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为了御寒，佩雷兹街北端的建筑用的是清一色的混凝土板、钢梁和双层铝框玻璃窗。锡特卡老城区这一带的房子多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二战的犹太幸存者们匆匆打造而成，看起来丑陋却不失高贵，但由于岁月侵蚀、长期空置，它们如今只剩下丑陋。街上的店面空空荡荡，橱窗上糊满了纸张，一片破败景象。佩雷兹街一九一一号的橱窗里有一只斜睨冷笑着的长毛绒袋鼠玩具，它手里拿着张硬纸板，上面写着：“去澳洲，或去监狱。”兰兹曼的父亲生前常来这里参加埃德施塔特棋会的聚会，直到后来这里改为美容用品折扣店为止。一九〇六号是爱因斯坦旅馆，当年开业时，曾有人笑称它像是存放在鱼缸里的老鼠笼。这里是锡特卡人的自杀圣地，也是爱因斯坦国际象棋俱乐部所在地。
一九八〇年，俱乐部会员梅勒克·盖斯提克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击败荷兰国际象棋大师扬·蒂曼，成为新的世界冠军。当时世界博览会刚开过三年，锡特卡犹太人对它还记忆犹新，而盖斯提克的胜利让他们进一步建立了自信，并延续了他们的自我认同感。尽管盖斯提克获胜后时不时就会陷入暴怒和黑色情绪中，且总是语无伦次，但大家只顾着庆祝，对他的这些问题都没在意。
盖斯提克的胜利带来了不少好处，其中之一就是爱因斯坦旅馆管理层决定将舞厅给俱乐部免费使用。一来当时已不流行在旅馆举行婚礼，舞厅事实上已处于闲置状态；二来这些业余棋手在咖啡厅里不是制造噪音就是制造烟雾，管理层多年来一直想把他们赶出去，而盖斯提克的胜利正好给了旅馆管理层借口。他们将舞厅的正门封死，让棋手们只能从临小巷而开的后门进出；他们将精致的白蜡木镶木地板撬出，换上跳棋棋盘图案地漆布，上面的几种颜色让人想到煤灰、胆汁，以及外科医生用的消毒洗手液，谁看久了都会发疯；他们将挑高混凝土天花板上的现代主义风格枝形吊灯摘下，换上一排排荧光灯。两个月后，年轻的世界冠军步入兰兹曼父亲生前常驻的前咖啡厅，在一间后面的包厢里坐下，掏出柯尔特警探型点三八左轮手枪，将枪口放进嘴里，扣动了扳机。他口袋里有张字条，上头写着：“我更喜欢它们从前的模样。”
“伊曼纽尔·拉斯克。”俄国人从棋盘上抬起头来对两位警探说。只见棋盘上方有只旧霓虹钟，那是印有业已停刊的《新闻报》标志的广告钟。他骨瘦如柴，纤薄的粉色皮肤正在脱皮。黑色尖胡须，两眼距离很近，眼眸像是冰冷的海水。“伊曼纽尔·拉斯克，”俄国人耸起肩膀，低下脑袋，肋骨一张一缩，似乎在笑，但又听不到笑声。“真希望他能来这里啊。”和大多数俄国移民一样，这家伙说起意第绪语来生硬无礼，并兼具一点实验色彩。他让兰兹曼想到一个人，但又说不上是谁。“我会杀得他片甲不留。”
“你见过他下棋吗？”俄国人的对手很好奇。此人年纪甚轻，双颊犹如布丁，戴着无框眼镜，脸色有些发青，与美钞的主色调有得一拼。他瞄着兰兹曼，镜片上仿佛覆了层薄冰。“你见过他下棋吗，警探？”
“我说明一下，”兰兹曼说，“咱们说的拉斯克不是同一个人。”
“拉斯克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的化名，”谢梅茨说，“我们怎么会来找一个已经死了六十年的人。”
“现在再看拉斯克的棋谱，”年轻人接着说道，“你会觉得过于复杂，他把一切都复杂化了。”
“只有你这样觉得，维尔维尔，”俄国人说，“因为你的头脑过于简单。”
俄国人执白棋，马已占领前哨据点，对方正奈何不得。两人在中局厮杀得难分难解，全然沉浸在棋局中，却被两个警察突然打断，犹如两座宁静的大山突然被暴风雪骚扰。然而他俩却自顾自继续埋着头下棋，丝毫不把这两位不速之客放在眼里，一如他们对待那些多嘴的观棋者一样。兰兹曼心想是不是非得要等他俩下完这盘再询问，毕竟还有其他棋赛正在进行，还有其他棋手可以问话。陈旧的舞厅里，不时传来鞋子划过地漆布的声音，犹如指甲划过黑板；亦不时传来棋子敲击棋盘的声响，听起来像是梅勒克·盖斯提克在转动点三八左轮手枪。这些男人（这里没有娘们）下棋全凭虚张声势，他们自我诽谤、冷笑、吹口哨，发出表示厌恶、怀疑、抗议和拒绝的哼哼声。
“我得把话说明白，”谢梅茨说，“有个家伙死了，我们正在调查他的死因。他自称拉斯克，但不是一八八六年生于普鲁士的那位棋王。我们是凶案组警探，之前已经向你们亮明过身份，不过看起来并不管用。”
“金发犹太人。”俄国人说。
“脸上有雀斑。”维尔维尔说。
“你看，”俄国人说，“我们认真听着呢。”他抓起一枚车，那动作就像揪起了别人的一绺散发，紧接着，一声轻叩，他的手指和车回落棋盘，宣告剩下的一枚黑象厄运降临。
维尔维尔操着带有意第绪口音的俄语，对他的对手说，期盼其母亲能够和某位性能力强悍的猛男破镜重圆。
“我是孤儿。”俄国人说。
说完他坐回椅子上，仿佛在等对手从失去象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只见他双手交叉抱于胸前，手塞在腋下——在禁止吸烟的地方，这是烟瘾犯了，想来上一支的老烟枪习惯性的动作。兰兹曼想，要是爱因斯坦国际象棋俱乐部禁烟伊始时他父亲还在世，真不知他该如何应对。那老家伙下一盘棋就能抽掉一包“百老汇”。
“金发，”俄国人说道，装出一副古道热肠的样子，“长雀斑，还有呢？请说。”
兰兹曼手上的牌实在有限，他想着该出哪张。“我们认为他会下棋，也懂棋史。他房里有本西格伯特·塔拉什的书，然后他又用拉斯克这个化名。”
“真是敏锐，”俄国人说，这回他连诚恳都懒得去装了，“两位堪称金牌条子啊。”
兰兹曼没有为这句话耿耿于怀，因为话中透出的俏皮让他几乎就要想起这个正在脱皮的皮包骨俄国人是谁。“一度是的，也许。”他盯着俄国人，放慢语速，努力在脑海中搜寻关于他的记忆片段。“死者是个虔诚的犹太人。一个黑帽子。”俄国人抽出夹在腋下的双手，身体向前倾去，那双如波罗的海般蔚蓝的眼睛透着的冷意，似乎瞬间融化。“他是瘾君子么？”他的语调几乎听不出是在发问。见兰兹曼没有立马否认，他接着说道：“弗兰克（Frank）。”他用美式发音说出了这个名字，元音a发得又长又尖，r音几乎销声匿迹。
“啊，不会吧。”
“是弗兰克。”维尔维尔表示赞同。
“我——”俄国人颓然倒在椅子上，两腿叉开，双手垂于身体两侧。“二位警探，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吗？”他说，“真的，有时我真是憎恨这个可悲的世界。”
“跟我们讲讲弗兰克，”谢梅茨说，“你喜欢他。”
俄国人挺起肩膀，眼中的冷意卷土重来。“我谁都不喜欢，”他说，“不过弗兰克在这里时，我起码不会尖叫着夺门而去。他有趣，不帅，但声音动听，也很严肃，就像电台里播放高雅音乐的DJ。你知道么，就是会在凌晨三点聊肖斯塔科维奇的那种DJ。他用严肃的声音聊事情，总是让人忍俊不禁，不管聊到什么，他都带着点批判的态度：该剪头发了，你裤子好难看，维尔维尔每次听到有人提到他老婆就会受惊等等。”
“太对了，”维尔维尔说，“是这么回事。”
“他永远在揶揄你，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不会发飙。”
“怎么说呢，你会觉得他对自己更严苛。”维尔维尔说。
“就算他回回都赢我，你还是会觉得跟他下的时候，自己发挥得比跟俱乐部其他蠢驴下时要好，”俄国人说，“弗兰克从不耍赖。”
“梅耶。”谢梅茨轻唤一声，眉毛如旗子般朝邻桌一扬。他们的谈话有一位听众。
兰兹曼的目光转向邻桌，只见对阵双方才刚开局，其中一人身着时髦的夹克与长裤，留卢巴维奇派
犹太人的那种大胡子，胡子浓密粗黑，好像用软芯铅笔涂过。他头戴一顶镶黑丝边天鹅绒圆顶小黑帽，一个卡子将它稳稳地固定于一头纠结黑发上。他的海军蓝大衣和蓝色软呢男帽挂在他身后镜墙的钩子上面，大衣的衬里和帽子的商标在镜中清晰可见。他的眼神中散发出炽热、迟钝与忧伤，却难掩眼角的一丝疲惫。他的对手是个波波夫派犹太人，长袍、马裤、白袜、拖鞋，皮肤和评论版一样苍白。宽檐黑帽放在大腿上，就像一块黑蛋糕放在一个黑盘子上。圆顶小黑帽则贴着小平头，像是缝在后脑勺上的口袋。在不是警察的人看来，这一对看上去就跟爱因斯坦旅馆舞厅里的其他蹩脚棋手组毫无二致，在对弈中传染着困惑的情绪。但兰兹曼愿意掏出一百块钱来打赌，他们甚至不知道哪个人刚走了哪一步。他们从一开始就在认真听着从邻桌传来的每一个字，并且还在听着。
谢梅茨走到俄国人与维尔维尔另一侧的空桌旁，掀起一张藤座破掉的曲木椅，抡到两个黑帽子的桌子和俄国人正在重创维尔维尔的桌子之间。他重重地坐下来，张开双腿，大衣下摆朝后一甩，一副打算把他们生吞了的架势，然后他摘下霍姆堡毡帽，手掌摩挲起帽顶。谢梅茨灰色的印第安人头发粗而有光泽，让他显得明智诚恳——尽管他也的确明智诚恳，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故意亮出它们。曲木椅被谢梅茨硕大无朋的屁股一压，不由得警觉了起来。
“嘿！”谢梅茨对两个黑帽子说。他搓着双掌，接着把手贴在大腿上，看起来就差服务员把餐巾塞入领口，再递来一副刀叉了。“你们好吗？”
两个黑帽子抬起头来，显出十分惊讶的样子，像是两个演技超烂的演员。
“我们可不想自找麻烦。”卢巴维奇人说。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意第绪语，没有之一，”谢梅茨道，语气非常诚恳，“二位加入我们的讨论如何？给我们讲讲弗兰克。”
“我们不认识他，”卢巴维奇人说，“什么弗兰克？”
波波夫人一言不发。
“波波夫老弟，”兰兹曼柔声道，“您贵姓？”
“我叫萨尔蒂尔·拉皮德斯。”波波夫人道，眼神宛若少女般娇羞。他的手指交叠着，搁在大腿间的宽檐黑帽上，“我一无所知。”
“你们和那个弗兰克下过棋么？你们认识他？”
萨尔蒂尔·拉皮德斯连忙摇头否认：“不，不。”
“是的，”卢巴维奇人说，“我们知道他。”
拉皮德斯朝他的朋友怒目而视，卢巴维奇人避开他的目光。兰兹曼看出了端倪。虔诚的犹太人可以玩国际象棋，甚至在安息日也可以玩，而这也是他们在安息日唯一被允许玩的游戏。周五上午，也就是安息日到来之前，卢巴维奇人把波波夫人拖来这座世俗的庙宇（要知道爱因斯坦国际象棋俱乐部可完全是个非犹太教组织）。他们不是没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但卢巴维奇人说来这里很好啊，又不会少一根汗毛，结果呢，你看看。
兰兹曼有些好奇，甚至有些感动，因为跨宗派的友谊并不多见，起码这是他的经验。他曾发现一件事，就是只有下棋能跨越两个来自不同宗派的男人之间深深的鸿沟，而且尽管对决会激烈，却不至丧命。
“我就是在这里见到他的，”卢巴维奇人声称，他的眼光落在朋友身上，仿佛在告诉他没必要害怕，“那个所谓的弗兰克，我大概还和他下过一两次。在我看来，他的天分极高。”
“费希金，跟你的水准比起来，”俄国人说，“猴子也是卡帕布兰卡。”
“你，”兰兹曼对俄国人说，他决定将自己的直觉说出来，不过语气仍旧平静，“你知道他是海洛因瘾君子。你是——”
“兰兹曼警探，”俄国人半带责备地发问，“你不记得我了？”
原来他的直觉是对的，只不过回忆跑偏了。
“瓦西里·希诺维泽。”兰兹曼说。是在不久前？还是十二年前？他逮到个叫这个名字的俄罗斯年轻人，罪名是贩卖海洛因。这个海洛因毒贩是新移民，在老家被定过罪，但随着他的祖国俄罗斯第三共和国的垮台，罪名被洗刷掉了。他讲一口很烂的意第绪语，两只黯淡的眼睛几乎靠在一起。“你一直记得我。”
“英俊的家伙总是很难被忘记，”希诺维泽说，“而且你很会穿衣服。”
“希诺维泽在布特尔卡待了很久。”兰兹曼告诉谢梅茨。布特尔卡在莫斯科，是一个臭名昭彰的监狱。“人不错，以前在这儿咖啡厅的厨房里卖粉。”
“你卖海洛因给弗兰克？”谢梅茨问希诺维泽。
“我金盆洗手了，”瓦西里·希诺维泽摇摇头说，“你知道吗？我在华盛顿州埃伦斯堡的联邦监狱里待了六十四个月，那儿比布特尔卡还恐怖。我永远不会再碰那东西了，警探，就算再碰，相信我，我也不会再卖给弗兰克了。我是有些疯狂，不过还没疯。”
兰兹曼感觉到了撞击，然后是轮胎锁死、打滑。他的思绪之车撞上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不会再卖给他了？”谢梅茨问道，语气中透着明智与诚恳，“为什么卖海洛因给弗兰克不仅是犯罪，还是疯了的行为，希诺维泽先生？”
只听叮当一声，很轻，有点空，但是很决绝，像是假牙互相碰撞发出的声响。维尔维尔推翻了自己的王。
“我认输。”维尔维尔说。他摘下眼镜塞入口袋，接着起身。或许，他朋友正在等他赴约，他老板正在等他上班，他母亲正在使用政府预留给犹太妈妈的超声频率喊他回去吃午餐。
“坐下。”谢梅茨头也不转地说道。那小子坐了下来。
希诺维泽的肠管正在痉挛，在兰兹曼看来是这样。
“霉运。”希诺维泽终于开口了。
“霉运。”兰兹曼重复说了一次，脸上露出怀疑与失望。
“他那个人晦气满身，霉运罩顶，你都不愿意触到他，跟他呼吸同样的空气。”
“我曾见过他连下五盘棋，”维尔维尔主动说，“只是为了一百块钱的赌注。他全赢了，然后我亲眼见他在巷子里呕吐。”
“警探，拜托，”萨尔蒂尔·拉皮德斯用痛苦的语气说道，“我们和死者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什么海洛因啊，在巷里呕吐啊之类的。拜托，我们已经耳不忍闻了。”
“囧。”卢巴维奇人说。
“不好意思，”拉皮德斯最后来了句，“我没什么好说的，能让我们走吗？谢谢。”
“肯定的，”谢梅茨说，“写下你们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后就可以滚了。”
他掏出自己的所谓笔记本，其实就是用超大号回形针夹住的一大沓纸片，里面有名片、潮汐表、所有特定时刻的待办事项列表、历代英国国王编年表、凌晨三点潦草记下的心得、五元钞票、摘记下来的食谱、折叠好的鸡尾酒餐巾纸——上面画了南锡特卡区某小巷的草图，那是一个妓女遇害的地点，凡此种种。他翻来翻去，终于翻到一张还有空白地儿的索引卡。他把笔记本递给卢巴维奇人费希金，接着又掏出一截铅笔头，正要递出，费希金来了句：“不用了，谢谢，我自己有笔。”费希金在索引卡上写下姓名和手机号码后把本子递给拉皮德斯，后者也照做了。
“但是，”费希金说，“别给我们打电话，也别来我们家，算我求你们。关于那个犹太佬，我们真的无可奉告。”
锡特卡特区的每一个警察都清楚，得尊重黑帽子的缄默权，否则这种拒绝回答的缄默就会像尘雾一样蔓延、聚集和深入，直至充满黑帽子社区的每一条街道。为黑帽子嫌犯辩护的都是老辣的大律师，而且黑帽子善于运用政治影响力，善于操纵新闻媒体，直到倒霉的警长甚至总警监被整得臭不可闻，证人及嫌犯被释放，案子被撤诉，他们才会善罢甘休。兰兹曼心里明白，在邀请拉皮德斯和费希金去凶案组做客之前，他得先得到局里的全力支持，最起码也得先征得他部门头儿的同意。兰兹曼伺机瞥了谢梅茨一眼，几乎是在同时，拍档也伺机朝他轻轻摇了摇头。
“你们走吧。”兰兹曼说。
拉皮德斯步履蹒跚，像是被肚子痛打败了。他穿上外套和橡胶套鞋，动作中已没有了往日的尊严。他把帽子戴回头上，犹如放下了一个铁井盖。他注视着费希金将他早晨未下完的棋放进一只上了铰链的木盒，眼里写满了悲伤。之后，两个黑帽子肩并肩地从一张张棋桌间穿行而过，所有棋手都抬头目送他们离开。两人就快走到门口时，萨尔蒂尔·拉皮德斯的左腿突然一软，像是琴弦松了，于是急忙伸手扶住朋友的肩膀。他脚下的地板光秃秃的，很光滑，兰兹曼没有看到可能绊倒他的东西。
“我从未见过如此悲伤的波波夫佬，”兰兹曼说，“他已处在落泪边缘。”
“你想再推他一把？”
“推个一两寸就到位了。”
“很有必要。”谢梅茨说。
匆匆绕过两名棋手——一位是锡特卡音乐厅的邋遢小提琴手，一位是头像印在公交车椅子上的足科医生后，谢梅茨夺门而出，去追赶拉皮德斯和费希金。兰兹曼正要跟着冲出去，却忽然被记忆中留恋过的什么东西扯了一下，许是已经没人在用的老牌子须后水，又许是二十五年前一首流行歌曲的吵闹副歌。他转头朝离门口最近的那张桌子望去。
一位老人端坐在棋盘前，身体像拳头般缩着，面对着一张空椅。棋盘已经摆好，棋子已经就位，抽签已经完成。他执白，正等着对手出现。老人脑壳铮亮，脑袋四周还残留几簇灰发，犹如口袋边角的线头。他低着头，下半截脸看不到，兰兹曼看到了他凹陷的太阳穴、醒目的头皮屑、骨感的鼻梁和眉毛上方如餐叉划过派皮的皱纹。他的肩膀蜷得紧紧的，心思全然扑在棋局上，正计划着自己的开局棋步。那对肩膀曾经很宽，是英雄或钢琴搬运工式的肩膀。
“利特瓦克先生。”兰兹曼说。
利特瓦克如漆匠挑选漆刷一般认真考虑着该把马落在哪里。他的手依旧灵活强健，只见他大手一挥，马划过一道弧线，落至棋盘中央某格。看到列蒂开局法和利特瓦克的手，一股对下棋的恐惧，还有那些在爱因斯坦咖啡厅的棋盘前度过的，那些给父亲带来心碎，给自己带来乏味、愤怒、耻辱的岁月立刻漫上了兰兹曼的心头，让他几乎就要瘫倒。
兰兹曼提高音量道：“阿尔特·利特瓦克。”
利特瓦克抬起头来，一脸的困惑，眼睛似乎有些近视。他曾体格强壮、胸膛宽厚，曾是猎人、渔夫和军人。他开始业余棋手生涯后，你会看到他手上那一大枚游骑兵部队金戒指如闪电球般闪耀着光芒。可如今，他看起来干瘪、枯竭，如同故事中的国王遭到诅咒，变成了炉灰里的一只蟋蟀，只剩下高拔的鼻梁见证着昔日的荣光。看着眼前残骸般的老人，兰兹曼心想，父亲要是没自杀，可能也已经死了。
利特瓦克伸手做出一个手势，似乎是不耐烦，又像是在祈求什么，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大理石纹笔记本和一枝粗钢笔。他身穿犬牙织纹西服，脚蹬流苏帆船鞋，胸前口袋里放有一块手帕，翻领下系有一条丝巾，胡须一如既往修剪得整整齐齐。他喉间的皱褶处有道发亮的疤痕，像是白色的逗号，略带一点粉红。他用那支大号威迪文牌钢笔在笔记本上写字时，气息从他的大肉鼻里不紧不慢地进进出出。这一刻的世界是如此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纸上的沙沙声。写完后他把笔记本递给兰兹曼。他的笔迹平稳又清晰：
我认识你吗？
利特瓦克歪着头打量兰兹曼，打量着他的皱西服、卷边平顶帽和一张赫歇尔般的狗脸，眼神愈发锐利。他没能认出眼前这个人。利特瓦克拿回笔记本，在他的问题后面加了两个字。
我认识你吗？警探？
“梅耶·兰兹曼，”兰兹曼边自报家门，边递给老人一张名片，“你认识我父亲，他有时会带我来这里，当时俱乐部还设在咖啡厅里。”
利特瓦克先生惊讶地瞪大了布满血丝的眼睛，他更严厉地打量起兰兹曼，眼里透出一丝恐惧，想找到证明此言非虚的证据。他打开笔记本，将自己的发现写下：
不可能！梅耶·兰兹曼不可能那么粗糙蠢气像是一麻袋老洋葱。
“恐怕确实是。”兰兹曼说。
臭棋篓子，你到这儿来干吗？
“我当时只是个小毛孩。”兰兹曼说道，他有些害怕，因为他听到了自己语气中的自怜。多么糟糕的地方啊，多么悲催的棋手们，多么残酷又无意义的游戏。“利特瓦克先生，您不会凑巧认识一个叫弗兰克的犹太男人吧，他有时来这里下棋。”
我认识他，他干了什么坏事吗？
“您跟他熟吗？”
没有我希望的那么熟。
“利特瓦克先生，您知道他住哪里吗？您最近有没有见过他？”
有几个月没见到了，别告诉我你是凶案组的。
“还是刚才那句，”兰兹曼说，“恐怕确实是。”
老人眨了眨眼。就算内心感到震惊或痛心，他也绝不会表露出来。当然，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人也不会采用列蒂开局法。不过，他接下来写在笔记本上的那些字迹暴露了他内心的一丝颤抖。
吸毒过量？
“枪杀。”兰兹曼说。
伴随着吱吱嘎嘎的响声，俱乐部的门被推开了，两位棋手从小巷走了进来，看上去阴郁又冷漠。其中一个二十岁不到，瘦削憔悴，金色胡须修剪整齐，穿一身过小的西装。另一个家伙是个矮胖子，胡须深黑曲卷，西装奇大无比。两人都留着板寸，但看起来很不均匀，像是自己动手推的，不过和黑色针织圆顶小帽倒是很搭。他俩站在门口望着利特瓦克先生，看起来踌躇不定、局促不安，仿佛在等着挨批。
老人终于开口了，他吸着气发音，仿佛是恐龙的鬼魂在开口讲话，那声音真是恐怖。过了一会儿，声音渐逝去了，兰兹曼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是我的两个侄孙。”
利特瓦克挥手唤他们过来，然后把兰兹曼的名片递给胖子。
“很高兴见到你，警探。”胖子说话带着点口音，也许有点澳洲腔。他拉开空椅坐下，瞥了几眼棋盘后，巧妙地遣出了自己的马。“对不起，阿尔特叔公，他又迟到了，和以往一样。”
瘦子畏畏缩缩地伸手扶住俱乐部打开的门。
“兰兹曼！”谢梅茨在小巷里喊道，他早已把费希金和拉皮德斯控制在垃圾箱旁。兰兹曼似乎听到拉皮德斯像小孩子一样在耍脾气。“他妈的人呢？”
“来了来了，”兰兹曼道，“我得告辞了，利特瓦克先生。”他握了握老人的手，谁想只摸到了一把骨头，“怎么跟您联络？如果我想和您聊聊的话。”
利特瓦克翻开笔记本，在某页上写下地址，撕下来递给兰兹曼。
“马达加斯加？真新鲜。”兰兹曼凝视着纸上那个远在非洲的地址，想象着安塔那那利佛让·巴特街上的那栋房子，感觉自己探寻二〇八号房犹太人死因的热情消退了一大半。就算他抓到凶手，又能怎样？在不久的将来，许多锡特卡犹太人甚至会成为非洲人，这间旧舞厅也将挤满喝茶跳舞的美国异教徒，而锡特卡警局的所有案子不管是否结案，都将被归入九号柜。“您什么时候走？”
“下周。”胖侄孙的语气听起来不是很确定。
老人又发出类似爬虫嘶鸣的恐怖叫声，没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于是他写了下来，然后把笔记本递给自己的侄孙。
“人类一计划，”那胖小子念道，“上帝就发笑。”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一九八〇年，俱乐部会员梅勒克·盖斯提克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击败荷兰国际象棋大师扬·蒂曼，成为新的世界冠军。当时世界博览会刚开过三年，锡特卡犹太人对它还记忆犹新，而盖斯提克的胜利让他们进一步建立了自信，并延续了他们的自我认同感。尽管盖斯提克获胜后时不时就会陷入暴怒和黑色情绪中，且总是语无伦次，但大家只顾着庆祝，对他的这些问题都没在意。
盖斯提克的胜利带来了不少好处，其中之一就是爱因斯坦旅馆管理层决定将舞厅给俱乐部免费使用。一来当时已不流行在旅馆举行婚礼，舞厅事实上已处于闲置状态；二来这些业余棋手在咖啡厅里不是制造噪音就是制造烟雾，管理层多年来一直想把他们赶出去，而盖斯提克的胜利正好给了旅馆管理层借口。他们将舞厅的正门封死，让棋手们只能从临小巷而开的后门进出；他们将精致的白蜡木镶木地板撬出，换上跳棋棋盘图案地漆布，上面的几种颜色让人想到煤灰、胆汁，以及外科医生用的消毒洗手液，谁看久了都会发疯；他们将挑高混凝土天花板上的现代主义风格枝形吊灯摘下，换上一排排荧光灯。两个月后，年轻的世界冠军步入兰兹曼父亲生前常驻的前咖啡厅，在一间后面的包厢里坐下，掏出柯尔特警探型点三八左轮手枪，将枪口放进嘴里，扣动了扳机。他口袋里有张字条，上头写着：“我更喜欢它们从前的模样。”
“伊曼纽尔·拉斯克。”俄国人从棋盘上抬起头来对两位警探说。只见棋盘上方有只旧霓虹钟，那是印有业已停刊的《新闻报》标志的广告钟。他骨瘦如柴，纤薄的粉色皮肤正在脱皮。黑色尖胡须，两眼距离很近，眼眸像是冰冷的海水。“伊曼纽尔·拉斯克，”俄国人耸起肩膀，低下脑袋，肋骨一张一缩，似乎在笑，但又听不到笑声。“真希望他能来这里啊。”和大多数俄国移民一样，这家伙说起意第绪语来生硬无礼，并兼具一点实验色彩。他让兰兹曼想到一个人，但又说不上是谁。“我会杀得他片甲不留。”
“你见过他下棋吗？”俄国人的对手很好奇。此人年纪甚轻，双颊犹如布丁，戴着无框眼镜，脸色有些发青，与美钞的主色调有得一拼。他瞄着兰兹曼，镜片上仿佛覆了层薄冰。“你见过他下棋吗，警探？”
“我说明一下，”兰兹曼说，“咱们说的拉斯克不是同一个人。”
“拉斯克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的化名，”谢梅茨说，“我们怎么会来找一个已经死了六十年的人。”
“现在再看拉斯克的棋谱，”年轻人接着说道，“你会觉得过于复杂，他把一切都复杂化了。”
“只有你这样觉得，维尔维尔，”俄国人说，“因为你的头脑过于简单。”
俄国人执白棋，马已占领前哨据点，对方正奈何不得。两人在中局厮杀得难分难解，全然沉浸在棋局中，却被两个警察突然打断，犹如两座宁静的大山突然被暴风雪骚扰。然而他俩却自顾自继续埋着头下棋，丝毫不把这两位不速之客放在眼里，一如他们对待那些多嘴的观棋者一样。兰兹曼心想是不是非得要等他俩下完这盘再询问，毕竟还有其他棋赛正在进行，还有其他棋手可以问话。陈旧的舞厅里，不时传来鞋子划过地漆布的声音，犹如指甲划过黑板；亦不时传来棋子敲击棋盘的声响，听起来像是梅勒克·盖斯提克在转动点三八左轮手枪。这些男人（这里没有娘们）下棋全凭虚张声势，他们自我诽谤、冷笑、吹口哨，发出表示厌恶、怀疑、抗议和拒绝的哼哼声。
“我得把话说明白，”谢梅茨说，“有个家伙死了，我们正在调查他的死因。他自称拉斯克，但不是一八八六年生于普鲁士的那位棋王。我们是凶案组警探，之前已经向你们亮明过身份，不过看起来并不管用。”
“金发犹太人。”俄国人说。
“脸上有雀斑。”维尔维尔说。
“你看，”俄国人说，“我们认真听着呢。”他抓起一枚车，那动作就像揪起了别人的一绺散发，紧接着，一声轻叩，他的手指和车回落棋盘，宣告剩下的一枚黑象厄运降临。
维尔维尔操着带有意第绪口音的俄语，对他的对手说，期盼其母亲能够和某位性能力强悍的猛男破镜重圆。
“我是孤儿。”俄国人说。
说完他坐回椅子上，仿佛在等对手从失去象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只见他双手交叉抱于胸前，手塞在腋下——在禁止吸烟的地方，这是烟瘾犯了，想来上一支的老烟枪习惯性的动作。兰兹曼想，要是爱因斯坦国际象棋俱乐部禁烟伊始时他父亲还在世，真不知他该如何应对。那老家伙下一盘棋就能抽掉一包“百老汇”。
“金发，”俄国人说道，装出一副古道热肠的样子，“长雀斑，还有呢？请说。”
兰兹曼手上的牌实在有限，他想着该出哪张。“我们认为他会下棋，也懂棋史。他房里有本西格伯特·塔拉什的书，然后他又用拉斯克这个化名。”
“真是敏锐，”俄国人说，这回他连诚恳都懒得去装了，“两位堪称金牌条子啊。”
兰兹曼没有为这句话耿耿于怀，因为话中透出的俏皮让他几乎就要想起这个正在脱皮的皮包骨俄国人是谁。“一度是的，也许。”他盯着俄国人，放慢语速，努力在脑海中搜寻关于他的记忆片段。“死者是个虔诚的犹太人。一个黑帽子。”俄国人抽出夹在腋下的双手，身体向前倾去，那双如波罗的海般蔚蓝的眼睛透着的冷意，似乎瞬间融化。“他是瘾君子么？”他的语调几乎听不出是在发问。见兰兹曼没有立马否认，他接着说道：“弗兰克（Frank）。”他用美式发音说出了这个名字，元音a发得又长又尖，r音几乎销声匿迹。
“啊，不会吧。”
“是弗兰克。”维尔维尔表示赞同。
“我——”俄国人颓然倒在椅子上，两腿叉开，双手垂于身体两侧。“二位警探，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吗？”他说，“真的，有时我真是憎恨这个可悲的世界。”
“跟我们讲讲弗兰克，”谢梅茨说，“你喜欢他。”
俄国人挺起肩膀，眼中的冷意卷土重来。“我谁都不喜欢，”他说，“不过弗兰克在这里时，我起码不会尖叫着夺门而去。他有趣，不帅，但声音动听，也很严肃，就像电台里播放高雅音乐的DJ。你知道么，就是会在凌晨三点聊肖斯塔科维奇的那种DJ。他用严肃的声音聊事情，总是让人忍俊不禁，不管聊到什么，他都带着点批判的态度：该剪头发了，你裤子好难看，维尔维尔每次听到有人提到他老婆就会受惊等等。”
“太对了，”维尔维尔说，“是这么回事。”
“他永远在揶揄你，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不会发飙。”
“怎么说呢，你会觉得他对自己更严苛。”维尔维尔说。
“就算他回回都赢我，你还是会觉得跟他下的时候，自己发挥得比跟俱乐部其他蠢驴下时要好，”俄国人说，“弗兰克从不耍赖。”
“梅耶。”谢梅茨轻唤一声，眉毛如旗子般朝邻桌一扬。他们的谈话有一位听众。
兰兹曼的目光转向邻桌，只见对阵双方才刚开局，其中一人身着时髦的夹克与长裤，留卢巴维奇派
犹太人的那种大胡子，胡子浓密粗黑，好像用软芯铅笔涂过。他头戴一顶镶黑丝边天鹅绒圆顶小黑帽，一个卡子将它稳稳地固定于一头纠结黑发上。他的海军蓝大衣和蓝色软呢男帽挂在他身后镜墙的钩子上面，大衣的衬里和帽子的商标在镜中清晰可见。他的眼神中散发出炽热、迟钝与忧伤，却难掩眼角的一丝疲惫。他的对手是个波波夫派犹太人，长袍、马裤、白袜、拖鞋，皮肤和评论版一样苍白。宽檐黑帽放在大腿上，就像一块黑蛋糕放在一个黑盘子上。圆顶小黑帽则贴着小平头，像是缝在后脑勺上的口袋。在不是警察的人看来，这一对看上去就跟爱因斯坦旅馆舞厅里的其他蹩脚棋手组毫无二致，在对弈中传染着困惑的情绪。但兰兹曼愿意掏出一百块钱来打赌，他们甚至不知道哪个人刚走了哪一步。他们从一开始就在认真听着从邻桌传来的每一个字，并且还在听着。谢梅茨走到俄国人与维尔维尔另一侧的空桌旁，掀起一张藤座破掉的曲木椅，抡到两个黑帽子的桌子和俄国人正在重创维尔维尔的桌子之间。他重重地坐下来，张开双腿，大衣下摆朝后一甩，一副打算把他们生吞了的架势，然后他摘下霍姆堡毡帽，手掌摩挲起帽顶。谢梅茨灰色的印第安人头发粗而有光泽，让他显得明智诚恳——尽管他也的确明智诚恳，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故意亮出它们。曲木椅被谢梅茨硕大无朋的屁股一压，不由得警觉了起来。
“嘿！”谢梅茨对两个黑帽子说。他搓着双掌，接着把手贴在大腿上，看起来就差服务员把餐巾塞入领口，再递来一副刀叉了。“你们好吗？”
两个黑帽子抬起头来，显出十分惊讶的样子，像是两个演技超烂的演员。
“我们可不想自找麻烦。”卢巴维奇人说。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意第绪语，没有之一，”谢梅茨道，语气非常诚恳，“二位加入我们的讨论如何？给我们讲讲弗兰克。”
“我们不认识他，”卢巴维奇人说，“什么弗兰克？”
波波夫人一言不发。
“波波夫老弟，”兰兹曼柔声道，“您贵姓？”
“我叫萨尔蒂尔·拉皮德斯。”波波夫人道，眼神宛若少女般娇羞。他的手指交叠着，搁在大腿间的宽檐黑帽上，“我一无所知。”
“你们和那个弗兰克下过棋么？你们认识他？”
萨尔蒂尔·拉皮德斯连忙摇头否认：“不，不。”
“是的，”卢巴维奇人说，“我们知道他。”
拉皮德斯朝他的朋友怒目而视，卢巴维奇人避开他的目光。兰兹曼看出了端倪。虔诚的犹太人可以玩国际象棋，甚至在安息日
也可以玩，而这也是他们在安息日唯一被允许玩的游戏。周五上午，也就是安息日到来之前，卢巴维奇人把波波夫人拖来这座世俗的庙宇（要知道爱因斯坦国际象棋俱乐部可完全是个非犹太教组织）。他们不是没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但卢巴维奇人说来这里很好啊，又不会少一根汗毛，结果呢，你看看。兰兹曼有些好奇，甚至有些感动，因为跨宗派的友谊并不多见，起码这是他的经验。他曾发现一件事，就是只有下棋能跨越两个来自不同宗派的男人之间深深的鸿沟，而且尽管对决会激烈，却不至丧命。
“我就是在这里见到他的，”卢巴维奇人声称，他的眼光落在朋友身上，仿佛在告诉他没必要害怕，“那个所谓的弗兰克，我大概还和他下过一两次。在我看来，他的天分极高。”
“费希金，跟你的水准比起来，”俄国人说，“猴子也是卡帕布兰卡。”
“你，”兰兹曼对俄国人说，他决定将自己的直觉说出来，不过语气仍旧平静，“你知道他是海洛因瘾君子。你是——”
“兰兹曼警探，”俄国人半带责备地发问，“你不记得我了？”
原来他的直觉是对的，只不过回忆跑偏了。
“瓦西里·希诺维泽。”兰兹曼说。是在不久前？还是十二年前？他逮到个叫这个名字的俄罗斯年轻人，罪名是贩卖海洛因。这个海洛因毒贩是新移民，在老家被定过罪，但随着他的祖国俄罗斯第三共和国的垮台，罪名被洗刷掉了。他讲一口很烂的意第绪语，两只黯淡的眼睛几乎靠在一起。“你一直记得我。”
“英俊的家伙总是很难被忘记，”希诺维泽说，“而且你很会穿衣服。”
“希诺维泽在布特尔卡待了很久。”兰兹曼告诉谢梅茨。布特尔卡在莫斯科，是一个臭名昭彰的监狱。“人不错，以前在这儿咖啡厅的厨房里卖粉。”
“你卖海洛因给弗兰克？”谢梅茨问希诺维泽。
“我金盆洗手了，”瓦西里·希诺维泽摇摇头说，“你知道吗？我在华盛顿州埃伦斯堡的联邦监狱里待了六十四个月，那儿比布特尔卡还恐怖。我永远不会再碰那东西了，警探，就算再碰，相信我，我也不会再卖给弗兰克了。我是有些疯狂，不过还没疯。”
兰兹曼感觉到了撞击，然后是轮胎锁死、打滑。他的思绪之车撞上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不会再卖给他了？”谢梅茨问道，语气中透着明智与诚恳，“为什么卖海洛因给弗兰克不仅是犯罪，还是疯了的行为，希诺维泽先生？”
只听叮当一声，很轻，有点空，但是很决绝，像是假牙互相碰撞发出的声响。维尔维尔推翻了自己的王。
“我认输。”维尔维尔说。他摘下眼镜塞入口袋，接着起身。或许，他朋友正在等他赴约，他老板正在等他上班，他母亲正在使用政府预留给犹太妈妈的超声频率喊他回去吃午餐。
“坐下。”谢梅茨头也不转地说道。那小子坐了下来。
希诺维泽的肠管正在痉挛，在兰兹曼看来是这样。
“霉运。”希诺维泽终于开口了。
“霉运。”兰兹曼重复说了一次，脸上露出怀疑与失望。
“他那个人晦气满身，霉运罩顶，你都不愿意触到他，跟他呼吸同样的空气。”
“我曾见过他连下五盘棋，”维尔维尔主动说，“只是为了一百块钱的赌注。他全赢了，然后我亲眼见他在巷子里呕吐。”
“警探，拜托，”萨尔蒂尔·拉皮德斯用痛苦的语气说道，“我们和死者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什么海洛因啊，在巷里呕吐啊之类的。拜托，我们已经耳不忍闻了。”
“囧。”卢巴维奇人说。
“不好意思，”拉皮德斯最后来了句，“我没什么好说的，能让我们走吗？谢谢。”
“肯定的，”谢梅茨说，“写下你们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后就可以滚了。”
他掏出自己的所谓笔记本，其实就是用超大号回形针夹住的一大沓纸片，里面有名片、潮汐表、所有特定时刻的待办事项列表、历代英国国王编年表、凌晨三点潦草记下的心得、五元钞票、摘记下来的食谱、折叠好的鸡尾酒餐巾纸——上面画了南锡特卡区某小巷的草图，那是一个妓女遇害的地点，凡此种种。他翻来翻去，终于翻到一张还有空白地儿的索引卡。他把笔记本递给卢巴维奇人费希金，接着又掏出一截铅笔头，正要递出，费希金来了句：“不用了，谢谢，我自己有笔。”费希金在索引卡上写下姓名和手机号码后把本子递给拉皮德斯，后者也照做了。
“但是，”费希金说，“别给我们打电话，也别来我们家，算我求你们。关于那个犹太佬，我们真的无可奉告。”
锡特卡特区的每一个警察都清楚，得尊重黑帽子的缄默权，否则这种拒绝回答的缄默就会像尘雾一样蔓延、聚集和深入，直至充满黑帽子社区的每一条街道。为黑帽子嫌犯辩护的都是老辣的大律师，而且黑帽子善于运用政治影响力，善于操纵新闻媒体，直到倒霉的警长甚至总警监被整得臭不可闻，证人及嫌犯被释放，案子被撤诉，他们才会善罢甘休。兰兹曼心里明白，在邀请拉皮德斯和费希金去凶案组做客之前，他得先得到局里的全力支持，最起码也得先征得他部门头儿的同意。兰兹曼伺机瞥了谢梅茨一眼，几乎是在同时，拍档也伺机朝他轻轻摇了摇头。
“你们走吧。”兰兹曼说。
拉皮德斯步履蹒跚，像是被肚子痛打败了。他穿上外套和橡胶套鞋，动作中已没有了往日的尊严。他把帽子戴回头上，犹如放下了一个铁井盖。他注视着费希金将他早晨未下完的棋放进一只上了铰链的木盒，眼里写满了悲伤。之后，两个黑帽子肩并肩地从一张张棋桌间穿行而过，所有棋手都抬头目送他们离开。两人就快走到门口时，萨尔蒂尔·拉皮德斯的左腿突然一软，像是琴弦松了，于是急忙伸手扶住朋友的肩膀。他脚下的地板光秃秃的，很光滑，兰兹曼没有看到可能绊倒他的东西。
“我从未见过如此悲伤的波波夫佬，”兰兹曼说，“他已处在落泪边缘。”
“你想再推他一把？”
“推个一两寸就到位了。”
“很有必要。”谢梅茨说。
匆匆绕过两名棋手——一位是锡特卡音乐厅的邋遢小提琴手，一位是头像印在公交车椅子上的足科医生后，谢梅茨夺门而出，去追赶拉皮德斯和费希金。兰兹曼正要跟着冲出去，却忽然被记忆中留恋过的什么东西扯了一下，许是已经没人在用的老牌子须后水，又许是二十五年前一首流行歌曲的吵闹副歌。他转头朝离门口最近的那张桌子望去。
一位老人端坐在棋盘前，身体像拳头般缩着，面对着一张空椅。棋盘已经摆好，棋子已经就位，抽签已经完成。他执白，正等着对手出现。老人脑壳铮亮，脑袋四周还残留几簇灰发，犹如口袋边角的线头。他低着头，下半截脸看不到，兰兹曼看到了他凹陷的太阳穴、醒目的头皮屑、骨感的鼻梁和眉毛上方如餐叉划过派皮的皱纹。他的肩膀蜷得紧紧的，心思全然扑在棋局上，正计划着自己的开局棋步。那对肩膀曾经很宽，是英雄或钢琴搬运工式的肩膀。
“利特瓦克先生。”兰兹曼说。
利特瓦克如漆匠挑选漆刷一般认真考虑着该把马落在哪里。他的手依旧灵活强健，只见他大手一挥，马划过一道弧线，落至棋盘中央某格。看到列蒂开局法和利特瓦克的手，一股对下棋的恐惧，还有那些在爱因斯坦咖啡厅的棋盘前度过的，那些给父亲带来心碎，给自己带来乏味、愤怒、耻辱的岁月立刻漫上了兰兹曼的心头，让他几乎就要瘫倒。
兰兹曼提高音量道：“阿尔特·利特瓦克。”
利特瓦克抬起头来，一脸的困惑，眼睛似乎有些近视。他曾体格强壮、胸膛宽厚，曾是猎人、渔夫和军人。他开始业余棋手生涯后，你会看到他手上那一大枚游骑兵部队
金戒指如闪电球般闪耀着光芒。可如今，他看起来干瘪、枯竭，如同故事中的国王遭到诅咒，变成了炉灰里的一只蟋蟀，只剩下高拔的鼻梁见证着昔日的荣光。看着眼前残骸般的老人，兰兹曼心想，父亲要是没自杀，可能也已经死了。利特瓦克伸手做出一个手势，似乎是不耐烦，又像是在祈求什么，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大理石纹笔记本和一枝粗钢笔。他身穿犬牙织纹西服，脚蹬流苏帆船鞋，胸前口袋里放有一块手帕，翻领下系有一条丝巾，胡须一如既往修剪得整整齐齐。他喉间的皱褶处有道发亮的疤痕，像是白色的逗号，略带一点粉红。他用那支大号威迪文牌钢笔在笔记本上写字时，气息从他的大肉鼻里不紧不慢地进进出出。这一刻的世界是如此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纸上的沙沙声。写完后他把笔记本递给兰兹曼。他的笔迹平稳又清晰：
我认识你吗？
利特瓦克歪着头打量兰兹曼，打量着他的皱西服、卷边平顶帽和一张赫歇尔般的狗脸，眼神愈发锐利。他没能认出眼前这个人。利特瓦克拿回笔记本，在他的问题后面加了两个字。
我认识你吗？警探？
“梅耶·兰兹曼，”兰兹曼边自报家门，边递给老人一张名片，“你认识我父亲，他有时会带我来这里，当时俱乐部还设在咖啡厅里。”
利特瓦克先生惊讶地瞪大了布满血丝的眼睛，他更严厉地打量起兰兹曼，眼里透出一丝恐惧，想找到证明此言非虚的证据。他打开笔记本，将自己的发现写下：
不可能！梅耶·兰兹曼不可能那么粗糙蠢气像是一麻袋老洋葱。
“恐怕确实是。”兰兹曼说。
臭棋篓子，你到这儿来干吗？
“我当时只是个小毛孩。”兰兹曼说道，他有些害怕，因为他听到了自己语气中的自怜。多么糟糕的地方啊，多么悲催的棋手们，多么残酷又无意义的游戏。“利特瓦克先生，您不会凑巧认识一个叫弗兰克的犹太男人吧，他有时来这里下棋。”
我认识他，他干了什么坏事吗？
“您跟他熟吗？”
没有我希望的那么熟。
“利特瓦克先生，您知道他住哪里吗？您最近有没有见过他？”
有几个月没见到了，别告诉我你是凶案组的。
“还是刚才那句，”兰兹曼说，“恐怕确实是。”
老人眨了眨眼。就算内心感到震惊或痛心，他也绝不会表露出来。当然，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人也不会采用列蒂开局法。不过，他接下来写在笔记本上的那些字迹暴露了他内心的一丝颤抖。
吸毒过量？
“枪杀。”兰兹曼说。
伴随着吱吱嘎嘎的响声，俱乐部的门被推开了，两位棋手从小巷走了进来，看上去阴郁又冷漠。其中一个二十岁不到，瘦削憔悴，金色胡须修剪整齐，穿一身过小的西装。另一个家伙是个矮胖子，胡须深黑曲卷，西装奇大无比。两人都留着板寸，但看起来很不均匀，像是自己动手推的，不过和黑色针织圆顶小帽倒是很搭。他俩站在门口望着利特瓦克先生，看起来踌躇不定、局促不安，仿佛在等着挨批。
老人终于开口了，他吸着气发音，仿佛是恐龙的鬼魂在开口讲话，那声音真是恐怖。过了一会儿，声音渐逝去了，兰兹曼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是我的两个侄孙。”
利特瓦克挥手唤他们过来，然后把兰兹曼的名片递给胖子。
“很高兴见到你，警探。”胖子说话带着点口音，也许有点澳洲腔。他拉开空椅坐下，瞥了几眼棋盘后，巧妙地遣出了自己的马。“对不起，阿尔特叔公，他又迟到了，和以往一样。”
瘦子畏畏缩缩地伸手扶住俱乐部打开的门。
“兰兹曼！”谢梅茨在小巷里喊道，他早已把费希金和拉皮德斯控制在垃圾箱旁。兰兹曼似乎听到拉皮德斯像小孩子一样在耍脾气。“他妈的人呢？”
“来了来了，”兰兹曼道，“我得告辞了，利特瓦克先生。”他握了握老人的手，谁想只摸到了一把骨头，“怎么跟您联络？如果我想和您聊聊的话。”
利特瓦克翻开笔记本，在某页上写下地址，撕下来递给兰兹曼。
“马达加斯加？真新鲜。”兰兹曼凝视着纸上那个远在非洲的地址，想象着安塔那那利佛
让·巴特街上的那栋房子，感觉自己探寻二〇八号房犹太人死因的热情消退了一大半。就算他抓到凶手，又能怎样？在不久的将来，许多锡特卡犹太人甚至会成为非洲人，这间旧舞厅也将挤满喝茶跳舞的美国异教徒，而锡特卡警局的所有案子不管是否结案，都将被归入九号柜。“您什么时候走？”“下周。”胖侄孙的语气听起来不是很确定。
老人又发出类似爬虫嘶鸣的恐怖叫声，没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于是他写了下来，然后把笔记本递给自己的侄孙。
“人类一计划，”那胖小子念道，“上帝就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