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29日晚，麦克唐纳目睹了中国军队袭击第2师师部时的猛烈火力。次日凌晨，他对师部附近进行了检查。他发现一具尸体，正是和他一样年轻的威廉·菲茨帕特里克中尉，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在前一天晚上中弹身亡。在那些日子里，麦克唐纳目睹了太多的死亡，人早就麻木了。但是，看到自己认识和喜欢的人死去，他还是一整天都处于悲伤之中。到了早上，麦克唐纳正和一名年轻的下士约翰·麦克基奇站在师部外面，就在这时，中国的狙击手向他们开火了。麦克基奇上臂中弹。麦克唐纳心想，如果风再小一点，也许这颗子弹就会射中他的头部，如果风再大点，也许会击中他的胸口。不管怎样，狙击手能准确射中他们，就足以表明是时候离开这里了。就在这时，上面命令马上撤退，每个人只允许带上自己的枪，弹药、一个急救包和一壶水。至于大衣和防寒睡袋——实际上也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必须留下。麦克唐纳坐上师情报处长拉尔夫·福斯特中校的吉普车，在持续不断的枪林弹雨中，走走停停，艰难前进。
多年之后，麦克唐纳回想起当时的情形依旧痛苦：那绝对是令人心碎、充满鲜血和眼泪的一天。有些人掉下了眼泪，其他人或许也应该流泪。刚进入山口路段时，部队突然停了下来，麦克唐纳走到纵队的前头，查看停滞的原因。半路上，他看到第9团第2营营长巴伯里斯正在路边。子弹在四周飞溅，而巴伯里斯似乎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一点也不害怕，甚至一动不动。他和麦克唐纳很早就是朋友了。战前，他们在刘易斯堡就是年纪相仿的青年军官。麦克唐纳一直认为巴伯里斯是自己见过的最勇敢的军官。当时，他以为巴伯里斯是在冒着敌人的炮火指挥部队。但是，他突然注意到巴伯里斯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巴伯里斯告诉他：“麦克，我的营全完了。”[1]
在那次撤退中，每当想到自己度过了最痛苦的一段岁月时，你就会发现前面还有更大的痛苦等着你;这种痛苦让你刻骨铭心，永生难忘。在接近山口时，整个纵队开始加速前进，麦克唐纳带领一支小部队也在全速行进。此时，只有尽早离开才是最安全的，而每一次停顿都有可能丢掉性命。在绕过一个急转弯时，麦克唐纳遇到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个场面：一辆2.5吨重的卡车横卧路边，车旁边躺着一群美国大兵，向他乘坐的汽车招手，祈求他或是纵队中的某个人能停下来帮他们一把;整个场面就像慢动作一样无比清晰、无比沉重。即使听不清，但麦克唐纳也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显然，如果不帮他们，他们必死无疑。
麦克唐纳一直觉得，那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他担心，一旦停车，中国人就会摧毁他的车队，再次阻断道路。他毕竟有自己的任务——把坐满吉普车的伤员带出去，给其他车辆让路。于是，他强忍悲痛，迫使自己继续开车。多年之后，他还记得：“我一直在为沿途这些可怜的人默默祈祷，也祈求他们的宽恕。”在到达山口末端的一个小山丘时，麦克唐纳突然发现，中国人占领了这座小山丘，一挺机关枪已经对准了他们。他觉得自己不可能穿过山口了。就在此时，一架B-26轰炸机赶来，扔下一串燃烧弹，也卷走了那挺机枪。最终，麦克唐纳冲过了山口，即便是在这个时候，他还在问自己：我是不是还活着呢?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每个从这里逃出来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觉。
中午过后，凯泽离开师部。他清楚地意识到，第2师完全陷入了地狱之中。他和其他高级军官不得不把车辆让给伤员。凯泽自己的情况也很糟糕;他感冒多日，只能用一件皮大衣裹住自己。这段旅程不仅对士兵来说异常艰苦，对将军们也同样如此。路上，师作战处长霍尔顿有一次甚至跪在一辆吉普车后，向离助理情报处长哈林顿少校最近的中国阵地开火。突然，哈林顿扑倒在他面前，子弹正中心脏。
尽管对方的火力一直没有削弱，但凯泽还是带着部下巧妙地接近山口。就在这时，部队停下了。于是，凯泽和其他人跳出吉普车，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也是很多人看到的情形：美国士兵在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崩溃。此时，凯泽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部队彻底溃散了，士兵彻底丧失了战斗力——所有这一切，都是悲剧的基本要素。让他感到无比震惊的是，已经没有几个士兵还能还击。他走进这群士兵，大声高喊：“谁是指挥官?……你们还能不能干点事情?”[2]最终，凯泽决定亲自到山口去侦察，他径直走向山口，在路上甚至还跨过了一具尸体。由于体力不支，他实际上是拖着脚在走路，以至于不小心踩到了“尸体”上。突然，“尸体”说话了：“你他妈的浑蛋!”凯泽大吃一惊，并表达了一丝歉意：“很抱歉，我的朋友。”然后接着向前走。这就是那天的主旋律——死亡萦绕在他的身边。[3]他知道，军部到底能给他多少帮助已经没有意义，这不仅是第2师的毁灭，也是他自己的毁灭。他的贴身护卫杰克·索普下士为了保护他已经献出了生命。那天下午，在吉普车上使用机枪的索普中弹身亡。最初，他们把索普的尸体放在吉普车的后面，但后来由于沿路看到的伤员太多，他们只好把素普的尸体放在路边，给还没有死的人腾出一点地方。扔下为保护自己而牺牲的战友尸体，这是一件何等艰难的事情啊!
在高桥成功穿过“长手套”时，自己所在连、营和团的状况让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尽管他知道情况很糟糕，可绝没想到会如此糟糕。L连只剩下十几个人，他记得自己是唯一剩下的指挥员，其他人不是被打死，就是受重伤或是在战斗中失踪。几天之后，当L连在汉城附近再次集结时，原来的170个人中只剩下10个人。高桥所在营的全部600人中，只有125 — 150人成功突围。在中国人发动袭击时还是第2师主力部队的L连和K连，就此被取消番号;第2营也名存实亡，整个第9团减员超过一半。
就在第2师的其他部队在通往顺天的路上遭到围攻时，弗里曼正在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第23团。在中国人发动进攻之前的几天里，他一直心烦意乱。他清晰地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可上司对他的意见置之不理。他告诉伦敦《每日电讯》的记者莱金纳德·汤普森，尽管中国军队的武器很落后，但作战能力极其出色，“在这个鬼地方，即使没有飞机和大炮，他们也能让我们显得像傻子一样”。[4]30日清晨，面对从北面直扑过来的中国主力部队，他的第23团成为挡在第2师前面的最后一道屏障。他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坚守军隅里防卫圈，然后尾随第9团和第38团南下，向顺天方向突围。但弗里曼或许已经感到，南下之路毫无希望。
弗里曼花了很多时间和自己的炮兵指挥官保罗·奥多德(第15野战炮兵营的前沿侦察员)在一起。弗里曼经常过来查看情况，看大伙儿听到什么没有。随着战局的发展，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即使是其他通讯方式已不复存在时，炮兵依然有最好的通讯。炮兵必须有不一般的通讯能力，否则他们就有可能把炮弹扔到自己的阵地上。因此，他们有自己的侦察机。他们从战场上得到的报告也需要具备足够的准确度，至少在通讯范围上会非常准确。他们一开始就知道，向南突围的道路意味着死亡。对弗里曼非常了解的奥多德马上就察觉到对方的意图，判断出弗里曼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在其他师，指挥官通常把炮兵编成一队，让他们听令而不是听取他们的意见。根据得到的情报，弗里曼当天很早就决定向西突围到安州，这也是米尔本向凯泽推荐的路线。
30日中午时分，弗里曼的阵地近乎绝望，他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所剩无几。实际上，他已经能看到大批中国军队正在渡过清川江。他马上向师部报告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很快，弗里曼失去了与师部的联络。现在，他只能通过第9团团长斯隆吉普车上的无线电与师部联系，由斯隆把自己的情况转达给凯泽，但即便是这个最后的联系方式也马上中断了。在下午稍早时候，弗里曼还在争取得到向西突围的命令。最后，他还是联系上了师参谋长格里·埃普利上校，埃普利告诉他，决不能改变上司的命令。之后，通讯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下午早些时候，弗里曼再次找到斯隆，让他转告师部，希望能让副师长布莱德利给自己打一个电话——他迫切要求改变原来的命令。两点半左右，布莱德利终于回话，弗里曼说明了自己准备向西突围的理由。他需要立即做出决定，他的部队必须在天黑之前撤退：该团的炮火只能暂时压制住中国军队;一旦到了夜里，敌人就可以任意移动，那对弗里曼的第23团来说就是末日来临。他希望能在天黑前两小时向安州撤离。下午4点左右，一直没能联系到凯泽的布莱德利再次回话，同意弗里曼采取最有利于保护本部队的策略。之后，弗里曼征求仍然留在军隅里的各部队指挥官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出发，有些人同意一同撤离，还有一些人不同意。
夜幕徐徐降临，每个人都意识到，整个局势明显不利于自己。此时，奥多德正和收拾大炮的炮兵在一起，为最后的行动做准备。大家都知道，向南的路也许是一条不归路，因为他们的两架侦察机刚刚巡视过这条道路，得到的情况是人员损失和道路损坏情况非常严重。对于奥多德来说，这听起来就像是一场大屠杀，但在那时，他只有一项任务：带着他们的重武器突围。第15野战炮兵营的约翰·凯斯中校通知奥多德准备装炮射击——他当时正在做这件事。他知道他们要把最后一批炮弹打出去。就在此时，一名前沿观察员帕特里克·麦克米伦出现他面前，大声尖叫：“快开炮!他妈的，中国人来了!快开炮!到处都是中国人!开炮!”奥多德还没见过麦克米伦像现在这样失控。一开始，他觉得麦克米伦也许是喝醉了，因为那天其他部队的很多人一直在喝酒。“快开炮!中国人越来越多!”[5]
“我们已经接到关闭炮位的命令，准备撤退。”奥多德告诉他，他的意思很清楚，他们已经收起火炮，准备离开这里。但是，奥多德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信息：中国人正在步步逼近，白天就会对他们展开攻势。对方的兵力明显在几千人左右。此时，弗里曼上校走过来，问他发生了什么。奥多德讲了麦克米伦的发现。弗里曼立即命令“把所有火炮恢复到战斗状态”。
正像麦克米伦说的那样，距离大概5000米开外，黑压压的中国人正在向他们的方向包围上来。弗里曼告诉部下，他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延缓中国人的进攻，即使他们不能撤走，不能突围，也在所不惜。据弗里曼后来回忆，全团士兵立刻卸下所有火炮或弹药，一字排开。这里也许是他们的最后一战，很可能会因此而丧生。炮兵们从卡车上卸下全部18门105毫米口径榴弹炮，对准同一个方向，这也是留在军隅里的最后一批重武器。奥多德曾参加过两场战争，经历过残酷的洛东江战役，可他从未见过像今天这样的场面。部队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厨师，还是文书，都忙着从卡车上卸下炮弹，然后再把炮弹搬到炮位上。在20分钟的时间里，或许更长一点时间，他们几乎打尽了一切能打出去的东西。他们的弹药很充足，因为其他两个炮兵部队在撤退前把全部弹药留给了他们;由于发射速度太快导致炮管过热，炮管外壁的漆皮开始脱落，让这些大家伙看上去很笨重。奥多德认为，这些火炮的后坐力系统几乎损坏，可他们没有时间担心这个了。此时，他唯一担心的就是炮膛过热。
炮声震耳欲聋，18门榴弹炮一直没停过。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他们到底发射了多少枚炮弹呢?3000枚，4000枚，还是5000枚?谁知道?就在这时，炮声戛然而止，他们终于打尽了最后一颗炮弹。在震耳欲聋的噪音之后，突兀而至的宁静让人感到窒息。之后，他们炸毁了所有大炮，防止中国人利用这些重武器。实际上，他们彻底挡住了中国人的进攻。弗里曼认为，最重要的是，如此猛烈的炮火之后一般被认为会是步兵进攻。因此，中国人便全部躲进战壕。弗里曼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立刻离开这里，不要停!”通往安州的道路畅通无阻，第23团在整个途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