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仁川战役是麦克阿瑟在朝鲜战场上最后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大捷。这场战役是一场豪赌。正如麦克阿瑟预言的那样，仁川一战挽救了数以千计美军将士的生命。对于这次行动，不仅海军方面表示十分怀疑，而且参联会也竭力反对，但是他却坚持己见、力排众议。仁川登陆是麦克阿瑟的登峰造极之作，他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有勇有谋、独辟蹊径、神机妙算，而且事实证明他还时运亨通。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接连两任总统都对麦克阿瑟的个人品行与职业能力持保留态度，但始终对他鼎力支持。“在麦克阿瑟的一生当中，1950年9月15日这一天让他成为一个军事奇才，”他的传记作家杰弗里·贝雷特如是写道，“对于任何一位伟大将领来说，总有一场战役要比其他战斗更加至关重要，而这场战役的考验让他得以跻身于那些不朽的将领之列。对于麦克阿瑟来说，这场战役发生在仁川。”[1]
从一开始，他就十分清楚仁川的价值所在。当时美军兵力奇缺，面临着被赶出朝鲜半岛的险境，唯有发动仁川战役才能发挥他们在技术方面的强大优势。也是从一开始，他就决定改变传统步兵战术，以避免美军在险峻地形上与兵力占优的敌军作战。麦克阿瑟最终成功地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如愿以偿地打了胜仗。尽管他一直想要拿下汉城——那将是多么大的胜利——但是麦克阿瑟及其手下却没有对那些北撤的朝鲜军队撒下天罗地网，所以私下里他感觉有点小遗憾。但如果说他的计划中真有什么严重问题的话，那就是这次完胜反而让他没有多少与政府和参联会“对抗”的优势。因为此前他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力排众议、坚持己见，因此他的这次胜利变得更加让人难以容忍。麦克阿瑟对仁川一战的判断正确无误，而非议他的人却大错特错。随着他的军队距离鸭绿江越来越近，他的支持者们开始担心那些怀疑他的人是否会因此变得更加紧张。麦克阿瑟已经孤注一掷，而这次他仿佛下了更大的赌注，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他的步伐。
朝鲜战争初期，麦克阿瑟错误地低估了朝鲜军队的作战能力。他曾经说过，如果自己只向朝鲜派出一个师——第1骑兵师，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些家伙会迅速直奔东北边境，到时候朝鲜军队就会全军覆没。”[2]但是，麦克阿瑟很快就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在此前东京的一次会议上，他告诉哈里曼说，这支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力出众、不畏艰险”。[3]他对朝鲜军队的全新认识立即对他的作战策略产生了影响。因此，美军被逼入釜山防御圈之前(为了不让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屠宰场中的牛犊一样”，麦克阿瑟后来这样说道)，他就做好了两栖登陆的准备，以便充分发挥美军的技术优势，力争一击制胜。
他始终记得自己在“一战”中的教训。麦克阿瑟认为，英、法、德三国的将军们一次又一次地把本国军队引入歧途，把他们送往敌军猛烈炮火的中心地带，让他们遭到无情的打击。许多人都认为，在这场战争中，指挥像狮子一样勇往直前的士兵作战的是一群笨驴。“一战”结束以后，西线的伤亡数字十分惊人，以至于人们无法分辨谁是胜者，谁是败者。“一战”让麦克阿瑟得出结论，对于美国的未来而言，欧洲只是一片荒芜的土地，远没有亚洲那么重要。胜利一方的欧洲将领对手下的安危存亡似乎漫不经心，因此在麦克阿瑟看来，他们的时代业已结束。“一战”让他懂得两军正面交锋的危险。在太平洋战场上，他使用“蛙跳战略”，从不攻击日军的战略要地，从而以极小的伤亡换取一次又一次成功，这一灵活的对敌战略正是来源于他从“一战”吸取的教训。在麦克阿瑟的身上仿佛存在着某种矛盾，他时常操着一口吉普林式的腔调，像一个嗜血的勇士那样酷爱在疆场拼命厮杀;但是当一场真正的战斗拉开序幕时，一旦事关自己部下的生死，他又会变得出人意料地谨小慎微。
麦克阿瑟在日本人完全没有料到的地点进行空中打击，不断孤立敌军的士兵与据点，而不是与之进行正面抗衡。他在朝鲜战场上采取了同样的策略。早在7月4日，他就已经开始考虑在朝鲜人民军腹背处登陆作战。麦克阿瑟显然并不了解第一批被派到朝鲜战场上的美军士兵有多么缺乏训练，武器装备有多么落伍，因此很难进行极为复杂的两栖登陆作战。一开始，这次行动被命名为“蓝鸟行动”，计划于7月22日付诸实施。但是这一计划显然难以执行。于是这次“蓝鸟行动”最终胎死腹中，但是关于两栖作战的想法却始终在他的脑海里萦绕。7月10日，在太平洋海军陆战队司令莱姆·谢泼德中将出访东京时，麦克阿瑟不无痛惜地表示，自己能有一支海军陆战师该有多好啊!一旦自己能有这样一支队伍，他就可以深入敌后。说到这里，他用手指向地图上的朝鲜，“我会让他们在这里——仁川登陆”。于是，谢泼德将军建议麦克阿瑟申请一个海军陆战师，因为这完全符合双方的利益。麦克阿瑟需要这支队伍，而海军陆战队需要一次机会来证明自己。迫于削减国防开支的压力，海军陆战队的地位一直岌岌可危，而且似乎一度没有政客愿意对他们表示支持——陆军和空军的地位都远在传统的海军之上。麦克阿瑟对海军陆战队的这一致命弱点了如指掌，因此他很清楚自己的想法会与谢泼德将军一拍即合，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谢泼德向麦克阿瑟承诺，他会在9月1日之前提供一个海军陆战师。
关于这次两栖登陆计划，麦克阿瑟越想越觉得应该把登陆地点定在仁川。仁川位于朝鲜半岛的西海岸，远离前线，距离釜山西北约150英里，是汉城最主要的港口，距离朝鲜的空军基地金浦大约20英里，因此这个登陆地点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当然，无论在哪儿进行两栖登陆都会冒着极大的风险，但是在仁川登陆更难。“我们列出了登陆地点所有自然与地理方面的困难，而仁川全都具备。”[4]亚力·凯普斯少校(海军负责两栖作战的詹姆斯·多伊尔上将的参谋)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仁川简直就是魔鬼制造的一个梦魇。这里没有海滩，只有海堤和码头。位于港口正中的月尾岛只是一个弹丸之地，却有重兵把守，同时还将登陆地点一分为二。港内水流湍急。然而，仁川最危险的不是这些，而是那里的潮汐。除了芬迪湾以外，这里的海水涨潮时高度大概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最高能够达到32英尺。即使是在低潮的时候，根据罗伯特·海内尔在《胜利在高潮》一书中的记载，想要在此地登陆也需要徒步蹚过大约1000码的距离，此外还需要蹚过将近4500万码的“就像是快要变硬的巧克力软糖一样”黏糊糊的泥浆地。[5]因此，与其说这是一个海滩，还不如说这是一个陷阱。要是有人想到在此铺设地雷的话，那么朝鲜恐怕早就在苏联的帮助下在这个港口布满了地雷。选择这里登陆也必定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如果说有一个地方最适合铺设地雷的话，那这个地方就是仁川。”[6]太平洋舰队的高级将领亚瑟·斯特鲁布上将说道。更糟糕的是，能够实施这次登陆计划的机会少得令人难以置信。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只有两天潮汐处于合适的高度，登陆舟能够靠近仁川的海堤和码头。一个是9月15日，届时潮水会涨到31.2英尺的高度;另一个是10月11日，潮水会再次涨到30英尺的高度。还有一个问题是9月15日的第一次高潮发生在清晨6点59分，也就是日出前45分钟;而第二次高潮发生在下午7点l9分，也就是日落37分钟后。对于两栖登陆来说，这两个时间都不够理想。10月根本就不用考虑，因为麦克阿瑟绝对不会眼看着自己的大军身陷釜山防御圈而再等上一个月之久。因此登陆时间只能定在9月15日，而这一天对于麦克阿瑟来说，要么是大功告成，要么则是满盘皆输。
几乎每一个人都对这个时间感到无比震惊，尤其是那些参与制订和执行此项计划的海军将领。参联会立即提高警惕，麦克阿瑟心里对这点一清二楚。这些人是他的顶头上司，而麦克阿瑟则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一群为了升官揽权而不惜谄媚迎合无聊政客的心胸狭隘的官僚而已。他知道要想取得仁川战役的胜利，自己眼前有两场战斗需要面对，其中一场就是同这些人进行周旋。麦克阿瑟早就料到参联会会反对自己的计划，这一方面出于他的偏执，另一方面也是事实使然。他既不喜欢，更谈不上尊重布莱德雷主席。他认为布莱德雷不过是艾森豪威尔的跟班(这可以算是他的一个缺陷)，马歇尔的宠儿(第二个缺陷)，一个在欧洲战场上毫无指挥能力与勇气的懦夫(第三个缺陷)，一个在太平洋拥有兵力甚至超过麦克阿瑟的家伙(第四个缺陷)，一个与杜鲁门过从甚密的政客(最后一个缺陷)。
如果说他们二人的关系很糟，那么这种敌意大部分来自麦克阿瑟。在这些年里，每个人的心里都积攒了一些东西。麦克阿瑟可以肯定，自己在对日作战期间否决了布莱德雷的指挥权，因此此人一定会对自己怀恨在心。尽管这一猜测毫无根据，但有相当多的迹象足以证明，就像其他战后国防系统的高级将领那样，布莱德雷对无法掌控麦克阿瑟感到十分不快。因此，麦克阿瑟(完全有理由)相信，在1949年艾奇逊试图通过削减他在日本的职责从而限制其权力的那场阴谋中，布莱德雷是他的帮凶。后来，那位曾经在仁川登陆计划中出谋划策的多伊尔上将向麦克阿瑟提到，当他与布莱德雷在东京会面时，后者似乎颇为冷淡。“布莱德雷就是个农民。”麦克阿瑟对多伊尔说。[7]
各军种参谋长们非常谨慎，因为这场战役十分危险，其成败关乎美军大批有生力量的生死存亡。就连麦克阿瑟自己也说，这次行动的胜算只有五千比一的概率。但是，他们的保守态度还与军界内部的尔虞我诈相关。出于种种堂而皇之(抑或卑鄙龌龊)的原因，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这项计划。只有少数几个人表示支持，其中包括哈里曼和李奇微，以及在最后关头对麦克阿瑟表示支持的杜鲁门。然而，策划仁川行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多伊尔上将却对这次行动顾虑重重。就像其他那些不得不与仁川计划的主要制订者阿尔蒙德打交道的人一样，多伊尔很快就对此人妄自尊大、欺下谄上的做派感到厌恶。如果真的要把仁川计划付诸实施，那么麦克阿瑟就应当了解这项计划的一切利弊，多伊尔也是这样对阿尔蒙德说的，阿尔蒙德却说将军对具体细节不感兴趣。但是愤怒的多伊尔不肯善罢甘休，坚持要让将军了解具体的细节。[8]最终阿尔蒙德不得不作出妥协，并且向他保证会让麦克阿瑟了解这次行动的具体细节，而所谓的细节其实就意味着危险。
不过，阿尔蒙德一直想将多伊尔从这一行动中排挤出去，因为他认为麦克阿瑟永远都是英明的，因此不应该过问这些琐事。像这一计划能否顺利实施这种微不足道的细节末节，是那些微不足道的下级军官应当处理的问题。实际上，这一原则也正是麦克阿瑟对待所有人与所有事的不二法门。现在，他正在为自己人生当中最盛大的演出之一做准备工作，也就是说，他要说服海军与其他反对者支持仁川行动。因此，他需要在这些海军和参联会的代表面前进行一次出色的表演，而这恰好是麦克阿瑟最拿手的绝活。
麦克阿瑟始终是一个喜欢站在舞台中央的人。他对名气与荣誉似乎有着某种无法抗拒的欲望。聚光灯下的感觉对他来说不只是一种嗜好，更是一种诱惑。他总是站在舞台中央，在照相机面前摆出完美的姿势，让摄像师从最佳角度拍摄他高昂的下颌。实际上，随着麦克阿瑟年龄的增长，每一张新拍摄的照片都要接受他手下人的审查，凡是不足以显示将军英雄气概的特写绝对不允许外传。这些人甚至还严格要求摄影师只能从特定的角度进行拍摄。因此，摄影师必须尽量从麦克阿瑟的右侧进行拍摄。有一次，为了显示将军的伟岸气魄，一名摄影师不得不按照要求双膝跪地拍摄照片。麦克阿瑟总是戴着自己那顶标志性的军帽，这样摄影师就拍不到他那日渐稀疏的头发了。麦克阿瑟需要戴上眼镜才能看清楚东西，但是他不喜欢让别人看到自己戴着眼镜的模样，因此戴眼镜时摄影师同样不能拍照。麦克阿瑟无时无刻不在演戏，这一点尽人皆知。“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如此个性鲜明、魅力四射的男人。”“一战”期间，堪萨斯州恩波里亚的著名编辑威廉·艾伦·怀特在见过麦克阿瑟以后这样写道。鲍勃·艾克尔伯格在“二战”期间是麦克阿瑟手下的一位集团军司令，他说：“麦克阿瑟是一个巴里莫尔与约翰·德鲁式的伟大人物。”[9]为了绕开战时书信审查制度，麦克阿瑟用密码写信给自己的妻子。在这些信件中，麦克阿瑟的名字是莎拉——当时法国著名女演员莎拉·贝纳尔。“你认识麦克阿瑟将军吗?”有一次，一名妇女问艾森豪威尔。“我当然认识他，夫人，”艾森豪威尔回答，“我在华盛顿跟他学了五年的表演艺术，在菲律宾则跟他学了四年。”[10]
麦克阿瑟相信，神秘就意味着力量。所谓神秘，就是与那些凡夫俗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他们创造种种神话，麦克阿瑟在这一点上始终不遗余力。凡是这个圈子以外的人都很难接触到他，直到他准备好怎么进行表演时，人们才能一睹他的尊容。他希望展示在公众面前的是一个经过精心包装的自己，每一个描述他的词语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核。在“二战”期间，曾经有一篇关于他的特写，其中提到麦克阿瑟“为人孤僻”，但是他却试图利用审查制度将其改成“为人质朴”。他的下属不能与麦克阿瑟过于亲近，任何将军都不能与他相提并论。20世纪30年代，艾森豪威尔是他在菲律宾期间的第一助理，当他听到麦克阿瑟经常使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时，感到十分诧异。麦克阿瑟常常说诸如此类的话：“好了，麦克阿瑟要去见参议员了……”[11]在那段日子里，他一直以这个国家的历史伟人自居，而且始终在扮演着这一角色。能够得到他的接见，仿佛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而觐见者的任务就是把他奉若神明、顶礼膜拜。这些似乎已经变成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则，人人都必须遵守。在东京为接见政界要人定期举行的午宴上，麦克阿瑟夫人会出面迎接那些先于将军本人到达的宾客。等到麦克阿瑟进来以后，她就会不无崇拜地说：“将军终于来了。”然后，麦克阿瑟会对夫人致以问候，借用一位旁观者的话来说，“就好像他们已经多年不见了一样”。[12]
这就是那位具有雄才大略、独树一帜、喜怒无常的统帅。他在朝鲜首次发动袭击将近两个月之后的8月23日主持了关于仁川计划的重要会议。会议的地点就在东京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从华盛顿飞来参加会议的有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海军作战部长福雷斯特·谢尔曼，以及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伊德瓦尔·爱德华中将。空军参谋长豪伊特·范登堡没有出席，据说他不想给这次本应属于海军与海军陆战队的行动提供口实。如果仁川计划得到批准，那么海军陆战队将领导这次登陆行动，但是却没有人邀请他们与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恼怒的事情。在这次会议上，海军上将多伊尔及其部下就像对牛弹琴一样，花了长达一个半小时对这次行动中诸多困难之处一一做出说明。多伊尔手下先后有九名将领起立发言，每个人都从技术上与军事上的角度进行分析。接着，多伊尔站了起来。“将军，”他说，“虽然你没有问我，也没有人愿意听一听我对这次登陆的意见。但是如果你问的话，我只能说在仁川登陆根本不可能。”说罢，他坐了下来。[13]
柯林斯再次建议，可以考虑仁川以南的群山或者浦项，因为在这两地登陆的危险性相对较小。然而不出柯林斯所料，他的谨慎态度并没有得到麦克阿瑟的回应。麦克阿瑟知道，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对仁川计划持保留态度，但是他唯一关心的是至今未表态的海军参谋长谢尔曼。没有谢尔曼的支持，就等于没有海军的支持，仁川登陆计划就成了泡影。虽然柯林斯极力反对，但是作为一名在华盛顿养尊处优的陆军参谋长，他是斗不过在前方运筹帷幄的集团军司令的。为了说服屋子里这些纷纷反对他的高级将领支持自己的计划，麦克阿瑟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后来据麦克阿瑟自己记载，一开始他仿佛听到他父亲的声音：“道格，战争会议只会滋养怯战情绪与失败主义。”[14]麦克阿瑟说，在更安全的南部港口登陆并无益处，因此他对此毫无兴趣。“两栖登陆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为了确保其顺利实施，我们必须不畏艰险、深入敌后!”仁川登陆的困难之处并非没有，但绝非不可克服。麦克阿瑟相信，他们一定有办法做到。他说，一切有关这次登陆的争执，实际上就是对于胜利的争执，敌军很可能对此毫无防范。“敌军司令会认为，没有人能够如此胆大妄为。”麦克阿瑟说，他准备效仿1759年魁北克之战的詹姆斯·沃尔夫。正是因为魁北克以南圣劳伦斯河的河岸十分险峻，守卫该城的德·蒙卡尔姆侯爵才把自己的全部兵力放在了城北。但是沃尔夫却率领着一小队人马从南侧穿越险地进行突袭，把蒙特卡姆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实际上结束了法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就像蒙特卡姆一样，朝鲜人会认为我们不可能从仁川登陆。而就像沃尔夫那样，我会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麦克阿瑟对海军有极大的信心，因为他们曾经在太平洋战场上横扫千军。除此之外，他坚定地说：“我对海军甚至比他们对自己还有信心。美国海军过去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这次也不会让我失望。”麦克阿瑟说这话的时候，屋里仿佛只有谢尔曼一个人。而柯林斯与沃克一再建议的登陆地点——群山则“是一个看似妥当却极不妥当的选择”。虽然此地与第8集团军的联系相对比较容易取得，但这只会让更多兵力陷入釜山防御圈内，因此，麦克阿瑟认为，这样一来当地美军会变得更加脆弱。“谁会为这个悲剧承担责任?我肯定不会。”但是，无论成败，麦克阿瑟发誓，他会为仁川登陆担负全部责任。“我不太相信他的承诺，”阿尔蒙德一名部下比尔·麦卡弗里后来这样说道，“他曾经说过中国人不会介入这场战争，但事实证明他错了。我们为此遭到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不仅没有承担任何责任，反而对除了他自己以外的所有人都横加指责。”[15]如果他选错了登陆地点，麦克阿瑟告诉与会人员，他会亲临现场进行指挥。“一旦发现情况有误，我们会立即撤退。”听到这里，多伊尔反驳道：“不行，将军，我们不会撤退。只要我们开始登陆，我们就会进行到底。”[16]
说完，麦克阿瑟直盯盯地看着谢尔曼，然后开始大谈起自己对海军的感情(实际上，他在“二战”期间对海军恨之入骨)。很久以前，当另一场战争进入到最黑暗的时刻，是海军从科雷希多岛把他送到平安地，因此他才能够继续指挥盟军对日作战。此后，仍然是海军一步一步地让他在太平洋战场上走向胜利。“现在我的事业已近暮年，难道这一次海军会告诉我说，他们不会让我去仁川。他们会让我失望吗?”屋子里最后一排坐着一个年轻气盛的陆军军官，阿尔蒙德的助手弗雷德·拉德。当麦克阿瑟终于发表完自己慷慨激昂的演说时，拉德暗自一笑——他终于得手了。任何一个高级将领也不会在此时冒天下之大不韪。[17]这时海军上将谢尔曼终于开口：“将军，海军不会让您失望的。”[18]麦克阿瑟胜利了。“这才像个真正的法拉古特人说的话。”麦克阿瑟答道，他知道谢尔曼被打动了。听到麦克阿瑟这话，多伊尔将军对没有人理会自己的意见感到怒不可遏，于是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才像约翰·韦恩说的话呢。”[19]接着，麦克阿瑟就像往常一样开始个人表演。他压低嗓音，一字一句地说：“我已经听到命运之钟嘀嗒作响的声音。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否则只会死路一条……仁川计划必胜无疑。它会拯救数十万的生命。”麦克阿瑟知道成败在此一举。“谢谢，”谢尔曼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号召，这是一次伟大的使命。”
“如果让麦克阿瑟走上舞台，你就不会再听见约翰·巴里莫尔的声音。”多伊尔将军后来这样说道。谢尔曼已经上了这条船。但是第二天，从麦克阿瑟的一番慷慨陈词与义正辞严中清醒过来的谢尔曼却发现自己仍然忧心忡忡。“我希望自己也能够像他一样乐观。”他告诉自己的一位朋友。柯林斯同样也感到十分不安，但是无论怎样，各军种参谋长已经上了船。五天之后，他们拍电报给麦克阿瑟表示支持。后来，林奇问起沃克，为什么麦克阿瑟能够让参联会把他们的顾虑放在一边?“麦克阿瑟让每个人都认为，朝鲜只是一座岛屿，汉城才是最终目标。只要攻克了汉城，这场战争就会结束。”沃克的回答非常准确。尽管如此，各军种参谋长在回到华盛顿以后仍然感到惴惴不安。美军的兵力本已十分有限，但这个行动计划还破绽百出。于是，8月28日，他们再次致电麦克阿瑟，建议在群山登陆。将军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回应了这封电报：他依然我行我素，但不对外界透露半点风声。只有等到万事俱备、只待东风时，他才会让华盛顿知道仁川行动的具体计划。麦克阿瑟有意推迟向华盛顿通报具体计划，到时候就是他们想要阻拦也为时已晚。他的所作所为，用克雷·布莱尔的话来说，“完全是一场天大的骗局”。[20]一直等到9月8日，麦克阿瑟才派遣一名年轻的参谋林恩·史密斯中校带着记载这次行动计划的几本厚厚的卷宗前往华盛顿，并且叮嘱史密斯路上不要走得太快。于是，史密斯奉命行事。参联会原以为麦克阿瑟会派来一名高级将领，但是直到最后一刻却只等来区区一个中校。史密斯立即被带进屋里进行汇报。“这就是最后的计划，对吗，中校?”史密斯回答是的。柯林斯问什么时候发动进攻。“月尾岛登陆会在6小时20分钟后，也就是华盛顿时间17时30分开始。”他回答。“谢谢，”柯林斯说，“那么你最好抓紧时间进行汇报。”[21]从长远来看，麦克阿瑟当时的举动无疑毁掉了自己与参联会之间的关系。如果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只是华盛顿的文职官员，也许还情有可原，但是这一次遭他戏弄的却是那些和他一样对美军士兵的安危与行动的成败担负责任的四星将军;这一行径在军界是不可宽恕的。八个月之后，当杜鲁门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时候，正如约瑟夫·古尔登指出的那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总统的决定得到各军种参谋长的一致支持。对于麦克阿瑟在仁川战役中先斩后奏的做法，这就是他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方式。
一般来说，两栖登陆时往往会遇到许多突发因素，但是令人感到惊异的是，这次登陆却出乎意料地一帆风顺。东京总部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已经知道这次行动的时间、地点与具体内容。在东京的新闻俱乐部里，有关朝鲜战争的各种流言蜚语不胫而走。大家都以为仁川行动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几乎是在华盛顿批准这一计划的同时，由谁来指挥仁川登陆也已经是尘埃落定。许多在华盛顿的高级将领都希望能够由久经沙场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谢泼德中将来指挥这支队伍，这与在日本的一些将领的想法不谋而合。首先，因为谢泼德同意借给麦克阿瑟一个海军陆战师，所以麦克阿瑟欠了他一个人情。其次，作为一名陆战队将领，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两栖登陆。然而结果却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这次行动的指挥官是内德·阿尔蒙德少将，现在他的头上已经有两顶官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听到这个消息时又惊又怒。据阿尔蒙德的手下约翰·切尔斯回忆，当时柯林斯差点从椅子上站起来，脱口而出：“什么?”[22]柯林斯不喜欢阿尔蒙德，对麦克阿瑟的做法也颇有微词，因为他不仅排除了第8集团军对仁川行动的指挥权，而且在没有事先征询参联会意见的情况下就擅自把它交给自己的心腹阿尔蒙德。(无论是在朝鲜还是华盛顿，在一些军官看来，这次行动又多了一个名称——“三星行动”，因为阿尔蒙德显然能够借机获得自己的第三颗星。)
后来各军种参谋长才渐渐意识到，麦克阿瑟想要排挤的不只是沃克，还有他们。他的这种行径，尤其是没有征得参联会的同意就擅自行动的做法，是不会有第二个将军敢这样做的。然而这就是典型的麦克阿瑟作风，他不仅不愿听命于自己的上级，还要用手指戳一戳他们的眼睛。麦克阿瑟把朝鲜战场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对他忠心耿耿、唯命是从的人，而将各军种参谋长排除在外，这无疑是弄权。[23]谢泼德是一名出色的将领，却处处体现出某种旧派的作风与忠诚，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他应当忠于麦克阿瑟，但是他却对参联会和海军表现出无限的忠诚。因此，在麦克阿瑟看来，天无二日，谢泼德的表现令人难以容忍。
五角大楼对麦克阿瑟的这一举动同样感到不悦。海军陆战队认为，让阿尔蒙德坐镇指挥无异于一场灾难，因此他们对阿尔蒙德处处提防。这个人不仅把谢泼德排挤出列，而且把8月策划会议上他们圈定的登陆行动指挥官、陆战第1师师长史密斯少将排除在外。此外，阿尔蒙德对德高望重的史密斯少将的种种行径，也让海军陆战队感到愤愤不平。史密斯原本以为麦克阿瑟会亲自向自己通报有关情况，但是在他苦苦等了一个半小时后，看到的却只有阿尔蒙德。显然，史密斯领教到谁才是真正的主子。更为糟糕的是，有一次阿尔蒙德竟然恬不知耻地称呼这位只比他小十个月、现年56岁的海军少将为“孩子”，让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兵大为光火。[24]当他想要说明两栖登陆有多困难时，阿尔蒙德却对此嗤之以鼻——这些东西，阿尔蒙德说，都是技术上的问题。此外，阿尔蒙德在自己的日记中声称这一带没有大规模敌军。这个人简直狂妄至极，史密斯心想。不过尽管他对阿尔蒙德满腔怒火，但是没有再多说什么，因为他担心自己说得越多，指挥这次行动的海军陆战队与陆军将领之间的分歧就会愈演愈烈。[25]不过，史密斯手下的一些军官仍然对此愤愤不平。其中言辞最为温和的谴责来自史密斯的作战处长阿尔法·鲍泽上校，他说阿尔蒙德是个“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小人”。[26]
选择在仁川登陆就像一个巨大的赌注：港口的入口处过于狭窄，只有在敌人毫无防范时才能进入。但是作为一名伟大的将领，麦克阿瑟相信，应当勇于冒险。在这次登陆行动的前一天，麦克阿瑟召来东京总部的几名随军记者，让他们登上自己的旗舰“麦金莱山”号共赴前线(当然，他们的头版头条上少不了会这样写：“来自麦克阿瑟总部的消息……”)。在这艘旗舰离开佐世保港赶赴仁川之前，麦克阿瑟又突发奇想，并与多伊尔上将联合发出另一条作战指示。他想要切断朝鲜人的补给线路。他说，在历史上的每一场战争中，一支军队的失败十有八九是因为补给线被敌军切断。一位记者问他是否担心中国介入。麦克阿瑟对这个问题似乎完全不以为意，给出的答案与一个月前在复活节岛上对杜鲁门的答复如出一辙。他认识到双方在人口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他说：“即使我们派出1.5亿美国士兵，他们仍然能够以四敌一。”因此，他无意在此地向他们发出挑战。但是，他有办法抵消对方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从而扬长避短，让美军发挥出最强的实力。“假如中国人想要介入，那么我们的空军就会把鸭绿江变成整个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一条河流。”不过，至于麦克阿瑟及其手下对中国军队的战略战术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空中力量究竟知道多少，就要另当别论了。[27]因此，当中国最终出兵朝鲜时，麦克阿瑟完全猝不及防，鸭绿江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血流成河，中国军队早就毫发无伤地来到了对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