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吉姆·辛顿上尉是第2师第38坦克连的连长，该连拥有22辆坦克。从一开始，他就对战况感到非常担心。随着第2师继续北上，东京总部的想象与他的所见所闻之间的巨大反差让他感到震惊。在远东司令部官员们的眼中，朝鲜是一个遥远的国家，那里秩序井然，基本还算是一个容易驯服的地方。从挂在墙壁上的地图上看，朝鲜到日本的距离也不过半英寸或是一英寸。但对于踏上这片土地的第2师来说，他们越逼近清川江，呈现在眼前的景象就越像是战争的地狱。这里层峦叠嶂，狂风怒吼，温度一直在下降，唯一可以预见的是，明天会比今天更冷，这不禁会让你怀念昨天。在如此恶劣的天气里，即便是保证坦克正常行驶也变成了一项异常艰难的工作。辛顿非常担心寒冷的天气会“冻死”自己的坦克，担心在最需要它们的时候，发动机突然拒绝工作。辛顿这个连有一台被大家称为“小乔尔”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一台能给坦克充电的小型发电机。这台机器的工作噪音非常大，而且从不停止，因此只要有别的办法，辛顿就绝不使用它。最终，他还是决定让手下每隔一小时启动一次发动机，以保证坦克随时处于电能充足的状态。有时，即使发动机已经点火，但坦克依旧不能开动，因为履带会直接冻结在地面上。然后，你只能用后面的坦克轻轻地推一下前面的坦克。[1]他思绪万千，那些把这些小伙子送到朝鲜而自己却端坐在东京的军官是不是还在想：那里冬暖夏凉，气候宜人，孩子们应该过得轻松愉快吧?毫无疑问，他们的总司令根本就不了解这些大兵过的是什么日子，他们的环境有多么艰苦，心情是多么沮丧。麦克阿瑟没在朝鲜待过一个晚上。辛顿认为，东京司令部的那些人看到的只有地图，而战士们则是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打着一场与司令部那些人所想象的完全不同的战争。地图似乎也学会卖乖，随时乔装打扮自己，总是对看着自己的那些人含情脉脉，温情有加，让主人的决策总是显得那么可圈可点，而且看上去总会比真实情况漂亮得多、合理得多。身处前线的人会说，任何军队的行军速度都赶不上铅笔在东京司令部的朝鲜地图上比画的速度。东京司令部到师部的通讯联络似乎畅通无阻，它让这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军队显得更加干练有序，但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好，基层部队的通讯器材依旧是最原始的，性能极不可靠，经常让战场上的各部队之间通讯不畅。
前进过程的顺利和平静让辛顿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偶然出现几次小规模的交火，但随之而来的便是死一般的宁静，那种宁静让人毛骨悚然——那几乎是一种完全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宁静。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坦克兵，辛顿连续几天出动一架小型L-19侦察机，寻找敌人的迹象，但一无所获。这种不同寻常的宁静逐渐让他开始无法忍受，就像骑8团在云山遭遇袭击之前，这种恐惧也曾让很多比他更有经验的人无法入睡。他至今还记得，就在中国军队发起总攻的前一天夜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睡觉时到底是穿靴子还是不穿靴子，最后，他决定穿着靴子睡觉。“我们每一天都在和其他部队离得越来越远，”辛顿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因此，我们也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容易受到攻击。随着部队向北不断深入，各部队之间的距离也越拉越大。更糟糕的是，我们不仅仅是和原来指望能为我们提供侧翼掩护的其他师距离越来越远，就连我们自己师的其他部队，每个团之间，每个营之间，甚至是每个排之间都被分割开来，每个人似乎都在孤军奋战。我们知道，自己已经被别人控制了，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国人不要来。那是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周围的群山像狮子的血盆大口，想一口吞掉我们。我们整个师似乎将要消失在这茫茫无际的山野中。”[2]实际上，辛顿和其他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一旦敌人发起进攻，各部队之间根本无法集合并形成严密的防御线。他后来说，实际上，这正是中国人设计好的包围圈，中国人正在导演一场预料之中的进攻。
保罗·奥多德中尉是第15野战炮兵团的前沿观察员，但是他在大多数时间里只是在各部队之间跑来跑去。奥多德最初在第2步兵师第9团。他是了解云山战役情况的少数几个军官之一，在那场战役中中国军队几乎全歼美军最精锐的一个团。现在，随着美国人离平壤越来越远，奥多德只能经常乘坐一架小型侦察机去寻找中国人的下落，因为他要告诉大家，这些中国人在云山战役后躲到哪里去了。他们往往在给美军一次迎头痛击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奥多德的眼力是出名的，他也一直为此而自豪。对于一名炮兵观察员，出色的眼力是必备的条件。但他的同伴、驾驶侦察机的瓦尔德斯少校在这方面更出色，他有着鹰一般的眼力。瓦尔德斯的天赋确实与众不同：如果在侦察途中遭遇地面火力，回到基地后，他首先要在飞机身上寻找弹孔，发现一个，他就会在旁边画一个紫色的心。瓦尔德斯能在奥多德还什么都看不到的很远的距离，就能识别出地面上的中国军队。云山战役之后，尽管他们每天都在山间丛林来回进行侦察，却寻觅不到丝毫踪迹。他们要看得更清楚，就得经常打开舱门，但小飞机里没有取暖设施，因此，他们经常被冻得浑身发抖，四肢僵硬，但依然无功而返。奥多德对此迷惑不解：那么多的人突然人间蒸发?有一次，瓦尔德斯注意到雪地里似乎有脚印，于是他们超低空飞行，发现那确实是脚印，脚印好像一直延伸到一间小茅屋;他们向茅屋开火，可里面没有任何反应。后来，他们从情报人员那里得知，中国军人身穿白色风衣，在雪地里，你根本就注意不到他们的存在。其实，他们偶尔也会从中国人的头顶飞过，此时，他们马上全部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以至于飞机里的侦察员无法注意到他们，这和眼力好坏无关。当时，第9团团长查尔斯·斯隆上校一直非常关注空中侦察，他深知眼前的处境非常危险。每次侦察机在完成三四小时的侦察任务返航之后，斯隆都会给他们准备好热咖啡，焦急地等待着有关中国人的消息。奥多德坚信，中国军队就在附近，躲在某个地方。这让斯隆这样的前线指挥官异常紧张：他们把美国最精锐的部队打得七零八落，然后又突然从地面上消失得无影无踪。[3]
第2师师部同样也胆战心惊。师作战处的年轻上尉约翰·卡雷从西点军校毕业五年了，不巧的是毕业时间太迟，没能赶上“二战”。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参加这场表面上似乎比不上“二战”惨烈但不比任何一场战争轻松的战争。虽然第2师一直没有遭遇中国军队，但越来越多的消息传到师情报处：其他部队已和中国军队发生遭遇战。此时，他和很多情报员都在猜测：他们到底躲在哪儿呢?既然他们以前突然大批地出现过，那么，他们以后是否还会再次出现呢?有消息说，他们正在开进当地一个被称作“老虎村”的地方，或许是因为这里曾出现过老虎吧。整个村庄被群山环抱。11月底，严寒冻裂了小侦察机的挡风玻璃;更糟糕的是，11月20日左右，一场蓝色的大雾让地面变得一片模糊，而且几天不散。尽管不是气象专家，但卡雷小时曾在密西西比州的里奇顿见过一次这样的雾霾天气。当时是一个寒冷的清晨，他和朋友们到户外打猎，于是，他们点了一堆篝火用来取暖，正是篝火发出的浓烟让雾气变成蓝色。他后来认为，那肯定是中国人在整个地区故意点起的大火，以降低美国空中侦察机的能见度。他和情报处以及作战处的其他年轻军官都痛苦地知道，他们的补给线已经脆弱不堪。整个师就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前进，路面崎岖不平，蜿蜒曲折，到处是急转弯。这样的路面绝对是设伏的极佳位置。“你根本就想象不到我们当时的处境有多危险，根本就不堪一击，”他在多年之后说，“我们仿佛就骑在一只小羊羔身上走路，每前进一天，这只小羊羔都变得愈加疲惫，无力支撑我们的重负。”[4]
和他一样焦虑不安的还有一位高级军官，第2师情报处处长拉尔夫·福斯特中校。福斯特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从不屈服于上司的压力。和卡雷一样，福斯特的焦虑也在与日俱增。他的担心始于11月初，到中旬时，他似乎已经是第2师最能自寻烦恼的人，因为在他的地图上，鸭绿江北岸已经插满代表中国军队的小红旗;之后不久，中国人便攻克了云山。但师长凯斯准将却不像他那样担心害怕。福斯特手下的一名年轻军官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少尉发现，由于无法找到有效的情报说服凯斯，福斯特变得越来越失望，情绪越来越压抑。情报处的人明显能感到，上级司令部一直在不断督促福斯特继续前进。但福斯特总感觉身边好像有个人在紧紧地盯着自己，等待适当的时机给他们重重一击。“你能感觉到司令部的紧张情绪，”他说，“我们总感觉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没有任何人采取过任何措施。”[5]
萨姆·梅斯少尉是第2师第38坦克连第4排的排长，也是吉姆·辛顿的部下。11月初，梅斯少尉带领手下弟兄，外加几辆坦克和额外给他配备的一些步兵，外出进行长距离巡逻。此时，他们已经远离平壤，深入朝鲜的北部山区。梅斯喜欢把这一天看作一场旋律跌宕起伏的音乐盛典。他们像往常一样出发，途中只是和小股朝鲜部队短暂交火，坦克的强大火力轻而易举地就能压制住敌人。他们俘获八名朝鲜人，本方只有一人受伤。在给伤员包扎之后，梅斯留下几个人在一间茅屋里照顾伤员，其余人按原定计划，继续北进。到此为止，一切都和平时一样平安无事。但随后的两件事几乎让梅斯惊慌失措，也让所有人都更小心谨慎。梅斯一直认为，谨慎是让他活到现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的连长辛顿心中，梅斯是一个优秀的战士，甚至是他见到过的最优秀的战士。他几乎无所不能，能搞定任何事情，能应对各种情况;他体力过人、精力充沛，从不知疲倦，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战斗中，你不可能因为体力不支而去休息;最关键的是，他不仅体力过人，而且头脑灵活，反应敏捷。梅斯是一个天生的职业军人，多年以来，辛顿一直想提拔他当军官，但每次都被梅斯拒绝。辛顿相信，梅斯肯定是担心和周围这些大学生一比高低，他毕竟只上了四年学。梅斯曾在洛东江战役中身负重伤，被送到医院后，医生从他身上取出38块弹片。弹片太多了，以至于护士们居然聚到一起打赌：最终的数字到底会是多少。当梅斯还在住院的时候，辛顿就已经为他写好晋职报告。梅斯回到部队时，发现自己成了少尉。他接受了，因为他早已厌烦和那些对军事狗屁不懂、但总拿职位压人的军官打交道——很自然，当军官总是有一些好处的，而做大兵就只能在梦里享受这些好处。11月25日，当梅斯的部队遭到中国军队袭击时，他当军官的时间只有36个小时。
梅斯认为自己习惯于过苦日子了。他出生于西弗吉尼亚州，降生时又恰逢大萧条时期。毫无疑问，那个时期是美国人最艰难的时期，而那个地方又是美国最贫穷、最艰苦的地方。他的父亲没上过学，似乎生下来就身背魔咒，不曾走运，更糟糕的是，因患有幽闭恐惧症，他连矿工都做不成，而这也是贫穷的西弗吉尼亚人唯一能找到的工作。他的一生几乎就是在找工作中度过的，于是，他只能带着全家，不停地从一个小镇流浪到另一个小镇，干收入最低的工作。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选择，只要有份工作，他就会不加犹豫地接受。这也是梅斯只读过四年书的原因——他们曾在很多小镇居住过，不过，这些地方太小了，以至于根本就没有学校可读。因此，梅斯在1939年(当时他年仅15岁)有机会入伍参军时欣喜若狂。他说，那会儿部队在征兵时来者不拒。
入伍后，梅斯恰好赶上组建坦克连的时机，于是他就成了一名坦克兵。从一开始，他就显示出做士兵的天赋，这显然也是他最擅长的职业。但是在刚参军时，梅斯还是有点放荡不羁，自由散漫。于是，由于他在执勤时间以外的表现差强人意，这就让他的军衔始终在下士和中士之间晃来晃去。梅斯总喜欢说自己是最了解伏击战术的美国人之一，因为他曾亲身经历过三次惊心动魄的伏击战：军隅里可能是其中最老式的伏击战，但“二战”期间的“突出部战役”(Battle of the Bulge，又称“阿登战役”)，则是伏击战的终极之作，他亲身参加了那场战役。然而，1951年2月中旬，在一个被美国人称为“杀戮谷”的地方，将发生一场更恐怖的伏击战。“突出部战役”至今让他记忆犹新：1944年l2月，他是美国一支装甲部队的一名士兵。此前，这支部队一直所向披靡，在到达距比利时小镇巴斯托涅西北约20英里的地方时，梅斯周围的人几乎都认为战斗已经结束。就在此时，德国人突然发起进攻。他记得，那天的雾非常浓。当时，他因行为不检刚被降职为下士;他们迎头撞上了德国人的坦克。
他的部队在第一天只配备了十七辆坦克，当天战斗结束时，就只剩下了两辆。梅斯在自己乘坐的坦克被击中后，设法脱身，变成一名步兵，又继续战斗了几天。当时的场面就如同人间地狱：双方炮火异常猛烈，持续不断，每一颗威力无穷的炮弹似乎都想夺走几条生命。当时的严寒也令人无法忍受，即使是到了朝鲜，他还经常会想到当时的情形，因为他一直以为，德国的冬天是最寒冷的冬天。但事实证明，朝鲜的冬天更可怕，持续时间更长，对人的折磨也绝非阿登所能比拟。在阿登，你经常会觉得，只要挺过这一天，寒冷就会过去;但是在朝鲜，寒冷似乎永远不会离去，你能感到的只有绝望。1950年11月初，梅斯带领部下走在第2师的最前面，依旧保持他在阿登战役中学会的谨慎;他从不相信任何没有亲眼验证过的东西，还要随时提醒那些漫不经心的军官。他周围的每个人都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是在梅斯看来，他们依旧身处险境，战争中从来就没有易如反掌的事情。
在给抓获的朝鲜战俘做了简单包扎之后，梅斯的部队继续翻过几座山，最后，他们来到一座架在干涸河床上的桥梁;按照原计划，他们需要在这里沿原路返回。他命令手下的士兵成分散队形，但是，梅斯依旧很紧张，因为他们现在无疑是敌人最好的伏击目标。他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一种不祥的预感始终挥之不去;他们每前进一步，似乎都是在向未知的深渊走进一步。走上桥后，梅斯发现，他们正处于一个开阔的深谷，峡谷中密密麻麻地生长着一种当地的松树，而地面植被的高度，似乎就是为隐藏敌人的伏击手而生长的，不高不矮，既能轻松备战，又不会暴露自己，一个绝佳的伏击战场。就在这时，山间响起一种奇特的音乐。梅斯回忆说：“这是我听过的最奇怪的音乐。”他命令所有坦克驾驶员关闭发动机，这样可以更清晰地聆听这种萦绕于整个山谷的异样声音。“太奇怪了，它似乎就是唱给我和我的士兵听的。好像敌人一直在盯着我们，为我们哼唱着一首悲惋凄凉的小夜曲，嘲笑愚弄着我们。仿佛整个山谷都在应声合着这首悲凉的小夜曲，”梅斯说，“这首音乐似乎来自天外，或许是这些松树发出的，让我毛骨悚然。”后来，当中国军队在前方狭长道路两侧的阵地上对第8集团军发起进攻时，他们恍然大悟，才知道中国人是用音乐来发布命令的。梅斯终于意识到，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当时就在山顶，尽管梅斯的坦克和部队已经进入他们的包围圈，但指挥官告诉他的部队，进攻时间尚未到。[6]
当梅斯带领部下回到关押俘虏的茅屋时，一名没有受伤的战俘脱身逃走，他们当即开枪击毙了这个人。他们对这个俘虏试图逃走的想法大为困惑——他们一直优待朝鲜战俘，并尽可能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紧急治疗。他们来到尸体旁边进行搜查，看他身上是否携带书面文件，结果一无所获。这事也很少见，因为大多数朝鲜士兵喜欢随身携带大量书信，而且在关键时刻经常会紧抓不放。但他们发现，此人的朝鲜军服下面，竟然还有一套中国军服，而且从上衣看是一名军官的制服。在对其他朝鲜俘虏进行搜查和审问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那个被打死的是中国人。首先是莫名其妙的音乐，然后是这个极有可能是中国军官的俘虏，梅斯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令人不安。当天晚些时候，梅斯告诉情报人员，他认为那个被击毙的是中国军人。但是，似乎没人对他的情报感兴趣。[7]
此后，随着部队继续北进，梅斯也开始变得愈加小心。当时，第2师已经和第8集团军完全分开，双方相距甚远。他们的东面是太白山脉，太白山的东边才是第10军。尽管从理论上讲，还存在遭遇危险时向第10军求援的可能性，但实际上，一旦受到攻击，根本就不可能指望第10军赶来救援。(太白山另一侧的第10军境况和他们完全一样，陆战第l师的史密斯少将同样心如火燎，因为他的左翼洞开。)
11月末，第38团第3营在梅斯和他的五辆坦克掩护下，行进在第2师的右翼。他们来到一个只有15间茅草屋的小村子，梅斯把坦克布置在最有利的位置，可以随时为第3营的三个连提供掩护。但是让他困惑不解的是，营部竟然设在紧靠步兵连的位置。双方的距离太近，近到你可以把石头扔到营部。但是，那时没人想到会有麻烦。
实际上，中国人一直在耐心地等待他们进入包围圈。他们对联合国军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哪支部队布置在什么位置，以及承担侧翼掩护任务的是哪支韩国部队。他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30万大军开进朝鲜，而在前面沿西线展开迎接美军(沃克的第l军和第9军)的就多达18万人。另外12万人埋伏在太白山以东，列好阵势，静等阿尔蒙德北上的第l0军步入包围圈。大批重武器让联合国军的前进步履维艰，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变成再明显不过的活靶子。中国30个师组成的伏击大军埋伏得天衣无缝，敌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军事史学家斯拉姆·马歇尔对此形容得再恰当不过：“犹如没有身影的幽灵。”[8]
那些不由麦克阿瑟指挥的人已经预感大祸临头，而其他还在快马加鞭地赶路。感恩节那天，艾尔·格仑瑟将军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拜访自己在欧洲战场的老上司艾森豪威尔。格仑瑟的长子迪克是西点军校1946届学员，时任入朝美军第7师的一名连长。当时，第7师一部已经深入朝鲜北部，.正在逼近鸭绿江。11月17日，也就是他的上司赶到鸭绿江边撒尿的四天之前，迪克·格仑瑟在中国主力部队发起总攻前的一次小规模遭遇战中身负重伤。作为艾森豪威尔在欧洲战场时的参谋长，格仑瑟刚率领一支由100人组成的参联会代表团巡视归来，也就是说，他非常清楚每一个麦克阿瑟视而不见的警报。
最初，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对格仑瑟在感恩节来访感到有点意外，因为按理来说，他应该和家人一起过节的。后来艾森豪威尔才明白，格仑瑟节日来访是因为自己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如旧，依然是格仑瑟最值得信赖的上司，因此在军方高层出现如此严重的错误时，他自然会想到自己。约翰·艾森豪威尔记得，感恩节的晚餐似乎笼罩着一层阴云，他自己不清楚为什么。迪克·格仑瑟告诉他父亲：美军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随时可能会遭到攻击。格仑瑟离开之后，艾森豪威尔对儿子说：“我一生对战争从未像今天这么悲观。”约翰当时正在西点军校任教，在离开父亲的住宅驱车回校时，他打开收音机，听到麦克阿瑟慷慨激昂地承诺：战争将在圣诞节结束。第二天，中国人便发起了潮水般的攻势。[9]
11月25日深夜，中国军队的总攻正式打响。在历史上，很少有哪一支军队能在动用如此规模兵力的情况下，向对手发起出其不意的攻击。中国人已经掌握了美军动向的精确情报。在精明的史密斯将军带领下，东线一路故意拖延的海军陆战队似乎还算处变不惊，而西线美军已经浑然不觉地踏进敌人挖好的陷阱。当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时，大家才恍然大悟，让麦克阿瑟的军队遭受如此重创的，仅仅是因为他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人不会来。但赌局已经开始，现在，其他人必须要为他那不可一世的狂妄自大和不可救药的浮躁付出代价。但更糟糕的是，虚荣又和不自量力的吹嘘混到一起，而且是绝大多数高级军官都不相信的谎言：韩国军队具有值得信赖的战斗力，足以单独应对中国人。实际上，只要看到中国人，韩军就会心惊肉跳，惊慌失措。第一轮攻击刚一开始，韩军就被击溃，逃得无影无踪。斯拉姆·马歇尔提到，韩军一个团里约500人携带全部武器逃跑，有些军官居然还想办法回到汉城，把一只装满鸭绿江水的瓶子送给李承晚。美军前线指挥官很清楚，一旦中国参战，根本就不能指望韩国军队，他们就没想到要和中国人交手。但是对东京司令部的那些大老爷来说，由于自己的军队已经形成高度分散的队形，因此，插进几只韩国部队凑凑数，会让他们的作战地图漂亮一点。作为美军和其他联合国军侧翼的主要兵力，他们的撤退意味着，中国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直捣联合国军阵地的心脏。这些地图无疑是在自欺欺人。
在东京司令部的人从未想到中国人会以这样的方式发起进攻——不以正面进攻为主，而是夜间步行绕到敌人的侧翼，寻找最薄弱的环节实施打击，并在敌人后方构筑阵地，切断敌人退路。没有一个人研究过，中国人的行军到底有多出色，多迅速，即便是在夜间，在没有道路的情况下，他们一样做得完美无缺。他们没有重武器，弹药和食品的配给也少于美国人，轻便、快速是他们的最大优势(但最终也成为他们的最大劣势)。东京司令部的人始终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中国军队只能成为美军轰炸机的活靶子。他们就没有考虑到，中国人能让自己在白天消失在朝鲜的崇山峻岭之中。事实证明，中国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弱点，他们不会做很多事，但一旦去做，就一定要做好。就在美国人还没有想出如何应对他们之前，中国人就已经把美国的最大优势——因依赖重武器而需要良好的路况——转化为弱势。但是，任何一个关注“二战”后中国的人绝不会对他们的战术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