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有灵性的标本 1-3
眼泪的温热让他意识到了蔓延的冷意：F-1的大门紧抵着他的背；走廊像地下墓穴似的拂过阵阵阴风；冰凉的手指捂住嘴巴，犹如僵硬的尸体。如果没哭，他肯定会大笑出来。当然了，让这神圣一幕显灵的导体竟然是一只鸡蛋。他这辈子把太多时间都献给了研究所谓的“进化”——他更愿意称之为“突变”：蠕虫和水母的无性繁殖；受精卵的胚胎形态；不会随着人类毁灭掉一切纯粹与美好而终结的、理论上行得通的无穷的生命进程路径。
他以前也是这么告诉学生们的。宇宙沿着隐秘的轴线折叠，一代推进一代，但真正重塑生命的，是那些细小的皱褶和彻底的撕裂。由突发事件引起的变化可能绵延数千年，影响我们所有人。他说这些是为了迎合那些年轻的思想，不过他可能才是教室里唯一一位首代移民，其他人——每个学生都很有异国气质，都是神奇的基因突变的后代。
噢，那时候他躲进小楼成一统，舒舒服服地缩在讲台后面，徜徉在粉笔灰里，是多么大胆啊。现在他身处旷野，来到了现实世界。可是，为什么，在这儿的每天反而更像幻觉呢？他的妈妈过去常管他的白日梦叫“leniviy mozg”，意思是“懒脑瓜”。当然了，这肯定是正话反说：让他成为知名科学家的正是他那过于活跃的脑瓜儿。那些文凭、缎带和荣誉在现实世界里还有多少价值，他不再确定了。他本来可以把那个清洁工从水箱前拉开，帮她避开危险，可是他，这个象牙塔里的懦夫，却从屋里逃出来了。
他经常会在深夜里返回奥卡姆，他非得检查水池和水箱的仪表四五遍才能睡得着。他确信，在这种人造环境里，那生物坚持不了太久。总有哪天早上，他们会发现它肚皮朝上，像金鱼似的翻白，死了。斯特里克兰先生会欢呼着到处拍大家的后背，而他呢，则会极力忍住汹涌的泪水。然而今晚，在这里，他终于明白了那生物得以活下去的谜底。这个女人，这个清洁工，延续了它的生命，不是借助血清或溶液，而是依靠心灵的力量。此刻把她从实验室里拽出来，可能就和在那生物的心上扎匕首一样。
而另有些匕首正扎着他柔软的、可怜的、粉色的人类手掌。那是一只结实的厚纸板文件夹，片刻之前还是相当重要的东西，但现在已经被揉搓出了锋利的皱褶。他松开拳头，把它抚平。他今晚并不是来F-1检查仪表的，当然也不是为了让一个跳舞的清洁工打破自己最根本的信念。他今晚来这儿，是为了核实之前收集的数据。在这个厚纸板文件夹里，有一份情况报告，是他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整理的，必须在明天赴约前完成。
《星尘》的微弱旋律仍然撞击着实验室的大门，仍然在他的脑海里轰鸣。他拔脚离开，踉踉跄跄地沿着走廊走了。他更用力地攥紧了文件夹，无论手被硌得有多疼，都要让它提醒自己是谁，为什么在这儿。他是鲍勃·奥夫斯泰特博士，原名德米特里·奥夫斯泰特，出生于俄罗斯明斯克，人们会从简历中推断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科学家，不过这也情有可原。他真正的职业、他所拥有过的唯一的事业，用术语说起来可要比“那件货物”真诚多了。他是一个内应，一个密探，一个特勤，一个线人，一个破坏分子，一个间谍。 到奥夫斯泰特在莱克星顿街租的房子里看一看，就知道他肯定是那种会按长度来摆放脚指甲屑的书呆子。这房子其实根本不住人，只是备用的。壁橱和衣柜都是空的，敞开着。不容易坏的食物仍然装在购物袋里没拿出来，而购物袋就放在厨房中央的一张折叠桌上。容易坏的食物呢，也还在袋子里，存在冰箱里。卧室里没有梳妆台，简单朴素的衣服就直接摞在另一张桌子上。他睡在钢框架和帆布搭成的行军床上。他的药箱空空如也，药瓶里装着行军路线，放在马桶的水箱上。他唯一的垃圾桶每天晚上都得清空，每个星期都得擦得一干二净。所有的灯都只有光秃秃的灯泡，灯罩都被他挪到地下室的一个箱子里去了。光线因此很刺眼，以至于他搬来几个月之后都还会被自己的影子吓一跳——他老是觉得会有克格勃特工偷偷摸摸地靠近，企图结束他超长的任务。
保持住所整洁有序，会使安装窃听设备、寻找漏洞，以及其他见不得人的黑箱作业变得复杂。其实他没理由认为自己被中央情报局盯上了，但每个星期六，当其他男人打开啤酒、看体育比赛时，他都会在抽屉缝、窗户边、通风口、门框和沙发周围抹上油灰，像其他男人准备家庭野餐似的，来一项特别活动：拆卸和重装电话。电视机和收音机是他不需要的负担，他默不作声地把电话大卸八块，停下来时就读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反正不管读得完读不完，星期日都得还。那一幕很刺眼，那个清洁工——打卡钟的记录显示她名叫埃莉莎·埃斯波西托——在那件样本前面跳舞的一幕，那迫人心目的光彩让奥夫斯泰特为自己惯常的孤独感到由衷的悲哀。
然而，今天，他照常把走廊上的一块地板拆下来时，却突然觉得很糟——比危险还糟。不对劲。这是一种让人讨厌的感觉。“不对劲”是家长、女教师和教士们该有的，科学家没必要有这种东西，但这种感觉却像鱼刺似的卡在他的喉咙里：他确信昨晚看到的一幕会改变一切。如果那件样本能感受到快乐、喜欢、在乎——他在它的颜色变化中看到了这三种情感，那么无论任何国家，出于任何原因，都不可以像对待本生灯上的标本那样玩弄它。事后再看，即便是在他自己的实验室里，有医生的精心照料，也仍然不对劲。奥夫斯泰特很想知道，在华盛顿，在奥卡姆，在他自己心里，那标本激起的情感中，何以竟然没有一种叫作“羞耻”？
地板下面的洞里放着一本护照、一个装着现金的信封，还有那个皱巴巴的厚纸板文件夹。奥夫斯泰特拿起文件夹，听到了出租车嘟嘟嘟的声音，便把地板装回了原位。事情总是一样的：先是接到一个没礼貌的电话，被人告知具体时间和暗语，然后扔下手边的一切，然后给大卫·弗莱明那儿编个迟到的借口，然后他就焦急地熬着，熬到那个时间，叫辆出租车，把司机的名字记在笔记本上——这是为了确保不会有同一个司机多次送他到会面地点。今天的这个司机名叫罗伯特·纳塔涅尔·德·卡斯特罗，奥夫斯泰特敢打赌，司机的朋友肯定都叫他“鲍勃”——还有哪个美国名字像它这样，既不冒犯人，又不容易记？
过了机场，过了熊溪大桥，伯利恒钢铁厂那片阴影下的船坞就近了。工业园区可不是西服革履的人通常会下车的地方。奥夫斯泰特只有西服可穿，他唯一的伪装是温和。他收敛起专家博士的孔雀羽毛，用没劲的闲聊和不值一提的小费烦够了那个罗伯特·纳塔涅尔·德·卡斯特罗。他走向一座仓库，等到出租车开走，才转向货柜船，从其中穿过去，然后经过一座临建棚，翻过铁轨，再折回去，绕过一座三十英尺高的沙堆，以确保没有人尾随。
等待的时候，他喜欢坐在某块特定的混凝土块上面。他抖着脚，就像当年明斯克的那个百无聊赖的小男孩儿。不久之后，空中暴土扬尘，活像飞过一条巨龙，轮胎嘎吱作响，仿佛谁的骨头被咬碎了。一辆巨大的克莱斯勒映入眼帘，黑得犹如一条裂缝，排气管像液态的水银，尾翼刺破了浮起的尘土。这头野兽在打着旋儿的沙砾间咕噜咕噜叫。奥夫斯泰特从混凝土块上滑下来，站到了它的前面——他爸爸会管这东西叫作“脏玩意儿”的。驾驶室的门开了，出来的还是同一个男人。他扯了扯自己野牛般壮硕身体上的剪裁考究的西服。
“麻雀在窗台上筑巢。”奥夫斯泰特说。
“老鹰——”俄罗斯口音很重，“老鹰……”
奥夫斯泰特伸手去拉银色的车门。“老鹰抓住了猎物，”他厉声说，“要是你每次都记不住暗语，那它还有什么意义？” 那辆阴森的克莱斯勒载着他，一路又回到了城里。正如奥夫斯泰特所想，“野牛”从不走最短的路线。今天，他从霍拉伯德兵营西边兜了一圈，绕过巴尔的摩市医院，作势要阶梯状北上北大街墓园，结果却像铁砧似的直插巴尔的摩东区。奥夫斯泰特的懒脑瓜在巴尔的摩脏兮兮、灰蒙蒙的纵横街巷里找到了论据，可以证明“宇宙组织存在于任何事物”。从最微小的细胞，到最不可触摸的星系团，一切皆然。因此，他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同样无足轻重。至少，他祈祷如此。
他们直接把车停在了黑海俄罗斯餐厅的正前方，这在他看来毫无意义。神秘电话、密码暗语、没完没了绕圈子，这些都有什么意义？最后都还是要来到这个鹤立鸡群、金碧辉煌、大红窗框、孔雀石桌面上摆着金银丝套娃的餐厅啊。“野牛”拉开车门，跟在他后面进了餐厅。
时间还很早，黑海俄罗斯餐厅还没营业。厨房里有哗啦哗啦的声音，但没什么人说话。服务员坐在桌子旁边抽烟，背诵着特色菜什么的。三个小提琴手正为演奏《黑眼睛》调音。红酒醋的辛辣气味混合着刚出炉的姜饼的甜味。奥夫斯泰特经过洗手间，那儿挂着一幅J. 埃德加·胡佛的海报，引导移民们举报“间谍、破坏和颠覆活动”，这是个内部人才懂的笑话。在餐厅紧里面拐角处的最末一个包间里，爬满大龙虾的水箱背光亮着，列奥·米哈尔科夫就在那儿等着。
“鲍勃。”他招呼道。
米哈尔科夫喜欢跟奥夫斯泰特讲英语，这样可以练练谈话技巧，但听到自己的美国化名从一位特工嘴里吐出来，奥夫斯泰特感觉像被人搜了身。米哈尔科夫把这个名字念作“鲍勃”可不是小事。奥夫斯泰特很想知道这是不是也跟那张中情局海报一样，是个反讽。就在这时，乐手们像职业打手似的冲进了包间，点点头，开始演奏。黑海俄罗斯餐厅有优势的一点是，这儿不容易遭人窃听，震耳欲聋的乐曲声更证实了这一点。奥夫斯泰特不得不提高嗓门。
“我再次请求你，列奥，请叫我德米特里。”
这可以称之为懦弱，但对奥夫斯泰特来说，区分开两个角色要容易些。米哈尔科夫往薄饼上放了烟熏鲑鱼、法式鲜奶油、鱼子酱，然后伸出舌头一嘬，细细品尝起来。奥夫斯泰特发觉自己正在压平手里的那个厚纸板文件夹。这个俄罗斯畜生，只说了一个瞧不起人的词，这么快就又把他踩到了胆怯乞求者的地位。
列奥·米哈尔科夫是他接触的第四位情报联络员。从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毕业的第二天，奥夫斯泰特就不情不愿地卷入了间谍活动。当时，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就那么出现了，就像干涸的湖泊中露出的沉船残骸。他们请他—— 一个年轻的、饥饿的学者吃了一顿有醋渍番茄、开胃拼盘、俄式牛柳丝和伏特加的晚餐。随餐附赠的甜点是政府的机密：团队正致力于将卫星送入太空，高级化学战试验，渗透进美国原子计划的苏联人。这无异于请他吃了顿毒药，要是找不到解药，奥夫斯泰特必死无疑，而解药就是——永远是——对总书记斯大林的绝对忠诚。那些特工说，战争结束后，美国将在欧亚大陆披沙拣金，而他们会找到谁呢？德米特里·奥夫斯泰特，就是他。他的任务是心甘情愿地叛国投敌，变成个美国人。这不会太难的，他们承诺道。他的生活里不会有什么手枪消音器和藏在嘴里的自杀药丸，他可以自由自在地按他的专业偏好来，只要在特工们联系他时，献上唾手可得的绝对机密就行了。奥夫斯泰特没去问如果不接受会怎么样。那些人特意提起了他的爸爸和亲爱的妈妈，这足够了：毫无疑问，内务人民委员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攥在手里。
听到奥夫斯泰特的请求，米哈尔科夫只是耸了耸肩。他不是个体格魁梧的人，事实上，他似乎还挺喜欢坐在龙虾水箱的蓝色景观前，让自己显得更矮小。这样一来，米哈尔科夫就成了一把弹簧刀，穿着舒服的西装，纽扣孔上别着玫瑰花，灰色的头发理得短短的，看似瘦弱无害，可一旦他被激怒，锋利的部分就会一下子弹起来。他吞下鱼子酱，伸出手来接，背后的甲壳动物好像要从他的耳朵上爬过似的。奥夫斯泰特递过文件夹，很为上面的那些皱褶焦虑，就像一位母亲担心孩子去教堂穿的衣服没熨好。
米哈尔科夫拆开绑带，磕出里面的文件，细细翻阅起来。
“这是什么，德米特里？”
“图纸。都在这儿了。奥卡姆所有的门、窗、通风管道。”
“Otlichno。啊，要用英语，很好。委员部会感兴趣的。”
他又拈起一张薄饼，这时他注意到了奥夫斯泰特紧张的表情。
“喝了这杯伏特加吧，德米特里。四次蒸馏的，明斯克外交小箱子运来的。你的老家，对吧？”
这是十年来值得参考的最新暗示：有刀子抵在他父母的颈静脉上呢。要是不想听见噩耗，奥夫斯泰特就得一直在这些偏执狂的海洋中漂流，就得沉入深深的海底，深得看不见海面上的全貌。他抽出一张餐巾，擦了擦汗。小提琴手们只能听见琴箱抵住下巴的震动，别的什么都听不见。但奥夫斯泰特还是往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
“我窃取这些图纸是有原因的。我需要你授权拔除。咱们必须把那生物从那儿带走。”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他以前也是这么告诉学生们的。宇宙沿着隐秘的轴线折叠，一代推进一代，但真正重塑生命的，是那些细小的皱褶和彻底的撕裂。由突发事件引起的变化可能绵延数千年，影响我们所有人。他说这些是为了迎合那些年轻的思想，不过他可能才是教室里唯一一位首代移民，其他人——每个学生都很有异国气质，都是神奇的基因突变的后代。
噢，那时候他躲进小楼成一统，舒舒服服地缩在讲台后面，徜徉在粉笔灰里，是多么大胆啊。现在他身处旷野，来到了现实世界。可是，为什么，在这儿的每天反而更像幻觉呢？他的妈妈过去常管他的白日梦叫“leniviy mozg”，意思是“懒脑瓜”。当然了，这肯定是正话反说：让他成为知名科学家的正是他那过于活跃的脑瓜儿。那些文凭、缎带和荣誉在现实世界里还有多少价值，他不再确定了。他本来可以把那个清洁工从水箱前拉开，帮她避开危险，可是他，这个象牙塔里的懦夫，却从屋里逃出来了。
他经常会在深夜里返回奥卡姆，他非得检查水池和水箱的仪表四五遍才能睡得着。他确信，在这种人造环境里，那生物坚持不了太久。总有哪天早上，他们会发现它肚皮朝上，像金鱼似的翻白，死了。斯特里克兰先生会欢呼着到处拍大家的后背，而他呢，则会极力忍住汹涌的泪水。然而今晚，在这里，他终于明白了那生物得以活下去的谜底。这个女人，这个清洁工，延续了它的生命，不是借助血清或溶液，而是依靠心灵的力量。此刻把她从实验室里拽出来，可能就和在那生物的心上扎匕首一样。
而另有些匕首正扎着他柔软的、可怜的、粉色的人类手掌。那是一只结实的厚纸板文件夹，片刻之前还是相当重要的东西，但现在已经被揉搓出了锋利的皱褶。他松开拳头，把它抚平。他今晚并不是来F-1检查仪表的，当然也不是为了让一个跳舞的清洁工打破自己最根本的信念。他今晚来这儿，是为了核实之前收集的数据。在这个厚纸板文件夹里，有一份情况报告，是他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整理的，必须在明天赴约前完成。
《星尘》的微弱旋律仍然撞击着实验室的大门，仍然在他的脑海里轰鸣。他拔脚离开，踉踉跄跄地沿着走廊走了。他更用力地攥紧了文件夹，无论手被硌得有多疼，都要让它提醒自己是谁，为什么在这儿。他是鲍勃·奥夫斯泰特博士，原名德米特里·奥夫斯泰特，出生于俄罗斯明斯克，人们会从简历中推断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科学家，不过这也情有可原。他真正的职业、他所拥有过的唯一的事业，用术语说起来可要比“那件货物”真诚多了。他是一个内应，一个密探，一个特勤，一个线人，一个破坏分子，一个间谍。 到奥夫斯泰特在莱克星顿街租的房子里看一看，就知道他肯定是那种会按长度来摆放脚指甲屑的书呆子。这房子其实根本不住人，只是备用的。壁橱和衣柜都是空的，敞开着。不容易坏的食物仍然装在购物袋里没拿出来，而购物袋就放在厨房中央的一张折叠桌上。容易坏的食物呢，也还在袋子里，存在冰箱里。卧室里没有梳妆台，简单朴素的衣服就直接摞在另一张桌子上。他睡在钢框架和帆布搭成的行军床上。他的药箱空空如也，药瓶里装着行军路线，放在马桶的水箱上。他唯一的垃圾桶每天晚上都得清空，每个星期都得擦得一干二净。所有的灯都只有光秃秃的灯泡，灯罩都被他挪到地下室的一个箱子里去了。光线因此很刺眼，以至于他搬来几个月之后都还会被自己的影子吓一跳——他老是觉得会有克格勃特工偷偷摸摸地靠近，企图结束他超长的任务。
保持住所整洁有序，会使安装窃听设备、寻找漏洞，以及其他见不得人的黑箱作业变得复杂。其实他没理由认为自己被中央情报局盯上了，但每个星期六，当其他男人打开啤酒、看体育比赛时，他都会在抽屉缝、窗户边、通风口、门框和沙发周围抹上油灰，像其他男人准备家庭野餐似的，来一项特别活动：拆卸和重装电话。电视机和收音机是他不需要的负担，他默不作声地把电话大卸八块，停下来时就读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反正不管读得完读不完，星期日都得还。那一幕很刺眼，那个清洁工——打卡钟的记录显示她名叫埃莉莎·埃斯波西托——在那件样本前面跳舞的一幕，那迫人心目的光彩让奥夫斯泰特为自己惯常的孤独感到由衷的悲哀。
然而，今天，他照常把走廊上的一块地板拆下来时，却突然觉得很糟——比危险还糟。不对劲。这是一种让人讨厌的感觉。“不对劲”是家长、女教师和教士们该有的，科学家没必要有这种东西，但这种感觉却像鱼刺似的卡在他的喉咙里：他确信昨晚看到的一幕会改变一切。如果那件样本能感受到快乐、喜欢、在乎——他在它的颜色变化中看到了这三种情感，那么无论任何国家，出于任何原因，都不可以像对待本生灯上的标本那样玩弄它。事后再看，即便是在他自己的实验室里，有医生的精心照料，也仍然不对劲。奥夫斯泰特很想知道，在华盛顿，在奥卡姆，在他自己心里，那标本激起的情感中，何以竟然没有一种叫作“羞耻”？
地板下面的洞里放着一本护照、一个装着现金的信封，还有那个皱巴巴的厚纸板文件夹。奥夫斯泰特拿起文件夹，听到了出租车嘟嘟嘟的声音，便把地板装回了原位。事情总是一样的：先是接到一个没礼貌的电话，被人告知具体时间和暗语，然后扔下手边的一切，然后给大卫·弗莱明那儿编个迟到的借口，然后他就焦急地熬着，熬到那个时间，叫辆出租车，把司机的名字记在笔记本上——这是为了确保不会有同一个司机多次送他到会面地点。今天的这个司机名叫罗伯特·纳塔涅尔·德·卡斯特罗，奥夫斯泰特敢打赌，司机的朋友肯定都叫他“鲍勃”——还有哪个美国名字像它这样，既不冒犯人，又不容易记？
过了机场，过了熊溪大桥，伯利恒钢铁厂那片阴影下的船坞就近了。工业园区可不是西服革履的人通常会下车的地方。奥夫斯泰特只有西服可穿，他唯一的伪装是温和。他收敛起专家博士的孔雀羽毛，用没劲的闲聊和不值一提的小费烦够了那个罗伯特·纳塔涅尔·德·卡斯特罗。他走向一座仓库，等到出租车开走，才转向货柜船，从其中穿过去，然后经过一座临建棚，翻过铁轨，再折回去，绕过一座三十英尺高的沙堆，以确保没有人尾随。
等待的时候，他喜欢坐在某块特定的混凝土块上面。他抖着脚，就像当年明斯克的那个百无聊赖的小男孩儿。不久之后，空中暴土扬尘，活像飞过一条巨龙，轮胎嘎吱作响，仿佛谁的骨头被咬碎了。一辆巨大的克莱斯勒映入眼帘，黑得犹如一条裂缝，排气管像液态的水银，尾翼刺破了浮起的尘土。这头野兽在打着旋儿的沙砾间咕噜咕噜叫。奥夫斯泰特从混凝土块上滑下来，站到了它的前面——他爸爸会管这东西叫作“脏玩意儿”的。驾驶室的门开了，出来的还是同一个男人。他扯了扯自己野牛般壮硕身体上的剪裁考究的西服。
“麻雀在窗台上筑巢。”奥夫斯泰特说。
“老鹰——”俄罗斯口音很重，“老鹰……”
奥夫斯泰特伸手去拉银色的车门。“老鹰抓住了猎物，”他厉声说，“要是你每次都记不住暗语，那它还有什么意义？” 那辆阴森的克莱斯勒载着他，一路又回到了城里。正如奥夫斯泰特所想，“野牛”从不走最短的路线。今天，他从霍拉伯德兵营西边兜了一圈，绕过巴尔的摩市医院，作势要阶梯状北上北大街墓园，结果却像铁砧似的直插巴尔的摩东区。奥夫斯泰特的懒脑瓜在巴尔的摩脏兮兮、灰蒙蒙的纵横街巷里找到了论据，可以证明“宇宙组织存在于任何事物”。从最微小的细胞，到最不可触摸的星系团，一切皆然。因此，他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同样无足轻重。至少，他祈祷如此。
他们直接把车停在了黑海俄罗斯餐厅的正前方，这在他看来毫无意义。神秘电话、密码暗语、没完没了绕圈子，这些都有什么意义？最后都还是要来到这个鹤立鸡群、金碧辉煌、大红窗框、孔雀石桌面上摆着金银丝套娃的餐厅啊。“野牛”拉开车门，跟在他后面进了餐厅。
时间还很早，黑海俄罗斯餐厅还没营业。厨房里有哗啦哗啦的声音，但没什么人说话。服务员坐在桌子旁边抽烟，背诵着特色菜什么的。三个小提琴手正为演奏《黑眼睛》调音。红酒醋的辛辣气味混合着刚出炉的姜饼的甜味。奥夫斯泰特经过洗手间，那儿挂着一幅J. 埃德加·胡佛的海报，引导移民们举报“间谍、破坏和颠覆活动”，这是个内部人才懂的笑话。在餐厅紧里面拐角处的最末一个包间里，爬满大龙虾的水箱背光亮着，列奥·米哈尔科夫就在那儿等着。
“鲍勃。”他招呼道。
米哈尔科夫喜欢跟奥夫斯泰特讲英语，这样可以练练谈话技巧，但听到自己的美国化名从一位特工嘴里吐出来，奥夫斯泰特感觉像被人搜了身。米哈尔科夫把这个名字念作“鲍勃”可不是小事。奥夫斯泰特很想知道这是不是也跟那张中情局海报一样，是个反讽。就在这时，乐手们像职业打手似的冲进了包间，点点头，开始演奏。黑海俄罗斯餐厅有优势的一点是，这儿不容易遭人窃听，震耳欲聋的乐曲声更证实了这一点。奥夫斯泰特不得不提高嗓门。
“我再次请求你，列奥，请叫我德米特里。”
这可以称之为懦弱，但对奥夫斯泰特来说，区分开两个角色要容易些。米哈尔科夫往薄饼上放了烟熏鲑鱼、法式鲜奶油、鱼子酱，然后伸出舌头一嘬，细细品尝起来。奥夫斯泰特发觉自己正在压平手里的那个厚纸板文件夹。这个俄罗斯畜生，只说了一个瞧不起人的词，这么快就又把他踩到了胆怯乞求者的地位。
列奥·米哈尔科夫是他接触的第四位情报联络员。从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毕业的第二天，奥夫斯泰特就不情不愿地卷入了间谍活动。当时，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就那么出现了，就像干涸的湖泊中露出的沉船残骸。他们请他—— 一个年轻的、饥饿的学者吃了一顿有醋渍番茄、开胃拼盘、俄式牛柳丝和伏特加的晚餐。随餐附赠的甜点是政府的机密：团队正致力于将卫星送入太空，高级化学战试验，渗透进美国原子计划的苏联人。这无异于请他吃了顿毒药，要是找不到解药，奥夫斯泰特必死无疑，而解药就是——永远是——对总书记斯大林的绝对忠诚。那些特工说，战争结束后，美国将在欧亚大陆披沙拣金，而他们会找到谁呢？德米特里·奥夫斯泰特，就是他。他的任务是心甘情愿地叛国投敌，变成个美国人。这不会太难的，他们承诺道。他的生活里不会有什么手枪消音器和藏在嘴里的自杀药丸，他可以自由自在地按他的专业偏好来，只要在特工们联系他时，献上唾手可得的绝对机密就行了。奥夫斯泰特没去问如果不接受会怎么样。那些人特意提起了他的爸爸和亲爱的妈妈，这足够了：毫无疑问，内务人民委员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攥在手里。
听到奥夫斯泰特的请求，米哈尔科夫只是耸了耸肩。他不是个体格魁梧的人，事实上，他似乎还挺喜欢坐在龙虾水箱的蓝色景观前，让自己显得更矮小。这样一来，米哈尔科夫就成了一把弹簧刀，穿着舒服的西装，纽扣孔上别着玫瑰花，灰色的头发理得短短的，看似瘦弱无害，可一旦他被激怒，锋利的部分就会一下子弹起来。他吞下鱼子酱，伸出手来接，背后的甲壳动物好像要从他的耳朵上爬过似的。奥夫斯泰特递过文件夹，很为上面的那些皱褶焦虑，就像一位母亲担心孩子去教堂穿的衣服没熨好。
米哈尔科夫拆开绑带，磕出里面的文件，细细翻阅起来。
“这是什么，德米特里？”
“图纸。都在这儿了。奥卡姆所有的门、窗、通风管道。”
“Otlichno。啊，要用英语，很好。委员部会感兴趣的。”
他又拈起一张薄饼，这时他注意到了奥夫斯泰特紧张的表情。
“喝了这杯伏特加吧，德米特里。四次蒸馏的，明斯克外交小箱子运来的。你的老家，对吧？”
这是十年来值得参考的最新暗示：有刀子抵在他父母的颈静脉上呢。要是不想听见噩耗，奥夫斯泰特就得一直在这些偏执狂的海洋中漂流，就得沉入深深的海底，深得看不见海面上的全貌。他抽出一张餐巾，擦了擦汗。小提琴手们只能听见琴箱抵住下巴的震动，别的什么都听不见。但奥夫斯泰特还是往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
“我窃取这些图纸是有原因的。我需要你授权拔除。咱们必须把那生物从那儿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