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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麻烦缠身

旅程中的头一两周,我每天睡觉和清醒的时间差不多,甚至更多,妈妈对此忧心忡忡。她要我去找杰弗逊医生聊聊,医生问我是不是觉得沮丧,我回答时声音稍微大了些、情绪化了些,真是抱歉。我说,不,我才不沮丧呢,我只是觉得受到了囚禁,正急急忙忙赶向未卜的前途,说不定在法律上成年之前就会死掉。然后,我反问他,您难道不沮丧?
他笑了笑,点点头(也许在说“是的”),轻轻拥抱了我一下,这头大黑熊!拥抱仿佛让我有了一瞬间的心灵感应能力。我并非因为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危险而心境不佳,真正让我生气的是我没法集中注意力,预习大学课业的时候常常睡过去……可是,比起面前这位先生面对的问题,那些又算得了什么?他是船上唯一的医生,就怕有人要摘除阑尾什么的,万一发现哪位长了脑瘤怎么办?又抑或是拔牙,或是摸出肛门窥镜查看某某人的屁股。他必须照顾好船上的三十二人,但意外总是有发生的可能性,他所负责的是大家的生死问题。
他估计有满满一手提箱的抗抑郁症药片,如果我需要,他说可以给我几粒。不过,他希望我能先做一个星期的个人作息记录——每天睡了几个小时,醒着几个小时,什么时候控制不住脾气或是想哭。一周之后我们再做讨论。
虽然杰弗逊医生声明他不是心理医生,但这个方法似乎挺管用,也可能是因为我想给他一个良好的印象,或者是帮他分忧。一周之后,我每天只睡八小时,剩下的时间里均能保持清醒。另外,无甚戏剧性地,我开始不那么坚信太空打算干掉我们大家,特别是我。
我们这些十岁到二十岁之间的青少年都有“工作”——日常杂活的另一种说法。我的工作很简单:餐后打扫厨房,比起家里的厨房来说,这简直太轻松了,因为实际上我们并不真的做饭。卡德的工作是打扫浴室,想来对他的人生幻想很有丰富作用。
每人每天要抽出三十分钟学习火星知识,基本上都是我们已经知道(或应该知道)的东西,让人厌烦的巩固加强。这半个小时真叫难捱,电脑絮絮叨叨说个不停,我却早就神游天外,等待正式课程的开始。火星知识没有测验,历史、数学和哲学却有考试。
当然了,火星自己会来考验我。这我也知道,只是不愿多想。
上学无聊得难以想象。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倒是让人挺兴奋,比我想了解的师生关系要来劲儿得多。部分原因是没有一个老师不是极品人物——为了给远程虚拟班级上课,各个系所大概为每门课程都挑选了最有戏剧性效果的老师,结果却是要听他们吼叫这样的问题:“此事件导致了百年战争——知道这场战争持续了多少年吗?”“请看元素周期表上的钾和钠——知道它们是什么吗?”就没有哪个老师不认为自己教授的课程是天底下顶重要的?我真该去学修水管。
事实上,文学课程中那些个故事和戏剧看起来都十分有趣,这点毫不奇怪,因为文学类一直是我最享受的课程;而且,文学课不考试,只需要写文章,我对此相当拿手。
可是,我不想主修文学。我无法设想自己当老师的模样,除了老师,世界上大概也没有什么职业能够靠读书挣钱。我在几年内不必选定主修方向,也许我可以当第一位火星兽医。且看火星上有什么动物登台亮相吧。
有件事情让我始料未及,虚拟的教室闻起来比身边的飞船更加真实。要是有人在我“坐”的地方附近嚼口香糖或吃花生,那气味委实让人身临其境。约翰·卡特号上的空气很稀薄,循环良好。你揭开餐盒上的塑料膜,气味只能停留几秒种,很快就会消失殆尽,食物也因此吃起来没什么味道。
罗贝塔和尤里也开始上大学了,尤里的学校更像是实践为主的艺术学校。他的课程基本上都和音乐有关。(不知道时滞对此是否有影响。五六年级在钢琴课上苦苦煎熬的时候,每次一落后于拍子,我就怀着万分恐惧等待瓦利曼小姐拿小棍在钢琴侧面抽得噼叭乱响。如果我的老师也在二十五分钟时滞路程之外,说不定我也会喜欢上钢琴课!)
我的生活上了轨道,进入相当忙碌的状态。上课,做作业,打扫卫生,锻炼身体。血液测试说我在流失钙质,因此我的四十五分钟锻炼变成了九十分钟;要是能够安排过来的话,最好能锻炼两个小时。这可真是无敌组合了——还有什么持续两个小时的事情既累人又无聊?
其实,蹬自行车和划船的时候,我可以阅读或参与某些虚拟现实活动。在纽约和巴黎的大街上划船倒也挺好玩。你会被许多车辆碾来碾去,但碾啊碾啊的就习惯了。
 
无论生活上不上轨道,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永远潜伏在我的意识深处。在想象中,所谓事故永远是有些戏剧性色彩的,比方说飞船爆炸或是大块陨石撞击。当事故真正发生的时候,谁也没有发现,除了机长。
空气在泄漏。
我们在立体视频中见识过空气呼啸而出的场面,最差也有哨声或咝咝声。有声音是好事,因为你很快就能发现漏气的地方,拿布基胶带封上。而我们经历的漏气却悄无声息,这迫使大家必须尽快找到问题所在。
保罗给所有的屏幕发送消息,一个搏动的红色惊叹号,还有一句话:“我们在失去空气!”这引起了每个人的注意。
飞船每天失去百分之零点五的空气。我们距离火星还有四个月路程,如果不赶紧修好,氧气会变得越来越稀薄。
找到漏气的大致区域并不难。为了预防紧急事态,飞船的各个部分都可单独封闭,保罗指挥我们逐个封闭飞船的各个区域,每个区域封闭两小时。两小时足以告诉我们,气压是否还在继续下降。
先是A分离舱,我居住的地方,发现漏气的地方不在那里,我松了一口气。也不在B分离舱,也不在躲避太阳风暴辐射的紧急避难处,也不在零重力室,剩下的只有登陆舱了。这消息不大妙。登陆舱不止是将我们送上火星表面的运载器械,也是全部飞行仪器和控制设备的所在地。把它关闭三个月,等要下降了再充气——这件事情我们做不到。
事实上,到最后我们的措施和这个差不多。保罗想用“火绒”找到泄漏的地方——所谓“火绒”,可不是我爷爷那辈听的怀旧音乐,而是一小节闷烧的东西。理论上说,烟雾能帮助我们找到漏气点。然而,他却没有成功,这意味着情况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陨石(学术上说,“微流星体”)击出的洞眼。漏气的是接缝之类的地方,也许是机长的瞭望窗,或是通向外部的气闸。
飞船内部自然也有一道气闸,位于登陆舱和船体其他部分之间,解决方法由此诞生。保罗并不需要在登陆舱中居住;他只需要偶尔去检查一切是否安好。其实,他在别处也做得到,可以通过便携设备监视仪器的运转情况。
因此,尽管这让他心情紧张——无法在机长座位上操控一切——我们还是封上了登陆舱,放任那个漏气的地方不管。每隔一两天,保罗穿上宇航服,经密封过渡舱进入登陆舱检查设备。
这让我们中的一些人也心情紧张,感觉仿佛上了没有舵的货轮。好吧,这样的想法很缺乏理性。然而,我们已经有了一次紧急状况;若是下一次状况需要立刻处理,而保罗必须穿戴整齐,等待气闸加压、减压,那可如何是好?要知道,这个过程需要两分钟。
两分钟,我们飞行约一千英里,足够发生许多事情了。飞船上可没有给其他人准备宇航服。
  1. 火绒在英语中是punk,punk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朋克音乐”——摇滚乐的子类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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