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中恶魔
从前，佩里美狄亚住着一位学者。有关他的争论从未平息，有些人称其为恶魔在世，可也有人盛赞他是当代圣人、大预言家以及现代科学之父。双方都有充足有力的证据和令人信服的论述。不得不承认，我并没有选好阵营，哪怕自我成年后，便一直钻研他的作品。我想强调的是，他这个人究竟怎样，对我而言并不重要，我关心的是他的作品，那些天才之作。毕竟，真理又不存在善恶，就像一块钢锭或一段木材，它只是某种原料而已。毫无疑问，安提戈涅·斯克里弗拉有嗅出真相的天赋。市井传言，他把一只魔鬼关进了瓶子里，由魔鬼向其解答他的所有疑问。但那只是无知和迷信，真要有那么容易就好了。
金鳞寺绝非我喜欢的那种学府。他们收集手稿，保存价值连城的文件，不然这些文件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可能已经丢失了。但怎么处置这些文件呢?他们将其束之高阁，严禁任何人查阅——他们声称，文件里的知识、事实和数据非常危险，本质上是有害的。上帝保佑，他们将其定义为“邪恶的智慧”。他们的论点似乎是，一些信息——真相的某种表现——是如此负面，以至于它不该被泄露出去。既然不能通过撕毁、焚烧或埋葬的方式毁灭它，那就将其单独囚禁，无期徒刑。他们把这当成使命，对此非常狂热。其中一个囚徒是斯克里弗拉的《关于瘟疫》。
方丈领着我走下六层狭窄而蜿蜒的楼梯——我不擅长爬楼梯，我会头晕，何况楼梯甚至没有扶手。自然不会。金鳞寺上的楼梯和通道都具备防御功能。以防有人率领大军前来，用武力夺取有关武器的知识。楼梯脚下是一条又长又窄的走廊，每隔五码就有一扇铁门。每扇门前有手持十字弓全副武装的看守。通道正上方是奥努河;如果进攻部队过了界，某个塞子就会被拔掉，河水会在一分钟内灌满四英里长的地下通道。当然，书保存在通道尽头四层楼高的地方，洪水不会危害其分毫。这就是金鳞寺的布局方式，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太喜欢了吧。
斯克里弗拉被单独锁在一个牢房内，铁门足有一英寸厚。守卫们都是世俗的兄弟，没有信仰、无所畏惧、廉洁奉公，并且都是如假包换的文盲。他们接到命令，但凡没有高级僧侣陪同，只要有人出现在大门外，立即射杀。
你不需要成为萨洛尼努斯，就能从这一切中洞悉，在有关斯克里弗拉的辩论里，金鳞寺是站在哪一边的。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让我选边的话，我倾向于稍稍离他们远一点儿。不过，既然身在寺中，我也不打算如实相告。
当你真正进入房间内，会发现斯克里弗拉的存档少得令人失望。它只包含一本书——《关于瘟疫》的亲笔手稿，现存的唯一一本——外加一个瓶子。
这本书很有意思。斯克里弗拉并不像你我那样在羊皮卷上书写。不，他有一本精心制作并被装订成册的笔记本，全白的书页光滑整洁，供其记录。显然，他有信心不会做太多的调整或修改。同样的道理，他也相信自己的作品值得收藏，并会经常被人查阅。他的笔迹是经典的古体草书小楷，极其优雅，清晰整洁，边距宽大，字距精确而充足，每个字母大小统一。他亲自做的彩饰：只有大写字母，采用一种朴素但吸引人的抽象风格，用红色、蓝色和极稀少的金箔色。当你把他的一页作品当作一件造物、一件工艺品来看时，它传达出一种超然的心灵——平静、疏离、美丽以及一种缺乏人情味的永恒。你会幻想神明也如此书写，使文字显现在羊皮纸上，而不需要笔墨。祂说，要有文字，就有了文字。就是那种感觉。
相比之下，这个瓶子，只是一个瓶子。三英寸高，圆柱形，深绿色的玻璃瓶，用圆形玻璃塞塞住，以松脂密封。我父亲在音乐学院当园丁的时候，经常挖出这样的瓶子。就风格和材料而言，它非常适合斯克里弗拉;两百年的历史，毫无疑问是梅尊廷的风格。他们制造了数百万个这样的瓶子，并将它们卖到世界各地，有时是空的，更多的时候装着香水、箭毒或发酵鱼酱。玻璃并不透明，你看不到里面的东西，但有一个标签碎片，是用兔毛胶粘上去的。上面写着 “为了瘟疫”。
我在水闸受到了方丈本人的接待。他是个高大魁梧的人，脖子像牛一样粗，手指又粗又宽(像我父亲)。很难想象那些手指去翻书或者握笔。他的声音高亢尖锐，元音优雅。我觉得他并不认可我。当时正在下雨，他的头发紧贴在头上。
“正常情况下——”这已经是他第五次或第六次这么说了，“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绝不受理此类申请，哪怕是人类生存危机。以前也爆发过瘟疫，毫无疑问，以后也还会有。这又不是我们的错。”
我们正穿过一个四合院，速度很快，以致我不得不小跑才能跟上。我知道我应该说点儿什么，但不知道该说啥。最后我说，“你说得对。”
“不过，这是宰相的明确要求——”他耸了耸肩，没有放慢脚步，“我也同意你的说法，目前形势异常严峻，前所未有。故而，我觉得我别无选择，只能和自己的保留意见一起退到一边，同意这样做——”他皱起眉头，想不出我的访问属于哪种类型，也想不出一个词来形容它。“你可以获得最高级别访问权限，当然是在受到监督的情况下。我相信，这是可接受的。”
他让我觉得，好像我搞大了他女儿的肚子，然后他在质询我能付多少嫁妆。“谢谢您。”我答道。顺便说一句，记清楚了，在整个申请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感谢过我，不管是学院里的上司、政府官僚，还是金鳞寺的僧侣。当然，我就是那个将要拯救这座城市的可怜的家伙，或者消灭整个人类。非此即彼。
交代一下背景。众所周知，瘟疫分为两种：红死病，百分之二十的致死率，传播速度与步行相当，持续时间大约一个月;白死病，百分之三十三的致死率，传播速度比狗跑得还快，持续时间超过一年。根据报道，城里肆虐的几乎可以肯定是红死病，虽说这种病相较来说还算温和，但在一个挤满灾民、随时可能被敌人围困的城市里，这也不是开玩笑的。抛开人道主义的考虑，百分之二十的致死率会让驻军迅速减员，根本没法儿有效防御城池。而失去了这个提供其三分之一财政收入的城市，联邦也根本没法继续承担战争所需的费用。
迫在眉睫。
另外，观点众说纷纭。一些尊贵且有信誉的权威人士认为，斯克里弗拉找到了治疗红死病的方法，但在红死病大爆发期间，尚未来得及实验便去世了。相反的观点——堪称有史以来最恶毒的揣测——斯克里弗拉毕生致力于研究红死病，并非为了治疗它，而是为了改进它。他的最终成果便是白死病，在他去世那年首次爆发。该阵营的一个分支甚至添油加醋，宣称白死病都只是一个试验版本，是经过斯克里弗拉改良、在最终版本之前的一个未完成版。而讽刺的是，斯克里弗拉发布最终版本前，便死于自己研究的瘟疫。我的工作便是检查证据，抢在瘟疫爆发以及公爵的军队围城之前，判断出藏在金鳞寺的库房里的著名瓶子，它贴着的“为了瘟疫”的标签，是否代表其能治愈瘟疫以及它的改良种。
毫无压力。
安提戈涅·斯克里弗拉出生在埃利亚的一个偏僻的村庄里，具体时间不详，盖瑟里克去世那年进入白骨修道院(当时只是一个低级的省级修道院)。在他职业生涯中某个未知的时间点，从白骨修道院搬到了箭头修道院。根据记录，他在AUC667年成为了箭头修道院的教长，但这里提及的也可能是他的表兄安提皮诺·斯克里弗拉，两人是同等级的僧侣。他于不久后的AUC682年去世。大致如此。他一生都在研究瘟疫，通过箭头医学图书馆以及金河谷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毁灭性瘟疫大爆发中的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整个过程中，他创立了我们现在所谓的科学方法——假设、探究、实验、证明、总结;奠定了现代医学炼金术的基础;确定了多血质和胆汁质的具体位置;从他的笔记中得到了治疗沼泽热和埃利亚水肿等现在已经绝迹的怪病的方法，尽管他既没时间也没意愿要将这些方法付诸实践。现如今，几十万生命应该感激斯克里弗拉，要不是他，他们早都死了。莫伊夏和布勒米亚的大多数地区将不适宜人类居住。
他的著作分两部分。科学著作——《疾病起源》《调查》《关于瘟疫》——是清醒、科学、客观的，单纯记录事实和数据、实验的结果，并谨慎地提出防范的结论。其他著作——《忧郁症》——有着完全不同的风格，从对世俗礼仪、制度惯例的辛辣讽刺，到你真的只能将其称之为真理、纯洁的种种，被他视为“糟粕”的各种激情辱骂。我不得不说，讽刺的部分要比感伤的部分更有看点，后者难免令人一头雾水。不过你要知道，他生活在矫饰主义的鼎盛阶段，口味难免有些跑偏。这么说吧，你不会为了消遣而读《忧郁症》，尽管其中一些对情欲和放荡的谩骂在哲学系一年级学生中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他可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这点我可是心知肚明。你能得出一个相对确定的结论，他对人类的现状持悲观态度。而不太确定的是，他是否相信精神或肉体上的药物可以治愈这些，或者从长计议，弃旧迎新，索性来个大换血。
就这样，我在一间牢房里，和陪伴了我一生的安提戈涅·斯克里弗拉近在咫尺，唯一的同伴是一个水钟，时刻提醒我时间紧迫。这个瓶子，开还是不开，我要做出决定。再没有人能给我提供建议或帮助了。所有有用的资料和工具都摆在我面前的桌子上，相关信息要么在我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要么就直接刻在我的大脑里。对于一个迄今做过最重要决定是穿哪一双鞋子去上学的人，这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至于我。我和安提戈涅·斯克里弗拉一样(可能吧)，是个穷人的儿子。我父亲是个园丁，我母亲在结婚前从事特种服务业。很可能，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那种消费娱乐场合。我因为歌喉而进入了银百合修道院，但六个月后便伤到了嗓子。所幸，在此之前，我已经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奖学金而进入了学院，并一直留了下来。我已经三十年没见过家人了，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健在，说真的，我也不太在意。在我看来，我习惯安心在学院里维系着一种适度功利及有效合作的生活。追根溯源，我在天性、教养和性格方面都是一个恬淡如水的人，对于学院围墙外边广阔的世界，我并没有什么抵触情绪，但话说回来，它又能为我提供些什么呢?
“我已经看过稿子了。”我告诉他们。
他们看着我，就好像狗看着自己残忍的主人——既准备好了躲避残忍的惩罚，也伺机在骨头丢过来时抢在其他狗的前边。
“怎么样?”
我花了点儿时间振作起来。颤抖到无法正常呼吸了，我不能在这种状态下解答。“毫无疑问，”我说，“斯克里弗拉找到了治疗红死病的方法，他推断出——这里我必须补充一点，他的推断相当精彩——疫病是由瘴气经过腐败发酵产生，并通过粉尘或孢子在空气中传播。他留下了详细的笔记和案例研究。在AUC670年，库诺萨地区曾经爆发过一场小规模的红死病——我可以从自己的研究中证明此事——持续的时间非常短，而且致死率非常低。我现在可以断定是斯克里弗拉控制了那场疫情，他找到了治疗方法，而且行之有效。”
短暂寂静，屋内的一切都沉浸其中。这一刻，你甚至可以听到墙板后老鼠的动静。
“所以，瓶子……”
我举起手来。“手稿里没有任何有关治疗的配方。”我说，“要么是他没有记录下来，要么是他记在了别处，遗失了。现在完全有可能，瓶子里装的是一剂灵丹妙药。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只需在离城十英里的下风向，打开瓶子，城市就能得救了。标签上不是写着‘为了瘟疫’嘛。当然，书稿里并没有提及这个瓶子。”
方丈的样子好像他已经憋了很久的气，他说道：“继续呢，我想不止这些吧?”
“更多的数据?”我摇了摇头，“不，手稿的其他部分是一连串的炼金实验和计算。这部分还没完成。我猜测，他在完成这个项目或把它记录下来之前，便已经去世了。唯一能确定这些内容的方法就是一步一步地复制实验。我估计，这需要九个月到一年的时间，然后我们才能有理有据地猜测这些实验究竟所为何事。不管怎样，它占据了斯克里弗拉的全部思想和所有精力。从AUC670年，他完成红死病治疗方法后开始，直到他去世，都未完成。”我停了下来，喘了口气，继续说道，“显而易见的是，不管它是什么，斯克里弗拉都觉得它比治疗红死病更为重要。我认为，尽管我无法确定，他认为治疗红死病只是他伟大征程上的某个阶段。换句话说，治疗只是一个中转站，绝非最后的终点。”
一个陌生人打断了我，“我知道你不确定，但你不妨猜测一下，他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我无法确定，有两种可能，而且同样证据确凿。他要么是在寻找长生不老药——我们现在将其视为一种错误的信仰，但他们那时并不这么想。他认为衰变和熵是由瘴气引起的，并非普遍存在，可以像其他疾病一样被治愈。”
“要么?”
“要么是在试图培育出一种瘟疫，一种无法治愈的完美的瘟疫。”
死一般的沉寂。然后一阵此起彼伏愤怒的叫骂，其中的绝大多数言辞和正常的科学秩序以及学术理论毫无关联，所以我也就没用心去听。过了一会儿，他们终于平静下来，有人问我：“那你打算怎么办?”
“以我现在所掌握的，我无法做出决定，必须要有更多的数据。”
方丈对我皱着眉，“哪里去找啊?已经没人可以问了。”
我从未幻想过此刻降临，“其实呢。”我沉吟道。
说得婉转点儿，在我们这一行里，招魂术是非常不招人待见的。我们告诉学生们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用信誓旦旦无从辩驳的论点解释了其原因——那是毫无科学根据的魔法。魔法并不存在，它只是愚蠢的迷信。我们是科学家，而不是魔法师。
严格来说，这不是事实。但是，在任何时候，我们只有大约六个人有必要的资质、执照和能力来完成它。况且必须通过一个大会章程进行审议，取得五分之四以上的多数人的同意，才能进行实际操作。而召开一次大会需要六个星期到三个月的时间，这取决于当时所处的月份以及道路状况;除了流程必要的费用，还需要一大笔额外开销，比如纹章费、交通费和住宿费，复印、打印五百份文件的费用，租用白十字教堂的礼堂(我们学院没有足够大的会场)。为了一件压根儿没人想做、也根本没必要去做的事，谁也不愿如此大费周章。
而且不做的理由更充分。这是一个令人恶心的诉求，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想跟它扯上关系。假设，招魂术真是可行的，那也可能它压根儿就无法实现。目前任何一本已知的图书中，都没有死者复生的案例，被科学地记录下来。这是我们不会谈论的事情之一。
大概是走了狗屎运，我恰好是那六人中的一员。我学习魔法——哦，天啊，“魔”这个词——不是因为我对那些垃圾有丝毫的兴趣，而是因为它是形而上学的一个领域，恰好与我所擅长的真正的纯粹的科学相一致。于是，我学会了——理论上学会——如何从浩瀚的深渊召唤死灵;如何把牛奶变酸;如何在海上兴起风暴;用亲吻治疗疖子;以及(上帝保佑)如何让死人复活。
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并没有实际操作过。我是科学家，不是魔法师。
镜子里那张脸眨了眨眼，一脸悲伤地注视着我，说：“你他妈谁啊?”
“无名之辈，你不认识的。”我回答道，“重要的是，你是谁?”
镜子里那张脸当然是我的，熟悉的线条和皱纹，柔软的小下巴像楼梯一样，层层叠叠。“我是安提戈涅·斯克里弗拉，”我的脸说，那些傻乎乎的特征中透出一股惊恐，“我在这里做什么，发生了什么，你对我做了什么?”
“一切尽在掌控。”我撒谎道。
“很疼。”
“这是必须的。”这次没撒谎，“你是安提戈涅·斯克里弗拉的鬼魂，我需要问你一些问题。你越快回答，就会越快结束。你就可以走了。”
他——也就是我——看起来吓得要死。“你不能这么做。”他说，“这是亵渎。”
“毫无说服力，从你嘴里说出来。”
我曾经有个弟兄，他生前是个服从命令的士兵。他告诉我，在一场肉搏战中，狰狞的对手冲向你，他尖叫着声称要杀死你。你能看到他的眼睛，你从中总能看到什么?恐惧。他和你一样，害怕得要死。
“你想要什么?”
我举起瓶子，让它出现在镜子里，我觉得这意味着他也能看到它。“这个。”我说。
“哦，那个。”
“它是做什么的?”
我的眼睛一片空白，那种呆头呆脑的表情，意味着我背地里在盘算什么。我是个差劲的骗子，“那是解药。”
“用于治疗红死病?”
“没错。”
当我还是个菜鸟的时候，其他的新人都喜欢跟我玩牌。他们总是能赢。“你说谎。”
“我为什么要说谎?”
“你想让我打开瓶子。”
“它是解药。”
我想了一会儿，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我会怎么想。“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是最完美的瘟疫。”
“不，这是解药。”
“我想，”我自言自语道，“你觉得，我在这里，招来你的魂魄，事情一定很严重。一定是爆发了严重的瘟疫，严重到不得不冒这个险。假如它是解药，那么我打开瓶子，就能救几万条生命。但是，作为史上最邪恶的人，你开发解药只是为了确保改良后的瘟疫无药可救。如果这个瓶子里真的是解药，那你最不愿意见到的便是我打开它。故而，你说它是解药，你脸上的表情出卖了你。”
你盯着我，然后大笑起来，“你确定?”
我凝视着自己的眼睛，试图从中寻得可供我踏足之所，就好像用膝盖支撑跪在软泥上。“你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人吗?”
“作为专家，你告诉我呢。”
他很痛苦。鉴于魂魄应该是虚无缥缈的，我们无从得知他因何而痛苦。但所有知情的权威人士一致认定，他正承受痛苦。因此，时间是站在我这一边的，而不是他那边。
“我不是一个残忍的人，”我说，“和你不同，我不喜欢施加痛苦。”
他咧嘴一笑，“这么做让你痛心?我对此表示怀疑。”
“彼此彼此，但我还能坚持一会儿。”
“我所在的地方，时间根本没有意义。”
“无所谓。”我往后靠了靠，双手叉腰。他没有，“就让我们放松一个小时吧，你那边天气怎么样?”
“是什么让你觉得，”他说，“我是世上最邪恶的人?”
“你治愈了红死病，却没有公开解药。你发明了白死病。”
“别开玩笑，我因白死病而死。”
我耸耸肩，“你很粗心，也很邪恶。”
“白死病是个失误，”他说道，“源于治疗的副作用。我创造了一种疫苗——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不知道。”
“这是一种改良后用于治疗这种疾病的菌株。以毒攻毒，诸如此类吧。但我早期尝试研制疫苗的一次实验失败了。适得其反，无意中培育出了一种毒性更强的菌株。我试着把它藏在瓶子里，清楚地注明了‘请勿触摸’。但某个初来乍到的菜鸟打开了它。我也因此而死。所以是的，我同意你的说法，我创造了白死病，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当然，远远不够。相信我，那不是出于恶意的。”
“对不起，”我说，“我不信。”
“凭什么?”
“我不知道。”
我鄙夷地瞪了自己一眼，“这不科学。”
“一种直觉。”我说，“基于，”我说的时候意识到，“基于一种不一致，你找到了治疗红死病的方法，但你却没有把它记录下来。故而，你的动机——”
“我当然把它记下来了。”
我先是一愣，“你记了?”
“废话，我把它命名为《治疗瘟疫》，我把它记录下来并归档存入了图书馆。”
现在，他将了我一军。理论上来说，斯克里弗拉的所有作品都存在箭头图书馆里，但相关时期的书目索引已经遗失。“你存了?”
“我当然存了。它还在那儿，没有吗?”
这里有一个疑点，索引哪儿去了，到底是什么时候丢失的。我很惭愧的承认，我不知道。虽然我明明应该注意到的。“没有，”我说，“没有你所说的那本书的任何记录。”
“哦，看在——”他似乎非常不高兴。此刻，我正在努力假设，他是一个比我强得多的骗子，但这只是假设。“这种情况，幸运的是我还记得配方。你去找纸笔来把它记下来。”
“好的。”
“好极了。现在，来吧。一份盐水龙葵，首先，它必须是百分百纯正的，戴上手套处理它，否则你手上的汗液会让它变质。再加一份……”
“我必须打断你一下。”
“你疯了吗?这就是配方。一份盐水龙葵，一份王水。把盐加到酸里，千万别搞反了，如果你不想变成瞎子的话。再来一份……”他停了下来，“你没有记。”
“我没办法确定，”你说，“你给我的配方到底是什么。”
“傻逼。”
公正的评价。记下来也无妨。“一份盐水龙葵，继续吧。”
我不停记录着。当他终于结束，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我写下的内容上。没错，乍一看，根据我对这个领域的了解，我可以判断出，这很有可能是一份治疗瘟疫的解药。事实上，它漫溢机智、灵感和才能。显而易见，它可以治疗红死病，只要稍加努力，利用它治疗白死病也并非不可能。
他正看着我，“现在，你相信了吗?”
“这个配方，”我说，“大约需要九个月的时间来准备。”
“是的，没错。那又怎样?欲速则不达，没关系的。”
“我觉得你真是太聪明了。这才是真正的解药，而瓶子里装的是新的无法治愈的瘟疫，对吧?我猜你给我解药是为了骗我打开瓶子。”
“哦，看在上帝的分儿上。”镜子里的影像跳了起来，一个愤怒且做作的动作。我也做了同样的动作，出于本能或仅仅是因为对称的吸引。我们中谁把桌上的瓶子打翻了?我真不愿意去猜。
它倒了，我看着它摔到了地上，打碎了。
我记录了整件事，你可以由此确信，那个“为了瘟疫”的瓶子，里面并没有装一种全新的无法治愈的病菌。当我目瞪口呆地看着打碎的瓶子时，他已经走了。我也因为筋疲力尽，以及精神上的巨大创伤，无力再把他召回。
桌上的一张纸记着配方，或许能治疗红死病，但肯定来不及了。因为当解药做出来的时候，整个城市早完蛋了。我放出了治疗红死病的解药，但距离城市太远了，起不到任何疗效。白费了，好嘛，白费了。
不用说。我不敢回去了。我向方丈道了歉，冗长刻板的借口，我必须去图书馆找些东西，然后便骑马向相反的方向飞驰而去。我在夜幕降临前穿过了维萨尼边境。边防警卫告诉我，我不该过去，柯蒂斯马奥尔正在闹瘟疫。我想我当时嘲笑了他。
我的朋友兼学术上的同事，在博科波黑克帮我搞到了个低级教职。而我还在这里，带着我那罪恶的智慧和一张废纸。那张以“一份盐水龙葵”开头的废纸。
如果我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人，以这种思维去思考，就会得出以下结论：我会制造一瓶解药，把它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再贴上一个合适的标签。我会用它治愈一场瘟疫，继而再公开那个无法被治愈的疾病的配方——嗯，以“一份盐水龙葵”开头，将其伪装成解药配方。在多个地方同时释放，无处不在。如果由我来设计，这就是我要做的。
他们告诉我，过去的城市，现在大多数都草木丛生。你还能看出一些广场和大道的轮廓，但大自然以惊人的速度回收自己的领地。再过十年，就只剩一片绿色了。大自然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纯洁和天真。我觉得斯克里弗拉会同意这点的。
学院及时撤离了，堪称奇迹，没有一个教员和学员染上瘟疫，也没把瘟疫带去新家。我疑心这个奇迹和那个“魔”字有关。当然，不存在什么魔法。所以，这无非是我的胡思乱想。五十万人死去，但并没有损失任何有价值的学问。所以说，一切还好。
如果我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人，我想我现在还不是，但谁知以后怎样呢。红死病和白死病，继续在中海的文明国家肆虐。前几天我听说它们已经蔓延到了蛮荒之地——阿林霍特人和诺·维伊人，都是浮云，我想，虽然这么说有些无情。人们——学者们，各种真知灼见——开始讨论死亡率达到多少，会无法复原，也就是已知文明的终结，人类的终结。到底是死掉四分之三还是三分之二，众说纷纭。我们还能恢复吗?或者说，在幸存的族群中，近亲繁殖或遗传病的缺陷能完成瘟疫所未能完成的最终一击吗?如果没有解药，现在没有解药，十年后没有解药，甚至五十年后也没有解药，那么人类还有救吗?
也许，在这里，在我手上就有解药，也许隐瞒它会让我成为有史以来最愚蠢的人。也许他告诉我的每一个字都是千真万确的。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是谎言。我已经把所有原料都摆在了桌子上，早准备好了。它们摆在那里已经五年了，酿造配方所需的炼金术也并不难。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问道：“你会怎么做?”
(小白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