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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雷克·马雷克

“这孩子身上有点什么很美的东西。”——大家都这么说。马雷克·马雷克有一头几乎全白的头发和一张天使般的脸蛋。他的两个姐姐都爱他。她们把他放在德国式的小车里推着,沿着山间小道漫步,把他当洋娃娃那样玩耍。母亲不肯让他停奶;每逢他吸奶的时候,她总是陷入朦胧的幻想之中,觉得为了他她整个人都可以变成奶水,通过自己的乳头从自己身上流出去,哺育儿子比她作为马雷克太太的全部未来都要强得多。然而马雷克·马雷克长大了,不再寻找她的乳房。但老马雷克仍在寻找它们,并且又弄出了几个孩子。
小马雷克·马雷克虽然长得漂亮,却是个不爱吃奶的孩子,常在深更半夜哭闹。这也许是他的父亲不喜欢他的原因。每逢父亲喝醉了回家,总是从马雷克·马雷克打起。只要母亲出面保护他,父亲就拳脚相加揍母亲,打得她鼻青脸肿,直到全家所有的人统统跑到山上,把整栋房子都留给父亲,而他却能让一座空屋塞满鼾声。两个姐姐可怜弟弟,于是很快就教会他按照约定的信号躲藏起来,这样马雷克·马雷克自打五岁以后大多数夜晚就都待在地下室里。他在那里偷偷哭泣,无声无响也无泪。
他也是在地下室才弄明白,他感觉到的痛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心,无论是跟喝醉了酒的父亲还是跟母亲的乳房都没有关系。痛是自行到来的,跟早上出太阳、夜晚有星星出自同样的原因。他感到痛,但他尚不知道痛是什么,可有时他觉得,自己模糊记得某种温暖的发热的光,这发热的光淹没和融化了整个世界。他不知道光从哪里来。从童年开始他记住的是黑暗,没完没了的黄昏。天空总是暗淡无光,世界没入模糊的黑暗之中,忧郁和傍晚的凉意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他还记得农村通电的那一天。那些由邻近的村庄越过山头绵延而来的高压电缆铁塔,在他看来简直是一座庞大教堂的圆柱。
马雷克·马雷克是社区里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在新鲁达地区图书馆登记注册的人。后来他总是带着书躲避父亲,于是他有很多的时间读书。
新鲁达图书馆设在过去的啤酒厂内,这里的一切始终有股啤酒花和啤酒的气味。墙壁、地板和天花板都吸满了这种酸味。甚至书页也有股酸臭味,仿佛在上面泼过啤酒似的。马雷克·马雷克喜欢上这种气味。他十五岁时,平生第一次喝得酩酊大醉。他感觉良好,完全忘记了黑暗,看不到光明和黑暗间的差别。躯体也变得迟钝,而且不听他的使唤——这一点也令他中意。仿佛他能走出自己的躯体,跟躯体一同活着,无须思考,也无须感觉。
两个姐姐先后出嫁,都从家中消失了。一个弟弟被一枚哑炮炸死了。另一个弟弟进了克沃兹科的特殊学校。于是老马雷克照旧抬手便打的就只有马雷克·马雷克了。说他没有把鸡关进鸡埘,说他割草时割得太高,说他弄断了脱粒机的轮轴,总之,挨打总不乏理由。但在马雷克·马雷克二十来岁的时候,第一次对父亲还手,从这时开始,父子打架便成了经常性的事。也是在这个时期,每当马雷克·马雷克有点空闲时间,又没钱买酒喝的时候,便读起了斯塔胡拉 的作品。说实在的,是图书馆的女管理员专门为他购买的全集。蓝色的封面,仿细斜纹布的封面。
他依旧是个美男子。浅色的头发垂到双肩,一副光润的儿童面孔。一双浅蓝色的眼睛,显得有些憔悴,仿佛褪了色,在黑暗的顶间望着屋外的光线,好像由于阅读那些蓝色封面的鸿篇巨制而疲乏了。但妇女们都害怕他。在参加迪斯科舞会的时候,他领着一个女子走出举行舞会的消防车库,猛不防把她拉进了黑丁香丛中,动手掀她的衬衫。好啊,她叫嚷了起来,另一些人闻声就冲了出来,扇了他一顿耳光。其实那女子喜欢他,只是他大概不知道该如何跟女人打交道。还有一次他喝得醉醺醺,用刀子捅了自己女友的一个熟人,好像他拥有对她的绝对权力,一如他有权用刀子保卫自己的权力一样。事后他在家里大哭了一场。
他好酒贪杯并且喜欢这种状态,任凭双脚领着他走过山路,而整个内里,就是说,内里的全部的痛都与他无关,就像是咔嚓一声关了开关,黑暗骤然降临。他喜欢坐在“利多”餐馆,待在人声嘈杂和烟雾缭绕之中,然后,不知怎么的,突然跑进开花的亚麻地里,在那里一直躺到清晨。躺到死。有时他在“寿星”酒店喝酒,而后突然沿着盘旋公路朝着村庄的方向走去,满脸是血,牙齿也被打掉了。一个人行事总是不完美,不清醒,不冷静。早上起床,他觉得头痛,至少清楚是什么痛。他感到渴,必须弄点什么解渴。
马雷克·马雷克最终袭击了自己的父亲。把他在石凳上摔打了好一阵子,打断了他的肋骨。老头晕了过去。警察来了,把儿子送进了醒酒间,然后又把他关押了起来,那里无酒可喝。
马雷克·马雷克在波浪式的头痛阵发之间,在酒后不适反应的半睡半醒的时候,回想起开头自己是如何走向堕落的,想起他曾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而今却是处处低人一等。向下滑的运动实在令人感到恐怖,甚至超过恐怖。这恐怖简直无法形容。马雷克·马雷克倒霉的肉体无意识地承受了这恐惧,它瑟瑟发抖,心在怦怦地跳,仿佛就要蹦出胸腔。马雷克·马雷克的肉体不知还要承受些什么——这样的恐惧唯有不死的灵魂才能忍受。肉体因恐惧而窒息,痉挛,在小牢房的四堵墙内扑腾,挣扎,口吐白沫。“见你的鬼去吧,马雷克。”卫兵吼叫道。他们把他按倒在地,捆了起来,给他打了一针。
他进了勒戒所。他跟其他身着褪了色的住院服的人一起,在医院的宽阔走廊和螺旋式楼梯上徘徊,游荡。他依次排队取药。他像领圣餐似的吞下抗毒灵。他凝视着窗户,那时他第一次想到,他的目的是尽快死去,从这个精神上受尽折磨的国度,从这红灰色的土地,从这个烧得太热的医院,从这身洗褪了色的住院服,从中毒的肉体中解脱出来。从此他的每个想法都归结到这一点——找到一切可能的死亡方式。
夜里,他在浴室的莲蓬头下割开了血管。前臂的白色皮肤裂开了,露出马雷克·马雷克的内部。那是红色的,多肉的,酷似新鲜的牛肉。他在晕倒之前觉得很奇怪,不知为什么他会想到他在那里见到了光。
自然,他们把他关进了隔离室,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他住院的时间也延长了。他在那里待了整整一个冬天。回家后,才发现双亲进了城,住到他的一个姐姐家中,现在他是独自一个人了。父母给他留下一匹马,他靠这匹马从森林里拖木材,砍成木料卖给别人。他有了钱,于是又可以喝了。
他总觉得自己身上有只鸟。然而他的这只鸟是怪怪的,非物质的,叫不出名称的,也并不比他本人更像鸟。这只怪鸟吸引他去关注那些他不理解的事物,那些他害怕的事物,那些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引诱他去见那些令他感到尴尬的人,招引他跪倒尘埃并突然在绝望中开始祷告,甚至什么也不祈求,而只是一个劲地说,说希望有人会听到他说话。他憎恨自己身上的这只鸟,因为它只能加深他的痛苦。要不是有这只鸟,他或许能坐在房子前边,悠闲地喝着酒,望着他屋前越来越高的山。而后他就会清醒并以毒攻毒地治疗酒后不适症,而后他就会再次不加思索,没有愧疚,肆无忌惮地喝得烂醉如泥。这只鸟必定有两只翅膀,它们有时在他的身体里胡乱地扑扇着,被什么拴着不自在地拍打着。他知道,鸟的两只脚给捆了起来,甚至有可能是给拴在什么沉重的东西上,因为他永远不能飞走。虽说他根本不信奉上帝,心里却思忖道:“我的上帝,为什么我内里有这种东西让我如此受尽折磨!”任何酒都不能控制住这只动物。它总是令人痛苦地、有意识地留在那里,它记得马雷克的所作所为,记得他失去了什么,毁掉了什么,错过了什么,偏离了什么,遗漏了什么。“贱货!”他醉醺醺地对如此这般嘟哝道,“为什么它如此折磨我,为什么它要待在我身上?”但如此这般却是个聋子,什么也听不明白,只是说:“你偷了我的新袜子。它是晾在绳子上的。”
马雷克·马雷克身上的这只鸟有两只翅膀、被拴住的双脚和一对惊惶的眼睛。马雷克·马雷克揣测,鸟是被禁锢在他身上的。有个什么人把鸟禁锢在他身上,虽说他并不完全理解这怎么可能。有时当他陷入沉思的时候,便会在自己身上遇到这可怕的目光,听到动物的绝望哀鸣。那时他便会跳起来,盲目地向前奔跑,跑到山上,跑进桦树林,跑到森林的路上。他边奔跑,边观察树丫,想看看哪枝树丫有可能承受住他身体的重量。鸟在他体内叫喊:“放我出去,把我从你体内放出来,我不属于你,我来自别的地方。”
起先马雷克·马雷克以为这鸟是只鸽子,他的父亲养过鸽子。他憎恨鸽子,憎恨鸽子空落落的圆眼睛,憎恨它们固执地用碎步摇摇摆摆地行走,憎恨它们不断改变方向地胆怯地飞行。当家里已完全断炊的时候,父亲吩咐他爬到鸽子笼,挑选那些发呆的安静的鸟儿。他一只只用双手捧着,递给父亲,而父亲则以灵巧熟练的动作扭断它们的小脑袋。他憎恨鸽子的这种死法。它们死得像无生命的东西,像物品。他同样憎恨自己的父亲。但他曾在弗罗斯特家的池塘边见过另一种鸟:它从他脚下跳将出来,有力地腾空而起,盘旋着飞向灌木丛、树林和整个谷地上空。那是一只硕大的黑鸟。只有喙是红色的,还有一双长腿。鸟儿发出刺耳的尖叫,由于它的翅膀拍打空气,也在瞬间激起一阵气浪。
因此他体内的那只鸟当是黑鹳,只不过它有一双被拴住的小脚和两只被撕裂的翅膀。它尖叫着,扑腾着。他深夜醒来,听到体内这尖厉的叫声,可怕的叫声,地狱的叫声。他坐在床上,胆战心惊。很显然,到早上他再也睡不着了。枕头因潮气和呕吐物而发臭。他往往会起床,寻找些什么可喝的东西。有时在昨天喝过的瓶底还剩下些什么,有时什么也没有。到商店去买,时间太早。要让自己有活力,时间也同样太早,于是只好从一堵墙到另一堵墙来回踱步,慢慢死去。
当他清醒的时候,他感到那只鸟占据了他的全身,就在皮肤下面。有时他甚至觉得,他就是那只鸟,那时他便和鸟一起痛苦。触及过去或未知的未来的每一种思考,都使他心痛。由于这种痛,马雷克·马雷克不能把任何一种思考进行下去,他必须驱散这些思考,使其变得模糊不清,不再蕴含任何意义。他一想到自己过去是个怎样的人——心就痛;他一想到自己现在是个怎样的人——心就痛得更加厉害;他一想到自己将来会是一个怎样的人——心就痛得无法忍受。他一想到房子,立刻便看到腐朽的梁木,日内就会垮塌。他也想到田地,他记得,田地没有播种。他想到父亲,他知道自己狠狠揍过父亲。当他想起姐姐的时候,便记起自己偷了姐姐的钱。当他想到那匹心爱的母马,便回忆起自己从醒酒室出来找到它时,它已经死了,连同刚出生的马驹也死了。
可是当他喝酒的时候,感觉便好得多。并不是因为那只鸟跟他一起喝。不,鸟从来不会喝酒,从来不睡觉。马雷克·马雷克烂醉的肉体和烂醉的思绪不会注意到鸟的挣扎。因此他必须喝。
他也曾试过自己酿酒;他气恼地揪下黑醋栗,它们长满了果园。他用颤抖的手将黑醋栗扔进酿酒罐。他咬咬牙花钱买了糖,然后把酿酒罐搬到顶楼加温。他喜滋滋地想到将有自己酿的酒,只要感到嗓子眼发干,就可跑到顶楼,插根管子直接从酒罐里喝。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喝光了所有的酒,虽然黑醋栗还没来得及充分发酵。后来他甚至把酒母也咀嚼掉了。他早已卖掉了电视机、收音机和录音机。所以他什么也听不到——耳中常有的只是鸟拍打翅膀的噼啪声。他卖掉了带镜子的衣柜、地毯、耙子、自行车、西装、电冰箱和圣像画——那是头戴荆冠的基督和圣母的肖像画,圣母的心画在了外边。稍后他又卖掉了浇花的喷壶、独轮手推车、打捆机、翻干草机、胶轮大车、盘子、锅、干草。他甚至找到了一个收购粪肥的商人。再往后马雷克·马雷克便只能在德国人留下的房屋废墟中漫游,他在草地上找到了几个石槽。他把这些石槽卖给了一个德国人,此人把它们运到了德国。他多半会卖掉这栋摇摇欲坠的房子,但他不能卖。因为房子依旧属于他父亲。
对他而言,最美好的日子莫过于他靠什么奇迹得以将些许酒精保存到翌日清晨,这样他睡醒之后,甚至不用起床,就能将其一饮而尽。这可使他进入一种怡然自得的状态,不过他得竭力不要睡着,以便不致过快失去这种状态。他起床时仍然醉眼蒙眬便坐到房子前面的长凳上。推着自行车朝鲁达的方向走的如此这般或迟或早总能从他身旁经过。“你这个傻瓜蛋,老流浪汉!”马雷克·马雷克对他说,抬起手哆哆嗦嗦地向他打个招呼。那人对他报以缺牙的微笑。那双袜子已经找到,是风将其吹进了青草丛中。
十一月如此这般给他带来了一只狗崽。“拿去吧,”他说,“别为失去狄安娜太过伤心。当然,那是匹很漂亮的牝马。”马雷克·马雷克起初把小狗养在屋子里,但很快他就咒骂它娘,因为小狗在地板上撒尿。他把旧浴盆挪到屋外,底朝天支在两块石头上,又将钩子钉进地里,用链子将小狗拴在钩子上。这样他就有了个别出心裁的狗窝。起先小狗哀嚎,吠叫,但最终它习惯了。每逢马雷克·马雷克给它送狗食时,它就向主人摇摇尾巴。跟这条狗在一起,他似乎好过得多,体内的那只鸟也略微平静些。然而好景不长,十二月下了场大雪,夜里严寒刺骨,小狗冻死了。早上他发现小狗被雪覆盖,看起来就像一团丢弃的破布。马雷克·马雷克用脚触了触它——已经完全僵硬了。
姐姐邀请他去过圣诞节,在圣诞夜他就跟姐姐吵了起来,因为在晚餐上姐姐不肯给他烧酒。“贱骨头,不给烧酒算得上什么圣诞夜晚餐!”他对姐夫说。他穿上外衣,甩手就走。人们已动身去参加圣诞节弥撒,为了在教堂占个好位置而纷纷提早出门。马雷克·马雷克在教堂周围转来转去,在黑暗中搜寻熟悉的面孔。他遇到了如此这般。连他也在大雪纷飞之中踏着难走的路来到了乡村教堂。“好冷的冬天啊!”如此这般说,拍着马雷克的后背,笑得很灿烂。“别纠缠我,你这个老笨蛋!”马雷克对他说。“是,是。”如此这般点了点头,走进了教堂。人们都回避马雷克·马雷克,冷淡地向他躬身还礼。人们在教堂的过道里把鞋底擦干净,再往前走。马雷克点燃了香烟,听见了有窟窿的翅膀的噼啪声。终于铃声大作,人们静了下来,传来了神父的声音,这声音经过麦克风有点失真。马雷克进入教堂的过道,用手指尖沾了沾圣水冰凉的水面,但他没有在胸前画十字。过了片刻,他闻到皮帽和节日穿的皮大衣散发出的臭气,这使他感到不舒服——只有上帝知道,这套行头是从哪儿拽出来的。他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念头。他回头往外挤,穿过过道,来到了教堂外面。大雪纷飞,仿佛是想清除所有的痕迹。马雷克·马雷克径直朝商店走去。途中他顺便光顾了姐姐的储藏室,从那儿拿走十字镐。他用这十字镐砸开了门。衣服所有的口袋都塞满了酒瓶子,还将酒瓶子夹在腋下,塞进裤子里。他想纵声大笑。“他们能找到个屁!”他自言自语道。他整夜做的就是把酒倒进炉子旁边的贮水罐,把空瓶子扔到水井里去。
这是他平生最美好的节日。只要他稍微清醒一点,他就跪在贮水罐旁边,拧开龙头,张开嘴巴,烧酒就如从天而降直接灌进他的口中。
圣诞节过后不久就开始解冻;雪变成了不可爱的雨,周围世界犹如用水浸泡过的灰色蘑菇。烧酒也喝光了。马雷克·马雷克压根儿就不起床。他觉得冷,浑身疼痛。整个时间他都在想,什么地方能找到一点酒精。他脑子里萌生了一个想法,玛尔塔太太可能会有酒。她的房子冬天总是空着的,因为她冬天总要出门到什么地方去。在想象中他看到玛尔塔的厨房,看到装有家酿酒的酒瓶立在桌子下边,虽说他知道玛尔塔太太从未酿过酒。说不定她酿过,说不定她今年正好用黑醋栗或李子酿过,并把它藏在桌子底下。就让她见鬼去吧!他想着,就从床上爬了起来,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走着,因为他有好几天没吃饭了,头痛得像要炸裂一般。
门是关着的。他用脚踢。潮湿的门扇合页令人不快地嘎吱响。马雷克·马雷克给弄得很不自在。厨房看起来就像玛尔塔太太昨天刚离开它似的。桌子盖着一块拖到地板的方格漆布,上面放着一把切面包的大刀子。马雷克·马雷克朝桌子底下瞧了瞧,惊诧地看到那里什么也没有。于是动手在小柜子里翻找,在炉灶里、在装劈柴的箩筐里一顿胡乱扒拉,在五斗橱里他看到一摞摞平整摆放的床单、被套。一切都散发着一种冬天的潮气——雪、潮木头、金属的潮气。他到处观瞧,翻遍了所有的东西,摸过床垫和羽绒被子,甚至把手伸进了旧胶鞋。他产生了幻象——似乎见过玛尔塔秋天出门前把一些装有家酿酒的酒瓶塞在了什么地方,只是他没有看到塞在了哪里罢了。“愚蠢的老东西!”他说着,同时禁不住哭了起来。他坐在桌旁,双手支着脑袋,他的泪水落到漆布上,浸透了老鼠粪。他望了望桌上的刀子。
他出门的时候,用木桩撑着门,因为他喜欢玛尔塔太太,不想让雪飘进她的厨房。就在这同一天警察来找他。“我们知道是你干的。”他们说。又补充了一句,说他们还会再来。
马雷克·马雷克又躺下了。他感到冷,不过他清楚,自己的手已拿不住斧头。他体内的鸟在扑腾,由于这种扑腾,马雷克的身体瑟瑟发抖。
黄昏突然降临,就像外面有人熄灭了灯火。空中凝结的冻雨波浪般连绵不断地敲打着窗玻璃。马雷克·马雷克仰面朝天躺在床上,心想:“哪怕我有台电视机也好。”他无法入睡,夜里起来好几次,从水桶里舀水喝;水冰凉,很可怕。他的身体把水变成了泪,从傍晚流到清晨。泪水流入了他的耳朵,使他的脖子发痒。早上他打了个盹,醒来时,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贮水罐里已经没有烧酒了。
他起了床并往双耳罐里撒了泡尿。他开始在抽屉里寻找绳子,但没有找到,于是便扯下褪了色的府绸窗帘,抽出挂着它的钢丝绳。他看到窗外如此这般怎样推着自己的那辆自行车到鲁达去。马雷克·马雷克突然感到很惬意,外面的雨总算停了,冬日灰色的光线从所有的窗口射进室内。那只鸟也平静了下来,或许已经死了。马雷克·马雷克将钢丝绳打了个活套,固定在门边的钩子上,母亲曾在钩子上挂炒菜的平底锅。他想抽上一口,又一次开始寻找香烟。他听见每张纸片的沙沙声,地板的嘎吱声,撒落的什么药片打在木板上细微的响声。香烟他却没有找到。他径直走到钩子下边,将活套安放在自己的脖子上,整个人往地板上溜。他感觉到脖颈子剧烈的、异乎寻常的疼痛。一会儿钢丝绳便绷紧了,可随后却变得松弛,从钩子上脱了出来。马雷克·马雷克掉到了地上。他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差错,疼痛放射到全身,那只鸟重又开始叫了起来。“我活得像猪,死得也像猪!”马雷克大声说,在空空如也的房子里听起来就像吆喝别人来交谈。他的双手哆嗦,再次把钢丝绳系到钩子上——将它打了个结,又缠了一圈,扭了扭。现在活套比先前高出了许多,但没有高到需要站到椅子上,也没有低到他能坐下去的地步。他将活套从脑袋套到脖子上,脚后跟支着前后摇晃了片刻,而后突然朝地面一沉。这一次疼痛是如此猛烈,足以让他眼前发黑。他张大嘴巴吸气,而双脚却在绝望地寻找支点,虽说他根本不想这样做。他挣扎着,为发生的事感到惊诧,直到猛然间,在短短的一瞬里,一种莫大的恐惧感笼罩了他,竟使他尿了一裤子。他望着自己穿着破袜子的两只脚乱踢乱踹,在一摊尿里滑动。“要不明天再干。”他还怀有希望地思忖,但他已不能给身体找到支点了。他再朝前边扑了一下,尝试用双手支着身子,但就在这个瞬间他听见头脑里嗡的一声——这是一声轰鸣,一声枪响,一声爆炸。他想抓住墙壁,但他的一只手只在墙上留下肮脏、潮湿的印迹。他不再动弹,因为他还希望,所有的坏事都会从他旁边过去,不会注意到他。他两眼紧盯着窗口,脑子里产生了某种模糊不清、正在消逝的想法:要是如此这般转身回来……后来窗口明亮的直角形就消失了。
 爱德华·斯塔胡拉(Edward Stachura,1937—1979),波兰诗人、小说家。

去年我给下西里西亚交易所发了份通告,说我收集梦。但很快我便大失所望,因为人们都试图将梦卖给我。他们写信来说:“让我们先谈好价钱。”“我建议二十兹罗提 一个梦。这是个公道、诚实的价格。”我拒绝了他们的报价。否则我会因别人的梦而破产。我还担心,他们会为了钱而杜撰、捏造出许多梦来。从本质来说,梦跟钱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不过我在网络上找到了一个网页,人们在那里自发写满了自己的梦,不要钱。每天早上那里都会出现新的页面,用的是不同的语言。他们为了别的人,为了操各种语言的外国人而记录下自己的梦。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其实我也不明白。也许是由于讲述自己梦的愿望像饥饿一样需求迫切,也许对于某些人来说甚至比饥饿时的需求还要更为迫切——那些人还在早餐之前,一觉醒来就立刻打开电脑,写道:“我梦见……”后来我也壮起胆子,在那儿写点小梦,那全是微不足道的小梦。这是我为了有权阅读别人的那些梦而为自己准备的入场券。一大早就打开电脑世界的大门逐渐成了我的习惯——冬天早上,当外面还是漆黑一片,厨房里刚煮上咖啡;夏天清晨,当窗口洒满阳光,过道通向阳台的门大敞着,而两条母狗也刚从自己的领地巡视归来,这时我总是在电脑前用功。
如果有规律地这样做下去,如果每天早上认真阅读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别人的梦,就容易发现,它们彼此之间总有某种相似之处。我早就想过,别人是否也看出了这一点。那是些亡命的夜晚,战争的夜晚,婴儿的夜晚,暧昧爱情的夜晚;是一些在旅馆、火车站、大学生宿舍、自家住宅的迷宫里徘徊寻路的夜晚;或者是敞开门、打开许多盒子、箱子、柜子的夜晚;或者是旅行的夜晚,那时做梦者往往要跟火车站、飞机场、火车、高速公路、路旁的蝴蝶打交道,他们或丢失箱子,或等票,担心着急,生怕来不及换乘。每天早上可以把这些梦像珠子一样用细绳子串起来,从中就可弄出一个有意思的结构,做出一条独一无二,但本身是完整、美妙、无瑕的项链。由这些经常重复的情节,可以大胆地给夜晚加上各种标题:“救助弱者和残疾者的夜晚”“天上降落的事物的夜晚”“怪兽的夜晚”“收到信件的夜晚”“丢失贵重物品的夜晚”。或许这还嫌少,或许还应当以夜里的梦来命名白天。或者命名整个月份、整个年份、整个时代,在这些月份、年份、时代中,人们以相同的、始终如一的节奏做着相似的梦,太阳出来时便不再感觉到这种节奏。
倘若有人能够研究那种只有我才能看到的事物,倘若他能数清那些梦中出现的形象、画面、情感,从中节略出主题,将这些统计资料与各种相关检验联系在一起,就像神奇的胶黏剂能把那些看起来似乎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事物联系起来一样,或许他就能从中找到某种类似于这个世界上交易所或大型机场的运作模式的意义——这种模式可表现为精细的联络图或固定的时刻表;找到某种不可预知的预感和精确的计算法的意义。
我常请玛尔塔给我讲讲她自己的梦。她总是耸耸肩膀。我认为她不把梦当回事。我心想哪怕她夜里做梦,她也不会让梦留在自己的记忆中。她会抹掉那些梦,如同从自己印有大草莓图案的漆布上抹掉泼在上面的牛奶一样。她拧干了抹布,给自己低矮的厨房通风。她的目光停留在天竺葵上,将它们的叶子放在手指上揉搓,而那又酸又涩的气味总能压住房里在她那儿发生的任何事。若能了解玛尔塔的哪怕是一个梦,付出多少我都在所不惜。
但是玛尔塔却常常讲别人的梦。我从来没有问过她,她是从哪里知道的。或许她杜撰了那些梦,如同她编造自己的那些故事一样。她利用别人的梦,一如她利用别人的头发编假发。当我们一起去什么地方,去克沃兹科或是新鲁达,她坐在停在银行前面的小汽车里等我。她总是通过窗口看人。然后,在小汽车里,她总是一边翻阅与所买物品一起发来的广告,一边有意无意地讲点什么,比方说,讲别人的梦。
我永远不能肯定,在玛尔塔所讲的和我所听到的事物之间是否存在着界线。因为我不能将她和我区分开,将我俩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事物区分开,将新鲁达广播电台早上说的和刊载有电视节目的报纸周末版上写的东西区分开,不能将一天里的钟点,甚至不能将谷地里太阳照耀到的和照耀不到的村庄区分开。
 兹罗提,波兰货币名称和基本单位。

小汽车日

我们在森林里发现了一辆小汽车。它是那样不引人注目,以致我们撞上了它积满针叶的长长的车罩子。在前边的座位上长了一棵小桦树,方向盘缠满了爬墙虎。R说,这是一辆战前德国造的“小奇迹”车。他对小汽车是内行。车体的金属零件完全锈坏了,而车轮的一半陷在森林的枯枝落叶层中。我试图打开方向盘那一边的车门,门把手留在了我的手中。车内皮革蒙面上长满了黄色的蘑菇,并如急驰下泻的瀑布那样垂落到满是坑坑洼洼的底部。我们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这项发现。
傍晚,从森林里由边境的方向驶出了另一辆小汽车——挂着瑞士车牌的讲究的红色丰田车。胭脂红的漆面上瞬间反射出西下的日光。它关闭了引擎驶进谷地。夜里紧张的边防军带着手电筒跟踪它的辙迹。
早上,网络中出现了关于小汽车的梦。

阿摩斯

新鲁达合作银行的克雷霞做了个梦。那是在一九六九年早春时节。
她梦见自己的左耳中听到一个声音。起先是个女子的声音,不停地说着,说着,可是克雷霞不明白说的是什么。她在梦中干着急。“如果有人总是在我耳中讨厌地唠叨着,我将如何工作?”她在梦中思忖,但愿这声音能够停息,如同关掉收音机,或是将电话听筒搁到机座上。然而它却不能消除。声音的源头深深潜藏在耳朵里,藏在布满鼓膜和耳轮的弯弯曲曲的小回廊之中,藏在微显潮湿的薄膜的迷宫深处,藏在耳内黑暗的洞穴里。无论是用手指挖,还是用手掌捂住耳朵都压不住这声音。克雷霞觉得,整个世界必定都会听到这嘈杂声。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声音,整个世界都在颤动。耳中总在不停地重复某些句子,语法完全正确的句子,听起来很美的句子。然而这些句子却没有意义,只是模仿人的说话方式而已。克雷霞害怕它们。但不久之后克雷霞的耳朵里响起了另一个声音,男人的声音,它亲切、纯净。跟这个声音交谈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我叫阿摩斯。”他说。他询问她的工作,询问她父母的健康,但她有个印象,其实这些询问都是毫无必要的;他知道有关她的一切。“你在哪儿?”她迟疑地问他。“在马里安德。”他回答说,而她知道,在波兰中央地带有这么一个区域。“为什么我在我的耳朵里听见你说话?”她还想知道点什么。“你是个不同凡响的人,我爱上了你。我爱你。”同样的情况还发生过三四次。同样的梦。
早上她在忙于银行来往业务中喝着咖啡。外面下着软湿的雪,很快就融化了。潮气甚至渗进了有暖气的银行办公室,侵入了衣架上的大衣、人造革手提包、哥萨克皮靴和前来办事的客户。对于银行信用贷款部头头克雷霞·波普沃赫来说,这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在这一天她理解到,自己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领略到被人专断地、不容分说地、无条件地爱着的滋味。这是个惊人的发现,宛如脸上挨了一拳,打得她晕头转向。银行大厅的景象变得苍白了,她的耳朵里短时间沉入静寂。在这突如其来的淹没了她的爱情中,克雷霞感到自己就像一把迄今从未用过的茶壶,第一次灌满了纯净得透明的水。冲好的咖啡凉了。
她的做法是:提早下班,径直去了邮局。她拿起了波兰中央地区各大城市的电话号码簿:罗兹的、谢拉兹的、科宁的、凯尔采的、拉多姆的,自然还有琴斯托霍瓦的,最后她拿到了她关心的马里安德的。她掀开了字母A开头的那一页,用染红了的指甲在姓氏栏从上到下移动。在罗兹、谢拉兹、科宁等城市都没有阿摩斯或阿摩兹。在为数不多的农村电话网用户中也找不到他的姓氏。她现在的感觉,最贴切的说法就是愤怒。她知道,他一定是待在什么地方。她头脑里一片空白地坐了片刻,然后再一次开始寻找。她拿起了拉多姆、塔尔努夫、卢布林、弗沃茨瓦维克的电话本。她找到了莉迪娅·阿摩舍维奇和阿摩辛斯基夫妇。然后她那绝望的思维开始找窍门,玩文字搭配:阿摩斯,索马,马索,萨摩,奥马斯, 直到那双指甲染红的手拆开了这个其中的密码——阿·摩斯,显克维奇街五十四号,琴斯托霍瓦。
克雷霞住在农村,一辆肮脏的蓝色公共汽车天天从乡下送她进城。汽车在盘山公路和弯道上爬行,有如一只发灰的甲虫。冬季,天黑得早,它那对燃烧的眼睛扫视着石头覆盖的山坡。它曾受到过祝福。它让人们认识山外的世界。所有的旅行都由它开始。
克雷霞天天坐它上班。打汽车从车站把她带走的那一刻算起,到她站在银行厚重的大门前为止总共用了二十分钟。在这二十分钟里世界变得难以辨认。森林成了房屋,山中草地成了广场,牧场成了街道,清澈的小溪成了每天变幻不同颜色的小河——因为它不幸从布拉霍贝特纺织厂附近流过。克雷霞在公共汽车里就脱掉了胶鞋(她称之为雨鞋),穿上了皮鞋。鞋后跟在银行大楼宽阔的德式台阶上敲得橐橐响。
她在银行是最雅致最讲究的人物。时髦的发型——精心梳理的淡黄色烫发,染了色的发根。日光灯照在她的头发上射出洋娃娃般的钻石的反光。涂了加长型睫毛膏的睫毛在她那光滑的脸颊上投下了柔和的阴影。珍珠色的口红微妙地勾勒出她嘴巴的轮廓。年岁越长,越是浓妆艳抹。有时她对自己说:“够了,别再涂胭脂抹粉了。”但尔后她又发现,岁月的流逝剥夺了她面部的清晰性,模糊了线条。她甚至觉得,她的眉毛稀疏了,湛蓝的虹膜发白,失去了光彩,嘴唇的线条越来越不清晰,而整个面部变得不确定,仿佛就要枯萎。这是克雷霞最害怕的。她担心自己会来不及开花就凋谢了。
三十岁的克雷霞跟父母一起住在新鲁达附近的农村。他们充满希望的房子坐落在拐向曲折的盘山公路的破烂的地方公路旁边,似乎可以预想到地理位置会给它带来参与历史进程的光荣——军队浩浩荡荡从这儿频繁过往,寻宝者在这儿从事各种冒险活动,边防军在这儿追逐从捷克走私酒的人。然而公路和房子都不走运。没有发生任何事。只是房屋上方的森林变得稀疏了,犹如克雷霞的眉毛;她的父亲有系统地不断砍伐幼小的桦树做辕杆和棍棒,砍伐松树做圣诞树,长高的青草使羊肠小道变得模糊,像她嘴巴的线条那样;他们房子粉刷成蓝色的墙壁发白,就像克雷霞的眼睛。
克雷霞在自己家里的地位相当重要:家里靠她赚钱、购物、把买好的东西用母亲缝制的手提包拎回家。她在顶楼有自己的房间,有沙发床和装衣服的柜子,但是只有在银行她才成了一个人物。在这里她有办公室,用薄得像硬纸板的胶合板与客户熙来攘往的大厅分隔开。坐在自己办公桌后面,听得见银行嘈杂的声音——开门关门的咣当声,农民沉重的皮靴在木地板上走动的咯噔声,总爱飞短流长讲别人闲话的妇女们压低了嗓门儿的嘁嘁喳喳声,两个最后的旧算盘——管理部门还没来得及把它们换成新式的带把手的嗒嗒响的计算机——发出的敲击声。
十点钟左右就开始喝咖啡的日常习惯:铝质小匙子叮当作响,玻璃杯底轻微地磕碰着托盘,这些都成了办公室的铃声。她把磨好的昂贵的咖啡放在装过果酱的玻璃罐中从家里带来,公平地分配到每个玻璃杯中,沸水在它的水面上形成了厚厚的褐色浮膜,直保持到瀑布一般地撒下糖的时候。咖啡的芳香弥漫着新鲁达合作银行,直到天花板,而那些恰好在这时排队等候的农民则咬着嘴唇,抱怨自己不迟不早偏偏碰上了喝咖啡的神圣时刻。
就在这时克雷霞记起了自己的梦。
像她这样无缘无故被人所爱是件多么痛苦的事。这样的爱情给人带来了何等的不安!由于难以置信,思绪是多么杂乱无章,加速跳动的心脏在怎样膨胀!世界又是在怎样游移和失去具体的可知性!克雷霞突然变得孤立无助起来。
复活节过后,银行接到通知,在琴斯托霍瓦为银行工作人员举行业务培训会议。她认定这是最现实的提示,就去了琴斯托霍瓦。她把自己的衣物收拾到人造革旅行包里,心中想着上帝。她寻思,尽管人们对上帝众说纷纭,但上帝总是在最适宜的关头显圣。
她乘的是一列昏昏欲睡的列车,里头塞满了疲惫不堪、无精打采的乘客。车厢单间没有空位子,她只好紧贴着肮脏的窗玻璃站立在过道上,就这么站着打瞌睡。后来夜里有人下车,她终于能坐下来。她挤在那些被干燥的空气烘热的身体之间,睡着了。她睡得很沉,黑乎乎地,油腻腻地,完全没有图像,连思想的残存碎片也没有。直到她一觉醒来,这才明白自己是在旅途之中;此前只是在空间里移动,普通的、漫不经心的地点变化。只是梦关闭了旧的,敞开了新的;一个人死一般地睡去,另一个人醒来。这黑暗的空间不分昼夜,是真正的旅行。幸好从新鲁达开出的驶向远方世界的所有列车都是在夜里行驶。她想,在这次旅行之后,再也没有什么跟先前一模一样的东西了。
凌晨她到达琴斯托霍瓦。时间还太早,她任何地方也去不成,于是在车站酒吧要了杯茶水,捧着玻璃杯暖手。在邻近的小桌子旁边坐着一些裹在方格头巾里的老年妇女、被烟草熏得过头的男人、为生活所累的丈夫、面孔像破旧钱包的父亲、因做梦而脸色绯红的儿童——从他们半张半合的嘴角流淌出淡淡的一团口水。
等待天亮用了喝两杯柠檬茶和一杯咖啡的时间。她找到了显克维奇街,向上走,走在街道的正中央,因为小汽车尚未苏醒。她望着一扇扇窗户,看见褶皱密集的窗帘,还有偎倚在窗玻璃上的橡皮树。在某些窗户里还亮着灯,但灯光发白,不引人注目。人们在这种光线里正匆匆忙忙地穿衣、吃饭,妇女在煤气灶上烘干长袜,或是为上学的孩子准备三明治,铺好的床将体温保留到下一个夜晚,烧煳的牛奶冒着煳味,鞋带回到皮鞋稳当的洞孔中,收音机在播送新闻,但谁也不听。后来她遇上第一个买面包的队伍。所有的人都在默默无言地排着队。
显克维奇街五十四号是一栋灰色的大房子,底层开了个鱼店,带有一个深深的庭院。克雷霞站立在房子前面,懒洋洋地打量着那些窗户。我的上帝,原来是这等普普通通。
她在那里站了约莫半个钟头,直到最终不再感到寒冷。
培训枯燥到极点。在专门买来做记录的本子上,克雷霞心不在焉地用圆珠笔胡乱涂写。主席台桌子上铺的绿色呢子给她某种慰藉。她本能地将它抚平。合作银行的工作人员在她看来都非常相像。女人被氧化成浅黄色的头发都剪成西蒙娜 的发式,嘴唇都涂了仙客来色的口红。男人清一色都穿着藏青色的西服,都带个猪皮的皮包,像彼此约好了似的,休息抽烟的时候尽说些俏皮话。
晚餐是面包和黄色的奶酪,用陶瓷杯喝茶。
晚餐后大家都转移到康乐室,桌子上出现了烧酒和酸渍的小黄瓜。有人从皮包里掏出一套镀锡的小酒杯。男人的手在穿着尼龙长袜的女人膝盖上游荡、徘徊。
克雷霞微带醉意去睡觉。她的两个室友凌晨才出现在房中,她们相互悄声提醒着要注意保持安静。这样过了三天。
第四天她站立在油漆成棕色的门前,门上挂着瓷质的小牌子:阿·摩斯。她敲了敲门。
给她开门的是个高个、瘦削的男人,身着长睡衣,嘴上叼着香烟。他有一双深色的充血的眼睛,仿佛好长时间没有睡觉似的。当她发问的时候,他眨了眨眼睛。
“阿·摩斯?”
“不错,”他回答,“阿·摩斯。”
她粲然一笑,因为她觉得认出了这个声音。
“我就是克雷霞。”
感到意外的男人后退了一步,让她进入门廊。住宅小而拥挤,洒满了日光灯银色的光。看起来就像火车站那样凌乱、邋遢。到处是装有书籍的硬纸箱,成堆的报纸,收拾了一半的衣箱。盥洗间敞开的门里冒出蒸汽。
“是我,”她重复了一遍,“我来了。”
男人突然围着她打转转,大笑起来。
“可小姐是谁?我认识小姐吗?”他突然又拍了拍额头,“当然,不用说,是小姐,小姐是……”他的响指在空中打得噼啪响。
克雷霞明白,他没有认出她来。可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要知道他是在另一种情况下,通过做梦,从内里认识她的,而不是像所有的人那样在正常的情况下彼此相识。
“我会把一切都向您解释清楚。我可以再往里头走进一点吗?”
他迟疑了一下。香烟灰落到了地板上。男人伸手向她指了指房间。
她脱下鞋,进去了。
“小姐您看,我正在收拾行李。”男人如此解释房内的杂乱无章。他把沙发床上揉得皱巴巴的被子送到了另一个房间,返回后便在她的对面坐下。洗褪了色的长睡衣露出他胸口的肋骨:真是瘦骨嶙峋。
“阿·摩斯先生,您是不是有时梦见了什么?”她没有把握地问道,立刻就知道自己犯了错误。男人纵声大笑起来,巴掌拍在条纹睡衣盖住的大腿上,嘲讽地望着她。至少她觉得情况就是如此。
“有意思,小姐来找一个不相识的家伙,就为了问他,是不是梦见了什么。这真的像梦一样,像梦……”
“我认识先生。”
“是吗?怎么小姐认识我,而我却不认识小姐呢?咳,或许我们是在雅希的演唱会上相识的?在雅希·拉特卡那儿。”
她否定地摇了摇头。
“不是?那又是从哪里认识的?”
“您叫阿·摩斯。”
“我的名字是安杰伊 。安杰伊·摩斯。”
“克雷斯蒂娜·波普沃赫 。”她说。
他俩都站了起来,彼此握了握手,又重新坐下,神色都有些尴尬。
“那么……”过了片刻他开了口。
“我叫克雷斯蒂娜·波普沃赫……”
“这我已经知道。”
“我今年三十岁,在银行工作,担任主管的职务。我住在新鲁达,您知道那是在哪里吗?”
“在卡托维茨附近的什么地方。”
“完全不是。是在弗罗茨瓦夫省。”
“啊哈,”他漫不经心地说,“您不想喝点啤酒吗?”
“不。谢谢。”
“既然如此,我只好自己喝了。”
他站起身,走进厨房。克雷霞见到壁柜上有台打字机,卷筒上还卷着一张纸。她突然想到,他此刻该做些什么,该怎么说,一定都写在那儿呢,她甚至站起了身子,但安杰伊·摩斯已返回来,他手里拿着一瓶啤酒。
“说句实话,我原以为小姐是住在琴斯托霍瓦。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觉得,我认识小姐。”
“是吗?”克雷霞高兴地问。
“我甚至想过……”他眼睛射出一道闪光,就着瓶子喝了一大口酒。
“什么?”
“您知道,是这样,人有时记不住所有的事情。并不是总能记得住。或许我们之间真有过些什么?在演唱会上,在……”
“不,”克雷霞急忙说,她感到自己脸发烧,“我从来没有见过您。”
“怎么,您不是说认识我吗?”
“是的,但只是认识您的声音。”
“我的声音?上帝,您耍什么花招?我大概在做梦。到我这儿来了一位姑娘,一口咬定,说是认识我,却又是平生第一次见到我,只认识我的声音……”
蓦然他呆若木鸡,一动不动,酒瓶子仍贴在嘴边,目光死死盯住了克雷霞:
“我明白了,小姐是安全局的。你认识我的声音,因为你窃听过我的电话,对吗?”
“不对。我在银行工作。”
“好,好,不过我已拿到了护照,就要走。我就要出国,你明白吗?我就要到自由世界去。就像你看到的,我在收拾行李。这已经到了尽头,你们不能再把我怎么样。”
“请您别……”
“你想干什么?”
“我梦见了您。我是通过电话簿找到您的。”
男人点着了香烟,站了起来。开始在塞满破旧家具的房间里从窗口走到房门来回踱步。克雷霞从小手提包里拿出身份证,打开放到桌子上。
“请您看看,我不是什么安全局的。”
他俯身到桌子上方,朝证件瞥了一眼。
“这什么也不能说明,”他说,“要知道证件上不会写着谁是安全局人员。”
“我该怎么做,您才能相信我呢?”
他挺立在她的上方,抽着香烟。
“知道吗,小姐?已经不早了。我这就要出门。我跟别人有约。再者我在收拾行李。我必须去办各种重要的事情。”
克雷霞从桌上拿起自己的证件,放进小手提包。她感到喉咙憋闷得发痛。
“我这就走。”
他没有挽留。他把她送到门口。
“就是说您梦见了我?”
“是的。”她边说边穿鞋。
“您是通过电话簿找到我的?”
她点了点头。
“再见。我很抱歉。”她说。
“再见。”
她冲下楼梯,来到街上。她一路朝下走到车站,一路都在啜泣。睫毛膏融化了,刺激得眼睛生疼,世界变得模糊了,出现了许多闪亮的彩色斑点。售票处对她说,最后一列驶往弗罗茨瓦夫的火车已经开走,下一列要到明天早上才开。于是她去了车站酒吧,要了一杯茶。她什么也不想,只是望着单调地浮泛着的柠檬片。雾蒙蒙、潮气重的夜色从月台流入了车站内部。“这不是说明梦并不可信的证据。”克雷霞最后作如是想。梦总是有意义的,从来不会错,是现实世界没有成长到梦的正常状态。电话簿说谎骗人,火车选择了不适当的方向,街道看起来彼此过于相像,城市名称中字母出错,人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名字。只有梦是真的。她觉得,在左边的耳朵里她又听到那温存的、充满爱恋之情的声音:
“我给询问台打过电话,小姐您要乘的开往新鲁达的最后一班火车已经开走了。”安杰伊·摩斯说,他坐到了她的小桌子旁,用手指在潮湿的漆布上画了个十字,“小姐睫毛上的睫毛膏糊了。”
她从小手提包里掏出手帕,用唾沫弄湿了一角,擦了擦眼睑。
“就是说您梦见了我?这是难以理解的奖赏。如此梦见一个不相识的人,一个住在国家的另一端的人……哎,说说看,在这个梦中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是您曾对我说话。”
“我说过些什么?”
“说我是个不同凡响的女人,说您爱我。”
他把响指打得噼啪响,慢悠悠地望着天花板。
“这是结识异性多么奇特的方式。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她没有吭声。用小匙子小口地喝着茶。
“我真想此刻已经待在家里。”过了一小会儿她说。
“我们走吧,到我那儿去。我有两个房间。”
“不。我在这儿等车。”
“随您的便吧。”
他走向小卖部,给自己端来一大杯啤酒。
“我想,您不是阿·摩斯。就是说,不是我梦见的那个人。我定是在什么地方弄错了。可能是另一座城市,不是琴斯托霍瓦。”
“有可能。”
“我将不得不再去寻找。”
男人猛地把啤酒杯往桌子上一搁,以致啤酒都泼出了一些来。
“可惜,我将无法知道结果。”
“不过您有相似的嗓音。”
“我们走吧,到我那儿去。您在床上睡个好觉,而不是在酒吧的小桌旁打盹。”
他看到,她有些踌躇。她睫毛上没有了那些噩梦般的睫毛膏看上去要年轻得多。疲惫软化了自命不凡的外省闺秀。
“我们走吧。”他重复了一遍,而她则无言地站了起来。
他拎着她的行李,重新朝山麓走去,踏上了已是空荡荡的显克维奇街。
“在那个梦中还有些什么?”他在房间里一边给她铺沙发床,一边问。
“我已不想说这件事了。这并不重要。”
“我们喝点啤酒?或者喝点烧酒好睡觉?我能再抽支烟吗?”
她点了点头。他消失在厨房里,而她犹豫了片刻之后走向了打字机。在她读完一首诗的标题之前,她的心就开始怦怦跳。诗的标题是:《马里安德之夜》。她立在打字机前方恍如瘫痪了一般。而她背后,在厨房里她梦中的阿摩斯把玻璃杯弄得叮当响。一个活生生的、温存的、瘦削的、有双发红的眼睛的男人,就是这个人,他了解一切,理解一切,他进入人的梦中,在那里播种爱情和不安。这就是那个推动世界的人,仿佛世界是块大幕布,用它遮挡了某种别的真理,难以捉摸的真理,因为那是没有任何事物、任何事件、任何牢靠的东西支撑的真理。
她用颤抖的手指触动了打字键。
“我写诗,”他在她背后说,“我甚至还出版过诗集。”
她无法转过身来。
“喏,请吧,请小姐坐下。现在这已没有什么意义。我就要去自由世界。要是您给我地址,我会给您写信。”
她听见他的声音就在自己身后,在左边。
“您喜欢吗?您阅读诗歌吗?这只是草稿,我还没有把它写完。您喜欢吗?”
她垂下了脑袋。热血在她耳中轰隆作响。他轻微地触了一下她的肩膀。
“出了什么事?”他问。
她转身朝着他,看到他盯着自己的一双好奇的眼睛。她感觉到了他的气味——香烟、尘土和纸张的气味。她偎依到这种气味上,他们如此一动不动地站了几分钟。他的双手抬了起来,迟疑了一下,而后就开始沿着她的后背抚摸她。
“可毕竟还是你,我终于找到了你。”她悄声说。
他的手指触摸到她的脸颊,他亲吻了她。
“就算是吧。”
他把手指插进她氧化成浅黄色的头发,又伸嘴去咂吮她的嘴唇。后来他把她拉到沙发床上,动手脱她的衣服。她不喜欢他这种过于狂野的举动,她感觉不到欢愉,简直就像在做出牺牲。而她又不得不允许他随心所欲。于是她被脱掉了裙装、衬衫、吊袜带和胸罩。他那瘦削的胸腔在她眼前移动——干巴巴,像石头一样生硬、呆板。
“你在梦中是怎样听我诉说的呢?”他气喘吁吁地悄声问。
“你是在我耳朵里说的。”
“在哪只耳朵里?”
“在左耳里。”
“在这里吗?”他问,接着就把舌头伸进了她的耳朵。
一切都为时太晚。她已不能解脱,无可逃遁,只好闭紧眼睑,任其摆布。他用身体的全部重量压服了她,占有了她,穿透了她,使她麻木。而她也不知是从哪里知道,这是必经之途,知道首先得把属于阿摩斯的东西给他,为的是以后能将他本人带在身边,将他像植物,像棵大树一样栽到房子前面。因而她屈从于这个陌生的身体,甚至还用双手笨拙地搂抱它,加入了有节奏的古怪的舞蹈。
“真见鬼!”过后男人说,点燃了香烟。
克雷霞穿好了衣服,坐到他身边。他把烧酒斟满两个酒杯。
“感觉如何?”他朝她投去短暂的一瞥,喝光了杯里的酒。
“不错。”她回答。
“我们睡觉去。”
“现在?”
“明天你要赶火车。”
“知道。”
“得上好闹钟。”
阿·摩斯慢慢向盥洗室走去。克雷霞一动不动地坐着审视阿摩斯的神殿。墙壁漆成橙黄色,但经日光灯的冷色光照射变成了令人不快的青紫色。在床垫子从墙边挪开的地方,看得出更鲜亮的橙子的颜色。她觉得,那地方发亮,刺眼。窗口挂着被香烟熏黑的窗帘,右边是个搬空了的壁柜,上面摆着一台打字机,滚筒上戳着《马里安德之夜》。
“你为何爱上了我?”他从盥洗室返回时她问,“我跟别的女人有什么不同?”
“你是个发了疯的女人,我敢向上帝保证。”
他又穿上了那件袒胸的条纹长睡衣。
“说我是个发了疯的女人,是什么意思?”
“你是个疯子。行事出人意料,缺乏理性。”
他给自己斟满一杯烧酒,一口喝干,说:
“你穿行半个波兰来找一个不相识的家伙,对他讲自己的梦,还跟他上床。这已足够说明你是发了疯。”
“你为什么骗我?你为什么不承认你是阿摩斯并且知道有关我的一切?”
“我不是什么阿摩斯。我叫安杰伊·摩斯。”
“那么马里安德是怎么回事?”
“哪个马里安德?”
“《马里安德之夜》,马里安德是什么?”
他扑哧一声笑了,挨着她坐到椅子上。
“是市场上的一家酒馆。所有的本地下三烂都到那里喝酒。我为此写了一首诗。我知道,是首蹩脚货。我写过一些更好的段子。”
她难以置信地望着他。
归程中充塞了开关门的咯噔声——夜班火车的门、车间的门、车站厕所的门、公共汽车的门的咯噔声。最后是家里的大门发出的沉闷的撞击声。克雷霞扔下旅行包,旋即躺到了床上,睡了一整天。傍晚惴惴不安的母亲来叫她吃晚饭。这时克雷霞已忘记她到什么地方去过。梦,如同橡皮,擦掉了整个旅行。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克雷霞在自己的左耳里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我,阿摩斯,你到哪儿去了呢?”
“怎么了,你不知道我能去哪里?”
“我不知道。”他回答说,“难道你不是跟我一起漫游?”声音沉寂了。克雷霞觉得,这沉默是某种羞惭的表现。“你别再走得那么远。”倏地她耳朵里的声音又响起来。
“对你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她怒气冲冲地问他。他大概是给这个腔调吓坏了,只好保持缄默,而克雷霞则不得不从梦中醒来。
自打这次去琴斯托霍瓦的远行之后,什么都跟先前不一样了。新鲁达的街道干了,洒满了阳光。姑娘们将一束束报春花摆到办公桌上。指甲上涂的指甲油脱落了,氧化的头发底部出现了黑色的发根并将浅色的发梢推向了肩膀。中午银行大厅的大窗子打开了,街上的嘈杂声——儿童的喧闹声、小汽车的噪声、妇女突然加快了脚步的尖跟皮鞋的咯噔声、鸽子噼啪响的振翅声——从窗口涌了进来。下班成了一件令人愉快的事。狭窄的小街道吸引人们从它那儿经过,在那儿可细瞧人们的面孔,记住某些特殊的小院风光。咖啡馆开门揖客,烟雾缭绕的空间充满了好奇的目光和懒洋洋的谈话。玻璃杯里冲泡的咖啡飘出永恒的香气,铝质的小匙子发出叮当的响声。
五月克雷霞去找一位占卜家,向他询问自己的未来。占卜家给她撰好了占星图,而后闭目凝神地坐了许久。
“你想知道什么?”他问她。
“我将来会怎样?”她说,而他必定是在眼睑下看到了某种辽阔的空间,因为他的眼球忽左忽右地转动,仿佛看到了事物内在的发展前景。
克雷霞点着了香烟,等待着。占卜家看到了浅灰色的谷地,而在谷地里看到了残留的城市和村庄。画面是静止的,没有生命的,化成灰烬了的,而且每时每刻都在褪色,变得苍白。谷地里的天空是橙黄色的,低矮而轻灵,犹如帐篷顶。没有一样东西在动,没有一丝风,没有一丁点生命。树木使人想起石柱,仿佛盯住过罗得之妻 的目光也同样盯住过它们。他似乎觉得听见了树木在怎样轻微地爆裂。那里既没有克雷霞,也没有他自己,也没有别的任何人。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只感到由于心慌而引起的腹部痉挛。他害怕自己现在不得不撒谎、胡诌。
“永远不会一次就彻底死去。你的灵魂将会多次来到这里,直到找到了它寻找的东西。”他说。随后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补充说,“你会出嫁,生孩子。孩子会生病,而你会关心照料他。你的丈夫将会比你年纪大,会使你成为寡妇。你的孩子会离开你,走得很远,或许会漂洋过海。你死时将会很老。死亡将会使你愉快。”
仅此而已。克雷霞离去时心境平静,因为这一切她都知道。没有必要花这份钱。拿这些钱她能买件淡绿色的珍珠纱线的女衬衫,这样的衬衫多以打包的方式从国外寄来。夜里她又听见阿摩斯的声音。他说:“我爱你,你是个不同凡响的人。”
在半睡半醒中她似乎觉得能辨识出这个声音,觉得她能肯定这声音属于谁,于是就幸福地睡着了。然而半睡半醒中做的梦,像所有的梦一样,终必是梦。早上醒来时一切都化为乌有,烟消云散了,留给她的只是模糊的印象,仿佛她知道点什么,只是她不很明白究竟是什么。这就是一切。
 
 阿摩斯(Amos)、索马(Soma)、马索(Maso)、萨摩(Samo)、奥马斯(Omas),均由A、M、O、S四个字母按不同顺序排列组合而成。
 可能是指法国女演员西蒙娜·西蒙(Simone Simon,1910—2005)。
 在波兰语中安杰伊(Andrzej)与阿摩斯(Amos)都是以字母A (音“阿”)开头。
 克雷霞是克雷斯蒂娜的爱称。
 典出《圣经·创世记》19:1—26。上帝要剿灭所多玛城,因为罗得曾礼遇两位天使,天使把他们夫妇和两个女儿领出所多玛城,让他们逃往小城琐珥,并且嘱咐他们不要回头。上帝将硫磺和天火降向所多玛城时,罗得之妻回头看,立即化为盐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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