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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地狱之旅

  1. 艰巨任务工友来我办公室说总编找我。才早上十点半,通常那个时候总编还没进报社。

  “总编已经来了?”我问。

  “应该还没有吧,他都是中午才进来。”

  “那你,是谁跟你说他要找我?”

  “是编辑室的秘书打电话来说的。”

  奇怪了。报社的效率向来很高,一件事不会这样转来转去。早上十点半,米兰照例灰扑扑的,随时会下雨。

  接近中午总编来了,我自动去报到。四月三十七号,天空开始飘雨了。偌大的办公室灯火通明。

  他笑容可掬,叫我坐,特别和蔼。

  他说:“亲爱的布扎蒂,真是稀客。有什么我可以为你效劳的吗?”

  “听说您找我。”

  “我找你?一定有人搞错了。我没有找你啊!不过我很高兴在这里看到你。”

  总编本来就是个好人,但有的时候客气过了头,那就表示他有事。当总编比平日还要亲切的时候,编辑室就开始有点人人自危的气氛了。

  总编坐在他气派的办公桌后面,桌上堆满了文件,典型大忙人的作风。一只手慢慢挪到唇边,一副悠闲神色。

  “噢!”他说,“你说得对,现在我记起来了,我找你没错,是昨天的事,不是很重要。”

  “有采访要跑?”

  “不是,不是。你不说我根本就忘了。”好像另有心事的样子,顿了一会儿然后说,“你最近怎么样?其实我是多此一举,你气色很好。”

  他到底想要说什么?电话响了。

  “喂,”他说,“嗨……一点没错……为什么?……下个礼拜也……不急嘛……选对比较重要。”

  我作势准备起身,他示意我留下,继续讲电话。

  “有可能……不过状况不一样嘛……这一次……还没有……我说了没有……对,我也想到同一个人……(沉默了许久)……必要时我想……这当然……我会尽早跟他说……好……再见。”

  他讲电话的时候看着我,可是没有任何表情,心不在焉,好像看到的是一堵墙或一件家具。

  我是很会察言观色的,不禁自问他们是在说我吗?这种事常常会故弄玄虚。可是他的眼神中没有表情,心不在焉地盯着我的时候,脑中想的却是别的事。他穿一身深蓝色西装、白衬衫、圆点领带,很优雅。

  他放下电话。“是斯塔齐从罗马打来的。”他礼貌性地知会我,“说塞浦路斯需要一个新的特派员……你知道的嘛,我们想派一个固定的人在那边……等到……”

  “我不知道。”

  “你觉得佛松布隆尼怎么样?”

  “嗯,”我说,“我跟他不是很熟。年轻人好像还挺能干的。”

  “还不够成熟,不过将来应该会有点作为。”这时他将大拇指插入背心口袋,有点老套,好像终于决定面对现实。半开玩笑的,也不算什么大问题。

  “所以,亲爱的布扎蒂?”

  “您要派我去塞浦路斯?”

  他笑得好乐。“塞浦路斯?你去那里干吗……真要去的话,也要去更有……”

  我告辞出来。关门的时候,我回头瞄一眼,透过门缝看到总编。他的目光一直送我到门口,始终没离开过,可是脸上原先的笑容瞬间冻结,凝神沉思;与陪客人一直说说笑笑,但和心里早就知道会被判刑的大律师看客人走远后的表情如出一辙。

  我这才明了:工友传口信时我觉得事有蹊跷并不是我多虑,是有某件事跟我有关(酝酿中),或许对我不利,不是什么新差事、新任务或出差这么单纯,也不是要处分或开除我,我有预感,那将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

  “你也被叫去啦?”看到我从总编办公室出来,站在走道上的桑德洛·盖帕迪问我。

  “什么叫作‘我也’?你也有吗?”

  “我?全编辑室都被叫到了。盖菲、达米亚尼、波斯皮斯里、阿美利尼,就差你了。”

  “怎么回事?”

  “肯定有什么事不对劲,神秘兮兮的。”

  “为什么?”

  “嗯……这里有一种气氛是……”

  总编办公室的门开了,他出现在门口默默看着我们。

  “嗨,盖帕迪。”他跟我同事打招呼。

  “嗨。”

  我加快脚步,走下大门阶梯正准备……上面有人喊我:“布扎蒂先生!”

  我转过身去。那声音(但我看不到是谁)说:“总编……总编先……先……生……总编先生请您过去!”

  我敏感、纠结的心底深处扑通一声,感觉到命运之手轻轻拂过我。

  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步一阶冲下楼梯,那个脚步声我从小就认得,躲不了、大难临头的脚步声。

  那个人说:“总编先生请您过去。”

  总编坐在他那气派的办公桌后面,看着我。

  他说:“布扎蒂,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谈。”

  “有采访?哪里?”

  “有可能……”

  他不出声。手指交缠,仿佛面临困难的重要时刻。我在等。

  “有可能……我不是一个道听途说的人……我自己也在怀疑……但或许这是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他调整坐姿,然后一鼓作气:“亲爱的布扎蒂,你想不想做一个地铁工程的报道?”

  “地铁工程?”我重复他的话,傻在那里。

  递给我一支烟后他自己也点了一支。

  “地铁工程进行中,”他说,“他们发现了……一个叫托里亚尼的工人……偶然间,进行地下开挖的时候……在森皮欧一带……嗯,就……”

  我看着他,开始觉得惊慌。

  我问他:“我的工作是?”

  他接下去说:“偶然间……米兰地铁进行地下挖掘工程时……他们说发现了……偶然间发现了……”很犹豫,局促不安。

  “偶然间……”我鼓励他。

  “偶然间发现……”他眼中充满了惊惶,“……连我也觉得难以置信……”

  “总编,您就说吧……”我受不了了。

  “发现了地狱之门,他们说他们找到了……类似一种出入口。”

  据说越有地位、个性越强的人,当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的梦想成真时,会发抖,变得畏缩、幼稚和脆弱。

  我照样问他:“可以进去吗?”

  “他们说可以。”

  “地狱?”

  “地狱。”

  “十八层地狱?”

  “十八层地狱。”

  没有人接腔。

  “我要?……”

  “只是一个提议……提议而已……我也知道……”

  “没有其他人知道?”

  “没有。”

  “我们又是怎么晓得的?”

  “巧合。托里亚尼的妻子是我们以前一个送报员的女儿。”

  “他发现的时候是一个人吗?”

  “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人在现场。”

  “另外那个人会不会说出去?”

  “保证不会。”

  “为什么?”

  “因为另外那个好奇进去一看,就再没有出来了。”

  “那我是要?……”

  “我说了,只是提议……话说回来,你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吗?”

  “我一个人?”

  “最好,一个人比较不显眼,不过得一切自理。我的意思是,我们可弄不到什么通行证。就我所知,我们报社在那里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维吉尔做向导?”

  “没有。”

  “那么那边怎样才知道我只是过客?”

  “你得自己想办法。那个托里亚尼说……他只瞄了一眼……他说看起来跟我们这边完全一样,都是长得很正常的人,可不像但丁描述的那样。穿着打扮亦然。城市景观也像我们这边有霓虹灯,有汽车,所以混在里面伪装他们倒不是难事,只是相对的也就很难说明你并非他们族类……”

  “难道我就等着被送去受火刑?”

  “傻话,谁在说火刑?我再说一遍:那里一切看起来都跟我们一样,有房子、咖啡馆、电影院和商店。可以说恶魔不再是我们以为的……”

  “那……为什么托里亚尼的同事没有回来呢?”

  “谁知道……说不定迷路了……可能是找不到回来的入口……或者他对那里感觉还不错……”

  “还有另外一件事:为什么地狱会在米兰,全世界就只有这里?”

  “不是这样的。这种入口应该还有好多个,每一个城市都有,只是没被认出来……或没人说出来……不过,不容否认的是,就新闻的角度来说,确实难得。”

  “就新闻角度……会有人相信吗?要提出证据,至少登几张照片……”

  我脑中一片混乱。著名的地狱之门就要打开了,我没办法拒绝,做个丢脸的逃兵。可是这事件教我心里发毛。

  “布扎蒂,我们先不急着决定,我也不是完全相信。除了他们跟我们之间的相仿之外,还有许多疑点……你干脆先找托里亚尼谈谈,怎么样?”

  他递给我一张纸,上面是地址。

  2. 米兰地铁的秘密我决定去找托里亚尼,米兰地铁挖掘工程的工人,他声称无意间在地下发现了通往地狱的小门。

  正如总编说的,托里亚尼的妻子是我们报社以前一个送报员的女儿,所以他晓得地址。

  傅利欧·托里亚尼,住在桑雷莫三十二号,靠近维多利亚门的一间国民住宅里,结婚了,有一个女儿。是他开的门。

  “教授,请坐。”他指着客厅的方向对我说,“我恐怕……”

  “我不是教授,”我说,“打扰您不好意思。我是受托来……”

  他体型十分魁梧,年约四十岁,灰色西装、白衬衫,双手修长、整齐,外套口袋里插着一把计算尺。

  这会是工人吗?果然不是,他是工业专家,挖凿工程中标工厂的助理人员。开朗、直爽的脸有些扁平,微笑常挂嘴边,粗壮的手腕不输拳击手。绝不是无知之人。

  “请坐……那张沙发比较好……我话先说在前头……”

  “托里亚尼先生,先别急着说不,我们只是想……”

  他这才放开怀:“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是怎么传开来的。”

  “什么意思?难道是假的?”觉得松了一口气。所以这全是以讹传讹,采访泡汤了。

  “太不可思议了,您要相信我,我没跟任何人提这件事,我太太也没跟任何人提起,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事是怎么传出去的……还巨细靡遗!比如,提到我同事好奇去看却再没有回来。”

  “您这位同事是怎样的人?”

  “没有这个人,从来不曾存在过!”

  “对不起,托里亚尼先生,一定有一些蛛丝马迹,才会……”

  他兴致勃勃地看着我:“蛛丝马迹?呵,这可好玩了!”朗声大笑。

  我站起来,好比你心里七上八下去看医生,结果医生说没事时全身一松的舒畅。我不禁自问总编怎么会把这么荒谬的传闻信以为真,我自己又怎么会全然相信?地狱与米兰相通?地狱之门就在这富裕的经济奇迹之城?突然有抽烟的欲望。

  “我只能说打扰您十分抱歉。不过,这是我们新闻工作人员的职责……”

  “不要这么说,一点都不打扰,很高兴能认识您。”

  这时,我眼角余光瞄到茶几上摆着一本旧版的但丁《神曲》,有杜雷插画的那种。翻开的那一页正好是但丁和维吉尔在陡峭的岩壁间往黑色深渊走去的画面。

  我心中有所触动,这像一种预示。身后传来送我到门口的托里亚尼爽朗的声音:

  “那天夜已深,”他说,“我们轮班上工。挖土机工作刚结束,一地的沙石、泥土,然后……”

  “我的天啊,你是说那是真的?”

  “别紧张,教授,不用那么紧张。您若觉得有需要,我带您去看正确的位置。”

  对此故事嗤之以鼻的米兰地铁的负责工程师罗伯特·维奇多摩尼,同意陪托里亚尼和我到阿美多拉广场地铁站一探究竟。他人十分亲切。一连串的商展刚结束,只有微微的美丽夜光。广场上的电子钟显示时间是凌晨一点五十分,还差十分钟就可见真章。一个工作人员拉开主要楼梯的铁门,打开灯。

  大厅看来已经一切就绪,随时可以迎接匆匆来去的人潮。但现在只有让人咋舌的肃静。

  “好漂亮,”我其实是在给自己打气,“布置、格局都很气派。”

  维奇多摩尼问托里亚尼,等着看好戏的语气:“在哪里?”

  乘客的进出是由旋转杆所控制。入口是由三根可以做一百二十度旋转的铁杆组成。乘客把票插入收票孔,里面的电子仪器会检视票是否有效,消磁,放开旋转杆,然后重新卡住。若插入无效的车票,则警报会响。

  不过现在入口的旋转杆不转,收票口不收票,电子测票机不验票,警铃也不会响,因为一切都还在等待。游戏还未正式开始。

  我们下楼,经过一条长长的站台,走到西北方最底端。距离端点两公尺处,托里亚尼用手指了指一排几乎抵到天花板的红灰夹杂的花岗岩板的其中一片。

  “就是这里。”他说。已经笑不太出来了。

  “可是这都封起来了,堵住啦。”

  “这些石板很容易搬开,都是事先设计好的,以防后面的线路有问题需要维修。工程师,对不对?”

  工程师点头说是。

  “板子后面,”我说,“那个入口大概也被封住了吧,我想。”

  “封了四分之三。”托里亚尼说,“用一块铁板盖住,缩着身子还是可以通过。”

  工程师盯着托里亚尼说:“托里亚尼,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和事情的严重性吧?”

  “我知道,工程师。”

  簇新的车站里一片死寂,只有隧道深处断断续续传来神秘的嗡嗡声。

  “您确定这里有一条通道或地道,还是坑道之类的东西?”

  “确定。”

  “所有那些工作人员都没有发觉?”

  “他们当然看到过,可是都以为是以前留下来的壕沟,城堡附近本来就很多。我是自己跑进去看过。”

  “您一个人?”

  “对,只是差不多两公尺之后有泥沙把通道几乎完全堵住,要过去很困难。”

  “过去以后呢?”工程师更加怀疑了。

  每个站台端点,也就是车子来的方向,都有两台电子监视器扫视不同区域,一台可以看到整个站台,另一个则锁定最远的点并且放大。可以依实际需要在两台监视器之间选择,监控室内事先装好两台荧幕,各负责一个站台。但此刻监控室并未做任何选择,因为监控室还没好,也没有乘客,只有一个,正准备要出发到遥远的另一个国度去。

  “差不多二十公尺之后,”托里亚尼说,“我看到一点灯光。有一条极为狭窄的楼梯通往地面。”

  “您爬上去了?”

  “对。”

  “通往哪里?商展会场?”

  “有一条我从来没见过的路,停满了车,静止不动,塞车塞到完全动弹不得。人行道上反而都是人,来来去去好像……有没有看过你踢蚁窝一脚,蚂蚁四处逃窜的样子?”

  “这就是您所谓的地狱?说不定是附近一条路,您没认出来而已。”

  “不可能。工程师,我进地道的时候是半夜两点,而那边……那边是大白天。我回来的时候,最多过了十分钟,这边还是晚上。如果不是地狱?……”

  “难不成是炼狱?有没有硫磺味?您有看到火吗?”

  “没有,应该说,火苗在那些人的眼睛里。”

  工程师恼火了,觉得自己被耍了:“够了,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地狱之门吧。托里亚尼,来帮忙开个门,我们的布扎蒂急着要踏你的后尘呢,是不是?”

  托里亚尼回头对楼梯那边喊:“安塞摩!”洪亮的声音在空旷的地铁里冲撞,回音隆隆。

  应声出现了一个身穿工作服,肩上斜背一个皮袋的家伙。

  托里亚尼跟他点点头。那是工人。他从最旁边的板子开始搬,搬开后露出悬在半空中像浮桥之类的东西,里面有各种颜色的电线,红的、黄的、黑的、白的,依电路不同而变。

  “那个。”托里亚尼指着贴在地上的一块铁板。圆形铁板上面有钩环,还有三个凸出的叉形物用螺丝钉锁着,像船上的窗子那样。

  “这是很普通的下水道的顶盖嘛。”工程师很不以为然,“托里亚尼,你快打开,八成会听到水声,还有恶臭。”

  工人转开螺母,挪开小门。

  我们弯下身子,只见漆黑一片。

  “这不是水声。”我说。

  “本来就不是水声。”托里亚尼很满意。

  工程师嘟囔了几句,往后退去。迷惑、困窘,或许还有害怕。

  通道底端传来的声音是什么?那可怖的声音是怎么回事?断断续续、奇怪的噪音中偶尔会听出吼叫和有人讲话很快的声音,(面对突然的死亡,要用短短两三秒的时间忏悔一生的罪恶?)或许是车子的呼啸声,或排气的声音,或人类老旧、破烂、腐锈的汽车在唱着自己的挽歌?那是一股脑涌出的冷酷声音,如雷鸣震耳滚滚而来摧毁一切弱小和伤痛。

  “不要去。”工程师声如细丝。

  事到如今!我穿上工作服,握着手电筒,蹲下去。

  “教授,再见了。”托里亚尼挂着一丝善意的笑容,“对不起,这都是我的错,我不该说出去的。”

  我低头钻了进去,匍匐前进。远远的噪音越来越近。尽头透出一丝微光。

  3. 魔女二十公尺之后通道结束,眼前是一道狭窄的楼梯;上面是地狱。

  上方灰暗的光线应该是白天。那是斜梯,三十几阶。到顶,有一面铁栅栏,栅栏那边走过的男男女女都行色匆匆,只能看到他们的上半身、头和肩膀。

  没有交通的嘈杂,却不停地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或应该说是微微的隆隆声,夹杂着一两声喇叭。

  心脏扑通扑通地跳,我爬出栅栏,行人对我毫不理会。这地狱好奇怪,这些人跟你们跟我都一样,看起来体型并无不同,服装也跟我们日常打扮雷同。

  说不定维奇多摩尼工程师说对了,是个玩笑,我还傻傻的拿传言当真。这是地狱?不过是米兰某个我不熟悉的社区罢了。

  不过让托里亚尼大惑不解的现象的确难以解释:几分钟前的地铁车站还是半夜两点,而这里是白天。难道在做梦?

  环顾四周。跟托里亚尼描述的几无二致:第一眼看来,完全没有任何地狱的景象,倒是跟我们的日常经验相仿,应该说完全一样。

  天空灰扑扑的,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是废气和烟雾的缘故。致命的云层后面可以说不是太阳,而是一盏巨大的聚光灯粗大的霓虹灯管,跟我们的一样苍白无神,照得每一个人脸色发青和倦怠。

  房子也跟我们那边一样,有老房子,也有现代建筑,平均七到十五层楼,不能说漂亮或难看,也都住得满满的,许多窗户都点着灯,里面男男女女都在工作。

  发现商店招牌和广告海报都是意大利文,宽心不少,包括生活用品都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些。

  路上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塞满了车动也不动,跟托里亚尼描述的一模一样。

  那些汽车停在那里并非出于自愿或等红绿灯。四十公尺外是有交通信号灯没错,但闪的是绿色。那些车纯粹是因为严重的交通堵塞而卡在原地,可能全城都是如此,前进不能后退不得。

  车子里坐着的大多是单身男性,看起来也是有血有肉的正常人。手放在方向盘上,坐着,像吸过毒,呆滞。汽车一辆紧挨着另一辆,他们就算想出来也出不来。他们透过车窗望着外面,目光迟钝,没有任何表情。偶尔有人会按一下喇叭,轻轻一敲,不是很有信心,懒洋洋的样子。苍白、空洞、规矩、认输。不抱任何希望。

  我自问:这就足以表示我们是在地狱?或只是我们都市每天都会遇到的噩梦一场?

  我找不到答案。

  那些被迫呆坐车内的人眼神呆滞无光,确实诡异。

  突然耳边一个清亮的声音说:“活该!”

  窄腰铁灰套装,一名美艳女子,约四十岁,幸灾乐祸地看着那些汽车。她离我约五十公分,我看到的是她的剪影。古典美、神色自若、气势凌人、自信。她在微笑。

  我本能地问她:“为什么?”

  她连头都没回。“他们按喇叭按了一个小时,把这里弄得比地狱还吵。”她说。“现在总算安静下来了,该死。”标准的意大利发音,只是卷舌音不太清楚。

  她看着我,湛蓝的眼睛,有如电波。

  “爬那楼梯上来的?”嘲讽地问我。

  “我……我……”

  “来吧,先生,请跟我走。”

  我真会给自己找麻烦。闭着嘴不说话不行吗?亚马逊女王打开一间房子的玻璃门。“请进。”

  虽然她说了“请”,但比军队命令还可怕。我这个闯入者能反抗吗?跟在她后面,闻到淡淡的硫磺味。

  她领我走进电梯,里面还有另外七个人。有点挤,身体彼此碰触,感觉上跟我的一样结实。所以他们这些被打入地狱的和我们活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异:长着同样的脸,穿同样的衣服,说同样的语言,看同样的报纸、同样的头条消息,甚至吸同样的香烟。(一个长得像会计师的家伙,从口袋里拿出一包有滤嘴的国产香烟,点上一支。)

  “我们去哪里?”我鼓起勇气问那位女将军。没有回答。

  我们升到第十楼。女子推开一扇没有标记的门。我进到一间属于办公室的大厅,一面墙全是玻璃,看出去可以鸟瞰整个灰色城市。

  一条长桌穿越大厅,好像是接待一般人用的。另一边,有十来个女孩子一身黑色罩衫,白色蕾丝领,有人在打字,有的坐在有许多奇怪按钮的键盘前面,有的则面对一大片电子仪表板(对我这个外行来说是如此)。

  一切看起来都十分现代化、气派而且效率良好。长桌前面有三张皮椅和一张小小的玻璃桌,只是那位大公夫人没叫我坐。

  “来偷看?”她开门见山。

  “我……只是来看一眼……我是记者……”

  “不请自来,东张西望,旁敲侧击,竖耳倾听,振笔疾书,对不对?然后不付费就跑掉,对不对?喔,先生,这不行喔……谁要来我们这里,一切后果可得自行负责的喔,否则就太便宜了……”她回头喊:“罗赛拉!罗赛拉!”

  跑来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少女,还很娃娃脸,年轻的皮肤拉住上唇,微微上翘,无邪的眼睛有点惊慌。如果地狱里多一些这样的小朋友,我心里想,再乱也乱不到哪里去。

  “罗赛拉,”这位女总统下令道,“把这位先生的资料调出来,在总表上查一下看他是不是……”

  “马上。”显然罗赛拉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

  “看我是不是什么?”我想知道,越来越焦虑。

  她若无其事地回答说:“看您在我们这里是不是已经登记了……”

  “可是我才刚到!”

  “难说。事情未必如人……再说查一下也不费什么力气。”

  我说出姓名,罗赛拉在一个貌似电子计算机的金属盖子前忙碌起来。只听嗡嗡作响,然后亮起一盏红色小灯咚的一声,一张粉红色的卡纸滑入小小的铝筒。

  她拿起来,很得意的样子。

  “我就知道……我在路边一看到您……那张脸!……”

  “什么意思?”

  除了罗赛拉之外,另外三个女孩也好奇地围着长桌听我们说什么。比起罗赛拉都略逊一筹,也不坏:年轻、大方、可爱。

  “我的意思是,亲爱的布扎蒂先生,你也是我们的人,早就是了。”她立刻改用“你”来称呼我。

  “我?”

  她摇摇手中的表。

  “我想,”我说,“这其中必有误会。我不知道您是谁。不过我要老实说……您或许会笑我,笑到眼泪都流出来……您猜我以为怎么着?您猜他们跟我说什么?”

  “什么?”

  “他们说这里……这个地方……是地狱。”很努力地笑了几声。

  “我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

  “摆明了,是有人在跟我开玩笑。”

  “开玩笑?”

  “可是这里大家都活蹦乱跳的。您难道不是活人?那些小姐不是活人?所以还用说吗?地狱不是冥界吗?”

  “谁跟你说的?上帝也有管不到的地方。”

  那四个女孩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她们的鼻子都小小的,很秀气,很挺。

  我试着为我自己辩护:“我从来没来过这里。你们怎么会有我的资料?”

  “你从来没来过这间房子,可是你看到的下面那个城市却非常熟悉。”

  我凝神细看。看不出来。

  “这是米兰,不是吗?”她说,“否则你以为你在哪里?”

  “这是米兰?”

  “当然是米兰。也是汉堡、伦敦、阿姆斯特丹、芝加哥和东京。你太让我意外了。你的工作应该会知道两个、三个,甚至十个世界……要怎么说?……是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出现的,一个套一个……我以为你知道。”

  “所以我……我被判下地狱?”

  “应该是吧。”

  “我做错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她说,“这不重要。你被判下地狱是因为你是你。像你这样的人从小就该下地狱了……”

  我开始真的害怕了。

  “您,您到底是谁?”

  女孩笑成一团,她也笑了,笑容怪怪的。

  “你一定还想知道我这些女娃娃是谁。她们是不是很可爱?你很喜欢,是吧?要不要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她乐不可支。

  “地狱!”她继续,“你来看,一定可以认出来,对不对?你应该有回家的感觉。”

  她拉住我的手臂,推我到玻璃墙前。

  我眼前是一个高精密发展的城市,不分远近。白天灰蒙蒙的光线逐渐暗去,家家户户点起了灯。因成群的尖塔、渊薮合而为一的米兰、底特律、杜塞尔多夫、巴黎、布拉格闪烁发光,在这巨大的夜光杯中人群攒动,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被时间追着跑。他们自己一手建造的这骇人、自傲的时间机器转呀转,啃噬着他们,但他们并没有仓皇而逃,反而互相推挤着往齿轮里跳。

  她拍拍我的肩膀。

  “跟我来。我的小女孩要让你看一个游戏。”

  就连其他原来专心工作的女孩也都簇拥过来,交头接耳,抿着嘴笑。

  我被带到隔壁的大厅,这里有一些很复杂的设备,还有几个类似电视荧幕的东西。

  可爱的罗赛拉拉了像是火车变速杆的把手一下,可怕的游戏就开始了。

  4. 加速从玻璃墙大厅可以俯瞰那可怕的城市。是地狱。是伯明翰?底特律?悉尼?大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萨马尔罕?米兰?

  我看着那群蚂蚁。那些小人一个一个忙碌奔波:为了什么?为了什么?跑、拍打、写、讲电话、讨论、切割、吃饭、开、看、亲吻、推挤、思考、拥抱、幻想、洗衣、打扫、弄脏。我看到袖子折痕、鞋子脱线、肩膀下垂、眼睛旁边的皱纹。我看到他们眼睛里面的光,是需求、欲望、痛苦、焦虑、贪婪、金钱和恐惧。

  我身后,靠在奇怪的仪表板上的是那逮住我的权威女子,还有她的侍女。

  她向我走来,说:“你看到了吗?”

  我眼前是一览无遗的人类痛苦。我看着他们挣扎、生气、欢笑、攀爬、跌落、再爬、重新跌落、受打击、交谈、微笑、哭泣、立誓,所有的希望都放在未来的那一刻,未来的故事,未来会完成的故事,未来的幸福。

  她下命令道:“注意!”

  她右手抓住一根操纵杆慢慢移动,一个发亮的方形仪表里的指针便往右边转。突然城里无法计数的人群的速度又加快了。那实在不是正常人的生活,焦虑、着急、狂乱、不安地想做,想前进,想致富,想攀上想象中的虚荣、野心、可笑的荣耀的塔顶,游戏是绝望地与那看不见的魔鬼格斗。动作越来越慌乱,脸越来越紧绷、疲惫,声音越来越沙哑。

  她将操纵杆再移一点。下面的那些人以加倍速冲向他们设定的不同方向,逐渐消失在夜色中的教堂塔尖则依旧阴沉、静止不动。

  “找到了。”清脆的声音唤醒了我,那个一百七十公分大的方形荧幕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近影。除了罗赛拉正在操作的操纵杆外,还有一排按钮。

  男人坐在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内,年约四十五岁,应该是个重要人物,内外都在与那看不见的魔鬼交战。

  他正在打电话:“不会,”他说,“不管你们花多少力气都不会成功,不会成功……没错,是我的选择……对,三年前他去过伯纳……所以更有理由……可以问问我在商会的朋友罗杰或者苏特……没有,这几天我在想别的事情……什么?你们被逮到了?你们该不会给我惹麻烦吧……”

  秘书抱着一大摞文件进来,另一个电话也响了,秘书接起来。“是行政管理部门。”她说。

  他微笑着接过第二个听筒。“对不起。”他对着第一个说,“有人找我对不起,待会儿再跟你联络,谢谢啦。”然后他对着第二个讲:“亲爱的伊斯曼尼……我正想打电话给你……当然,当然……您知道的嘛,当然有意愿了……一定……以国家之名,对不对?……这您不能这么说,亲爱的伊斯曼尼,真的不应该这么说。”

  秘书再次进来通知他:“外面有康普顿先生在等。”“啊,那个叙利亚人。”他遮住听筒说,“我叫你的时候就请他进来。”

  罗赛拉看得笑眯眯的。

  “那是谁?”我问她。

  “是她的情人。”一个红头发、绑辫子的女生回答,还跟罗赛拉挤眉弄眼的。

  “到底是谁?”

  “史蒂芬·提拉波斯基。企业家。”

  “哪方面的企业家?”

  “谁知道?就生产东西的嘛。”

  然后我看到那位臃肿又近视的叙利亚先生走进他的办公室。第一个电话又响了,接下来一个手下的工程师报告说第三部门有机械故障,于是史蒂芬立刻冲下去,结果人刚到厂里就有扩音器通知他说,楼上有斯德哥尔摩的电话,于是史蒂芬又冲上去接电话,在门口遇到公司董事会的三个董事在等他,还在跟斯德哥尔摩通电话的时候,第二个电话又响了,是他很亲密的老朋友奥古斯多,卧病在床,一个人觉得无聊想找人说说话。史蒂芬依然微笑,充满自信。

  地狱的美丽女子用肘顶了顶罗赛拉:“小朋友,你该不会对他动心了吧。”

  “怎么会。”罗赛拉一脸严肃,上唇翘起来,机灵且任性。同时慢慢将拉杆拉向自己。

  提拉波斯基的办公室里立刻为之一变,就好像你打开浴缸的水龙头,里面的蟑螂被水流冲刷,逆流向上,他拼命地想沿着越来越陡峭、越困难的白瓷墙面攀爬。节奏逐渐加快,紧张、不安、动作和思考越来越慌乱。

  他在讲电话:“你们再花多少力气都不会成功,可以问我朋友或苏特。”秘书进来,另外一部电话响了。“是行政部门,对不起,谢谢。”然后他说:“当然有意愿啰。”秘书康普顿先生电话,第三部门机械故障;通知说斯德哥尔摩有电话来;还有董事会。然而他还是面带微笑,精力充沛,真厉害。

  一堆女人挤在荧幕前面,欣赏这幕好戏,罗赛拉你好棒,这种痛苦真难熬,这女孩真是乖巧。

  荧幕上动作加速,史蒂芬·提拉波斯基的日常工作加入了一大群讨厌鬼,像有缝就钻的跳蚤和虱子。电话门外走廊出口路上,他们尖锐、冰冷的嘴脸处处可见,渗入时间的每一个空隙,然后不断扩张他们的力量。他们是有后台的,是发明家,是朋友的朋友,是赞助人,是搞公关的,是百科全书的出版社,无聊的友善,无聊的讨人厌,脸上彬彬有礼,眼睛不放过你,带来一股奇怪的味道。

  “干得好。”那女子说,“你们看他的膝盖。”

  在所有压力下,史蒂芬已经笑不出来了,右腿膝盖因为紧张开始摇摆,敲打着金属办公桌的内板,发出像打鼓的声音,咚,咚。

  “加油,罗塞拉,加油,加油。”绑辫子的女孩鼓励她,“再给他一下。”

  罗赛拉不知为何嘟起了小嘴,卡住操纵杆跑去打电话。她拨完号码,史蒂芬那边的电话就响了。

  “你还没有要来喔?我都等你一个小时了。”罗赛拉无情地攻击他,“去干吗?”“今天是星期五,亲爱的,你答应我的呀!我们约好了五点。你说你五点准时来接我。”

  他真的一点都笑不出来了。“不对吧,亲爱的,一定弄错了,我今天事情那么多。”“哎哟,”她呜咽地说,“你每次都这样,我想要什么东西你都……我不依啦……我告诉你,一个小时以内你要是没来接我,我发誓……”“罗赛拉!”“我发誓,你再也别想看到我。”挂断电话。

  荧幕上的男人喘着气,不再微笑和神采奕奕,在连续的施压下摇摇欲坠:秘书说有利佛诺的电话,跟福克斯教授有约,扶轮社的演讲,给女儿的生日礼物,鹿特丹会议的报告,秘书、电话汤伯玛提克的广告策略,秘书、电话、电话,不能拒绝,不能退出,要跟时间赛跑,集中精神,加油,在时间内完成,否则那个小魔女,那朵小花,那个小坏蛋一定会把他给甩了。

  提拉波斯基的膝盖敲打着办公桌壁发出低沉的响声。“差不多,差不多了。”红发女孩忍不住了,“罗赛拉,再加速!”

  将齿轮卡在背信忘义的密度,罗赛拉用两手抓住操纵杆使出全力拉向自己,仿佛决心结束一切。

  那是最后加速,漩涡、水闸全开。史蒂芬不再是史蒂芬,是一个傀儡,软绵绵地这里那里跳一下、摇摇摆摆、打转、喘气,最后终于筋疲力尽。而用力拉杆的罗赛拉,也一脸绛紫。

  “什么时候才会发心脏病?”那女子问,有点不满,“这家伙真会撑。”

  “有了,有了!”红发女孩说。

  甜美的罗赛拉手臂最后一紧,导致史蒂芬的癫痫发作。当他再一次准备接起电话时,突然像蚱蜢那样一跃跳到半空中至少两公尺高,而且头左右摇晃,仿佛风中的纸旗。然后摔在地上,面朝下,一命呜呼。

  “这真是经典之作。”那女子大加赞赏。念头一转,盯着我看,“那这边这位呢?”她说,“要不要让他也试一试?”

  “要,当然要。”红发女孩跃跃欲试。

  “拜托,”我说,“我是来工作的。”

  那女人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好啊,你就去做你的采访吧,等时机成熟我再来处置你……到处逛逛对你也好。”

  5. 孤独地狱的房子好奇怪,我是说她们安排我住的那间。前面望出去美不胜收,圣诞节的白雪纷飞,灯光、彩饰、熙来攘往的人群、好吃的腊肠和闪烁不定的五彩灯饰。不过距离遥远,看不出人们的脸上快乐与否,只看到匆忙、紧张、兴奋。窗台上一只慵懒打着盹的猫咪对着白衣少年伸了个懒腰,五月的阳光在早上十点半好舒服,待在股市气派、光鲜大厅里的营业员在万宝路或皮尔滤嘴烟的蓝色烟雾中享受斜阳。那十月的黄昏呢?该怎么形容:深蓝色的天空懒洋洋的阳光打在窗户和全新的铝塔上,大学开学意味着新的冒险又要开始,已经脱掉皮草的她在公园迎着阳光等着他。将港口小巷里的商店招牌吹得吱吱嘎嘎、卷起阵阵浪花的风让一地的绿草翻飞,警笛哑了声音,黑影颤抖,公园里枝叶乱舞,无心工作。远远看去,像是如此。

  像是如此。这个屋子还有另外一面,里面,人的内心、思想、秘密。没有圣诞节,没有五月的阳光,没有清澄的早晨,只有中庭灰泥单调的灰,每到下午两点半、两点四十五就渐渐黯淡,没错,那可能是游手好闲、暖暖的星期天的午后两点四十。

  你们看这下面,左边墙壁这里,光线照不到的这凹陷处有一排神秘的窗户,住着一些人,以为没人看到他们。外面,路上,纷乱、塞车、金钱、能量、奢侈、混战。在这宇宙集合住宅的中庭里有我们你们的孤独。

  隔壁一楼面向我而开的窗户,看到类似衣帽间里有一个小男孩。六岁左右,不好看,坐在地上,一身名牌,呆坐在散落一地的玩偶唐老鸭中间,父亲上班,母亲有朋友来。他慢慢站起来往门口走去,冷静得可怕,看背影至少有五十八岁,像个老先生。握住门把一转,一推,门并没有打开,他们用钥匙把他锁在里面。“妈,妈。”只喊了两声。神情严肃,回到房间中央,拿起一个娃娃,我看不清楚是什么,又百般无聊地丢在地上。重新劈腿坐下,这姿势对小孩而言一点不难,根本不往窗户的方向看,反正知道看也没有用,盯着从我这里看不到的角落里的某个东西,发出尖锐、高兴的“噢噢”声,然后再度沉默。两只小手在地毯上一开一合,好像要抓住什么假想的东西,低声啜泣。

  八楼,偌大一间办公室,家具、电器,男人坐在书桌后面,手上握着笔在修改报告,可是笔并没在动。四十五岁、留了小胡子、戴眼镜、富有、习惯掌控全局。秘书的位置是空的,董事、各行会代理人、常务理事、美洲代表、银行家、全权代表都走了。天黑了。时间一过,大家不再需要他,五只疲惫的黑色电话默不作声,男人期待地看着它们,难以言喻的饥渴,难道他所拥有的伟大、稳固、强势、令人羡慕的一切还不够?渴望自由?渴望狂欢?渴望青春?渴望爱?夜幕低垂,夜来了,一点一点,我看到显赫的、权威的、令人敬畏的他,拿起五部黑色电话放在膝盖上,像对待自私的虎斑猫那样温柔抚摸。响啊!吵我啊!打电话来啊!烦我啊!我亲爱的战友,不要只跟我说订单、数字、合约,你们也跟我说些别的蠢事啊!可是那五部黑色大猫咪动也不动,冰冷、没表情、不出声,没有人回应那高不可攀的手的呼唤。外面,浩瀚宇宙,出了这间屋子之外,他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现在可怕的黑夜却来临,没有人理他,没有人找他,没有人需要他,包括女人、乞丐和狗。

  七楼。只看到两只赤裸、动也不动的脚,好像小耶稣刚从十字架上被放下来的样子。然后亲友都来了,按各自的圈子聚集,有教母、朋友、教区神父堂哲法索尼、教务主任、老师、法医、警官、花店老板、阴郁的企业家、学校同学代表,然后屋子空了,所有那些十分钟前还在流泪啜泣以示同情的人,都回复自己的生活,聊天,说说笑笑,抽烟,吃奶油蛋卷,一切恢复了平静,母亲开始为死去的孩子梳洗,好让他走得干净。是卡车碾过,是出海淹死,是火车,是堤防,这场悲剧引起了大众瞩目,收音机、报纸都在报道,可是已经过了二十四小时,很久了。她需要布、温水、爽身粉和爱。没有人会打断她、打扰她,大家各有所思。我在楼上偶尔会听到她的声音,不是绝望的哭泣,而是每个母亲平常会说的那些话,只是,这是最后一次了。“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是一只脏小猪,你看看耳朵有多脏,还有脖子……要不是有妈妈,看你怎么到学校去。你今天怎么啦?不吵不闹,今天好乖喔……”然后扑通一声,沉默是夹着长尾巴的怪兽。

  另外一个也在刷洗的则是六楼。有人跪在瓷砖地上擦洗一块长方形的污渍。从上面看不到那个人,只见一双手奋战不懈地画着圆在擦洗。房间里收音机摇滚音乐震天响,一块颜色像血迹的长形污渍。手不见了剩下抹布,人出现在窗前,年约三十岁的年轻人,结实健康,运动员的体格,还留了鬓角。他看了看四周,点了一支烟,微微一笑,还会有人比他更镇静?什么事都没发生。这里的住家住的都是有身份的人。他慢慢吸着烟,何必着急呢?丢掉烟头,离开,小小的火花划出优美的抛物线消失在黑暗中。在昏黄的灯光下,那双手更用力地刷洗刷洗,而那污渍变得越来越深,变长变宽,在来自遥远的而且他再也回不去的国度的一波一波桑巴舞曲刺耳的音乐陪伴下,蔓延开来。

  五楼,是我视线所及的最后一层楼,也有一个男人。不能说他真的存在:应该说之前有一个男人。室内死白的灯光渐渐暗去,仿佛老咖啡馆的老侍者在最后一个客人走后把一盏一盏灯关掉。从上面往下看,看到的是几近倒立的他。站着,他是迷失在幽暗、无情大海里的幸存者,被无边无际的大海包围住。我看到他的背影,有点驼,头上短短的灰发,抬头挺胸地站着。对面有谁?

  我望着他看着他,由微驼的颈背我认出了他,我的老同学!是他。多少年,同样的想法、愿望、压抑、绝望。我们是好朋友,相知颇深,尽管外表有缺憾,我始终拿他当朋友。现在他站在镜子前面,挺立又带些驼背,自负又自怜,既是主人也是仆人,眼角满是皱纹。

  为什么站着不动?有什么事吗?回忆往事?还是过去的伤口又在抽痛、充血?还是懊悔?或者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怀念失去的朋友?惋惜?

  惋惜什么?逝去的青春时光?他才不屑那段带给他屈辱、忧伤的青春时光呢。嗤之以鼻。他现在拥有了一切。喔,我更正,曾经拥有一切。也不能说一切,或许应该说拥有过某些东西。不对,再一想,他什么都没有。

  我探身到窗外叫他。嗨,我说,毕竟是我的老朋友。他头都不回,右手做了一个动作好像是叫我走开。那就算了。他一身灰,上衣内袋有一支钢笔、一支圆珠笔,颈部整个凹进去。你看看他。他试着缩小腹,还用手撑着腰,笨蛋。还微笑。那是我。

  出乎我的意料,我又看到四楼。灯火辉煌,无止境的大厅挤满了人,至少这些人不会觉得孤单,我想。

  那是晚宴、音乐会、鸡尾酒会、会议、集会、大会。大厅已经拥挤不堪,人还陆续进来,大家挤成一团。

  我发现那里也有我,下楼加入他们。我还认识不少人,有肩并肩一起工作了十几年的同事,而我们不知道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是谁;有相隔五十公分、在墙的两边一起睡了十几年甚至可以听到对方呼吸声的邻居,而他们不知道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还有我们的医生、药剂师、修车厂老板、书报摊老板娘、门房、侍者,十几年来每天碰面说话却不知道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是谁。此刻都挤在人群中,用无神的目光看着对方,不知道那是谁。

  当钢琴奏起《深情》,当演讲者说“总而言之”,当侍者斟满一杯杯马丁尼,大家一起张开死鱼嘴,仿佛想吸一点空气,吸一点那有股怪味道的叫怜悯、爱情的东西。只是没有人能挣脱,没有人能离开那从出生就被关在里面的牢笼,离开生命中自以为了不起的小盒子。

  6. 大扫除即便是地狱也有节庆,大家一样欢欣鼓舞。那是怎么回事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节庆是在五月中,叫大扫除,应该源自德国,意思是清扫、整理。家家户户,五月十号就要把旧物丢出来,堆到人行道上。火坑里的人把坏掉的、用旧的、没用的、不喜欢的、无趣的东西都清光。是庆祝重生、年轻和希望的节庆。

  一天早上,我还在第一天遇到的可怕的贝泽波丝女士分派给我的小公寓里睡觉,被搬运家具、走路、乱七八糟的声音吵醒。我等了半个小时,看了看手表,才六点四十五分。披着晨袍我爬起来一探究竟。人声沸腾,大概整栋大楼都醒了。

  我爬上楼梯,嘈杂声主要是从那里传来的。阳台上有一位老太太,也穿着晨袍,不过衣衫整齐,头发一丝不苟,七十岁左右。

  “发生什么事了?”

  她微笑道:“您不知道啊?再过三天是大扫除,是春天最重要的节庆。”

  “什么意思?”

  “是打扫节。把我们没有用的东西全部丢掉,全都丢到路上。家具、书、文件、破烂、锅碗瓢盆,可以堆那么高。然后会有市政府的垃圾车来载走。”

  她仍然保持微笑,十分和善,甚至可以说优雅可爱,虽然满脸皱纹。她的笑容又绽开了。“您有没有注意到那些老年人?”她问。

  “哪些老年人?”

  “全部。这几天老年人特别客气、有耐心、乐于助人。您知道为什么吗?”

  我没答腔。

  “大扫除那一天,”她解释给我听,“家家户户都可以把没用的东西丢掉,所以老人也会跟垃圾和废铁仪器被清出去。”

  我瞪大了眼看着她:“太太,您……您不怕吗?”

  “年轻人!”她笑着说,“我害怕?怕什么?怕跟垃圾一起被丢出来?您不知道那是多棒的事!”

  她跟年轻人一样放声大笑。打开一扇门,门上写的名字是卡林恩。

  “菲德拉!”她喊着,“强尼!你们来一下。”

  幽静的玄关冒出两个人来:菲德拉和强尼。

  “这位是布扎蒂先生。”她为我们介绍,“我侄子强尼·卡林恩和他的妻子菲德拉。”她喘一口气,然后说:“你们听好,强尼,这真是太好玩了。你知道这位先生刚才问我什么?”

  强尼爱怜地看着她。

  “他问我说,大扫除我怕不怕?我会不会怕被……被……你不觉得这很好玩吗?”

  强尼和菲德拉都笑了,爱怜地看着她。现在换他们笑了,为我荒诞的想法放声大笑。他们,强尼和菲德拉,把亲爱的、宝贝的姑妈丢出家门?

  十四号晚上真是全体总动员。卡车呼啸来去、乒乓作响、摔门、吱吱嘎嘎。我早上出门一看,好像在做街头保卫战。每一户人家前面的人行道上都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垃圾,断腿缺脚的家具、生锈的热水器、暖炉、衣架、旧书、破了的皮草大衣、好久以前被海浪冲回沙滩上的我们不要的东西、过时的电灯、老旧的雪橇、缺口的花瓶、空笼子、没人看过的书、褪了色的国旗、便盆、马铃薯袋、木屑袋,还有装满了被人遗忘的诗篇的袋子!

  我发现自己站在一座由衣橱、椅子、缺了底的五斗柜、一堆堆办公室文件、老式脚踏车、无法形容的布料、腐物、死掉的猫、破马桶、长年痛苦的同居生活造成的难以形容的杂物、磨损到见不得人的内衣等等堆起的小山上。我往上看,一幢高耸的大楼遮住了光线,有十万扇漆黑的窗户。然后我发现有一个袋子里面有东西在蠕动,还传出“喔,喔”的声音,微弱、沙哑,认命。

  我吓傻了,看看旁边。

  我身边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大采购袋,装满了上帝的赐予,注意到我的反应:“您怎么啦?不过就是其中一个嘛。老头子。也该是时候了啦!”

  扎着马尾的一个傲慢年轻男孩靠近袋子踢了一脚。回应他的是痛苦的呻吟。

  药房走出笑眯眯的老板娘,手上提着满满一桶水,一边埋怨一边往袋子那里走去:

  “你从凌晨就开始吵。你活够了喔?你现在还要要求什么?给你这个!”

  她便把一桶水往关在袋子里的男人泼去,人老了,累了,生产能力降低了,不再能跑、跳、恨、做爱,所以被清掉。再过几分钟就会有市政府的垃圾车来把他载走,丢到垃圾场。

  有人拍我的肩膀。是她,贝泽波丝夫人,蛇蝎美人,亚马逊女王。

  “嗨,先生,你不想到上面来看看吗?”

  她抓住我的手腕拖着我走。第一天的玻璃门,第一天的电梯,第一天的办公室兼实验室。还是那些背信忘义的女孩,还是那些荧幕,透过这些荧幕可以窥探挤在周围数公里内的上百万人的隐私。

  这个荧幕上看到的是一间卧房。床上躺着一位七十多岁的胖太太,上半身全上了石膏。正跟一位中年美妇人在说话。

  “您送我去医院吧,太太,送我去医院吧,太太,我在这里是个累赘,我什么都不能做了,什么忙都帮不上。”

  “奶妈,你怎么这么说,”妇人说,“待会儿医生就来了,等他来我们再决定……。”

  魔女解释给我听:“她奶大了妈妈,又当小孩的保姆,现在还帮忙照顾孙子,五十年都在为这个家服务。她摔断了股骨。你等着看吧。”

  荧幕上的画面是:吵吵闹闹闯进五个小孩和两位年轻的母亲,欢天喜地地喊着:“医生来了!”他们又喊又叫。“医生一定会治好奶妈!医生来了!医生一定能治好奶妈!”一边喊一边打开窗户,把床推到窗户旁。“要让奶妈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他们大声喊,“现在要让奶妈运动一下!”三个女人加上五个小孩一起把老太太拉起床,拉到窗台边,用力一推。“奶妈万岁!”然后听到下面恐怖的扑通声。

  贝泽波丝夫人又带我去看另一个荧幕:“这是名人华特·施鲁普,钢铁大王。获颁骑士勋章,员工要为他庆祝。”工厂空旷的中庭站在粉红色踏板上的是老施鲁普,他正在感谢在场的所有人,激动的眼泪顺着两颊流下。他在说话的时候,有两名身穿蓝色双排扣西装的高级主管由后方走来,弯下腰去将一条铁链绕过他的脚,两个人站起来,猛地一扯。“你们知道我把你们大家都当做自己的孩子看待,”老先生正在说,“希望你们能拿我当你们的父……”天空垂下起重机的钩子,将他头下脚上像吊猪肉那样吊了起来,脸狠狠地撞上踏板,吓傻了的他口齿不清地讲了几句话。“这不再是你的天下了,老头子!”大家排队甩他耳光。二十几下之后他已经失去了眼镜、牙齿和知觉。起重机把他高高举起带走。

  第三个荧幕是:一栋小公寓,里面的人似曾相识。对了,是和气的杜丝姑妈、她侄子强尼·卡林恩和他可爱的妻子菲德拉,还有两个小孩。大家神情愉快地围坐在餐桌前,讨论大扫除,为那些可怜的老人抱不平。强尼和菲德拉尤其气愤填膺。这时门铃响了。是为市政府服务的两名差役,戴着帽子,白衬衫。“您是泰瑞莎·卡林恩太太,大家都叫你杜丝吗?”一面出示证件一面问。“是我。”老太太回答说。“怎么啦?”“对不起,太太,要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去哪里?这个时候?为什么?”杜丝姑妈脸色惨白,迷惘地看了看四周,有不祥预感,望着侄子求救,望着侄媳妇求救。他们两个人一声都不吭。

  “别啰唆了,”其中一个家伙说,“我们有您侄子卡林恩的签名文件,一切都是按规矩来的。”

  “不可能!”杜丝姑妈惊呼,“我的侄子不会签名的。他不会这么做的……强尼,你说话呀,你说这是个错误,是误会。”

  可是强尼不讲话,不说明。他不出声,他妻子亦然,小孩则看得很高兴。

  “你说话啊!强尼,我求求你……说话啊!”杜丝姑妈边后退边哀求。

  一个差役扑上去扣住她的手腕。她跟小女孩一样轻盈、脆弱。“快走,老巫婆,好日子结束了!”

  他们以专业的、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把赖在地上的她拖出房间,拖出公寓,拖下楼梯,任凭她一阶撞完又一阶,骨头发出断裂的声音。强尼、菲德拉和两个小孩对一切视若无睹。他长长吁了一口气:“总算,这个也解决了。”他说,继续吃饭。“这个炖肉还蛮好吃的。”

  7. 兽性或许,就地狱的“特派记者”人选而言,总编找我这样一个害羞、软弱、墙头草、经验不足的人并不恰当。只要有一点尴尬我就脸红、结巴。我畏畏缩缩,老觉得矮人家一等,心不在焉,如果说有几次表现不错多半是因为我够热心。好在我买了车。

  不过在地狱这种地方,热心没什么用。表面上看起来这里跟正常生活完全一样,某些时候我还真以为自己人在米兰:有些街景确实一模一样,商店招牌、海报、行人的脸、走路的神态等等。可是当你跟身边的人一接触,只是问个资讯,或者买烟、喝咖啡的时候随便闲聊两句,那么一会儿工夫就知道还是不一样,疏离,存在一条无法跨越、灰色的冷漠鸿沟。就好像摸一条柔软的羽毛被却发现下面是一块铁板或大理石板。而这块让人气馁的石板大如城市,在这地狱都会里不管你走到哪里都会撞上它。所以应该要派比我强壮、有毅力的人来才对。幸好现在我买车了。

  米兰和地狱在某些地方相像到我不禁怀疑:既然没有差别,这两地实质上就是同一个地方,米兰也是一样——我说米兰,其实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城市,正常的城市——米兰也是一样,轻轻一压,柔软的表层、内里下面一样是块铁板,冷漠、冰冷的铁板。

  好在我买了一辆车,情况有所改善。在地狱,买车是件大事。

  我去领车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准备交货的车在一间没有尽头的大厅里排成长长的一列。你们猜谁穿着湛蓝工作服在那里忙碌?罗赛拉,贝泽波丝夫人的侍女,可爱的小魔女。我们第一眼就认出了对方:“你在这里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干吗?”

  “我?我来工作啊。”

  “你离开夫人啦?”

  “怎么可能!我在这里是临时的,反正都是同一家工厂。”她微微一笑,手上握着一个像大针筒的东西。

  “你负责做什么?”

  “车身精加工。”她说,“很好玩耶。一切顺利啰,拜拜。”她转身要走,又回头跟我说:“我看过你的车了。车型不错喔!恭喜你!我们有帮你做过特殊处理喔。”

  就在那个时候有人叫我准备领车。黑色车,车内还有新漆特有的味道,年轻的味道。究竟罗赛拉在汽车工厂干什么?是巧合,我来,她刚好在那儿?什么叫作“特殊处理”?没错,我一坐到驾驶位子上,就觉得信心十足。

  可是真正的改变是两个小时以后的事。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从驾驶盘上释放出一股热流,一股蛮横的能量沿着我的手臂散布到全身。

  “野牛三七〇”是辆好车。不俗,不豪华,也不会太招摇。双人座,但不是跑车。外形厚重、有个性。可是我每次开车,就变了一个人。

  开着“野牛三七〇”,我觉得自己更年轻,更有活力,甚至变得更帅气,而我向来为我不出色的外表而自卑。我感觉上变得比较从容、有朝气、时髦,异性看到我应该很难不动心。我若是放慢速度停下来,美女都会蜂拥而上,要应付她们如雨点般落下的吻还真不容易。

  我的正面有改进,四十五度角更明显,但最不一样的是我的侧面。那是古罗马帝国总督的轮廓,兼具男子气概和贵族风范,属于拳击冠军的轮廓。我原本的鼻子虽直,但是线条太软,不突出。而今我是微塌的鹰钩鼻,是很少有的。我不知道能不能说那是一种古典美,不过现在我看着后视镜,更喜欢我自己。

  更奇妙的是我开着“野牛”时,对自己信心加倍。直到昨天为止,我只是个小人物,今天我突然变得重要起来,甚至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不,是整个大都会最重要的人物,没有更恰当的形容词了。

  我的自信、身体上的改变、充沛的野性活力、体育选手的傲慢;我的胸肌好比主教堂的大门,我想要让全世界知道我是谁,想找人吵架,你们想想看,那个光想到在大庭广众之下争辩就会昏倒的我。我踩下油门,到处晃,炙热的排气管轰轰作响,我的八十匹马力跑遍大街小巷,它们的隆隆蹄声释放出所有的力量,八十、九十、一百二十、六十万匹纯种马。

  刚才有一个家伙从右边转出来。我刹车。但他看到我的脸后,也踩了刹车,示意让我先行。我火大了,骂他没知识的乡巴佬,叫你走你就走,在那里搞什么东西?我开门准备要下车。他赶紧溜掉。

  还有那个卡车司机,红绿灯前我要左转,我停在十字路口中央,挡住了后面的卡车。他探头出来,块头大得惊人,伸出大猩猩的手臂疯狂地拍打着他的车门,大吼说:“快走啊,蜗牛!”因为他说的是方言,大家都笑了。我下了车,站在卡车前面,四周静了下来(我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表情?)。“你,”我平静地问那只猩猩,“你想说什么?”“我?没有,对不起。我是在开玩笑。”

  听说地狱这里会涂一种很特别的漆在方向盘上,跟刺激杰克博士乱性的一种毒药类似。或许这就是许多本性温和、顺从的人一开车就会变成口出秽言的刽子手。什么礼貌全都丢到脑后,狼性大发,什么礼让是神圣使命,多荒谬,支配我们的是急躁、鲁莽和不耐。我的车一定又受到特别照顾。罗赛拉的“特殊处理”,八成是剂量用得更多。

  所以我在开“野牛三七〇”时很以自己的兽性自得:野兽般的精力无穷,放肆的欲望,想炫耀,让大家都怕我敬畏我,被侵犯和骂脏话的快感,这些曾经是我最瞧不起的。

  更有甚者:我心里的恶行恶状应该都反映到脸上来了,我的表情,我的肢体语言。我自以为比以前漂亮。然而当我的怒气一上来,我看到围观者眼中的厌恶与惧怕,就跟海德先生的经验一样。是撒旦在我心里作祟吗?

  然后到了晚上,当我一个人在家被寂寞包围时,回想这一天发生的种种事情,自己吓一跳。地狱已与我合而为一,在我血脉内,我喜欢看别人痛苦,喜欢驾驭他人,常常会有鞭笞、打、撕裂、杀人的倾向。有的时候我会开着我的战车在城里没有目标地兜圈子好几个小时,只是希望能出个车祸,以发泄满心的仇恨与暴力。

  那个白痴没看到我在后面?他没有后照镜吗?他为什么没有闪灯?一辆中型车突然从路边杀出来,挡住我的路,害我撞个正着,神气的右车灯毁了。

  “白痴!”我跳起来,“你看你干了什么好事!天底下找不到比你更蠢的了!”

  对方四十来岁,旁边坐着一位可爱的金发美女。

  他笑眯眯的,摇下车窗:“先生,您知道吗?”

  “什么?”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干吗,还耍幽默?”

  他也下车了。发现我的外表让他害怕,我还无耻地沾沾自喜。

  “真的对不起。”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幸好我有保险。”

  “你以为这样就算了?你以为这样就算了?”我食指和中指交叉在他鼻子上弹打。

  “东尼,快走了啦!”女孩在车里叫他。

  弹到第五下,他推了我一下作为反击,还是很斯文。

  “好!”我大喊,“你还敢动手?”

  我抓住他的手,用力扭到背后,让他弯下身去。

  “混蛋!”他喊,“救命啊!救命啊!”

  “你,现在去亲我车子被你撞到的地方,像狗那样用舌头舔。这样你才知道将来该怎么混。”

  围观的人一脸错愕。我怎么了?为什么那么恨那个人?为什么一定要他屈服?为什么那么喜欢欺压别人,这么恶霸?是谁对我下了蛊?我横行霸道,欺善怕恶,粗暴凶残。而我令人讨厌地自得其乐。

  8. 花园地狱并非一切都那么可怕。

  在贝泽波丝夫人办公室其中一个荧幕上,我看到在混乱的都市最高处有一个花园,真的有草地、树、花坛和小喷泉的花园,四周围着高墙;在炎热季节中是绝佳的植物联欢会。那是一块净土,和平、安详、希望、健康、芬芳和宁静。

  更奇怪的是:当那有气无力、混浊的阳光笼罩着病恹恹的城市时,投射在花园的光线却跟山上的阳光一样明亮。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管子让太阳直通花园,避开了城市的恶臭和污秽的空气。

  花园里有一栋古色古香的两层楼老房子,由一楼大开的窗户望进去,可以看见布置得跟以前有钱人家大厅一个模样的客厅,简朴但坚固,角落不能免俗地也摆了一架三角钢琴,一位六十五岁、满头银发、面容慈祥的老太太在弹奏舒伯特的一首即兴曲。音乐并没有打扰到花园的静谧,因为那首曲子原本就是为了不破坏平和心境而谱的。下午两点四十五分,阳光灿烂。

  花园另一边有一间管理员住的略带乡村风味的小屋,他也是园丁。小屋走出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在草地上蹦蹦跳跳,哼着没人听得懂的童谣。穿过草地,小女孩蹲在矮树丛的树荫下,一只把窝建在那里的小野兔立刻现身,它是她的朋友。女孩抱起兔子去晒太阳。一切是那么愉悦、快乐、完美,跟十一世纪德国某些有点矫揉造作的画一模一样。

  我回头跟盯着我一举一动的贝泽波丝夫人说:“这怎么说?这也是地狱吗?”

  大厅角落的女孩们窃窃私语。亚马逊女王说:“我的孩子,先有天堂,才有地狱。”

  说完,便叫我看另外一个荧幕,是客厅里的那位老太太。没有弹琴,因为有访客;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先生,戴眼镜,在向她解释一个计划案,而她摇头笑着说:“我绝对不会卖掉这个花园的,我宁愿死也不会这么做,感谢老天我的钱还够用。”

  那个人依然坚持,说了一个庞大的数目字,就快要跪下去的样子。可是老太太不为所动,还是拒绝,除非她死。

  贝泽波丝夫人又拖我去看第三个荧幕。经过之前画面是花园的荧幕时,我瞥见那只兔子正在吃卷心菜叶,女孩在旁边,有母亲的满足感。

  第三个荧幕是在一间气派的大厅里举行的盛大会议。是市府各局处在开会,所有的局长、处长都坐着听负责统筹公园和花园管理的马辛卡局长的报告。马辛卡正在为中毒颇深的城市的肺,也就是草地、树木等绿化问题,进行辩论。他讲得很好,简洁有力,最后得到如雷掌声。同时天也黑了。

  再回头看客厅里的老太太。又来了一个访客,这个比之前的那个态度恶劣。他从公文夹中抽出一份盖了市政府、省政府、监察机构、各部会的印章的文件:为了兴建该区不可少的公车总站,要征收一部分的花园。

  老太太抗议,生气,哭泣,访客把那张盖满了可恶印章的公文摆在钢琴上就走了,同时外面已经听到隆隆巨响。一台长得像犀牛的机器顶着那像镰刀,像钳子,像利齿,充满恨意和毁灭的怪臂,捣毁了花园的围墙,冲向树木、矮树丛和小径旁的花坛,短短几分钟,就把那一区域弄成了烂泥巴。小兔子的窝也在那边,小女孩在千钧一发之际把它救了出来。我身后半明半暗的大厅里,没良心的女孩们嗤嗤冷笑。

  再回头看市府会议,距离上一次才两个月,马辛卡严厉抨击近来大量摧毁仅存的绿地的愚蠢举动,在场的无不鼓掌叫好,大家都满腔热血。掌声未歇,门房进到老太太的客厅递给她一张盖满了印章的公文:为应都市结构迫切之需要,必须开一条新的交通干线以疏解过度拥挤的市中心交通,所以再度征收部分花园。老太太的哭声随即被喜欢破坏的推土机放肆的嘈杂声盖过。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选举的气氛。睡梦中惊醒的小女孩刚好赶到,把新窝又被压扁的兔子救了出来,算是奇迹。

  花园围墙越来越逼近房子,所谓花园也只剩下一小块草地和三棵树,好在阳光在天气好的时候还是会照到,小女孩还是可以跑来跑去,不过只有短短一段路,跳几下就得回头,否则会撞上墙壁。

  市府会议中再次听到公园与花园管理局局长马辛卡的怒声斥责,他成功地让大家一致同意保留城市里最后的绿地是攸关生死的重要课题。同一时间老太太的客厅里坐着另一个人渣,试图说服老太太第三次征收在即,最好的方法就是赶快把剩下的花园按市场行情卖掉。听到这些残酷的谈话,泪水无声地在老太太苍白的两颊流下。那个人出价越来越高,一平方公尺一百万,三千万,六亿,一边说一边把待签名的契约书和签名用的圆珠笔递过去。老太太颤抖的手还没来得及将她贵族的姓氏签完,外面已经开始动工,仿佛世界末日。

  贝泽波丝夫人和她的侍女都围在我身边,面带微笑看着工程进行。那是晴朗的一月天,花园不见了,剩下一个黑洞,一个光秃秃的灰色小洞,卡车极其灵巧地自洞口来来去去。阳光再也照不进去,宁静、生活的趣味都成明日黄花。从丑陋的庭院看不到天空,连一小片天空也看不见,不管你从洞口哪一边看出去,眼前只有为进步和自动化做准备的密密麻麻的电线和电缆线。总算看到小女孩,坐着垂泪,膝盖上是她的兔子,死了。没多久,不知道妈妈是怎么哄她的,把兔子带走了。跟所有同年龄的小孩一样,女孩很快就恢复了。不再有草地,不再有小花,庭院角落里用水泥块和沥青砌了一间房子,或许是她心爱的兔子的墓碑吧。她也不再是之前那天真的小女孩,笑的时候,嘴角有隐隐的两道皱纹。

  有人会叫我更正,因为地狱不可能有小孩子。其实有,怎么没有。最糟的莫过于孩童的伤痛与绝望,少了它,地狱怎能算是地狱呢?连我这个去过地狱的人都说不清楚究竟地狱真的是在冥界,还是在那里和我们这里之间游走。就我所闻所见,我倒怀疑地狱根本就在我们这里,我不曾离开,它不是惩罚,不是祸害,而是我们未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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