他们每天夜里都会在装卸区碰几次面，为了抽几口烟也暂停了吵嘴。这是在冒险：可以在大厅里休息，但在这儿，离无菌实验室这么近的地方，不行。
“你得给轮子上油了，”约兰达说，“你在一英里之外时我就听见嘎嘎响了。”
“别听她的，埃莉莎，”安东尼奥说，“有那个工夫不如替我梳梳头。”
“你那头发？”约兰达嘲笑道，“我还以为那是从碗里掉出来的一坨呢。”
“埃莉莎小姐，塞尔达小姐，”杜安叫道，“你们怎么从来不跟我们一起抽烟呢？”
埃莉莎耸耸肩，指了指自己脖子上的伤疤。关于抽烟的试验做一次就够了：她在“之家”后面的工棚里试过一口，然后就一直咳嗽，咳出的血都把地弄脏了。她推着嘎吱作响的车子走下斜坡，朝着米莉森特洗衣店的面包车后视镜跟司机招了招手。车后门开着，她便把推车里的东西一件件地扔到车内的篮子里。塞尔达把她的推车停在埃莉莎旁边，然后转过身跟其他人说话。
“噢，见鬼，”塞尔达说，“我还真有点儿怀念那味儿了。给我支烟。”
塞尔达往回走上斜坡，加入他们，大家都欢呼起来。她从露西尔手里接过一支“长好彩”，点上，吸了一口，然后用拿着烟的那只胳膊肘去碰另一只手的手掌。这姿势让埃莉莎放飞了想象，她仿佛看见贝斯轰鸣的舞厅里，有个年轻、轻盈的塞尔达，正被一位穿着祖特装的男子追求示好——也许是布鲁斯特。埃莉莎的目光跟着塞尔达吐出的烟雾向上升，看着它在钠光灯下闪烁，在安保摄像机前面盘桓。
“别担心，亲爱的。”
她吓了一跳，收回视线，看着安东尼奥。他眨了眨他的斗鸡眼，抄起一把倚在墙边的扫帚。他举着扫帚，高高抬起手，用扫帚头顶住了摄像机底板。摄像机底板上积攒的灰尘透露出杂役们的秘密，每个夜晚都是如此：顶着它向上扬，完事儿之后再把它压回原位。
“这几分钟就让咱们待在盲点里吧。多聪明啊，是吧？”
埃莉莎愣了一会儿才发觉，自己扔衣服的动作停了。米莉森特洗衣店的司机按着喇叭，但她没反应过来。杜安想开个玩笑让她清醒一下，于是就问她，为什么午饭要带这么多煮鸡蛋，明明一个人吃不完。她也没做出什么反应。塞尔达掐灭了香烟，示意司机别再按了，然后快步走下斜坡，开始帮忙装车。
“你没事吧，亲爱的？”
埃莉莎点点头。她听见自己脖子上的骨头咔吧咔吧响，但她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抽烟的人，看着他们把还冒着烟的烟头扔向钟表，然后让安东尼奥把摄像机压回原先的位置。她几乎没听见塞尔达关上车门，砰地一敲，告诉司机可以走了。盲点：埃莉莎一头扎进了这个词里，她探索它，研究它，觉得很熟悉它，甚至还有点儿晕晕乎乎。除了塞尔达和贾尔斯，她的整个生活就是个“盲点”，被全世界遗忘。如果用这种“不可见”吓他们一跳，她想，那岂不是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