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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4日

  霍莉本以为今晚又会是一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但她睡得很好,直到被手机闹钟轻柔的歌声(《奥里诺科河奔流》)叫醒。她觉得自己休息得很好,完全恢复了精神。她跪在地上,做了几个晨间的冥想姿势,然后去小小的早餐角坐下,吃了一碗燕麦片、一盒酸奶和一大杯早餐红茶。

  她一边享受这小小的幸福,一边用iPad读本地报纸。麦克雷迪中学爆炸案已经从头版掉进了国内新闻栏目(总统的白痴言行一如既往地占领了头版),这是因为案情没有新的进展。更多的受害者从医院出院;两名少年依然情况危重,其中一个是天赋出众的篮球运动员;警方声称正在追查多条线索,霍莉对此有所怀疑。没有切特·昂多夫斯基的消息,恩雅的昂扬歌声唤醒她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不是母亲,也不是舅舅,而是昂多夫斯基。她梦到了昂多夫斯基吗?也许吧,她不记得了。

  她退出本地报纸应用,打开浏览器,输入昂多夫斯基的名字。她首先得知的是他名叫查尔斯,而不是切斯特[1],他担任NBC驻匹兹堡的记者已有两年。他的报道领域很有意思地刚好押头韵:犯罪、社羣和消费者欺诈[2]。

  网上有很多他播报新闻的短视频。霍莉点开最新的一段,视频标题是“WPEN电视台欢迎切特和弗雷德归来”。昂多夫斯基走进新闻演播室,身穿一身新正装,一个年轻人跟在昂多夫斯基后面,他穿格子呢衬衫和两侧有大口袋的卡其裤。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用一波掌声欢迎他们,其中既有演播人员也有管理人员,看上去一共有四五十人。年轻男人,也就是弗雷德,咧开嘴笑了。昂多夫斯基像是被这样的掌声惊讶到了,他很快露出得体而谦逊的愉快表情,用鼓掌回敬他们。一个打扮得非常时髦的女人走上来,她大概是新闻播音员。“切特,你是我们的英雄,”她亲吻他的面颊,“弗雷德,你也是。”她没有亲吻年轻人,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佩吉,我随时都会来救你的。”昂多夫斯基说,引来了一阵大笑和又一阵掌声。视频到此结束。

  霍莉又随便挑了几段视频来看。其中一段是切特站在失火的公寓楼外面。第二段,他在一座桥上的多车事故现场。第三段,他在报道一家基督教青年会活动中心开始动工,他拿着典礼上使用的银色铁锨,配乐是“村民”乐队的名曲。第四段是在感恩节之前不久,他反复敲塞威克利镇一家所谓“疼痛诊所”的大门,手敲得生疼,也只换来了一声发闷的“不回答问题,快滚”。

  忙碌的男人,到处跑的男人,霍莉心想。这些视频里的查尔斯·“切特”·昂多夫斯基都没有那颗痦子。在水槽里洗碗的时候,霍莉对自己说,那是因为他总用化妆品遮掉痦子,只有那一次,他匆忙出镜直播的时候,痦子露了出来。何必操心这个呢?感觉像是一首烦人的流行歌曲变成了洗脑神曲。

  她起床比较早,所以有时间在出门上班前看一集《善地》。她走进放着电视的房间,拿起遥控器,站在电视前,盯着空白的屏幕。愣了一会儿之后,她放下遥控器,回到厨房。她打开iPad,找到那一段闹剧般的视频:切特·昂多夫斯基调查塞威克利镇的疼痛诊所。

  屋里的男人叫切特滚蛋后,镜头转成中景拍摄的特写,昂多夫斯基手持麦克风(WPEN的徽标显眼地面对着摄像机),满脸嘲讽的笑容。“诸位都听见了,这位自称‘疼痛医生’的斯蒂芬·穆勒拒绝回答问题,叫我们滚开。我们会走的,但我们还会回来,继续提问,直到挖出答案为止。这里是切特·昂多夫斯基,在塞威克利镇为您报道。戴维,镜头切回你那边。”

  霍莉又看了一遍,在昂多夫斯基说完“我们还会回来”之后暂停播放。他刚好把麦克风放下去了一点,因此她能看清他的嘴部。她分开两指,扩大画面,直到他的嘴部占满整个屏幕。没有痦子,她非常确定。就算用粉底遮住,她也应该能看见起伏的痕迹。

  《善地》从她的脑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WPEN电视台的网站上没有昂多夫斯基第一时间从爆炸现场发回的报道,但NBC的网站上有。她打开NBC的网站,再次分开两指,放大画面,直到切特·昂多夫斯基的嘴部占满屏幕。你猜怎么着,那根本不是个痦子。是泥土吗?她不这么认为。她觉得是毛发,也许是他忘记剃掉的一小块胡须。

  也有可能是其他东西。

  比方说没揭干净的假胡子。

  霍莉本想早点去侦探社,在佩特来之前检查自动录音机,安安静静地做点文书工作,但此刻这些想法也离开了她的脑海。她站起来,在厨房里走了两圈,心脏在胸膛里怦怦乱跳。她的想法不可能是真的,这太蠢了,可是,万一是真的呢?

  她在谷歌上搜索麦克雷迪中学爆炸案,找到快递员炸弹客的照片。她用手指扩大照片,死死地盯着那个男人的假胡子。她想到了时不时就会读到的那种案件,查到最后才发现连环纵火犯竟然是消防员,不是来自现场响应部门就是来自志愿者队伍。甚至有一本基于真人真事的罪案类图书专门描写这种人:约瑟夫·万博的《爱火之人》。她在高中时读过这本书,感觉就像一个吹牛狂在夸夸其谈。

  太疯狂了,不可能是真的。

  但霍莉不禁第一次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切特·昂多夫斯基那么快就赶到了爆炸现场?比其他记者早了……好吧,她不知道早了多久,但他肯定是最先赶到的。这一点她可以确定。

  不,等一等,她能确定吗?第一次插播突发新闻时,她没有看见其他记者在现场做直播,但她能确定吗?

  她从包里翻出手机。自从她和拉尔夫·安德森一起办那个案子之后(案件以马里斯维尔洞里的枪战告终),两个人就经常聊天,而且往往一大早就开始聊。有时候拉尔夫打电话给她,有时候她打给拉尔夫。她的手指悬在拉尔夫的号码上,但没有按下去。拉尔夫正在和妻儿享受一个计划外(但他完全有资格享受)的假期,就算他上午七点已经起床,现在也是他和家人共度的时间,他意外收获的家庭时间。她难道想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去打扰他?

  也许她可以打开计算机,自己搞清楚其中的疑问,让大脑安静下来。她毕竟曾经有过一个最优秀的老师。

  霍莉走到台式计算机前,调出几张快递员炸弹客的照片,把它们打印出来。她又挑了几张切特·昂多夫斯基的肖像照,同样打印出来。切特是新闻记者,因此网上有许多他的照片。她拿着这些照片走向厨房,在上午时分,厨房的阳光是最明亮的。她把照片摆成一个方阵,炸弹客的照片在正中央,昂多夫斯基的肖像照位于四周。她仔细研究照片,看了足足一分钟,然后她闭上眼睛,数了三十个数,睁开眼再次研究照片。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其中有失望和恼怒的成分,但最主要的还是解脱感。

  她想起和比尔的一次交谈,这次交谈后的一两个月,胰腺癌就带走了她的前警察搭档。她问比尔读不读侦探小说,比尔说他只读过迈克尔·康奈利的哈利·博斯系列和艾德·麦克班恩的87分局系列。他说这些小说基于切实的警务工作,除此之外的大多数小说都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鬼扯”。

  他对87分局系列的一段评价留在了霍莉心中:“麦克班恩说,人脸只有两个类型,那就是猪脸和狐狸脸。要是让我补充的话,有时候你会看见一个人长着马脸,但非常罕见。绝大多数人确实是猪脸或狐狸脸。”

  研究餐枱上的这些肖像照时,霍莉发现比尔的人脸理论是一条很有用的准绳。两个男人的相貌都算是过得去(用母亲的话说,就是没能帅得震碎镜子),但各有各的特点。为了方便起见,霍莉决定给快递员炸弹客起个名字,就叫他乔治好了。乔治有一张狐狸脸:狭长,薄嘴唇,下巴小而紧凑。乔治两鬓的发际线很高,黑发很短,梳理得紧贴头皮,因此显得面部更加狭长。昂多夫斯基刚好相反,他长了一张猪脸。不是让人讨厌的那种猪脸,只是在圆润和狭长中更接近圆润。他的头发呈浅棕色,与乔治相比,他的鼻子更宽,嘴唇更丰满。他的眼睛更圆,没戴眼镜,如果他近视,戴的一定是隐形眼镜。乔治的眼睛(隔着眼镜能看见的那部分)似乎眼角上斜。两人的肤色也不一样,昂多夫斯基是典型的白人,祖上多半来自波兰或匈牙利之类的地方,而炸弹客乔治的皮肤稍微有点橄榄色。最后一点,昂多夫斯基有个柯克·道格拉斯那样的裂缝下巴,乔治则没有。

  他们很可能连身高都不一样,霍莉心想,虽然没法确定。

  尽管如此,她还是从餐枱上的大口杯里拿出一支马克笔,给昂多夫斯基的一张照片添上了小胡子。她把这张照片放在乔治的监控摄像头特写旁。一切都没有改变,两者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不过……既然已经做到这一步了……

  她回到计算机前(依然身穿睡衣),开始搜索其他新闻网(ABC、FOX、CBS)外协记者的初期播报镜头。她在其中的两段视频里找到了停在背景里的WPEN电视台的转播车。在第三段视频里,她看见昂多夫斯基的摄像师正在收线缆,准备去下一个地点。他低着头,但霍莉还是认出了他,因为他穿着那条有两个大口袋的宽松卡其裤。他正是那段欢迎归来视频里的弗雷德。这段视频里没有昂多夫斯基,他很可能已经去帮忙搜寻受害者了。

  她重新打开谷歌,找到另一个很可能派了记者去现场的电视台,那是一个独立电视台。她在搜索引擎里输入“WPIT突发新闻麦克雷迪中学”,找到了一段视频,现场记者是个年轻女人,看上去顶多高中刚毕业。她站在巨大的金属松果和闪烁的圣诞彩灯旁播报新闻,所属电视台的转播车出现在画面里,停在岔路边的一辆斯巴鲁轿车背后。

  年轻的记者显然惊魂未定,说话磕磕巴巴,凭着这个笨拙的报道工作,她绝对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大型电视台雇用(甚至注意到),但霍莉没精力在乎这些了。年轻女记者的摄像师放大镜头,对准学校受损的外墙,拍摄急救人员、警察和年长民众挖掘废墟和抬担架的画面,她瞅见了(这是比尔的常用词)切特·昂多夫斯基。他像狗一样弯着腰刨地,把砖块和折断的木板从分开的双腿之间向后扔。他手上的划伤是真的。

  “他是第一个赶到的,”霍莉说,“也许没有最早赶到的紧急响应人员那么早,但比其他电视台的人都要早——”

  她的手机响了。手机还在卧室里,因此她用计算机接电话,多亏了杰罗姆在某次到访时帮忙安装的应用程序。

  “你在路上了吗?”佩特问。

  “去哪儿?”霍莉真的被问住了。她觉得自己像是从梦中突然惊醒一样。

  “图米的福特经销店,”他说,“你不会真的忘了吧?霍莉,这可不像你。”

  确实不像她,但她真的忘了。汤姆·图米,一家汽车经销店的老板,他很确定手下的明星销售员迪克·埃利斯在瞒报销售额,也许是为了养他的小情妇,也许是为了毒瘾。(“他不停地吸鼻子,”图米说,“声称是因为空调开得太冷了。在12月?少唬我了。”)今天是埃利斯的休息日,霍莉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检查一下数字,核对账目,看看其中有没有蹊跷。

  她可以找个借口搪塞佩特,但找借口等于撒谎,她从不撒谎——好吧,除非万不得已。“我确实忘了,对不起。”

  “要我先过去吗?”

  “不用了。”假如账目能够支持图米的怀疑,那么佩特晚些时候就必须去找埃利斯对质。佩特当过警察,擅长这种事,霍莉就不怎么行了。“转告图米先生,我请他吃午饭,随便吃什么都行,侦探社买单。”

  “好的,但他肯定会挑个很贵的地方。”佩特暂停片刻,“霍莉,你是不是在查什么事情?”

  她在查吗?她为什么立马就想到了拉尔夫·安德森?她的潜意识是不是已经有了推论?

  “霍莉?你能听见吗?”

  “能,”她说,“我在,只是睡过头了。”

  唉,终于还是撒谎了。

  2霍莉飞快地冲了个澡,穿上一身能让她这片叶子消失在树林里的商务装。切特·昂多夫斯基一直在她的脑海里盘旋,这时她想到,也许她有办法回答死缠着她不放的那个重要问题,于是她回到计算机前,打开脸书。她找不到切特·昂多夫斯基的脸书账号,ins上也没有他。对一名电视人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举动,他们通常热爱社交媒体。

  霍莉又试了试推特,啊哈,找到了:切特·昂多夫斯基,@condowsky1。

  校园爆炸案发生于下午两点十九分。一个多小时以后,昂多夫斯基发了他在现场的第一条推文,霍莉并不惊讶:condowsky1一直在忙。这条推文的内容是:麦克雷迪中学,可怕的悲剧。目前已有十五人遇难,也许还会更多。祈祷吧,匹兹堡,祈祷吧。写得令人心碎,但霍莉的心没有碎。她早已厌倦了这些“心碎与祈祷”的废话,也许因为这种话显得非常敷衍了事,更有可能因为她对昂多夫斯基在灾难过后发的推文不感兴趣。她在寻找的不是这种内容。

  她成了一名时间旅行者,按照昂多夫斯基的发推历史向前回溯。爆炸案发生前,一点四十六分,昂多夫斯基发了一张怀旧餐车的照片,前景是个停车场,餐车窗口的霓虹灯写着“咱们这儿有家常菜,看着真不错!”。昂多夫斯基的推文附在照片底下:去伊登前刚好有空,在克劳森餐车这儿喝杯咖啡吃个派。今晚六点,WPEN电视台,记得看我报道全世界最大的车库特卖会!

  霍莉搜索“克劳森餐车”,发现它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皮尔村。她继续在谷歌上搜索(她心想,不知道以前没有谷歌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发现皮尔村离松树镇和麦克雷迪中学还不到十五英里。这就解释了他和摄像师为什么能最先赶到现场。他正要去一个名叫伊登的地方,报道全世界最大的车库特卖会。她再次搜索,发现伊登镇位于皮尔村以北十英里处,与去松树镇的距离相仿。他只是凑巧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至少是正确的地点附近)。

  另一方面,她很确定当地警方(还有ATF的调查人员)已经盘问过昂多夫斯基和摄像师弗雷德很多次了,警察会问他们为什么会来得这么是时候。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怀疑这两个人,只是因为在发生了多人伤亡的爆炸案之后,当局必须排查一切可能性。

  她的手机在手提包里放着,她拿出手机,打给汤姆·图米,问他现在还来不来得及去经销店核对数字。也许她还可以看一眼被怀疑的销售员的计算机?

  “当然可以,”图米对她说,“但我现在一门心思只想去德玛西奥餐厅吃午饭,他们的意大利宽面那叫一个绝妙。咱们说好了的,对吧?”“那还用说。”霍莉答道。想到事后要填的报销单,她不禁在内心哀叹——德玛西奥餐厅可不便宜。出门的时候,她对自己说,这就是向佩特撒谎的惩罚。撒谎是个很容易滑下去的陡坡,一个谎往往会带来另外两个谎。

  3汤姆·图米把餐巾别在衬衫领口,狼吞虎咽地吃意大利宽面,他一边吃一边吸溜,吃完又要了一大份混合坚果奶油布丁。霍莉吃了份开胃菜,没要甜点,随即喝起了无咖啡因咖啡(上午八点过后她就不碰咖啡因了)。

  “你应该要个甜点的,”图米说,“咱们这是在庆祝。你给我省了很大一笔钱。”

  “不能归功于我一个人,”霍莉说,“是侦探社的成员合力做到的。佩特会让埃利斯坦白,埃利斯至少会归还一部分钱,你这事情就算是了结了。”

  “正是如此!所以你还在犹豫什么,”他哄骗道,销售似乎是他的下意识反应,“来点甜食吧,犒劳一下自己。”就好像她才是那个刚刚得知手下有员工舞弊的老板。

  霍莉摇摇头,说她吃饱了。尽管燕麦片已经吃下去几个小时,她坐下吃午饭的时候却一点也不饿。她一次又一次地想到切特·昂多夫斯基,他成了她的洗脑神曲。

  “看来你很注意体形,对吧?”

  “是啊。”霍莉说,这倒不完全是撒谎。她很注重热量摄入,至于体形就交给身体自己去处理了。但她注重体形并不是为了取悦任何人,图米先生倒是应该注重一下他的体形了,他在用叉子和调羹给自己挖坟墓,不过她没什么立场去告诫他。

  “要是你想起诉埃利斯先生,那你就该让律师和法务会计介入了,”她说,“我查到的数字在法庭上效力不足。”

  “我知道。”图米聚精会神地进攻奶油布丁。他吃完剩下的那些,终于抬起了头。“霍莉,我不明白,我以为你今天应该很高兴才对。你逮住了一个坏家伙。”

  那个销售员心肠坏不坏,要取决于他为什么偷老板的钱,但这就不是霍莉关心的问题了。她对图米笑了笑,比尔在世时曾说这是她的蒙娜莉萨微笑。

  “你有什么心事吗?”图米问,“另一个案子?”

  “没有。”霍莉答道,她没有撒谎,不算真的撒谎,麦克雷迪中学爆炸案不关她的事。用杰罗姆的话说,和她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那个不是痦子的痦子就是不肯离开她的脑海,除了最初让霍莉产生怀疑的这个小细节,切特·昂多夫斯基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个体面人。

  她示意侍者结账,心想:肯定有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只是你没想到而已。别管了。

  就放手吧。

  4回到侦探社的时候,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佩特在她的计算机上留了张字条:有人在湖边的一家酒吧里看见了拉特纳,我过去看看,需要我帮忙就打电话。赫伯特·拉特纳是个弃保潜逃的罪犯,相关案件众多,还有一长串开庭时不出现的记录。霍莉在心里祝佩特好运。她开始整理档案,她和杰罗姆(在他有空的时候)一直在把他们的档案上传到计算机。她以为忙起来就能不去想昂多夫斯基了,但她做不到。十五分钟后,她放弃抵抗,打开推特。

  好奇害死猫,她心想,但满足感会让猫返回现场。就让我再查一件小事,然后我就去认真干我的苦活儿。

  她找到昂多夫斯基关于餐车的那条推文。先前她关注的是文字,此刻她仔细研究那张照片。一辆银色的怀旧餐车,窗口挂着可爱的霓虹灯,前景是停车场。停车场只停了一半,但她没有在其中找到WPEN电视台的转播车。

  “也许停在餐车背后了。”她说。或许是真的,她不可能知道餐车背后有没有更多的空地,然而餐车前有这么多可用的车位,离门口又只有几步路,为什么要把车停到后面去呢?

  她正要关闭推特,却忽然停下了。她向前俯身,鼻尖几乎贴上屏幕。她瞪大了眼睛,满足感充满了她的心灵,就像是终于想到了能完成填字游戏的单词,就像是总算把一块特别讨厌的拼图放进了正确的位置,看到了整体的画面。

  她选中昂多夫斯基的餐车照片,把它拉到一旁,又找到那个年轻而笨拙的记者站在巨型松果旁播报新闻的视频。比起WPEN电视台的转播车,独立电视台的厢式车更旧也更寒酸。这辆厢式车停在岔路边上,在它前面,也就是距离画面更近的位置,是一辆森林绿的斯巴鲁轿车,由此可以肯定那辆斯巴鲁先到现场,否则两者的位置就会完全相反。霍莉暂停播放,尽可能放大餐车的照片:没错,停车场里有一辆森林绿的斯巴鲁。这并不是决定性的证据,因为公路上有很多斯巴鲁开来开去,但霍莉知道她已经可以确定了。这就是同一辆车,昂多夫斯基的车。他把车停在岔路边上,飞快地跑向爆炸地点。

  她深深地陷入思考,这时手机忽然响了,吓得她惊叫了一声。是杰罗姆打来的,他问有没有走丢的狗需要他去找,走丢的孩子也行——他说他准备好了,可以顺着梯子向上爬一级了。

  “没有,”她说,“但你能不能……”

  她停下了,没有问他能不能帮忙调查WPEN电视台的摄像师弗雷德,比方说装成博主或杂志写手去问一问。她可以自己调查弗雷德,用她值得信赖的计算机就行。还有别的原因:她不希望杰罗姆卷入这件事。她不愿意让自己去想为什么,但这个情绪很强烈。

  “能不能什么?”他问。

  “我想问你能不能去湖边的酒吧转一圈,帮忙找——”

  “我就喜欢去兜酒吧,”杰罗姆说,“爱死了。”

  “我知道你喜欢,但我想请你去找佩特,而不是喝啤酒。去问问他需不需要帮助,他在找一个弃保潜逃的男人。那家伙叫赫伯特·拉特纳,白人,五十来岁——”

  “颈部有文身,图案好像是一只鹰,”杰罗姆说,“霍莉莓莉,我看见公告牌上的照片了。”

  “他不是暴力型罪犯,但你还是要当心一点。见到他就联系佩特,别一个人去找他。”

  “懂了,懂了。”杰罗姆听上去很兴奋,这是他第一次去抓真正的罪犯。

  “杰罗姆,千万当心一点。”她忍不住要重复这句话。要是杰罗姆出了意外,她会彻底崩溃的。“还有,不许再叫我霍莉莓莉了。你这是在挑战我的底线。”

  他保证不会再叫了,但霍莉觉得他并不是认真的。

  霍莉的注意力回到计算机上,视线在两辆森林绿的斯巴鲁轿车之间扫来扫去。没有任何意义,她对自己说,你会这么想,只是因为你在得克萨斯遭遇的那些事,比尔会说这是蓝色福特综合征。他会说,假如你买了一辆蓝色福特,你就会突然发现到处都是蓝色福特。但这并不是一辆蓝色福特,而是绿色斯巴鲁,她无法停止脑子里的这些念头。

  那天下午没有约翰·劳可看。离开侦探社的时候,她已经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并为此心烦意乱。

  5回到家里,霍莉给自己做了一顿简单的晚饭,十五分钟后,她已经忘记了自己吃的是什么。她打电话给母亲,问母亲有没有去看过亨利舅舅,夏洛特说她去了,霍莉问他怎么样。夏洛特说他很迷糊,但似乎正在渐渐适应环境。霍莉不确定她说的是不是真的,因为母亲很擅长颠覆她的世界观,直到她眼中的世界变成母亲想要的样子。

  “他想见你。”夏洛特说。霍莉保证她一有空就去探望舅舅,也许这个周末就去。她知道舅舅会管她叫珍妮,因为他想见到的是珍妮。他最喜欢的也是珍妮,而且永远都会是她,尽管珍妮已经去世六年了。她不是在自怜,只是在陈述事实。你必须接受事实。

  “必须接受事实,”她说,“无论喜不喜欢,都必须接受。”

  想着这些事,她拿起手机,几乎就要打给拉尔夫了,但她再次阻止了自己。为什么要毁掉他度假的兴致呢?他们在得克萨斯州买了一辆蓝色福特,随后她觉得大街上到处都是蓝色福特——就因为这种小事吗?

  这时她意识到,她不需要和他交谈,至少不需要直接交谈。她拿起手机,取出一瓶姜汁汽水,走进电视室。电视室的一面墙摆满了书,另一面则是影碟,书和影碟都按标题的字母顺序排列。她坐进舒适的观影椅,没有打开大屏幕的三星电视,而是点开了手机的录音应用。她盯着屏幕看了几秒钟,按下红色按钮。

  你好,拉尔夫,是我。这段话是我在12月14日录制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听到,因为假如我只是在胡思乱想——而且多半如此,那么我就会删掉录音。但是把心里的话大声说出来能够,呃,帮我整理思路。

  她暂停录音,思考该从何说起。

  我知道你肯定记得岩洞里的事情,我们终于和局外人直接对峙。他没想到自己会被人发现,对吧?他问我为什么有勇气相信真相。是布拉迪让我做到的,布拉迪·哈茨菲尔德,但局外人不知道布拉迪的事情,他问我是不是曾经在别处见过他的同类。你记得他问这句话时的表情和语气吗?我记得。他的神情里不仅有渴望,还有贪婪。他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我也这么认为,我猜咱们都这么认为。但是,拉尔夫,我开始怀疑他会不会真的还有同类。不是一模一样的那种同类,而是有所类似的那种同类,就像狗和狼那样。也许这一切只是我的老朋友比尔·霍奇斯所说的蓝色福特综合征,但要是我没猜错,那么我就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了。是不是这样?

  她听上去痛苦而迷惘。她再次暂停录音,考虑要不要删掉这个文件,最后决定不删。痛苦和迷惘正是她此刻的感受,另外,拉尔夫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听见这段话。

  她继续说下去。

  咱们那个局外人需要时间才能变形。他必须休眠一段时间,几周或几个月,才能从像是某个人变成像是另一个人。在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间,他用过一连串的面目,但现在这个人……要是我没猜错,他能更迅速地变身。我很难相信这一点,这就有点讽刺了。你还记得咱们去找那个犯人的前一天晚上我说的话吗?我说你必须抛开一辈子秉持的现实观念,其他人相不相信无所谓,但你必须相信。我说要是你不相信,咱们就很可能会死,局外人会继续逍遥法外,换上其他人的面容,杀害更多的孩子,还会让其他人替他承受罪责。

  她摇摇头,甚至笑了一声。

  我就像奋兴派的牧师,正在劝说非信徒皈依基督,对不对?但这次不想相信的人是我。我对自己说,霍莉·吉布尼,你只是在疑神疑鬼,看见个黑影就跳起来三尺高,在比尔·霍奇斯还没出现,还没有教你勇敢起来的时候,你也是这个样子。

  霍莉深呼吸了一次。

  我担心的那个人名叫查尔斯·昂多夫斯基,不过人人都叫他切特。他是一名电视记者,报道范围是所谓3C:犯罪、社羣和消费者欺诈。他报道小区事务,例如动工仪式和全世界最大的车库特卖会,也报道消费者欺诈——他那个台的晚间新闻甚至有个栏目就叫《切特出警》。但他主要报道的是犯罪和灾难,也就是说,悲剧、死亡和苦难。假如这些还没有让你想到那个局外人,那个杀死了弗林特市的一名少年和俄亥俄州的两名少女的局外人,那么我会非常惊讶的,说是震惊都行。

  她暂停录音,喝了一大口姜汁汽水(她的喉咙干得像沙漠),打了个有回声的大嗝。她不由得哧哧地笑了起来。她觉得好一些了,于是按下录音按钮,开始报告案情。她调查每一个案件时都会这么做,无论是追讨钱款、找狗还是汽车销售员这儿私藏六百美元那儿揩油八百美元。这么做很好,就像是在给一个红肿的伤口消毒,这个伤口尽管症状轻微,但还是很烦人。

  注释

  [1] 两者均为“切特”的全称。

  [2] 这三个词在英语里都以字母c开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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