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再来看看砥平里南侧的防御圈。对于麦吉带领的第l排来说，战斗的第二个晚上异常艰苦。中国人找到了一条伸向美军阵地的通道，尽管这不是高速公路。这块面积不大的地方被分成两块，双方各占一半，互有攻守。在第二天晚上的战斗中，麦吉希望有更多的兵力，但是每个人都已经派上了战场，没有多余之兵可用了。
中国军队更容易从G连的阵地接近美国人的防御圈，他们一步步地向前推进。第二天晚上，他们的人越来越多，进攻时间也提前到了黄昏。军号再次吹响，中国人又开始一轮令人胆寒的进攻。麦吉认为，这次大约一个团的兵力向他们这个小小的阵地冲过来，很快就占领了两个散兵坑。这两个散兵坑在麦吉的右侧，属于临近的第l排。这就意味着，他的部队马上就将遭到中国机枪手从第1排所在位置的射击，而且这股火力将正好从中切断他的阵地。他给连长托马斯·希斯打了一个电话询问情况，希斯连长随即打电话给第1排排长。这个排长向希斯保证，第1排仍在坚守阵地，没有丢失一个散兵坑。希斯和麦吉哪里知道，这个胆小如鼠的军士长把指挥所设在山后的一个小茅屋里，没敢出来看看前方的阵地。
麦吉无法相信上司说第1排仍在坚守阵地，右侧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更增加了他的怀疑。他再次拨通希斯的电话，这一次他说得非常具体：“我们右侧的一挺机枪一直在向我们开火，机枪的位置就在第1排的阵地。我敢肯定，那绝对不是我们的。”希斯再次给第1排的排长打电话，回答依然一样。于是，希斯告诉麦吉：“麦吉，我们的人还在那里。”后来麦吉认为，假如排里的军士告诉你，侧翼己方的阵地正在向你开火，那就必须找个人亲自去核实，必须有人对此负责。如果右侧一旦被敌人撕开防线，那是极其危险的。由于他的部队的右翼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因此侧翼火力带来的损失甚至要多于来自正面火力造成的伤亡。他自己非常恼火，因为另一个排的指挥官玩忽职守而让自己的人遭受了大量不必要的损失。
中国人意识到他们发现了美军防线的薄弱点，因而攻得更加猛烈。他们用的是最原始的炸药。麦吉认为，只要有机会和他们交手，即使你打死对方，但他们的勇敢依然值得你敬佩。一名中国战士手持木棍匍匐前进，木棍的前端绑着炸药包;第一个人被打倒之后，马上会有第二个人顶替上来，继续前进，直至冲到美军阵地散兵坑的上方，引爆炸药。对方人员损失极其惨重，麦吉和他的部下一直在开火，打死了一个又一个爆破兵，而且越来越谨慎，他们不能浪费一发子弹。让他们感到惊奇的是，前面的人一旦倒下，马上就会有另一个人顶上来。
麦吉手下的一个班长詹姆斯·莫吉特受伤了，是被中国人扔进散兵坑的一颗手榴弹炸伤的。莫吉特跳出散兵坑大喊：“麦吉中尉，我中弹了，我中弹了!”他最后跳进了麦吉的散兵坑，麦吉想办法让他平静下来。莫吉特终于说：“不过我的伤不严重。”之后，他准备回到自己的散兵坑。就在这时，麦吉注意到，十几名中国士兵已经爬到该排阵地前方约20码处。散兵坑里的一个士兵高声喊麦吉的名字，麦吉觉得那应该是莫吉特的部下。“那是谁?”麦吉问身边端着勃朗宁自动步枪的士兵。对方回答：“一个中国兵。”麦吉拿出一颗手雷，顺着山坡扔下去。手雷滚向山脚下的那个中国士兵，将他炸伤。那个人想沿着山坡滚下去，麦吉拿过勃朗宁自动步枪把他打死。
然而，战斗的天平很快偏向中国人。麦吉的防线越来越脆弱，守住阵地的关键之一就是摆在中间位置的一挺机关枪，负责这挺机枪的是尤金·奥特森上士及其部下。中国人要冲到他们的阵地前必须通过一座小山，而这座小山恰好处在这挺机枪的射程之内。奥特森的机枪发挥了巨大的压制作用，因此，中国人从一开始就盯上了他的机枪。夜里，中国人打死了第一名机枪手，奥特森自己端起了机关枪;只要奥特森的机枪还能开火，麦吉的阵地就有保障。中国人像潮水一样，一波又一波地向他的阵地冲锋。奥特森一点也没有惊慌失措，他知道自己成了敌人的目标;他一直在开火，每一次只打出几发子弹，每一次都会有中国人倒下。毫无疑问，他和麦吉一样相信自己肯定要死在此地。在如此恐怖、震撼的时刻，奥特森的镇定和勇敢让麦吉感到惊叹，他认为，那才是真正的勇敢，那种勇敢发自内心深处某个神秘地方，很少人能拥有这样的勇气之源。
凌晨2点左右，中国人把手榴弹扔进了奥特森的散兵坑，突然间，机枪哑火了。麦吉大声问身边的克卢茨中士：“机枪怎么了?”克卢茨回答，中国人攻占了奥特森的阵地。奥特森死了(战斗结束后，人们没有找到他的尸体。他最终被列为战斗失踪人员)。这时，麦吉的左翼门户大开，中国人正从这个方向朝他冲过来。麦吉命令班长雷蒙德·贝内特下士带领手下夺回奥特森的阵地，因为该班的损失不是特别严重。贝内特很快就中弹了，一颗手榴弹炸掉他的半只手，随后又有一颗子弹击中他肩部，最后一块弹片打中了他头部;不过，他的部下还在继续挖临时战壕，以堵住奥特森阵地失守形成的缺口。
现在，麦吉的整个阵地岌岌可危。这里的防线漏洞百出，而且防守的人数极少。很多士兵受伤，他打电话到连部请求派担架队来，但那儿没有担架队。麦吉的弹药也所剩无几。第二天清晨，他们逐渐意识到，弹药不够了，无法保持射击频率。中国人肯定还会实施下一轮进攻;那时，这就像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中的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战斗。战争无止境，可弹药有绝期。空军在想办法为他们提供补给，用降落伞扔下了一箱又一箱弹药。由于防御圈非常狭小，再加上不想把弹药箱扔到敌人的阵地上，空投数量开始不断缩减。由于寒冬的地面异常坚硬，而且到处是岩石，很多弹药箱在扔到坚硬的地面时都被摔得七零八散。弹壳变形会卡住弹仓，这就让麦吉的勃朗宁自动步枪经常卡壳;麦吉用随身带的一把折叠弹簧刀一次次地撬出被夹住的弹壳，可枪还是经常卡壳。最后，他愤怒地把弹簧刀甩了出去，再也没能找到。
麦吉的通信员一等兵克莱塔斯·因蒙一直守在麦吉旁边的散兵坑里。他拿出自己的水果刀递给麦吉，但水果刀对于弹仓来说太大了。麦吉只好不情愿地扔下了勃朗宁自动步枪，端起自己的卡宾枪。这种枪很少有人喜欢用，但在这样的战斗中，他觉得卡宾枪也不错。M-1的射程很远，但现在几乎就是面对面的肉搏战，双方距离最近时只有二三十码。但是，卡宾枪也开始捉弄他，天气太冷让枪无法正常使用，枪膛内的润滑油已经凝固，枪栓经常无法拉到位。就在手里的卡宾枪再一次卡住的时候，他看见一名中国士兵向自己冲过来，他用尽全身力气拉出枪栓，举枪射击，对方应声而倒。
现在，中国人占领了他右侧的阵地，第l排已经被消灭。早晨的时候，左翼第2排没有通知他就撤退了，这意味着麦吉的第3排现在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实际上，他们被彻底包围了。拂晓时分，麦吉突然有一种感觉，或许是一种直觉，只要自己的第3排还有人在，他们就能为整个第23团的生存留下一线希望，他们是整个团的救命法宝，坚守的时间越长，第23团幸存下来的希望就越大。一旦中国人突破他们的防线，占领整个阵地，就可以通过这里长驱直入，对防线中的其他薄弱环节发起攻击。这个想法(他的上司也对此表示同意)不仅依赖于他对火力密集程度的观察以及从其他阵地传来的零星消息，而且还有赖于他正确地感觉到G连是第23团防线上最薄弱的环节。每次他手里的武器不听使唤时，他就感觉到，这场战斗越来越不利于自己。一旦中国人攻克自己的阵地，他们就会像一把巨大的尖刀，直插第23团心脏地带。到凌晨2点时，他考虑还要几个小时才会天亮，而且知道他们守不了多少时间了。
像这样的战斗，即使是小部队参战，也不可能是静态的。后来在“麦吉山”上展开的战斗就是一个典型。美军丢失的每一个散兵坑，马上就变成中国人的散兵坑，就会有更多的中国士兵冲上山，这又会危及其他的散兵坑，这样美国人的防守变得越来越吃力，中国人的进攻则越来越轻松。麦吉的通信员因蒙认为，他从来没有像那天晚上那样，看到过这么多的中国士兵。黑夜里也看得非常清楚，因为双方的距离实在太近了。他感觉，那就像一支没有尽头的军队，从中国中部的某个地方出发，也许在几千英里之外，也许更远，一路延伸到朝鲜，延伸到他们面前的小河床，这就是这条线的另一个尽头。
那天夜晚之前，因蒙还一直以为他是美国陆军最幸运的士兵之一。因蒙是一个来自肯塔基州加莱特的农村小伙子。他参军的目的很直接，他的一个高中同学战死在朝鲜战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因蒙觉得对这个同学有一种负疚感，于是他决定来朝鲜为自己的同学报仇。在诺克斯堡结束了基础训练之后，因蒙吃完感恩节大餐，便启程随部队开赴朝鲜。他们乘坐卡车一路北上，来到驻扎在清川江附近的第23团，他被分配到G连。这是一条他们在肯塔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河流。在北进的路上，一名中尉拦住他们的去路，说所有部队不能继续北进，因为第23团已经被切断退路，没人能到达那里。
信教的因蒙从不喝酒。他觉得是上帝救了他这一命，如果他再早到几天，在中国军队发起第一轮进攻的时候，他肯定就已经在那里了。他认为，这样的话，自己必死无疑。
他还确信上帝一直在庇护自己，因为他有幸加入了一个拥有像麦吉和克卢茨这样战友的连队。他们不仅深谙战术，还善于把这些传授给新人。能在半个世纪后还记得的事情应该是很神奇的事情，克卢茨在清川江战役前教他如何对付中国人的那一幕，因蒙的确记忆犹新。克卢茨告诉他，中国人是非常优秀的战士，谨慎细致，喜欢偷偷摸到距离你的散兵坑非常近的地方，然后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听着你的M-1卡宾枪击发子弹时发出的声音。一梭子弹打完时，M-1卡宾枪会发出一种特殊的声响，他们会在你更换弹夹的时候迅速向你冲过来。就是说，你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换上新弹夹。麦吉也告诉因蒙，他把因蒙选作通信员就是因为相信因蒙不会被敌人打倒。有些人认为当通信员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差事，因蒙却觉得这项任务非常不错，因为你不必背着无线电电台到处乱跑，让自己成为敌人的绝佳射击目标。
第二天夜里，他开始执勤，和三个战士待在靠近麦吉的散兵坑里。他还记得，一个是菲律宾人，一个是刚入伍的年轻人，甚至还不会用武器，第三个人没给他留下任何印象。这三个人都在夜里的战斗中身亡。因蒙不知道那个新兵的名字，只记得那套崭新的军服没有一点皱褶，没有一点污迹。第二天看到他的时候，那套衣服已经被鲜血浸透了。
那天晚上，因蒙一直拿着勃朗宁自动步枪。后来，他跑到麦吉的散兵坑里。夜里，可能是在1点左右，他的运气终于跑光了;因蒙突然听到“嗖”的一声，他被击中了。他抓住自己的脸，一个弹片击中了他的脸部，鲜血涌出。他完全失控了，表现得极不冷静，后来他还对这件事情表示惭愧。“我被打中了!我中弹了!麦吉，快把我送下山!快，把我送下去!”他惊声尖叫。
“因蒙，冷静，”麦吉说，“静下来，你能不大喊大叫吗?他们会听到的。马上趴下!我们帮你处理!”麦吉叫来旁边散兵坑里的克卢茨，让他马上找来卫生员。卫生员来到因蒙的散兵坑。弹片击中了因蒙的左眼，现在他只能用右眼看东西了。他们给因蒙简单地处理了一下伤口，因蒙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麦吉问他：“你还能用M-1射击吗?”因蒙说：“不行。”“能帮我给枪上子弹吗?”麦吉问。因蒙觉得自己还能做这件事。
于是，麦吉开火，因蒙给麦吉上子弹。过了一会儿，双方的火力都突然减弱了。麦吉问卫生员能不能把因蒙带出去，卫生员认为可以。于是，他半扶半拖地把因蒙带到山下的救护站。因蒙很不理解，他知道麦吉需要自己，至少他还能帮忙装子弹。在救护站，因蒙在上药后昏迷前的一刹那突然意识到，麦吉只是想一个人死在那里，他的最后一个决定是想保住因蒙的性命。[1]
麦吉派另外一名通信员约翰·马丁回去告诉希斯中尉，他们坚持不住了，而且什么都缺，尤其是人员和弹药。如有可能的话，再送几副担架过来。希斯马上命令手下的炮兵部队临时抽调几个人前去支援。阿瑟·罗赫诺夫斯基上尉立即组织了15个炮兵。马丁领着他们上山，刚到山顶，中国人的一枚迫击炮弹落在他们中间，一个士兵当场被炸死，还有一人受伤，剩下的人惊慌失措，以最快的速度跑下山。希斯连长在山下截住了这些惶恐不安的逃兵，带领他们再次冲向山顶;但当他们到达山脊时，中国人已经占领了阵地，他们再次四散而逃。希斯连长愤怒地对着他们大喊：“妈的!滚回山上!既然在哪儿都得死，还不如死在山上!”马丁带了几个人，捡起一些弹药，回到山顶。
山上的麦吉知道，一切马上就要结束了，他肯定会死在这里。只有麦吉、克卢茨和附近的几名士兵还在坚持战斗。他开始意识到这就是宿命，但他不后悔;他是自愿来到朝鲜的，他渴望经历这场战斗，渴望参与这场战争。他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难过的，那就是他的父母，让他们接受这个现实并不容易。
当时，麦吉和克卢茨在同一个散兵坑里。麦吉拿着一支勃朗宁自动步枪，这是他从旁边的散兵坑里捡来的。克卢茨的机枪是从一个伤员手里接过来的。克卢茨是一个永远不知道退缩的人，即使打到最后一刻也不会放弃。麦吉对克卢茨大声喊道：“克卢茨，我觉得我们肯定没命了。”
“好吧，那我们就多找几个垫背的。”克卢茨回答。于是，他们一起开火。
不一会儿，克卢茨的机枪便不响了，听声音像是卡壳。2月15日，大约凌晨3点，他们的子弹全部打光。麦吉、克卢茨和其他两名士兵设法逃出了阵地。麦吉全排46个人中只有4人活着回来，其他人全部阵亡、受伤或失踪。麦吉凭借英勇作战和出色指挥而被授予一枚“银星勋章”，克卢茨也获得了一枚“银星勋章”。
一大早，弗里曼就下达了临走前的最后一个命令，派出部分预备队，包括游骑兵连，去增援G连阵地。即使不能把中国人赶下山，也要消耗他们的战斗力。黎明到来时，中国人在美军阵地前偷袭的机会变小了。l5日中午，斯图尔特和弗里曼团里的同僚告诉弗里曼，他得按阿尔蒙德的命令离开，否则事情会对他很不利。他们提醒弗里曼，到现在为止，他在前线的表现都是完美无瑕的，但有些事你只能接受，不管命令对错，遵守命令毕竟是军人的天职。弗里曼的同事们还告诉他，战斗基本结束，柯罗姆贝茨已经突破中国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天黑之前肯定会赶到砥平里。第2营营长爱德华兹中校告诉弗里曼，中国人被打退了，其实他的部队此时还在“麦吉山”附近鏖战。爱德华兹后来说，所有这些都是善意的谎言，否则弗里曼很可能会再次拒绝离开。这样的话，阿尔蒙德多半会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听到这些，弗里曼才乘坐飞机飞往全州，到设在那里的陆军野战医院接受治疗。他在这里见到了李奇微，后者首先向他表示祝贺，赞扬他的勇敢表现，并授予他一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和李奇微谈话后，弗里曼相信他可能会马上被送回国接受短暂的治疗和休养，然后再重返朝鲜战场。他毕竟在前线不间断地战斗了八个月，的确需要休息一下。现在弗里曼认为，他马上就会像自己的榜样米凯利斯一样成为一名将军。但是，弗里曼没有再回到朝鲜。让他非常气愤的是，他被安排了一份闲职，在美国各种公共场合向公众宣传朝鲜战争。他仪表堂堂，又颇具演讲口才。他没有回到朝鲜是不是因为阿尔蒙德，没人知道。弗里曼一直没有离开军队，后来晋升为四星上将。
中国人最终攻克了“麦吉山”，却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麦吉后来听说，战斗结束时，他们在自己的阵地前方发现了八百多具中国士兵的尸体。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就在天亮前的几个小时，中国人已经攻克了美军阵地，而且为此付出了相当数量的兵力，但他们却在最后时刻犹豫了，没能夺取最后的胜利。这一失败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勇气，即使敌人能把战场变成杀人场，他们也一样无所畏惧，而是因为美国人不但能用无穷无尽的炮弹重击任何一个目标，而且现在又多了一种新式武器，中国人也很快就领教了它的威力。美国飞机把它从天上洒下来，对整个部队形成大面积杀伤，它叫凝固汽油弹。
中国军队到达制高点后没能充分利用这次突破。他们在山顶的作战勇敢顽强，几次打退美国人试图夺回高地的反扑。但那天早上，他们要是做好准备的话，就能迎来一场更大的胜利。他们可以把暴雨般的子弹倾泻到山下的美国人头顶。那本来是一个可以要美国人命的时刻，但他们只是待在“麦吉山”上。他们在那个地区有足够的兵力，本可以把东、西两侧的部队调过来，却没有这样做。这次突破来得有点太迟，而且没有做好全歼敌人的准备。这至少反映出，中国军队的通讯能力严重不足，也可能是他们缺乏想象力。
战事进行到这个阶段，中国人最大的弱点逐渐显现出来。美军通过审讯战俘发现，中国军队的指挥结构极为僵硬，命令自上而下传达，基本没有弹性，下级军官缺乏自主决策的空间。这样的结构可以造就出勇敢顽强、不屈不挠、高度负责的战士，可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中下级指挥官无权擅自决策或是请示上级调整战术。原州之战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他们与美国陆军的决策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美军强调前线指挥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的能力是他们的一大财富。
美国人还发现，这个勇猛的新对手身上还隐含着其他不可忽视的局限性。中国人可以高强度连续作战两天，甚至三天，但有限的弹药、食物、医药补给乃至体力，加上美国空军的强大火力，肯定会影响他们的作战能力，不仅让他们无法充分利用已有的优势，而且会增加失败或全盘崩溃的可能性。每一场战斗，只要打到第三天，他们就会耗尽一切，不管局面是否占优，他们都会就此撤退。砥平里和原州之战说明了一切，如果没有这些局限，这两场战斗的结局很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李奇微不仅如意地打了砥平里一战，更重要的是，他从以前的战斗中了解到中国人的优势，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现在，他第一次掌握了对方的弱点。
坦克纵队接近时的声音很大。增援部队还没有到达，被围困在砥平里的大多数人就已经听到了它们隆隆的咆哮声。中国人最后还在绝望地阻击坦克部队。在砥平里以南约l英里的地方，群山之间有一个缺口，这里的道路极为狭窄，两侧都是高地，是实施阻击的理想地点。缺口内的道路约150码长，中国人在道路上方50码的高地挖好战壕，准备用迫击炮和火箭筒袭击这支坦克纵队。开道的坦克首先被一枚火箭弹击中，第二辆和第三辆坦克也先后被击中，一枚火箭弹穿透了第四辆坦克的装甲，点燃了里面的弹药。包括希尔斯在内的几个人当场身亡。驾驶员被严重烧伤，但他凭着一股无畏的勇气再次发动坦克，硬是冲过了山口，为整个纵队的其他坦克闪开了道路。
下午5点左右，柯罗姆贝茨的坦克纵队赶到砥平里。一进入防御圈，三辆美国坦克便回头向后面的中国人开火。那一刻让人提心吊胆，增援方和被增援方的两支坦克部队紧张对峙。双方谁也不能肯定对方是谁，防御方最后意识到骑兵团终于赶来了，包围圈被打破了。几乎就在同时，空军开始向砥平里周围的山上投下凝固汽油弹。突然间，中国人放弃先前占领的阵地，四处奔逃。一时间，几千名中国士兵涌入开阔地带，形成一个自由射击区。美国人的大炮、坦克炮和汽油弹像暴雨一般倾泻在他们的头上。很快，整个砥平里地区再次恢复平静，枪炮声消失了。站在砥平里周围山上的美国人看到，这就像“踢了一脚蚁群”，数以千计的中国人从一个你以为此处根本不会有人的地方突然之间冒出来。直到那时，他们才恍然大悟，竟有这么多中国人在围困自己。
没有什么比柯罗姆贝茨和他的任务更能反映战争的复杂性和道德的模糊性了。一方面，那些被围困在砥平里的人精疲力竭，弹尽粮绝，担心自己能不能再挺一个晚上。柯罗姆贝茨的坦克绝不是什么救世主，他的骑兵团也不过像西部片里的游侠骑士，中看不中用;另一方面，对特雷西那个营的人来说，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巴莱特上尉怒气冲天，因为L连被打散，很多人不必要地命丧黄泉。
对于第23团的人来说，那时的巴莱特上尉不像是英雄或是救星，而是一个疯子，一个完全失控的指挥官，拿着手枪到处乱冲，怒斥柯罗姆贝茨让他连里的弟兄丧命。巴莱特一直在咆哮要杀了柯罗姆贝茨。他的愤怒表现使得要杀柯罗姆贝茨的想法显得那么真实，弄得第23团的卫生员只好给他打一针，让他镇静下来。[2]一名法国士兵赛奇·贝里尔下士还记得，L连的士兵精疲力竭，他和这些人说话时，他们连回话的力气都没有。“他们的确是累坏了，如果有一点力气，他们肯定会杀了柯罗姆贝茨。”贝里尔说。很多像贝里尔这样经历了被围困的人都对救援队心存感激，但柯罗姆贝茨对步兵的态度确实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这些步兵没有为胜利完成特殊任务而欢欣鼓舞，反而在内心深处还在为这次失败而悲哀。
战斗结束的第二天，随骑5团到达砥平里的埃德·亨德里克斯清扫战场，看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20 — 23辆载重2.5吨的大卡车排成一队，搬运阵亡美军士兵的尸体。搬运者不是像正常情况下那样整理尸体，细心摆放。尸体已经被冻僵，还保持着死前那一刻的姿势，四肢张开，有的甚至还保持着射击动作。因此，他们只能把这些尸体横七竖八地堆到车上，而且还要尽量节省空间，以便装载更多的尸体。亨德里克斯觉得，装尸体几乎和拼七巧板没什么区别，这是他有生以来经历过的最痛苦的时刻。[3]
当天早晨，柯罗姆贝茨问L连的战士，有没有人愿意搭载他的坦克回去，没有一个人答应。很多在突围时被柯罗姆贝茨扔在后面的L连战士，最后都是步行返回的。整个L连损失惨重，13人阵亡，19人失踪而且很可能被俘，总计损失32人，还有五十多人受伤。在战后的报告中，柯罗姆贝茨写道，他的部队在整个行动中只有10人阵亡。他还在报告中提到，特雷西上校违抗命令，擅自加入纵队。就像汉堡所说的那样，这一说法令人震惊，好像是在申斥一个失踪而且很可能身亡的军官。后来，巴莱特上尉和艾伦等人联名要求向特雷西颁发“荣誉勋章”。他们的推荐书就没有离开过骑5团，柯罗姆贝茨收到联名请愿书时，愤怒地把报告扔到地上，用靴子在上面狠狠地碾了一脚。“荣誉勋章?不可能，狗屁也没有，如果他要是回来，我一定把他送上军事法庭。”[4]他却马上为自己写了一封自荐信，建议陆军给自己颁发一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这封自荐信辗转送到了第8集团军参谋长亨利·霍德斯的手里，他拒绝了柯罗姆贝茨的请求。霍德斯说：“一个让步兵爬上坦克炮塔的浑蛋，根本就不配得到勋章。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因为我自己就是坦克兵出身。”不甘心的柯罗姆贝茨后来当面向李奇微提出这一请求。李奇微告诉霍德斯，可以给他颁发一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尽管有点问题，但还是要给;毕竟，他答应过弗里曼，只要能率部坚守砥平里，牵制住强大的中国军队，如果有需要，他可以派出整个第8集团军去增援。柯罗姆贝茨确实完成了这项任务，他如愿得到了“优异服务十字勋章”，甚至还得到一颗将星，五年后以陆军准将的身份退役。在李奇微关于朝鲜战争的书里没有出现过这个人的名字，熟悉李奇微的人应该了解他对这件事的矛盾与厌恶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