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总是可以更糟糕
芝加哥大都会惩教中心的每一天都以完全一样的方式开始：早上6点钟，男犯人（他们可以有份工作）把食物车推过一道道厚重的金属安全门，送到上面的女犯人单位；然后，唯一的一个值班狱警逐个把牢房门打开。听到门闩发出滴答声，大家会从床上跑出来，冲到外面排队领早饭。早饭队伍不那么让人开心，没有人说话，个个表情都很冷酷和僵硬，或者只是昏昏欲睡。食物通常是冰凉的麦片和半品脱牛奶，有时候会有几袋子残缺的苹果，由一个名叫“公主”的犯人发放，偶尔还会有煮过的鸡蛋。大家为什么都会起来：因为在俄克拉何马，早饭是一天中唯一可以保证能吃的饭。
领早饭的队伍形成得很快，解散得更快。房间很快变空，几乎每一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床上去了。女犯人们有时候把早饭吃掉，有时候只是藏起来，把牛奶储备在一个装垃圾的容器里。单位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都会保持非常安静，然后女人们开始活动，电视机打开了，这座高层堡垒中的另一个悲惨之日就这样开始了。
每一个爱我的人都希望我是清白的——被哄骗的、被愚弄的，我根本一无所知。但是，当然了，事实并非如此。那些年，我想要拥有一次冒险，一次令人不可容忍的经历，而行为的非法性让这一切更加刺激和令人兴奋。那个时候，诺拉可能正是利用了我的这一点，但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在丹伯里遇到的女人们帮助我正确面对自己的错误行为和后果。并不只是我做坏事和非法行为的决定需要自己承认，还包括我持有与他人不同意见的风格让我犯了那些错误，也经常让我爱的人承受更糟糕的后果。用D·H·劳伦斯描述我们国民性格的话来说，我已经不再考虑我自己了：“美国灵魂的本质是冷酷、孤立、克己和谋杀。它从来不会融化。”
女朋友们，如艾莉、球球、宾夕塔基、杰和艾米，融化了我。我意识到了自己有能力做的事，以及我的选择如何影响到身边的人：不只是拉里和我的家人，还包括在这个地狱一样的地方与我人生轨迹相交的所有悔过者。很早之前我就已经接受了自己必须为后果付出代价这个事实。我既然犯可怕的错误，就准备好了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但是，你仍然不能去相信监狱系统——监狱工作人员、规则，甚至有些犯人——让你认为你应该怎么看自己，那是最糟糕的。当你选择不按他们想的那么做时，当你表现出你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并且自重时，有时候他们也会尊重你。当我感到怀疑、羞耻甚至更糟糕时，朋友、爱人和家人给我寄来的信件和书籍以及对我的探视，都是证明我是好人的强大证据。在与那些可怕的感觉斗争的时候，这些力量要比魔咒、护身符或者药丸都更加有效。
但芝加哥大都会惩教中心是另一回事。我被带离了所有曾帮助我服刑的人们，不管是监狱里还是监狱外的，我完全不能获得平衡了。周围那些女人的悲惨遭遇让我感到慌乱，每天在这里的无所事事、索然无味，以及别人对待我们的那种完全无礼和漠然也同样伤人。在这个单位工作的狱警们实际上并不讨厌，但是她们什么也做不了。与芝加哥大都会惩教中心的“机构”打交道，就像盯着一面混凝土墙。问题得不到解答，内衣裤也迟迟不供应。我感觉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并不可口的食物会定时送来：在这个新世界里，这真的是你能够指望的唯一稳定的原则。我给拉里和父母打电话时已经处于绝望的边缘。自从入狱以来近一年的时间里，我第一次说这样的话：“你必须想办法把我弄出去。”
我威胁说要在厕所把诺拉淹死。
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和谐的对抗。我一天里会几次威胁说要把她杀死，同时我们几个共同被告又坐在一起玩牌、回忆、谈论各自的监狱，或者只是抱怨。这非常非常奇怪。我对她仍然有强烈的敌意，我并没有压制这种感觉。我并没有真的相信她，但是我意识到什么都无所谓了。不管她对我说的是不是实话，我想要原谅她。
这让我对自己的感觉好了一些，对我们目前住的鬼地方看法有所改善。说实话，很快就可以回家的感觉也很好。她还要在监狱里服刑很多年。如果我能够原谅，这意味着我是一个坚强善良的人，能够为自己选择的道路承担责任，能够为这个选择带来的所有后果承担责任。这让我感到简单而有力的满足，从而对处于险恶环境的另一个人表达善意。
化解自己的愤怒和被冤枉的感觉并不容易。我仍然会定期警告诺拉今天可能是她被淹死的日子，她会紧张地嘲笑我那不真实的威胁。有时候，如果诺拉做了让人讨厌的事，她的妹妹会提出要帮助我一起淹死她。但是，我们能够保持一种生气蓬勃的和谐，就像所有以前的恋人一样，虽然感情深处有很多澎湃，但还是选择了做朋友。10多年前，我喜欢她身上的东西包括：幽默、好奇心、赚钱能力以及对怪诞和犯罪的兴趣。所有这些东西仍然是真实的：实际上，它们还随着她在加利福尼亚高度设防监狱里服刑而变得更加锋利尖锐。
我们彼此作为对方抵抗那些怪人的一道屏障，这个单位里的怪人实在太多。除了可怜的、有自杀倾向的康妮，还有几个有躁狂和抑郁倾向的纵火犯，一个爆发性很强的易怒银行抢劫者，一个曾写信威胁要行刺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的女人，还有一个怀孕的小个子女孩：她会坐在我的旁边，用手理我的头发，并且低声唱歌。在这几个星期，我见到的发脾气和崩溃行为比在丹伯里几个月见到的都多，而这里的狱警对所有一切都基本视而不见。在芝加哥，没有专门关押女犯人的禁闭室（我们楼下就是男犯人的禁闭室），所以针对我们的唯一训诫行为，就是把女犯人送到全国最大的库克县监狱，里面有一万名犯人。“你们不会想去那里的！”“市长”克丽丝特尔警告我们，她说得一脸正经，好像自己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一样。
我们已经在大都会惩教中心待了几个星期，两姐妹和我发现这里还是有几个神志健全的女人的。一开始，几乎没有人会靠近我们；用了一段时间我们才意识到，12层的有些犯人原来是害怕我们——毕竟我们是来自真正监狱的冷酷囚犯。但是一些日子之后，她们一定是意识到其实我们和她们一样“正常”，于是开始主动表示友好：几个甜美友好的西班牙姑娘、一个个子很矮但狂热追求运动的女人和一个喜欢热闹的中国女同性恋者，她向我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很想说：“我喜欢你的身体！”
很快，我们的地位得到了提升，成为一切与联邦监狱系统相关话题的权威人士。当听到我们说实际上“真正的监狱”比我们当前的环境好得多的时候，她们感到非常困惑。她们也想要从我们这里获得很多很多的法律建议，我发现自己不停地重复：“我不是律师，你得咨询你的律师……”但她们都只有法庭指派的律师，几乎没有办法与他们取得联系。在这里的墙上，有一个奇怪的黑色对讲机，据说可以直接给公社辩护队办公室打电话。“他妈的那东西给我们带来过什么好处！”一个纵火犯人抱怨说。
我没有她们的这种问题。一天，我被叫到单位外面告知要“出庭”，然后被送到楼下的犯人物品保管室，在那里的一个牢房里待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我被移交给护卫人员，两个块头很大的年轻海关人员，都是联邦执法系统的。我不确定他们在想什么，但绝对没有料到是我这样的犯人。当我转过身去让他们戴手铐的时候，那个家伙有点恼火。
“她太瘦小了。这东西根本不适合她！”他听起来有点苦恼。
他的同伴往手铐和我手腕之间的空隙里插了一根粗手指，然后说他觉得还好。
在这些魁梧整洁的年轻小伙子印象中，我很明显不应该住在这个堡垒里。我很可能看起来太像他们的姐姐、邻居或者妻子。
被关起来这么多星期以后，我很享受在芝加哥的大街上前行。我被带到了南迪尔伯恩的联邦大楼里，进到了一个没有什么特征的会议室，然后被放在那里，由那个不太恼火的警官看护。我们隔桌而坐，都没有说话，这种状态持续了15分钟。我没有看他，但能感觉到他在看我，我猜这也是他的工作要求。他看起来有点不安，在座椅上变换着姿势，看看墙上的挂钟，看看我，然后又变换坐姿。我想他可能只是感到无聊。不管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我都耐心等待着。最后，他实在受不了了。
“你知道，我们都会犯错。”他说。
我把眼睛转向他。“我知道。”我回答。
“你犯了什么错，吸毒？”
“不是，我只是犯了一个小错。”
他沉默了一会儿：“你实在太年轻了。”
这让我感到很开心。一定是瑜伽的功劳。他肯定比我年轻。
“我犯错误是11年前的事了。我现在35岁。”他的眉毛惊讶地上挑起来，不知道怎么应对。
让我们解脱的会议室大门这时候打开了，终结了我们之间的对话。进来的是我的律师帕特·科特，还有助理检察官。帕特带了一个烤牛排三明治。“拉里说烤牛排是你的最爱！”
我尽量像淑女那样把三明治吃下去，几乎都已经忘记了自己身上的橘色囚服。他还给我带来了一瓶根汁汽水。这就是一名穿着白皮鞋的高层犯罪辩护律师能够给你带来的东西。我很高兴见到他。
帕特解释说因为我将作为政府的证人出庭，奥萨，也就是那个让我入狱的女人（实际上，应该是我自己，她只是起诉了而已）需要给我做一些准备。他又一次提醒我，根据认罪协议，我必须好好配合。他会和我们在一起，我本质上没有法律保护，也不会有任何法律风险，只要不作伪证。我向他保证我不打算作伪证，然后催他早点让我离开大都会惩教中心，把我送回丹伯里。他说他会尽力的。乔纳森·毕比的庭审日期已经被推迟两次，我知道这意味着“希望渺茫”。
回到我们的堡垒监狱时，我感到非常疲惫。“你们也快轮到了。”我告诉诺拉和海丝特/安妮。我们想办法搬进了一个6人牢房，和另外3个女人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还是室友。我早早就睡了。
大都会惩教中心最大的问题在于，实在是无事可做。那里有一摞可怜巴巴的废书、几副扑克牌；还有可恨的电视机，总是开着，而且总是音量放到最大。在俄克拉何马市也没有事情可做，但至少那里的环境一尘不染，很平静，而且空间要比这里多10倍。让我们感到庆幸的一点是，在芝加哥可以接收邮件，所以信件和书籍开始向我涌来。我会和室友们分享这些书。
当深陷痛苦不幸时，你会向那些能够帮助你的人、能够理解你的人伸出求助之手。我拿起笔，给外面世界唯一可以理解我现在处境的人写信，那就是我的笔友乔，他曾经是一名银行抢劫犯。他很快就给我回信了。
亲爱的帕波，
来信已收到。谢谢你让我想起了我曾经多么痛恨洛杉矶大都会拘留中心。当我读到你拒绝将出生日期告诉那位唠叨的业余占星师室友时，我像一个精神病人一样大笑不止。真的太有趣了，你一定快把她气疯了吧。
上个月我在纽约市的时候，正式跟你的男朋友拉里见面了。他是一个很酷的家伙。我们约在一家很好的咖啡店，那里距离你们住的地方不远。你正式从过渡教习所释放之后，能够有一个充满爱意的地方可去，真是一件好事。
说到可去的地方，我当时被困在俄克拉何马市（我从加利福尼亚转到宾夕法尼亚的时候）长达两个月。因为我属于高风险犯人，所以在那里一直都被锁在禁闭室，而且是在仲夏的时候。我遭受了太多痛苦，现在真是他妈的高兴，因为终于出狱了。我擅长服刑，但再也不想发挥这个特长了，这是我不介意浪费的一个才能。
你提到见到了你过去的共同被告，而且一开始你们关系不好。这真的很奇怪，因为不幸可以很快将人们联结起来。有一次，我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监狱服刑，但必须在县监狱接受另一项判决。我在那个县监狱待了一个月，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州监狱。我想要恢复自己以前的习惯，想要见到老朋友们，想要穿自己的衣服，想要吃更好的食物。所以我很理解你想回到丹伯里的心情，我曾经也有这样的情绪。
不管怎么样，你要继续坚强下去，帕波。你很快就可以回家了，然后就可以把这件事完全放在脑后了。不可能完全忘记，但可以忘记大部分。
期待下次来信。
祝安好。
乔·洛亚
大都会惩教中心考验了我的忍耐力和宽容心。至少我们还有女性卫生用品，上面都醒目地印着鲍勃·巴克的名字。终于，他们允许我从物资供应所买香波、护发素、邮票和食物了，另外还包括小镊子。我的眉毛让人震惊的杂乱不堪，因为在大都会惩教中心没有镜子，詹森姐妹和我只能自己给自己美容。我可以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不被人白眼地做瑜伽，当然在我们那个住着6个女人的牢房更不行。这6个人包括我们3个，还有一个埃米穆莱特斯、一个总是很快乐的6.4英尺女巨人蒂尼和一个新来的西班牙姑娘伊内兹。
伊内兹刚被逮捕的时候，县监狱的另一个女人朝她的眼睛里扔了洗涤液，导致她双目失明。经过9次手术以后，她恢复了部分视力，但是对光极其敏感，所以被允许戴着包着眼睛的庞大太阳镜。伊内兹刚迎来了自己的50岁生日，我们尽量让生日聚会愉快欢喜一些。
现在，我不仅仅怀念丹伯里，还怀念俄克拉何马市。詹森姐妹跟我想法一样。我们又一次谈起在停机坪上跳“枷锁舞”，语气里满是渴望。我们共同的曼特罗变成了“总是可以更糟糕”。我们每天都会大声重复这句话，好像它是一种符咒，可以帮助我们避开情况变得更糟糕的可能。
女犯人单位每个星期只有一次“特权”，比如在看起来像上世纪70年代的小学体育馆里运动，那里只有不会动的篮球，没有举重器材，只有一个健身实心球；可以到法律图书馆去，那里除了古老的法律书籍，还有质量低劣的纸面平装书。我们由一个狱警护送着来回参加这些活动，感觉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在来回的路上，我们总是能够遇到正在工作的男犯人，他们拥有的活动自由比我们多很多，这让我感到很愤怒。去体育馆的路上必然要经过厨房，那里总有一些心怀不轨的家伙在等着看我们一眼。
“女士们，楼上需要什么东西吗？”一天，当我们挤着进电梯的时候，其中一个人问道。
“更多的水果！”我喊道。
“我会给你们送一些香蕉，金发美女！”
当得知拉里要来看望的时候，我几乎都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了。我用尽所有克制力，才没有让自己爬到桌子上捶胸欢呼。但是在监狱里，最危险的东西——嫉妒——是我现在不想要的，所以我必须保持低调。另外，我越来越怀疑，世上的好事会不会垂青于我。
星期六，拉里应该从纽约市来到芝加哥。我洗了个热水澡。另一个犯人曾偷偷告诉我，在早上的某个时间段，我们由于某种原因，可以有热水。湿头发垂在背上——大都会惩教中心没有吹风机。我走进卫生间，盯着水池上面用来当作镜子的金属板，打量着里面自己的映像。我并不能看清自己，很可能这也是最好的结果。我注意到墙上有铅笔被削下的碎屑，这是其他犯人用来制作眼线膏留下的，她们会把铅笔里的铅末和凡士林混合在一起。我没有这种技能。
在芝加哥，探视时间非常短暂。我紧张地看着钟表，詹森姐妹紧张地看着我。“他会来的。”她们安慰我。她们对于他的探视也投入很多，也开始谈论拉里，好像她们认识他一样，这让我有点感动。海丝特/安妮的丈夫不能来芝加哥看她，这让我有点伤心——他住的地方距离她要服刑7年的地方不远。
探视时间过去一个多小时以后，我有点按捺不住自己了，情绪接近失控。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定是管理大都会惩教中心的那帮蠢蛋不准他进来。我很确定这一点——这些人在我目前观察的每一个方面都完全不称职。到底为什么探视会有阻碍？我感到一种挫败感，也处于狂怒中，这是一种可怕的情绪。
然后，安全门打开了，一个狱警走进来，跟单位值班的狱警说了几句，叫道：“克尔曼！”
我冲了过去。
终于走进那个肮脏的大探视室时，我感到平静多了。那里有很多犯人和他们的家人。一开始我没有看到拉里，但当看到他的时候，我几乎昏过去。我拥抱他，他看起来也有点眩晕。
“你都想不到他们让我经历了什么。这些人简直是虚幻的！”他几乎大声喊道。我们坐在被指定的塑料椅子上看着对方。自从离开丹伯里，这是我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平静。
剩下的时间飞快而逝。我们谈论了究竟如何回家，会发生什么。“我们会想办法的，宝贝。”他捏着我的手安慰说。
当看守们喊“时间到”时，我想哭。与拉里吻别之后，我很快从探视室走出去，这样就可以尽量长时间地看到他。然后，我被赶进了一个房间，那里有几个女犯人。每个人都有被探视后的幸福神采，因此都显得漂亮了许多。
“帕波，有人来看你？”有人问我。
“是的，我的未婚夫来了。”我像傻子一样咧嘴笑着回答。
“他从纽约赶来看你？哇哦！”听起来好像他来自月球一样。
我只是点点头。我不想夸耀自己的好运气，能有幸有拉里这样的一个男人实属不易。
自从我来到大都会惩教中心以后，就开始听人说起房顶。很明显，在这座高楼的顶上有一个娱乐区域，当天气适合的时候，警官可能会把我们带上去。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都没有户外活动了，每天晚上都会梦见丹伯里的跑道和湖泊。终于，有一天，我们可以报名去房顶了。很多女人都蜂拥进电梯，再进就要超重了。在房顶有尼龙外套，我们可以穿上，然后走到户外。在高空中，尽管被六角形网眼铁丝网包围着，仍然显得畅快。那上面有几个篮球铁环，当时的气温有华氏40多度。因为氧气含量突然大增，我立马打起嗝来，但还是尽可能地深呼吸。在房顶上，我们看到了这个大楼的三角形全景，在每一个方向都可以遥望很远。我们看到了铁路站内轨道；附近一座大楼的顶上有一个令人惊异的艺术装饰雕塑；在东南方向还可以看到湖泊。
我走到南边，那里用黑色铁柱围住了。铁柱之间的空隙比较大，我可以把脸放在两根铁柱之间，向外望那个湖，扫视下面的城市。
“嘿，诺拉！到这里来！”
“怎么了？”她走过来。
我从铁柱间指着外面说：“那个不是国会酒店吗？”
她也往外望了一会儿，努力找出那个她曾经装了满满一行李箱钱让我运的地方。已经10多年前的事了。“我觉得你说得没错。你说得没错。天啊。”
一时间，我们两个都没有说什么。
“真是一堆垃圾。”
庭审终于开始了。乔纳森·毕比N年前曾经教诺拉如何走私毒品，他声称自己是个无辜的艺术商人，碰巧与很多已经被宣告有罪的毒品走私者在一起混而已。但是，联邦执法人员已经掌握了详细的证据证明他也参与犯罪，包括他与诺拉、海丝特/安妮和其他人在同一航班飞往非洲的许多记录。海丝特/安妮第一个被带去法庭。她已经认识这个被告很多年。她回来的时候眼睛里还有泪水：那个辩护律师让她狼狈不堪。
接着出去的是诺拉。我记得乔治·弗洛伊德就在这个大楼的某个地方，我猜他们肯定也把其他共同被告都叫过来了。2月14日，我被叫到了犯人物品保管室。“情人节快乐。”诺拉声音嘶哑地说。她不知道自己有多么临近被淹死。
这一次，护送我去法庭的两个人年龄更大一些，更加魁梧，也更加自信。他们同样也很关心我。“有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给你带来的，帕波？”
我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我不吸烟。我很确定他们不会给我苏格兰威士忌。“我想要一杯好喝的咖啡？”
“我们看看能不能给你买到。”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乔纳森·毕比，直到穿着最好的桔色连衣裤被押送至法庭走进证人席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他。但是，我在那里似乎用了好几个小时回忆自己的经历，而陪审团一直都在听着。我想知道他们从听到的内容能够得出什么结论。被告辩护人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诺拉身上，所以很明显，她是主要的证人。我真的很痛恨为政府作证，但同样也很恼怒，因为这个傻瓜不能像他的共同被告那样承认自己的罪行，让我们都免于遭受所有这些麻烦和不适。
在回监狱的路上，我的护卫们把车停靠在高架铁道下面，其中一个跳下车，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杯滚烫的邓肯甜甜圈咖啡。他给我打开手铐：“那里有白糖和奶油，我不知道你要放多少。”
他们坐在前排座位上抽烟，我认真享受那杯咖啡的每一口。我听着上面火车呼啸而过，看着人们在大街上来来往往，觉得这场面奇怪得不能再奇怪了。
这些都结束以后——陪审团认为毕比有罪——大家感觉都不好。我想做的就是回到真正的监狱，丹伯里。然后，回家。
在那个沉闷的女犯人单位，克丽丝特尔“市长”努力维持伪装成监狱协议要求的样子。当然了，这需要上帝。克丽丝特尔是上帝的超级粉丝，每天早上喜欢听一个当地牧师的电视节目，而且把音量调得很大。她比我在丹伯里认识的任何一个犯人都更加持久顽固地劝诱别人改变宗教。每个星期，当教会团体拿着《圣经》到单位外面时，她都会过来对我们说：“去教堂吗，女士们？”
詹森姐妹会皱着眉头。尽管海丝特/安妮已经皈依，但她跟我一样讨厌监狱里的宗教仪式。“不去了，谢谢你，克丽丝特尔。”
她不会就那么轻易放弃的。我想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行。下一次，我们去体育馆的时候，我找到克丽丝特尔。
“你去体育馆吗，克丽丝特尔？”
她看着我，好像我是疯子一样。她愤怒地大声吼道：“什么？体育馆？什么体育馆我都不会去的，帕波。把自己累得半死！”
那个星期天，她像以往一样乐观地过来问：“你去教堂吗，帕波？这个星期很好！”
“我告诉你，克丽丝特尔。你去你的教堂，我会请你帮我做祷告。这个星期，我去体育馆的时候，我也会帮你锻炼。成交吗？”
她觉得这是几个月来听到的最搞笑的事情。她一路走出去的时候都在大声笑着。从那开始，每当时间一到，我们都会对彼此叫道：
“帮我锻炼，帕波！”
“帮我祷告，克丽丝特尔！”
女犯人单位的主管每个星期只到这层楼来一次，这个星期，我在办公室里逮住了他。我向他解释说3月4日，我的释放日期就快到了，我尽力保持平静地询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会不会把我运送回丹伯里？还是直接从芝加哥把我释放？
他也不知道。他对此一点都不了解，也不关心。
我真想把他办公室的一切都砸个稀巴烂。
我跟他谈话结束后，诺拉和海丝特/安妮投来焦虑的目光。释放期就在一个星期以后这个事实我没有告诉芝加哥的任何一个人，尤其是她们两个。她们都还有好几年的服刑期。此外，我也不信任任何一个犯人，她们一定会以某种方式给我捣乱，这是非常典型的监狱病。所以，我只是跟她们说是有关空中监狱的事。
“我们来做饭吧。”海丝特/安妮说。我去拿回那天早饭后我们放在冰上的水煮蛋。安妮小心地把每一个鸡蛋切成两半，诺拉在蛋黄上抹了几包蛋黄酱和芥末，另外还有少量从供应所买的辣酱。
我尝了一下：“还需要加点什么。”
“我知道。”诺拉拿出一包热狗调味品。
我皱着眉头问：“你确定吗？”
“相信我。”我又尝了一下，完美极了。然后，我小心地将佐料填满半个蛋清。
诺拉在上面又撒了一些辣酱。
“不要太多！”海丝特/安妮说。
蘸了很多芥末的鸡蛋。我们享受了一顿美味佳肴。其他女人很羡慕我们的晚饭。我们3个在芝加哥那几位神志清楚的女人中间已经打拼出一席之地。但是，天知道有多难。
几天以后，下一班空中监狱航班飞离的时候，我跟姐妹俩分别了——她们在飞机上。她们感到很迷惑，为什么我没有跟她们一起去停机坪跳“枷锁舞”。她们跟我道别的时候，眼睛里充满了忧伤和同情。我是如此的烦恼，几乎都没法看她们：一部分因为我渴望能够登上那架飞机逃离芝加哥，另一部分是我知道很可能再也不会见到她们了，感觉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说。
她们离开以后，我躲在床上的毯子下哭了好几个小时。我觉得自己都快撑不下去了。尽管距离被释放的日期只有几天了，但是我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尽管这些想法完全不理性，但是我真的开始感觉联邦监狱局永远不会让我回家。
无论是小孩子、青少年还是成年人的时候，我都非常坚信独处的力量，坚信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尽管这个想法并不新奇。这个信念一部分要求自我依赖，一部分要求自我保护，所以是二元的——肇事者或者受害人，完全负责或者彻底放任，非此即彼。极端地想，这个想法会引发一个人自身的、影响不大的错误信念。我们在自己的泡沫里横穿这个世界，偶尔会与其他人的泡沫相遇相交，但大部分时间终究都是一个人。
那个时候，我似乎已经为在监狱长期服刑准备妥当了，就像一个熟悉的监狱比喻说的：“你赤条条来，赤条条走。”一般人的劝告都是独善其身，不乱管闲事。但是，我在监狱里学到的并非如此，我在监狱里能够存活下来靠的也不是这条劝喻。外面世界的人，他们每个星期都给我写信，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我，告诉我大家没有忘记我。我不是一个人，这对我的生活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上不是孤独的，这主要归功于那些与我在一起住了一年多的女人们，她们让我逐渐意识到和她们的共同点。我们拥有同样拥挤的宿舍，都没有个人空间。除了名字，我们还都有一个8位数的号码，我们拥有共同的卡其布囚服、廉价的食物和卫生用品。在逆境中，我们拥有同样深藏的幽默感和创造力，以及保护和维护我们自身人性的意志力，尽管监狱系统想要强制将其粉碎。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独自完全掌握这些生存技巧，至少我知道我做不到——我们需要互帮互助才可以。
我们共有的小恩小惠和简单快乐是如此的重要，不管是付出还是接受，不管来自何处，都会强烈地让我感受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孤独的。我与那些表面上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的人一起参与最基本的工作。我可以建立联系——或许跟谁都可以。
现在，在我的第三个监狱，我察觉到一个对每个人都有效的奇怪真理：没有人管理她们。当然，在这些建筑物的某个地方，办公桌上或办公门上有名牌的被称为典狱长的某个人，还在名义上管理着这个地方，在这条生物链上，他们的下面还有上尉和中尉。但是，实际上，对于每天生活在这些监狱里的犯人们来说，船长的座位上是空着的，而轮子照样旋转，帆照样升起。这些机构在职员完全不在的情况下运行，职员很明显对于他们的工作不怎么感兴趣。没有一个人在那里，以任何肯定的方式与填满监狱的人打交道。领导层的真空是彻底的。在这些“惩教”机构工作的人，没有一个想过我们在那里的目的，就像一个商店的店员不会考虑一罐西红柿的意义一样，也不会帮助那些西红柿明白它们到底在架子上做什么。
好机构的领导以他们的工作为荣，与机构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来往，所以每一个人也都明白他们自己的角色。但是我们的狱卒普遍都是匿名的，就像漫画上的刽子手，总会戴一个头套让人们看不出身份。既然对于拿着监狱钥匙的狱卒们来说，把人关押数年都几乎没有什么意义，那么这样做又有什么理由呢？既然对于犯人的惩罚是如此随便和冷漠，那么一个犯人又怎么能理解对他们惩罚的价值呢？
我懒散地坐在一张坚硬的塑料椅子上看电视娱乐节目。里面在播放杰斯的单曲《99个问题》。电视上布鲁克林严酷坚韧的黑白形象让我特别想念这个我甚至都没有住过的地方。
在监狱里的最后一周是最难熬的。如果已经被运回丹伯里，那里的人会给我举办一个热闹的聚会，一方面庆祝我回到那里，一方面匆忙地流着眼泪送我回归外面的世界。而在芝加哥，我感到非常孤独，因为远离了在丹伯里认识的所有人和喜气洋洋的回家仪式。我以前还总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这仪式的主角。我想在了解我的人面前称赞自己的能力——我在监狱里生活了一年。相反，我感觉到的是背信弃义的愤怒，当你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一点点控制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大都会惩教中心仍然不能确定我在3月4日是否可以被释放。
但是，即使是联邦监狱局也无法阻止时间的前行，当那天到来的时候，我起床、洗浴，然后准备好。我知道拉里当时就在芝加哥，我知道他会来接我，但芝加哥的职员没有人肯定我会被释放，我没有见到任何文书。对于那天将要发生的事，我一方面满怀希望，一方面又深感怀疑。
我的狱友们在看早间新闻，了解到玛莎·斯图尔特午夜时已从奥尔德森监狱被释放。然后很快就恢复到往常状态，两台电视机上分别以最高音量播放着电视娱乐节目和“生命时光”频道。我坐在一张硬凳子上，注视着看守的每一个动作。最后，在上午11点，电话响了。看守拿起电话，接听，挂上电话，大吼道：“克尔曼！打包待走！”
我跳起来，跑回自己的储物柜，只从里面拿了一个小型马尼拉信封，里面装着我的个人信件。我把化妆品和书籍都留在了那里。我非常强烈地意识到，和我在一个牢房的女人们都处于她们刑期的开端，而我已经走到了尽头。我没有办法把脑子里和心里装着的所有东西都教给她们。
“我储物柜里的东西都归你们了，女士们。我要回家了。”
犯人物品保管室的女狱警解释说这里没有女便装，所以给了我他们那里一条最小的男士牛仔裤、一件绿色的球衣、一件防风上衣和一双便宜的山寨小山羊皮系带鞋，鞋底是薄薄的塑料。他们还给我了28.30美元，称为“赏钱”。我已经准备好出去了。
一个看守领着我和另一个犯人去电梯，那是一个年轻的西班牙小伙子。电梯向下走的时候，我们对视了一下。
他朝我点点头，说：“你蹲了多长时间？”
“13个月。你呢？”
“20个月。”
电梯到达底层的时候，我们站在了门口。看守打开通往大街的门，我们走了出去，站在一个空空的边道上。这里是堡垒和一些办公楼之间的区域，上面有一小片灰色的天空。接那兄弟的人在路对面一辆运动型多功能车上等他，他像一只长耳大野兔一样冲过去，消失了。
我看了看周围。
“没有人来接你吗？”看守问。
“有啊！”我不耐烦地说。“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把你带到前门去。”他不情愿地说。
我转过身，快步走到他前面。10码处，我看到拉里站在大都会惩教中心的前面打着电话，直到他转过身来看到了我。然后，我跑起来，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过去。没有人能拦住我。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领早饭的队伍形成得很快，解散得更快。房间很快变空，几乎每一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床上去了。女犯人们有时候把早饭吃掉，有时候只是藏起来，把牛奶储备在一个装垃圾的容器里。单位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都会保持非常安静，然后女人们开始活动，电视机打开了，这座高层堡垒中的另一个悲惨之日就这样开始了。
每一个爱我的人都希望我是清白的——被哄骗的、被愚弄的，我根本一无所知。但是，当然了，事实并非如此。那些年，我想要拥有一次冒险，一次令人不可容忍的经历，而行为的非法性让这一切更加刺激和令人兴奋。那个时候，诺拉可能正是利用了我的这一点，但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在丹伯里遇到的女人们帮助我正确面对自己的错误行为和后果。并不只是我做坏事和非法行为的决定需要自己承认，还包括我持有与他人不同意见的风格让我犯了那些错误，也经常让我爱的人承受更糟糕的后果。用D·H·劳伦斯描述我们国民性格的话来说，我已经不再考虑我自己了：“美国灵魂的本质是冷酷、孤立、克己和谋杀。它从来不会融化。”
女朋友们，如艾莉、球球、宾夕塔基、杰和艾米，融化了我。我意识到了自己有能力做的事，以及我的选择如何影响到身边的人：不只是拉里和我的家人，还包括在这个地狱一样的地方与我人生轨迹相交的所有悔过者。很早之前我就已经接受了自己必须为后果付出代价这个事实。我既然犯可怕的错误，就准备好了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但是，你仍然不能去相信监狱系统——监狱工作人员、规则，甚至有些犯人——让你认为你应该怎么看自己，那是最糟糕的。当你选择不按他们想的那么做时，当你表现出你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并且自重时，有时候他们也会尊重你。当我感到怀疑、羞耻甚至更糟糕时，朋友、爱人和家人给我寄来的信件和书籍以及对我的探视，都是证明我是好人的强大证据。在与那些可怕的感觉斗争的时候，这些力量要比魔咒、护身符或者药丸都更加有效。
但芝加哥大都会惩教中心是另一回事。我被带离了所有曾帮助我服刑的人们，不管是监狱里还是监狱外的，我完全不能获得平衡了。周围那些女人的悲惨遭遇让我感到慌乱，每天在这里的无所事事、索然无味，以及别人对待我们的那种完全无礼和漠然也同样伤人。在这个单位工作的狱警们实际上并不讨厌，但是她们什么也做不了。与芝加哥大都会惩教中心的“机构”打交道，就像盯着一面混凝土墙。问题得不到解答，内衣裤也迟迟不供应。我感觉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并不可口的食物会定时送来：在这个新世界里，这真的是你能够指望的唯一稳定的原则。我给拉里和父母打电话时已经处于绝望的边缘。自从入狱以来近一年的时间里，我第一次说这样的话：“你必须想办法把我弄出去。”
我威胁说要在厕所把诺拉淹死。
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和谐的对抗。我一天里会几次威胁说要把她杀死，同时我们几个共同被告又坐在一起玩牌、回忆、谈论各自的监狱，或者只是抱怨。这非常非常奇怪。我对她仍然有强烈的敌意，我并没有压制这种感觉。我并没有真的相信她，但是我意识到什么都无所谓了。不管她对我说的是不是实话，我想要原谅她。
这让我对自己的感觉好了一些，对我们目前住的鬼地方看法有所改善。说实话，很快就可以回家的感觉也很好。她还要在监狱里服刑很多年。如果我能够原谅，这意味着我是一个坚强善良的人，能够为自己选择的道路承担责任，能够为这个选择带来的所有后果承担责任。这让我感到简单而有力的满足，从而对处于险恶环境的另一个人表达善意。
化解自己的愤怒和被冤枉的感觉并不容易。我仍然会定期警告诺拉今天可能是她被淹死的日子，她会紧张地嘲笑我那不真实的威胁。有时候，如果诺拉做了让人讨厌的事，她的妹妹会提出要帮助我一起淹死她。但是，我们能够保持一种生气蓬勃的和谐，就像所有以前的恋人一样，虽然感情深处有很多澎湃，但还是选择了做朋友。10多年前，我喜欢她身上的东西包括：幽默、好奇心、赚钱能力以及对怪诞和犯罪的兴趣。所有这些东西仍然是真实的：实际上，它们还随着她在加利福尼亚高度设防监狱里服刑而变得更加锋利尖锐。
我们彼此作为对方抵抗那些怪人的一道屏障，这个单位里的怪人实在太多。除了可怜的、有自杀倾向的康妮，还有几个有躁狂和抑郁倾向的纵火犯，一个爆发性很强的易怒银行抢劫者，一个曾写信威胁要行刺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的女人，还有一个怀孕的小个子女孩：她会坐在我的旁边，用手理我的头发，并且低声唱歌。在这几个星期，我见到的发脾气和崩溃行为比在丹伯里几个月见到的都多，而这里的狱警对所有一切都基本视而不见。在芝加哥，没有专门关押女犯人的禁闭室（我们楼下就是男犯人的禁闭室），所以针对我们的唯一训诫行为，就是把女犯人送到全国最大的库克县监狱，里面有一万名犯人。“你们不会想去那里的！”“市长”克丽丝特尔警告我们，她说得一脸正经，好像自己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一样。
我们已经在大都会惩教中心待了几个星期，两姐妹和我发现这里还是有几个神志健全的女人的。一开始，几乎没有人会靠近我们；用了一段时间我们才意识到，12层的有些犯人原来是害怕我们——毕竟我们是来自真正监狱的冷酷囚犯。但是一些日子之后，她们一定是意识到其实我们和她们一样“正常”，于是开始主动表示友好：几个甜美友好的西班牙姑娘、一个个子很矮但狂热追求运动的女人和一个喜欢热闹的中国女同性恋者，她向我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很想说：“我喜欢你的身体！”
很快，我们的地位得到了提升，成为一切与联邦监狱系统相关话题的权威人士。当听到我们说实际上“真正的监狱”比我们当前的环境好得多的时候，她们感到非常困惑。她们也想要从我们这里获得很多很多的法律建议，我发现自己不停地重复：“我不是律师，你得咨询你的律师……”但她们都只有法庭指派的律师，几乎没有办法与他们取得联系。在这里的墙上，有一个奇怪的黑色对讲机，据说可以直接给公社辩护队办公室打电话。“他妈的那东西给我们带来过什么好处！”一个纵火犯人抱怨说。
我没有她们的这种问题。一天，我被叫到单位外面告知要“出庭”，然后被送到楼下的犯人物品保管室，在那里的一个牢房里待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我被移交给护卫人员，两个块头很大的年轻海关人员，都是联邦执法系统的。我不确定他们在想什么，但绝对没有料到是我这样的犯人。当我转过身去让他们戴手铐的时候，那个家伙有点恼火。
“她太瘦小了。这东西根本不适合她！”他听起来有点苦恼。
他的同伴往手铐和我手腕之间的空隙里插了一根粗手指，然后说他觉得还好。
在这些魁梧整洁的年轻小伙子印象中，我很明显不应该住在这个堡垒里。我很可能看起来太像他们的姐姐、邻居或者妻子。
被关起来这么多星期以后，我很享受在芝加哥的大街上前行。我被带到了南迪尔伯恩的联邦大楼里，进到了一个没有什么特征的会议室，然后被放在那里，由那个不太恼火的警官看护。我们隔桌而坐，都没有说话，这种状态持续了15分钟。我没有看他，但能感觉到他在看我，我猜这也是他的工作要求。他看起来有点不安，在座椅上变换着姿势，看看墙上的挂钟，看看我，然后又变换坐姿。我想他可能只是感到无聊。不管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我都耐心等待着。最后，他实在受不了了。
“你知道，我们都会犯错。”他说。
我把眼睛转向他。“我知道。”我回答。
“你犯了什么错，吸毒？”
“不是，我只是犯了一个小错。”
他沉默了一会儿：“你实在太年轻了。”
这让我感到很开心。一定是瑜伽的功劳。他肯定比我年轻。
“我犯错误是11年前的事了。我现在35岁。”他的眉毛惊讶地上挑起来，不知道怎么应对。
让我们解脱的会议室大门这时候打开了，终结了我们之间的对话。进来的是我的律师帕特·科特，还有助理检察官。帕特带了一个烤牛排三明治。“拉里说烤牛排是你的最爱！”
我尽量像淑女那样把三明治吃下去，几乎都已经忘记了自己身上的橘色囚服。他还给我带来了一瓶根汁汽水。这就是一名穿着白皮鞋的高层犯罪辩护律师能够给你带来的东西。我很高兴见到他。
帕特解释说因为我将作为政府的证人出庭，奥萨，也就是那个让我入狱的女人（实际上，应该是我自己，她只是起诉了而已）需要给我做一些准备。他又一次提醒我，根据认罪协议，我必须好好配合。他会和我们在一起，我本质上没有法律保护，也不会有任何法律风险，只要不作伪证。我向他保证我不打算作伪证，然后催他早点让我离开大都会惩教中心，把我送回丹伯里。他说他会尽力的。乔纳森·毕比的庭审日期已经被推迟两次，我知道这意味着“希望渺茫”。
回到我们的堡垒监狱时，我感到非常疲惫。“你们也快轮到了。”我告诉诺拉和海丝特/安妮。我们想办法搬进了一个6人牢房，和另外3个女人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还是室友。我早早就睡了。
大都会惩教中心最大的问题在于，实在是无事可做。那里有一摞可怜巴巴的废书、几副扑克牌；还有可恨的电视机，总是开着，而且总是音量放到最大。在俄克拉何马市也没有事情可做，但至少那里的环境一尘不染，很平静，而且空间要比这里多10倍。让我们感到庆幸的一点是，在芝加哥可以接收邮件，所以信件和书籍开始向我涌来。我会和室友们分享这些书。
当深陷痛苦不幸时，你会向那些能够帮助你的人、能够理解你的人伸出求助之手。我拿起笔，给外面世界唯一可以理解我现在处境的人写信，那就是我的笔友乔，他曾经是一名银行抢劫犯。他很快就给我回信了。
亲爱的帕波，
来信已收到。谢谢你让我想起了我曾经多么痛恨洛杉矶大都会拘留中心。当我读到你拒绝将出生日期告诉那位唠叨的业余占星师室友时，我像一个精神病人一样大笑不止。真的太有趣了，你一定快把她气疯了吧。
上个月我在纽约市的时候，正式跟你的男朋友拉里见面了。他是一个很酷的家伙。我们约在一家很好的咖啡店，那里距离你们住的地方不远。你正式从过渡教习所释放之后，能够有一个充满爱意的地方可去，真是一件好事。
说到可去的地方，我当时被困在俄克拉何马市（我从加利福尼亚转到宾夕法尼亚的时候）长达两个月。因为我属于高风险犯人，所以在那里一直都被锁在禁闭室，而且是在仲夏的时候。我遭受了太多痛苦，现在真是他妈的高兴，因为终于出狱了。我擅长服刑，但再也不想发挥这个特长了，这是我不介意浪费的一个才能。
你提到见到了你过去的共同被告，而且一开始你们关系不好。这真的很奇怪，因为不幸可以很快将人们联结起来。有一次，我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监狱服刑，但必须在县监狱接受另一项判决。我在那个县监狱待了一个月，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州监狱。我想要恢复自己以前的习惯，想要见到老朋友们，想要穿自己的衣服，想要吃更好的食物。所以我很理解你想回到丹伯里的心情，我曾经也有这样的情绪。
不管怎么样，你要继续坚强下去，帕波。你很快就可以回家了，然后就可以把这件事完全放在脑后了。不可能完全忘记，但可以忘记大部分。
期待下次来信。
祝安好。
乔·洛亚
大都会惩教中心考验了我的忍耐力和宽容心。至少我们还有女性卫生用品，上面都醒目地印着鲍勃·巴克的名字。终于，他们允许我从物资供应所买香波、护发素、邮票和食物了，另外还包括小镊子。我的眉毛让人震惊的杂乱不堪，因为在大都会惩教中心没有镜子，詹森姐妹和我只能自己给自己美容。我可以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不被人白眼地做瑜伽，当然在我们那个住着6个女人的牢房更不行。这6个人包括我们3个，还有一个埃米穆莱特斯、一个总是很快乐的6.4英尺女巨人蒂尼和一个新来的西班牙姑娘伊内兹。
伊内兹刚被逮捕的时候，县监狱的另一个女人朝她的眼睛里扔了洗涤液，导致她双目失明。经过9次手术以后，她恢复了部分视力，但是对光极其敏感，所以被允许戴着包着眼睛的庞大太阳镜。伊内兹刚迎来了自己的50岁生日，我们尽量让生日聚会愉快欢喜一些。
现在，我不仅仅怀念丹伯里，还怀念俄克拉何马市。詹森姐妹跟我想法一样。我们又一次谈起在停机坪上跳“枷锁舞”，语气里满是渴望。我们共同的曼特罗变成了“总是可以更糟糕”。我们每天都会大声重复这句话，好像它是一种符咒，可以帮助我们避开情况变得更糟糕的可能。
女犯人单位每个星期只有一次“特权”，比如在看起来像上世纪70年代的小学体育馆里运动，那里只有不会动的篮球，没有举重器材，只有一个健身实心球；可以到法律图书馆去，那里除了古老的法律书籍，还有质量低劣的纸面平装书。我们由一个狱警护送着来回参加这些活动，感觉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在来回的路上，我们总是能够遇到正在工作的男犯人，他们拥有的活动自由比我们多很多，这让我感到很愤怒。去体育馆的路上必然要经过厨房，那里总有一些心怀不轨的家伙在等着看我们一眼。
“女士们，楼上需要什么东西吗？”一天，当我们挤着进电梯的时候，其中一个人问道。
“更多的水果！”我喊道。
“我会给你们送一些香蕉，金发美女！”
当得知拉里要来看望的时候，我几乎都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了。我用尽所有克制力，才没有让自己爬到桌子上捶胸欢呼。但是在监狱里，最危险的东西——嫉妒——是我现在不想要的，所以我必须保持低调。另外，我越来越怀疑，世上的好事会不会垂青于我。
星期六，拉里应该从纽约市来到芝加哥。我洗了个热水澡。另一个犯人曾偷偷告诉我，在早上的某个时间段，我们由于某种原因，可以有热水。湿头发垂在背上——大都会惩教中心没有吹风机。我走进卫生间，盯着水池上面用来当作镜子的金属板，打量着里面自己的映像。我并不能看清自己，很可能这也是最好的结果。我注意到墙上有铅笔被削下的碎屑，这是其他犯人用来制作眼线膏留下的，她们会把铅笔里的铅末和凡士林混合在一起。我没有这种技能。
在芝加哥，探视时间非常短暂。我紧张地看着钟表，詹森姐妹紧张地看着我。“他会来的。”她们安慰我。她们对于他的探视也投入很多，也开始谈论拉里，好像她们认识他一样，这让我有点感动。海丝特/安妮的丈夫不能来芝加哥看她，这让我有点伤心——他住的地方距离她要服刑7年的地方不远。
探视时间过去一个多小时以后，我有点按捺不住自己了，情绪接近失控。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定是管理大都会惩教中心的那帮蠢蛋不准他进来。我很确定这一点——这些人在我目前观察的每一个方面都完全不称职。到底为什么探视会有阻碍？我感到一种挫败感，也处于狂怒中，这是一种可怕的情绪。
然后，安全门打开了，一个狱警走进来，跟单位值班的狱警说了几句，叫道：“克尔曼！”
我冲了过去。
终于走进那个肮脏的大探视室时，我感到平静多了。那里有很多犯人和他们的家人。一开始我没有看到拉里，但当看到他的时候，我几乎昏过去。我拥抱他，他看起来也有点眩晕。
“你都想不到他们让我经历了什么。这些人简直是虚幻的！”他几乎大声喊道。我们坐在被指定的塑料椅子上看着对方。自从离开丹伯里，这是我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平静。
剩下的时间飞快而逝。我们谈论了究竟如何回家，会发生什么。“我们会想办法的，宝贝。”他捏着我的手安慰说。
当看守们喊“时间到”时，我想哭。与拉里吻别之后，我很快从探视室走出去，这样就可以尽量长时间地看到他。然后，我被赶进了一个房间，那里有几个女犯人。每个人都有被探视后的幸福神采，因此都显得漂亮了许多。
“帕波，有人来看你？”有人问我。
“是的，我的未婚夫来了。”我像傻子一样咧嘴笑着回答。
“他从纽约赶来看你？哇哦！”听起来好像他来自月球一样。
我只是点点头。我不想夸耀自己的好运气，能有幸有拉里这样的一个男人实属不易。
自从我来到大都会惩教中心以后，就开始听人说起房顶。很明显，在这座高楼的顶上有一个娱乐区域，当天气适合的时候，警官可能会把我们带上去。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都没有户外活动了，每天晚上都会梦见丹伯里的跑道和湖泊。终于，有一天，我们可以报名去房顶了。很多女人都蜂拥进电梯，再进就要超重了。在房顶有尼龙外套，我们可以穿上，然后走到户外。在高空中，尽管被六角形网眼铁丝网包围着，仍然显得畅快。那上面有几个篮球铁环，当时的气温有华氏40多度。因为氧气含量突然大增，我立马打起嗝来，但还是尽可能地深呼吸。在房顶上，我们看到了这个大楼的三角形全景，在每一个方向都可以遥望很远。我们看到了铁路站内轨道；附近一座大楼的顶上有一个令人惊异的艺术装饰雕塑；在东南方向还可以看到湖泊。
我走到南边，那里用黑色铁柱围住了。铁柱之间的空隙比较大，我可以把脸放在两根铁柱之间，向外望那个湖，扫视下面的城市。
“嘿，诺拉！到这里来！”
“怎么了？”她走过来。
我从铁柱间指着外面说：“那个不是国会酒店吗？”
她也往外望了一会儿，努力找出那个她曾经装了满满一行李箱钱让我运的地方。已经10多年前的事了。“我觉得你说得没错。你说得没错。天啊。”
一时间，我们两个都没有说什么。
“真是一堆垃圾。”
庭审终于开始了。乔纳森·毕比N年前曾经教诺拉如何走私毒品，他声称自己是个无辜的艺术商人，碰巧与很多已经被宣告有罪的毒品走私者在一起混而已。但是，联邦执法人员已经掌握了详细的证据证明他也参与犯罪，包括他与诺拉、海丝特/安妮和其他人在同一航班飞往非洲的许多记录。海丝特/安妮第一个被带去法庭。她已经认识这个被告很多年。她回来的时候眼睛里还有泪水：那个辩护律师让她狼狈不堪。
接着出去的是诺拉。我记得乔治·弗洛伊德就在这个大楼的某个地方，我猜他们肯定也把其他共同被告都叫过来了。2月14日，我被叫到了犯人物品保管室。“情人节快乐。”诺拉声音嘶哑地说。她不知道自己有多么临近被淹死。
这一次，护送我去法庭的两个人年龄更大一些，更加魁梧，也更加自信。他们同样也很关心我。“有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给你带来的，帕波？”
我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我不吸烟。我很确定他们不会给我苏格兰威士忌。“我想要一杯好喝的咖啡？”
“我们看看能不能给你买到。”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乔纳森·毕比，直到穿着最好的桔色连衣裤被押送至法庭走进证人席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他。但是，我在那里似乎用了好几个小时回忆自己的经历，而陪审团一直都在听着。我想知道他们从听到的内容能够得出什么结论。被告辩护人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诺拉身上，所以很明显，她是主要的证人。我真的很痛恨为政府作证，但同样也很恼怒，因为这个傻瓜不能像他的共同被告那样承认自己的罪行，让我们都免于遭受所有这些麻烦和不适。
在回监狱的路上，我的护卫们把车停靠在高架铁道下面，其中一个跳下车，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杯滚烫的邓肯甜甜圈咖啡。他给我打开手铐：“那里有白糖和奶油，我不知道你要放多少。”
他们坐在前排座位上抽烟，我认真享受那杯咖啡的每一口。我听着上面火车呼啸而过，看着人们在大街上来来往往，觉得这场面奇怪得不能再奇怪了。
这些都结束以后——陪审团认为毕比有罪——大家感觉都不好。我想做的就是回到真正的监狱，丹伯里。然后，回家。
在那个沉闷的女犯人单位，克丽丝特尔“市长”努力维持伪装成监狱协议要求的样子。当然了，这需要上帝。克丽丝特尔是上帝的超级粉丝，每天早上喜欢听一个当地牧师的电视节目，而且把音量调得很大。她比我在丹伯里认识的任何一个犯人都更加持久顽固地劝诱别人改变宗教。每个星期，当教会团体拿着《圣经》到单位外面时，她都会过来对我们说：“去教堂吗，女士们？”
詹森姐妹会皱着眉头。尽管海丝特/安妮已经皈依，但她跟我一样讨厌监狱里的宗教仪式。“不去了，谢谢你，克丽丝特尔。”
她不会就那么轻易放弃的。我想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行。下一次，我们去体育馆的时候，我找到克丽丝特尔。
“你去体育馆吗，克丽丝特尔？”
她看着我，好像我是疯子一样。她愤怒地大声吼道：“什么？体育馆？什么体育馆我都不会去的，帕波。把自己累得半死！”
那个星期天，她像以往一样乐观地过来问：“你去教堂吗，帕波？这个星期很好！”
“我告诉你，克丽丝特尔。你去你的教堂，我会请你帮我做祷告。这个星期，我去体育馆的时候，我也会帮你锻炼。成交吗？”
她觉得这是几个月来听到的最搞笑的事情。她一路走出去的时候都在大声笑着。从那开始，每当时间一到，我们都会对彼此叫道：
“帮我锻炼，帕波！”
“帮我祷告，克丽丝特尔！”
女犯人单位的主管每个星期只到这层楼来一次，这个星期，我在办公室里逮住了他。我向他解释说3月4日，我的释放日期就快到了，我尽力保持平静地询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会不会把我运送回丹伯里？还是直接从芝加哥把我释放？
他也不知道。他对此一点都不了解，也不关心。
我真想把他办公室的一切都砸个稀巴烂。
我跟他谈话结束后，诺拉和海丝特/安妮投来焦虑的目光。释放期就在一个星期以后这个事实我没有告诉芝加哥的任何一个人，尤其是她们两个。她们都还有好几年的服刑期。此外，我也不信任任何一个犯人，她们一定会以某种方式给我捣乱，这是非常典型的监狱病。所以，我只是跟她们说是有关空中监狱的事。
“我们来做饭吧。”海丝特/安妮说。我去拿回那天早饭后我们放在冰上的水煮蛋。安妮小心地把每一个鸡蛋切成两半，诺拉在蛋黄上抹了几包蛋黄酱和芥末，另外还有少量从供应所买的辣酱。
我尝了一下：“还需要加点什么。”
“我知道。”诺拉拿出一包热狗调味品。
我皱着眉头问：“你确定吗？”
“相信我。”我又尝了一下，完美极了。然后，我小心地将佐料填满半个蛋清。
诺拉在上面又撒了一些辣酱。
“不要太多！”海丝特/安妮说。
蘸了很多芥末的鸡蛋。我们享受了一顿美味佳肴。其他女人很羡慕我们的晚饭。我们3个在芝加哥那几位神志清楚的女人中间已经打拼出一席之地。但是，天知道有多难。
几天以后，下一班空中监狱航班飞离的时候，我跟姐妹俩分别了——她们在飞机上。她们感到很迷惑，为什么我没有跟她们一起去停机坪跳“枷锁舞”。她们跟我道别的时候，眼睛里充满了忧伤和同情。我是如此的烦恼，几乎都没法看她们：一部分因为我渴望能够登上那架飞机逃离芝加哥，另一部分是我知道很可能再也不会见到她们了，感觉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说。
她们离开以后，我躲在床上的毯子下哭了好几个小时。我觉得自己都快撑不下去了。尽管距离被释放的日期只有几天了，但是我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尽管这些想法完全不理性，但是我真的开始感觉联邦监狱局永远不会让我回家。
无论是小孩子、青少年还是成年人的时候，我都非常坚信独处的力量，坚信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尽管这个想法并不新奇。这个信念一部分要求自我依赖，一部分要求自我保护，所以是二元的——肇事者或者受害人，完全负责或者彻底放任，非此即彼。极端地想，这个想法会引发一个人自身的、影响不大的错误信念。我们在自己的泡沫里横穿这个世界，偶尔会与其他人的泡沫相遇相交，但大部分时间终究都是一个人。
那个时候，我似乎已经为在监狱长期服刑准备妥当了，就像一个熟悉的监狱比喻说的：“你赤条条来，赤条条走。”一般人的劝告都是独善其身，不乱管闲事。但是，我在监狱里学到的并非如此，我在监狱里能够存活下来靠的也不是这条劝喻。外面世界的人，他们每个星期都给我写信，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我，告诉我大家没有忘记我。我不是一个人，这对我的生活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上不是孤独的，这主要归功于那些与我在一起住了一年多的女人们，她们让我逐渐意识到和她们的共同点。我们拥有同样拥挤的宿舍，都没有个人空间。除了名字，我们还都有一个8位数的号码，我们拥有共同的卡其布囚服、廉价的食物和卫生用品。在逆境中，我们拥有同样深藏的幽默感和创造力，以及保护和维护我们自身人性的意志力，尽管监狱系统想要强制将其粉碎。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独自完全掌握这些生存技巧，至少我知道我做不到——我们需要互帮互助才可以。
我们共有的小恩小惠和简单快乐是如此的重要，不管是付出还是接受，不管来自何处，都会强烈地让我感受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孤独的。我与那些表面上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的人一起参与最基本的工作。我可以建立联系——或许跟谁都可以。
现在，在我的第三个监狱，我察觉到一个对每个人都有效的奇怪真理：没有人管理她们。当然，在这些建筑物的某个地方，办公桌上或办公门上有名牌的被称为典狱长的某个人，还在名义上管理着这个地方，在这条生物链上，他们的下面还有上尉和中尉。但是，实际上，对于每天生活在这些监狱里的犯人们来说，船长的座位上是空着的，而轮子照样旋转，帆照样升起。这些机构在职员完全不在的情况下运行，职员很明显对于他们的工作不怎么感兴趣。没有一个人在那里，以任何肯定的方式与填满监狱的人打交道。领导层的真空是彻底的。在这些“惩教”机构工作的人，没有一个想过我们在那里的目的，就像一个商店的店员不会考虑一罐西红柿的意义一样，也不会帮助那些西红柿明白它们到底在架子上做什么。
好机构的领导以他们的工作为荣，与机构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来往，所以每一个人也都明白他们自己的角色。但是我们的狱卒普遍都是匿名的，就像漫画上的刽子手，总会戴一个头套让人们看不出身份。既然对于拿着监狱钥匙的狱卒们来说，把人关押数年都几乎没有什么意义，那么这样做又有什么理由呢？既然对于犯人的惩罚是如此随便和冷漠，那么一个犯人又怎么能理解对他们惩罚的价值呢？
我懒散地坐在一张坚硬的塑料椅子上看电视娱乐节目。里面在播放杰斯的单曲《99个问题》。电视上布鲁克林严酷坚韧的黑白形象让我特别想念这个我甚至都没有住过的地方。
在监狱里的最后一周是最难熬的。如果已经被运回丹伯里，那里的人会给我举办一个热闹的聚会，一方面庆祝我回到那里，一方面匆忙地流着眼泪送我回归外面的世界。而在芝加哥，我感到非常孤独，因为远离了在丹伯里认识的所有人和喜气洋洋的回家仪式。我以前还总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这仪式的主角。我想在了解我的人面前称赞自己的能力——我在监狱里生活了一年。相反，我感觉到的是背信弃义的愤怒，当你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一点点控制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大都会惩教中心仍然不能确定我在3月4日是否可以被释放。
但是，即使是联邦监狱局也无法阻止时间的前行，当那天到来的时候，我起床、洗浴，然后准备好。我知道拉里当时就在芝加哥，我知道他会来接我，但芝加哥的职员没有人肯定我会被释放，我没有见到任何文书。对于那天将要发生的事，我一方面满怀希望，一方面又深感怀疑。
我的狱友们在看早间新闻，了解到玛莎·斯图尔特午夜时已从奥尔德森监狱被释放。然后很快就恢复到往常状态，两台电视机上分别以最高音量播放着电视娱乐节目和“生命时光”频道。我坐在一张硬凳子上，注视着看守的每一个动作。最后，在上午11点，电话响了。看守拿起电话，接听，挂上电话，大吼道：“克尔曼！打包待走！”
我跳起来，跑回自己的储物柜，只从里面拿了一个小型马尼拉信封，里面装着我的个人信件。我把化妆品和书籍都留在了那里。我非常强烈地意识到，和我在一个牢房的女人们都处于她们刑期的开端，而我已经走到了尽头。我没有办法把脑子里和心里装着的所有东西都教给她们。
“我储物柜里的东西都归你们了，女士们。我要回家了。”
犯人物品保管室的女狱警解释说这里没有女便装，所以给了我他们那里一条最小的男士牛仔裤、一件绿色的球衣、一件防风上衣和一双便宜的山寨小山羊皮系带鞋，鞋底是薄薄的塑料。他们还给我了28.30美元，称为“赏钱”。我已经准备好出去了。
一个看守领着我和另一个犯人去电梯，那是一个年轻的西班牙小伙子。电梯向下走的时候，我们对视了一下。
他朝我点点头，说：“你蹲了多长时间？”
“13个月。你呢？”
“20个月。”
电梯到达底层的时候，我们站在了门口。看守打开通往大街的门，我们走了出去，站在一个空空的边道上。这里是堡垒和一些办公楼之间的区域，上面有一小片灰色的天空。接那兄弟的人在路对面一辆运动型多功能车上等他，他像一只长耳大野兔一样冲过去，消失了。
我看了看周围。
“没有人来接你吗？”看守问。
“有啊！”我不耐烦地说。“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把你带到前门去。”他不情愿地说。
我转过身，快步走到他前面。10码处，我看到拉里站在大都会惩教中心的前面打着电话，直到他转过身来看到了我。然后，我跑起来，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过去。没有人能拦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