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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证人 二

 于是到了第二天黎明,我比出生的时候还要一穷二白,但至少还有一技之长可以挣钱。这样也好,真的。

  我记起自己跟一个潜在客户有约,于是回家洗了澡、刮了胡子,穿上我干净的那件衬衫,还有新买的靴子。我得为自己辩解几句,我现在已经把这喜欢赌博的毛病控制得很好了。只要把身上的钱都输光,我就停手。我绝对不会拿筹码赌,也不欠债。有人曾经形容我是为了花光身上所有的钱才去赌博的。这话说不定还真说到点子上了。如果我把这些年挣到的钱都好好存起来,现在我大概比整个政府还要有钱。

  我走出谷物市场,朝西边去了。外边那么亮又那么早,直让我犯恶心(我不是个习惯早起的人)。在羊街和铜门街交界的地方,我意识到有人在跟踪我,但我没有回头。我猜我之所以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那人的脚步声和我自己的脚步声节奏一致——这听上去可能有点儿太神经质了,但相信我,在这种事情上我是有经验的。我尽力不做出任何出格的举动,以防他发现我已经注意到他了。

  我有两种选择。我要么继续走主路,确保身边有人,让他不好下手;或者我也可以带着他走进铜门街和下城区之间那些偏僻、漆黑又狭窄的巷子里,那样我就有机会甩掉或者偷袭他了。我就像个傻子一样选了第二个选项。可我也想指出,天知道我的脑子里存着多少场战斗的回忆。这些回忆凑在一起,比你能在任何军事学院里得到的教育都要好。对这类事情我熟悉得很。

  实际上,我可能有点儿熟悉过头了。在制皮匠广场的地毯仓库后边有个老通道口,旁边有两根巨大的石柱。为了防范我现在碰到的这种情况,我老早以前就注意到了这个位置。我把跟踪者引到那里,埋头走进石柱之间,藏了起来。那跟踪的人停住脚步四处张望,想知道我去了哪里。一等到他背对着我的时候,我就像谚语里的那条蛇一样缠住了他。

  这一带的法律禁止民众在公众场合携带武器,可一根三英尺长、上过蜡的细线什么时候算得上武器呢?答案是,当你将它套过什么人的脑袋、将线的两端在他的脖子底部合拢,使劲一拉的时候。可我的问题在于,我并不知道自己力气的大小。

  我感到如此震惊而反胃,差点儿忘了要趁这人临死之前进到他脑海里去。整个过程慌张而匆忙。经验告诉我,在目标死去的时候潜入他们的脑袋实在令人不适。时间只够我抓起想要的记忆,接着立刻溜走。

  当然了(我俯视着他),他是被我的一个心满意足的客户花了五安吉尔雇来的。我问你,区区五安吉尔啊。是时候规范一下这个镇上雇用杀手的酬劳标准了吧。

  好吧,这种事情无法避免。当我取走最后一个活着的证人的记忆,我自己也就变成了最后一个还活着的证人。也没有别人能干净利落又人道地清空我脑瓜里的东西。追杀我这事你也确实不能怪我的客户们,我自己都不怪他们。我的收费标准里本来就包括了额外的一项,用于补偿我生活中持续不断的性命威胁所带来的不便和创伤。

  可我从不与我的客户结仇。这仇我结不起。

  当你进入过别人的脑海,你与此人将会无比熟识,这个人的长相也就因此变得无关紧要、也不值得关注了。我用脚将他转到一边。他今年三十五岁(我已经知道这一点了),体格宽大却瘦削,曾经当过兵,可最近一直都没能吃上饱饭。他有一头红发和蓝色的眼睛。可这又怎样呢?

  我总觉得,你能从任何经历中获得些什么,即便所获不一定是好的。从我的跟踪者(天知道他是谁)身上,我获得了对清晨时分克雷格斯山脉的一瞥。一大簇迷人的晨光迸发开来,天空湛蓝,枞树碧绿,还落了雪。光是想起这副场景都让我感到身心洁净。除此之外,我还从他身上学会了一个动作:当有人从你身后勒住你时,微微改换步态与重心,你就能将施暴者过肩摔下,就像摔一大袋子羽毛。他稍微早一点儿想起这个动作就可以活命的。可惜了。

  非常凑巧的是,雇用他来杀我的正是即将跟我见面的那个人。当他看见我时,显得惊诧无比。

  “你说过你有份活要给我。”我说道。

  “我改主意了。”

  “啊。”我慢慢地点了点头,“那样的话,我就只收取你的咨询费好了。”

  他看着我。有时候我总觉得自己不是唯一一个能看穿别人脑海的人。“行吧。”他答道,“你要多少?”

  “五百安吉尔。”

  他舔了舔嘴唇,“五百。”

  “对。”

  “我给你写张汇票?戈尔盖兄弟家的?我手头没有那么多现钱。”

  对于戈尔盖兄弟,我比他们本人还要熟悉。“好。”我答道。

  在他填写汇票的时候我一直站在他身后,接着不失礼节地感谢了他,离开了。我感觉挺开心的。我手头又有钱了。不过,根据定义来看,快乐本身只是一个短暂的状态。十二个小时之后,两枚小小的象牙骰子又把我打回了一开始的状态。但至少我还有着曾经富有过的记忆,哪怕只有那么一小会儿。只有记忆经久不衰。我通过最粗暴直接的方式学到了这个教训。

  两天后,我又有了一个客户,一个真正心甘情愿付钱的人。这是一桩小活,但真的非常感人。他今年五十六岁了,家财万贯,想要再婚。可他心里有这么一件关于他亡妻的记忆,令他无比心碎。他问我能否帮上忙?当然了。对我而言,这不过是一幅无意义的画面—— 一个有那么点儿漂亮的女孩穿着款式陈旧的服装,站在这个国家不知道哪里的一栋老房子里,在凸窗前调整着花束的搭配。当我结束工作以后,他露出那种一脸迷茫的样子。我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可我真心不知道为什么这事如此重要。当我把活儿尽力做到最好的时候,我的客户完全不知道我到底为他都做了些什么,这件事情让我感到有点儿受冒犯。就像是为盲人客户画出了杰作一样。

  我清楚地记得我再次见到那老少两人的时候。

  我原本处于熟睡中,可接着突然落到了地板上、醒了过来。上次我从床上掉下来时,我才四岁(这我记得很牢)。

  我睁开双眼,看见头顶围了一圈脸孔,全都朝下盯着我看。其中有两个是我认识的人。那个老人命令道:“把他抬起来。”

  另外两个我不认识的人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拖了起来。他们很强壮,下手一点儿也不轻。我确实有足足半打处理这类事情的经验,可那都是来自两倍于我体重的人的记忆。除此之外,我确实没有心情动手。

  “你背叛了我们。”那个老人说道。

  我无比震惊,“我?老天啊,不,我绝不会做这种事情的。绝不。”

  我的回答招来了打在心窝上的一记重拳,简直像是被橡木给敲中了。“你告诉谁了?”那个老人问道。真蠢。那一拳打得我喘不上气了,压根儿没法儿回答他的问题。“你告诉谁了?”老人重复道。我试图深吸一口气,可感觉我的内里都被堵上了。我看见他点了点头,接着有人又打了我一拳。“你偷了我们的钱去干什么了?”我摇了摇头,“我没偷过你们的钱。我没这胆量。”也就在那时,有人将一条绳索抛过我们头顶的横梁。哦,我想道。

  “我再问一次。”那个老人说道,“你告诉谁了?”

  我仍旧说不出话来,于是只能做出口型:没告诉谁。有人从我后边给我套上了绞索。“下手吧。”那个老人说道。我试图想些该说的话,编个谎言,说点儿他会想听的东西,可——我跟你说个有趣的细节。当你喘不上气,到了无法呼吸的地步,那你压根儿就没法儿撒谎。你的想象力干脆就宕机了,想编造出什么来完全不可能,你根本就没法儿做到。这事很简单,你单纯就是没那个力气了。

  有人拉了那绳索一把。我感觉自己的双脚离地了。我感觉痛苦无比,接着——

  但这事儿我讲得有些太快了。

  是这样的,有个文员过来找我。他不过是个男孩,顶多十七岁,脖子长得像火鸡,还有一双大耳朵。他为他们工作,就是那老少二人。他们对我做的工作非常满意,并问我能不能再协助他们解决一个小问题。你应该还记得,到那时我已经再度一贫如洗了。我告诉那个文员,这取决于究竟是怎样的工作。他说他并不清楚具体的细节,但叫我那天傍晚在第三轮岗的时候去无瑕正统之钻神殿一趟。不是有宵禁吗?我问道。那个男孩只是紧张兮兮地露出一个微笑,递给了我一张纸。那是一张商会的汇票,面额有整整两百安吉尔。

  “他背叛了我们。”那个老人告诉我说。四周又黑又冷得要命,我出门时也没有戴围巾(仔细想想,我其实已经把围巾卖了钱、去买了条面包)。“当然了,他会否认这一点。比起泄密来说他宁可去死。不过这也是我们需要你的原因了。”

  剩下的事情你都知道了。他们撬开了锁,我们统统爬上楼梯,安安静静、就像小老鼠一样。他们把那人从床上拖到地板上,叫醒了他。那人声称他是清白的,既没有背叛他们,也没有从他们那里偷走什么,哪怕是一个弯折的五分钱硬币都没偷过。又过了一阵子,他们将一根绳子扔过横梁、吊死了他。在他死去那会儿我还在他的脑海中。他说的都是实话。顺带一提,此人是个律师,为神殿监管委员会工作。

  “所以呢?”那个老人问道。

  “什么都没查到。”我答道,“他说的是实话。他没有背叛你、什么都没偷。”我顿了顿,“不管怎样看我都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完全没有必要——”

  他们冲我皱起眉头,于是我闭了嘴。客户们总是觉得他们最清楚该怎么办。“你确定吗?”

  “是的。”我答道,“要是他记得这事的话,我应该能够找出它来。可他脑海中什么也没有。”

  我感觉他并不相信我。真蠢。我有什么必要撒谎吗?好吧,显然,他们可能怀疑我想勒索他们,或是把他们出卖给他们的敌人。可我绝不会这样做,这样非常不专业。我可能不是个天使,但我确实是有原则的。当然了,他们倒也没有办法得知这一点。

  “走吧。”那个老人说道,“确保你这两天有空,我们晚些时候可能还需要你。”

  “你刚刚把我变成了一场谋杀的帮凶。”我答道,“这我可不乐意了。”

  他摇了摇头。“不是谋杀。”老人答道,“自杀。以后我说话你不许顶嘴,懂了吗?”

  我考虑了一下眼前的这些证据。死者吊在一根横梁上。整个房间唯一的椅子倒在房间一边、恰恰在那人垂落的双脚旁边。没有半点儿别人破门而入的迹象。至少,十分钟以后,半点儿痕迹也不会留下。这个场面看起来确实像是自杀,而唯一与之不符的证据只有这么一段记忆。“明白。”我答道。说来也奇怪,很多人总是把这个表述和赞成等同。“是自杀。”我说道,“我可真蠢。我该走了。”

  “等等。”那个年轻一点儿的家伙正盯着我,“在他走之前,也可以让自己派上点儿用场。”

  老人看了他一眼,而年轻人正傻乎乎地冲他们雇佣的打手点着头。哦,得了吧,我想着,他们整整有六个人啊。“说得有道理。”老人答道。

  “费用你付不起的。”我告诉他道。

  他冲我微笑,“量大从优。要不你今天也会感觉极度抑郁悲伤。”

  哦,我想着。悲伤至极,以至于从干草市的桥上跳了下去,对吧?况且,(就像那个农夫所说)要是我被杀死,谁又会怀念我呢?好吧。“你猜怎么着,”我说道,“这次服务我请了。”

  年轻人露齿微笑。老人说他可不会让我白干。我的工作值得他付钱。于是最后我把他们六人的记忆都抹消了,每做一个他们付我十五安吉尔。

  倒不是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四十八小时之后,我又变得一贫如洗了。

  我想说的是,我死在那间屋子里了。我知道我真的死过了,因为我明明白白地记得。我死了,可我又还在这里。你可以试试要怎么解释这件事。这倒也简单。我死了,又重获新生。就像圣典中所说的那样。证据确凿。尽管我难以接受书上与信仰有关的内容,可这经历如此真实,我觉得没有别的解释了。那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我们把他们叫作神殿董事。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词指的是谁,但他们的正式称呼其实是正统教义传播永恒基金监管人。他们是一帮作风严谨的人,并且拥有从猪背山直到黑水一带最肥沃的牧场、首都最奢华的房产中的整整一半,还有其他种种好东西。它们由前任监管人们遗赠或捐赠,继而成为基金会的所有物。这些资产所带来的收入被分为两份,一份给了建筑委员会,用于维护和改良帝国各处的神殿建筑;一份给了社会基金,用于支付救济厨房、驿站与免费教区学校的费用,更不消说游医与“最后机会”下属辩护律师的酬劳了——后者为没钱雇用真正律师的重罪犯人出庭辩护。我记得有人告诉过我,这些董事们经手了帝国三分之一的财富,而他们本身也经过精挑细选,既要能胜任工作,也要富可敌国,这样才不会有动机窃取神殿的财富。实际上,想成为董事会的一员,你必须支付一笔年费,而这笔年费足以为一整支军队提供装备与战时补给。即便如此,候补人选名单还是能列上整整一英里。我觉得这传言大概是真的。当你富有到那个地步以后,你手头的金钱数目也不过是个数字罢了。

  这就是我日常需要打交道的那种人:富有、位高权重,能与神明比肩,是那种会创造、改变真理的人——真理是什么?如果你是他们中的一员的话,那真理就是你所知道的事情。真理就是你的囊中之物。如果你有一天突发奇想,完全可以张口就说:“在黑水河岸边有一座完全由大理石构建起来的城市。”可实际上,这城市并不存在呀,“不不,它确实是存在的。我刚刚叫人把它修好,就是上周的事。”抑或是,“布勒米亚人和阿兰姆·查塔特人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此话一出,你再到神殿图书馆去查资料,想驳斥这愚蠢的说法,只会发现所有相关书籍的相关页全都消失不见了。又或者,“你说谁?根本就没有这个人。”确实,这些彷如神明的人们能够构建未来、规范现世、改善过去——历史上几乎所有值得一提的事件都是这种人干出来的。他们建造城市、建立起贸易与制造产业、栽培出科学与艺术,继而又扶持慈善事业。要这样做,他们说,于是事情就如他们所言般发生了。理所当然地,他们也拥有他们付过钱的一切事物——比如永久产权、股东权益。至于我们呢,没有这些人,我们至今还穿着兽皮住在洞穴里。我信仰他们,就像我信仰无敌骄阳一样——也就是说,我承认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权威、他们的权力。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一定喜欢他们本人。就事论事的话,对无敌骄阳本身也一样。

  在我十九岁、刚刚离家出走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女孩。我只要闭上双眼,就能清楚地看见她的样子,就好像矫饰主义画家尤科西斯将她画在我眼睑里了一样。倒不是说尤科西斯会愿意接受这样一单活儿,毕竟只有完美的化身、无比优美的体态才能入他的眼——我认识的那个女孩绝不是这样的人。是的,她很可爱,可——就像我母亲过去喜欢说的那样,她比看起来要更可爱。再说了,尤科西斯也没有吹的那么厉害。他画的手简直一文不值。

  那个女孩的长相也带来一个好处,她不会引起那些帅气、富有而迷人的年轻小伙儿们的兴趣。这些人只消注意到她,就足以把她从我身边夺走了。别想错了,她并不是那种轻浮的女孩,但我完全知道有些事情不会因个人意愿而改变。当然了,美貌正是其中之一。和富有一样,美貌也高居于众神殿上。美丽的人们也能够改变世界,只消在某些场合露出一个微笑,又在另一些场合里皱起眉头。他们轻轻松松就能引发杀戮与爱情,和富人通过修建医院或是密谋暗杀所达成的效果一样,而他们做这些事完全不需要任何理由。可我崇拜着这个女孩,因为她可不是什么女神。如果有别的什么人拥有我这样的能力就好了,不管他开出什么样的价,我都会心甘情愿付费、让他把有关她的记忆消除干净。是这样的,她已经死了,而当我双膝跪地、祈求神明让她复活的时候,他们全都忽视了我。忘了她吧,他们劝告我说,你的生活还要继续。我只当他们是在搞笑。不管怎么说,这种事情我一时半会儿是忘不掉的。相信我。

  我帮那个老人和他儿子干的下一单活儿快速、简单而安全,至少他们是这样对我说的。为了代他们完成一笔秘密交易,他们生意上的一个合作伙伴被告知了一些敏感信息。一旦交易完成,我就要把这一整段记忆从他脑海中抹除。他们告诉我,那个人已经得知我的特殊能力,并完全同意这项操作。他会坐在那里,安安静静、一动不动,等着我做我该做的事。另外,他们仍然会付给我与做苦活儿、累活儿时同样数额的酬劳。

  那会儿我手头确实不怎么宽裕,主要是我对概率论的一些失败实践所导致的。贫穷能对你造成的最坏影响,就是在像这个老头一样的人找你的时候,你居然还有点儿高兴见到他们。乐意效劳,我告诉他们,谢谢惠顾。他们给了我时间和地点。我保证我会到场,接着回去把我另外一件衬衫洗干净了,因为利落的穿着能够给人一个好印象。

  如果这种职业的人干的活儿配得上他们的工钱,你就压根儿不会注意到他们,直到他们把你逼入绝境,那时你也无法反抗了。找上我的这两个——能知道他们的名字就好了,这样如果我需要找打手的时候,也能找他们帮忙。他们中的一个看起来有点儿眼熟,我可能过去几天曾在大街上瞥到过(我从不会忘记任何一张脸),但当时并没有留意。另外那个人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他们用一根短木棒敲中了我,在我的脑袋上套了个麻袋。轻松解决。

  他们撤下麻袋的时候我差点儿没发现,因为房间里一片黢黑。我微微能看出不远处站着一个男人。那时他们让我坐下来,可我的手和脚都被拴住了。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嗓音,但那并不是我面前隐约能看见的男人发出的。那个声音说道:“你能做的那种事情。”

  我等着他说完,可有人用某种尖锐的物体戳了戳我的后脑勺。“怎么?”我问道。

  “被你动过手脚的那些人,”那个声音继续道,“他们自己能够察觉吗?”

  “会有点儿痛。”我答道,“但他们不一定会意识到是我引发的。他们可能会觉得是心脏病突然犯了,或是别的什么。”

  “这么说疼得还挺厉害。”

  “对。”

  那声音顿了顿,仿佛陷入了深思熟虑。接着我尖叫起来,因为有人在我后颈上压了块烧红的铁。“像这么痛吗?”

  我花了好一会儿才喘过气来。“我想是不同形式的痛感。”我答道,“但是光论程度的话,对,应该差不多。”

  “呵。”我听到身后传来动静,接着一根铁棒红得像樱桃一般的末端出现在我的眼前。“如果你努把力的话,能让这个过程不那么疼痛吗?”

  “不。”我答道。我听到有人微微吸了口气,于是猜测我可能说错话了,“当然了,我能把疼痛的记忆也给抹消掉。这不难。”

  (这话不太准确,这就像是在说海洋有那么点儿潮湿一样。不过确实,我能做到。)

  “啊。”看来他又对我有了好感。红热的烙铁被拿走了,不过八成只是被放回了炭火盆里而已。“这么说你能取走别人的记忆,但对方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喽?”

  “是的。”

  “太好了。”那声音又顿了顿,“好了,我要再问你一遍。如果你之前是在撒谎的话,这次一定要说实话。你能取走别人的记忆,但对方不会意识到?”

  “是的。我保证。”

  我可能说了什么好笑的话。“行吧,”那个声音继续道,“一位绅士的保证对我来说够好了。那么,你是受雇于——”他念出两个名字来。那个老人和年轻人对我用了假名,但我私底下也做了些调查。“对。”我答道,并准备好再挨一次烙铁烫。

  “放轻松。”那个声音说道,“我并没有准备叫你泄露秘密,我知道你不会。”他又顿了顿,“至少短时间内不会,可之后你也派不上什么用场了。但我确实想叫你做件事,这事不完全符合你雇主的利益。我想叫你从他们的记忆中抹消一些事情。从伦理道德上来说,这会令你陷入窘境吗?”

  不管你信不信,我在回答之前还真的认真思考了一下。当然,我并没有想很久。“不。”我答道,“那不成问题。”对方没有开腔,于是我进一步解释了一下,“我对我的客户只有一个义务,就是不泄露他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除此之外我并不关心。”

  “尤其是在他永远不会察觉的情况下。”

  “尤其是这种情况,对。”

  那个声音轻轻地笑了几声,“因为如果没人知道这事情,那它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太好了。我听说你通常收取一千安吉尔的费用。”

  人们轻易听信的东西真是太棒了。不过我也完全不反对这种有益又实诚的信念。这世上有更多这种事情就好了。“是的,确实是这样。”

  “这次你会收两千安吉尔,因为目标有两个人,他们父子两个。”

  我开始有点儿喜欢上这个人了,“没错。”

  “你们其他人都出去一下。”我听到了挪动的声音。我面前那个人站起身来,离开了。有扇门被关上。“我现在就告诉你究竟应该消除哪些记忆。我知道你的谨慎值得信任,毕竟你是个绅士。好了,仔细听好。”

  后颈烧伤可不是什么好事。每当你扭头的时候,烧伤就会被扯到生疼。这痛感足以让我记住他了。

  可那是整整两千安吉尔啊。我一整晚没睡(脸朝上,我只有侧身才能睡着),一直在想我拿两千安吉尔都能做些什么。买个大农场,设施应有尽有,再雇个可靠的管家。或者我也可以投资运输行业,毕竟运输即将成为受人追捧的新行业。又或者买下斯科利亚铜矿(这个恐怕还是算了,对我来说是一场太大的豪赌了)。我以后再也不工作了。我会变得富有。成为神一样的存在。

  离我再次和那对父子见面还剩两天。与此同时,我还有一桩微不足道的小活儿要做。这桩事能让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两百安吉尔。

  那个客户是个温和的老家伙,已经八十好几岁了,住在一座能够俯瞰海湾的不错的屋子里——他曾经是个船长,所以喜欢看着港口的帆船来去。他的仆人给我呈上装在小瓷碗里的绿茶,又端来薄脆饼干,尝起来有蜂蜜和肉桂的味道。我坐在一把宽大且略带弯曲的蔷薇木椅子上,这椅子是为两倍于我体型的人造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有格调。

  他告诉我有关他儿子的事:那是个好孩子,聪明伶俐,照顾着他的母亲。我的客户辛苦了一辈子,理财也谨慎,最近才终于买来一条属于他自己的船。自然而然地,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回来和他一起工作,可那孩子一心一意想成为一位音乐家。他的笛子吹得很好(但只精于技巧、没有感情)。这孩子总说,他母亲一定希望他成为一名音乐家。我的客户感到心碎,因为他买来那条船就是为了能让他儿子和后代把它传承下去。两人发生了口角争执,那个孩子摔门而出。他后来在码头边的一家茶铺找了份吹笛子的工作,可也死在了那里,主要是因为人们开始吵架抡家具的时候,他躲得不够快。我每天都在怀念他,那个老人说,这事儿快折磨死我了。

  得了吧,我想,你还指望啥呢?插手别人热爱的事情肯定会落得这样的下场,我可一点儿都不同情你。但他一直都非常礼貌,还给我上了一碗不错的茶。再说,我能多挣两百安吉尔就该多挣两百安吉尔啊。说到底,我毕竟是专业人士。“我能帮到什么忙吗?”我问道。

  “我想忘记他。”他答道,“我想连他被生出来的事情都给统统忘记。”

  我立刻起身。我想我应该谢过了他的茶。我告诉他说,抱歉,我帮不上忙。我真的很抱歉,非常希望能为他做些什么,可我确实无能为力。他接受了我的说辞,一言不发,就像个被判有罪的犯人一样。他是一个那么好的老人,我竭尽全力没有显露出厌恶的表情,直到他家大门在我背后关上。

  (有时候我也不禁好奇,万一这一切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我呢?会不会是有人在什么时候给了我特别大的一笔钱,叫我占据某人的整个人生——从出生开始的每个记忆,无一遗漏?万一每一个我以为属于自己的记忆其实都是另一个人的——即便它们自身构成一段完整而连贯的回忆,在我脑海中显得完全是真实鲜明、绝对确凿的,也有外部来源印证了它们的真实性,但其实每一件事都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我猜这也是一种人们经常编造来鼓励自己继续走下去的幻想吧。就比如说,想象我的父母其实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我其实是某个公爵的儿子,被吉普赛人从小床上偷走,终有一天我真正的父亲会出现在我眼前,宣称我是他的孩子,把我带回我真正的生活、我一直以来本应该过上的生活中去——我的怀疑和这种幻想有什么区别?)

  在我去见那个老人和他儿子的路上,我碰到了一个熟人。

  我看到他的时候,想躲开已经太晚了。我四处张望,想看看如果呼救的话,有没有人能够听到——我运气不佳。那时我走了常走的一条捷径,从船缝工广场穿过,身边半个人影都没有。这就是我懒懒散散、不愿意从冠门路走的报应。

  那人冲我微笑。“我一直在找你呢。”他说道。

  他块头太大,我打不过;他也太敏捷,我躲不过。“我有钱还你了。”我说道。

  “不,”他答道,“你可没那个钱。”

  “我今晚以前就能凑够钱还你,我保证。”

  “两安吉尔十六分,”他答道,“我现在就要。”

  “讲点儿道理吧——”我刚一开口,他就踢中了我的私处,疼得我倒下了。我及时扭转了身体,让肩部先着地,令肌肉承受了大部分的冲击。这种事情经历久了以后,这样做已经成了第二直觉。

  “不过也没什么。”他一边说着,一边踢中了我的肋骨,“我很耐心的,我可以等。”他又踢了我一脚,但我能分辨出来,这脚他踢得三心二意,“就在这里,今晚第四轮岗的时候。你要还我三安吉尔。”

  当然了。他给那两安吉尔十六分加上了利息。他的基础算术可不怎么好,但他倒也不需要算数。“没问题,”我低声道,“我会到场的。”

  “你最好到场,否则有你好看。”他无比蔑视地瞥了我一眼,“像你们这种富裕的浑球儿混得可真容易,一辈子从来不用辛苦工作,手头源源不断地有钱花。你以为自己高高在上,真让我恶心。”他又踢了我一次,毕竟好事成三嘛。这次他倒是满怀激情,“以后再也不许从我这儿借钱了。”

  我一直等到他离开才慢慢起身,花了好一会儿才爬起来。我也得辩解几句,要不是他刚刚把我手头所有的东西给赢了过去——所剩无几的那点儿东西——我才不会找他借钱呢。这几年间他从我这里赢的钱已经够支付整个莫伊夏省的税收了,甚至包括对煤炭征收的税费。可他还穿得破破烂烂、住在地下煤库里。我真是想不通他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幸运的是,他没有对我造成无法掩盖的损伤。我拍掉身上的尘土,一瘸一拐、尽可能快地走完了剩下一段路。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我还是能够自豪地说,我并没有迟到。

  我这次要处理的是一个长相英俊的男人,大概四十岁左右,高个儿、肩膀宽阔,有着务农者的黝黑肤色。他当时正靠在一张沙发上,肘边放着一只银色的高脚杯,还有一大盘那种裹在薄脆酥皮里的碎鱼肉小吃。我进门的时候他并没有站起来,但还是不由自主地动了动。我看出他原本是准备站起来的,可又觉得这样做不合乎身份。

  那个年轻人当时穿了一件那种时髦的丝绸袍子。这衣服对他来说太大了点儿,我突然灵光一现,意识到这可能本来是他父亲的衣服。那个老人当时穿了一件夹层羊毛衣(老天啊,那可是夏天),在手肘和袖口处做了磨损处理。这帮子富人啊,简直老天保佑。

  “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人。”老人说道,“两分钟都花不到,而且不会疼的。”

  需要我消除记忆的那个人优雅地皱起眉头,“他自己也不会记得任何事情,对吗?”

  我清了清嗓子,但那个老人替我回答了。“虽然他全都会记住,”他说道,“但他不会对外说什么。除此之外,你看看他吧。谁又会相信他呢?”

  我招谁惹谁了?当时我穿着自己最好的一件衬衫,在之前的遭遇中所幸不像我的身体损伤得那么厉害。“我非常重视保密工作。”我说道,可我觉得没人听到我说的话。

  “随便你吧。”要被清除记忆的人说道,“毕竟说到底,要承担风险的是你。”

  那个年轻人扮了个郁郁不安的怪相,这招来了他父亲谴责的瞪视。“那我们差不多开始吧。”老人说道。

  要被清除记忆的人说:“我该做些什么?”

  “什么都不用做,”老人说道,“你坐在这里就好。”

  我知道自己该找到什么,所以这活儿轻松利落,只消进入那人脑海又出来就好。我承认,我其实没有专心做事,满心想着之后我得立刻在那个老人和他儿子身上完成的任务。这个活儿困难得多。我没有忘记将给这人造成的痛苦记忆给抹消掉——他叫出了声,两眼紧闭——接着,在他从冲击中恢复的当口儿,我径直开始处理起那个老人和他儿子的记忆来。

  到现在你应该很清楚我是怎么办事的,不用我一步一步给你详细解释了。我们可以跳过这一段,直接说到我被送出门去的时候。(并不是我进来时的那道门;仆役们使用的出入口是通向马场的,后者又连着一长列马厩,马厩又通向一条弯弯绕绕、两侧有高墙的小巷,最后连向干草市。)我那时心情很好。在那对父子身上我完成了尤其完美精湛的一次操作,就专业性来讲,可能是我目前为止的职业生涯中的亮点之一了——假如我这个职业有专业期刊和多于一个职人的话,我一定会把这事写成一篇论文,然后受邀到各大研讨会上发言。我毫发无伤地脱身,也有钱了。我手里既有一张从老人那儿得来的教区借贷的汇票,又有一张从我另一个客户那里收到的履约保证金契据,现在可以拿去兑现了。那可是一大笔钱啊,足够我重新开始,把过去的账款一笔勾销,这是让我沐浴在无敌骄阳的鲜血里、重获新生的契机。我想起,就在一个小时之前,我居然因为自己现在财产的千分之一而被打得落花流水,忍不住露出了微笑。到现在,就算小巷中有一汪水坑,我也能直接从水面上走过去,连靴子都不沾湿了。

  干草市里,阳光被店家前边的白色大理石地面反射,热得要命。我走到躬胜街,又左转进了宫殿广场,去了教区借贷一趟。他们兑现了我的契据,但好像看都没看见我本人一样。接着,我从墨丘利喷泉对面的阶梯走下,到了黄锡兄弟会银行,后者确认过我已经履约,直接给我兑换了二十安吉尔面额的钱币。那是刚从铸币厂拿出来的钱币,边缘还微微有些尖锐。从黄锡兄弟会出来再往下两栋楼就是社会与慈善教团银行。这是首都唯一一家我信任的银行。我把所有的钱都存了起来,只留下五安吉尔。我告诉他们,如果我未来五天签了汇票想支取这笔钱,不要兑现,把汇票撕了就是。好的,先生。他们回答得就好像我的要求完全合乎常理一样。他们不需要理解你的动机,只需要按吩咐的做就好了。毕竟,这也是侍僧们供奉他们神明的正确态度。

  (还记得我之前告诉过你,我意志力在一天之中有所变化吗?这会儿就快到中午了,太阳正要行到最高点,而我的意志力因此也就强得仿佛以一当十一样。我闹出岔子,一般都是因为到了傍晚才收到酬金。)

  这天剩下的时候——以及我的下半辈子——都只属于我自己了。我闲逛到旧集市附近,找到一家那种高档茶铺,在店外边一棵梧桐树下挑了张桌子坐下,点了绿茶和蜂蜜蛋糕。我必须得坐一坐了。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做的一切意义之重大——准确一点儿,可以说是壮举。在一笔大单之后我得到了酬金,手头有足够的钱,但比起径直冲去赌博,我居然把钱安安全全地存进了银行,还设下了阻碍,以防自己提前把钱花掉。我飞快地完成了这一切,想都没想,就像一个老到的杀手杀人一样顺滑。当你需要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时,这才是重点。在事情完成、无可补救之前,千万别停下来细想。

  他们给我上了茶。当我想付钱的时候,他们盯着我:抱歉,我们没有那么多零钱来给你的五安吉尔找零。我这才想起现在我富得赛神仙。找个人去换钱吧,我说道,没事儿,我不赶时间。

  在等他们换零钱的时候,我想认真回顾一下那天早上一闪而过的诸多事情。可怎么努力都没用,我总是走神,开始想其他事。我想起那个英俊的家伙,那个自愿让我消除记忆的人。我做这一行有个特点——我从不偷看。真的。我何必强迫自己多获得别的什么记忆呢?可这就有点儿像律师们常做的一样。据说,当律师们进到一个放着文件的房间里,他们下意识地就会去读这些文件——快读、扫读,甚至是倒着读。这已经成条件反射了,他们没法儿改掉这毛病,而他们光扫视一眼就能记住的文件内容简直多得惊人。我想,我自己也很类似。我不会故意去偷看别的记忆,只会在寻找目标记忆的时候看一眼。可就算是扫视我也能看到很多。我就像人们常说的那种怪人或者天才之类的(实际上,我确实也异于常人),可以在那么一瞬间用眼角瞥到一幅图画,一周后还能向你详细描述上面的内容。

  说回正题。坐在树荫下品着那碗好茶的时候,我能清晰地回想起从那个英俊男人那里瞥到的记忆。或许是因为我那会儿赶时间,心思还在别的事情上,所以我忘了忍住东张西望的本能。和这种感觉最接近的事——你也知道,我对解释事情实在不大在行——大概就像穿过矮树丛吧。如果你有耐心且足够小心,就会谨慎选择路线,仔细拨开缠绕不清的藤蔓,并轻轻将缠住自己的藤条解下来,这样就能完好无损地走出去。但要是你直接冲过去,就会满身都是擦挂,大衣上也会布满树叶和荆棘的碎屑。

  其中有一段记忆尤其鲜明,仿佛要占据我的整个脑海。在那段记忆中我是一个军人,正处于一条战壕中。我能闻到黏土的味道,异常潮湿,踩在脚下黏糊糊的。我们当时正试图爬出去,可战壕两壁太过陡峭,黏土又太牢实,没法儿踩稳。我正在大喊,因为我是指挥官,而我们正要准备冲锋。我其实真的不想担这责任,因为我吓得要死,又累得要命,而且在我看来,想要完成工作简直是不可能的。可那时我还在大喊着:上啊,你们这群懒骨头、鸡屎一样的狗娘养的(同时试图用手指攀住黏土壁,可始终抓不牢)。人们争相往上爬,疯了似的上蹿下跳,好像我的命令变成了野狗,正咬着他们的腿;好像他们正绝望地想逃走,而不是冲进战场一样。他们越努力,我也就不得不跟着努力。我记得那时我把左脚固定在了伸出战壕墙壁的一小块石头上。我把全身的重量放在那只脚上、把自己撑了起来,试图找到可以抓稳的位置,可怎么也没找着。我的脚就快从那石头上滑下来了。那是块尖尖的石头,形状不大对称。它松动了、掉了下去,就像转完一圈的凸轮一样,而我也因此朝下滑了三英尺。我的脸抵在了黏土壁上,嘴里出血了、下唇肿得像石头一样,我觉得我肯定把鼻子和下巴都给刮掉了。我摔下来时右脚踝着地。我能感到脚踝在我全身的重量下扭了一圈。接着,身上有什么部位断掉了。痛感强烈,我尖叫出声。我试图站起身,但腿折了过去,身后的什么人又把我的脑袋当作了垫脚石——他脚底的平头钉在我头皮上借了把力——接着那人翻身上了战壕的顶端。我看见他吊在战壕边缘,手指用力把自己往上拽,直到把下巴撑得高过了战壕顶端。可接着他落了回来,落在我往外伸着的腿上,变成了毫无生气的一团。我的腿骨彻底断裂,发出一声脆响,而这个男人额头上插了支箭,径直捅穿了颅骨,就在左侧眉毛上方。

  在那一刻,记忆戛然而止——我一定是昏过去了。这可多谢了,我想着。就好像我喜欢遭这样的罪一样。

  刚刚这样的叙述,好像我亲身经历过那漫长的四十五分钟,或者一整个小时一样。其实并不是这样。就在我下唇触及茶碗的一瞬间,整个过程就已经回忆完毕。我把茶碗放下,皱起眉头。这种突如其来、不受控制的记忆片段倒不算罕见——你也偶尔有所体会,不是吗?——我已经学会尽可能顺势接受它们。可单这一段回忆还有别的特别之处,倒不是因为它的内容有多可怕而具体——确实够吓人的,但也还好。相信我,我脑子里还存着比这恐怖得多的记忆。它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某种熟悉感——不,我用错词了,这个词错得离谱,肯定会让你会错意,我对语言真是一窍不通。当然了,我所有的记忆对我而言肯定都是熟悉的。你知道他们常说的“似曾相识”吗?对,就是那种感觉。就像有一次(记不得到底是我自己还是别人的记忆了),我走进一个从未见过的人的屋子里,看见他家桌上摆着一个烛台。我百分之百确定自己之前在哪里见过这个烛台。我把它拿了起来,仔细查看(屋子的主人有些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可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我观察着它细部的装饰和设计,差点儿冲屋主说,你个浑球儿,你偷了我的烛台。可就在这话出口之前,我又突然想起我自己那架烛台还摆在家里,就在那个被我当桌子用的、倒扣的水盆上边。以及,那烛台其实原本就是一对,而眼前便是其中一个。

  就像这样——

  我喝了口茶。要是把这比喻推到极致的话,我就好像是找到了一个孪生记忆——可记忆并不会像烛台一样成对出现,不是吗?再者,我有着完美的记忆力,却无法再记起其他任何一件发生在黏土战壕里的事。我非常确定自己从来没摔断过腿。这种事情你绝不会忘记,哪怕你只有普通人的记忆力——

  (我自认为自己无法忘记任何事,是因为我从没意识到自己忘记过任何事……是啊。这是个循环论证。)

  那个蜂蜜蛋糕尝起来不错,但我真心希望他们别放那么多肉桂。店员带着我的找零回来了。我留了十分钱的小费。在你比神明还要富有的时候,你自然有慷慨解囊的资本。

  像我这样的英雄(我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喜欢英雄主义,这也是许多文明的神话传说里常常出现的主题)除了恐惧本身以外无所畏惧。我被恐惧感吓得要死,只要想一想这种情感就会让我四分五裂。当太阳落山,我就会产生一种压倒性的情绪,一心只想把自己藏在阁楼的房间里,把自己绑在大梁上。我愿意做一切事情,只要能阻止自己走入四合的夜幕中,去到骰子落下、卡牌翻飞的地方。但我已经向那个人以荣誉起过誓了,所以不得不去。如果一个神明都不遵守自己的诺言,你还能相信谁呢?

  别,别回答我。

  我半路去了一个隐蔽的、整夜营业的赌局消磨时间。可即便如此,我到得还是太早了。宵禁开始后,那人终于现身。我从一根石柱后窜出,而等他看到我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我用剑柄击中了他两块肩胛骨之间的位置。这是我推荐的做法,会让一个人完全喘不上气,但又不会造成永久性的损伤。这之后,被打的人就毫无还手之力、任你拿捏了。我拽住他,把他转了个方向,接着举起剑柄,用全身力气朝他的锁骨砸去。这是能给人造成最大痛苦的办法之一。他张开了嘴,但一点儿声音也发不出来。我退了一步、选了个折中方案,把剑刃抵在了那人的脖子上。“我来还你钱了。”我说道。

  他瞪着我,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什么难以想象的恐怖存在——那看一眼就会让人疯掉的东西。我喜欢这感觉。我把剑刃抵得更近了些,刚好能划出血来,但又不会割出大伤口。“三安吉尔,”我说道,“把手伸出来接住。”

  他已经被疼痛吓到麻痹,无法伸手。于是我上前抓住他的手,拉向我,把他紧握着的手指掰开,把钱塞进去,又把他的手指合拢。

  “很高兴和你做生意。”我说道。

  我本来计划照着他下面踹一脚,这样在我离开时,他就没法儿追上来了。可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我将剑收回,藏在大衣下的剑鞘里,转身离开。走出几码之后回头再看。他还站在原地,就像被定住了一样。这可不怎么理智,既然身上已经有钱了,一动不动地在街巷里站那么久可不是个好主意。可又能怎么办呢?我难道还要给他当保姆不成?

  想象在众多试炼与磨难之后,在承受过许许多多的悲伤之后,你终于到达了旅途圆满的终点。终有一天,当所有事情都尘埃落定、不再节外生枝时,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当你的人生已经是一个完美落幕的故事、以一个精彩的高潮结尾,又该如何呢?

  我直接回了家,只在途中短暂停留、将那把剑扔进了一口井里(就算你富得堪比神仙,也不想在夜间被逮到拿着这玩意儿四处闲逛)。我突然发现自己饿得要死,可除了那四分之一块有点儿腐坏了的面包和一点点芝士皮以外,我什么吃的也没有。算了吧,我对自己说,到明天就解脱了。接着我突然意识到我还有整整十天不能动自己那笔钱——哎,算了。这样,我也就有十天时间可以去找一栋符合我绅士身份的住宅、处理那些正式文书了。此外,我身上还有一整个安吉尔的钱,足够我买到高质量、健康的食品度过两周了。那时我灯油快用完了,于是我掐灭了灯,几乎一整晚都清醒地坐着,等待着新生的一刻。

  我想自己大概是在黎明到来时才睡着的。当敲门声把我吵醒时,我整个人头昏脑涨。天花板上的那个漏洞投下光线,从颜色和角度来看,现在应该是破晓的时候。我从地上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开门。

  门外是个女人。她看着我,可并没有对我这副打扮评头论足。她只是问道:“打扰一下,您是不是就是那个可以消除记忆的人?”

  她大概四十五岁,也可能年纪更大一点儿,但绝不会更年轻。她有一张瘦削的脸,身上穿的衣服放在好久以前可能还值一点儿钱。至少这些衣服经过精心打理,在多年以后仍旧干净整洁。“对。”我答道,“可我现在退休了,抱歉。”

  “我女儿出了事。”她说,“她现在状态差极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盯着她。我无法读取别人的心思,但我干这一行挺久了,至少能猜到一点儿。“你最好进来再谈。”我说道。

  “我没那么多钱。”

  “是,”我答道,“我估计就是这样。”

  我猜对了。三天以前,她的女儿在从神殿回去的路上,被三个男人强奸了。从那时起她再没有开口说过话,也没有吃过东西,只是坐在那里,直盯着别人都看不见的什么东西。她的母亲只有六安吉尔,但她保证能去别处再借六安吉尔。她一想到自己的女儿可能会就这样死去,简直害怕得要命。

  我盯着她看。“我们认识吗?”我问道。

  她耸了耸肩,“我想应该没见过。”

  “别介意,”我说道,“我记性不好。”

  她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你会帮她吗?”她问道,“求求你。”

  成为神明的一个坏处在于,人们总向你祈祷。我并没有回答她。我想我的态度可能比在锁骨处的一记重击还要令她难过。我不是什么天使,可我确实也是有情感的人。“如果你是嫌钱少,”她说道,“我可以去找放贷人,或是想想别的办法。求你了。”

  我叹了口气。我记得当时我在想,说不定,这就是能够消除世上各种原罪的无敌骄阳的生活。你每天在仪式中会把那熟悉的短句默念两遍,简单而流于表面,但你想过那句话的意义吗?我是想过的。是这样的,无敌骄阳将你的罪行——你做过的所有那些痛苦而难以承受的事情——全都卸下,并亲自将其接了过去。就好像是祂犯下了这些过错,而不是你。从各种角度来看,祂犯下了这些错,诸如罪恶感、痛苦、自我厌恶之类的情绪也都变成了祂的,而不再是你的。你已经自由了,所有罪名都已洗脱。想象一下,一个人要有多博爱善良,才愿意为别人做这样的事啊。

  可不管怎样,我并不认为无敌骄阳享受拥有那么多罪恶的感觉;同样的,我也不享受拥有那么多糟糕的回忆。

  “我能为你留出半个小时。”最后,我不怎么客气地答道,“你住在哪里?”

  在去她家的路上,我问她是谁跟她说起我的事情的。她回答说记不得了。

  她的女儿瘦瘦小小、看上去傻乎乎的。我不禁好奇到底谁才会对这种丫头起歹意。这问题倒是很快就会得到解答了。我把女孩的母亲拉到一边,问她,要是我把这段记忆除去的话,你的女儿就没有办法认出犯人、出庭作证了,这你清楚吧?他们将逍遥法外,这可不应该啊。她没有回答,只是盯着我。行吧。公义(这东西压根儿不存在)与惩戒之间可不能混淆了。公义指的应该是让坏事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公义属于我,无敌骄阳是这样宣告的。

  我坐在女孩对面的一个三角凳上,盯着她看,直到她脑袋的一侧化开,我能看到进入她脑海的路了。和往常一样,书架一排挨着一排,一卷卷记忆堆放其中。我完全没有费力就找到了目标。它就在我面前。我伸手把它取了下来。

  ——那个瘦瘦的女孩就这么冒了出来,就这样站在我的身边。她没有耳垂,鼻子长而窄,让我看着觉得有点儿眼熟。她盯着我——但并没有和我眼对眼,而是盯着我脑袋的一侧。你给我出去,我冲她喊道——我做出口型,却发不出声音。她扭头看着我,皱起眉头,就好像按照逻辑我不该出现在这里一样。她说了些什么,可我没有听见。她有着薄薄的、几乎没有颜色的嘴唇,但我还是读不懂她的唇语。你个傻姑娘,我这是为你好,我试图告诉她。可她好像听不懂,只是伸手要抢我手里的卷轴,但我把卷轴又收了回来。我能感觉到她穿透了我颅骨构成的那面墙,简直疼得要死。我叫出声来、从她脑海中逃了出去。

  那个女孩紧闭着双眼,尖叫了起来。她母亲把我从凳子上拉起来,又把我拖走了。那女人正在大喊,停下!你到底对她做了什么?接着女孩不再哭闹了。我从她母亲像鲨鱼嘴一样紧扣不放的手中把手臂拔了出来、跑到了街上。人们纷纷转身看我,但我没有停下脚步。我记得当时自己在想,为什么无敌骄阳消除别人罪过的时候,人们对祂感恩戴德,可轮到我,只会被人叫骂。这不公平。

  我本来打算在这个早上优雅地四处拜访各个拍卖商和房地产经纪人。但实际上,我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回了家。将一把椅子抵在门上,接着蜷缩进了一个角落。

  不知怎的,有关于强奸案的回忆(老天,这本身已经够糟了)居然和我发现那个瘦女孩出现在我身边时的记忆融合在了一块儿。我想躲起来,但当你自己正是那恐惧的来源时,怎么躲都是躲不掉的。幸好我把那柄剑扔掉了,否则事到如今我说不定会急得把自己的头给砍掉。只要能让这感觉消失,我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愿意干。

  在一段漫长到我也不知道究竟过了多久的时间之后,这恐惧感确实自行消失了。我想,治好这种感觉的是我脑海中一个细小的声音。这声音显然没有被我身边发生的一系列倒霉事儿影响,它就像那个和战场只隔了一座山脊的农夫,在自己的谷地里平静地犁着地,丝毫不管半英里开外死掉的三万多战士。这声音反复说,我是认识那个女人的,我非常确信自己曾经见过她,毕竟我从来不会忘记别人的面孔——

  接着我又陷入了一天前从那个英俊家伙那儿得来的一个记忆。这次倒不错。他坐在河边的一片草地上——这地方我认识,是旷野深处的一片废弃的铁矿。这地方乍一听好像很阴沉,但当帚石楠花开放、阳光闪耀的时候,其实非常美丽。他当时正和另一个男人、两个漂亮女孩在一起,都穿着二十年前非常流行的那种士绅的便行装束。他们带了一只大藤条篮子,装着冷盘鸡肉、火腿、蒜味香肠,还有蓬蓬的白色面包卷。他们把一只石质酒壶泡在河中保持凉爽,又在壶颈上拴了线、绑在插进河岸草地里的木楔子上,以防它漂走。我说了个笑话(我并没看出有什么可笑的),女孩们大笑起来,可另外那个男人皱起眉头——他因我试图讨女孩们欢心而恼怒,但这也令我不禁微笑起来。那个男人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一个军官同事,但在爱情与战争中人人平等。

  到了中午,我突然又想起自己仍然饿得不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因为感到饥饿而这样高兴过。

  为了解释我为什么顶着这样不修边幅的外表,却还想买栋昂贵的房子,我告诉他们说我是一个刚刚从中邦来的金矿矿工。我觉得他们并没有相信我,但这毕竟是个可以接受的谎言。他们承认了这套说辞,就像各国政府之间承认彼此,却不认同彼此一样。我给他们看了社会与慈善银行的一封信,信里证实了我确实是个富人,手头的资金在九天以后就能够启用了。在看过那封信以后,他们对我的好感激增。

  他们带我去看的第一个地方,我甚至都没费心进门细看。抱歉,我告诉他们,我不养狗。即使我养狗,我也不会忍心把它挤进那么小的一栋狗舍里。

  我们去看的第二个地方就在广场边上,在盖萨里克澡堂的侧门对面。这栋房子有面高墙,上面设有一道小小的栅门。穿过栅门你就会突然看到一座美丽的规则式花园,有喷泉,还有矮灌木栽成的菱形边框,其中种植着带甜香味的药草与薰衣草。房子本身是早期形式主义风格的,有那种含铅的镶嵌玻璃窗,正门前还有一左一右两根装饰柱。报价有点儿便宜。他们是代表财政部转卖这房子的,而这房子是从一名最近被处死的叛国者那里收缴来的。我其实……这么说吧,我跟那桩案子有一点点关系(给你个提示吧,他们绞错了人)。多谢,但还是算了。

  第三座房子倒是刚刚好。它在河岸上,正门实际上是设立在一个浮动码头上的,而我们是坐船过去的。我一走进门就感觉像是回家了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栋房子给我一种对了的感觉,就像我离开已经太久了,现在终于找到了自己应该在的位置。我在后厨找到一把靠窗的椅子坐下,朝外看着河流。我能看见一条船,是那种用来从旷野运送木头和原石去都城的平底驳船。那船就这样低伏在水面上,船员们在船头休息、吃燕麦蛋糕,而鸥鸟们纷纷冲下来和他们抢食。我微笑起来,伸手端起我的茶。

  当然了,茶其实并不存在,尽管我的手已经伸到茶碗本该在的地方了——二十一年前,那碗茶就是放在这里的,我那时坐在我最好的朋友家靠近河岸的窗边,那天是他第一次从前线告假回家后的第二天——

  我跳了起来,同时记起要把头埋下来,这才没有撞到头顶的房梁。我在坐下来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这根屋梁,但知道它就在那里,就像我知道我手指的位置一样。接着,我冲出了房门。经纪人正待在门外,靠在一根柱子上,咬着一只苹果。不要这间,我告诉他。他露出一个微笑。当然,他答道。走吧,我们再看看别的屋子去。

  第二天,贫穷骑士协会派来的人带我去看了他觉得我一定会喜欢的一栋房子,就在城北大概十英里的位置——只是一座农舍,但在那片广阔的牧草地上伫立着一栋荒废但基本完好的老庄园。在大屋被修缮一新之前,我可以住在农舍里,修缮也花不了太多时间(真是太巧了,他妹夫是个建筑师,就住在这个村)。这样一来我就能拥有符合期待、按着我的要求修筑的屋子了。而且造价不高,任何类似建筑——只要房顶还没被掀翻——都得花上十倍的钱。我们到时,先看见了那栋庄园的遗址。它高高大大,像艘由阴惨惨、脏兮兮的石块构成的三桅大帆船,被一片荨麻海包围。这房子确实潜力无限,可就像一大块花岗岩有机会成为一座杰出的肖像一样,还差得远呢。你要说它长得像栋房子,那我长得也像房子了。可那经纪人向我保证,他的妹夫在十分钟内就能把这房子打理干净。接着我们在农舍里走了走。这屋子底楼有一个大房间,楼上是一间卧室和堆放干草的阁楼,和我从小长大住的房子一模一样,只是小了一点儿。对了,如果我对畜牧感兴趣的话,这房子还带有一百九十亩优质牧场。一共五百安吉尔,我问他四百能卖吗,结果他目瞪口呆地一口答应了,那表情就像他剖了条鱼、却在鱼肚子里找到了一颗红宝石一样。我问他,以前这大房子里住的是谁?他并不知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们全家不是死了,就是迁走了。

  住在农舍里的一大好处在于没人知道我在这儿。我费了大力气来确保没人知道我现在的地址,还让贫穷骑士协会的人发誓,如果有人来问的话,他们从没听说过我。

  住在农舍的第二大好处就是房子本身了。这房子有铺了地砖的庭院、三个谷仓,还有一个马厩。我走路去了附近的村庄,买了一打小鸡仔。那天下午,一个老女人和一个年纪很小的男孩推着辆手推车,把鸡仔们都送了过来。那时我刚好已经把最小那个谷仓的末端给修好了,用来当鸡圈。我任由小鸡们到处啄着庭院石板间的野草,又一个人往东边去找我的邻居。他原来是个矮壮而久经沧桑的男人,和我年纪差不多。我邻居卖给了我半吨大麦,又叫自己的大儿子傍晚时分把大麦送过来。到日落的时候,我既有了一群鸡,也有了喂它们用的饲料。我在中等大小的谷仓里找到一个锈迹斑斑的手推磨,用它磨碎了一大杯大麦来做面包,当作明天的早饭。我忘了用这玩意儿有多费劲。一个小时以后,我的手和脖子都疼了起来,但我手头还有整整一半的谷物没有磨完。多年以来头一回,我感觉快乐极了。我终于放松下来,感到了内心的平静。我以前觉得只有神明才可能有这般心态。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我在集市上买了两打母羊、一匹小马、一辆马车,还有一条狗。我忙着把栅栏和篱笆修好。那个经纪人的妹夫来找我要酬金。他在那片长长的牧草地上和我遇上了。我前一天刚刚砍下了一棵歪歪扭扭的梣树,那会儿正在把它劈成一块块板状。那人问我知不知道屋主人去了哪里。谁来着?那个从城里来的有钱绅士,刚刚把这栋大屋给买下。哦,他啊,我说着,叫他去农舍看看。他后来在农舍那边留了张便条。我写了封回复,又签了一张银行的汇票,接着在天色太暗、无法继续干活儿的时候走到村庄,把信和汇票塞在了他门底下。两天后,我正赶着羊往新的一片草地走,途中路过那片遗迹——埋在新出现的白松木脚手架之中,几乎已经看不见了,就好像一座遭受围攻的城邦一样。我远远地绕着它走开了。

  那天晚上,一只狐狸溜了进来,咬死了我所有的鸡仔。我记得当时我盘腿坐在庭院中,身边到处都是沾着羽毛的遗骸,我气得像个小孩一样大吼大叫。

  再后来,他们找上门来。来了一辆马车,要把我带进首都。走开,我吩咐车夫,我退休了,现在我是个游手好闲的士绅。那人看了看我的衣着,又看了看我皮带上挂着的榔头与虎头钳、手上被金属丝烫出的伤痕,接着回去向他的上司汇报去了。

  再后来,那个年轻人——那老人的儿子——亲自骑马来见我了。他们需要我,他说道。他知道我平时已经不接活儿了,但是他相信我还是可以为他们破格再做一次。他们愿意付一千安吉尔。我退休了,我答道,现在我是个种田的士绅。我已经挣够了能花一辈子的钱了。

  他瞪着我,就好像我疯了一样。我们需要你,他说道。事情朝糟糕的方向发展了。父亲非常忧虑。

  他是在我正准备打下一根篱笆柱的时候来打搅我的。我从黎明开始就一直在工作,到现在,手里的大锤感觉好像整整有三英担那么重。我退休了,我重复道。抱歉,但我再也不干那行当了。

  我父亲说你现在就必须去,年轻人命令道,我可能没说清楚,但这很重要。

  不错,我答道,但我退休了。抱歉。

  他怒视着我。我们做了点儿调查,他说道,摸清了你的底。我们找到了一些有趣的线索。他露齿而笑,这让他看起来像条狗。你这辈子可真是多姿多彩啊,不是吗?

  我差点儿没忍住拿那把榔头砸了他的脑袋,最后勉强忍住。要是我杀了他、把他的尸体藏在这乡下(我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了),那我就必须放弃手头这笔钱、我的农庄,还有我神明一样的地位,但起码我也有过这么一段自由无虑的时光了。不杀他确实是一个勉强而无可奈何的决定。我以自由和未来为代价,换回了一点儿安逸。

  是谁告诉你的?我问道。

  他摇了摇头。我不大可能会告诉你这个,不是吗?总而言之,事已至此。你如果想的话也可以拒绝,但你拒绝了一定会后悔。得了吧,他补充道,我们可浪费不起时间。

  我告诉他试图敲诈我可不是个好主意。我也对他和他父亲知根知底,一旦抖露出去也是毁天灭地的效果。但他只是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他和我一样清楚,如果我去找那些社会权威告密,那我自己也活不到能够出庭作证的那一天。再说,作为一个新晋暴发户,我在权贵的万神殿中还没有朋友或是熟人,就算少我一个也不会引来太多关注。

  他是坐一辆两座轻便马车来的。这二轮马车不是设计来载着两个人在崎岖道路上跑长途的。每当我们经过一个坑洞,我就安慰自己说,那个年轻人受的罪肯定比我还要多。

  请这样想想。当下就是短短的一瞬,如此微不足道,简直就跟不存在似的。其他所有事情、所有真正切实的事,就仿佛是由逝去瞬间的残骸垒起的珊瑚礁,渐渐构成了代表我们现实的岛屿或是大陆。每一瞬间都是过往高墙上的一块砖,一步步形成一个具有个体身份与意义的巨型结构、构筑了我们居住的城市。未来好像一团湿答答、无形无状的黏土,当下如此短暂、几乎不存在,但过去为我们提供了居所与荫蔽、给了我们一个家和一个名字。而将过去的砖石凝聚在一起、防止过去的一切崩塌为荨麻丛生的遗迹的灰泥,正是记忆。

  当然了,我完全没法儿搞清楚那个年轻人究竟是抓住了我过去哪一个把柄,才想去告发我。不过——很久以前最后一次点算的时候,按照法律,我做了有足足三十六件会给我招来死刑的事。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算过足以把我关进监狱、奴隶船,或是派到采石场的大船上的罪行了。当然了,由于我鲜明地记得很多罪行,但并不是实施它们的那个人,这事情就变得更复杂了。即便如此,我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清楚,我的过去(至少我的记忆联结起的那一部分)可不是什么城市,而是被诅咒的地牢。这一直让我不安。请别会错意了,其实我本质上不坏,只是在我去过的那些地方——比如博科·奥克新或佩里基纳——他们会为了你做的哪怕一点点错事而判你绞刑。你忘记向国旗行礼,或者在铭记日打了喷嚏,都要受刑。但我确实也有行为不端的时候,就像之前说的那样,我确实不是什么天使。

  有人打开了马车车门,于是我探出头去。这地方我不认识,但这是个什么场所倒也一看便知。廉价住屋就快叠到天上去了,纷纷环绕在一个方形小广场四周。广场南北各有一栋单层棚屋,正中是一圈黑色的炭灰,又被乌黑的大石块围了起来。右手边有一只五十加仑的桶,一边被熏黑了。你大概也懂了,这是车轮制造工聚居的地方。首都大概有四十个像这样的聚落,可能还更多——街上的车辙让车轮和车轴很容易磨损。但我猜我们肯定不是来这里修马车的。

  年轻人把我带到了北侧的棚屋里。百叶窗是关上的,但锻炉里的火烧得正旺。那个老人正有些别扭地坐在一块铁砧上,身后站着五个人——不需要再做什么解释了。在老人对面,有一个矮小瘦削的人正跪在坚硬的石质地板上,岁数大概在四十到五十五岁。那人眼珠漆黑,嘴唇开裂,脸颊上有相当严重的瘀青。他的头皮上有伤口,不停流血出来,让头发粘在了一块儿,正用右手捧着左手。有人在那铁砧上把他的指尖锤扁了。他一副纹丝不动、毫无声息的样子。

  我进门的时候,老人抬头看了我一眼,接着又把注意力投向地上那个可怜的家伙。这个人,老人说道,从我们这里偷了东西。他是会计室的一个文员,我们曾经那么照顾他、信任他,可他居然偷了我们的东西,还不愿意招认到底拿我们的钱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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