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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随着李奇微的到来,在鸭绿江和清川江被打得落花流水的麦克阿瑟不仅输掉了这场豪赌,也输掉了自己的总司令宝座。他或许可以把责任归咎于政府对他的限制,或许也可以把这称为一场胜利,因为这只是一支规模庞大的侦察部队,但是那些了解11月末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的中高层指挥官,都很清楚这场灾难的制造者到底是谁。现在,他开始把自己的需要说得更凄切,更漫无边际:他需要再增兵四个师,对中国本土发动一场全面的空中打击,彻底摧毁中国的工业基础。他所需要的每一样东西,所想象的每一件事情,都预示着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相比之下,他的国家及欧洲盟友都不希望战争扩大。华盛顿希望形成某种均势:装备先进的美国对抗人口庞大的中国。因此,让华盛顿感到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联合国军能否顶得住,朝鲜是否会变成另一个敦刻尔克?

  从一开始,将军与总统之间的冲突就在酝酿之中,现在这场冲突即将爆发,而且是在最危急的时刻全面爆发。将军想扩大战争,而总统一直担心这可能会引发其他地区的军事冲突,希望把这场战争限制在局部地区并尽早结束。麦克阿瑟的行为已经远远脱离一个军人的基本要求,至少在表面上他应该执行总统和上级的命令,但麦克阿瑟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挂满勋章的军服,独一无二的权力,还有国会和媒体中强大的政治同盟,都让他目中无人。其实,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后果同样可想而知,中国军队入朝才几个星期,就让美国人遭受巨大伤亡。随着李奇微的到来,麦克阿瑟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总司令的职权,于是他拿出一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架势,公开不遵守文官制定的政策,同时又推出一系列被华盛顿、伦敦和其他盟国高级官员认为是灾难的方案。

  李奇微抵达东京后就清楚地认识到,麦克阿瑟主张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议程。1950年l2月26日,两个人一起谈了两个半小时,不过几乎是麦克阿瑟一个人在独白。李奇微很快就清楚了远东总司令的愿望,他后来说:“毫无疑问,麦克阿瑟希望与红色中国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他不可能接受相反的观点……执行别人制定的政策,那是他最不情愿做的事,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接受过别人的政策。他只想和中国开战。”[1]在随后几周里,麦克阿瑟的意图更加明显。开始,他设想利用蒋介石的军队突袭中国大陆。他告诉李奇微这个办法是可行的,因为毛泽东的大部分部队都派到了朝鲜。“中国南方目前很空虚。”他对李奇微说。当然,李奇微是个有主见的人,嘴上表示同意麦克阿瑟的提议,可心里深知从中国南方乘虚而入的想法还不成熟。新中国的实力早已今非昔比,毛泽东可以轻而易举地把50万人派到朝鲜,国内的兵力储备肯定更庞大,蒋介石何尝不想反攻大陆呢?但是,不管那里的路有多宽敞,蒋介石那支败军之师敢不敢走这条路还是一个疑问。以前,麦克阿瑟虽然觉得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缺乏足够的个人尊重,但他对国民党军队始终也是嗤之以鼻。

  即使李奇微在某些方面比政府中的其他人更强硬一些,即使他对赤色分子的看法比身边很多反共人士更邪恶一点、更阴险一点,他也会明白自己不能放开手大干。华盛顿希望不在朝鲜投入太大资源的情况下把中国人拉到谈判桌前,艾奇逊曾对布莱德雷说过,“我们正在同错误的对手交战,我们打的是第二梯队,而真正的敌人是苏联”。[2]李奇微知道那是他的工作,而且将是一项充满血腥的任务——在华盛顿和中国觉得胜利已经属于中国的时候,让中国人付出惨重的代价,让胜利远离他们。他相信自己定能不辱使命。他坚信,只要有正确的指挥,美军完全能洗刷军隅里遭受的耻辱,还自己一个应有的名声。他绝不相信,中国人会像东京或是华盛顿很多人担心的那样把他们赶出朝鲜半岛、赶下大海。谈到李奇微在随后几周取得的成功,克雷·布莱尔认为:“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他居然明显贬低麦克阿瑟的主张以及他一贯深信不疑的反共策略,很明显,他正在变成很多人所说的‘绥靖政策’的工具。”[3]

  如果不能在兵力方面满足他的要求,他马上就会转而要求以更强大的火力作为补偿,尤其是增加大炮的数量——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李奇微才马上要求增加炮兵部队。他一直不解的是,尽管美国的大炮威力无比,而且中国和朝鲜在武器装备上存在明显劣势,但美国人却没有发挥出这些武器的威力,甚至很少强调对大炮的使用。现在,他要求上级派出十个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炮兵营。按照他设想的绞肉机战术,以大炮作为主要武器显然是再合适不过的手段了。毕竟,美国不缺武器弹药,只是想减少人员伤亡,而中国人的重武器携带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因此无论是什么情况,他们在美国的空中火力下只能被动挨打。李奇微主张以原始、最残忍的方式抵消中国人的人数优势,简而言之,就是利用飞机和大炮。按照他的命令,新的炮兵部队很快开赴朝鲜战场。和先期来到朝鲜的其他人一样,很多人还以为是到日本进行军事演习,但是当他们感受到战争的气息时,双脚已经踏上了朝鲜的土地。

  李奇微从一开始就认为战争很可能会发展到采取他所说的“绞肉机”战术。1月11日,他写信给陆军副参谋长哈姆·海斯利普说:“我们的优势就在这里。我们不缺少实力和手段,前提是苏联不进行军事干预。我面临的超越一切的主导性问题,就是要唤醒这个司令部的精神潜力。如果上帝允许我这么做,我就应该做得更好,而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样。也许将给中国人带来一场永远难忘的充满血腥的失败,大量消耗他们的兵力。”

  1月中旬,柯林斯来日本会晤麦克阿瑟和李奇微时告诉阿尔蒙德,他即将晋升为三星将军,这是对麦克阿瑟最后的致敬。和柯林斯同行的还有一位参联会成员,空军参谋长范登堡。1月15日,他们在第一站东京会晤麦克阿瑟。就在几周之前,麦克阿瑟的黑色电报还让他们胆战心惊,现在他只是一个接受他们调查的老人,他们不再惧怕他,也不必再相信他的估计和预测。

  当柯林斯和范登堡在汉城见到李奇微时,他们发现李奇微的情绪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乐观。的确是这样,就像他在写给海斯利普的信中所说,这项工作是可行的,他能做好。他的信心富有感染力,那些缺乏这种信心的人甚至会觉得自己是在开小差。他正在改造第8集团军,让它成为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部队。他理解很多人此时的想法。尽管第2师、第25师和第7师遭受重创,但第8集团军的人员伤亡情况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真正的破坏在于精神和心理。这些师损失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但这些东西是可以弥补的。在如此险恶的地形下陷入中国人的包围圈,而且又是面对一个全新的敌人,这些意料之外的情况片面夸大了损失的程度,那只是感觉而已。最严重的打击莫过于对士气的打击,因此,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拾士气,也就是部队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

  柯林斯当晚给布莱德雷发了一封电报,称此次视察的印象是积极的。亲身参加朝鲜战争、后来成为朝鲜战争史学家的J. D.科尔曼指出,这是五角大楼在近两个月时间里收到的第一个好消息。后来,布莱德雷把这一时刻称为转折点:“我们第一次感觉到,尽管我们给自己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但中国人不会把我们赶出朝鲜半岛了。”[4]回到华盛顿之后,柯林斯向杜鲁门做了简要汇报。他认为李奇微做得非常出色,部队的士气正在恢复。他和范登堡都认为麦克阿瑟已经变成一个爱发牢骚的老人,还在梦想着一场谁也不愿意打的战争。相比之下,李奇微并没有被中国人最初的胜利和他们的人数优势所吓倒,他似乎已经找到每支部队的优点和劣势,对部队的作战能力充满信心。这也是他在“二战”中的指挥风格,让先头部队打头阵,这样他就能尽早掌握战局动向以及哪些军队可能需要支援,毕竟不能永远停留在空降师的回忆上。才华横溢的吉姆·加尔文是李奇微在“二战”时期的副手,可以说是仅次于李奇微的著名空降部队指挥官。加尔文说,李奇微总是站在战争的最前线。“他每一分钟都不离开战场。他意志坚强,精力充沛,总是咬紧钢齿。他太勇猛了,换了别人早就心脏病发作了。似乎这变成了他个人的仇恨:李奇微天生就和德国鬼子不共戴天。他曾经站到道路中间小便,我叫他,‘马修,你不要命了?!赶快离开那儿,你会被子弹击中的。’没有用,他就是看不起德国鬼子,连撒尿的家伙都看不起德国鬼子。”[5]

  当李奇微开始调整指挥结构,撤除了部分师级和军级指挥官时,很多高级军官最关心的是他将如何处理阿尔蒙德。第8集团军(当然也包括海军陆战队)的很多高级将领认为,阿尔蒙德是骗他们不断北上并陷入灾难的同谋,因而都希望尽快将他撤职。但阿尔蒙德并没有被解职,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个有进取心的人,李奇微迫切需要那种真正具有进取心、敢于进攻的指挥官,但是从现在开始,他必须直截了当,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耍心眼、玩手段或是绕过李奇微的指挥。于是,他暂时还担任军长——因为其他军级指挥官的软弱让李奇微感到震惊——但必须放下参谋长的职务。李奇微和柯林斯都不想对高级指挥官进行大清洗(他们的目的可能有所不同),也不想得罪麦克阿瑟,阿尔蒙德毕竟还是麦克阿瑟最喜欢的亲信,如果有必要和麦克阿瑟对峙的话,那也应该是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因此,阿尔蒙德依旧保持原职,再次成为所有指挥官的焦点。他即将获得自己的第三颗星,麦克阿瑟已经为此游说了很久,但他的羽翼肯定将受到一点损失。[6]第一次见李奇微的时候,麦卡弗雷一直陪着阿尔蒙德。那次会面的时间很长,但显然不是一次愉快的会晤。阿尔蒙德和李奇微一起走进司令部,把麦卡弗雷留在外面。通过阿尔蒙德事后的情绪表现,麦卡弗雷明显感受到他触动很大,很受震撼。麦卡弗雷的第一印象是阿尔蒙德的情绪极其低落,尽管还是一名军长,但仅此而已。此时的阿尔蒙德被新上司狠狠地训了一顿:绝对不允许再瞒着第8集团军司令擅自行事了。[7]

  当然,转变战斗力首先要从第9军的库尔特少将的身上开始,他在清川江沿线的战役中表现极差。库尔特肯定就要晋升为中将并被派往东京担任参谋工作,但是陆军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旦高级将领在战斗中失败,就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去保住他的名声,尽量洗刷耻辱以表明陆军没有犯错。李奇微没有立即解除他的老朋友、第1军司令米尔本的职务,但很多人都认为,米尔本至少应该为云山之战的大败承担部分责任。于是,李奇微干脆把自己的司令部搬到米尔本的司令部,以督促他重振军心、勇敢作战。

  李奇微在朝鲜战场成为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指挥官们称他为“来吃晚饭的家伙”和“值得尊敬的司令官”。和从未在朝鲜过夜和只在理论上研究这场战争的麦克阿瑟相比,李奇微始终没有离开过朝鲜。他需要让战场上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正在和自己的部队同甘苦共患难。他想让前线的指挥官知道,谁也不能欺骗他。他的存在让每个人都无时无刻不在接受检验。第l军参谋长说:“哦,天哪!我们每天早晨的作战会议,他都要参加……他每天都和部队待在一起,因此我在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得向他汇报——什么事情都不放过,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说我们这里的排水情况。”米尔本尽管还暂时在任,但已经沦为李奇微的传话筒了。

  有一次,李奇微参加军作战处长约翰·杰特尔的早间简报会。杰特尔还没说完,李奇微就表现得非常不快。杰特尔罗列了一大串撤退计划,李奇微问他进攻计划是什么,杰特尔回答,暂时还没有进攻计划。后面的结果不用猜也能知道,杰特尔马上被解职了,这件事马上传遍整个第8集团军。[8]尽管因为这一点事情而解除杰特尔的职务可能有点不公平,但是在那个时候、那个地点,没什么是公平的。很快,陆续又有三个师长被打发回家。他们也许会因为以前的功劳而得到赞扬,获得勋章,或是找到其他什么美差,但有一条是雷打不动的:在第8集团军,永远不能再有“撤退”这个词。不管情愿与否,李奇微对他们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前进。因此,有些心存不满的人送给他一个绰号:“总走错路的李奇微”。

  他们还需要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了解敌人,以种族歧视的态度对亚洲对手嗤之以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李奇微对情报的重视远胜过其他高级指挥官。美国陆军一直对情报工作采取听之任之的随意态度,执行情报任务的人多喜欢敷衍了事,也很少有被提拔的机会,更不要说走上指挥官的位置。很多情况下,即使陆军情报机构的普通人员做得非常出色,他们的上司也得不到同僚的尊重。原因很简单,这是美国陆军的传统,他们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和战斗装备,一旦进入战场,情报就变成次要的事情了;在他们看来,任何敌人都会屈服于他们的强大火力。

  李奇微对情报工作情有独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部分原因在于他自己就拥有极高的情报收集和分析能力,可以说,他在这方面比绝大多数指挥官都高出一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固有的谨慎个性,他一直认为情报工作做得越好,就越有可能保住性命。他在情报工作上的经验很大一部分来自空降作战。空降在敌人后方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事情,因为你的火力肯定是有限的,而且极有可能寡不敌众,因而更容易遭到敌人的攻击。当然,他在联合巴格多里奥将军这件事上的谨慎,充分反映出一个空降师指挥官的基本原则:只有自己的情报才是最好的情报。1954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达到最高潮。年轻的乔治·艾伦当时还是中央情报局驻越南的情报官,在连续几周的时间里,他每天都要向李奇微做敌情简报。后来艾伦说,他从未和如此敏锐、如此斤斤计较的人打过交道,即便是艾森豪威尔在欧洲战场上的硬汉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后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也比不上他。[9]

  艾伦认为,精益求精的态度使李奇微的大局观非常好。李奇微在后来的报告中对美国军事干预印度支那的前景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美国一旦参战将要派出50万 — 100万人和40个工兵营,还需要大量征兵。他的报告帮助美国避免了一场战争。

  一个情报界人士说,如果威洛比给李奇微做情报参谋的话,最多只能干一个小时。由于麦克阿瑟和威洛比对朝鲜战争的情报采取了限制和封锁的做法,于是李奇微再次找来中央情报局。因此,从第8集团军司令部到最前线的作战部队开始学会重视和尊重敌人。中国人的战场表现极富特点,他们同样是非常优秀、非常坚强的战士,他们有些部队确实明显要好于其他部队,有些师级指挥官确实好于其他指挥官,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到底是哪支部队,到底是哪些指挥官。李奇微现在想做的就是研究他们。没有什么比东方人的思维更诡异多变,因此,必须回答很多关键性的问题:他们在一个晚上能走多远?一旦战斗打响,他们执行命令的弹性有多大?他们在每一次战斗中携带的弹药和粮食有多少?或者说,他们能在一场战斗中坚持多长时间?对于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共产党,李奇微现在需要把理论上的讨论与战场上的现实区分开来。

  另一方面,李奇微希望能占有更多的战场主动权,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完全听从中国这个对手的摆布。曾有一段时间,李奇微每天早晨都钻进一架由林奇驾驶的小型飞机,尽可能地低空飞行,寻找敌人的踪迹。如果有大批中国军队向他的部队靠近,必定会留下蛛丝马迹,但他几乎没有发现任何这样的迹象。但是,没有发现踪迹并不代表可以不关注、不尊重对手。在云山战役后的11月,他们得到了教训,因此这更应该引起他们的注意,也许敌人的移动方式更隐蔽。李奇微慢慢地勾勒出中国人的样子和他们的作战方式,当然还有他随后采取的作战方略。中国军队是非常优秀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他们毕竟不是超人,毕竟只是来自一个资源有限、极端贫困的国家的普通人。他们的军事装备极端落后,在物资补给和通讯联络方面也极为薄弱。他们发起进攻时吹响的军号和长笛,在夜间确实让人胆战心惊,但事实上缺陷也很明显:他们不可能仅凭这些乐器对战场上的突然变化做出及时反应。即使已经冲进对方阵地,他们也没有能力立即摧毁美国人的防御体系;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自己反而可能会遭到重大伤亡。此外,他们的每一场战斗都面临着物资补给问题,因为他们能携带的弹药和干粮非常有限;而美国陆军的重新补给能力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因而在任何一场战斗中,美国人都能坚持更长的时间。

  在前几个星期,李奇微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收集有关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情报。到1月中旬的时候,他觉得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情报。他认为,战争不应再以夺取领土为最终目标,重点应放在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地形采取拉锯战,以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最大限度地制造人员伤亡。因此,最关键的作战词汇就是“杀戮”。李奇微现在的想法是,始终与中国军队保持接触,持续交战,并在每一场战斗中给中国军队造成人员伤亡,总有一天,即便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也会因精锐部队大量损失而无力支撑。他希望尽早实施这一策略,以便让敌人知道,按自己挑选的战场去赢得胜利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出其不意进行偷袭也不再现实了。如果这场战争是一场绞肉机大战,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谁的绞肉机更强大,更有效?

  李奇微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中国人发起进攻,撤退将是灾难性的选择。他们进攻战略的关键之一就是击其一点制造混乱,然后借助敌人后面的有利地形构筑阵地,在敌人撤退过程中趁乱打击。所有军队在撤退过程中都是最脆弱的,由于武器装备较为笨重,道路又很狭窄,再加上与韩国军队混在一起,使得美国军队也难成例外。李奇微认为,中国人在军隅里采取的战术和他们在内战期间对付国民党的战术如出一辙,可始终没有人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中国士兵英勇善战,在兵力上占有明显优势,但在军隅里对美军的打击远非是灾难性的。尽管美军远在朝鲜的北方,防御能力很脆弱,但如果能在夜间保持紧密阵形,各部队之间能形成交叉火力,并有侧翼掩护(而不是指望韩国军队给他们提供掩护),那么那场战役的结果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即便是在军隅里,美军的补给也没断,后来反倒是中国人挺不住了。长期的空降训练与作战经验,对李奇微现在的战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这种战术的关键所在。他的想法是首先建立一个强大的堡垒,并以猛烈的火力维持各个部队之间的一体性,然后让敌人首先发起进攻。他认为,在战争初期,米凯利斯的第27“猎狼犬”团比其他团表现更出色,关键就在这里。米凯利斯同样出自空降兵,只要部队是完整的,他根本就不在乎是不是被切断退路;他知道,空军肯定能给他提供补给。

  现在,李奇微准备让第8集团军再次北上。和其他方面相比,重振士气是最重要的原因。1月中旬,李奇微开始行动了。他首先派米凯利斯进军水原,李奇微把这次进攻行动命名为“猎狼犬”行动。早在来朝鲜之前,米凯利斯就认识李奇微了,只不过不熟悉。但李奇微那咄咄逼人的目光还是让他心生畏意,他后来这样形容李奇微的眼神可以反复穿透你的身体,直抵你的五脏六腑。刚到朝鲜几天,李奇微就叫来了米凯利斯。

  他问:“米凯利斯,你知道坦克干什么用的吗?”

  “用来杀人的,长官。”

  李奇微说:“那么,就带着你的坦克去水原吧。”

  “是,长官,”米凯利斯回答,“开坦克去那儿很容易,把坦克开回来可就不容易了,因为中国人经常会切断退路。”

  “谁说回来的事情了?”李奇微回答,“如果你能在那儿待上24个小时,我就会派一个师赶到那里。”此时,米凯利斯觉得这将是一个全新战争阶段的开始,也将是战争的转折点。[10]一支完全不同的美国军队和联合国军来到朝鲜,这全因一个人的到来而改变,而中国军队的领导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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