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就这样，我回到了家。在飞机上没有戴枷锁，我们直到深夜才到达。拉里把我带到了布鲁克林区一间我不熟悉的公寓，凌晨一点钟，我吃了一块披萨。
第二天，我必须要去的地方是位于布鲁克林市区的联邦缓刑办公室，开始为期两年的监督释放期。缓刑期察看内容包括尿检、大量文书工作。缓刑监督官对我的临时访问要么去家里，要么去工作地点，还负责我离开这座城市时的旅行申请。我接受联邦政府对我将近9年的监督或者关押，现在到了最后阶段了。
一个星期后，我开始上班，在一个朋友开的技术公司做专门为我设立的监销工作。他的执行委员会虽然同意雇用我，但是看我时还是有点好奇。我的同事们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对我表示欢迎，都很热情。对大部分人来说，求职时如果选了重罪选项，他们被录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每天，当乘坐地铁去上班，或者去熟食店买想吃的午饭，或者夜间在纽约的街道上行走的时候，我都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好运气。3月份冷冷的阳光里，我在前景公园跑步的时候，眼泪会突然涌满眼眶，从脸上流下。
每一年都有70多万人从美国监狱被释放，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但是我对自己在“外面世界”的运气十分感恩，尤其是与大部分人比起来，我的结局好太多。我有一个安全稳定的住处；我有家人和朋友，他们有很多资源可以安排我回家的一切；我还有一份交医疗保险的宝贵工作。我经常想到丹伯里其他女人的遭遇：流浪者收容所、破碎的家、法庭、不确定的工作前景。我曾看到许许多多女人离开监狱的时候非常乐观，决心改变以后的生活，我知道大部分人都不得不全靠自己。
每一个犯罪行为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缺乏同理心——当然我自己的罪行也是如此——但是，若想让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重新回到社会怀抱，同理心是关键。我们监狱里发生的一切，完全在社区的控制之下。公众期望对犯人的判决能够起到惩罚作用，但同时也希望能够起到康复作用；然而，我们的期望与我们监狱真正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我们的监狱系统教给其“居民”的是，作为一个犯人，而不是一个公民，如何生存——无论对于我们还是我们要回到的社区，这都不是多么有建设性的知识体系。
处在联邦缓刑期的时候，是不允许与其他有过犯罪前科的人联系的。我的缓刑期在很多年前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与在监狱遇到的很多人取得了联系，她们都是了不起的女人。她们中一些已经结婚，有了新的孩子或者孙子，过着安静的生活；一些边工作边学习，对于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还有一些患了病，生活得很艰辛；有些成了激进主义者，决心改变刑事司法系统；有些则又回到了系统内，回到了监狱里。我能在自己的大脑里听到她们的声音，看到她们的面孔。有时候在地铁上，我会在人群里搜索，隐约希望能够看到纳塔利或者瑜伽珍妮特，或者我曾经相识的许许多多女人中间的任何一个。
我去丹伯里之前，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曾在联邦女子监狱服刑一年。她告诉过我对于监狱应该抱有什么样的期望，我现在还记得她当时说过的一些话：“现在，我每一天都会以某种方式想起监狱。”现在，我成为了女子监狱协会里的一员。这个协会是非营利组织，自1845年起就开始帮助有犯罪记录的女人改变自己的生活。现在，我也每一天都会以某种方式想起监狱。我在协会工作时，曾与很多犯人和监狱工作人员、缓刑和假释监督官、公社辩护律师、监狱志愿者以及司法改革提倡者进行过沟通；不管他们把自己当作改革推动者还是法律实施者，每一个人都同意，我们必须努力改变生活和完善体制。
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监狱人口——我们关押的犯人占世界犯人总数的25%，尽管我们的总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5%。这种对于监狱的依赖是近些年才出现的：1980年，美国监狱里的犯人数量约50万；现在，里面关押着超过230万犯人。增加的犯人里，很大一部分是和我一起服刑的女人所代表的一类人——低水平的犯罪者，错误很严重，但是几乎没有暴力威胁。我在监狱里认识的大部分女人，她们在生活中连很多我们想当然的机会都没有。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我们在最贫困的社区与罪犯教养所之间建造了旋转门，并且创造了不正当的财政激励，以保证那些监狱里的犯人是满的，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美国对于监狱的资金投入力度很大，而对那些实际上可以阻止犯罪、强化社区的公共机构——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社区中心——投入却少之又少。
在监狱的高墙背后，各种难以置信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因为人们的复原力非常强大。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将我们打垮，这就是为什么严厉惩罚本身并没有成效的一个原因。为了让监狱能够真正为公众服务，管理监狱的人应该努力实现托马斯·莫特·奥斯本——20世纪初纽约辛辛监狱的著名典狱长——的誓约：“我们将把监狱从垃圾堆变成修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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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必须要去的地方是位于布鲁克林市区的联邦缓刑办公室，开始为期两年的监督释放期。缓刑期察看内容包括尿检、大量文书工作。缓刑监督官对我的临时访问要么去家里，要么去工作地点，还负责我离开这座城市时的旅行申请。我接受联邦政府对我将近9年的监督或者关押，现在到了最后阶段了。
一个星期后，我开始上班，在一个朋友开的技术公司做专门为我设立的监销工作。他的执行委员会虽然同意雇用我，但是看我时还是有点好奇。我的同事们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对我表示欢迎，都很热情。对大部分人来说，求职时如果选了重罪选项，他们被录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每天，当乘坐地铁去上班，或者去熟食店买想吃的午饭，或者夜间在纽约的街道上行走的时候，我都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好运气。3月份冷冷的阳光里，我在前景公园跑步的时候，眼泪会突然涌满眼眶，从脸上流下。
每一年都有70多万人从美国监狱被释放，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但是我对自己在“外面世界”的运气十分感恩，尤其是与大部分人比起来，我的结局好太多。我有一个安全稳定的住处；我有家人和朋友，他们有很多资源可以安排我回家的一切；我还有一份交医疗保险的宝贵工作。我经常想到丹伯里其他女人的遭遇：流浪者收容所、破碎的家、法庭、不确定的工作前景。我曾看到许许多多女人离开监狱的时候非常乐观，决心改变以后的生活，我知道大部分人都不得不全靠自己。
每一个犯罪行为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缺乏同理心——当然我自己的罪行也是如此——但是，若想让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重新回到社会怀抱，同理心是关键。我们监狱里发生的一切，完全在社区的控制之下。公众期望对犯人的判决能够起到惩罚作用，但同时也希望能够起到康复作用；然而，我们的期望与我们监狱真正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我们的监狱系统教给其“居民”的是，作为一个犯人，而不是一个公民，如何生存——无论对于我们还是我们要回到的社区，这都不是多么有建设性的知识体系。
处在联邦缓刑期的时候，是不允许与其他有过犯罪前科的人联系的。我的缓刑期在很多年前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与在监狱遇到的很多人取得了联系，她们都是了不起的女人。她们中一些已经结婚，有了新的孩子或者孙子，过着安静的生活；一些边工作边学习，对于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还有一些患了病，生活得很艰辛；有些成了激进主义者，决心改变刑事司法系统；有些则又回到了系统内，回到了监狱里。我能在自己的大脑里听到她们的声音，看到她们的面孔。有时候在地铁上，我会在人群里搜索，隐约希望能够看到纳塔利或者瑜伽珍妮特，或者我曾经相识的许许多多女人中间的任何一个。
我去丹伯里之前，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曾在联邦女子监狱服刑一年。她告诉过我对于监狱应该抱有什么样的期望，我现在还记得她当时说过的一些话：“现在，我每一天都会以某种方式想起监狱。”现在，我成为了女子监狱协会里的一员。这个协会是非营利组织，自1845年起就开始帮助有犯罪记录的女人改变自己的生活。现在，我也每一天都会以某种方式想起监狱。我在协会工作时，曾与很多犯人和监狱工作人员、缓刑和假释监督官、公社辩护律师、监狱志愿者以及司法改革提倡者进行过沟通；不管他们把自己当作改革推动者还是法律实施者，每一个人都同意，我们必须努力改变生活和完善体制。
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监狱人口——我们关押的犯人占世界犯人总数的25%，尽管我们的总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5%。这种对于监狱的依赖是近些年才出现的：1980年，美国监狱里的犯人数量约50万；现在，里面关押着超过230万犯人。增加的犯人里，很大一部分是和我一起服刑的女人所代表的一类人——低水平的犯罪者，错误很严重，但是几乎没有暴力威胁。我在监狱里认识的大部分女人，她们在生活中连很多我们想当然的机会都没有。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我们在最贫困的社区与罪犯教养所之间建造了旋转门，并且创造了不正当的财政激励，以保证那些监狱里的犯人是满的，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美国对于监狱的资金投入力度很大，而对那些实际上可以阻止犯罪、强化社区的公共机构——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社区中心——投入却少之又少。
在监狱的高墙背后，各种难以置信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因为人们的复原力非常强大。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将我们打垮，这就是为什么严厉惩罚本身并没有成效的一个原因。为了让监狱能够真正为公众服务，管理监狱的人应该努力实现托马斯·莫特·奥斯本——20世纪初纽约辛辛监狱的著名典狱长——的誓约：“我们将把监狱从垃圾堆变成修理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