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寒冬来势汹汹，到了11月，盖德山庄周遭的树木全蜕去了黄叶。冷天也把狄更斯从他的夏日小屋赶回他在大屋子里那间有绿瓷壁炉与熊熊炉火的书房，凋落了他花园里所有的天竺葵，并且在我居住的伦敦市那些低矮灰暗建筑物与街道上方笼罩了一层行色匆匆、低挂天边的灰暗云朵。
随着冬季来到，狄更斯和我各自忍受一波波剧烈发作的宿疾。狄更斯继续对抗他的火车意外事故后遗症，经常感到倦怠，外加从小就困扰他的肾脏疼痛，以及9月在法国“中暑”造成的左半身麻痹。很明显他的健康已经亮起红灯。我跟狄更斯看同一位医生，也就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法兰克·毕尔德，虽然毕尔德鲜少论及狄更斯的病情，但我隐约嗅到他的忧心。
我也有我自己的困扰，包括剧烈的风湿症与伴随而来的疼痛、眩晕、关节痛，以及因为我无法减低食量导致连自己看着都觉恶心、日渐发胖的体态，再者就是胀气、抽筋、各种消化不良症状和严重心悸。好像没有人知道狄更斯的问题，但全世界似乎都知道我的病痛。有个法国人通过我的出版商转交一封信给我，说：“尽管所有人都认为你死了，我还是跟人打赌十瓶香槟你还在人世。”如果我一息尚存，他恳求我告知他这个事实。
那年秋天我写信给我母亲：
一转眼我已经年届四十(事实上，我1月就满四十一岁了)，苍苍白发日渐稀疏……风湿和痛风已经是长期以来的熟悉敌人，我可憎的肥胖身材让我臃肿又迟缓，中年最难以忍受的征兆在我身上迅速开疆拓土。
然而，我告诉她，我并不觉得自己老。我没有因循守旧的习惯，没有难以动摇的偏见。
亲爱的读者，我还没说起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
我的母亲哈丽叶·格迪斯遇见我的画家父亲威廉·柯林斯时，他们俩年纪都在二十五六岁。我母亲的家族也出过不少艺术家，她和两个妹妹都持续作画，其中一个妹妹甚至进了伦敦皇家学院。哈丽叶·格迪斯和我父亲在我父亲的艺术家朋友为他们的女性朋友举办的舞会上相遇，之后相约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伦敦见了几次面。1821年他们确认彼此都没有发展出其他关系，来年就在爱丁堡成了婚。他们婚后不到一年半我就出生了，也就是1824年1月8日。我弟弟查理出生在1828年1月。
诗人撒姆尔·柯立芝是我父亲的朋友，我清楚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柯立芝来到我家，当时我父亲不在家，他泪涟涟地向我母亲泣诉他的鸦片瘾头日益严重。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或听见成年男人哭泣，他啜泣得太激烈，几乎喘不过气来。我永远忘不了当时我母亲对他说的话：“柯立芝先生，不要哭。如果鸦片真的对你有好处，那么你就一定要服用，你为什么不去找一点儿来用呢？”
最近几年来我数度为自己对鸦片的依赖流下伤心的眼泪时，总会想起我母亲当年说的那番话。
那天我母亲说完那番话后不久，我父亲就回到了家里，我记得当时柯立芝用他沙哑的嗓音对我父亲说：“柯林斯，你太太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女性!”
我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但我父亲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也是杰出人士。我的教名威尔基就是从他的朋友尊贵的大卫·威尔基爵士来的。威尔基爵士是我父亲求学时代的同窗好友，据说我出生后不久他把我抱起来，端详我的眼睛，宣称：“他眼力好。”这话似乎意味着我会继承我父亲的衣钵(套用艺术圈的语词)，可惜——我们很快就会聊到——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我弟弟查理才是那个遗传到强烈艺术特质的孩子，后来也获选承袭父志。
我父亲是个杰出人士，结交很多社会精英。年幼时的我——一个大眼睛、性情温和、前额高突的孩子——觉得华兹华斯家族、柯立芝、罗伯特·骚塞和沃尔特·司各特爵士这些人跟我们熟识、经常出入我们家是很寻常的事。我父亲不但接受诸如弗朗西斯·钱特里爵士、纽卡斯尔公爵、罗伯特·皮尔爵士、托马斯·劳伦斯爵士、汤玛士·希斯科特爵士、汤玛士·巴林爵士、乔治·波特蒙爵士、利物浦阁下这些尊贵人士的委托作画，也经常跟他们往来。
当然，我父亲跟那些大人物相处的绝大多数时间我母亲的确都不在场。我相信我父亲绝不会认为我母亲或查理和我，会让他没面子，但他确实喜欢在自家以外的地方跟那些社会贤达相处。他会定期写信回家，而且经常在描述他离家那几天或几星期里发生的趣事或遇见的人之后，补上几句附言。比如我最近整理我母亲的文件时看到的这一段：
虽然我周遭围绕着友善的朋友、活泼的少女，日子过得无比快活，我还是忍不住想家。我自以为是地认为你应该会为我过着这种清闲生活感到开心，也觉得这种生活可以让我更健康，所以我决心尽情享受它。
我相信他确实尽情享受，只不过，尽管有来自名人的丰厚委托金，他的收入却始终不稳定，时有时无。幸好我母亲勤俭持家，也教导我和查理节俭度日，所以我们还是存了些钱。
我父亲是个非常虔诚的教徒。他很久以前就矢志杜绝自己的怠惰与不虔敬，对此他的妻小当然也得奉行。有人批评他吹毛求疵，甚至矫枉过正，这对他不公平。他在从某个苏格兰城堡写给我母亲的另一封信里(当时我和查理都还是小男孩)提到：
告诉亲爱的孩子们，他们孝顺父母的唯一方式就是听从父母的一切命令。叫查理找出《圣经》里最强调责任的段落，抄写下来给我。
在另一封写给我和查理的信里(我还保留着这封信，也经常拿出来重读)，我父亲展现了他坚定的宗教信仰：
你们母亲写来的上一封信里提到你们的表现，我非常欣慰。继续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圣灵，让你们继续荣耀父母，如此你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我父亲在信仰上剑及履及，以公开谴责异端的言论闻名。他对自由主义观点的耐受力极低。有一次我们的画家邻居约翰·林涅尔(曾经为我们画过几幅肖像)星期日工作——他把他的桃树和油桃树枝固定在他家的北墙上——被我父亲撞见。我父亲非但将他训斥一顿，还在来访的公理会传教士面前谴责他。另外，我父亲认定林涅尔短少他某个园丁工资，并将此事四处宣扬。后来林涅尔当面质问我父亲，我父亲叫道：“你有没有短少人家工资又有什么大不了，反正你经常做比那糟糕十倍的事!”
所谓比那糟糕十倍的事包括星期天工作以及违背英国国教教义。
我跟我父亲曾经在河岸街遇见他的诗人朋友威廉·布莱克，当时布莱克主动跟我父亲打招呼，还伸出一只手。我父亲假装没看见，我还来不及开口说话就被他拉着转身离开。那是因为当时布莱克另一只手拎着一瓶波特酒。
我二十出头时帮我过世的父亲撰写回忆录，才发现当时那些所谓的大画家是多么嫉妒我父亲。比如我父亲的多年好友约翰·康斯太勃尔，当年他一张乌云蔽天的模糊画作只能卖个几百英镑，而我父亲那些被他讥为“漂亮风景画”与“单调、缺少灵魂的时髦肖像画”一年至少赚进一千英镑委托金。康斯太勃尔的画无人问津(主因在于他老是画些像他的“玉米田”那种不讨喜作品。同一时期我父亲却摸透了顾客和学院的好恶，知道他们喜欢更有装饰价值的东西)。康斯太勃尔挫折之余写了一封后来被公之于世的信件，惹怒了我父亲：“约瑟夫·特纳展出巨幅画作《迪耶普港口》……约翰·卡尔考特好像没有新作……柯林斯照旧画了海岸和鱼，还有一幅里面有一大堆从色彩和形状看来像牛粪的风景画。”
早先我说过，虽然我出生时得到大卫·威尔基爵士的赏识，但我父亲在我们兄弟年纪还小的时候就认定我弟弟查理遗传了他的天赋，因此应该继承他的衣钵。他送我弟弟进私立艺术学校就读。我们到欧洲旅行的时候他花更多时间陪我弟弟，在大教堂(虽然他讨厌天主教堂)和博物馆里为我弟弟解说画作，也安排查理进知名的皇家学院。
我父亲从没跟我讨论过我的未来，也没问过我将来打算做什么，只在十三岁那年给了一个建议，他说我可以考虑进牛津大学，将来进教会从事圣职。
我是十三岁跟家人在欧洲度长假时初尝恋爱滋味的。我记得整整十七年后我第一次跟狄更斯一起重返罗马时，巨细靡遗地对他描述了那段往事。狄更斯听完我的早熟恋情非常开心，事后还向他小姨子乔吉娜转述，他说他只保留了“这段罗曼史如何进展到极致”的细节。狄更斯笑呵呵地说，他描述我跟异性的第一次接触时，只大略告诉乔吉娜：“在那方面我们的威尔基很有爱神丘比特的架势。”听得乔吉娜羞红了脸。
总之，即使我才十三岁，我也没有兴趣进牛津攻读神学。
艺术家的感觉是出了名地敏锐(至少对他们自己的心情而言)，我弟弟查理更是比大多数人更敏感。说他是个忧郁的孩子一点儿都不夸张，他总是愁思满怀，而我父母，尤其是我母亲，把这种长期的郁郁寡欢(近乎愤怒)视为艺术天分的特征。我弟弟也不喜欢妇女或小女孩。
亲爱的读者，容我打个岔请你谅解这一点。如果这本回忆录的出版日期不是设定在遥远的未来，我根本不会提起这件事，但是，正如你可能已经在这本书里嗅出来的那样，查尔斯·狄更斯和他女婿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极度紧绷状态，我猜我弟弟嫌恶女人(即使没有公开唾弃女性)这件小事恐怕是狄更斯对他产生偏见的原因之一。不管这种事在你们的遥远年代如何演变，在我们的年代里，年轻男子长期喜欢跟同性相处胜于异性并不少见。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受教育机会有限，更别提历史上女性明显比男性更难于学习或精通高深学问，也难怪那些好深思、多敏感的男人宁可花时间与精神去跟同性相处。
我记得查理大约十五岁那年，我看见他的速写簿，向来谨慎小心又爱整齐的他当时不知为何很不寻常地把速写簿随手扔在房间里，我取笑他里面的人体速写全都是男性。
查理当场涨红了脸，激情澎湃地说：“我讨厌画女人。你不会吗？你看，女人个个又圆又胖、松垮又下垂。人类身体根本不该是那样。相较于那些可怕的呆滞女性、圆滚滚的肉球和可悲的赘肉，我更喜欢那些结实平坦的臀部、健壮的大腿和强有力的胸膛。”
我正构思着某种像我当时那种十九岁成熟绅士该有的幽默应答，他又接着说：“哥，你也知道，米开朗琪罗在梵蒂冈西斯廷大教堂天花板画的那些女性裸体其实都是裸体男人。就连伟大的米开朗基罗都厌恶裸女!关于这点你怎么说？”
我很想告诉他，多年前在罗马那个闷热日子里，我们的父亲说起这件事时我也在场，但我终究忍了下来。那天下午在我弟弟的房间里看着他收拾他的速写簿，将它们锁进抽屉里时，我只说：“那些速写画得好极了，真的很好。”我没有提醒他艺术界有个不成文规定，不能在人体画里呈现男性性器官。一般做法是直接留白，更多人选择画一块腰布。查理不但违反这个原则，他笔下甚至有部分男性器官处于兴奋状态。
那次事件过后没几个月，我父亲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或许是查理没有把画作收藏好，或不小心说漏嘴。我记得某天早上查理被叫进我父亲的画室，画室房门紧闭，我父亲不知是用树枝、手杖还是丁字尺鞭打查理，只听见查理尖叫个不停。
我父亲过世后，我认为我们两兄弟应该可以跟我母亲一起在她在汉诺威露台的家愉快地过完余生。但我跟卡罗琳·G的私通让我离开了这个避风港。不过，我跟卡罗琳与她女儿哈丽叶——我多么喜欢这个名字的巧合!——共同生活后那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虽然我会在新家写信给一些朋友，却经常回到我母亲的家，在那里写信给我和母亲共同的朋友们。当然，我母亲并不知道卡罗琳的存在，即使她知道，也从来没有表露出来。我经常编造些独居在外的单身汉生活细节，从来不曾提起任何女性，更没提过丧偶的卡罗琳。不过，在我跟卡罗琳同居那段时间里，我母亲也从来没有说过要来我的住处探望我。
1851年我结识狄更斯时，还住在我母亲家。那段时间的我跟狄更斯，正如某位记者后来描写的那样：“两个人都是精力充沛的男士，对戏剧充满热情，热衷饮酒作乐及旅游，追求极度愉悦、彻底放松与慷慨激昂。”而在我们短程旅游、彻底放松和慷慨激昂之后，狄更斯就会返家回到他那愈来愈像母牛的妻子身边，我就回到我母亲身旁。
我弟弟如果没跟凯蒂·狄更斯结婚，一定会跟我母亲同住到她离开人世，之后继续在那里住到他自己死亡。
我们永远没有人真正知道1860年暮春时节查理为什么会突然向凯蒂求婚。事实上，根据我的了解，那年春天其实是凯蒂主动向我弟弟求婚的。总之，当时急急忙忙把婚期定在仲夏时节的人确实是凯蒂，她完全不理会她父亲的高分贝激烈反对：既反对这桩婚事，更反对仓促的婚期。
我弟弟并没有丰富情史。坦白说，直到三十二岁那年(也就是结婚那年)，他一直跟女性保持距离。那年春夏之间流言盛传凯蒂爱上了爱德蒙·耶茨，也使出浑身解数追求对方。爱德蒙·耶茨是狄更斯的年轻友人，曾经写过一篇贬低萨克雷的传略，致使萨克雷与狄更斯决裂。当时有人形容耶茨：“……也算非常迷人，可惜只是表面层次。”
管他是不是表面上迷人，凯蒂反正爱上了他。尽管耶茨经常出入塔维斯多克寓所与后来的盖德山庄，尽管凯蒂明显地挑逗他——在任何人眼中都很明显，包括狄更斯和我——耶茨却视若无睹。任性的凯蒂(当时她刚满二十岁)转而向我弟弟查理求婚。
婚礼前几个月，我造访盖德山庄，发现凯蒂恋情的转向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我写信告诉我母亲：“……查理还在努力说服自己接受结婚这个事实。”
多年以后，我弟弟死于后来被证实为癌症的反复性溃疡后，我问过凯蒂她为什么跟查理结婚。“当时我必须离开那个家，”她答，“必须离开我父亲。”
狄更斯不赞成这门婚事，但凯蒂毕竟是他最宠爱的孩子，他没办法拒绝她的任何要求，包括这桩儿戏婚姻。
1860年7月17日，海厄姆的圣玛丽教堂几乎被白色鲜花覆盖。五年后，狄更斯的小屋组合完成后，在里面就能看见教堂的尖塔。附近的下层阶级街坊邻居在通往教堂的路上竖起鲜花拱门。婚礼前一天晚上村民鸣枪表示庆祝，可是暴躁又不安的狄更斯穿着睡衣跑到盖德山庄的草坪上，手拿猎枪只问了一句：“那枪声是怎么一回事？”
一辆特别列车从伦敦把婚礼宾客接来。我记得当时跟低调朴素的绅士托马斯·卑尔德聊了几句，他二十年多前曾经担任狄更斯的伴郎，是在场唯一一位曾经出席新娘父亲婚礼的宾客。只是，狄更斯在简短的特别祝贺词里竟挖苦地——我觉得几乎有点儿愤怨——提及“二十四年前在某栋都市建筑里举办的类似仪式”。
凯蒂的母亲凯瑟琳当然没有出席。狄更斯依然健在的老母亲伊丽莎白·狄更斯也没参加婚礼。新娘母亲的娘家只有乔吉娜出席。不过好像没多少人注意到这件事。
婚礼结束后，宾客们回到盖德山庄享用丰盛早餐。同样地，餐桌上面及周边的一切都缀满白色鲜花。尽管早餐菜色极尽奢华，过程却只花了一小时。主人预先告知宴席上不会有任何致辞，果然说到做到。我注意到新郎新娘只在餐桌旁稍坐片刻就消失了，其他宾客用餐后则是到草坪上玩游戏。我母亲对这桩婚事的态度类似狄更斯，那天早上一直需要照料。我弟弟和凯蒂重新出现时，两人都穿着外出服。一身黑衣的凯蒂情绪崩溃，伏在她父亲肩膀上痛哭。我弟弟脸色愈来愈苍白，我担心他随时会晕倒。
我跟我母亲和其他大约三十名宾客聚在马路旁跟新人吻别，也跟所有人握手，依礼俗向新人扔旧鞋。马车离开后，我母亲说她身体不舒服。我先扶她坐在树荫下，再回去跟狄更斯道别，却到处找不到他。他没有跟年轻人在草坪上玩耍，也没有在楼下客厅或楼上的撞球间或书房。
我看见玛丽从楼梯上走下来，于是上楼走到凯蒂房间——那天早上之前的凯蒂卧房——看见狄更斯跪在地上，脸埋在凯蒂的结婚礼服里，哭得像个小孩子。他抬起头看我一眼，老泪纵横的脸庞可能只看见我在门口的模糊身影，也许以为我是他女儿玛丽。他用嘶哑的破嗓子哭着说：“如果不是因为我，凯蒂也不会离开家。”
我没有答话，直接转身下楼走到院子里，扶起我母亲，找了架马车带我们到火车站搭车回伦敦。
我弟弟和凯蒂不会有孩子。外界谣言四起，说他们婚后始终没有圆房，这谣言也许出自狄更斯口中，但也可能是凯蒂自己说的。的确没错，到了狄更斯发生火车意外事故的1865年夏天，凯蒂已经成了怨妇，四处招蜂引蝶，显然有意找个情人。如果不是她父亲虎视眈眈时时警戒，她身边多的是可以罔顾道德跟已婚妇人上床的男性。
我弟弟的慢性病和胃痛也成为狄更斯家族的一大困扰。当时我认为他只是胃溃疡。1873年我弟弟死于胃癌，当时我唯一的慰藉是，查尔斯·狄更斯比我弟弟早走一步。
狄更斯在1865年那个不寻常的秋天对我说：“威尔基，你弟弟每次在这里吃早餐，就会为我的餐桌带来一张死人脸。”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狄更斯认定查理活不了多久，而且他——这位天下无双先生从来闭口不谈自己的病症，更从来没想到过自己也会死——觉得查理不如早点儿死了算了。
亲爱的读者，那么话题就回到1865年冬天我悲惨的健康状况。
我父亲生前也饱受风湿之苦，病灶集中在他左眼后侧，以至于他晚年几乎无法作画。我的风湿与痛风不可避免地转移到我的右眼，让我右眼几乎不能视物，写作时只得把左眼眯成一道细缝。疼痛也进犯我的手臂和手掌，所以我蘸取墨汁时必须先把笔从右手换到左手。
到最后我势必完全无法写作，只能躺在沙发上口述我未来的作品，但还得事先训练我的年轻助理——先是哈丽叶，之后会是某个更倒霉的人——别理会我的痛苦哀号，只要专注聆听我夹杂在惨叫声里的口述语句。
我早先说过，鸦片酊是我对治疼痛的缓解剂。或许我也提到过，一般都是在一杯葡萄酒里加入三五滴鸦片酊一起服用，可是到了这个阶段(1865年冬天)，我必须一口气喝个两到三杯才有办法工作或入睡。
服用鸦片酊会有一些我说过的坏处，比如总是觉得自己被人跟踪或遭到迫害，也会有幻觉。起初我认为那个绿皮肤黄獠牙的女人只是幻觉，可是自从她开始在黑暗的楼梯间攻击我，我有好几次早晨睡醒时在脖子上发现抓痕。
某天晚上我在书房写我的小说《阿玛达尔》，突然发现有个男人坐在我左边的椅子上，离我只有几厘米，他也在写东西。那人是我的分身，应该说他就是我：同样的服饰、拿着同一支笔，用迟钝又震惊的表情望着我。当时的我想必也是用同样的表情望着他。
他伸手拿我的空白稿纸。
我不能让他写我的作品，我不能让那页白纸——那页属于我的白纸——变成他的。
我们开始扭打。椅子翻倒了，一盏灯砸碎了。我在黑暗中推开他，跌跌撞撞冲出门外，跑回我的卧房。
隔天早上我走进书房，发现书房的墙壁、部分窗子和窗台、昂贵波斯地毯的一个角落、我的椅子、上面的椅垫和两层书架上的书都被喷溅了墨水，斑斑驳驳活像大麦町犬的毛色。我的小说被人多写了六页，那上面的字迹几乎像是我的，但还不够像。
我把那些纸页扔进壁炉里烧了。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随着冬季来到，狄更斯和我各自忍受一波波剧烈发作的宿疾。狄更斯继续对抗他的火车意外事故后遗症，经常感到倦怠，外加从小就困扰他的肾脏疼痛，以及9月在法国“中暑”造成的左半身麻痹。很明显他的健康已经亮起红灯。我跟狄更斯看同一位医生，也就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法兰克·毕尔德，虽然毕尔德鲜少论及狄更斯的病情，但我隐约嗅到他的忧心。
我也有我自己的困扰，包括剧烈的风湿症与伴随而来的疼痛、眩晕、关节痛，以及因为我无法减低食量导致连自己看着都觉恶心、日渐发胖的体态，再者就是胀气、抽筋、各种消化不良症状和严重心悸。好像没有人知道狄更斯的问题，但全世界似乎都知道我的病痛。有个法国人通过我的出版商转交一封信给我，说：“尽管所有人都认为你死了，我还是跟人打赌十瓶香槟你还在人世。”如果我一息尚存，他恳求我告知他这个事实。
那年秋天我写信给我母亲：
一转眼我已经年届四十(事实上，我1月就满四十一岁了)，苍苍白发日渐稀疏……风湿和痛风已经是长期以来的熟悉敌人，我可憎的肥胖身材让我臃肿又迟缓，中年最难以忍受的征兆在我身上迅速开疆拓土。
然而，我告诉她，我并不觉得自己老。我没有因循守旧的习惯，没有难以动摇的偏见。
亲爱的读者，我还没说起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
我的母亲哈丽叶·格迪斯遇见我的画家父亲威廉·柯林斯时，他们俩年纪都在二十五六岁。我母亲的家族也出过不少艺术家，她和两个妹妹都持续作画，其中一个妹妹甚至进了伦敦皇家学院。哈丽叶·格迪斯和我父亲在我父亲的艺术家朋友为他们的女性朋友举办的舞会上相遇，之后相约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伦敦见了几次面。1821年他们确认彼此都没有发展出其他关系，来年就在爱丁堡成了婚。他们婚后不到一年半我就出生了，也就是1824年1月8日。我弟弟查理出生在1828年1月。
诗人撒姆尔·柯立芝是我父亲的朋友，我清楚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柯立芝来到我家，当时我父亲不在家，他泪涟涟地向我母亲泣诉他的鸦片瘾头日益严重。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或听见成年男人哭泣，他啜泣得太激烈，几乎喘不过气来。我永远忘不了当时我母亲对他说的话：“柯立芝先生，不要哭。如果鸦片真的对你有好处，那么你就一定要服用，你为什么不去找一点儿来用呢？”
最近几年来我数度为自己对鸦片的依赖流下伤心的眼泪时，总会想起我母亲当年说的那番话。
那天我母亲说完那番话后不久，我父亲就回到了家里，我记得当时柯立芝用他沙哑的嗓音对我父亲说：“柯林斯，你太太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女性!”
我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但我父亲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也是杰出人士。我的教名威尔基就是从他的朋友尊贵的大卫·威尔基爵士来的。威尔基爵士是我父亲求学时代的同窗好友，据说我出生后不久他把我抱起来，端详我的眼睛，宣称：“他眼力好。”这话似乎意味着我会继承我父亲的衣钵(套用艺术圈的语词)，可惜——我们很快就会聊到——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我弟弟查理才是那个遗传到强烈艺术特质的孩子，后来也获选承袭父志。
我父亲是个杰出人士，结交很多社会精英。年幼时的我——一个大眼睛、性情温和、前额高突的孩子——觉得华兹华斯家族、柯立芝、罗伯特·骚塞和沃尔特·司各特爵士这些人跟我们熟识、经常出入我们家是很寻常的事。我父亲不但接受诸如弗朗西斯·钱特里爵士、纽卡斯尔公爵、罗伯特·皮尔爵士、托马斯·劳伦斯爵士、汤玛士·希斯科特爵士、汤玛士·巴林爵士、乔治·波特蒙爵士、利物浦阁下这些尊贵人士的委托作画，也经常跟他们往来。
当然，我父亲跟那些大人物相处的绝大多数时间我母亲的确都不在场。我相信我父亲绝不会认为我母亲或查理和我，会让他没面子，但他确实喜欢在自家以外的地方跟那些社会贤达相处。他会定期写信回家，而且经常在描述他离家那几天或几星期里发生的趣事或遇见的人之后，补上几句附言。比如我最近整理我母亲的文件时看到的这一段：
虽然我周遭围绕着友善的朋友、活泼的少女，日子过得无比快活，我还是忍不住想家。我自以为是地认为你应该会为我过着这种清闲生活感到开心，也觉得这种生活可以让我更健康，所以我决心尽情享受它。
我相信他确实尽情享受，只不过，尽管有来自名人的丰厚委托金，他的收入却始终不稳定，时有时无。幸好我母亲勤俭持家，也教导我和查理节俭度日，所以我们还是存了些钱。
我父亲是个非常虔诚的教徒。他很久以前就矢志杜绝自己的怠惰与不虔敬，对此他的妻小当然也得奉行。有人批评他吹毛求疵，甚至矫枉过正，这对他不公平。他在从某个苏格兰城堡写给我母亲的另一封信里(当时我和查理都还是小男孩)提到：
告诉亲爱的孩子们，他们孝顺父母的唯一方式就是听从父母的一切命令。叫查理找出《圣经》里最强调责任的段落，抄写下来给我。
在另一封写给我和查理的信里(我还保留着这封信，也经常拿出来重读)，我父亲展现了他坚定的宗教信仰：
你们母亲写来的上一封信里提到你们的表现，我非常欣慰。继续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圣灵，让你们继续荣耀父母，如此你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我父亲在信仰上剑及履及，以公开谴责异端的言论闻名。他对自由主义观点的耐受力极低。有一次我们的画家邻居约翰·林涅尔(曾经为我们画过几幅肖像)星期日工作——他把他的桃树和油桃树枝固定在他家的北墙上——被我父亲撞见。我父亲非但将他训斥一顿，还在来访的公理会传教士面前谴责他。另外，我父亲认定林涅尔短少他某个园丁工资，并将此事四处宣扬。后来林涅尔当面质问我父亲，我父亲叫道：“你有没有短少人家工资又有什么大不了，反正你经常做比那糟糕十倍的事!”
所谓比那糟糕十倍的事包括星期天工作以及违背英国国教教义。
我跟我父亲曾经在河岸街遇见他的诗人朋友威廉·布莱克，当时布莱克主动跟我父亲打招呼，还伸出一只手。我父亲假装没看见，我还来不及开口说话就被他拉着转身离开。那是因为当时布莱克另一只手拎着一瓶波特酒。
我二十出头时帮我过世的父亲撰写回忆录，才发现当时那些所谓的大画家是多么嫉妒我父亲。比如我父亲的多年好友约翰·康斯太勃尔，当年他一张乌云蔽天的模糊画作只能卖个几百英镑，而我父亲那些被他讥为“漂亮风景画”与“单调、缺少灵魂的时髦肖像画”一年至少赚进一千英镑委托金。康斯太勃尔的画无人问津(主因在于他老是画些像他的“玉米田”那种不讨喜作品。同一时期我父亲却摸透了顾客和学院的好恶，知道他们喜欢更有装饰价值的东西)。康斯太勃尔挫折之余写了一封后来被公之于世的信件，惹怒了我父亲：“约瑟夫·特纳展出巨幅画作《迪耶普港口》……约翰·卡尔考特好像没有新作……柯林斯照旧画了海岸和鱼，还有一幅里面有一大堆从色彩和形状看来像牛粪的风景画。”
早先我说过，虽然我出生时得到大卫·威尔基爵士的赏识，但我父亲在我们兄弟年纪还小的时候就认定我弟弟查理遗传了他的天赋，因此应该继承他的衣钵。他送我弟弟进私立艺术学校就读。我们到欧洲旅行的时候他花更多时间陪我弟弟，在大教堂(虽然他讨厌天主教堂)和博物馆里为我弟弟解说画作，也安排查理进知名的皇家学院。
我父亲从没跟我讨论过我的未来，也没问过我将来打算做什么，只在十三岁那年给了一个建议，他说我可以考虑进牛津大学，将来进教会从事圣职。
我是十三岁跟家人在欧洲度长假时初尝恋爱滋味的。我记得整整十七年后我第一次跟狄更斯一起重返罗马时，巨细靡遗地对他描述了那段往事。狄更斯听完我的早熟恋情非常开心，事后还向他小姨子乔吉娜转述，他说他只保留了“这段罗曼史如何进展到极致”的细节。狄更斯笑呵呵地说，他描述我跟异性的第一次接触时，只大略告诉乔吉娜：“在那方面我们的威尔基很有爱神丘比特的架势。”听得乔吉娜羞红了脸。
总之，即使我才十三岁，我也没有兴趣进牛津攻读神学。
艺术家的感觉是出了名地敏锐(至少对他们自己的心情而言)，我弟弟查理更是比大多数人更敏感。说他是个忧郁的孩子一点儿都不夸张，他总是愁思满怀，而我父母，尤其是我母亲，把这种长期的郁郁寡欢(近乎愤怒)视为艺术天分的特征。我弟弟也不喜欢妇女或小女孩。
亲爱的读者，容我打个岔请你谅解这一点。如果这本回忆录的出版日期不是设定在遥远的未来，我根本不会提起这件事，但是，正如你可能已经在这本书里嗅出来的那样，查尔斯·狄更斯和他女婿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极度紧绷状态，我猜我弟弟嫌恶女人(即使没有公开唾弃女性)这件小事恐怕是狄更斯对他产生偏见的原因之一。不管这种事在你们的遥远年代如何演变，在我们的年代里，年轻男子长期喜欢跟同性相处胜于异性并不少见。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受教育机会有限，更别提历史上女性明显比男性更难于学习或精通高深学问，也难怪那些好深思、多敏感的男人宁可花时间与精神去跟同性相处。
我记得查理大约十五岁那年，我看见他的速写簿，向来谨慎小心又爱整齐的他当时不知为何很不寻常地把速写簿随手扔在房间里，我取笑他里面的人体速写全都是男性。
查理当场涨红了脸，激情澎湃地说：“我讨厌画女人。你不会吗？你看，女人个个又圆又胖、松垮又下垂。人类身体根本不该是那样。相较于那些可怕的呆滞女性、圆滚滚的肉球和可悲的赘肉，我更喜欢那些结实平坦的臀部、健壮的大腿和强有力的胸膛。”
我正构思着某种像我当时那种十九岁成熟绅士该有的幽默应答，他又接着说：“哥，你也知道，米开朗琪罗在梵蒂冈西斯廷大教堂天花板画的那些女性裸体其实都是裸体男人。就连伟大的米开朗基罗都厌恶裸女!关于这点你怎么说？”
我很想告诉他，多年前在罗马那个闷热日子里，我们的父亲说起这件事时我也在场，但我终究忍了下来。那天下午在我弟弟的房间里看着他收拾他的速写簿，将它们锁进抽屉里时，我只说：“那些速写画得好极了，真的很好。”我没有提醒他艺术界有个不成文规定，不能在人体画里呈现男性性器官。一般做法是直接留白，更多人选择画一块腰布。查理不但违反这个原则，他笔下甚至有部分男性器官处于兴奋状态。
那次事件过后没几个月，我父亲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或许是查理没有把画作收藏好，或不小心说漏嘴。我记得某天早上查理被叫进我父亲的画室，画室房门紧闭，我父亲不知是用树枝、手杖还是丁字尺鞭打查理，只听见查理尖叫个不停。
我父亲过世后，我认为我们两兄弟应该可以跟我母亲一起在她在汉诺威露台的家愉快地过完余生。但我跟卡罗琳·G的私通让我离开了这个避风港。不过，我跟卡罗琳与她女儿哈丽叶——我多么喜欢这个名字的巧合!——共同生活后那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虽然我会在新家写信给一些朋友，却经常回到我母亲的家，在那里写信给我和母亲共同的朋友们。当然，我母亲并不知道卡罗琳的存在，即使她知道，也从来没有表露出来。我经常编造些独居在外的单身汉生活细节，从来不曾提起任何女性，更没提过丧偶的卡罗琳。不过，在我跟卡罗琳同居那段时间里，我母亲也从来没有说过要来我的住处探望我。
1851年我结识狄更斯时，还住在我母亲家。那段时间的我跟狄更斯，正如某位记者后来描写的那样：“两个人都是精力充沛的男士，对戏剧充满热情，热衷饮酒作乐及旅游，追求极度愉悦、彻底放松与慷慨激昂。”而在我们短程旅游、彻底放松和慷慨激昂之后，狄更斯就会返家回到他那愈来愈像母牛的妻子身边，我就回到我母亲身旁。
我弟弟如果没跟凯蒂·狄更斯结婚，一定会跟我母亲同住到她离开人世，之后继续在那里住到他自己死亡。
我们永远没有人真正知道1860年暮春时节查理为什么会突然向凯蒂求婚。事实上，根据我的了解，那年春天其实是凯蒂主动向我弟弟求婚的。总之，当时急急忙忙把婚期定在仲夏时节的人确实是凯蒂，她完全不理会她父亲的高分贝激烈反对：既反对这桩婚事，更反对仓促的婚期。
我弟弟并没有丰富情史。坦白说，直到三十二岁那年(也就是结婚那年)，他一直跟女性保持距离。那年春夏之间流言盛传凯蒂爱上了爱德蒙·耶茨，也使出浑身解数追求对方。爱德蒙·耶茨是狄更斯的年轻友人，曾经写过一篇贬低萨克雷的传略，致使萨克雷与狄更斯决裂。当时有人形容耶茨：“……也算非常迷人，可惜只是表面层次。”
管他是不是表面上迷人，凯蒂反正爱上了他。尽管耶茨经常出入塔维斯多克寓所与后来的盖德山庄，尽管凯蒂明显地挑逗他——在任何人眼中都很明显，包括狄更斯和我——耶茨却视若无睹。任性的凯蒂(当时她刚满二十岁)转而向我弟弟查理求婚。
婚礼前几个月，我造访盖德山庄，发现凯蒂恋情的转向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我写信告诉我母亲：“……查理还在努力说服自己接受结婚这个事实。”
多年以后，我弟弟死于后来被证实为癌症的反复性溃疡后，我问过凯蒂她为什么跟查理结婚。“当时我必须离开那个家，”她答，“必须离开我父亲。”
狄更斯不赞成这门婚事，但凯蒂毕竟是他最宠爱的孩子，他没办法拒绝她的任何要求，包括这桩儿戏婚姻。
1860年7月17日，海厄姆的圣玛丽教堂几乎被白色鲜花覆盖。五年后，狄更斯的小屋组合完成后，在里面就能看见教堂的尖塔。附近的下层阶级街坊邻居在通往教堂的路上竖起鲜花拱门。婚礼前一天晚上村民鸣枪表示庆祝，可是暴躁又不安的狄更斯穿着睡衣跑到盖德山庄的草坪上，手拿猎枪只问了一句：“那枪声是怎么一回事？”
一辆特别列车从伦敦把婚礼宾客接来。我记得当时跟低调朴素的绅士托马斯·卑尔德聊了几句，他二十年多前曾经担任狄更斯的伴郎，是在场唯一一位曾经出席新娘父亲婚礼的宾客。只是，狄更斯在简短的特别祝贺词里竟挖苦地——我觉得几乎有点儿愤怨——提及“二十四年前在某栋都市建筑里举办的类似仪式”。
凯蒂的母亲凯瑟琳当然没有出席。狄更斯依然健在的老母亲伊丽莎白·狄更斯也没参加婚礼。新娘母亲的娘家只有乔吉娜出席。不过好像没多少人注意到这件事。
婚礼结束后，宾客们回到盖德山庄享用丰盛早餐。同样地，餐桌上面及周边的一切都缀满白色鲜花。尽管早餐菜色极尽奢华，过程却只花了一小时。主人预先告知宴席上不会有任何致辞，果然说到做到。我注意到新郎新娘只在餐桌旁稍坐片刻就消失了，其他宾客用餐后则是到草坪上玩游戏。我母亲对这桩婚事的态度类似狄更斯，那天早上一直需要照料。我弟弟和凯蒂重新出现时，两人都穿着外出服。一身黑衣的凯蒂情绪崩溃，伏在她父亲肩膀上痛哭。我弟弟脸色愈来愈苍白，我担心他随时会晕倒。
我跟我母亲和其他大约三十名宾客聚在马路旁跟新人吻别，也跟所有人握手，依礼俗向新人扔旧鞋。马车离开后，我母亲说她身体不舒服。我先扶她坐在树荫下，再回去跟狄更斯道别，却到处找不到他。他没有跟年轻人在草坪上玩耍，也没有在楼下客厅或楼上的撞球间或书房。
我看见玛丽从楼梯上走下来，于是上楼走到凯蒂房间——那天早上之前的凯蒂卧房——看见狄更斯跪在地上，脸埋在凯蒂的结婚礼服里，哭得像个小孩子。他抬起头看我一眼，老泪纵横的脸庞可能只看见我在门口的模糊身影，也许以为我是他女儿玛丽。他用嘶哑的破嗓子哭着说：“如果不是因为我，凯蒂也不会离开家。”
我没有答话，直接转身下楼走到院子里，扶起我母亲，找了架马车带我们到火车站搭车回伦敦。
我弟弟和凯蒂不会有孩子。外界谣言四起，说他们婚后始终没有圆房，这谣言也许出自狄更斯口中，但也可能是凯蒂自己说的。的确没错，到了狄更斯发生火车意外事故的1865年夏天，凯蒂已经成了怨妇，四处招蜂引蝶，显然有意找个情人。如果不是她父亲虎视眈眈时时警戒，她身边多的是可以罔顾道德跟已婚妇人上床的男性。
我弟弟的慢性病和胃痛也成为狄更斯家族的一大困扰。当时我认为他只是胃溃疡。1873年我弟弟死于胃癌，当时我唯一的慰藉是，查尔斯·狄更斯比我弟弟早走一步。
狄更斯在1865年那个不寻常的秋天对我说：“威尔基，你弟弟每次在这里吃早餐，就会为我的餐桌带来一张死人脸。”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狄更斯认定查理活不了多久，而且他——这位天下无双先生从来闭口不谈自己的病症，更从来没想到过自己也会死——觉得查理不如早点儿死了算了。
亲爱的读者，那么话题就回到1865年冬天我悲惨的健康状况。
我父亲生前也饱受风湿之苦，病灶集中在他左眼后侧，以至于他晚年几乎无法作画。我的风湿与痛风不可避免地转移到我的右眼，让我右眼几乎不能视物，写作时只得把左眼眯成一道细缝。疼痛也进犯我的手臂和手掌，所以我蘸取墨汁时必须先把笔从右手换到左手。
到最后我势必完全无法写作，只能躺在沙发上口述我未来的作品，但还得事先训练我的年轻助理——先是哈丽叶，之后会是某个更倒霉的人——别理会我的痛苦哀号，只要专注聆听我夹杂在惨叫声里的口述语句。
我早先说过，鸦片酊是我对治疼痛的缓解剂。或许我也提到过，一般都是在一杯葡萄酒里加入三五滴鸦片酊一起服用，可是到了这个阶段(1865年冬天)，我必须一口气喝个两到三杯才有办法工作或入睡。
服用鸦片酊会有一些我说过的坏处，比如总是觉得自己被人跟踪或遭到迫害，也会有幻觉。起初我认为那个绿皮肤黄獠牙的女人只是幻觉，可是自从她开始在黑暗的楼梯间攻击我，我有好几次早晨睡醒时在脖子上发现抓痕。
某天晚上我在书房写我的小说《阿玛达尔》，突然发现有个男人坐在我左边的椅子上，离我只有几厘米，他也在写东西。那人是我的分身，应该说他就是我：同样的服饰、拿着同一支笔，用迟钝又震惊的表情望着我。当时的我想必也是用同样的表情望着他。
他伸手拿我的空白稿纸。
我不能让他写我的作品，我不能让那页白纸——那页属于我的白纸——变成他的。
我们开始扭打。椅子翻倒了，一盏灯砸碎了。我在黑暗中推开他，跌跌撞撞冲出门外，跑回我的卧房。
隔天早上我走进书房，发现书房的墙壁、部分窗子和窗台、昂贵波斯地毯的一个角落、我的椅子、上面的椅垫和两层书架上的书都被喷溅了墨水，斑斑驳驳活像大麦町犬的毛色。我的小说被人多写了六页，那上面的字迹几乎像是我的，但还不够像。
我把那些纸页扔进壁炉里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