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朝鲜半岛已经到了一决雌雄的最后关头。8月初，朝鲜军队准备对龟缩在洛东江后、兵力不足的联合国军发起最后一次进攻。联合国军司令部认为，洛东江是一道他们得以稍事喘息的天然屏障，而此时增援部队也正从美国奔赴朝鲜。在军事历史学家罗伊·阿普尔曼看来，洛东江实际上形成了一条巨大的战壕，能够护佑釜山防御圈内大约3/4的地带。然而也应注意到，这个防御圈过于庞大，因此在接下来的数周里，双方交火不断，打了几百场小仗，还有几次大战。据阿普尔曼描述，釜山防御圈呈矩形，从北至南约为100英里，从东向西约为50英里，东临日本海，南临朝鲜海峡，西面就是洛东江。江水浑浊泥泞、流速缓慢，最深处不过6英尺，宽约0.25到0.5英里。[1]“就像密苏里河一样宽。”第2工兵营的一等兵(大老粗)查尔斯·哈梅尔说道。他从小在距离密苏里河大约50英里的地方长大，因此被派遣到洛东江上修建桥梁。一旦朝鲜军队大兵压境，那么他们而不是美军，就可以立即使用这些桥梁。[2]如果没有洛东江所提供的天然保护，那么美军也许难以稳住战局。对于他们来说，洛东江不仅是一道屏障，而且还成了沃克得以集结人马、首次能够保护自己侧翼的有效据点。
在防御圈内，事态的发展越来越顺利。由于这一带公路与铁路纵横交错、交通十分便利，因此美军的增援部队趁机开进，并且迅速展开有效行动。对于沃克来说，在自己的范围内查漏补缺不是什么难事。此外，6月中旬，第2步兵师的第一批部队已经从美国到达朝鲜。与此同时，第一海军陆战队后备旅，即后来的陆战第1师的几批先遣队也已经抵达，正是他们在此后的仁川登陆一役中一马当先。所有这一切让双方的力量对比产生戏剧性的变化：美国的战斗能力大幅提升，而朝鲜方面却已时日不多。到了8月末，美军司令部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朝鲜即将准备从洛东江西北两侧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他们大约有13个师，每个师平均7500人左右，再加上一个1000人左右的装甲师，以及两个500人左右的装甲旅，战斗能力相当强大。然而，尽管朝鲜人训练有素，并且在几周前一帆风顺、势如破竹，但是现在的局势却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为了增援韩国，联合国军的空军在8月的飞行架次是6月的两倍，硬生生把朝鲜军队的凌厉攻势给压了下去，并且切断了他们粮食弹药的补给与一切后勤供应，让他们一刻也不能安宁。8月底，当洛东江畔的生死大战打响时，人民军高歌猛进的日子已经结束，但是美军还是很少人意识到这一点。按照某步兵小分队指挥官费伦巴赫的话来说，战场上可谓“血流成河”。[3]数年以后，朝鲜退役将军刘成哲这样说道：“朝鲜战争原计划在几天之内结束，所以我们没有做任何坏的打算。但是在战争中，如果你对失败毫无准备，那就等于是在自讨苦吃。”[4]
8月31日，金日成不惜把l3个师的兵力投入到洛东江的最后战斗中去。此时双方的兵力几乎不相上下，而美国的精锐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开赴战场。譬如，第2步兵师的三个团中的最后一个团即第38团已于8月19日抵达釜山。这也就是说，当朝鲜10万大军跃跃欲试、准备在最后一役中一举拿下釜山港的时候，来自第8集团军的近8万美军正在釜山防御圈内严阵以待。
此前的两个月中，第8集团军之所以能够坚守阵地，完全是沃克个人的巨大功劳。作为一名不受东京与华盛顿赏识的军官，一个在不适于坦克作战地区作战的坦克手，以及一个率领着远比他当年率领的在法国和德国作战的军队更加不堪一击的队伍的指挥官，在7月末到9月中旬的六七个星期里，沃克完全称得上是一位才能出众、英勇无畏的将领，并且几乎没有出现过任何失误。如果说20世纪美国军事史中有一场战争被其他战争的雄壮所淹没的话，那一定是朝鲜战争;如果说这场战争中有一些战役被人们所忽视的话，那这些战役就一定是1950年7月至9月发生在洛东江畔的一系列小型战役;如果说这些战役中，有一名指挥官没有得到应得的荣誉的话，那这名指挥官就一定是沃尔顿·沃克。沃克的飞行员林奇说过这样一句话：“他是这场被人遗忘的战争中被人遗忘的指挥官。”[5]
如果说朝鲜战争始终没有在美国民众心中留下过深刻的印象，那么较之此后发生的那些大型战役，洛东江一战与釜山防御圈就会显得更加黯然失色。在这段艰苦卓绝的日子里，沃克不愧是一名伟大的将领。当美国仍然对自己突如其来的新义务迟疑不决时，沃克在手下兵力不足、装备落伍又毫无防范的情况下，成功地抵御敌军精心策划、咄咄逼人的攻势。当他下令让手下死守阵地时，毫无疑问，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9月上旬的一天，他和好友林奇仍在大邱——朝鲜战争开始之前，这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然而现在却成了一个战略要地。一旦大邱镇失守，朝鲜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攻打南方45英里之外的釜山。沃克转身告诉林奇：“我们俩就在大邱街头与敌人周旋。要是他们突破了防线，我需要你和我待在一起，直到最后一刻。”[6]
英勇无畏的沃克不知疲倦地驾驶着自己的小型侦察机，有时甚至在距离地面只有数百英尺的高度、敌军的枪林弹雨中飞行。沃克时不时地从机窗探出头来，拿着一个手提式扩音器对着自己的队伍喊话。如果看到有士兵临阵退缩，他就会立即喝令他们回到原位、坚守阵地，他娘的!他们飞得太低，所以有时林奇不得不把机身上象征着这是一架中将专机的三颗星星摘掉。随着朝鲜战争日渐深入，许多指挥官开始崭露头角，其中尤为著名的就是李奇微，他让沃克黯然失色。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让人们记住沃克的话，那就是11月末12月初美军在清川江畔遭遇大批中国军队伏击时，一个愚蠢的家伙未经沃克许可擅自行动，最终使得这位指挥官声名扫地。
这对沃克来说很不公平。在洛东江战役中，他异常迅速地将自己的残部集合起来，从另一个团悄悄借来一个营，然后又将该营遣往另一个团，并且动用海军陆战队与第27猎犬队四处围追堵截，挡住了朝鲜军队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他比敌军更充分利用了地势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由于此地交通相对便利，不仅有一条铁路干线从此穿过，而且公路网络也四通八达，因此极大地加快了美军的行进速度。而此时朝鲜军队却因无法迅速调动自己的队伍突破敌军防线，已经身陷困境。在这一阶段里，他们的失败可以归结为战场指挥失当、没有及时集结己方队伍以及未能根据实地情况变化做出迅速有效的反应。这次失利，在美国人看来，不仅反映出美军通讯器材的落后，还折射出军内等级森严的体制缺陷。对于第8集团军司令部的军官来说，沃克与其说是一名指挥官，不如说是一个魔术师。无论朝鲜下一步意欲何为，他总能明察秋毫。尽管他不是什么魔术师，却有敏锐的洞察力。朝鲜军队使用的无线电密码太原始，而且不经常更换，所以美军轻而易举就能将其破译。因此，对于敌军下一步的行踪，沃克总是料事如神。这是他的重要情报来源之一，此外他还相信亲力亲为。他频繁地和林奇驾驶飞机在人民军阵地上方低空飞行，因此他们对于敌军的兵力分布与变化了如指掌。
如果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他们当时的处境，那么沃克觉得非“绝望”莫属。美军不仅总是兵力不足，而且时常为敌军有可能突破防线而感到忧心忡忡。沃克每天都会问自己的参谋长尤金·兰德拉姆上校：“兰德拉姆，今天你给我找来了多少预备队?”[7]现在他们迫切需要的，也是他们一直需要的是——士兵。朝鲜大有可能通过海路对他们迎头痛击，而且这种危险已经迫在眉睫。沃克唯一的失误就是严重低估了洛东江湾处的人民军的实力。此处有一小段河流折向西方，然后又掉转头向东流去，这样一来就形成一个从北至南长约5英里、从西至东宽约4英里的河湾地区。正是在这里，双方展开了这场战争中一系列伤亡最为惨重的战斗。美军痛击了人民军第4师，还从俘虏的口中得知该师已经乱作一团，因此估计这支朝鲜部队的作战能力已经十分有限。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该地区除第4师外，还有另外两支生力军，第2师和第9师。
沃克把第2师第23团三个营中的两个安置在那里，而把另一个营借给了第1骑兵师。说他们布防得过于薄弱那是有意轻描淡写了。哈罗德·格雷厄姆二级军士长是2师23团2营C连某排的代理排长。他经人推荐来到战场上，希望在此建功立业，但是来到洛东江湾的第一个晚上就在人民军的一次猛烈进攻中挂了彩。由于伤势严重，他的军旅生涯不得不告一段落。据格雷厄姆估计，除去早先战场上的伤亡以外，借出一个营给骑1师，现在他们剩下不过区区9000人，较之此前的1.8万人，这个师的兵力已经严重不足。然而他们却要掩护一条将近40英里长的战线，现在23团1营只有四五百名士兵，最多能够守住三四英里的地方。“在敌军发动袭击之前，我发现我们的防御居然前所未有的薄弱。”C连的一名排长乔·斯特莱克说。几天前他被派遣至该营负责通讯工作，是这次战役中少数得以生还的幸存者之一。因此，他对当时的情形了如指掌。“那是一根地雷拉发线，不过实在是太细小，你根本就不会想到那竟然是一根地雷拉发线。”他说。那真是惊天动地的场面，与其说它是敌军的一种防范措施，不如说是他们埋下了一个巨大的人肉筛子。如果这个营的士兵以前还有可能配备一架直升机的话，那么现在则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斯特莱克心想。他第一次在前线安营扎寨时，像往常一样首先要侦察一下自己的两侧有没有友军，并且设法与他们取得联系。于是他上了一辆吉普车，然后一直开出大约5英里后，他终于看到两个隶属于附近第24师的士兵。当他们看到斯特莱克时，真是又惊又喜——好像斯特莱克就代表着第2师，好像整个第2师已经到达韩国。因此，斯特莱克实在不忍心告诉他们他驻扎在5英里之外。
当第23团在这里严阵以待的时候，他们比平时更加觉得与世隔绝。团长保罗·弗里曼上校后来回忆说，尽管事实证明沃克有关朝鲜军队动向的情报完全正确，但当时他却对此不以为然。8月即将过去，23团1营越发感觉到这里即将发生重大情况。当朝鲜军队发起进攻时，他们才在洛东江东岸待了两天。第2营已经从他们的后面跟了上来，首先到密阳镇，那里是守卫洛东江的一个据点，然后再到距离洛东江更近的昌宁。23日晚，他们得到不少情报，朝鲜军队在对岸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据说有可能在当天晚上或次日晚上发动一次进攻。[8]
有时候，某支队伍命中注定要步入历史的轨道，与某些重大事件发生联系。这就是那天晚上C连遭遇的情况：他们以寡敌众，与大批试图涉水而来的朝鲜军队进行殊死搏斗。如果说美国军队在洛东江漫长曲折的江岸防线过于薄弱的话，那么美军中就没有哪个团的防线比第23团更加薄弱，这个团中也没有哪个连比C连的处境更加危急。在这次战役中，该连幸存下来的士兵屈指可数，因此被人称为“最后的C连”。即使在数年以后，对于两军初次在洛东江湾对峙时力量悬殊之大，斯特莱克仍然感到难以置信。斯特莱克想，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朝鲜两个师，大约1.5万到2万人，蜂拥而至，迅速占领了C连的防区，单是进攻连部的人民军就有8000到1万人之多。据他说，当时一般来说每个连应当有200名士兵，能够防御大约1200码的范围。但是，C连所在的第1营的防区却有大约1.6万码。这也就是说，该营兵力不足的三个连却要分别承担5000 — 6000码的防御范围。因此，一个70人左右的排要防守2000码的地带，而一个20 — 25人的班则要防守700码的范围，相当于七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地方。[9]
斯特莱克的估算与格雷厄姆上士以及欧文·埃勒上士的印象不谋而合。格雷厄姆是C连2排的排长，下辖一个迫击炮班和一个配有无后坐力步枪的班;埃勒是负责重型武器的第4排排长。当时，格雷厄姆的第2排位于C连的中心，第2排的左边是埃勒的第4排，右边是B连。在埃勒的第4排左边就是昌宁公路，然后才是2师9团。他们之间的空当大得惊人。“我们之间距离太远，对于谁在自己身边并肩作战，我们完全没有概念。”[10]埃勒回忆道。当天晚上他负了重伤。格雷厄姆所在的第2排前面有大约200码的距离，而随后B连的兵力也被分成了小股。“白天，我们可以利用火力守住中间的那些空当，”格雷厄姆上士写道，“但晚上就不行了。”[11]
没有人比C连连长西里尔·巴特尔迪上尉更清楚当时防御之薄弱了。巴特尔迪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并且与自由女神像的设计师颇有渊源。“二战”期间，他曾任指挥官，因此对于眼下美军不堪一击的状况知之甚深。他们就像一条脆弱不堪的地雷拉发线，难以像众人期望的那样阻止朝鲜军队向前推进，很快整个第8集团军就能感觉到这里的危险。他们的任务就是向军部报告朝鲜发动了攻击以及敌军的兵力，并且尽可能减缓敌军的速度。如果前去报告的士兵有幸从相距甚远的上级司令部带回足够的援军和武器装备的话就更好了。巴特尔迪上尉很清楚，他们在这里的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全军覆没。
8月31日下午，包括C连在内的第23团各部同时注意到，敌军正在洛东江对岸大批集结，有些士兵还在扎制竹排。显然，这次袭击已经箭在弦上——或者可以说，实际上他们已经出发了。尽管洛东江是一条极具价值的防线，但是美军的部署却漏洞百出。美军发现，朝鲜士兵昼伏夜出，在河里堆砌沙袋。因为江水浑浊不堪，他们甚至能在美军的眼皮底下于水中搭建浮桥。随后，战役一开始，敌军的士兵和车辆就轻而易举地渡过了洛东江，而美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从浮桥上一路杀来，然后不无惊惧地等待他们出击。
人民军的第一个进攻目标是8连。晚上8时30分，8连的威廉·格拉斯哥中尉报告说自己看到一种奇特的景象：无数敌军手擎火把朝洛东江进发，这些火把连接起来，似乎是字母“V”和“O”。没有人知道这两个字母代表着什么含义(如果那真的是字母的话)，也许这只是敌军用来指示不同军事单位行军方向的一种颇为原始的方法。在这个问题上，美军抓获的朝鲜俘虏几乎帮不上什么忙。他们从这些俘虏口中唯一获悉的就是，信心不减的人民军打算在三日之内推进到釜山。
随后，人民军的弹幕射击开始了。突然，美军士兵看到了令人惊惧的一幕：朝鲜士兵蜂拥而至，迅速渡过洛东江。据C连估计，不到15分钟就至少有1300人渡过洛东江。据人们后来猜测，单是到达8连防区内的敌军就有四个独立营，也就是说超过一个师的兵力。
B连遭到敌军猛烈的攻击。“我们第一次看见他们的时候，就像是成千上万只蚂蚁从河面上朝我们的方向过来一样。”[12]一个管军需的中士特里·麦克丹尼尔说道。当时美军孤立无援，人数极少，几乎是在绝望中一边目睹朝鲜大兵压境的可怖景象，一边等待敌军对他们发动袭击。人民军第一次进攻就让美军伤亡惨重。“一开始，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好好地大干一场了，”该连的一名文书也被逼上前线，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不得不来到最前方，“排里的士兵呼喊着要对他们进行扫射，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被扫射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13]
营部也遭到攻击，这也在意料之中，只是没想到敌军的炮火会如此凶猛。如果这一带还需要援军的话，那至少需要几个师的兵力，再加上空军对敌人进行空中打击，以及用许多大炮对敌军行进的路线进行轰击，才能守得住。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只有极其微弱的火力，更不用说进行空中打击了，而且兵力少得可怜，无法进行有效的指挥。因此，他们的策略——假如此时尚有策略可言的话——几乎就是某种本能反应，阻断通往洛东江湾两岸通向釜山的道路，为援军的到来争取时间。但实际上，他们几乎孤立无援。“我们的兵力简直是弱不禁风。”乔治·罗素还记得回到营部以后这样说道，想到当时自己使用的这个词，他不禁哑然失笑。也许还有更合适的表达方式，他想了想又说：“弱不禁风，一吹就倒。”[14]到了子夜，B连在格拉斯哥的指挥下开始撤退，而C连却遭到围攻。他们势单力薄，而且相距遥远，一些朝鲜士兵趁机迅速抄到他们的尾部，直扑营部而去，并且在9月1日到达该地。敌军立即绕到后面，切断了他们的退路，在此后的三天里，没有人从这里出去。
当B连向上级报告朝鲜军队举着火把发动袭击时，第23团团长弗里曼上校下令炮兵立即开火。因为火把暴露了敌军的位置，所以炮弹一下就命中目标，暂时减缓了人民军的攻势。但到了最后，即使再准确的炮弹也无法阻止敌军继续进攻。回到营部后，他们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地：要么尽可能地坚守各自的阵地，要么集结起来以便能够多坚持一天。弗里曼意识到自己的整个营和团都受到敌军的威胁，而且敌军的最终目标是釜山，于是他立即下令各部合力阻击，并且要求官兵尽可能地拖延时间。随后，他迅速返回团部，带领着F连和H连一起来到前线，命令第2营参谋劳埃德·詹森少校进行指挥。他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突破敌军防线，与第1营的克莱尔·哈钦中校会合，结果却未能如愿。于是现在他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设法在洛东江通往昌宁的路上建立起一处防线。
显然，弗里曼的位置不可避免地成了人民军的目标。他指挥的团只有两个兵力不足的营，其中一个已经失去联络，从这里根本就杀不出去，他们的伤亡也一定十分惨重。由于天气十分糟糕，所以空军的增援根本无济于事，最后弗里曼的炮兵连的炮弹也不够了。于是，詹森为阻断通往昌宁主要道路而设的关卡，立即成了该团最主要的防御目标，该团在接下来的两周里与敌军发生激烈交火。就连曾经在“二战”期间参加过太平洋战场上异常惨烈的对日作战的罗素也认为，他从来都没有见过哪一次战役像这场战役一样艰苦卓绝、残酷无情，其惨烈程度简直无法想象。美军几乎是在拼死一战，唯恐这里失守，他们在朝鲜半岛上就再无立足之地。同样，朝鲜军队也非常清楚，如果他们在这次战役中失败，那么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猛攻，而且很快就会被美军逼回北方。
弗里曼派G连在此处防守，最终为第1营在9月3日的撤退以及他们在一处人称“交换站”(“交换站”的附近是此前某营的一个名为“交换台”的联络中心)的地方重新集结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就是说，在第一次袭击进行的48小时后，美军终于稳住了自己的阵脚。9月3日，见朝鲜第2师的大部队已经开始向主干道进发，弗里曼于是集中所有火力对其进行阻击，防止他们朝釜山方向推进。弗里曼后来写道，他作为一名指挥官在这场战斗刚刚开始的几个小时里就做出了一生当中最残酷的决定。当9月1日团部被敌军占领后，他打算后撤600码。这时他就知道为了争取时间，就不得不牺牲部分队伍。
洛东江沿岸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朝鲜军队将C连团团围住，试图将其全歼。对于当晚在此地值守的美军士兵来说，他们的脖子上就好像被敌军套上一根绳索，这根绳索很快越收越紧。子夜时分，C连的士兵已经所剩无几。那天夜里，年仅18岁的贝利·罗登下士率领一个由七名配有无后坐力步枪士兵组成的班，而入伍前他在佛罗里达州乡间以私酿威士忌为生。由于没有足够长的电话线，哈钦中校的第l营营部与巴特尔迪的C连之间无法建立联系，于是他们只好利用仅有的电线设法架设一条通往罗登哨所的通讯线路，而罗登的哨所与数百码开外巴特尔迪的C连之间有一条独立的电话线。这样一来，罗登就成了一个实际上的电话交换员，并且听到了从C连敌众我寡的士兵那里传来的最后一声怒吼。然而可悲的是，自顾不暇的营部回复说不可能派去任何援军。这个消息对于罗登来说尤其痛心疾首，因为下一个遭受同样命运的将是他们。
他听到巴特尔迪上尉恳请营部允许他疏散自己的士兵：“我们顶不住了!重复，我们顶不住了!现在唯一可行的就是全体解散，让大家自寻活路!”罗登一字不落地转达巴特尔迪的原话，暗自希望营部能够派遣其他营的兵力前来解围，或者在这个最后关头动用空军进行几次轰炸。事情最后总是这样，罗登清楚地记得，仿佛这只是电影里的情节。但那天夜里，洛东江东岸的情形并非如此。巴特尔迪率领手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在战斗开始45分钟以后，他们几乎弹尽粮绝。因此当巴特尔迪几近绝望地请求营部准许他们疏散时，也表示自己对罗登小分队的担忧。但营部传过来的话却是：“不惜任何代价，死守阵地!绝对不能疏散!”罗登将这一指示传达给巴特尔迪上尉，上尉的最后一句话是请求炮火增援，至少能够给他们打一些照明弹，但还是什么增援也没有。接着，两边的电话同时断线，显然是朝鲜人切断了他们的通讯线路。很快，罗登又听到两端的电话线开始刺啦作响。他知道肯定是朝鲜士兵正在连接线路，并且试图找到自己的地点。于是，罗登立即切断自己的电话线，就让他们接吧，到头来什么也没有。现在是设法让自己的人突出重围的时候了，罗登心想。[15]
C连1排的排长哈罗德·格雷厄姆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收紧阵地，尽量集中本方的火力。他很清楚，突围的可能性从十分渺茫变成几近于无了。士兵们认为格雷厄姆是一个出色的军士长。像多数军士长那样，他一直未婚：如果部队想让你结婚的话，就会给你分配一个新娘。格雷厄姆性格强悍，因此人送绰号“公牛”。他过去从不与士兵打成一片，从不像其他军士长那样表现出一副铁汉柔情的模样，因为对他来说，做个铁汉就够了。数年以后，他告诉手下，自己之所以变得越来越冷酷无情，是为了尽量避免自己与部下之间产生某种感情联系——一旦他们在战场上牺牲，这种感情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对他的决策能力产生影响。诚然，自己的部下在战场上阵亡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但更痛苦的是眼睁睁地看着朋友在战场上牺牲。因此，在格雷厄姆的手下看来，他这类军士长就是美军的中坚力量;如果说有人能率领他们从这样一处毫无希望的地方突出重围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就是格雷厄姆。尽管他冷酷无情，却正是他们此时此刻需要的人。他不会惊慌失措，不会只顾自己，只会想方设法集中火力。
格雷厄姆很快就意识到，这场战斗的本质，与其说是仰仗匹夫之勇，不如说是依靠枪支弹药。此时此刻，多一些弹药就意味着多一些时间。对战场上的一切声音，格雷厄姆有着非同寻常的敏锐感觉，甚至能够准确指出发出这些响动的位置。因此当旁边汤姆·威尔逊中尉的部队突然变得鸦雀无声时，他立刻明白，朝鲜军队已经占领此地。这就是说，格雷厄姆的手下将要承担更大的压力。直到那时，他才下定决心要带领手下悄悄突围。这时无论营部再有什么指示，缺少弹药的他们都不能阻止敌军的进攻。他们的机枪只剩一条子弹带，一些自动步枪已经完全没了子弹。他的手下都在大喊，要求赶快给自己的M-1步枪补充弹药。除了刺刀以外，他们已经没有多少子弹了。格雷厄姆连刺刀都没有，他甚至已经记不得它究竟是被敌人射掉，还是自己掉了。在这里，尤其是对于那些枪法好的敌军士兵来说，他们的刺刀根本派不上用场。
于是，格雷厄姆将手下召集起来。刚才在那座山头上，他损失大约12名士兵，也许是15名。在这场疯狂的战争中，谁能预言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还有多少士兵，因为有些人在厮杀中失散，但是几天之后又回到这里。当这场战役结束后，让格雷厄姆感到自豪的是，自己的阵地最终没有被敌军占领。他们折回头去，迅速朝着C连哨所的方向赶去，却发现那里只有巴特尔迪上尉、威尔逊中尉以及威尔逊排里的六七名士兵，他们正试图集结自己的力量。如果他们想活着出去的话，那么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弹药。他们只好在死尸身上到处搜寻，但所获寥寥无几——如果这些士兵身上还有弹药的话，他们一定会打完最后一发。此时此刻，对于C连连部的人来说，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于是，他们设法将四挺50毫米口径机枪架在一辆半履带车上，组成一个机枪方阵，再加上一副40毫米口径双管防空炮(也架设在半履带车上)。如此一来，他们就暂时有效地阻止了敌军的攻势，但这只是在拖延时间而已。战斗的胜负早已注定。
随着敌军的火力越来越猛，他们想用一辆补给用的吉普车将伤兵偷偷运送出去，但没有成功。曙光来临之前，朝鲜士兵已经缴获他们的50毫米口径机枪和40毫米口径双管防空炮，并且把枪口对准近在咫尺的美军。当他们准备突围的时候，子弹与炮弹溅起的尘土在身旁四处飞扬。格雷厄姆也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带领残部来到旁边的一座小山顶上的。他们看见朝鲜士兵早已在附近一处地势较高的山顶上严阵以待。这是格雷厄姆生平第一次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被动挨打，但他们仍然继续前进。[16]现在这支队伍中的士兵已经所剩无几，算上巴特尔迪上尉、威尔逊中尉、罗伯特·艾格纽中士、杰西·华莱士下士、一等兵戴维·奥尔蒙德以及军医一等兵阿诺德·罗布，他们大概还有25个人。不过，大家认为奥尔蒙德已经奄奄一息了。他是上尉的通信兵，但背上的无线电设施被敌人击中。于是，巴特尔迪一路匍匐过去，把浑身颤抖的奥尔蒙德放在自己的双腿上，然后拖着他离开险境，来到一处安全的地方。
格雷厄姆还记得，当时他们想从那座小山上下来，上尉绝望地搜遍自己的口袋，想要找到最后几发子弹。就在这时，格雷厄姆再一次中弹，子弹还是从那个山头上打来的，只是来自另一个方向。格雷厄姆顿时感到血流如注，一条腿立即失去知觉。于是他脱掉自己的内裤，让奥尔蒙德为自己包扎止血，一半缠在他的皮带下面，一半裹在皮带的外面——这就是战场上的即时绷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尽力而为。据格雷厄姆回忆，当时敌军的炮火异常猛烈，每个人都挂了彩，只有少数几个人尚能行走。战壕里大约有20名奄奄一息的士兵，格雷厄姆也很难分清这些人究竟是死是伤。那几个尚有行动能力的士兵问格雷厄姆该怎么办——是打，是逃，还是降?要继续抵抗的话，他们已经一点弹药都没有了，究竟该怎么办呢?
格雷厄姆告诉他们，自己快要死了，不能告诉他们该怎么办，他们必须依靠自己。格雷厄姆最后见到他们的时候，这些人正准备缴械投降。于是他仔细地听，好像没有火力攻击的声音，也没有子弹呼啸的响声，于是他长出一口气，这至少说明他们没有被敌人就地处决。后来，格雷厄姆听说，威尔逊和罗布被打死，华莱士、奥尔蒙德和艾格纽后来终于被美军找到。格雷厄姆躺在那里，一边看着自己血流如注，一边静静地等死。算是让这些外国佬得手了，他想。前两批经过此地的朝鲜士兵以为他已经死了，因此与他擦身而过。但当第三批士兵发现他仍活着时，他们抢走了他身上的一切——靴子、袜子、打火机、手表，甚至他口袋里装着的黑名单，凡是惹过他的人和事，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不过这个本子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因为里面记录的大部分人都死了，而格雷厄姆也快要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了。“你，军官?”一个朝鲜士兵问。“不，我是大兵。”他回答。这时格雷厄姆就连最后一点点运气也丧失殆尽。这支队伍里有一个自作聪明的家伙，看起来比谁都更加狡猾卑鄙。他先是用手里步枪的枪托捣了捣格雷厄姆两眼中间的地方，看看他会不会站起来。格雷厄姆试图比画着告诉他们，自己的腿受伤了，站不起来。于是，这名朝鲜军官举起刺刀，装腔作势地想要刺向他的裤裆。格雷厄姆只好摇摇头，并且再次比画着说自己站不起来。这时他腰部以下的军装已经被血染透。那名军官暂时放过格雷厄姆，转而去检查其他美军尸体。但仍然有几名朝鲜士兵试图戏耍格雷厄姆，他们用半生不熟的英语问他多大了，还问他渴不渴。格雷厄姆想要他们给自己一些水喝，尽管他们看起来比那名军官友善一些，但却一口回绝了他的要求。这时那个自作聪明的军官折回来。这下好了，格雷厄姆心想，我的大限已到。但这些朝鲜人显然认为格雷厄姆已经用不着他们动手了，于是他们一把拽掉他的颈牌，扬长而去。
后来大约过了十二个小时，格雷厄姆忽然觉得身上有劲了，竟然能爬得动了，这真是一个奇迹。在接下来的十二个夜晚，他手脚并用地朝着美军所在地的方向爬去。白天，格雷厄姆就躲藏起来，到了夜晚，他就会忍着剧痛，缓缓地、小心翼翼地继续向前挪动。在第一个24小时里，格雷厄姆估计自己大概爬了100码。最后，格雷厄姆找到一根木棍，把它当拐棍来使。凡是有水的地方，就连草茎上的露珠他也不会放过。当他历尽艰辛终于回到营部后，格雷厄姆发现自己长出长长的络腮胡，胡须末端已经开始卷曲。这时的格雷厄姆看起来形销骨立，体重差不多下降了50磅。当他爬进哨所的时候，那里的一小群军官，包括克莱尔·哈钦中校，好像见到鬼一样。布奇·巴比利斯少校刚打开一瓶啤酒，看到鬼一样的格雷厄姆，就将酒瓶递给他。“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啤酒。”[17]格雷厄姆对巴比利斯说道。对他来说，朝鲜战争业已结束。C连几乎全军覆没。第二天，大约有十五到二十名士兵返回营部。一般来说，一个连里应当有六名军官，但是C连只有三名，其中两名在过去24小时里不幸遇难。
巴特尔迪上尉没有被处决，而是和其他一些人一起被俘。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敌兵用电线捆住每一个俘虏的手，一个连着一个，每天晚上他们都要徒步行走大约几英里的路程。朝鲜人想按照级别与军衔把这些俘虏分开，然后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是资产阶级代表的军官狠下毒手。白天，只要停下来，这些朝鲜士兵就会对他们进行询问。你的家里是穷是富?如果有人回答富，那就马上会挨一顿猛揍，于是每一个人很快都学会正确回答：穷。你喜不喜欢麦克阿瑟?他们问。不喜欢，那些俘虏回答。你喜不喜欢杜鲁门?不喜欢，俘虏们回答。大家以前叫巴特尔迪为巴特上尉，现在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就简称其为巴特。但两个星期后，朝鲜人威胁说如果军官不主动站出来，就将把所有俘虏统统杀掉。巴特站了出来，后来不久就牺牲了。其余大部分俘虏都在第二天被一支美军坦克部队救了出来，而巴特尔迪也在死后荣膺银星勋章。
那些日子里，C连独自抵御朝鲜军队的全力攻击，并且遭受了巨大伤亡。尽管美军后来重建C连，但该连的运气似乎始终都比其他连队差一点，伤亡也比其他连队多一些。很快团里就有军官会在喝令士兵的时候这么说：“给老子好好干，要不就送你去C连。”[18]
尽管如此，在这场残酷无情的战斗中，C连还是尽力减缓了朝鲜军队的攻势。虽然敌军最终突破防线，却因此付出了同样惨重的代价。有一个朝鲜师作为预备队在洛东江突出部待命，令人费解地没有投入战斗。他们停在那里，重新集结，刚好给了沃克一个可乘之机。那天夜里，洛东江边到处都是C连的士兵。但是，没有人比沃克更了解援军到来的希望有多么渺茫，而且即使是美国最出色的部队，在到达朝鲜后仍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适应这里的作战条件。对于曾经有着傲人历史的美第2师来说，如果没有在朝鲜战场上实地检验一下自己的战斗能力，那么就不能真正被称为精锐部队。而对于那些业已来到此地的排长、连长等军官来说，如果没有亲临火线，那么就无从判断他们是否真正具备合格的战斗资质以及悟性。这一点无论是在西点军校或者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还是在后备军官训练团都无法学到。借用麦克·林奇的话来说，沃克就是一个即使忙得不可开交也总是能保持充足精力的人。
根据后人的军事判断，人民军之所以在对釜山防御圈进行最后一次进攻时大败而归，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布置好自己的兵力。如果他们能够把力量集中起来，全力攻击少数几个据点，那么他们的胜算就会大得多。当然，如果他们真的集中兵力，那么就会有可能成为美军炮火与空军的重点打击对象。然而沃克对这些马后炮不以为然，让他感到震惊的是朝鲜人那次残酷无情的袭击。麦克·林奇还记得，9月1日是最糟糕的一天。当他压低飞机高度，从第2师第9团的地盘上空飞过时，突然发现有一支美军连队在没有任何敌军追击的情况下，正沿着河岸后撤。这可真是糟透了，沃克心想，这里本来是一个能够减缓朝鲜军队攻势的绝佳地点，但他们却与之擦肩而过。于是，他告诉林奇尽量低飞。林奇只好降低大约300英尺的高度，然后收起机翼，关闭引擎，在美军大约50英尺的上空滑翔(并且暗中希望飞机引擎能够再次发动)。接下来，只见这位第8集团军的三星将军尽可能地把身体探出窗外，举着喇叭扯开嗓门喊道：“快停下来!都给我退回去，你们这些狗娘养的家伙!没有人进攻你们!回到原地，那里才是最佳位置!”但是，这支队伍似乎毫不理会大发雷霆的沃克。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一支刚刚从美国本土抵达朝鲜境内、隶属于所谓精锐师的部队竟然不战而退。沃克立即让林奇飞往第2师师长(绰号“荷兰人”)劳伦斯·凯泽少将的师部。根据沃克的近距离侦察以及其他一些零零星星的情报，他可以肯定第2师已经遭到朝鲜人的袭击。沃克后来推算，这等于是在他们的营盘正中打开一个大约宽6英里、纵深8英里的大缺口，当时第2师很可能陷入被一分为二的险境。
沃克和司令部里的其他人都对这位年满55岁的凯泽将军表示怀疑。作为一名师长，他的年龄的确大了些。对于凯泽来说，这场战争似乎来得太晚。凯泽总是被大批下属前呼后拥着，极不情愿离开自己的师部。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克雷·布莱尔颇有微词地指出，凯泽所做的就是“在自己重兵把守的指挥所里运筹帷幄”。有时候，一个人年轻时会在战场上表现得英勇无畏，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勇气和胆识却日渐衰退。凯泽正是这样一个人。他是西点军校1917届的学生，曾经在“一战”中指挥过一个营，并且获得银星勋章。当时的凯泽年轻气盛、胆识过人。但三十三年过去了，凯泽已大不如前。他不仅没有参加“二战”，而且已经将近三十年没有参加过任何战斗。1948年秋，凯泽调任第2师副师长。1950年2月，他得到了第二颗将星，毫无疑问，是在自己的挚友兼西点军校同学、陆军参谋长柯林斯的大力提携下升任该师师长的。林奇不像沃克那样总是引而不发，而是向来心直口快、无所顾忌。林奇认为，年事已高的凯泽变成了一个懦夫，这场战争不适合他。[19]那天早上，林奇对自己的所见所闻感到极为震惊。沃克原以为在战斗进行到如此惨烈的时刻，在他们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毫无退路的时候，这里一定剑拔弩张，但当他看到凯泽的地图时，立即气不打一处来：这张地图简直是痴人说梦，与前线危在旦夕的局势毫不相干。当自己的师就要被敌军消灭时，他好像还毫不知情。
“荷兰人，你的师在哪里?”沃克开口便问，“你的预备队呢?你是如何布置兵力的?龙山坚决不能失守!如果守不住龙山，我们就会丢掉密阳;如果丢掉密阳，我们就会丢掉釜山。你是这里的核心人物，怎么能什么都不知道!”然而凯泽却向沃克表示，他正在等待联络员回来汇报本部队的位置，接着又抱怨说路上到处都是部队，交通极为不便，所以他的行军速度才慢了一些。没错，路上到处都是部队，林奇心想，路上到处都是你们的部队在仓皇逃窜。
凯泽还想向沃克解释自己的师究竟在哪里，但他所言却与沃克的所见所闻大相径庭。“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沃克截住他的话头，“我刚刚从你们的前线飞过来。”就在这时，凯泽的一名联络官终于回来。他一边为自己的姗姗来迟道歉，一边解释其中的原因。公路的交叉口上站着一名上校，正在喝令大家停止撤退，因此挡了他回来的路。“哪个狗娘养的胆敢越过这条界线。”这名上校说道。“没错，”沃克回答，“我认识这名上校——他是我的作战处长。”
接着，沃克向凯泽放话说：“你给我管好你的师，否则我将接管，到时你就等着走人!我绝不会让这场战斗失败!”他还告诉凯泽应该在何处驻扎。当沃克转身离开的时候，凯泽紧随其后，想送他上飞机，却被沃克断然拒绝。“你马上给我行动，我不需要你送。”到了飞机跟前，沃克没有立即登机，而是坐了下来，显然是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林奇开始以为，沃克大概想安静一会儿。他走上前去，才发现沃克哭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集团军被毁，但现在它已经岌岌可危，而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20]这时的沃克看起来精疲力竭，他既没有挨打落败，也没有垂头丧气，只是精疲力竭、憔悴不堪。林奇禁不住想，这支队伍当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够在他崩溃之前脱离这里的险地。
为了填补前线的缺口，沃克需要更多人手，但他们却被调去执行即将到来的仁川登陆计划。从国内赶来的援军大都被先派往第2师，随后便成为仁川登陆的有生力量。此外，沃克就连自己手下的海军陆战队也保不住，因为这些人将会成为美军攻打仁川的主力部队。为了能够将第5陆战团(隶属于第1海军陆战师)继续留在自己麾下，沃克同东京方面争执了几天，最终得到了一个前提颇多的许可：沃克可以在9月4日之前暂时掌管该团，但要尽量保证不在守卫釜山时动用这支队伍。毕竟仁川一战才是重中之重，而且距离原定的9月15日只有两周时间。为了确保这次冒险的袭击能够取得胜利，麦克阿瑟希望这支队伍一定要生龙活虎。这样看来，虽然他们名义上属于沃克，实际上却隶属麦克阿瑟。如果说沃克曾经有过濒临崩溃的时刻的话，那么一定就是此时此刻。在视察过第2师遭受打击的部位之后，沃克立刻打电话给海军陆战队指挥官艾迪·克莱格准将，告诉他在防守通往密阳的公路时需要动用这支部队，因此他们应当立即出发。此外，他还打电话给麦克阿瑟总部，与助理参谋长多伊尔·希奇少将通话，希奇作为作战部长与奥尔蒙德一起参与了仁川计划的制定。他极为恳切地要求总部准许自己使用海军陆战队，他的措辞简直就像是最后通牒，这也是麦克阿瑟的惯用手段。“如果我得不到海军陆战队，”他对这位外人眼中以公平正义著称的希奇说，“那么前方一旦失守，我概不负责。”就算是再高级的军官，听到这话时恐怕也会不寒而栗。很快希奇就传达了麦克阿瑟的指示，同意他们在防御釜山时动用这支部队，而且有必要的话，沃克对其的掌管期限可以延迟到9月4日以后。[21]
一支部队无论大小，其胜败输赢很大程度上往往取决于那些下级军官的指挥才能。在这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下级军官，包括第2师第2工兵营的李·比勒中尉挽救了沃克以及整个第8集团军。比勒与手下的工兵一起，组成了一支规模虽小却极为有效的防御力量。他们奇迹般阻断了敌军扑向龙山的攻势。9月1日深夜，眼看美军已经无力守住龙山时，比勒带领的工兵营却在节骨眼上刚好与赶来的增援部队和海军陆战队会合，合力击退敌军的进攻。龙山战役整整打了两个星期，持续时间长，战况异常惨烈。那些参加过此次战役的人对龙山之战也许终生难忘。龙山战役不仅是一场大战中的一次小战，而且是一场没有止境的战斗。早在此前，无论是陆军士兵还是海军陆战队的士兵都不止一次地听说龙山镇是何等重要，但等到他们真正占领这个小镇时，却不由得大失所望。这里只有两条交叉的道路，一条横贯东西，一条贯穿南北，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如果这是美国的一个城镇，其中一名工兵说道，那么你来到这里以后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离开。当他们穿越龙山的道路时，看到的全是斑斑血迹——有朝鲜士兵的，也有美军士兵的，他们不禁心生疑问：让他们血流成河的竟然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毫无价值的地方。为了把守巴黎与罗马，无数士兵为之付出生命。在柏林的最后一战中，苏联损失了大约30万人。但为了这样一个几乎不存在的地方浴血奋战，美军士兵感到大惑不解，而这似乎进一步体现了这场战争多么失常。然而龙山镇毕竟是一个战略要地，因为它直通12英里之外的密阳，而密阳的公路又直达釜山。一旦釜山失守，那么这场战争就胜负已定。
迫于沃克的压力，凯泽只好带着第2战斗工兵营编入已经遭受重创的第9团。这支队伍已经看过不少部队的行动，其中大部分是步兵的行动。比勒负责指挥工兵营的D连。1950年7月，比勒来到朝鲜战场上的经历并不尽如人意。“二战”期间他就曾在美军服役，后来回到得克萨斯矿业学院上学。他有些意外地发现，自己其实十分怀念军中的手足之情与充实感。于是1946年他决定返回部队。部队以神秘的运作模式使比勒有机会到海外游历。他原以为自己应当有一些目的地可供选择，因此强烈表示自己想去欧洲，却被鬼使神差地派往韩国。比勒很快像其他美军士兵一样开始讨厌这个国家，尤其讨厌这里到处弥漫的粪肥臭味。此外他还发现，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韩国人经常会表现出一种愤怒的情绪，他们不知道美国人的到来对他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因此显得尤为可悲。一些美军士兵告诉比勒，作为战败国和急于模仿占领国的日本环境舒适、人民友善，因而是个相当不错的去处。这一点其实很不公平：那个曾经对其他国家进行过残酷的殖民统治的民族，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其处境就像他们的殖民地一样可悲。
他在韩国的两年中从来没有感到过快乐。服役期满以后，他几乎是满怀激动地返回故土。当时，也就是1950年6月，比勒新婚的妻子刚刚怀孕，但他却接到命令：加入工兵营参战。从一开始，比勒就对这场战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一想到要回韩国，他的心都碎了。而当亲眼目睹各部队(包括本营)的状况时，他的感觉变得愈发糟糕。出发之前，他的上级打开刘易斯堡军事监狱的大门，向那里关着的人们承诺，只要他们能够前往朝鲜参战，那么战争结束后就可以回家，因此比勒接纳了许多身犯重罪的囚犯。即便如此，他的连到达龙山以后也只有150人，即平时2/3的兵力。(在龙山激战期间，有一个年轻的下士曾经在朝鲜军队发动袭击时表现得十分英勇。战后，他浑身是泥、满面疲惫，对比勒将他带出牢笼表示感激。也许这就是一个现代战士的复杂旅程吧，比勒心想。)
至于本应驻守在龙山的第9团，当时完全乱了阵脚。当大批朝鲜人开始横渡洛东江时，第9团中的一些士兵接到师部命令，向朝鲜军队发动一次愚蠢的试探性袭击。这次行动代号为“满洲行动”(第9团就是人尽皆知的“满洲团”)，要求该团士兵越过洛东江对敌军进行骚扰。后来，该师的许多人都认为，这次行动近乎疯狂，完全是迫于上面的压力而虚张声势。因为早在此前就有情报显示，朝鲜人的兵力相当可观。没有什么比渡河作战更加困难的事情了。因此，当朝鲜军队首先渡过洛东江后，该团士兵就显得不知所措，让美军付出了更大的代价。那些前线的士兵没有坚守阵地，反而在毫无遮挡的空地上被敌军逮了个正着。就像第23团一样，第9团在洛东江沿岸的兵力十分薄弱而分散。
从一开始，比勒就对这次所谓的“满洲行动”疑窦丛生。根据自己在“二战”中得来的经验，比勒知道渡河作战非常困难。这件事证实他一到朝鲜就心生怀疑的地方：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上级并没有人们以为的那样善于指挥。在第一次讨论有关这次袭击的话题时，比勒问团长约翰·希尔上校，他的手下有没有接受过渡河作战的训练;希尔却回答说，这不需要什么专门训练。但比勒坚持认为，战士们必须接受过特接受训练才行。早在“二战”期间，当美军第36师准备横渡意大利的拉皮杜河时，那条河水深流急，而德军就伏在对岸守株待兔。希尔没有理会比勒的异议，他不知道对于那些没有接受过专门训练的士兵来说，待在小船上有多么危险。比勒心想，希尔以为横穿洛东江就像乘坐计程车那样简单。希尔明知比勒的意见事关自己士兵的安危还置若罔闻，因此比勒对他的尊敬之情顿时烟消云散。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对某些指挥官的能力表示怀疑了，这些人本应对怎样行军打仗十分熟悉，而实际上不仅知之甚少，而且个个刚愎自用。于是，第9团刚一暴露目标，就立即在水上和岸边遭到敌人的袭击。希尔的一些参谋，包括他的副官汤姆·罗姆巴当场中弹身亡。时隔五十四年之后，比勒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他第一次看到朝鲜大军手擎火把、逼近洛东江时的心情，“眼前发生的一切开始让我感到惊恐不安，因为我知道对于我们的队伍来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有多么残酷。直到今天，每当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会感到不寒而栗”。[22]比勒立即让自己的大部分士兵退回营部，免得在河边遭到敌军的迎头痛击。从当天夜里一直到次日清晨，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恐怖的味道。
第二天，比勒亲眼目睹了他极不愿意看到的景象：这支大军中的高级将领们乱作一团、几近崩溃的场面。比勒并不知沃克与凯泽之前发生的不快，但9月2日一早，他发现希尔被撤掉了。副师长斯莱登·布拉德利准将比凯泽进行的实地视察要多得多。他来到团部以后，立即开始察看这里的情形。对于眼前混乱不堪的景象，布拉德利十分震怒。“上校，你的第l营在哪里?”他问。希尔回答说他不知道。从昨天子夜时分起，就再没有该营的消息了。
“好吧，希尔上校，那么你的第2营呢?”
希尔仍然张口结舌。随后，布拉德利阴森森地看了希尔一眼，那眼神比勒至今记忆犹新。“上校，显然这里的局势已经失控，因此我准备接管这个团。”几分钟以后，布拉德利转过脸来，然后告知比勒，他的工兵连将以步兵的身份参与作战，立即开赴龙山。他接着说，第2工兵营的任务就是在龙山坚守24小时，直至海军陆战队前来接防。比勒后来得知，在这个过程中，工兵营营长乔·麦凯琴中校由于像希尔上校一样没有认清当前危如累卵的形势，而被查理·弗莱少校取代。“二战”期间，还是一名工兵的麦凯琴被派去修泛美公路，因此毫无战斗经验。这次，他仍然以为自己是来这里修路，而不是来打击朝鲜人的。当布拉德利告诉麦凯琴，如有必要，他们要死守阵地以阻挡朝鲜军队的攻势时，他又错误地同布拉德利进行了争执。“但是，长官，这些人都是专业人员，”麦凯琴反驳说，“他们不是步兵。您必须了解，他们只是一些技术人员而已。”
“上校，你没听明白吗?难道我说得还不够清楚?我说让你们死守，你们就得给我死守，他们打起仗来就是步兵。”布拉德利答道。为了避免其他军官误解当前的危急形势，也为了排除他们的私人顾虑，布拉德利当场撤掉了麦凯琴，并且让副营长接替了他的职务。“弗莱少校，你明白我的命令吗?”布拉德利问道。“是的，长官。”弗莱立即回答。[23]布拉德利将军派遣刚被撤职的希尔上校帮助比勒在龙山设防。可比勒认为，希尔的存在只是聊胜于无。尽管希尔刚被解除团长的职务，但他还是上校，而自己不过是一个中尉，一名工兵，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不过好在比勒久经沙场，以前率部在意大利的撒勒诺登陆，也就是说他参加过许多血腥残酷的战斗。当时的意大利之战打得异常艰苦，并不是所有的战斗都大获全胜。虽说有的人失败了，但是比勒相信，这些失败正好增加了他们的智慧与经验。他认为，指挥之道在于知己知彼，既要了解敌人的长处，又要摸清敌人的短处。他把这些经验应用到朝鲜战场上，并且很快就让下属对自己肃然起敬。“为什么有的军官就是比别人强呢?”有一次，比勒的一个班长基诺·皮亚扎问道。“没错，有些人对战斗很有感觉，他们能够预见到敌军的动向，并做出迅速反应。在危险来临之前，他们就能够看到某些征兆，而且他们知人善任，不是只关心自己的晋升与荣誉，而是关心每一个士兵。从这一点来说，他是这群人中最出色的。没错，最出色的。被这样的人指挥，我们感到十分幸运。”
希尔上校立即建议，把防御线建在龙山前方一处平坦的稻田里。尽管比勒知道自己的局限——他可能是一个优秀的工兵，却并不精通步兵战术，但希尔的方案只会使全连覆没。比勒不知道是谁教过希尔步兵战术，但在一处一览无遗、毫无遮挡的稻田里设防绝对是一种愚不可及的做法。然而更为糟糕的是，这样一来他们的两侧没有任何美军防守，会立刻暴露在敌军的枪口之下。而这也正是朝鲜军队最擅长的战术：他们先从侧翼包抄，然后再进行合围。“如果你想要让朝鲜军队全歼我们，这个地方还真是不赖。”比阿扎中士说道。
比勒强烈反对希尔的计划。他想把自己的士兵带到釜山另一侧，即南侧一个小镇后面的山丘上，采取迂回曲折的战术，而不是与敌军针锋相对。对抗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这里是进行防御的最佳位置。其实龙山不过是一个只有五六间茅舍的小镇，但是它的公路却通向险要之处，而这座山头刚好阻断了从龙山出来的去路。当比勒与希尔上校发生争执的时候，他不由得想起在小大羊角战役时的卡斯特。难道当时就没有人敢于对卡斯特愚蠢的行为表示反对吗?难道就没有一个士兵认为，他们指挥官的疯狂行为将整个队伍置于险境吗?难道司令部当中就没有人觉得，对于这位指挥官来说虚荣自负超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吗?此时此刻，比勒不知道自己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的根本策略何在。但他知道，自己绝不会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把士兵安置在那片开阔的稻田里，任由朝鲜的炮火和坦克攻击。然而，希尔上校却坚持要在那片稻田里进行防守。只有当他们顶不住朝鲜人的进攻时，才能够向山顶撤退，希尔说。这简直是愚不可及，比勒心想。朝鲜人经常打夜战，因此即便是黑夜，要想在战斗过程中从大批敌军的眼皮底下蒙混过关，也相当困难，更不用说白天了。
如此一来，所有的士兵都将命悬一线。如果比勒能够从这场战争中活着回去，却不得不在军事法庭上作证，他曾对这个导致全连覆没的决定表示过激烈反对，那么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比勒决心已定，现在没有时间再浪费在争论上了。他要按照自己的意见行事，至于责任将由他一个人承担。此外，希尔上校的话恰好替自己找到一个借口。“内森斯军士!”他大声喝令军士长肯尼斯·内森斯，“我们刚刚遭到敌军袭击!把连队带到山丘上去!”希尔上校就没再说什么了。
过了一会儿，布拉德利将军出现在这里。“这是哪个部队?”他问。
“第2工兵营D连。”内森斯回答。
“我记得你们应该在镇子的前面。”布拉德利说道。
“不，长官，连长下令让我们来到这座山丘上——这里作为防御地点要好得多，您也应该能够看得出来，将军。”
“没错，军士，接着说。”布拉德利回答。[24]
于是，他们借助这座山丘的天然屏障，面对公路形成一个马蹄形的防御工事。战壕挖好后，刚好从此路过的内森斯看了一眼，就让他们挖得再深一些。“虽然我们很不高兴，但是后来却发现，内森斯的话简直太英明了。”比勒连队里的一等兵布彻·哈梅尔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公路对面的A连每到白天就有一些大难不死的散兵游勇加入进来，即便如此，他们的兵力还是像D连一样严重不足。
那是一个大雾弥漫的夜晚。早在看到朝鲜人之前，美军就听见了他们的口哨声和交谈声。在这样寂静的夜晚，敌方的每一条军令都显得格外清晰，时断时续的声音听起来那样刺耳。接着他们便听到敌军坦克隆隆驶过的可怖声音。战斗开始前，比勒中尉告诫大家，只有等看清楚朝鲜人面孔时才能开火，否则会误伤到自己人。第一个遭到袭击的是距离龙山最近的第1排。交火的声音已经很久，但是哈梅尔排里的人迟迟没有开火。不知什么时候，这场大雾稍稍散了一些，他们一下子就看见第l排正与敌军交火，于是他们立即开火，让朝鲜人措手不及。接着，战场转移到哈梅尔排所在的位置。在这场战斗中，如果说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恐惧，凡是说自己不害怕的人都是在撒谎。每一个士兵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你对活到第二天的渴望、对逃离的渴望比什么都厉害，但是，你决不能让自己的同伴把你当作懦夫。一想到当逃兵有多么可耻，会让自己的同伴对自己多么鄙夷，没有人想要临阵脱逃——正是因为如此，所有的人才能够坚守阵地、拼命死战。就在战斗刚刚开始的一刻，他们教给你的、填满你脑子的为了祖国而战、打击共产主义势力的念头统统烟消云散。
哈梅尔还记得，那天晚上有一名军士被击中颈部。本来伤势并不怎么严重，但是他却变得惊慌失措，开始朝着后面跑去。下一个战壕里的士兵立即向他射击，于是他们只好向着自己的同伴们大喊：“友军!友军!”这名军士很幸运，得以大难不死。他们也很幸运，哈梅尔心想，他们成功地阻击了朝鲜军队的攻势。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在这次战斗中，他们共有12人阵亡，18人负伤。这次长达三个小时左右的近战异常激烈、代价惨重。但是，比勒中尉把自己的队伍布置在一个几近完美的地点。在此后的所有战斗中，没有哪一次像这次一样防御得如此成功。比勒中尉极为镇定地从一处移到另一处，一边察看士兵的情况，一边询问他们弹药是否足够。“我这辈子从没在战场见过如此勇敢镇定的人。”时隔五十余载，哈梅尔仍然这样说道。[25]
他们刚刚来到这座山头上的时候，是那些韩国搬运工帮助他们运送辎重。比阿扎对这件事大发雷霆。当时的比阿扎只有23岁，如果说他在学校并没有学到太多东西，那么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他却十分谨慎，尤其在战场上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不劳而获的。比阿扎根本就不信任这些没有宣誓为美国效忠的韩国人。正是这个缘故，美军士兵只好自己把这些没完没了的武器辎重扛上山去。据比阿扎所知，朝鲜人民军里有许多士兵假扮平民，混进了美军的后方。这些人想要化装成搬运工的模样简直易如反掌，他们就可以带着美军具体位置的准确坐标溜之大吉。于是，比阿扎对着这些军官大吵大嚷，让他们叫这些该死的韩国人离开，但是他们却连声说不要紧，这些人是好人，是友军。“友军，去他妈的，”比阿扎心想，“你们这群笨蛋简直狗屁不通!只要有人朝你们笑一笑，蹦出几个英语单词，然后帮忙搬搬东西，你们就会认为这些人就是好人。美国人他妈的就是这么天真，他们一辈子没有经过任何磨难，唯一的愿望就是有人替他们搬运重物。”比阿扎立即把这些人赶走了。第二天的雾是比阿扎来到韩国以后最大的一次，但奇怪的是，朝鲜军队的迫击炮却能够极为准确地命中目标。比阿扎勃然大怒，可以肯定，昨天那些笑容可掬、助人为乐的韩国搬运工就是敌军的侦察兵，这些人还真他娘的有才。这次战斗过去以后，原本12个人的班就有5人阵亡。
比阿扎的排打得异常艰难，但是怒火中烧的比阿扎对敌军发起了猛击，好像要为在迫击炮弹下丧命的每一名士兵报仇雪恨。一名来自密西西比州奥克兰市的士兵罗尼·泰勒今年还不满18岁，比阿扎觉得自己义不容辞地要保护他。但是现在，泰勒的前胸中了好几颗子弹，“不要让我死掉!不要让我死掉!你得把我带出去!”比阿扎安慰他说他们正在想办法，但是心里却十分清楚，那天晚上没有人能够下得去这座山头。于是，他一手奋力还击，一手抱着泰勒，听着他生命中最后一刻的喘息声。用比阿扎自己的话来说，他已经怒不可遏了，只见他抄起自己的M-1步枪，一边朝冲过来的朝鲜人猛射，一边呼喊着这个班里在每一次战斗中死去的战友。比阿扎十分困惑，为什么战斗会让人们(包括自己)变成这样，为什么有人丧失理智，而有人却能够应付自如?有一名士兵受了轻伤，不过是擦破点儿皮，却惊慌失措，不停地说：“我要死了。”最后他真的死了。这就是奇怪的战争心理，比阿扎心想。那名士兵是活活被自己咒死的。
比勒带着自己的队伍来到这块高地，绝对是英明之举，因为在清晨之前，朝鲜军队的至少两个营对他们发起了三次袭击。“他们越来越近，越来越多。我们猛烈开火，但是他们仍然在枪林弹雨中不断前进，”杰西·哈斯金斯下士说，“敌兵倒下了一片又一片，我却开始怀疑我们杀死的敌人还不够多。他们的人越来越多，前仆后继，似乎什么都不能阻挡他们的前进。好像我们根本就不存在，好像我们的存在无关紧要。”如果这些工兵没有被比勒带到这里来，哈斯金斯肯定，他们一定会全军覆没。[26]
他们一度打光弹药，心想大概要被敌军打败了。这时旁边一个排的一名年轻士兵冲过来，抱来了整整一箱手榴弹，这可是丢下山去的最好武器。这些没有迫击炮和大炮的美军士兵只好使用反坦克火箭筒，以及由四挺重机枪组成的50毫米口径机枪方队，这些后来成了朝鲜战场上最为有效的武器之一。这些本来是防空武器，能够对敌军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为了抵消人民军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使用这种武器既可以高效杀戮，也可以给敌军造成某种威慑，因此有人称之为“切肉机”。战斗结束后，满山遍野都是朝鲜士兵的尸体，比勒认为正是50毫米口径机枪方队让他们扭转了战局。上级没有为他们送来任何火炮，但是幸好他们还有这些武器。比勒曾经请求上级给予炮火支援，但是那边只发射了一枚炮弹，而且没有命中目标。比勒打电话过去，想要纠正他们的射击方位，但是上边很快回话过来说，炮手们都是新手，还不知道怎么调整发射角度。
应当对比勒的战斗经验心存感激的是一个名叫弗恩·韦斯特的年轻人，他是D连的文书，那天晚上被迫作为步兵参战。韦斯特第一次在战场上挖掘战壕，对自己能在如此坚硬的山地上挖掘出来一个战壕感到非常骄傲，一名军士却告诉他应当挖得再深些(那天晚上过去以后，再也不用别人告诉他要挖多深才行了)。虽说他只是一个文书，却是连里最有准头的射手，他还在靶场上得到过一次周末通行证。有时候在一些军官俱乐部里，比勒会装作漫不经心地向他们吹嘘说自己连里的士兵个个都是神枪手，就连他的文书都能胜过其他连队的任何一个步兵。然后，比勒就会叫来韦斯特，而且他差不多每次都能获胜。那天夜里，韦斯特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些哭喊声。一个处在较高位置的年轻士兵被击中面部。战斗进行到一半时，他忽然听到一声惨叫，借助照明弹的微光，韦斯特看到了这名士兵，他的脸已经血肉模糊，只见他一边向前爬，一边喊着自己母亲的名字。韦斯特立即明白，这名士兵已经没救了。[27]
他们的伤亡十分惨重，本来情况也许还会更糟。后来有人告诉韦斯特说，当比勒看到这些阵亡将士的名单时，忍不住开始抽泣。随后有人回到营部，充满男子汉气概地对此评论说，究竟什么样的连长会这么脆弱地哭哭啼啼。韦斯特心想，无论是谁，在一场战斗中折损这么多士兵，恐怕都会哭泣。[28]当天早上的晚些时候，D连从山上撤离，只休息了不长时间，就又被上级命令第二天晚上返回阵地。比勒感到十分不悦，但是军令难违。他的手下已经精疲力竭，好几天没睡过觉——至少他们感觉是这样。比勒心想，如果这个山头在第一个晚上就如此重要，那么在第二天晚上它也同样重要。而且有消息说，海军陆战队就要到了。因此他们个个无精打采地返回阵地。就在这时，一辆陆战队的坦克朝这边驶来，坦克上的四名陆战队员看起来生龙活虎。比阿扎还记得，与他们比起来，工兵们看起来就像是毫无战斗经验的老头。在那些陆战队员的眼里，他们仿佛真成了陆军的小狗。一位年轻的陆战队上尉对他们这种松松垮垮的模样十分不满，就大声喝道，“振作一点!都他妈的给我振作一点!你们还是不是士兵?”为了让他们感到惭愧，这名上尉继续说道：“你们知道今天早上是谁守住了这座山头，挡住了朝鲜大军的进攻吗?是那些工兵!”比阿扎看了看他说道：“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就是那些工兵。”然后，他们挺直腰板，加快步伐朝山上赶去。
幸运的是，那天夜里朝鲜军队没有再次发动攻击，他们和海军陆战队以及其他援军一起发起反击，然后才得以撤回。但是希尔上校还对比勒没有听命于他而不依不饶，而且想要与比勒在军事法庭上一较高下。事实恰恰与此相反，比勒被授予陆军二等荣誉勋章即“杰出贡献十字勋章”。在听说希尔准备将比勒告上军事法庭时，布拉德利将军告诉希尔不要再有这个念头，把一个挽救了连里大多数人生命并且获得荣誉勋章的人告上军事法庭无异于自取其辱。对于这枚勋章，比勒并不觉得自豪，部分原因是当天晚上布拉德利将军也被授予同样一枚勋章，据说是因为他集结并率领混乱失序的工兵连来到那座山头。比勒心想，那些颁发勋章的人都是一群花言巧语的骗子。[29]
这次战斗过去五天后，比勒被蚊子叮了一口，结果患上了乙型脑炎，然后被送往日本的一家医院。在那里，比勒的体重下降到90磅。三个月后，当第2工兵营在朝鲜北部一个叫军隅里的地方遭到袭击时，比勒还处在康复阶段。很快他就听说从军隅里传来的不幸消息，许多比勒的朋友阵亡或者失踪。也许是那只蚊子，比勒觉得，救了自己一命吧。
朝鲜军队在洛东江发动袭击的第二天，弗里曼召集第2营的军官在指挥所里召开一次会议。第1营副营长乔治·罗素少校还记得，当时他们在公路下面的一个涵洞里，由于连日特大暴雨，积水已经淹到他们的膝盖。弗里曼看起来慷慨激昂却精疲力竭，所有的人看起来都精疲力竭，因为这些天来谁也没有睡过一觉。弗里曼谈起眼下的困境，这些“亚洲牧民”大兵压境，却没有任何空中支援。“亚洲牧民”，听到这里，罗素忍不住笑了起来。每一个人都在谈论这些“亚洲牧民”。“有什么好笑的?”弗里曼十分恼火。“还不至于那么糟吧。”罗素回答。但是后来罗素才发现，情况的确变得很糟，简直糟透了。[30]
毋庸置疑，人人都已经精疲力竭。截至9月3日，为了抗击敌军几个师的进攻，弗里曼率领自己兵力不足的团连续战斗了三天三夜——早在这次战斗开始前，他们就已经精疲力竭了。自从他们在8月初到达韩国后就经常被派往前线。对于在“二战”中没能亲自到战场上进行指挥的弗里曼来说，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再有这样一次机会，事实证明，这与其说是一次机会，不如说是一场灾难。1949年，弗里曼刚刚升任团长，他担心上级会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后勤人员，而不是战斗人员，这样一来自己的前程就会受到影响。随后，朝鲜战争爆发。此前，虽说他是一名运筹帷幄的专家，还深受华盛顿上级的赏识，但是“二战”结束后，他在仕途上一直毫无进展。在大幅裁员时期，像团长这样的空缺可谓少之又少，而且都给了那些曾经在战场上指挥过某个团的军官。
朝鲜战争爆发时，弗里曼已是53岁高龄，很有可能被那些在“二战”战场上立下汗马功劳的军官排挤在外。弗里曼称得上深谋远虑、小心谨慎，却毫无领袖风范。他个头不高、块头不大、态度温和，在某些人看来，缺乏那种气宇轩昂的大将风范。尽管弗里曼相貌英俊，但由于年事已高，满头乌发的他如今已经两鬓斑白。如果他能够得到部将的爱戴与尊敬，一定是来之不易。矫揉造作、装腔作势都不适合弗里曼。“他是一位十分杰出的军官。他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比弗里曼年轻的同僚哈尔·摩尔上尉这样说道(摩尔在越战时期指挥了德浪河谷之战，表现英勇，最后晋升中将)，“是因为他机智过人、处事谨慎，而且对任何人尤其是自己的每一名部下都十分尊重。那些曾经在他麾下的人都明白，凡是事关部下的生死，弗里曼都表现得十分小心审慎，因为战场无小事。他善于倾听，对身边的所有人都十分关照，从来都不浪费别人的时间与精力。如果你是一名即将到越南战场上进行指挥的年轻军官，那么你最好看看他是怎样在朝鲜战场上进行指挥的，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可谓毫无缺憾。”[31]
弗里曼从小在军营中长大。他的父亲是陆军军医学校的早期毕业生，1904年成为一名团级军医。1907年保罗出生的时候，老弗里曼正在菲律宾驻扎，常常把自己的工具往背包里一塞就跟着装甲部队出征。因此，保罗小时候是在亚洲与美国的陆军营地度过的，从此他就爱上了军中的生活，而且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从事其他职业。他本想要上西点军校，高中时成绩却不怎么好。弗里曼一家长期漂泊在外，缺乏政治人脉，想走仕途的可能性也不大。于是，弗里曼开始刻苦攻读，但是在一次考试中仅以一名之差而名落孙山——这次共有200人参加的考试只招收12人，他考了第13名。当时他的父亲驻扎在纽约的总督岛，于是他和父亲一起致电纽约市的国会议员，看看有没有什么空缺。最后终于有消息传来，说这个有许多来自东欧讲意地绪语的犹太移民的区还有一个名额。这些移民对军队好像有着一种历史性的恐惧，因为在他们原来的国家，只要某位议员一出现，他们所在的小镇就会遭受灭顶之灾。因此，他们的孩子不会急着去上西点军校，并成为一名新世界的哥萨克。名额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落到弗里曼的手里。
弗里曼在西点军校表现平平，成绩在班里是倒数，也不擅长运动。弗里曼毕业于1929年，当时在部队里干很难。美国正处于两次大战之间，华尔街即将崩盘。本来就缓慢的晋升现在变得更加缓慢。弗里曼花了五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才从中尉升为上尉。对于这些军人家庭来说，除非能够继承大笔财富，或者能吸引达官显贵的女儿，否则他们只能艰难度日、节衣缩食。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时，他的第一要务就是削减军费开支，平均降低10%。这也就是说，新婚的保罗和玛丽·安·费西布恩·弗里曼每月的收入从125美元减少为112.5美元。此外，普通军官为期两个半月的带薪休假也立即被减为一个月，而且不能带薪。但是，这是大家共有的苦难，每一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军人都经历过同样的事情，就像其他许多在军中发生过的事情那样，反而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共同联系。
尽管弗里曼在西点军校的成绩不尽如人意，但是他的聪明才智从一开始就让他的上级刮目相看，其中包括他未来的师长劳伦斯·凯泽。凯泽曾经是他在军校里的战术教官，弗里曼毕业后在得克萨斯州的山姆·休斯顿堡加入第2步兵师第9团时，他还是弗里曼的第一任连长。一开始，弗里曼想要加入刚刚组建的陆军航空队(“二战”后才独立出来)。对于年轻的现代军官来说，这是能让他们飞黄腾达的炙手可热的地方。但是弗里曼的右眼视力不合格。对于一个想要在和平时代里出人头地的年轻才俊来说，现在最严峻的问题是，他的职业生涯应当何去何从?弗里曼自告奋勇加入驻扎在中国的第5步兵团。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西方国家划分势力范围并在那里驻扎军队。该团声名显赫，涌现出许许多多杰出的军官，包括马歇尔和史迪威。弗里曼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冒险念头，是因为从孩提时代起，他居住在菲律宾的父母就经常向他提起，他们在中国旅行时那些奇异美妙的经历。1933年1月，弗里曼来到中国。这里正阴云密布，完全有可能引发一场世纪大战。野心勃勃的日本刚刚占领中国的五个省，随后建立“满洲国”，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保护国。这次经历给弗里曼上了生动的一课。他曾经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泱泱大国，是如何在内忧外患中从自身开始土崩瓦解的。他学过一些中文(朝鲜战争期间，弗里曼仍然能够使用流利的汉语审讯中国俘虏)，但不了解中国。他到达中国时，弗里曼后来回忆说，这个帝国已经日薄西山，而他所结识的仅有的一些中国富人属于同一个俱乐部，像西方人那样喜爱同一种体育运动——马球与赛马，其中有些俱乐部甚至不允许中国人入内。弗里曼知道，自己对中国广大平民百姓的苦难生活知之甚少。[32]
“二战”期间，弗里曼逐渐成为一个亚洲通。1940年秋，国际局势日渐吃紧。正当日军越来越深入亚洲时，弗里曼待产的妻子被送回国内。直到女儿西维尔三岁半时，弗里曼才回到美国。珍珠港事件后，他就在中缅印战区内穿梭协调各方势力。当时，战区里的美英两家互不相让，而美国的两位重要军官——分别代表着不同地域的史迪威和陈纳德，为了显示自己地区的重要性也经常针锋相对。他还对国民党宣传机器的强大感到震惊。后来他说，国民党暗示“每一名中国士兵都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顽强抵抗日军的进攻。”“这纯属一派胡言……我们刚参战时，他们就决定不再做任何抵抗”。弗里曼也曾经从旁观者的角度，亲眼目睹蒋介石如何对待史迪威所取得的胜利。“为了一己的私利，他很清楚怎样利用中国的局势。”弗里曼后来写道。[33]
随后，他被派到华盛顿，成为马歇尔负责太平洋战区的高级助理之一，因此他得以近距离地了解到麦克阿瑟与海军高层因为战时指挥权不统一问题而发生的争论。麦克阿瑟巧舌如簧，表示坚决反对，可正是麦克阿瑟本人在朝鲜战场上下意识地分裂了自己的指挥权，其他人最终反而成了他的牺牲品，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弗里曼急于离开华盛顿这个是非之地，1944年11月，他得到一个指挥战斗的机会，被派往菲律宾，成为第77师的参谋长。不到一个月，弗里曼又被华盛顿召回，研究对日作战计划。
在战场上，弗里曼运筹帷幄的才能为众人所公认，实际上他几乎没有真枪实弹地参加过任何战斗。“二战”过后，弗里曼的仕途岌岌可危。当时美军采取一套名为“记录版”的审查制度，用来评估每个军官在“二战”中的表现及其未来任务与晋升的可能性。根据这一制度，那些参加过实战的军官就能得到最高分，而在国内军中经营陆军消费合作社的人只能得到最低分。弗里曼的得分很低。“一个极其平庸的军官。”弗里曼心想，就好像董事会成员一样冷冰冰地在给自己打分。[34]到了1949年，弗里曼对自己究竟应当何去何从而忧心忡忡，于是，他走访一位负责军事职业管理的同僚，后者告诉弗里曼，他现在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由于弗里曼没有实战经验，他应当设法指挥一个团，并且进入国家战争学院学习。但是更困难的问题是：美军正处于大幅裁员时期，团职空缺寥寥无几，作为师长自然想要一个有过指挥作战经验的军官来补上这些空缺。到国家战争学院学习同样不行，因为那里只接收在战场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团以上军官。因此弗里曼很可能到智利担任美国武官，以此来结束自己的军旅生涯。
但是，弗里曼的朋友中也不是完全没有大权在握的人物，“二战”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马歇尔手下工作。一年以后，他造访自己的职业顾问时，他的情况奇迹般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的运气不错。”这个名叫皮克·迪拉德的顾问不无讥讽地说。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见面，这一次弗里曼不仅被任命为团长，而且还获准到国家战争学院深造。弗里曼在纽约有一处房产，而国家战争学院就在旁边，因此他想先去学院就读。但是军队自有其安排，弗里曼不得不打起背包，接管这个团。美国的军官手头总是十分拮据，因此在前往刘易斯堡担任第2师第23团团长之前，弗里曼卖掉自己的房子。在登船出航之前，弗里曼没有和这支队伍相处多长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指挥下，第23团(以及第2师)参与了朝鲜战争，并且在一系列残酷的战斗中威名远扬。
弗里曼对于中国以及1945年以来所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因此从一开始他就不看好这场战争。他在寄给自己妻子的一封信中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还反复叮嘱她不要对别人透露：“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把这个说出去，你和自己的好友知道就够了。”尽管只是个人观点，弗里曼还是担心，作为一名团长，他的怀疑与忧虑是难以被别人所接受的。弗里曼告诉妻子，这次战争异常残酷，他感到十分沮丧。虽然他很清楚朝鲜战争对美军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作为一名指挥官他并没有表现得与众不同。战争现实已经把美军的士气消耗殆尽。他在信件当中的态度代表了后来一个名为“永不再来”俱乐部的人们的心声，那些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军人在离开这里以后，坚定地认为美军绝不应该再踏上亚洲大陆一步，一来是因为后勤补给极为不便，更多还是因为美国缺乏足够的兵源。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中国出兵朝鲜前，弗里曼就已经持有这种观点。在这些信中，弗里曼经常对中国的介入表示忧心忡忡。他总是感觉到这场战争的力量对比会产生严重失衡，美国能够在不影响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对这场与本国安全利益无关痛痒的战争中的投入，无法与对方能够投入的人力物力相提并论。
8月9日，弗里曼在一封家信中写道，自他来到这里以后，韩国就成为“美军曾经涉足的最为艰险的地方之一。我们不仅人数太少，而且也来得太迟。无人能理解上级的乐观情绪以及镇静态度。敌军从来都没有任何示弱的迹象”。这里无论是地形还是天气都极为恶劣。“说到我这个团长，我是一个乐观主义与热爱事业的楷模。我会不遗余力做一名优秀的职业军人。”[35]两周半以后，就在朝鲜军队向釜山推进之前，弗里曼写道：“我们就像是一群鼹鼠一样在山里挖洞。这里到处都是可怕的苍蝇蚊子，那些没有来得及掩埋的尸体已经开始发臭。我们从不敢脱掉自己的鞋子。这里水源奇缺，我们的干粮也是从十英里外运过来的。”
弗里曼写道，每一个人都感到精疲力竭，既没有时间休息，也没有地方吃饭睡觉。美军在白天发动进攻，而那些没有空中力量支援的朝鲜军队却在晚上来袭，因此每个晚上都不得空闲。即使是偶尔有一些安静的时刻，他们也不得不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不知道敌军下一次发动攻击会在什么时候，而那些睡得比较死的士兵据说很难有机会再醒过来。洛东江一战中，尽管美军在前58个小时成功地阻止了朝鲜主力部队向前推进，并且逐渐加强了自己的防御力量，战斗的激烈程度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即使是在9月16日，当美军在此前一天麦克阿瑟仁川登陆的配合下，开始在洛东江地区发起大反攻时，战斗同样异常惨烈。
大约是在9月8日，朝鲜人民军直捣第23团的防线，并且对团部的后方发动袭击。当时负责防御的F连过于薄弱，差点就被敌军打开一个缺口。那是一个可怕的夜晚，大雨倾盆，正好为朝鲜人提供掩护。由于F连的所有军官在上周都已经阵亡，拉尔夫·罗宾逊上尉升任F连连长，很快他成了实质意义上的副营长，他对敌军的进攻做出了极为敏捷的反应。虽然敌军已经深入他们的营地，但是罗宾逊借着这场暴雨，硬是从敌军凶猛的火力之下钻了出来，到达A连，然后带着后备排赶回来;他让A连补上防线的缺口，然后奋力把朝鲜军队赶出去。这真是一个漂亮仗，他的上级后来这样评价。
洛东江战役结束以后，据团长副官估算，从9月2日至l5日，朝鲜人至少对第23团发动了十七次袭击。这次战斗结束十天后，弗里曼在一封寄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最后三天下着倾盆大雨，所以没有任何空中支援。(不过就算是天气很好，他们的支援也他娘的少得可怜。)我们的飞机过不来。我们就像是瞎了一样，只能坐在那里干等。我们已经遭受了十三次军事打击，其中有十次发生在夜里。在夜里打仗真是糟透了。那些外国佬突然蜂拥而至，怎么杀都杀不完。其余的时间里也一直交火不断。敌军随时有可能渡过河来。我们恨透了空军。我们损失惨重。现在我的兵力还不到8月31日这次战斗开始前的40%。连里几乎所有的军官都已经阵亡……我们不顾一切地拼死一战，不只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是一支正义之师，更是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但是这一切似乎都毫无意义、愚蠢透顶。为了‘解放’韩国，在这场战争中毁掉这个国家和人民的不仅是朝鲜人，还有我们。所有的朝鲜人都对我们恨之入骨。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谁也不能相信。”
最后，弗里曼总结道：“我越来越相信，我们已经掉进一个美丽的陷阱。我们在这里不得不应付这群疯狂的‘亚洲牧民’。好像整个部队都已经投入战斗，并且统统遭到痛击。我看不出能有什么办法跳出这个陷阱。我们甚至打不过这些东方疯子，他们一个接着一个，人命在这里分文不值。他们与我们不同，既不依靠武器装备，也不指望通讯设施。我越来越感到担心，我们让美军跳进这个无底洞，其实是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这就是一个在连续几个星期里都没有好好合过眼的陆军指挥官的肺腑之言，就连他写信的纸也都因为下雨而发霉。
最后，弗里曼相信，他们在洛东江一役中所遭受的一切苦难与损失都是值得的。他们无比幸运地挺了过来。朝鲜人似乎不知道他们的防线其实很脆弱，因为敌军没有空中侦察机，没有人能够看到通往釜山的道路上，美军的防守是何等的不堪一击。根据第23团日志记载，第1营和第2营分别有50%的官兵伤亡。在这次战斗的前两周里，这两个营中所有步兵连的连长都牺牲了，据官方报告，有些连甚至更换了三至五次连长。弗里曼永远都不会忘记洛东江边那些可怕的日子，以及为了挽救整个团的命运，他不得不残酷地决定牺牲某些年轻士兵的生命。大约十七年后，当弗里曼上将在退役前准备前往本宁堡时，意外地发现前C连军士贝利·罗登虽两鬓斑白却仍在此地驻守。对于那些曾经与他在第23团出生入死的部下，弗里曼向来都十分亲密。好几次他都想要找到罗登，就是为了和他聊聊。现在是他退役的纪念日，弗里曼邀请罗登与自己一起前往本宁堡。当天还有另外一位少将参加了仪式，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奇特的一幕：在一位四星将军和一位两星将军的中间，站着一位军士。过了一会儿，弗里曼转过身去，看着自己同僚说：“我想向你介绍你的一位指挥官，贝利·罗登军士。他是我的老伙计。作为一名军官，我做出过一生当中最为艰难的一次决定，那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他却活了下来。为了挽救整个团以及釜山防御圈里的美军部队，我不得不牺牲他的连队，好让我们赢得时间，重新集结起防御力量。是他们为我们赢得了这个时间。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时刻，也是一个极为残忍的决定，是我一生当中做过的最艰难的一次决定，他所在的连队几乎全军覆没。听好了，你得好好照顾他。”这又是一个令罗登与弗里曼终生难忘的时刻。[36]
为了挡住通向密阳的道路，第2工兵营的增援以及海军陆战队的到来都没能结束洛东江—釜山战役。仁川登陆后，敌军的攻势稍减，但即使在那时，一些朝鲜部队甚至毫不顾及自己的退路会被切断，仍然继续厮杀，这让朝鲜半岛上的那些老兵回想起“二战”接近尾声时与日军作战的情形。朝鲜军队不慎落入美军精心铺设的崇山峻岭的包围之中，却继续抵抗了数日之久。“我们对610高地发起的进攻异常猛烈，”比勒回忆这次战役说，“这次战斗结束后，它应当改称609高地才对。”
沃克是首先感觉到洛东江战局变化的人之一。在9月初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常常担心洛东江防线会不会全线溃败，然后退往戴维逊防线的总部，三周前，麦克阿瑟将军担心第8集团军有可能会让洛东江防线失守，于是在这里建立一个指挥所。这里范围更小更窄，但比洛东江更容易把守，距离釜山也更近。9月4日夜，沃克让参谋长兰德拉姆准备传令，全线向戴维逊防线撤退。第二天，沃克让林奇载着自己飞往前线。凡是他们所到之地，当那里的美军士兵看到机身上油漆一新的三颗星时，都会热烈地发出欢呼声。他们的这一举动给沃克留下很深的印象，看来他手下的士气已经变得越来越高。有鉴于此，沃克决定继续守住洛东江的防线。
朝鲜军队并没有溃败。但是由于此前进攻的失手，他们现在战线过长，陷入极为危险的境地。他们的补给已经跟不上。在长达两个月的激战中，美军在装备、武器、大炮与空军方面的优势日渐明显，再加上美国不断往前线运送人力物力，这时朝鲜的精锐部队已成强弩之末。朝鲜三周之内直捣釜山的神话，与此前所谓韩国将会有20万人揭竿而起加入战斗的狂言一样都化为泡影。此时的朝鲜人不得不孤注一掷，寄希望于8月31日时天气能够突然转寒，但是这个希望也很快破灭。一开始很少人能够觉察到战局缓慢地发生逆转，朝鲜军队开始处于守势。突然之间，他们反而成了不得不坚守阵地的一方。
这一变化立刻使得杰克·墨菲中尉获益不少。才识过人的墨菲是西点军校l950届毕业生，毕业几个星期后就来到朝鲜半岛，那时他的蜜月才刚刚过了一半，就不得不接管第2师第9团的一个排。从一开始，他就卷入洛东江一战。在墨菲到达前线的第一个24小时内，他就遭遇了一场相当艰苦的战役，并因此获得银星勋章，他排里的军士罗伦·考夫曼也因为表现英勇荣获国会荣誉勋章。[37]
墨菲认为，洛东江战役是一场最为艰难激烈的拉锯战。对参加过此次战斗的人们来说，每一天都是一次胜利，或者是一次失败，因为这里只可能发生这两种情形。当精疲力竭的双方遭遇时，最后决定胜负的往往是手中的刺刀。胜利已经不像往常那样分明与重要，能够多活一天才是一切。攻打某一座山头的问题在于，早晚会有另外一个军官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让你去攻打另外一座山头。也许这座山头本来无关紧要，但是如果不加防守，就会让朝鲜人直逼釜山。直到1950年6月25日，釜山这个地方，除了本国人以外，仍然只是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小城，美军也一直不以为然，除非朝鲜人占领这座城市。
洛东江战役由大大小小上千次战斗组成，其中相当一部分都异常惨烈，仿佛就是这场大战的缩影。这次江湾之战，借用罗素的话来说，除了规模、范围与历史地位，包含著名的朝鲜战争所具备的一切主要特点。如果说从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些战斗缺乏宏大的规模，但是对参加过这些战斗的个人来讲，它们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并且始终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中，永远残酷地冻结在他们的记忆中。“是我们拿下了124高地。”有些人在回到总部以后会看着地图这样说，然后在上面插上一枚大头针。就像其他计划取得成功时那样，他们会进行简短的祝贺，随后便会有军官找到这条路上另一个地段需要防守的山头，也许是202或者203高地，然后再次派更多士兵前去把守。
在从G连的排长升任F连连长后的大约两周时间里，墨菲一直守在前线。F连已经损失了所有的军官，这可不是一次墨菲所希望的调动。在这异常艰苦的两周里，墨菲逐渐爱上了连里的这些家伙：随着每一次战斗的打响，他们之间的情谊从无到有，又从有变得越来越深厚;好像他们是在同一天出生在同一个镇上的同一所医院，好像他们彼此早就是相交已久的知己，好像除了这些人，他们就再也没有别的朋友。墨菲毫无选择的余地，上级命令他接管F连，他就得接管F连。不知怎的，墨菲仿佛感觉到，联合国军方面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在他这个级别的在前线作战的军官是不可能事先知道即将展开的仁川登陆计划的，但是军中已经有人开始风言风语地说将要有什么大事发生。在9月13日或者14日，墨菲记不清楚具体是哪一天，他返回洛东江边的时候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他占领距离江岸2英里远的大山。但是那里的敌军似乎早就严阵以待，每当他们试图靠近，迫击炮弹就会如同雨点般向他们砸来。此前在这里就发生过一次战斗，时任F连连长不幸殒命，这就是墨菲能在24岁就担任连长的原因。这次战斗出人意料地艰难，山势崎岖不平，到处都成了朝鲜士兵进行攻击的天然掩护场所。
战斗一开始，墨菲就变得非常紧张，因为敌军的迫击炮轻而易举地就能将他们连撕成碎片。但是当他们来到一处相对开阔的地方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墨菲怀疑朝鲜士兵想要守株待兔，等到他们走近了再一网打尽，然而他们开始往上爬的时候，敌军还是什么动静也没有。最后他们终于毫发无损地来到山顶时，墨菲朝着刚才才上来的方向看去，才发现自己的人马有多么不堪一击;然后他又朝着另一个方向望去，这才明白为什么这里没有敌军。朝鲜军队已经从这里撤退，他们把重型机枪朝着另外一个方向一路拖下山去。墨菲本以为这会是他生平遇到的最艰难的一场硬仗，他们会在陡峭险峻的山地与火力强大的敌军拼死一战，这次小小的奇迹无异于人生的一份馈赠。[38]就在这时，墨菲接到上级的电话，要他立即返回指挥所，因为有大事发生。所谓的大事，他很快得知，就是仁川登陆。
朝鲜人民军开始溃败时就像一支旧式军队一样突然变得不知所措，而与法国人作战的越南人早已习惯与那些无论是空中力量还是武器装备都远胜于自己的西方强敌进行较量。如果这次战斗换作是越南人，墨菲心想，那么他们很快就会从对自己不利的战场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在洛东江岸分成小股兵力，分头潜伏到附近的群山之中，到了夜晚再伺机行军。朝鲜人民军却始终沿着大路撤退，因此在刚开始的一两天里，给了美国空军一个自由射击区。墨菲率领F连赶到此地时，看到自己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悲惨景象：公路沿线到处都是烧焦的尸体与烧焦的车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