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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8日至9日

  1松树镇是个离匹兹堡市不远的小镇。尽管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以农业为主,但松树镇有个相当蓬勃兴旺的商业区,总居住人口接近四万。进入这个镇的边界时,你会经过一个巨大的铜像,这东西有多少文化价值恐怕有待商榷,但居民们都非常喜欢它。根据铜像前的标牌,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松果!”。铜像旁有一块停车区,供想要野餐和拍照的人们使用。来来往往的人不在少数,有些人会让孩子站在松果的苞鳞上。(松果旁有块小牌子,上面写着“体重超过五十磅[1]的儿童请勿登上松果,谢谢”。)今天天气太冷,不适合野餐,因为是冬季,所以移动厕所也被运走了,只剩下这座文化价值有待商榷的铜像,上面装点着一闪一闪的圣诞彩灯。

  过了巨型松果没多远,就在代表着松树镇商业区起始处的第一个红绿灯旁边,坐落着阿尔贝·麦克雷迪中学。近五百名学生在这里上七到九年级,教师罢工没有波及此处。

  8日上午九点三刻,一辆宾州速运的送货卡车开上了中学的环形车道。送货员走下车,在卡车前站了一两分钟,查看他的写字板。他把眼镜顺着狭长的鼻梁向上推了推,捋了一下小胡子,接着他绕到车厢背后,从车厢里翻出一个四四方方的包裹。这个包裹的长宽高都是三英尺左右,他抱着包裹的样子颇为轻松,因此它显然不会太重。

  学校门口有个警告牌,写着“外来访客未经允许不得进入校园”。司机按下警告牌底下的通话器按钮,学校干事凯勒夫人问他有何贵干。

  “有个包裹要送给……”他低头去看标签,“好家伙,看着像拉丁文。送给Nemo……Nemo Impune……还是Impuny……”

  凯勒夫人帮了他一把。“是Nemo Me Impune Lacessit协会吗?”

  视频监视器上,送货员似乎松了一口气。“应该是吧,反正最后一个词肯定是‘协会’。这是什么意思?”

  “进来说话吧。”

  凯勒夫人笑呵呵地看着送货员走过金属探测器,进入教职工办公室,把包裹放在台子上。包裹上贴满了贴纸,有几张是圣诞树、冬青树和圣诞老人,但更多的是吹风笛的苏格兰男人,他们穿着花格呢裙,戴着黑卫士兵团帽。

  “所以,”他取下腰带上的扫描设备,对准地址卷标,“Nemo Me Impune Lacessit是什么意思?”

  “苏格兰国训,”她说,“意思是‘犯我者必受惩’。格里斯沃尔德先生的国际政治课在苏格兰有个结对学校,离爱丁堡不远。两边用电子邮件和脸书沟通,互相发照片和各种东西。苏格兰的孩子们支持匹兹堡海盗队,我们的孩子们支持巴基足球俱乐部,国际政治课的学生在油管上看比赛。自称Nemo Me Impune Lacessit协会多半是格里斯沃尔德的点子。”她看了一眼卷标上的回邮地址,“没错,伦希尔中学,就是他们。海关戳什么的都有。”

  “肯定是圣诞礼物,”送货员说,“我敢保证。你看这儿。”他抬起箱子,箱底写着“12月18日前请勿打开”。这句话仔仔细细打印在一张纸上,左右两侧分别用一张吹风笛的苏格兰人贴纸贴住。

  凯勒夫人点点头。“那是圣诞假期前的最后一个上学日。天哪,希望格里斯沃尔德的学生也给他们寄了东西。”

  “你觉得苏格兰孩子会寄什么礼物给美国孩子?”

  她哈哈一笑。“希望别是哈吉斯就行。”

  “那是什么?也是拉丁词语吗?”

  “羊心布丁,”凯勒夫人说,“里面还有羊肝和羊肺。我丈夫带我去过苏格兰,庆祝我们结婚十周年,所以我才知道的。”

  送货员做个鬼脸,逗得凯勒夫人又笑了一会儿,他请凯勒夫人在扫描设备的小屏幕上签字。她签完字,送货员祝她日安和圣诞快乐,她也以同样的话祝福他。送货员离开后,凯勒夫人叫住一个正在闲逛的孩子(他未经许可溜出教室,但凯勒夫人饶过了他这一次),让他把包裹送到学校图书室和一楼教职员休息室之间的储藏室去。午餐休息的时候,她告诉格里斯沃尔德先生说早上收到了一个寄给他的包裹,他说等三点半放学后,他会把包裹拿到他的教室去。假如他中午就把包裹拿了过去,那么伤亡肯定会更加惨重。

  伦希尔中学的美国俱乐部没有寄圣诞包裹给阿尔贝·麦克雷迪中学的孩子,宾州速运公司也是一家子虚乌有的公司。那辆卡车是感恩节后不久在一家商场的停车场失窃的,后来被发现时已被遗弃。凯勒夫人十分自责,因为她未能注意到送货员没有佩戴姓名牌,他把扫描设备对准地址卷标时,设备也没有像联合包裹服务公司或联邦快递公司的设备那样发出嘀嘀声,因为那是个假货。海关戳同样是伪造的。

  警察对她说,任何人都会看漏这些小细节,她不需要太过愧疚,但她依然觉得责任在自己身上。学校的安保设施——监控摄像头、学校上课时上锁的大门、金属探测器——很完美,但它们毕竟是机器。而她是(或者说,她曾经是)这一系统中的人力构件,是看守大门的警卫,而她辜负了学校,也辜负了孩子们。

  凯勒夫人觉得失去一条手臂只是赎罪的起点。

  2两点四十五分,霍莉·吉布尼在为永远能让她感到高兴的一个小时做准备。说她品位低劣也行,但她很享受工作日里这六十分钟的看电视时间,并且会尽量确保先到先得侦探社(侦探社刚刚换了个舒适的新地点:市中心弗雷德里克大厦的五楼)从三点到四点不接待客人。她是老板——她到现在还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因此这一点不难做到。

  今天,佩特·亨特利(比尔·霍奇斯去世后,佩特成了她的搭档)出去了,他需要在全城所有的无家可归者庇护所里面寻找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杰罗姆·罗宾逊从哈佛休学了一年,正在努力把一篇四十页的社会学论文写成一本他希望能出版的书,他也在为先到先得侦探社做事,不过只是兼职。今天下午他正在城市南边寻找一条被偷的金毛寻回犬[2],这条狗名叫幸运,主人不肯付高达一万美元的赎金,因此它可能被遗弃在了扬斯敦、阿克伦或坎顿的某个猫狗收容所里。当然了,这条狗也可能正在俄亥俄州的乡间自由飞奔(或者已经遇害),但他觉得概率不大。狗的名字是个好兆头,霍莉这么对杰罗姆说。她觉得很有希望。

  “你有霍莉希望[3]。”杰罗姆笑嘻嘻地说。

  “说得好,”她答道,“所以快去吧,杰罗姆,快去把狗找回来。”

  直到今天打烊,应该都不会有人来打扰她了,但她真正在乎的是从三点到四点的那一个小时。她给安德鲁·爱德华兹写了一封一本正经的电子邮件,边写边看着挂钟。这位客户担心他的合作伙伴企图私藏资产,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但先到先得侦探社干了活儿,需要收取报酬。“这是我们第三次催账了,”霍莉写道,“请付清余额,以免我们将事情交给收款机构办理。”

  霍莉发现,写信时用“我们的”和“我们”这类词语,要比用“我的”和“我”听起来更有力量感。她最近在磨炼这方面的技能,然而正如她祖父会说的那样,“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费城也不是”。

  她嗖的一声发出邮件,然后关掉计算机,望向挂钟:三点差七分。她走过去,拉开小冰箱,取出一罐百事轻怡,把可乐放在事务所定制的一个杯垫上(上面写着:您的遗失之物,我们负责找回,包您心满意足),打开办公桌左边最顶上的抽屉。抽屉里的一堆废纸底下埋着一袋小块装士力架。她取出六小块,每块对应节目中的一次广告间歇时间,她剥掉糖纸,把它们摆成一排。

  三点差五分,她打开电视,调成静音。莫里·波维奇正踱来踱去,撩拨演播室里的观众。也许她的品位确实低劣,但还没低劣到会喜欢莫里的地步。她想吃一块士力架,但命令自己等一等。就在她恭贺自己意志超羣的时候,她忽然听见了电梯的声音,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肯定是佩特,杰罗姆在遥远的城市南边呢。

  没错,正是佩特,他笑嘻嘻的。“哎,快乐的一天哟,”他说,“终于有人叫阿尔派个维修工——”

  “不是阿尔,”霍莉说,“是杰罗姆和我解决的,只是个小故障而已。”

  “这要怎么——”

  “牵涉到一点小小的黑客工作。”她边说边盯着挂钟:三点差三分。“是杰罗姆修好的,不过我也能行,”诚实再次占了上风,“至少我这么认为。你找到那个女孩了吗?”

  佩特对她竖起两个大拇指。“在日出庇护所找到啦,这是我的第一站。她想回家,真是不错。她打电话给她老妈,她老妈会来接她的。”“你确定吗?她会不会在骗你?”

  “我看着她打电话的,还看见了她的眼泪。这是个好结局,霍莉,只要她老妈别像那个爱德华兹一样赖账就行。”

  “爱德华兹会付钱的,”她说,“我有信心。”电视屏幕上,一瓶蹦来蹦去的拉肚子药取代了莫里,在霍莉看来,这算是进步显著。“好了,佩特,安静点。再过一分钟节目就要开始了。”

  “上帝啊,你还在看那家伙呢?”

  霍莉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欢迎你和我一起看,佩特,但假如你企图用冷嘲热讽影响我的心情,那你就得离我远点了。”

  说话要果断,艾丽·温特斯喜欢这么对她说,艾丽是她的心理医生。霍莉去看过另一名心理医生,不过就去了几次,那位先生名叫卡尔·莫顿,写过三本书和许多论文。她去找莫顿医生,不是为了跟他谈从青春期就困扰着她的那些魔鬼,而是想谈一谈更近期的另一些魔鬼。

  “不冷嘲热讽,收到,”佩特说,“哎,我还是不敢相信,你和杰罗姆居然没联系阿尔,自己就把电梯修好了。就这么说吧,你们这是一把抓住了牛角。霍莉,了不起。”

  “我只是想活得更果断一些。”

  “你做到了。冰箱里还有可乐吗?”

  “只有轻怡。”

  “哕。那东西味道像——”

  “安静。”

  三点整,她取消静音,节目的主题曲刚好响起:由博比·福勒四重唱演唱的《我与法律争斗》。屏幕上出现一个法庭。旁听人员跟着音乐一起拍巴掌,这些人其实是演播室里的观众,就像莫里的那些托儿一样,但没那么闹腾。画外音吟诵道:“你要是坏蛋就躲远点,因为约翰·劳[4]在主持法庭!”

  “全体起立!”法警乔治大声说。

  旁听人员全体起立,继续拍巴掌,晃动身体,约翰·劳法官走出议事室。他身高六英尺六英寸(霍莉从《人物》杂志上读到了这条信息,她把杂志藏得比士力架还要隐蔽),光头活像一颗魔力黑八球……不过他的肤色更接近深巧克力色,而不是黑色。他穿一身宽松的长袍,跳着摇摆舞走向法官席,长袍前后甩动。他抓起木槌,小臂像钟表的节拍器似的左右摆动,还咧开嘴露出满口白牙。

  “哎呀我亲爱的耶稣坐在机动轮椅上。”佩特嘟囔道。

  霍莉狠狠瞪了他一眼。佩特用一只手捂住嘴,摆了摆另一只手表示投降。

  “坐下,坐下。”劳法官说,旁听人员一起坐下。劳法官的真名是杰拉尔德·劳森,这同样是霍莉从《人物》杂志上读到的,她觉得了解这些信息就足够了。霍莉喜欢约翰·劳是因为他更加直爽,不像朱迪法官那样尖酸刻薄,惹人反感。他擅长直击要害,就像比尔·霍奇斯生前那样……不过约翰·劳法官并不是比尔的替代品,这不仅仅因为他只是电视节目里的虚构角色。比尔去世已经好几年了,但霍莉依然很想念他。她现在的生活,她拥有的一切,都多亏了比尔。没有人能和他相提并论,尽管拉尔夫·安德森(她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警探朋友)还算接近。

  “老乔啊,我另一个老妈生的兄弟,咱们今天审什么案子?”旁听人员欢快地大笑,“民事还是刑事?”

  霍莉知道,一名法官不太可能既审民事案件又审刑事案件,也不可能每天下午都有新案件,但她不在乎。节目里的案子总是很有意思。

  “民事案件,法官大人,”法警乔治说,“原告是罗达·丹尼尔斯夫人,被告是她的前夫理查德德·丹尼尔斯。诉讼内容是家养狗‘坏小子’的监护权。”

  “狗的案子,”佩特说,“还真是合咱们的胃口。”

  劳法官拄着他超级长的木槌说:“老乔,我的好兄弟,坏小子在法庭上吗?”

  “法官大人,它在一间拘留室里。”

  “非常好,非常好。它叫坏小子,请问它咬人吗?”

  “根据警卫的说法,劳法官,它似乎非常亲人。”

  “太好了。来,咱们听听原告有什么想说的。”

  这时,扮演罗达·丹尼尔斯的演员走进法庭。霍莉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原告和被告会在法官出来前就座,但节目要的是戏剧性效果。丹尼尔斯夫人身穿过紧的裙装和过高的高跟鞋,扭着屁股沿中央通道向前走。这时画外音说:“休息一分钟,劳法官的法庭马上就回来。”

  人寿保险的广告开始播放,霍莉把第一块士力架塞进嘴里。

  “好像没有我的份,对吧?”佩特问。

  “你不是在节食减肥吗?”

  “每天这个时候我的血糖就偏低。”

  霍莉不情愿地拉开抽屉,但她还没碰到士力架的袋子,担心该怎么支付先夫丧葬费的老太太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图,上面只有四个大字:突发新闻。莱斯特·霍尔特随即出现在屏幕上,霍莉立刻就知道出大事了。莱斯特·霍尔特是电视台的大牌播音员。千万别是9·11重演,每次碰到这种情况她都会这么想,上帝啊,别是9·11重演,更别是核袭击。

  莱斯特说:“我们打断节目的正常播放,是为了向您通报一则最新消息。在宾夕法尼亚州松树镇,一所中学发生一起大规模爆炸事故,该镇位于匹兹堡市区东南方向约四十英里处。据称现场伤亡惨重,其中以儿童为主。”

  “我的上帝啊。”霍莉说。她抬起抽屉里的手,捂住嘴巴。

  “这些消息尚未得到证实。我认为……”莱斯特用一只手按住耳朵,听了一会儿,“好的,知道了。我们在匹兹堡市的外联记者切特·昂多夫斯基已经赶到现场。切特,能听见吗?”

  “能,”一个声音说,“莱斯特,我能听见。”

  “切特,你有什么能告诉我们的?”

  画面从莱斯特·霍尔特切换成一个中年男人,霍莉觉得这是一张典型的地方新闻人员的脸:不够英俊,无法成为吸引大众市场的播音员,但还算拿得出手。他的领带结打歪了,也没用化妆品遮住嘴角的痦子,头发乱糟糟的,就好像匆忙得连梳头的时间都没有了。

  “他站在什么东西旁边?”佩特问。

  “不知道,”霍莉说,“安静。”

  “好像是个巨大的松果——”

  “安静!”霍莉根本不在乎什么巨大的松果,也不在乎切特·昂多夫斯基的痦子和满头乱发,她的注意力全放在从播音员背后呼啸开过的两辆救护车上。这两辆车简直是前保险杠贴着后保险杠,警灯闪烁。伤亡,她心想,伤亡惨重,以儿童为主。

  “莱斯特,我能告诉你的只有已经基本证实的消息:阿尔贝·麦克雷迪中学至少有十七人遇难,还有更多人受伤。消息来自县警察局的一名警员,他要求不透露姓名。爆炸装置有可能位于主办公室内,也可能位于与之相邻的储藏室。请看这里……”

  他用手指指向某处,镜头跟着转了过去。画面刚开始有点模糊,但随着摄像师停下并拉近镜头,霍莉看见建筑物的侧墙上被炸出了一个大洞。砖块以扇形散落在草坪上。她(和另外几百万名观众一起)望着这一幕,一个穿黄马甲的男人钻出墙洞,怀里抱着什么东西。一个穿运动鞋的小小身影。不,只穿着一只运动鞋,另一只显然在爆炸时被炸飞了。

  画面转回播音员,他正在拉直领带。“县警局无疑很快就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但目前向大众告知情况不是他们的工作重点。学生家长开始聚集……女士?女士,能占用您一分钟时间吗?我是切特·昂多夫斯基,WPEN电视台,11频道。”

  进入镜头的女人体重明显超标,她匆匆赶来,没穿外套,印花家居服像土耳其长袍似的在风中飘飞。她脸色惨白,只有面颊上有两团红晕,她的头发非常凌乱,昂多夫斯基的乱发相比之下都算是整齐了,她浑圆的面颊上泪光闪烁。

  他们不该播这个画面的,霍莉心想,我也不该看的。但他们真的在播,而我也正在看。

  “夫人,你的孩子在阿尔贝·麦克雷迪中学吗?”

  “我的儿子和女儿都在,”她抓住昂多夫斯基的胳膊,“他们没事吧?先生,你知道吗?艾琳·弗农和戴维·弗农。戴维上七年级,艾琳上九年级,她的小名叫迪妮。他们好不好,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弗农夫人,”昂多夫斯基说,“我觉得你应该找警员问一问,他们正在设置路障。”

  “谢谢你,先生,谢谢。请为我的孩子祈祷!”

  “我会的。”昂多夫斯基对着她匆匆离去的背影说。这个女人要是能熬过今天而不发心脏病就算是幸运了……但霍莉觉得,她现在最不在乎的大概就是自己的心脏了。此时此刻,她心里只有戴维和艾琳,小名迪妮的艾琳。

  昂多夫斯基转向镜头。“美国所有民众都会为弗农家的两个孩子祈祷,同时也为阿尔贝·麦克雷迪中学今天到校的每一个学生祈祷。我目前掌握的情况很少,但很快就会得到更多的消息。目前已知爆炸发生于两点十五分左右,也就是一小时前,爆炸相当剧烈,震碎了一英里外的窗户。玻璃……弗雷德,你能拍一下那个松果吗?”

  “看,我就觉得那是个松果。”佩特说。他探出身子,眼睛都快贴到电视屏幕上去了。

  摄像师弗雷德转动镜头,霍莉在松果的鳞片(或者叶子,天晓得应该叫什么)上看见了碎玻璃碴。有一块玻璃碴上似乎沾着血,但她希望那只是某辆救护车的警灯投射出的错觉。

  莱斯特·霍尔特说:“切特,太可怕了。真的,简直恐怖。”

  镜头转过来,对准昂多夫斯基。“是啊,确实可怕。眼前的景象非常恐怖。莱斯特,我想去看看能不能……”

  一架直升机在街道上降落,机身上有十字架和仁爱医院的标记。螺旋桨卷起强风,扫动了切特·昂多夫斯基的头发,他在噪声中提高嗓门。

  “我去看看有什么我能帮忙的!这起爆炸案太可怕了,一场可怕的悲剧!画面切回你在纽约的演播室!”

  莱斯特·霍尔特回到屏幕前,显得心神不安。“注意安全,切特。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继续播放原定节目,但我们会在手机的NBC[5]突发新闻应用里持续推送最新进展——”

  霍莉用遥控器关掉电视。她失去了对虚拟法庭的胃口,至少今天是看不下去了。她不停地想到黄马甲怀里的那个瘫软身影,掉了一只鞋,穿着一只鞋,她心想。嘟嘟嘀嘀嘟嘟嘀,我的儿子小约翰。霍莉今晚能鼓起勇气看新闻吗?她觉得她会看的。她不想看,但又不可能忍住不看,她必须知道有多少人伤亡,其中又有多少是儿童。

  佩特抓住她的手,吓了她一跳。通常情况下,她并不喜欢被人触碰,但此时此刻,她的手被他抓在手里,感觉还不错。

  “我希望你能记住一点。”佩特说。

  她转向他,佩特表情严肃。

  “你和比尔阻止的事情比这次可怕一万倍,”他说,“布拉迪·哈茨菲尔德那个该死的疯子,他本来会在摇滚演唱会上炸死几百人,甚至上千人。”

  “还有杰罗姆,”她低声说,“杰罗姆也在。”

  “对。你、比尔和杰罗姆,三个火枪手。那是你们能够阻止的事情,你们也做到了。但阻止这件事——”佩特朝电视摆摆头,“那是其他人的职责所在。”

  3七点钟,霍莉还在办公室里,整理根本不需要她处理的收据。六点半的时候,她抵挡住了诱惑,没有打开办公室的电视看莱斯特·霍尔特播报新闻。那天上午,她本来想吃一顿周先生的精致素食外卖,还打算吃饭的时候看一会儿《美丽的毒药》。那是一部1968年的惊悚片,比较小众,主角是安东尼·帕金斯和塔斯黛·韦尔德。但是今晚她不想要任何毒药,无论美丽与否。宾夕法尼亚州的新闻已经让她中了毒,她未必能够一直抵抗诱惑,不打开电视看CNN新闻。然而看新闻的结果肯定是辗转反侧,一直到凌晨两三点都无法入眠。

  生活在媒体无处不在的二十一世纪,霍莉和大多数人一样,已经习惯于男性(诉诸暴力的人依然以男性为主)以阴魂不散的宗教或政治之名彼此伤害,但那所城郊中学的爆炸案更类似于险些在中西部文化与艺术中心发生的事情:布拉迪·哈茨菲尔德企图炸死几千名少男少女。同时,这场爆炸案也与市民中心的惨案很相似:布拉迪驾驶一辆奔驰轿车,无情地碾轧找工作的人羣,害死了……她不记得遇难者的数量了,因为她不想记住。

  正在收拾文件的时候(她终究还是要回家的),她再次听见了电梯声。她竖起耳朵听着,也许电梯会经过五楼,继续往上走,但电梯停下了。可能是杰罗姆,但她还是拉开办公桌的第二个抽屉,握住了里面的罐子。罐子上有两个按钮,一个能发出足以震破耳膜的啸叫声,另一个能喷出辣椒喷雾。

  就是杰罗姆。她松开入侵卫士,关上抽屉。她惊叹于(他从哈佛回来后,她已经惊叹过好多次)他变得多么高大和英俊,她不喜欢他嘴巴四周的毛发,也就是他所说的“山羊胡”,但也从没说过叫他刮掉之类的话。他平时的步伐很有精神,今晚却软绵绵的。他随口对她说了声“哟,霍莉莓莉”,然后一屁股坐进在办公时间只有客户才能坐的椅子。

  平时她会斥责他,说清楚她有多么讨厌那个幼稚的外号(他们总是一来一回地说这两句话),但今晚她没这么说。他们是朋友,她这个人永远也不可能有很多朋友,因此她会尽其所能善待每一个朋友。“你看上去很累的样子。”

  “开了很久的车。看到那所学校的新闻了吗?卫星广播上说的都是这个。”

  “电视上播突发新闻的时候我正在看约翰·劳,之后就不敢看相关报道了。情况很严重?”

  “他们说已经找到了二十七具尸体,其中二十三人是十二到十四岁的儿童,但数字还会上升。还有好几个孩子和两名教师没查到下落,另外有十二三人伤情严重。情况比帕克兰那次更惨烈。你是不是想到了布拉迪·哈茨菲尔德?”

  “当然。”

  “唉,我也是。我尽量不去想这些,不去想布拉迪在市民中心搞的那次惨案,还有要是咱们稍微慢个几分钟,他就会在‘此时此地’演唱会上搞出来的事情。我尽量不去想,对自己说那次咱们胜利了,因为每次我的脑子一转过去,就会感到心惊肉跳。”

  霍莉很清楚心惊肉跳是什么感觉,她经常会有那种时刻。

  杰罗姆用一只手慢慢抚摸自己的面颊,她在一片寂静中听见唰唰的声音,那是他的手指擦过今天刚长出来的胡楂。“我在哈佛上大二的时候选了一门哲学课,有没有和你说过?”

  霍莉摇摇头。

  “那门课叫——”杰罗姆用左右手各两根手指比引号,“‘恶之谜题’。我们在课程中探讨了所谓内在恶与外在恶的概念,我们还……霍莉,你还好吗?”

  “嗯,还好。”她说。她确实还好……但听见杰罗姆说到外在恶,她的大脑立刻想到了她和拉尔夫一直追踪到老巢才找到的那个怪物。这个怪物有许多名字和许多面孔,但在霍莉的心中,他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局外人”,而这个局外人就是邪恶的化身。她一直没有告诉过杰罗姆,在名为“马里斯维尔”的洞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她估计杰罗姆知道那里发生了某些非常恐怖的事情,比报纸上说的要可怕得多。

  他犹豫不决地看着她。“继续讲吧,”她说,“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是实话。

  “嗯……全班一致同意,假如你相信外在善的存在,那就必然也有外在恶……”

  “外在善,也就是上帝。”霍莉说。

  “对。而假如有外在恶,那么你就可以相信,世界上确实有恶魔,驱魔是有效的应对方式,也确实存在邪灵——”

  “鬼魂。”霍莉说。

  “是的。更不用说确实有效的诅咒,还有女巫、阴魂附体和天晓得其他什么了。但是在大学里,这些东西只会让人们笑得前仰后合,上帝他老人家来了都会被嘲笑得落荒而逃。”

  “或者她老人家。”霍莉认真地补充道。

  “对,随便你,如果上帝不存在,我觉得用什么代词也就不重要了。根据以上推论,世界上只有内在恶,也就是道德方面的问题。打死自家孩子的父母、布拉迪·哈茨菲尔德这样的连环杀手、种族清洗、大屠杀、9·11、无差别枪击,以及恐怖袭击——就像今天这次。”

  “他们是这么说的吗?”霍莉问,“这是一场恐怖袭击?也许是ISIS干的?”

  “他们是这么猜测的,但还没有人出来宣布对事件负责。”

  他的另一只手也放在了面颊上,发出唰唰摩擦的声音。杰罗姆的眼睛里是不是有泪光?她觉得是有的。要是他哭出来,她也会哭,她不可能忍住。悲伤可以传染,这是不是很惹人烦?

  “但你要明白,霍莉,关于内在恶和外在恶,我不认为它们有任何区别。你觉得呢?”

  她思考了一下她知道的一切,还有她和这个年轻人、和比尔、和拉尔夫·安德森一起经历过的一切。“是的,”她说,“我也不认为它们有区别。”

  “我认为恶意是一只鸟,”杰罗姆说,“一只大鸟,浑身肮脏,有着霜灰色的羽毛。它飞到这儿来,飞到那儿去,无处不在。它飞进布拉迪·哈茨菲尔德的脑袋,飞进在拉斯韦加斯枪杀了好多人的那家伙的脑袋。埃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莱博尔德[6],他们有那只鸟,希特勒和波尔布特也一样。它飞进他们的脑袋,等湿活儿[7]干完了,它就重新飞走。我很想抓住那只鸟。”他攥紧拳头,望着她——没错,他的眼睛里有泪水。“抓住它,拧断它该死的脖子。”

  霍莉从写字枱里走出来,蹲在杰罗姆身旁,张开双臂拥抱他。他坐在椅子里,因此这个拥抱很笨拙,但依然有效。大坝崩溃了,他贴着霍莉的面颊开口,她感觉到他的胡楂扎着她。

  “那条狗死了。”

  “什么?”他在啜泣,霍莉几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幸运。那条金毛狗。偷狗的杂种拿不到赎金,就划开它的肚子,把它扔进了排水沟。有人看见了它,当时它还有一口气。它被送进扬斯敦的埃伯特兽医院,在那儿只活了半个小时,他们也帮不到它什么了。看来它并不怎么幸运,对吧?”

  “没事的。”霍莉轻拍他的后背。现在她也开始流泪了,她能感觉到鼻涕从鼻孔里淌了出来,真糟糕。“没事的,杰罗姆,没关系的。”

  “当然有关系,你知道有关系的。”他向后坐起来,看着她,泪水在他脸上反光,山羊胡被打湿了。“划开那么一条好狗的肚子,把它扔进排水沟,内脏都流到外面来了,你知道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吗?”

  霍莉知道,但摇了摇头。

  “那只鸟飞走了,”他用袖管擦眼睛,“现在它钻进了另一个人的脑袋,开心得不得了,而咱们只能默默接受这样的结果。”

  4快到十点钟的时候,霍莉终于放下她打算读的那本书,打开了电视。她看了一眼CNN的播音员,受不了他们的唠叨,她想看的是实打实的新闻。她转到NBC,画面是一张图,配着紧张的音乐,图里的文字是“特别报道:宾夕法尼亚惨剧,安德烈娅·米切尔在纽约为您播报”。她一上来就先告诉美国人民,总统在推特上发表了他的“思念和祈祷”,每一起这样的恐怖事件过后,无论是在帕尔斯、拉斯韦加斯还是帕克兰,他都会来这么一场表演。毫无意义的废话过后,播音员开始念最新的伤亡数字:三十一死,七十三伤(天哪,这么多),九人情况危重。要是杰罗姆没说错的话,这意味着伤情严重者至少有三人不治身亡。

  “两个恐怖主义组织声称为爆炸案负责,分别是胡塞武装组织和泰米尔猛虎组织,”米切尔说,“但国防部的相关人士称两者的宣告均不可信。他们倾向于认为爆炸案是一起独狼式袭击,与蒂莫西·麦克维的行为类似,他于1995年单独策划了俄克拉何马州的联邦大厦爆炸案,夺去了一百六十八人的生命。”

  但这次的受害者以儿童为主,霍莉心想。为了信仰、意识形态或这两者皆有而杀害儿童,做出这种事的人连下地狱都算是便宜他们了。她想到杰罗姆说的霜灰色的鸟。

  “运送炸弹的人是一名男性,他在按门铃时被一台安保摄像头拍下了相貌,”米切尔继续道,“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三十秒内展示他的照片,请各位观众仔细观察。假如你们认出了他,请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的号码,为了将他逮捕并绳之以法,警方为能够提供线索的公众提供了二十万美元的赏金。”

  照片出现在屏幕上。这是一张彩色照片,非常清晰,但拍摄角度不太理想,因为摄像头安装在大门上方,而那个男人直视前方,不过已经算是很不错了。霍莉坐了起来,她令人敬佩的职业技能开始苏醒。这些技能一部分是天赋,另一部分是她和比尔·霍奇斯共事时学到的。这个男人有可能是一名晒黑了的白人(在这个季节不太可能,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有可能是肤色较浅的拉丁裔或中东裔,也有可能化了妆。霍莉倾向于认为他是化过妆的白人,年龄在四十五岁左右。他戴一副金丝边框的眼镜,黑色的小胡子剪得整整齐齐,同样黑的头发剃得很短。她能看见头发是因为他没戴帽子,假如他戴了帽子,他的大半张脸就会被遮住。胆大包天的王八蛋,霍莉心想。他知道有监控摄像头,知道自己肯定会被拍到,但他不在乎。

  “不,不是王八蛋。”她依然盯着画面。她要记住他所有的特征,不是因为她接了这个案子,而是因为她天性如此。“他是狗娘养的,这就是他这个人。”

  画面切回安德烈娅·米切尔。“假如你认识他,请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的号码。现在我们把画面转到麦克雷迪中学和我们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切特,你能听见吗?”

  他能听见,他站在摄像机打出的一圈强光中。还有更多道强光照着中学受损严重的侧墙,一块块散落的砖头投下鋭利的黑影。发电机在咆哮,穿制服的人们跑来跑去,有的在喊叫,有的对着麦克风说话。霍莉看见一些人的夹克衫上印着FBI,另一些则印着ATF[8]。有一组人身穿白色特卫强[9]防护服,黄色的犯罪现场胶带随风飘飞。现场有一种有序的混乱感,至少霍莉希望场面已经受到控制。肯定有人在现场指挥,画面左侧的远处有一辆沃伦贝格房车,指挥者也许就在那辆车里。

  莱斯特·霍尔特多半已经回家了,说不定他正身穿睡衣和拖鞋看着这一幕,但切特·昂多夫斯基还在现场。昂多夫斯基就像劲量电池的那只兔子[10],而霍莉能理解他。这很可能是他这辈子有机会报道的最大新闻了,他几乎从一开始就赶到了现场,此刻他当然要竭尽全力跟进。他依然穿着那件正装外套,他赶往现场的时候这么穿应该还算暖和,但这会儿气温肯定下降得很厉害了。她能看见他呼出的白气,她确定他在瑟瑟发抖。

  给他找件暖和点的衣服吧,老天在上,霍莉心想。风雪衣,套头运动衫都行。

  那件上衣反正也要扔掉了。它沾满了砖块的碎屑,袖子和口袋还撕破了好几处。昂多夫斯基拿着麦克风的手上也沾着砖块的粉尘,不,还有其他的东西。血?霍莉认为就是血。他的面颊上也有血。

  “切特?”安德烈娅·米切尔的声音从画面外传来,“你还在吗?”

  他用没有拿麦克风的那只手按住耳麦,霍莉看见他的两根手指上缠着邦迪创可贴。“在,我在。”他面对镜头说,“我是切特·昂多夫斯基,正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阿尔贝·麦克雷迪中学的爆炸现场为大家报道。今天下午快两点钟的时候,一场威力巨大的爆炸席卷了这所平静的学校……”

  安德烈娅·米切尔出现在分屏上。“切特,我们从国土安全部的相关人士处获悉,爆炸发生于下午两点十九分。我不知道官方如何做到这么准确地判断案发时间,但他们显然做到了。”

  “好的。”切特说,他听上去有点心不在焉。霍莉心想,他肯定非常疲惫了。今晚他能睡得着吗?她觉得恐怕不能。“好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安德烈娅,如你所见,搜寻受害者的行动即将结束,但鉴证工作才刚刚开始。到天亮的时候,将会有更多人员抵达现场,而——”

  “不好意思,切特,打断一下,你本人也参与了搜索工作,对吗?”

  “是的,安德烈娅,我们全都加入了:当地镇民,其中有一些人是学生家长;KDKA电台的艾莉森·格里尔和蒂姆·维奇克;WPCW电视台的唐娜·福布斯;比尔·拉森,他来自——”

  “是的,我听说你亲手从废墟中挖出了两名儿童。”

  他都懒得假装谦虚或不好意思,霍莉在心里给他加了几分。他继续用报道的语气说了下去。“没错,安德烈娅。我听见一个孩子在呻吟,还看见了另一个。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我知道男孩的名字,他叫诺曼·弗雷德里克斯。至于女孩……”他舔了舔嘴唇,手里的麦克风在颤抖,霍莉认为那不单是因为寒冷。“女孩的状况很不好。她在……她在喊妈妈。”

  安德烈娅·米切尔像是捱了一拳。“切特,这太可怕了。”

  是的。对霍莉来说,更是过于可怕了。她拿起遥控器,想关电视,她已经掌握了关键事实,而且都是对她来说毫无用处的事实,但她忽然犹豫了。她的视线落在昂多夫斯基扯开的口袋上。也许口袋是他在搜寻受害者时扯坏的,但他是犹太人,因此他有可能是主动这么做的。那有可能是“keriah”,也就是在看到某人离世后主动撕破衣物,用来代表心灵受创。她猜想这就是扯开的口袋的真相,她愿意这么相信。

  5她以为她会失眠,但她并没有,几分钟后她就坠入了梦乡。和杰罗姆一起哭泣的时候,她可能已经发泄掉了这件惨案注射进她心灵的部分毒素。当时她想安慰杰罗姆,结果自己也得到了安慰。就在她即将睡着的时候,她想,等下一次见到艾丽·温特斯医生,她应该和医生谈一谈今天发生的事情。

  12月9日凌晨的某个时刻,她醒了过来,想着那位记者。昂多夫斯基,他的某些特征让她印象深刻。是什么呢?他看上去有多么疲惫?他手上的擦伤和砖屑?他扯开的口袋?

  对,就是他的口袋,她心想。肯定是这个。也许我梦到了它。

  她在黑暗中喃喃自语,算是某种祈祷。“比尔,我想你了。我在吃来士普[11],我戒烟了。”

  她又睡了过去,直到清晨六点被闹钟吵醒。

  注释

  [1] 1磅约合0.454千克。

  [2] 负责在猎人击杀猎物之后,将猎物完好无损地叼回。

  [3] 霍莉(Holly)音似“神圣的”(holy)。——译者注

  [4] 劳(Law)也有法律的意思。——译者注

  [5] 即全国广播公司。

  [6] 两人是美国科伦拜恩高中重大校园枪击案的行凶者。该枪击案发生于1999年,造成十三人死亡,二十四人受伤。在学校图书馆杀死大部分受害者之后,两人同时自杀,年仅十八岁。

  [7] 暗指流血,对谋杀和暗杀的隐晦说法。

  [8] 即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

  [9] 美国杜邦公司研发的一种烯烃材料,由高密度聚乙烯纤维制成,抗拉和抗剪切力极强。

  [10] 劲量电池的外包装上绘有一只戴着墨镜、蹬着沙滩鞋、扮相很酷的粉红色毛绒兔子。在品牌广告中,这只兔子挥舞着棒槌,大步流星地边走边敲鼓,永不停息,意指劲量电池的电量相当持久。

  [11] 即草酸艾司西酞普兰,一种抗抑郁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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