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砥平里之战标志着一场新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持续了两年多，双方都付出了惨重代价，却都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面对惨痛的现实，两支军队的指挥官早就失去幻想，但或许他们的顶头上司还有所指望。于是这场战争慢慢地变得血腥和残忍起来。当时，李奇微曾对一名陆战队军官说，你的任务就是“让红色中国的血流干”。它演变成一场残忍的、代价巨大的战争，一场少有突破的战争，一场所有战略都旨在对敌人实施最大程度的惩罚而基本上不改变战线的战争。最后，每一方都不能取得大胜，只有双方互不满意地妥协。
每一方都在想方设法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但双方似乎又都无力结束这场战争。1951年春，中国军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攻势，损失惨重却收效甚微。他们在前线投入了30万大军，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最激烈的战斗之一，结果是人员大量伤亡，战果却微不足道。然而，它提醒了西方国家的指挥官们，中国军队有多么能征善战，有多少人能投入战斗，这彻底击碎了联合国军再次跨越三八线、直奔鸭绿江的幻想。但是，很多前线指挥官似乎还不愿意放弃这个美梦。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一度对上级的限制感到不可理解，他一直以为，在击退中国军队1951年5月发动的攻势后，该轮到他们北上报复中国人了。但华盛顿一开始就看透了这一点，他们知道那样做的结果将非常可怕，因此，他们不想拿美国人或是其他人的性命再去冒险。
不过，没人知道应该怎样结束这场战争。战争已经陷入到不可忍受的拉锯战之中，谁也赢不了谁，它已经变成一场没有胜利者、只有死亡的游戏。双方都想脱身，但又都缺乏做到这一点的政治技巧;对两个潜在对手陷入这样一场痛苦无比的战争，斯大林肯定会很高兴，而且会想方设法减少让双方全身而退的机会。而美国和中国互不承认的政策也进一步削弱了双方退出这场战争的决心并减慢了退出速度，双方唯一认可对方的地方就是在战场上，在枪口下。这样，直到1951年7月，双方才开始在位于三八线以南的朝鲜古都开城进行和谈，或者说，叫停火谈判，但谈判进程却如蜗牛一般缓慢。之后，谈判地点又转移到三八线附近的一个无人区——板门店。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彼此间的强烈不信任，再加上朝鲜和韩国都不愿意互相承认，导致零星战斗从未停止，谈判进展异常艰难和缓慢。其间，遣返战俘问题成为和谈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这无疑使谈判进程更加艰难。
在朝鲜半岛实现和平之前，这场局部战争的僵持状态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美国国内的政治进程。战争的发动者民主党已无力解决这个问题，而共和党的总统，尤其是共和党中间派的总统，很可能会提出一个让民主党无法接受的解决方案。因此，1952年的政治斗争与通常的大选有所不同，最激烈的斗争并不是最后的选举，而是共和党芝加哥全国代表大会上党内温和派与保守派之争。愤怒是发自内心的，就好像是大家对外交政策以及右翼势力软弱无力的压抑已久的愤怒一下子浮出水面。每个人都认为，感谢战争给他们带来了一个二十年后再次赢得大选的最佳时机，甚至比1948年的机会还要好。右翼孤立主义分子认为，现在这个以前从未宣称自己是共和党党员的艾森豪威尔来到芝加哥篡夺他们的提名人资格。谁知道这个一直和罗斯福与杜鲁门称兄道弟的艾森豪威尔到底是不是共和党人呢?当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者说“我们喜欢艾克(艾森豪威尔的小名)”时，塔夫脱的追随者马上反唇相讥：“艾克到底是什么东西?”此时，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和芝加哥街头的紧张情绪远非往常可比。著名影星约翰·韦恩是塔夫脱最忠实的代言人。此人在“二战”爆发时34岁，在年龄上完全可以参加“二战”，不过，他的演艺事业刚开始起飞，他最终还是决定在电影胶片上实现自己的战争生涯(相比之下，年长韦恩一岁的吉姆·斯图尔特却有骄人的战绩)。韦恩曾在很多战争片中大显身手，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战争片明星。在一部影片中，韦恩扮演的一个角色跳出汽车，对一个手忙脚乱、操一口和艾森豪威尔相近口音的老中士大声喊道：“你为什么一面红旗也没捡到?”[1]
塔夫脱本人也认为，他可以把朝鲜战争和麦克阿瑟被解职作为自己的主打牌。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宣布，一旦竞选成功，他将任命麦克阿瑟担任“三军副司令”，不知道这个头衔是什么意思。参议员埃弗里特·德克森既是塔夫脱的手下，也是共和党中西部地区的头目。德克森做好了一切准备，坚决和艾森豪威尔干到底。艾森豪威尔竞选班子的领袖是在大选中两次落败的杜威。有一次，德克森站在讲台上，居然直指台下他们最大的敌人、艾森豪威尔竞选班子的领导杜威毫不留情地说：“再好好检查一下你的心脏吧，我们以前跟着你，但你却把我们一次次地带上失败之路。”然后，德克森再次用手指着杜威继续说：“不要再把我们领上那条路了。”[2]他的挑衅把整个大会推上了高潮。
但是对于期待大选获胜的普通代表而言，艾森豪威尔的承诺以及他巨大的魅力比塔夫脱的纯正意识形态更吸引人。无论是党内大会，还是最终的总统大选，艾森豪威尔都大获全胜。他甚至为自己的大选制定了一个化学反应式，被他的支持者命名为“K1C2”，翻译成政治话语就是：朝鲜战争、腐败官员和政府里的共产党。他在大选期间说过一句足以确保他获胜的话：“我准备去朝鲜。”把这句话的政治含义翻译成公共话语就是“我将结束朝鲜战争”。艾森豪威尔大获全胜，得到660万张选票。他最终兑现了承诺，来到朝鲜，会晤了接替麦克阿瑟一职的马克·克拉克将军，还有接替沃克的范佛里特。这两个人对战争的态度都要比艾森豪威尔强硬得多，都对华盛顿的限制感到不满：为确保人员伤亡最小化，不允许实施大规模进攻。两人都有对中国进一步施压的种种计划。艾森豪威尔听都不听，他想赶紧脱身。
在美国逐步成为世界大国这个痛苦而不情愿的过程中，艾森豪威尔或许是最完美的中间派总统。他善于思考、细心谨慎、经验老到，是最不具侵略性的军人。他是国人期待的或者很可能是需要的总统，因为在那个敏感而危险的时代，美国需要这样一个善于克制自己和掌控他人的总统。他的国际主义意识无可指责，而且难能可贵。他领导过一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远征军。他的性格与麦克阿瑟截然不同，对部下慷慨大方，从不吝啬对他们的称赞，既精于约束自我的膨胀，也善于挡开他人自我主义的侵袭。他的当选遏制了麦卡锡主义的公开泛滥，并终结了麦卡锡本人的政治生命。麦卡锡始终不理解自己的活动范围和限制在哪里，他在攻击民主党总统时有用，而在攻击共和党总统时就没用了。
麦卡锡不明白，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他的角色就变了，因此他还是继续像以前一样鲁莽草率，以至于到了1954年，共和党开始反对他，并最终公开谴责他。尽管麦卡锡在1954年受到公开谴责，但这并不意味着麦卡锡主义从此寿终正寝。政客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攻击政敌，并非因为政见的不同，而是对政党的忠诚，使得他们乐此不疲地去指责敌人对国家的不忠，对人民的背叛，教唆煽动共产分子。那些曾经让杜鲁门和艾奇逊焦头烂额的指责只是在背地里郁积而已。让刚加入这场游戏的艾森豪威尔感到意外的是，他很快发现在某些关键性问题上，他从国会民主党人那里得到的支持和同情，甚至要多于自己所属的共和党。担任总统几周之后，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道：“共和党参议员们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时期，他们的脑子里很难接受自己属于一个支持白宫而不是反对白宫的组织。”[3]
艾森豪威尔当选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为韩国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便利。1953年3月，美国与中国恢复停战谈判。一直怂恿中国采取更强硬手段的斯大林在此时去世，这为双方最终寻找解决方案开启了一扇大门。双方现在可以比几个月前更自由地寻找结束战争的方式了。在美国，原本可以让杜鲁门游街示众的方案，艾森豪威尔现在却可以无所顾忌地和盘托出，尽管方案有点令人失望。在中国，毛泽东也不必担心斯大林再对自己指手画脚了。
第8集团军司令克拉克首先向中国发出了一封常规信件，提议双方首先交换伤病战俘，并立即得到中国方面的积极回应。1953年4月底，这个代号为“小交换行动”的交换战俘行动得以完成。现在，双方进一步和谈的大门彻底打开。但这里还存在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和金日成一样，在付出如此巨大的流血牺牲之后，李承晚对这个似乎没有定论的方案非常不满，他不甘心再次接受只有半壁江山的朝鲜。于是，他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谈。他在5月时宣布抵制任何和谈，绝不会作为和谈方出现，并扬言将单独作战;这个威胁明显是想让美国难堪，可结果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得到的回复是要求他签订美韩同盟条约。到6月中旬，随着双方和谈进程的加快，李承晚再次破坏和谈;他撤走战俘营的卫兵，让约2.7万名将被强制遣返的朝鲜战俘逃走，潜入韩国社会，从而激怒了平壤。即便如此，和谈的进程也未被阻止，毕竟两个大国都想脱身。
可怕的战争与和谈一起继续进行：战斗变得异常残忍，双方都是为了向对方表明，如果这算不上真正的胜利，那就永远停下不打好了。到1952年年中，战争已经变得越来越像最糟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战士们日夜生活在持续的弹幕射击当中，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陷入杀戮和死亡。此时，双方都已构筑起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不过，中国人一改战争头几个月一往无前、英勇冲锋的风格，在后两年转变成一支非常不同的军队，也非常擅长这种阵地战。考虑到美国在空中打击和地面炮火上的绝对性优势，中国军队逐步调整作战方式。他们挖掘地道，利用这种原始而有效的地下掩体进行作战(这种方法被后来的越南共产党所复制，而且运用得更加出色。正是借助于这种战术，他们首先在1954年的奠边府大败法国军队，而后又在越战中对付美国人)。这些地道从志愿军的阵地一直通到可以发起进攻的地点，甚至通到对方的前沿阵地。这样，联合国军的地面火力就无法伤及在地下活动的中国士兵，除非是可以掘地三尺的猛烈炮火。此外，中国军队还会把多数是在内战期间从国民党军队手里缴获的火炮隐藏起来，以至于美军的侦察飞机都很难发现它们的存在。火炮阵地设在山后，而且通常放置在手工开凿的山洞中。他们会定期从山洞里拉出一门炮，将20发左右的炮弹非常精准地发射到美军阵地，然后把炮马上拉回山洞。“等我们的炮兵确定他们的方位时，他们的大炮已经进入安全位置，炮兵也回到山洞里，躲在一边吃米饭去了。”当时任步兵连连长的哈尔·莫尔说。他们的防御阵地不同凡响，“非常坚固，很难用炮弹炸开，他们绝对是一流的职业挖掘大师，”莫尔说，“他们的战壕就挖在地道周围，他们沿着地道可以回到战壕后方12 — 14英里的地下室。因此，我们的大炮、炸弹和低空轰炸对他们几乎没什么影响，甚至可以说毫无影响。”[4]
战场上，中国军队纪律之严格和忍耐力之高让美国指挥官钦佩不已。由于战争本身不受欢迎，美国士兵的战斗积极性很低，因此，前线士兵一直采用轮换制，而中国军队却很少轮换，同一支部队可以在前线坚持很长时间。让美军指挥官惊叹的还有，他们善于进行夜间转移，而且基本不露行踪。随着战争的继续，战斗开始在两个轨道上进行：一方面是缓慢、痛苦、艰难的板门店谈判，另一方面则是战斗本身，双方都为此投入了大量兵力，目的就是让对方知道，哪一方，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不想在战场上丢脸。
1953年春的猪排山[5]战斗最为典型。猪排山，亦称255号高地，几乎是战争最后阶段无目的战斗的象征。双方投入极大，却收效甚微。这是一场极其艰苦而血腥的战斗，持续了几个回合。美方最初参战的是一支驻扎在联合国军防线最外沿的步兵部队，双方战斗的焦点就是争夺联合国军外侧防线的几个据点。这些据点并无重要的战略意义，其重要性只是因为双方自认为它有价值，并都想占领它们，也就是说，因为有一方想占领它们，另一方就想攻下它们。准确地说，猪排山之战由一系列的战斗组成并持续了一年多，并于1953年7月演化成朝鲜战争最后阶段的几场战斗。板门店谈判者越接近于达成协议，猪排山的重要性就越大。于是，战斗就变得越血腥。1953年3月底，中国军队开始攻打猪排山，但被美军击退，不过他们占领了邻近一个位置更高的据点“老秃山”[6]，这就让猪排山完全暴露在中国军队的炮火下。第7师师长阿特·特鲁多少将想夺回老秃山，而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马克斯维尔·泰勒中将不准，他担心夺取老秃山还要付出更大的伤亡代价。泰勒已经得到华盛顿的命令，任何进攻不得动用两个营以上的兵力。这项命令足以表明，华盛顿此时想缩小而不是扩大战争了。
1953年4月中旬，就在双方为“小交换行动”和板门店谈判做准备的时候，中国军队再次进攻猪排山，约2300人对猪排山的小股守军发起进攻。随后，战斗演变成双方之间的一场猛烈炮击。曾记录过军隅里战斗的斯拉姆·马歇尔在记录这场战斗时写道，仅在炮击战的第一天里，第2师和第7师的九个炮兵营就向敌人发射了37 655颗炮弹，第二天又发射了77 349颗炮弹。他写道：“即使是‘一战’时期最激烈的凡尔登战役，也没有哪一天发射过如此之多的炮弹。即使是‘二战’中火力最猛烈的夸贾林礁战役，按每小时发射炮弹的数量、单位面积地面落下的炮弹数量以及炮弹总发射数量，都远不及猪排山战斗。光凭这一点，这场战斗就足以记入史册。这在炮兵战斗中绝对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纪录。”[7]
美军最终还是守住了阵地。1953年7月，中国军队第三次进攻猪排山。战斗的前两天异常激烈，双方在山顶形成僵持。乔·克莱门斯中尉指挥的K连遭到沉重打击，135名守军只剩下了14人。[8]战斗从7月6日打到11日，总共持续了五天。双方坚持奋战，不分上下。到7月11日早晨，泰勒驱车赶到特鲁多的司令部，并对他说，猪排山不值得再投入更多的人，于是这场惨烈的战斗终于不了了之，剩余的美国部队趁中国人不注意的时候已经悄悄撤走。后来有人问英国师师长麦克·韦斯特少将，怎样才能把猪排山夺回来，他的回答很简单：“没必要，那不过是一个岗哨而已。”十六天之后，也就是7月27日，朝鲜战争正式停火了。
这场异常艰难、消耗极大、极度残酷的战争，终于以双方都极不情愿的结果草草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