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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半开的百叶窗观察外面时,他觉得自己被冰冷的命运紧箍着。某个人要去死——必须死,他已向神发过誓。当要做决定的时刻临近时,他感到手在发抖,他把手深深藏进了长袍的褶皱里。

  可戏还没有完。就在主教窥视窗外时,布拉娃号直升机盘旋于烈火未烧到的前方地面上空,接近了别墅主楼的上方。它缓慢地一点一点地移动,直到离地面还有五十英尺高处,轮子已经擦到松树的尖顶,悬飞在建筑物与烧过来的山火之间。旋翼桨叶把巨大的倒灌风力吹向大树。一条与火搏斗的新战线拉开了。直升机推移出一道风墙,直到与烧过来的山火相遇,两个气团开始了在风力下的角力。烟雾和灰尘组合成令人窒息的气浪,被直升机的气流推向四面八方,直升机被围在一个无法透视的碎渣飞扬的雾团中。火焰痛苦地用舌头向上舔去,碰到钢铁肌肉产生的一千五百马力强化的风暴后被迫退去。布拉娃号没有杀死火焰,但逼得它转向寻找新的方向去烧了。而布拉娃号机组以勇气和技术,在无视线的烟雾中悬浮着,成功地把山火与别墅隔开了。与此同时,阿尔法号和新来的援救直升机,继续着它们的洒水灭火工作。

  别墅楼里听到的是震耳欲聋的喧闹声。旋翼桨叶产生的风力冲上波纹金属房顶,就像用铁锤在敲鼓,楼里听不见其他任何声音,任何谈话都是不可能的。百叶窗晃动着,一根烟囱摔了下来,波纹房顶的铁皮开始松动,人的思维都会被这无法抗拒的狂暴声音摇晃得几近崩溃。

  西奥菲勒斯从楼上的窗户看到这场面后有一种解脱感,他笑了。滚滚而来的烈焰被阻止了,他心情好多了。毕竟他不用非杀人不可了。

  * * *

  他们选择了一个方形小窗户,通过它可以进入楼里较为黑暗的凹处,或者较为僻静的地方。小窗户又是离山火最远的地点。

  作为他们目标的别墅,是一百多年前一个名为阿蒂尔·兰波的法国诗人设计的,当时他只有二十多岁。尽管生命短暂,他的经历却非常丰富,一生沉溺于放纵、酗酒、同性恋,这些都是建立于他成功事业之上的挥霍。他是一个军火商、探险家、贸易商、文学家,以及建筑师。他的建筑设计,不管怎么看,都是极为普通的,这个别墅能够存在至今,完全是因为石头坚固,而不是因为美丽或实用。厨房的设计尤其糟糕,狭窄又阴暗,因此后来又在旁边扩建了一个小的储藏室,并配有一个用来采光的小窗户。储藏室的窗户与别墅的其他窗户风格毫不匹配。那些高大的窗户带有优雅的装饰性。而这个窗户连两平方英尺都不到,是别墅建筑里唯一没有百叶窗帘的。

  他们准确地知道人质关押的位置,是在远离厨房的另外一边的客厅里。他们推测至少有与人质同样数目的警卫在看守他们,另外包括主教在内的三个人应在窗户前瞭望山火。运气好的话,他们可以把主教一伙全干掉。

  队长鲁珀特·达尔文上尉被派来指挥突袭小分队。他是普通步兵,今年三十二岁,是一位勇敢而有经验的军人,但没有立过战功。他曾经在北爱尔兰和中东的阿曼驻扎过,参加过联合国在西非国家尼日利亚的维和工作。他曾在空军基地司令雷少将的学校读过书——他们是远亲——但十有八九是因为他曾在北爱尔兰给SAS特种部队站过两个小时的岗,而绝不是什么血缘关系,导致了他被选来指挥这个小分队。六位普通但很有经验的步兵,加上他们的队长,正好与敌对分子一对一,他们携带着SA80短把自动步枪、烟雾弹、闪光弹,脸上涂着黑色的油彩,从离山火最远、最偏僻的方向由上而下地接近别墅,身上穿的伪装服为他们在烟雾缭绕的树林中穿行提供了很好的掩护。

  他们来到离别墅不到二十米的陡坡处,每一脚都会导致脚下浓厚的松针如溪流般沿着陡峭的山坡滑落,这声音很容易让他们暴露。他们躲在干裂的松树干后,一直等待着别墅外屋子里的三个瞭望哨被干掉——这三位专注于观察直升机灭火过程,连哼都没哼就死掉了。若不是先干掉了他们,突袭多半会有变数。小分队最后朝百叶窗望去,担心每一扇窗户后面都有窥视的眼睛和惊恐的枪口,达尔文队长和他的队员从松树后面一涌而出,连跑带滑地完成了最后一段,贴到厨房储藏室的墙边。四周没有喊声,没有惊恐的叫声,也没有枪声——只有螺旋桨的轰鸣声,声音之大让身在别墅楼房最远端的突袭队员都有如同处在雪崩中的感觉。

  达尔文侧着身子一点一点接近窗户,他的背紧贴着墙,感到汗从脊梁骨流了下来。现在是最紧张的时刻,只要此时一动,就只能进不能退了。你的生命就取决于军人生涯中受到的培训,那些都是从上千年军事作战史中总结的教训;此外,决定生死的还有巨大的运气。这时你该忘记恐惧来祈祷,今天,你必须活下来。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想到这可能是最后一口呼吸,然后扭身向窗户里看去。

  厨房空无一人,不奇怪,这时候谁还会想着喝咖啡呢?运气不错,他觉得好受多了。为了避免击碎玻璃时发出声音,他们在窗户上贴上胶布,露出一小块玻璃,用玻璃刀切出一个洞,从里面把窗户插销打开了。整个开窗过程不到三十秒,下一个三十秒,达尔文和两个队员已经在屋里了,其余的也迅速翻越进来。

  这小舱室般的厨房很狭窄,没有掩体,没有地方可跑可藏。如果主教手下的任何一个人把他们堵在这个封闭的地方,这里简直就要成为屠宰场。需要尽快离开这里。他们悄悄地出去了,从餐厅那些精美的深色家具中穿过。桌上放着脏乱的盘子、奶酪、面包渣、水果、几个空酒瓶、撕破的香烟盒,餐柜上有两支冲锋枪和几盒子弹。除了油画里的马卡里奥斯用忧郁的深色眼睛盯着他们外,不见一个人影。

  进了楼里后,直升机的轰隆声好像更加残忍了,石头墙之间的回音也更强烈,震得人头痛,根本不可能用言语来交流了。数小时前小队统一培训了战斗命令,并进行过严格考核,所以,此时的指挥都是通过手语来进行的。他们知道餐厅的那边是从正门进来的中央门厅,正门边上有一扇半开的百叶窗,那里应该有一个瞭望哨,他整个上午都应该在那里,如果他在刚才的十分钟里离开了,就真是太疯狂了。从门厅上楼到最上面一层,他们估计会发现另外一个瞭望哨兵。据说主教此时应该在中间楼层的主卧室里观望火情。门厅那边就是关押四个人质的客厅——他们希望——剩余的四个敌对分子都在那里。这样人数就对上了。或许,可以一对一地干掉。

  正门旁的警戒位置是关键点,只要把它拿下,就可以控制上下楼和进出客厅的人。但他们不能开枪或弄出声音来,否则就会成为断在锁里的钥匙。

  餐厅的橡木格板门悄悄地开了,达尔文不由冷笑。这位原本是神学生的战士,可能在理论上花费了太多时间,所以实际操作技能弱得可怜。他大口吸着烟,而他的手抓式机关枪放在一张相当远的椅子上,远到他永远没有机会再拿到。他还没有转过身,一个中士便冲了上去,一手用刺刀尖对准他的脖子,一手捂住他的嘴。他一动不动,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他吓得咽了一口吐沫,刀尖同时刺进了他的喉咙。他祷告一般跪下了,接着又倒在了地上。解决了一个。

  达尔文心里明白,攻打客厅不可能这么简单,人质所处的位置很关键。如果人质都被劫持者分散开,一旦有枪战,就会对他们构成威胁,他从门上的裂缝里扫了一眼,不由得骂了一句。其中一个家伙坐在人质身边,面朝窗户方向。而窗户那边,逆着强烈的光线勾勒出肩并肩向外看的人形轮廓,是两个站着的劫持者。竟然只有三个劫持者了。

  男性人质都被绑成一排,也是面朝窗户,但是年轻的女人在他们身后,脸朝着门的方向,她的一边脸颊红肿着,脏衬衣上被扯掉了两颗纽扣。看到达尔文抹着油彩的脸时,她黑色的眼睛里闪出了亮光。他把一个手指放到嘴唇上,她闭上了眼睛,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胶皮底军靴在地毯上没有发出明显的声音。坐在椅子上的劫持者的头被枪托一击,软塌塌地倒向地板前,发出了一声很低的呻吟。站在窗前朝外看的两人仍然没有反应,直升机的轰鸣声如此强烈,令人失去了其他感觉。两个突袭队员站在了人质和两个劫持者之间,形成一道人墙,另外两个队员接近了窗户前的两个人。枪管顶住了他们的背,劫持者因惊恐而僵住了。一个立刻接受了命运,慌忙扔下武器举起手来;而另外一个猛然转身,决心一拼,他眼神里带着仇恨,胳膊扫向自动步枪短小的枪管。他脸上立刻挨了一枪托,鼻梁断了,血立时喷出。他瘫倒在地板上,痛苦地呻吟着。

  达尔文对人质做了简单检查,确认了他们都活着,只是马丁大使被抓了将近两个星期显得格外虚弱苍白。而任何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主教和另一个目标的准确位置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而且噪音也让他们无法细致交流。

  达尔文询问大使的情况时,被一个队员脸上突然出现的惊恐吸引了。他转身后,看到已获自由的女孩从地板上散乱着的很多小型武器中捡起了一把枪,站在被打断鼻梁的那家伙跟前。她使劲踢着他让他抬头。他停止了呻吟,抬头看到她眼中的神情,伸出血淋淋的手求饶。

  埃尔皮塔任由他匍匐拜求,直到她看到他满脸紧绷着恐惧,就像一根拧紧的钢琴弦。此时她开枪了,一梭子弹打得迪米特里的右膝盖骨肉横飞。“下一次,你这个杂种,将会爬着来见我。”

  迪米特里的身子开始抽搐,他想用手护着破碎的膝盖,而每动一下都伴随着如千伏高压电击般的疼痛,令他声嘶力竭地号叫。

  她把枪交给了达尔文,就像某个炎热的下午在总统府草地上分发点心那样平常,然后照料父亲去了。

  队长觉得不舒服。他失控了,战斗计划暴露了。枪声和迪米特里的痛苦喊叫,肯定会被尚未发现的敌人听到。他已经确保了人质安全,但是任务还没有完成。他需要独自去完成下一步的工作。

  在琢磨如何上楼梯时,他嘴巴发干,手指僵硬地放在枪的扳机边。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厄克特只介绍了地面这一层——走上楼梯后的楼层平台上有太多的门,任何一扇门都会突然打开,发出怒火般的枪弹。这让他想起在北爱尔兰的一段经历。那是十一月的一天,他被派往德里城距河边不远的欧马拉街,进入一栋散乱的连体房里抓一名北爱尔兰共和军的嫌疑犯,房子没有壁纸和地毯。最上边的短楼梯旁只有两扇门,其中一扇开了一道缝。他犹豫了——是一个无辜的平民或孩子会从厕所里出来,还是嫌疑人会出来投降?

  一支阿玛莱特5.56毫米自动步枪用子弹给了他答案。子弹斜着穿透了他的锁骨后,打断了身后掩护他的中士的喉管。他们两人从楼梯上滚下来,达尔文痛苦地缩成了一团,看着他的战友已无生命迹象的眼睛。中士的寡妇得到了抚恤金,达尔文得到了养伤的假期和表彰。那个北爱尔兰共和军谋杀者缴械投降后被判无期徒刑。这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再有不到两年的时间,那个杀手竟然就可以获得假释重新出现在大街上了。受伤后的好几个月里,他常常梦到死去战友的眼睛。那个场面不应该在这里重演。

  除了痛苦扭动的迪米特里外,主教其余的手下都已经被金属线反捆起来了。他揪住离自己最近的一个歹徒,推着他前进,登上了楼梯。用主教的手下作为盾牌,给自己加了一份保险。

  他们上楼了,达尔文的一切感官都在嗡嗡作响。离铅皮的屋顶和螺旋桨的震动越近,他脑子里的砰砰声就越急切。这里的木地板都在颤动。屋顶上的一块金属盖板松动了,在下旋风的冲力下,有节奏地摆动。真是个震耳欲聋的地方,好像正在被成排的炮火攻击。

  顶层的左边,楼道阴暗,装潢得如同维多利亚时代的寄宿公寓。照片、油画、开关拉线及轻微晃动的灯罩,还有古董摊上的小物品。还有门,太多该死的门了。

  “你说英文吗?”达尔文需要对着他的俘虏的耳朵大喊。

  “我有布里斯托大学的硕士文凭。”

  “你想死吗?”

  俘虏摇摇头。

  “那么你去开门。要非常慢,要让你的朋友认出是你。”

  他把俘虏的手捆住放到身前,他们沿着楼道蹑手蹑足地走。达尔文推着他的人盾来到了第一扇门,他们小心翼翼地拧动了铜把手,门开了——是个壁柜,除了日常的房间用品外,没有威胁之物。有那么一刻,达尔文觉得自己是个傻瓜,后来又觉得至少这个傻瓜还在呼吸。

  继续前进。第二扇门后是个浴室,第三个是无人的卧室。紧迫感逐渐增加了,他必须要把这个任务完成了。达尔文擦掉流进眼睛里的汗水。

  下一扇门摇摇欲坠,里面没有反插,俘虏用他被捆着的潮湿的手顺利地拧动了光亮的铜把手。开了一个小缝,又开大几英寸。面前是以拉美斗士雕像姿势背对着他们站着的主教,他正在向窗外观望。他后面是尊敬地跟他保持了三步距离、注意力也在外面的警卫,他正是原本应该在楼下客厅看守人质却不知去向的四警卫之一,原来他在这里。

  看来他们还没有听到楼下的任何声响。

  达尔文信心倍增,继续躲在人盾后面猫着腰前进,但刚走进门,俘虏的脚就碰上了椅子腿,把椅子弄翻了。靠近窗户的警卫转过身来,边喊边抬起了枪口。他看到这个人盾,认出来是同伙,但已经开枪了。达尔文也开了枪,他手里的俘虏痛苦地后退了一下,变得越来越重,慢慢地滚倒在地。达尔文看到了他胸口上那两个咕嘟嘟冒血的深洞,迸出的热血喷在他脸上。主教转过身来,并不太在意自己的保镖已经倒在身后窗边的墙根下,胸口被一轮速射打开了一个洞。

  西奥菲勒斯面对达尔文,有意地审视着地上的两具尸体。他在选择,然而别无选择了。逃脱不了,一切结束了。冒险的游戏玩得太过头了。他一耸肩,失望地吐出一大口气,慢慢地举起了手,教袍的衣袖从胳膊上滑落下来,露出了他喜爱的劳力士表和白色丝绸衬衣。窗外闪耀的阳光和山火之光映出他伸出的手臂的轮廓,真有一种被钉上了十字架的感觉。

  就像在北爱尔兰的德里那天一样,达尔文擦掉了脸颊上的血迹。他眨了眨眼,以适应屋子里的光亮,他看清了西奥菲勒斯的苦笑。“我投降。”主教的嘴巴在动,或许是在叫喊,但根本无法听见。

  达尔文举手一枪,一颗子弹穿过主教戴在心脏前面的木质十字架。他双脚一抬,沉重地向后倒去,砸向窗户,从栽了下去,留下一地玻璃碎片和毫无生命的窗洞。他最后一眼看到属于西奥菲勒斯的东西,是他飘浮的教袍下摆、脚上鲜亮的黄袜子和凉鞋。

  厄克特是对的。他在卫星电话里跟达尔文讲完了别墅的地形后,向他道歉。

  “首相,您道歉?”

  “是的,指挥官。这个主教,如果活捉,不可避免地要送交塞浦路斯法庭。他在那里有很多朋友。我怀疑他更可能被选为总统,而不是被宣判有罪。那样的话,我们对付恐怖分子岂不就前功尽弃了,是吧?”

  “是的,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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