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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第二次接触 1. 布置舞台

红先生说,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人喜欢拿“紧急计划”称呼此类东西——这名词听起来不甚吉利——比方说美国必须制造原子弹,用以终结二次大战,或是俄国必须压美国一头,先一步进入太空,用以证明共产主义的优越性。
名词不名词的暂且不论,总而言之,轨道站“小火星”的建设堪称是本世纪最庞大和最迅速的太空工程项目,严重影响了联合出资的八个国家和跨国大企业的经济状况。相比之下,希尔顿太空站简直就是街边汽车旅店。
“小火星”之所以拥有如此尺寸和复杂程度,很大程度上源自对于传染病蔓延的恐惧。肺里长的蘑菇——学名“火星肺囊胞病”——证明火星人的疾病能够感染人类,而其中的机理没有人说得清楚。因此,在未来数年时间内,和火星人相处过的人类不得直接接触其他人类。数年是几年,有人说五年,有人说十年,也有一小撮人倾向于永远。
必须正视的现实是,终生隔离的呼声不可谓不高。火星人把肺部疾病传给人类的几率不比树木把榆树荷兰病传给人类的高。实情更加极端化,我是致病因子之一,这就好比一个人触摸了曾经得过榆树荷兰病的树木,回头又把这种疾病传给了别人。不可能归不可能,但事情已经发生,在科学家研究透彻原因之前,与火星人有过来往的人必须和其他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彻底隔绝。火星人“入侵”我们的生存空间时,基地中共有一百零八人——加上胎儿的话是一百一十人。而我们这十四个人更是受到了特别关照。
(我不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女孩,无论是火星世界还是地球世界,原因很简单:我若是由于不遵守规则而乖乖死掉,这些烂事都不会发生。地球上有人认为应该把我抓起来,甚至判处死刑,因为我是全人类的叛徒。可无论如何,几年之内,人类迟早要和火星人相遇。)
出于种种原因考虑,小火星由两个太空居住舱构成,它们在物理上互相连接,在生物学意义上相互隔绝。两部分的生命支持系统各自独立,环境也有不同设置。
打个比方,你有两幢大宅子,里头各有几英亩地皮,出入口各开各的,共享的只是一面内墙和两面窗户。
从太空看去,它们的实际形状是一双圆环,仿佛两个黏在一起的甜甜圈。太空站的旋转速度足以制造出标准的火星重力。状如铅笔的两块延长结构分别附着于顶上那个甜甜圈的上下两面,为人类锻炼身体的房间模拟了地球水平的重力,房间中的氧气成分也稍高。除此之外,我们的圆环——“火星环”——与火星人地下城市的环境相仿。
我从未去过地球环,估计这辈子也不会允许我去,但我知道那儿和希尔顿太空站类似,只是空间更大,条件更艰苦。地球环住了百多号人,其中三十来位是常驻的工作人员,其他都是些访问科学家、学生和达官贵人。新鲜劲儿过去之后,官员就越来越少了。
火星环有一半空间用作农场,选了几种真菌类的作物种植,负责农活的当然是最终选定与我们同住的四位火星人。我们偶尔过去帮他们插秧和收割,不过显然只是摆摆样子罢了。他们的农作物会自行生长,模样和霉菌颇为相似,我们对此敬谢不敏。
我们的口粮既有最普通的配给餐食,也有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外卖——来自希尔顿太空站的餐盒,它们飘过不到一英里的路程,越过太空电梯,来到我们的住处。
隔开火星环和地球环的只是两块玻璃,但我们却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隔离。我们这个小世界中的一切都来自火星,他们那边则是地球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边聚首,那要等到五年、十年之后,也许永远也不会。
去火星或者小火星我们这边,就意味着流放出地球,这样的事实也没能拦住志愿者的脚步。许多科学家愿意——甚至渴望——牺牲自由,就为了近距离研究火星人,无论在火星还是在这儿都可以。于是,我们的人口数量也常有涨落。自告奋勇者和我们呆几个月,然后出发去火星。
小火星历时三年完工,我在此期间拿到了学士学位,经受住各色课程论文、直接调查和材料阅读的轮番轰击,学的东西加起来足够拿到一个语言学学位、一个文学学位和一个哲学学位,这还没算辅修的外星学课程。我在数学方面缺少天赋,故而没法深入学习外星生物学和生物学,不过我尽可能参加了所有基础课程。
从火星到小火星的旅程很有趣。着陆舱和零重力区域的生命支持系统设置在一个折衷水平,介于人类和火星人两者的维生需要之间。人类的居住区域弄得较暖,火星人的则较冷。两边中间没有安装气闸,只有几道门,我穿暖和了就可以去找红先生。
爬升至LMO——低火星轨道(Low Mars Orbit)——是一项挑战。我和红先生居中沟通,火星人和地球上的工程师携手研究,修改了飞船上的加速座椅,使之适应于无法坐下的四足生物。
火星人能够经受多大加速度,这件事情难以测定。返回地球的飞船离开火星表面时,成员一般要经受3.5个g的考验,比火星上的重力大九倍。
没有特别设备也未经训练的人类可以耐受四到六个g,但光凭一次观测,我们实在归纳不出什么结果——那次起飞,我们的加速度低至六倍火星重力。再慢,飞船就无法进入轨道了。
火星人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已尽在掌握,他们愿意接受扫描和探察。可是,我们没法挥一挥魔杖,变出离心机械,测试他们的加速度耐受水平。
红先生却毫不担心。首先,他是火星人中最强壮的一位,其次,他说,死就死了,总有后人取而代之。
(这事情我们弄不明白,他们也解释不清——每年有五十到六十位火星人去世,也有同等数量的火星人成为雌性并怀孕。)
小火星刚落成,投入使用,我们就颤抖着飞上天空。第一次飞行我们只带了两位火星人——红先生和绿女士,另有六名人类,奥兹、琼、我、外星生物学家夫妻梅丽尔·苏克洛夫和“月球男孩”列维托斯·苏克洛夫,还有妲格·索林根,她的角色大概是压舱物吧。飞船运载了许多火星人的食物,还有作物的插条和种子之类的东西,好让他们在新家开荒种地。
保罗负责送我们去新飞船齐奥尔科夫斯基号,把我们和行李送上飞船后,他开约翰·卡特号回殖民地,雅古鲁迪·帕卡拉什是接下来七个月航程的飞行员。她性格开朗,水准一流,但我更想要的是我那位亲爱的飞行员——还有他身上的各色零件。
我和保罗的告别对两人均是肉体和情感的双重考验。做爱未果——不奇怪——我们也没有太多要说的话,想说的都已经说了太多次。我们无法回避现实,辐射限额让他无法重返地球,而我回火星却很可能是许多年之后的事情,也许永远也回不来了。
幸运的是,我们给这次幽会制定了时间限制,我早早离开,让他安享八小时睡眠。我觉得我连两个小时都睡不了。我跟父母和卡德共同缅怀地球,很晚才睡。
和妈妈告别是最困难的。第一次接触之后,我俩走得越来越近,当时肯相信我的似乎只有她。她是我的保护者兼导引人,恐怕也是我最亲近的朋友。
亚里士多德曾有言,真正的朋友,是一个灵魂孕育在两个躯体里。我们更进一步,在肉体上也曾在同一个躯体内,我出生的时候才分开。
眼下并非永别,至少我们都尽量维持这种印象。我会轮换回火星,她和其他人也可能来小火星工作。倘若能证明与火星人的接触不会带来危险,说不定有朝一日大家可以在地球聚首。
这真是好大一个“倘若”。要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多少年才算足够呢?如果我生活在地球上,估计会提议几百年。安全第一嘛。
 
结果呢,火星人在起飞时比地球人更加轻松。奥兹、琼、梅丽尔和月球男孩在火星住了八到十年不等,妲格十二年,3.5g就险些让他们闭气。我自己也不咋地。红先生和绿女士说感觉和背负重物没太大区别,两人经常扛着超过自己体重的东西行走,比方说庄稼什么的。
红先生乐在其中,十分享受太空旅行。他萌芽于一九二二年,眼看着人类的太空计划从襁褓婴儿长成青春少年,对太空计划的了解远胜于我。
他和另外几十个火星人早已做好与人类打交道的准备。火星殖民地还在规划阶段,他们就知道双方的接触不可避免。出于小心谨慎,他们希望尽量推迟接触发生的时间,但他们为此做足了功课。初次见面时,他们装作不会说地球语言,我老爸还没出生,他们就开始排演这一幕了。
他们觉得人类语言很简单,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至少会说两种语言。黄色、白色、绿色、蓝色家族讲的语言都各自不同——不是方言那种不同,而是彻底无关的几种语言——他们也有单一性的通用语言,在跨家族的沟通时使用。
然而,他们根本不需要学习这些语言!他们生下来就会说话,词汇表一开始就相当丰富,会说的不仅是通用语言,家族语言也会。红先生懂得所有语言,还会说——够奇怪的——仅属于他自己的语言,活着的火星人中,他是唯一会说这种语言的。他年轻时花了很大工夫学它,因而能够读懂前辈留下的信息,日后给继任者留话的时候也要用这种语言,它基本上是某种专供领袖使用的密语。
红先生的语言是唯一有书写形式的语言。其他语言均是百分之百的口头语言——黄色家族什么都记得。那么书写还有什么价值?主要是那些口头语太过稀奇古怪,委实难以直接翻译成人类语言。
我的事故通着他们提前浮上水面,但提前的也不多。我们的人造卫星已经拍到他们居住地附近存在水源,何时勘探那一区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而一个方面,该以事故让一名人类与一名火星人发生了联系。火星人有个概念叫做“拜赫宁”——音译过来差不多是这几个字。这是一种关系,但也是一种称呼——我是红先生的拜赫宁,因为他救了我的命,这使得他对我的未来必须承担责任。按照他的说法,古代日本人也曾有类似的习俗。
飞赴小火星的路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与红先生和绿女士谈话——所谓的“我们”不包括我,因为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完成马里兰大学的最后一年课业上了。事实上,我已经进入不停学习的生活状态,如果我不在做作业,那么就在研读其他几位与火星人的谈话记录。月球男孩在试图学习通用火星语和绿色家族的基本会话,他的进展相当有限,我不打算步其后尘。红先生的书写语言和歌剧总谱一样复杂——词语、音乐、动态变化。
我的日常课业很挑战,但更累人,当初在火星上妲格的管制已经算是严苛,现在看起来还真是轻松。在课业和对话之外,我还经常与保罗和家里人联系。保罗很体谅我,按照我的时间表安排对话。时延越来越长,我们的绵绵情话染上了几分超现实的颜色。他说几句好听的,我回答,然后打开课本,读七分半钟的植物生理学,抬头听他的回答,再说几句话,低头继续读七分半钟的三磷酸腺苷分解过程——当然了,他在那边的行为也大抵相仿。激情无用武之地。
每天我们要锻炼身体两小时,地点是两个重力1g的延伸舱之一。一边有划船机,一边有固定自行车,两边都有阻力器械。锻炼令人颇感畅快,这也是我唯一读闲书和进虚拟现实玩乐的时间。大家似乎都很喜欢这两个钟头的独处时光。
七个月的航程过得飞快,感觉起来比四年前去火星的旅途快得多(两个多埃尔瑞。过了中点,我们决定切换回地球单位)。主观距离就是这样的东西:去新地方花的时间在感觉中比返回时要久。另外,这一路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干。
一周两次,周一和周四,我在虚拟现实中和火星计划公司理事会见面。刚开始这实在如同受难,时延长得让人受不了。时延为几分钟的时候,与其说是一场对话,还不如说是演讲大汇展。与会的四五个人——理事会成员凡二十四人,谁也不喜欢开会——各说一段话,我挨个回答。基本上都是场面活儿,因为多数成员事先会把问题寄给我,我对此感激不尽。
有时候妲格也来参加,这就不怎么让人愉快了。
红先生无法亲自参加,人类还要几年才能弄清楚他们的神经系统,将他们也拉进虚拟世界。无论是否需要听取他的意见,我总在会议前找他聊几句。
我喜欢和他聊天,即便这意味着要去他的住所,昏暗、阴冷、一股蘑菇气味(他说他不介意来我这边,不过他在自己的环境中更加放得开)。有趣的是,比起许多理事会成员、常打交道的教授学者,以及某位船上伙伴而言,他的“人味儿”更足一些。
发射前一埃尔瑞多,我们终于搞明白了,在某种程度上说,红先生是独一无二的一位——他是所属家族的唯一成员。他能活几百埃尔瑞,待他即将去世时,会有另外一位红先生萌芽。
“我是文艺复兴式的火星人,”他说,“按理说,我要无所不知,能够复制其他家庭的技能。我之前的那位是最后一个能够做到这点的。与人类接触,无线电和电视,让这件事情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琥珀标本的族人记得一切,但他们不必理解它们。我却不然。从杰克·本尼到广义相对论,总有我弄不明白的东西。”杰克·本尼——后来我发现——不是科学家。
各种信息也许塞爆了他的脑袋,让他变得没法与时俱进,但出外拯救外星人,以此达成火星人的第一次接触,他依然是不二人选。他也许不再是文艺复兴式的火星人,但他依然是爱因斯坦、超人、教皇的集合体现。
我间他为什么,如果每隔几百年才萌芽一个他这样的火星人,为什么只生一个呢?为什么不是每个火星人都有如此能力?
他说他不知道:“这或许是我不能知道的事情。”他提起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是啊,有了它,还有什么解释不通的?
红先生和我有不少戏剧性十足的共享历史,但我们之间还有另外一层人情味十足的关系,他仿佛是我“最招人喜欢的叔叔”。半路上,我忽然醒悟过来,于他而言,这只怕是精心盘算的结果——我们见面之前,他研究人类已有一个多世纪,知道应该拿出什么样的行为举止,知道应该和我营造一种家人般的纽带关系。我找他核实此事,他既觉得好笑,也有点儿生气。这虽是实情,但他以为我早就知道,而且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再说,我俩还有拜赫宁那一层关系,这个没法做假。
他和绿女士都觉得,另外十三位经他们之手治好肺病的年轻人类与他们也有某种程度的拜赫宁关系——虽说这在哲学上颇为复杂,因为火星人既是病因,也是良药。
我们的友情在七个月内与日俱增,那种亲热尽头是其他人类无法同享的,尽管另外四位研究人员和他相处的时间比我多。
妲格没给过任何一位火星人好脸色,不过她对人类也历来不苟言笑。
得知她要同船返回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现实。也许天上真有神灵,而他对我不甚满意——好吧,更该怪罪的是殖民地的管理者们。保罗确信这是借升职之机调开她,免得她继续碍事。
她的任职资格无懈可击。除了康拉德·希尔顿四世本人(此君乃是正宗的公司吉样物,照料生意的另有其人,他是为了让心脏继续跳动才住在轨道站),妲格的太空行政管理资历地球上无人能及。
我搞不懂的是,管理那个小小的火星“前哨站”——她坚持不肯改口叫它“殖民地”——如何就让她有资格统领这个人类和火星人兼而有之的团体呢?究竟是哪位老兄认为我们也需要阶级制度的呢?连印第安人都不是,当什么酋长!
按照我的想法,应该有个第三方机构什么的,不和火星人直接发生任何关系,只管评估建议书,唱唱反调。公司大笔一挥,慷慨应承了许多建议书,如果我们一一认真执行,怕是连吃饭睡觉的时间也不会有。
公司的意见很明确,应该由一位不是任何方面专家的做决策,以免偏向外星生物解剖学或是语言学或是别的什么东西。我大体上同意这项决议,但就实践而言,我情愿相信奥兹和琼——甚至是月亮男孩这种怪家伙——他们的态度更加客观。
话也说回来,我对妲格也谈不上客观。
无论如何,许多人乐于见到妲格离开,看见我上了同一艘船,这些人也很高兴。妲格活该和她最憎恶的麻烦鬼呆在一艘船上,这是何等富有诗意的正义裁决啊!
飞船的轨道参数经过精心调节,我们将于七月四日抵达小火星,美利坚喜上加喜。对我来说没什么不好,我的最后一次期末考试早在一个月前就结束了。旅程的最后几周,我的生活变得非常简单——很快就要在其他方面变得十分复杂了。
最后几周内,地球从一颗明亮的蓝色星辰变成蓝点,蓝纽扣,教室大小的球体。我们坐进登陆舱,系好安全带,与小火星的对接相当轻柔,几乎让人觉得无聊。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无聊,不过很快就要知道了。
  1. 杰克·本尼(Jack Benny,1894—1974):美国喜剧演员、杂耍艺人、电视及电影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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