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即使是最精明的人常常也不知道，自己人生最辉煌的乐章已经结束，现在是离开这个舞台的时候了，那些只关注自我的人就更是这样了。麦克阿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远东司令部的低级军官麦卡弗雷说：“如果他在仁川登陆成功的第二天退休，那么美国每个城市都会出现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但是，他留下的时间越长，说得越多，对自己的伤害也就越大。”[1]归根到底，他没有抓住事情的政治含义，他从日本回国时享受的那种欢呼是为了什么(或者更重要的是，这种欢呼不是为了什么)。他一直以为这些掌声是献给自己的，却没有意识到他只是触发更大事件的导火素。即便到了这个时刻，他还在追逐着自己的梦想，在所有美国人面前发表演讲宣扬自己的梦想。人群越来越少，而他的声音也随之变得刺耳。很多曾经心潮澎湃的追随者悄然离开，去寻找新的崇拜偶像。右翼保守派的政治游戏从来不以他为中心，他真正的工作一直就是伤害他们的敌人，一旦情况有变，他们就弃他而去，他们的真正候选人是鲍勃·塔夫脱。五十年前，塔夫脱的父亲在菲律宾拿下了老麦克阿瑟，所以他是麦克阿瑟最尴尬的政治盟友。
情况直到1952年依然没有变化。这时，比麦克阿瑟更坚持孤立主义路线的塔夫脱已经成为共和党保守派的总统候选人。那年，麦克阿瑟作为塔夫脱的副总统竞选伙伴又一次出现在集会的演讲台上，而且发表了关键性讲话。不过，一年多前那个意气风发、魅力无穷的老兵不见了。此时他是一个平民，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政治家。他现在更有派性，更老态龙钟。他在代表另一个人说话，扮演着他一生中最迥异、最不舒服的角色。他明显对自己的每一句话都感到不自在，极不自信。因此，与会代表们很快就变得不耐烦，骚动不安，纷纷离开座位。此时，几百万美国民众坐在电视机前看着他让会场空空如也。麦克阿瑟知道，自己最后一次的努力失败了，第二天，他连电话都没有接。
如果说麦克阿瑟给他的人生最后一个篇章里嵌入了一个更大的嘲讽，那就是他的行为给自己的两个对手带来的影响。第一个是杜鲁门。如果说麦克阿瑟的傲慢让总统暂时受到了伤害，它也让杜鲁门因此赢得了一场更大的赌局，因为杜鲁门相信历史的轮回反复，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尽管他在离任时的民意支持率降至最低点，但是他的声望在离职后一路飙升，被美国人认为是最值得尊重的总统之一，同时也是那个时代被严重低估的人物之一，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源自他与麦克阿瑟对抗的勇气和策略。一直视杜鲁门为小人物的麦克阿瑟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强化了杜鲁门的勇敢和正直的形象，让他显得更加高大伟岸。
杜鲁门认为，这次对抗痛苦却不艰难，因为它的核心是最基本的信仰：维护宪法的尊严以及文人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当过几任总统翻译的弗农·沃尔特斯亲历了威克岛会面时麦克阿瑟拒绝向总统敬礼的那一幕。几年后的一个独立日，他来到密苏里州拜访这位前总统，并向他请示能否提几个略有冒犯的问题。杜鲁门欣然应允，于是，沃尔特斯问起威克岛会面时的情况。他话还没说完，杜鲁门便打断他说：“我没注意到麦克阿瑟没有向美国总统敬礼吗?你说对了，我当然注意到了。”沃尔特斯说，之后杜鲁门略有缓和地说：“我心里很不舒服，因为我预见到，我们之间将会产生矛盾。我的预感是正确的。我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其实我早该这么做。不管对与错，他就是不明白美国是怎么运作的。”[2]
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受益者是艾森豪威尔。如果说1952年人民呼唤一位将军出任总统的话，那也是艾森豪威尔而不是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取得的政治崛起更能说明，四十年来的政治与社会变化已经让麦克阿瑟彻底落伍了。与麦克阿瑟相比，艾森豪威尔更像是20世纪的人，而麦克阿瑟还停留在上一个世纪，他的言语还属于那个精神至上的时代。艾森豪威尔曾说，麦克阿瑟的文笔和言谈散发着“紫色的光辉”。[3]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一个更出色的倾听者，一个更识时务的折中主义者。虽然同是将军，可艾森豪威尔不像麦克阿瑟那样张扬，从不在别人面前耀武扬威;他朴素无华，更像是穿着军服的平民。美国人认为，这个最谦逊的人就是那个能带领他们步入昏暗而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核武器时代的人，正是那个能引领他们夺取最终胜利的人。他富有思想，意志坚强，不过分强调军国主义，公正而又务实，是一个能对苏联软硬兼施的人。此外，艾森豪威尔本人也担心政府受到他眼中的孤立主义者的攻击;一旦塔夫脱执政，美国可能会放弃其国际责任。随着这种可能性的不断增加，艾森豪威尔颇为勉强地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