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杜鲁门政府就已经对两大危机头痛不已。第一个问题是，相当一部分政府高层官员认为，同美国与日俱增的全球责任相比，政府的国防预算还远远不够。他们感到国家对他们委以重任的同时，似乎不愿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而在他们看来，实际所需的国防预算至少要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一倍才行，如果可能的话，再增加两倍才足够。虽然与第二个问题相比，这个问题对杜鲁门政府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对于一向在财政方面谨慎保守的杜鲁门来说，这几乎是狮子大开口，他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而另一个更加敏感而又重大的问题是，杜鲁门政府要时刻应对迅速恶化的两党战时联盟。由于蒋介石政府的垮台，美国丧失了对中国的领导，因此有人怀疑杜鲁门政府是不是有意抛弃了中国。“丢了中国”是当时人们的一种说法，如果一个国家可以被“丢”的话。而实际上，与中国有关的这一问题，即民主党是否故意“丢了”中国，不仅在杜鲁门的任期内备受争议，而且影响了接下来的两代民主党人。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两党斗争一直都没有跨越“政治止于水边”的界限，也就是说两党在对外政策上会建立起统一战线。这一直是美国政治历史上的未解之谜，仿佛对外政策是一块不可侵犯的神圣领地，分离和凌驾于国内政治的卑鄙行为、利益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爱憎情感之上。然而事实与此大相径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确在战时的几年内有过相当深入的协作(虽然有时很勉强)，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协作是在德国和日本的威胁之下产生的自发行为，是一种纯粹本能的行为，而非两党之间的有意结盟。战争一结束，随着威胁和压力的消失，这种统一战线就立刻分崩离析。如果非要说两党间曾有过密切合作的话，那也是因为共和党作为在野党，迫于战时一致对外的民意压力，自知既没有力量制造自己的政治势力，也难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只好对民主党听之任之而无所作为。战争结束后，共和党人终于迎来了他们等候多时的反扑机会。在共和党看来，民主党已经统治国家太久了。这场反攻虽然姗姗来迟，却是酝酿已久，势不可挡，不但重新开启了美国两党政治暴风骤雨的时代，同时也形成了朝鲜战争最为关键的政治背景：共和党右翼分子以偏概全地指责罗斯福与美国的敌对势力暗中勾结，狼狈为奸。但是他们却忘记了，罗斯福不但领导美国取得了“二战”的胜利，而且是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罗斯福不但在四届总统任期内彻底改善了美国的政治面貌，而且由他领导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也成功地拯救美国于水火之中。但反对者们对此毫不感念，他们唯一在乎的是，罗斯福在成功实施“新政”的同时，至少是暂时削弱了共和党的影响力，使其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民主党之所以能让共和党处于某种边缘化的地位，与罗斯福超凡的个人魅力密切相关。他善于运用当时最为先进的通讯设备——收音机，来与公众进行沟通，而当时其他的重要领导人中无人能及。事实证明，罗斯福对收音机的运用为他赢得了一笔极为惊人的政治财富。通过这种先进的通讯工具，罗斯福能够以最亲密的方式和选民们交流，颠覆了以往陈旧的竞选理念，建立了政府高层与大众之间直接的、前所未有的情感联系。在民众的印象中，过去的总统通常是一个高高在上、一本正经、冷漠遥远而令人无法接近的形象，偶尔会以僵硬而矜持的姿态出现在报纸上。可现在，罗斯福通过新的通讯设备和大众建立了一种单向的亲密联系。在人们心中，他是值得普通民众信赖的朋友，一位热心而体贴的政治人物，关注人民的需求，宽慰人民的忧虑。就像一名最好的家庭医生会上门出诊一样，罗斯福也会通过电波拜访千家万户。罗斯福似乎从来都不需要做什么正式的演讲，实际上，他甚至自创了一种“炉边谈话”的方式来影响大众。他的讲话几乎都以“我的朋友们”开始，借此，他与成千上万的美国选民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纽带关系。实际上，罗斯福堪称第一位大众总统，同时也是后来所谓“媒体政治”的开山鼻祖，为大约三十年后总统电视辩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他的声音，他无与伦比的政治技巧，一场让无数美国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并将罗斯福推向总统宝座的大萧条，深具经济和政治革命意义的“新政”，以及“二战”的推波助澜，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让罗斯福轻而易举地深得民心，共和党因此显得毫无立锥之地。与罗斯福的亲民形象相反，共和党人在一场全民性的经济危机中选择与富豪阶层站在一起。此前没有一位总统的任期能够超过两届，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出于各种各样特殊的原因，却在总统竞选中四次参选而四次完胜。他的“新政”立法赋予了美国社会的弱势群体更多的权利，同时也让劳动阶层更加团结。当时，蓝领工人仍然是美国从事社会生产的主力，因此，“新政”的实施让人们感到民主党是一个同情劳动人民疾苦、关注普通大众所需并为老百姓争取权利的党派，而罗斯福则是这个党派的领导者。1940年大选时，即将到来的全球战争使美国产生了一致对外的政治情绪，罗斯福因此再次巩固自己在政坛的领导地位，第三次赢得总统大选。1944年，虽然战时总统罗斯福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但是经过巧妙地掩饰，他再次连任。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罗斯福的政治命运势必会衰减，可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这两个重大因素的结合，却使他能够和安定时期比更能延长在政治舞台上的杰出表现。1944年，共和党人认为，罗斯福当总统太久了，似乎会永远担任下去。在罗斯福的第三次总统任期内，一场全球战争不仅严重地打击了共和党，而且几乎让其分崩离析。作为一名国际主义者，罗斯福却逐渐带领美国走进一场令人畏惧的全球矛盾之中，毫不犹豫地站在美国最亲密的盟国、当时身陷重围的英国身边。
然而在这些问题上，共和党内部却分裂成两派，双方都顽固地各执己见，争执不休。一派是传统的国际主义的精英，他们主要聚集在大西洋沿岸城市，代表华尔街和道富银行金融家们的意见。他们认为，不管喜欢与否，美国对这场战争都不能坐视不管;美国不仅要参战，还得站到西方民主国家的阵营中去。他们的观点让共和党人处在赞成罗斯福国际主义理念的位置上，或是像在支持一个比罗斯福稍为保守的人物，但这个人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与总统的意见极为相似。另一派的意见却完全不同。它更接近普通民众的想法，代表长期居住在古老小镇的居民的意见;他们害怕美国卷入无休无止的争斗，不愿意为日益衰败的欧洲冲锋陷阵，更不愿意为英国流血卖命。持有这些观点的人们主要集中在小镇和小城市为主的中西部各州。他们的政治圈子里弥漫着一种对罗斯福的仇恨情绪，对罗斯福所有的国内政策都深恶痛绝，这些疯狂的反对者最喜欢用“社会主义的”这个词来形容“新政”。共和党内孤立主义者的数量要远远超过国际主义者，对普通民众无疑更具影响力。但在1940年的共和党大会上，由于希特勒在欧洲的崛起，孤立主义者输给了东部的国际主义精英。被称作“华尔街的赤脚律师”的温德尔·威尔基获得了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这是国际主义者的一大胜利。在1944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那些来自中西部小城镇的党员自视为真正的共和党人和党的领导者，自认为他们的价值观要比国际主义者更正确，因为他们才是美国人民的真正代表，却再次败给国际主义者的代表、时任纽约州州长的托马斯·杜威。此后在1948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们又一次败给此人。对共和党中西部的核心领导人而言，他们的总统候选人在所有竞选中的言论听起来都与民主党人相差无几，他的政见不过是罗斯福和杜鲁门微弱的回声而已。有一次，杜威在谈及《芝加哥论坛报》(孤立主义者的喉舌和舆论工具)对他的报道时说：“如果你读过《芝加哥论坛报》，你就会觉得我简直就是罗斯福的直系后代。”[1]
眼看罗斯福的总统竞选声势越来越浩大，共和党右翼虽然眼红嫉恨，却束手无策。他们失去的越多就越愤怒。每逢全国代表大会，这帮人都会带着必胜的信心去捍卫自己的真理，但最终只能眼看着来自工业大州的某位精英分子将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抢去。在一些大权在握的国际主义出版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时代》周刊和《生活》的创办者亨利·卢斯，当时正处在他的传媒事业的鼎盛期)的支持下，杜威每次都能轻松获胜。1940年和1944年的全国代表大会让共和党右翼痛苦不已，他们几乎很难确定自己是更恨罗斯福和民主党人，还是更恨本党中的国际主义派。在他们看来，那些国际主义者根本就是伪共和党人，一群东部的势利小人。他们有足够的能耐从共和党人手上窃走总统候选人提名，却永远没有能力赢得总统竞选。
随着“二战”的结束和罗斯福的去世，右翼分子认为自己在党内和国内东山再起的时机到了。在1946年的中期选举中，右翼分子终于第一次有机会对政敌予以还击。在他们看来，自己作为传统价值的捍卫者，目标非常简单，无非是要宣扬他们的美国主义，以免美国人丢掉传统价值观。而美国人如果不用自己的传统价值观来对抗敌人，他们就将变成右翼分子口中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或是政府给予过多补贴的人。共和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的国会议员B.卡罗尔·里斯在选前说：“今年美国人要在共产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肯尼斯·惠里补充说：“即将到来的竞选不只是一场竞选，还是共和党的一次十字军东征。”[2]从某种角度来说，在某些地区，事实的确如他所言。
与那些饱受战争蹂躏的盟国(以及敌国)不同的是，美国在“二战”中异军突起，成为全球唯一在战争时期仍然保持快速发展的经济强国。当其他国家正在贫困潦倒、满目疮痍中挣扎求生时，美国的财富却在日益积累壮大。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敌国，都因为在二十五年内两次卷入毁灭性的战争而饱受摧残。但美国却凭借两大洋的天然屏障幸免于难，避开了法西斯的进攻和轰炸。因此，战争结束时，美国的综合国力反而比其他国家更为强大，战乱让其经济达到一个鼎盛时期。但在歌舞升平的表象之下，美国人内心却隐藏着深深的焦虑和日益增长的怨恨，和平中的美国也不乏愈加复杂的问题。此外，随着美国在全球地位的上升，其领导责任也随之加重。苏联的阴影开始笼罩在美国政坛之上，这个昔日的盟友一夜之间变成最具威胁的敌人。对于那些没有掌握权力的人而言，苏联的转变不足为奇，因为苏联最初就不是美国的盟国。而对这部分没掌权的某些人而言，美国的参战一开始就是个错误，这让他们再一次拯救了英国，为英国流血卖命。战争结束后，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愿意承担那些看似伟大恢弘的全球使命。这些使命他们从没有承担过，而且也不想承担，因为这将给自己带来极大的风险。因此，即使当前的形势使美国能够成为超级大国并取代英国成为西方国家的领导，美国人也对此毫不心动。此外，大多数美国人都对政府的外交政策不以为然，他们并不希望长期介入欧洲国家之间无休无止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实际上，大多数美国人希望和欧洲国家的瓜葛尽量减至最少。
在这样的前提下，共和党人在1946年的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民主党人曾在战时提出过一句非常成功的口号——不要在河流中间换马。随着战争压力的解除，对现任总统的支持也就随之而去。与此相反，共和党人试图推行的一项全面减税20%的计划让他们赢得参议院的11个席位与众议院的54个席位。北方劳工联盟、大城市政治家以及南方保守的政治寡头对罗斯福的合力支持开始逐渐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共和党人所希望的那种“老式美国政治常态”。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布里奇斯说：“美国已经成为共和党人的国家。”[3]此人在后来出现的“院外援华集团”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些新上任的共和党议员在竞选中没有强烈地反对民主党，而是反对共产主义和政治颠覆。选举为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增加了席位，其中包括威斯康星州的约瑟夫·麦卡锡、印第安纳州的比尔·詹纳、俄亥俄州的约翰·布里克、华盛顿州的哈利·凯恩，以及密苏里州的詹姆斯·克姆。这其中的一部分人，后来与类似肯尼斯·惠里这样的参议院保守派一起，沉迷于共产党人和政府内的政治颠覆这一话题。他们在美国经济问题上缺乏见解，只好提出这些新问题来吸引眼球。大选结束后，T.R.B.[4]在当时的老牌自由主义杂志《新共和》上写道：“俯首称臣吧，美国民众，保守主义已经席卷美国。当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在走左翼路线的时候，美国却在向右进发。”[5]
美国人最为关注的问题莫过于美国在战后世界中将要扮演的角色。美国是否应该接过英国的权杖成为欧洲民主国家的领导者?而一旦美国担任这个领导角色，他们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对普通美国百姓来说，需要缴多少税?两党领导人对此都难有定论。两党也都不敢急于为领导西方国家而付出经济代价。极端仇共的共和党人希望尽快裁军，最终单纯依靠核垄断来维护国家安全。他们对重建欧洲秩序更为担忧，因为欧洲各国饱受蹂躏，难以重建，对共产主义势力也缺乏抵抗力，许多欧洲国家还爆发了共产主义者的颠覆运动。实际上，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美国的国防态势非常混乱：国防预算被削减，军队规模很小，而五年前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武器装备也日益落伍。对于美国究竟应该为国家安全付出多大代价，政府高官们各持己见。在朝鲜人民军跨越三八线时，当时被共和党右翼恶意地攻击为对共产主义过于软弱的国务卿艾奇逊正在设法从各部门中挤出一笔大额经费以供国防开支，使国防经费增加两倍。虽然艾奇逊当时已经成为总统最高国家安全团队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仍然不能保证稳操胜券。
国防预算难以增加的部分原因在于杜鲁门。如果说杜鲁门在大多数冷战问题上都很强硬的话，那么他也强硬地反对增加财政预算和讨厌财政赤字。“他是我见过的对金钱最为审慎的人，”华尔街保守派人士詹姆斯·福里斯特尔这样评价杜鲁门，“和我一样认为，我们不能在应对‘冷战’的过程中不利于自身的经济发展。”来自中西部的杜鲁门天生就是一个敏感多疑、小心翼翼的民粹主义者，打心眼儿里提防那些位高权重、装腔作势之人，在他看来，太多的高级将领有这样的倾向。他始终认为，军队一直在浪费纳税人的钱。他在“一战”期间担任过炮兵上尉，这段经历让他对高级将领，尤其是西点军校出身的军官更为警惕;他认为这些人无一例外地自视甚高、颐指气使。而杜鲁门自己出身低微，少年时代生活艰辛，青年时代正好赶上大萧条，这都让他对财政计划小心谨慎、格外保守。他对财政支出的原则是“量入为出，不得透支”。作为参议员，他在“二战”初期领导过“杜鲁门委员会”，对军中的管理混乱和行政浪费行径进行过彻底细致的调查，这更让他坚定了自己的财政理念。他曾经说过：“所有的军人都对财务一窍不通，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怎样花钱，却从来不考虑这些钱花得值不值。”虽然杜鲁门一度与某些高级将领走得很近，比如奥马尔·布莱德雷，但他对军队的整体态度从未改变。正如他对作家默尔·米勒所说的那样，“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就像戴上了眼罩的野马，除了自己的鼻子，什么都看不到”。[6]
杜鲁门对债务深恶痛绝。当他还在独立城的时候，他的家庭欠债太多，不得不抵押掉自家的农场。战争结束时，杜鲁门日思夜想的就是如何偿付美国在过去四年欠下的250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这一度让杜鲁门忧心忡忡，因为至少在当时看来，2500亿美元是一个难以偿还的天文数字。战争刚结束，杜鲁门就迫不及待地将原来每年91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削减到了100—110亿美元之间，而且希望不久后能进一步缩小到每年60—70亿美元。[7]换句话说，如果国家安全部门的领导人想让军费开支上调至自己所设想的水平，他们就得对杜鲁门做大量的说服工作。显然，马歇尔和艾奇逊想得到更多的军事预算。一般说来，国防部长在此类问题上应该和艾奇逊站在一起，但当时的国防部长约翰逊并非如此。约翰逊是代替因健康问题而离任的詹姆斯·福里斯特尔(头号冷战强硬分子)出任国防部长的，因此约翰逊便成为艾奇逊的头号敌人。不论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个人原因，约翰逊对艾奇逊的权力及其对杜鲁门的影响力都嫉妒万分，因此即便是以损失本部门的财政预算为代价，他也不惜借此毁灭艾奇逊的政治前途。对于约翰逊而言，自己的政治抱负比国防预算更重要。他一直梦想着自己能够成为l952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因此他始终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位严格控制军费开支的国防部长。这样，到1950年冬季结束时，艾奇逊已经变成了要求增加国防预算的头号代表人物。共和党内艾奇逊的反对者也不赞成增加预算，他们一贯热衷于批评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因此当时的形势是，尽管美国将要痛击自己的敌人，但是却没有人认真考虑由此带来的经费问题。
这让艾奇逊陷入一片指责声中，批评者们纷纷攻击他对共产主义者显得过分怯懦。因为在艾奇逊看来，军费开支中有很大一部分将用于避免美国受到欧洲和其他地区共产主义力量的威胁。但是，提高军费开支这一话题无疑是政治雷区。军费的提高必定会导致税收的增加，因此艾奇逊只能采取巧妙谨慎的方法达到目的。他最得力的助手是刚刚在国家安全部门初露锋芒的年轻人保罗·尼采，当时他正设法取代乔治·凯南成为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在艾奇逊看来，尼采比凯南更强硬，与自己的政治观念更协调(1950年1月，尼采最终正式代替凯南当上司长。其实此前的几个月里，他就已经掌管了这个部门)。艾奇逊和尼采小心翼翼地透过政府各级部门对国防政策进行彻底审查，最终颁布了后来人尽皆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即NSC68号文件。这份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件，重新改写了美国当时的国防任务。为了不引起约翰逊及其盟友的注意，艾奇逊和尼采尽量避免让别人探知自己的计划，尤其是不能让人知道他们对国防预算的期望水平。艾奇逊希望政府高层原则上认同提高军费开支，然后再谈及具体数目问题。在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之前，他不想和约翰逊正面交锋。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从约翰逊的背面出击。因此，在提高预算方面，虽然艾奇逊遭到约翰逊的强烈反对，但最终得到参联会成员的一致支持，因为美军五年来一直因捉襟见肘的军费而坐卧难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美国军费如此之低，核心原因在于美国的核垄断允许它削减国防预算中其他项目的开支。当1949年秋苏联打破美国的核垄断时，这些长期被搁置的问题才重新浮出水面。
从1945年开始，军人和文人之间在预算问题上的矛盾愈演愈烈。“二战”刚一结束，在两党的极力煽动下，整个美国都急不可待地要裁军，颇有些卸磨杀驴的意味。所有政界人物，不论左右，都无一例外地表示支持裁军，并且希望立即实施，毫不拖延。战时的美国是一个样，仿佛一夜之间就建造出人类历史上最万能的军工厂。而战后的美国是另外一个样，人们纷纷要求遣散军人，削减军费。其中的矛盾就在于，战后人们的要求变了，而美国还是那个美国。凯南曾经提到，像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大国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它似乎像一个沉睡的巨人一样对自己周围的变故毫不关心。直到有一天，它突然从梦中醒来，就会对自己的所见所闻感到异常愤怒，并且开始疯狂地攻击。
1946年，时任陆军参谋长的艾森豪威尔应邀去国会山会见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帕内尔·托马斯。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人托马斯是当时最臭名昭著的国会流氓，也是那个疯狂时代的典型代表。他不但对共产党人恨之入骨，而且总是指责罗斯福通过实施“新政”故意破坏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头头，他因逮捕好莱坞的共产党人而一度名声大噪。但不久，他就因为在办公室薪水册上做手脚并贪污员工工资而锒铛入狱，被关进康涅狄格州丹伯里的一家监狱(在那里，托马斯的两名狱友恰恰是此前因为拒绝在非美活动委员会作证而被捕入狱的好莱坞作家)。当时，艾森豪威尔已经做好和这位国会要员打交道的准备，因为托马斯可能要和他就如何在对国家影响最小的情况下减少美国的军事力量进行一场严肃的讨论。可艾森豪威尔没有想到自己正在走进托马斯处心积虑设下的圈套中。在国会山，艾森豪威尔不仅看到了托马斯，还看到了他身边一群光鲜亮丽的年轻女性，一群正急切地期盼丈夫归来的军嫂，而在一张会议桌上则摆放着各式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婴儿鞋。一名摄影师突然闯出来，对着那些望眼欲穿的年轻妻子、那些寓意温馨的婴儿鞋，对着面带微笑的托马斯以及一脸暴怒的艾森豪威尔，拍下了一张照片。随后，这张照片很快就见诸各大媒体并迅速传播开来。[8]
战争末期，美国军队的规模达1200万人，而遣散和退伍的比例也达到了惊人的水平。每天都有15 000名军人办理退伍手续，成千上万退伍军人从海外返回故乡，让军事交通线一时难以满足运输要求;公众对此强烈抗议，并打出“没有回国船只，就没有选票”的口号。[9]1947年，部队总人数已经降到150万人，而军费开支也由战时鼎盛期的909亿美元锐减到了103亿美元。此外，“二战”时美军先进的武器装备在战后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充和更新，结果不到几年，部队的装备就大大地落伍，很多武器甚至沦为废铁。后来公布的美军调查报告显示，在朝鲜战争爆发时，有43%的远东司令部在编人员在“陆军普通分类测验”中，作战能力和智力水平分别为四等和五等，即测验结果中最低的两等。在高级将领们看来，美国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强国，却突然抛弃了自己的所有责任。[10]亲眼目睹这一急速裁军全过程的魏德迈将军说：“美国在‘二战’后的表现就像是打完一场橄榄球比赛，大获全胜后，他们就离开赛场去庆祝了。”马歇尔也评价道：“这根本就不是裁军，而是一场溃败。”[11]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将军也说，美军中“只有第82空降师尚有差强人意的作战能力”。在多年的人员裁减和军费紧缩之后，美军在朝鲜战争初期，用布莱德雷的话说，完全就是一支“手无缚鸡之力”的队伍。[12]
军费预算很快就成为不同军种之间斗争最为激烈的一个领域。正如《纽约时报》负责国家安全消息报道的记者卡贝尔·菲利普斯所写的那样，军费预算削减掉的不仅仅是肥肉，还包括最基本的支出，简直到了伤筋动骨的地步。1948年末，在上报1950年的年度财政预算时，海陆空三个军种分别递交了他们的暂编预算，合计300亿美元。国防部长福里斯特尔夜以继日地工作，将总预算降到170亿美元。但是比起军费开支，杜鲁门显然对国内的经济发展更为关注(与此同时，也是因为他深知任何程度的税收上涨都会导致灾难性的政治后果)，他决定将三军总预算控制在150亿美元之内。在这个前提下，军费开支终于降到了142亿美元。面对这样一笔杯水车薪的资金，不同军种常常争得头破血流。海军被迅速排挤，地位不断下滑，而不少将领也对海军的地位不以为然。布莱德利就曾经谈到两栖作战在未来战争中毫无用武之地，因此海军的发展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与海军相反，掌管核武器的空军却在人们眼中尤为重要。当时核武器似乎成为民主国家特有的震慑力量，加上两大洋的天然屏障，越发让美国人在精神上感到安若泰山。即使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在“二战”初期领导美国做好备战工作的马歇尔仍然坚信，美国人并没有从战争中吸取教训。1950年10月中旬，杜鲁门在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时，马歇尔并没有随行，但是当与会人员回国时，马歇尔还是对他们表现出的乐观和喜悦感到震惊。陆军部长佩斯满怀激情地告诉马歇尔，麦克阿瑟对战事非常乐观，美军将在不日之内结束战斗，并且尽快回国。“马歇尔将军，”他高兴地说道，“麦克阿瑟将军说会在感恩节前结束战争，好让士兵们能回家过圣诞节。”
然而让佩斯感到吃惊的是，马歇尔看起来毫无喜悦之情。相反，他答道：“佩斯，我们的麻烦大了。”
佩斯难以理解马歇尔的反应，还以为他听错了，于是重复了一遍美军即将结束战争的好消息。但马歇尔却说：“我听到你所说的话了，但太渴望结束战争会让我们无法认清将要面临的局势。”对马歇尔的担忧，佩斯仍然大惑不解，于是他问马歇尔是否担心美国人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冷战的后果，马歇尔说这正是他的意思。佩斯说道：“马歇尔将军，美国人民也认为这是一场艰难而又沉重的战争。”但是马歇尔不接受这个观点。早在“二战”结束前，马歇尔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二战”结束后，他又亲眼目睹了美军曾经纵横疆场的武器装备在太平洋上日渐腐烂，曾经千挑万选的精兵强将们退伍回家从事普通工作，曾经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用马歇尔的话说，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这一切都让马歇尔对朝鲜战争的局势无法乐观起来。
但是佩斯却不这么认为，他反驳道：“此一时，彼一时。从‘二战’结束到现在，世界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美国人民已经通过‘二战’取得了战争经验，而且美军力量的发展已今非昔比，难道这会是一种天真的说法吗?”
“不会的，佩斯，我不会说你天真，”马歇尔答道，“我会说你真是难以置信的天真。”
冷战初期，福里斯特尔是美国政府高官中最努力的一员;他积极调整，努力适应杜鲁门的要求。锐减的国防开支给他带来巨大压力，加上对苏联意图的担忧，尤其是他个人心理状况的失调让他的精神状态不断恶化。但他一直坚持长时间超负荷地工作，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福里斯特尔的工作时间之长，“足以累死一匹马”。[13]福里斯特尔很早就在苏联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强硬态度。1945年7月，他非常独到地提出一个问题：“美国究竟应对日本实施何种程度的打击?”他担心，如果美国消灭掉日本所有的旧势力，东北亚地区就会出现一个政治真空，这会让苏联人乘虚而入。当时，许多政府高官都坚持对日本予以毁灭性打击，福里斯特尔不禁好奇：美国真的有必要摧毁日本的工业基础吗?[14]“二战”结束后，面对裁军和军费缩减这一情势，福里斯特尔对自己的事业显得愈加悲观。他相信，以这样的国防预算，美国根本无力对抗苏联。用美国人的话来说，就是美国的军事实力难以赶超政府的外交口号。在仕途遇挫和精神衰弱的双重打击下，福里斯特尔的健康状况在1948年底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他变得越来越偏执，常常妄想不断、憔悴虚弱而又忧心忡忡。除此之外，他的体重骤减，连衬衫都突然大出好几码。因长期失眠而面如死灰的他甚至断定，俄国人在他的电话里安装了窃听器。在任职的最后几个星期里，福里斯特尔每天都给杜鲁门打好几通电话，说自己的电话被窃听，这让杜鲁门困惑不已而又无可奈何。显然，这时的福里斯特尔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连他自己都感到大限将至、无药可救。1949年2月初，福里斯特尔告诉杜鲁门，自己将在6月1日之前离职，而这时杜鲁门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福里斯特尔甚至可能连6月都撑不到。于是，3月1日，杜鲁门召见福里斯特尔，要求他提交辞呈。四周之后，在1948年总统大选时帮助杜鲁门筹集竞选资金的约翰逊接替福里斯特尔出任国防部长，福里斯特尔被安排住院治疗。5月末，他从贝蒂斯海军医院16楼的窗户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冷战初期的紧张压力下，福里斯特尔不过是众多牺牲者中的一员。安排约翰逊接任国防部长被视为杜鲁门最糟糕也是最政治化的人事任命之一;约翰逊为人霸道，比福里斯特尔还情绪失常，只是两人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已。由于力主大幅削减军费，再加上他对军人的侮蔑和怠慢，约翰逊遭到了美军高层的长期厌恶。
回顾战后这几年，人们会清楚地发现，杜鲁门政府正好处在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有关未来发展持续不断的讨论，杜鲁门的幕僚之间对NSC68的争执不休，他不但要在全新的国际化环境中调整政府，而且要在美国逐步接受自己的国际职责的过程中，应对由此产生的政治变动甚至是政治矛盾。杜鲁门政府即将面对的一个最根本的选择，是让美国担当起国际责任，变得更国际化，还是继续以往的孤立主义?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还必须认真考虑，美国究竟愿意为自己的国际化付出多大代价。我们需要从杜鲁门坚信要与一个强大而民主的欧洲结盟、美国丢失中国、毛泽东的崛起、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民主党共和党两党竞争的重新开始，来看待这一抉择。
在因NSC68号文件引发的辩论中，艾奇逊始终处于矛盾的风口浪尖，扮演着一个最为重要的角色。从广义上说，这不像是一场辩论，更像是杜鲁门政府中各派力量的一场对决。战后美国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美国究竟要成为一个多强的国家?美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接过英国的权杖，成为西方诸国的领导者?军政两界就这些问题相持不下。在出任国务卿之前，艾奇逊在国家安全领域逐步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物，此后的五十年里，也是如此。他策划的外交政策使美国顺利地成为西方国家的领导者，他设计的对苏政策也让美国在制衡对手的同时能够与其和平共存。大约四十年之后，自身体制的僵化和国民经济的衰退使苏联走向穷途末路。美国媒体下意识地将苏联的解体归功于罗纳德·里根，人们也不约而同地认为是他将一个濒临破产的苏维埃政体进一步推向全面崩溃的深渊。而更确切地说，这一“功劳”实际上应当归属于制定美欧关系政策的政治家们，是他们的外交政策有效阻止了苏联在欧洲的扩张，而艾奇逊就是这些人中的主角。
艾奇逊担任国务卿的时期，正是冷战中至关重要的几年。在这几年里，美国主要的战后同盟在巨大的“集体安全”需求的驱使下形成了，因此把这一时期称为“艾奇逊时代”是毫不为过的。
这段时期，除了总统以外，没有人能像艾奇逊那样主导美国的对外政策。“二战”时期的马歇尔在这一领域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二战”的结束，以及随后几年马歇尔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他发挥影响力的日子结束了。福里斯特尔去世后，国防部没有独当一面的人了。艾奇逊还清楚地记得“一战”后政策失败的后果，因此他致力于创造多个军事和经济同盟，不但将西方世界团结起来，也将美国与欧洲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结起来。他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比谁都大。尽管可能显得不够谦逊，但是艾奇逊还是把自己的传记命名为《创世亲历记》。
在大英帝国的旗帜逐渐落下时，美国的政策何去何从?没人比艾奇逊更清楚问题的答案了。艾奇逊始终大力推行美国与欧洲结盟。然而许多人基于各种原因对欧美结盟深恶痛绝：有些人是因为对实施“新政”的美国当局心怀不满，有些人是因为讨厌英国，有些人坚持奉行孤立主义，还有些人则坚持美国与亚洲结盟。因此，艾奇逊成为这些人的主要攻击对象。作为美国主流精英人士中的典型代表，艾奇逊直面种种指责，毅然坚持自己制定路线的权力，并且对这条路线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可惜当时美国大多数人仍然满足于因循守旧的常规状态，因此在艾奇逊等人看来清晰、伟大的政治愿景，却难以被普通民众所接受。这使艾奇逊与许多人在美国如何对待世界这一问题上矛盾重重。战后几年的美国外交政策，正如他写的那样，“可以用三句话来总结：一是让小伙子们回家;二是别装圣诞老人;三是不要任人摆布”。[15]
从一开始，艾奇逊就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工作。1949年1月21日，即杜鲁门出任总统后的第二天，艾奇逊就被任命为国务卿。此前，共和党人对他恨之入骨。任命他为副国务卿的国会听证会开展得格外困难，似乎总是阴云密布、争吵不断，简直成为行政当局与共和党右翼之间直接对抗的导火索。在那些鼓吹“中国排第一”的人看来，艾奇逊始终是他们的天敌，也是麦克阿瑟的天敌。他们总感觉艾奇逊的存在就是为了限制麦克阿瑟将军的权力，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当麦克阿瑟声称自己统领的军队人数众多，早已超过了实际所需时，艾奇逊不以为然地反驳道，即使率领再多的士兵，军人也不能成为国家政策的制定者，而只是实施政策的“工具”。这番话让麦克阿瑟大为光火。[16]正因为如此，在第一轮听证会中，对艾奇逊的反对和指责不绝于耳，相当一部分保守的共和党人反对提名艾奇逊为副国务卿。正如惠里参议员指责艾奇逊时所说的那样，艾奇逊“玷污了麦克阿瑟将军的名誉”。在这场听证会中，惠里提出要求重新提名副国务卿人选的意见，有12名参议员投了赞成票，但是他们的意见很快就被驳回，艾奇逊最终以69票对l票的绝对优势获任副国务卿。艾奇逊后来说到，反对者们之所以对他恨之入骨，最根本的原因是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间的恶劣关系。时隔二十四年之后，艾奇逊写道：“如果当时能够预见未来，我们就会看到这些摩擦和矛盾不过是麦克阿瑟和杜鲁门长期明争暗斗的一个开始，而这场斗争最终导致麦克阿瑟在1951年4月11日被解职。”[17]
在战后全新的世界里，美国两党斗争日渐升级，艾奇逊成为保守派最频繁的攻击目标。然而，他竟然被批评者们视为左翼分子，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颇具讽刺意味的事情，也反映了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伊西多尔·范斯坦·斯通站在左翼的立场上写道：“只有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在狂热而又扭曲的视角下，艾奇逊才会被人如此误解。实际上，他不过是一个措辞粗暴而又盛气凌人的‘开明保守派人士’。”“在当今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有谁记得艾奇逊刚刚在财政部任职时，曾经一度被支持新政的改革者们公开指责为华尔街的特洛伊木马，一个潜伏在政府当中、表面替民众工作、实际却维护银行家利益的内奸。”[18]
艾奇逊(全名为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逊)深知自己天生才智过人，而能够与他的才华相提并论的，是他同样非同寻常的正义感，但是这种正义感偶尔也会让他陷入麻烦的境地。迪安·艾奇逊是爱德华·坎皮恩·艾奇逊之子。爱德华.坎皮恩·艾奇逊是美国圣公会牧师，早年曾经参过军。在成为牧师并返回美国之前，爱德华一度辗转加拿大，并且在马尼托巴湖和印第安人作战。正义之情和为了正义拿起武器的行为很好地混合在艾奇逊的家庭文化当中。在加拿大期间，爱德华·艾奇逊迎娶埃莉诺·古德哈姆为妻。埃莉诺·古德哈姆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威士忌酒蒸馏师，同时也是一名银行总裁。不久之后，爱德华返回美国，在康涅狄格州的米德尔敦担任当地圣公会牧师，最后成为该州的主教。1893年，迪安·艾奇逊出生在一个保守而虔诚的亲英派家族当中;这一家族在当地颇具声望，人脉广布，但并不富有。艾奇逊先在格罗顿中学读书，后来进入耶鲁大学，成为几乎可以说是这所大学里最不用心的学生。直到进入哈佛法学院后，艾奇逊才第一次全身心地投入学业之中。在那里，他成为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的门徒。法兰克福特是当时颇负盛名的法律教授，后来成为最高法院的法官。除此之外，艾奇逊还一度担任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戴斯的私人秘书。法兰克福特是美国社交圈内的伯乐，为罗斯福政府推荐了不少栋梁之才。当他向罗斯福引荐艾奇逊时，后者已经是华盛顿一名成功的律师。1933年，艾奇逊被罗斯福任命为财政部副部长。法兰克福特在艾奇逊和罗斯福之间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此外，格罗顿中学同样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纽带，因为罗斯福也曾经在那里就读。
无论是教育背景、衣着品味，还是举止修养，艾奇逊都显得异常出众。同时，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在知识水平和社交能力方面的信心。这让那些在艾奇逊看来各方面都平淡无奇的人大为恼火。即使这样，艾奇逊也从不怀疑自己的判断。相反，他一直秉持一种信念：和正确的人一起为了正确的目的做正确的事情无可厚非，非常高尚，而且超越了政治目的。然而他的反对者们做类似的事情时则缺乏荣耀感与道德力量，在艾奇逊看来，他们皆为动机不纯之人。艾奇逊和许多国会议员都交过恶，他觉得这些人已经被政治弄得臭气熏天。艾奇逊习惯用高高在上的姿态和他们说话，仿佛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小学老师，在为一群令他不厌其烦的六年级学生上课。明尼苏达州共和党人沃尔特·贾德就是这群国会议员之一。他曾经在中国传教，后来成为“院外援华集团”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在评论艾奇逊时说，艾奇逊对待他们“总是带着一种屈尊俯就的架势，仿佛他无时无刻不对我们这些乡巴佬感到遗憾，仿佛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在对牛弹琴”。[19]在反对者看来，艾奇逊穿着量身定做的英式西服，蓄着卫兵一样的胡子，举止傲慢、态度势利，简直已经把华盛顿官僚、罗斯福政府、新政改革者的形象集于一身，而这三者无一例外地让反对者们深恶痛绝。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休·巴特勒说道：“我看着他的一举一动，他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言行，他英国款式的考究西装，还有他作为新政改革者的那副德行，让我真想对他大吼一声：‘滚出去，滚出去。你一直坚持的都是对美国毫无利益的政策，我已经忍受你很多年了!’”[20]艾奇逊的胡子似乎一时之间成为反对者们攻击的焦点，他的老朋友哈里曼曾劝他把胡子剃掉，以免愈发引起反对者们的厌恶。“你去问问杜鲁门。”艾奇逊这样答道。[21]
艾奇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际主义者，“二战”时就已经满怀激情地憧憬美国的国际主义路线。他也是罗斯福的忠实拥趸，1940年，当罗斯福的许多同龄人都认为连任三届总统有悖民主原则时，艾奇逊坚定不移地支持罗斯福连任。华盛顿高层中，不会有人比艾奇逊更为自然地接受了从罗斯福到杜鲁门的转变。他不但在1945年被任命为副国务卿，而且迅速成为深受新总统重用的左膀右臂。与其他人不同，艾奇逊从杜鲁门上任之初就敏感地认识到杜鲁门拥有的力量、个性、决心，以及在必要时刻的英勇无畏。在对待欧洲的态度上，杜鲁门的政见和艾奇逊不谋而合;他们都想在“二战”后重建一个和平稳定的欧洲，这是“一战”后的战胜国没有做到的。由于胸怀共同目标，缺乏外交经验的杜鲁门比罗斯福更需要艾奇逊的辅佐和支持;反过来说，艾奇逊也对杜鲁门的直率大为欣赏。和罗斯福这样一个城府深沉、不露声色的人共事多年以后，杜鲁门直率坦诚的个性让艾奇逊如释重负。
艾奇逊曾经对在国务院的中国问题高级顾问约翰·卡特·文森特谈起过杜鲁门：“约翰·卡特，街对面的那个小个子可比你想象的要强多了。”[22]这句话透露出的不是艾奇逊对杜鲁门的傲慢与鄙夷，而是在称赞“那个小个子”值得共事。虽说是句恭维，但艾奇逊的话还是显得高高在上。然而杜鲁门和艾奇逊的私人关系之好在许多方面都令人不可思议，而且为总统和国务卿之间应有的关系树立了一个典范。正如艾奇逊曾经说到的那样，“我的选票只会投给一个人”。[23]
如果说这个时代是“艾奇逊的时代”，那么它既能体现艾奇逊的才华和力量，也会暴露他的缺点和弱势。艾奇逊对欧洲的形势了如指掌，深知必须在战后让欧洲民主国家实现平稳过渡，并在彼此之间建立起强大的经济联盟，以此阻止苏联可能采取的扩张和渗透。在这一点上，美国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艾奇逊不够关注也并不了解的国家和地区，美国的对外政策就显得逊色不少。事实证明，艾奇逊还没有适应反殖时代的到来。实际上，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保守派，这种保守就是过时落伍的代名词。同样，他对不发达国家也缺乏关注。当这些国家内部正在发生摒弃旧制度的革命时，艾奇逊对这股革命力量会以怎样的形式和强度出现毫无觉察。而正是这股力量，让他的后人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深感苦恼。
在处理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上，艾奇逊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些国家的人并不按艾奇逊了解的规则出牌，因此也就谈不上如何应对。艾奇逊之前所接触的英国人、法国人，甚至“二战”时的德国人，都和艾奇逊有着同样的观念，遵守着同样的规则。可是当他面对这些贫困落后的国家时，他无法从这些人身上看到英国人安东尼·艾登、法国人让·莫内或是德国人康拉德·阿登纳的影子。艾奇逊当然不会将胡志明与前面三人相提并论。譬如在1952年时，面对越南独立同盟的军事反击和政治对抗，法国军队濒临失败，但艾奇逊却对此浑然不觉。法国人当时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此前他们试图在当地人中挑出一名合法的领导人进行扶植。但让他们后悔不迭的是，这个名叫保大的末代皇帝不过是个轻佻无能的花花公子，出身贵族，但对政治毫无兴趣。在法国人进入越南之前，他只能在本国的稻田里撒欢，而在被法国人扶起来后，他却借机到法国南部游山玩水，本就无心国事的他更加乐不思蜀、流连忘返。然而越南人民却深陷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斗争之中，急不可待地想要颠覆腐朽王朝的统治，因此难以接受保大的领导。艾奇逊的传记作家之一戴维·麦克莱伦写道，在这种情况下，国务卿却固执地认为这一结局完全是越南人咎由自取。他评论道：“他们似乎天生就有东方人听天由命的态度，反而对领导国家毫无兴趣。”“根据我们目前的观察，法国人已经给予他们足够的自治，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驾驭自治。”[24]实际上，越南人民反抗的真正原因却与艾奇逊的观点截然相反，他们是想摆脱殖民统治，让自己的国家挣脱法国人的掌控。与此同时，法国驻越部队的指挥官们也不认为越南人听天由命，相反，他们倒觉得越南人过于狂热。
这一切都带有极强的时代性，艾奇逊的一言一行无不受到时代和环境的影响。他出身于一个教养良好的家庭，上的是美国的顶级名校，打下的是殖民时代的知识基础：教授们向自己的学生反复强调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人种优势，不断诋毁白人以外的所谓劣势人种。在这些理念当中，艾奇逊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世界应由那些有资格统治的人来全权管理。在艾奇逊先后就读的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里，没有多少教授会替殖民地人民说话，更不会提到这些人对自由的渴望。相反，学生们所学到的理念是，殖民主义赋予那些落后地区的人们以慷慨的奉献，对这些野蛮人最大的恩赐就是让他们受到殖民统治。大学中的一些伪科学课程甚至宣称，非白人的脑容量要远远小于高加索人的脑容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凡是在课堂上站起来反对殖民主义的学生，都会被当作极左分子;以艾奇逊的个性来看，他当然不会与此类人为伍。
艾奇逊自视为“实力政治”的忠实拥护者。对他来说，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蒋介石政府已经山穷水尽，国民党失去对中国的领导权早成定局。当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人将要接管中国大陆的初期，艾奇逊并没有将新中国视为苏联的傀儡，也不认为美国有朝一日会与中国交锋。1949年2月，艾奇逊感到中国内战即将结束，因此他认为此时任何对蒋介石的额外援助都会“愈加激发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并且巩固他们与苏联站在一起的决心”。他的观点得到大多数“中国通”的支持，其中就包括凯南，可惜时局和政策却在瞬息万变。就在此时，范登堡参议员拜访了白宫高层，指出美国不能停止对华援助。几天之后，51名国会议员联名要求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对华政策。到了2月末，艾奇逊就中国问题会见了国会领导人，希望能够为自己的外交政策争取时间，同时缓和一下紧张气氛。在这次会议上，艾奇逊谈到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危害性，并发表了他“让尘埃落定”的观点。第二天，“院外援华集团”的领导人之一、内华达州民主党人帕特·麦卡伦听说了此事。他清楚地意识到艾奇逊身处困境，于是乘虚而入，顺势提出了15亿美元的对华援助计划。
艾奇逊身处一个狂热和骚动的年代，这种狂热和骚动可能是任何其他的国务卿都无法忍受的。不仅如此，他身为国务卿的四年，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对外政策最难决断的时期;正是在他的任期内，蒋介石政府在中国大陆一败涂地，这位大元帅最后逃到台湾。(艾奇逊宣誓就职的那天，正好是蒋介石离开中国大陆逃亡台湾的那天。后来，艾奇逊不无辛辣地调侃道：“美国政府终于批准了我们的对华政策，我也终于宣誓入职，但是蒋介石却逃跑了。”[25])同年秋天，局势变得越发恶化。苏联成功地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短短几周后，中国共产党就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一事件引发了众多美国民众的诅咒和憎恨。这些事暗示着旧的世界均势遭到了破坏，美国政界一时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苏联原子弹的研制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美国也不再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了。而几乎同时，中国这个曾经由于接受美国的传教计划而备受千万美国人推崇的国家却落入共产党的手中。美国曾将中国设想为自己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可是现在却不得不对其处处提防。
没有什么比苏联核试验的成功更让美国人感到震惊了，它几乎一夜之间改变了美国人对待国防的态度。1949年9月3日，美军一架用于测试同温层中核辐射强度的侦察机在完成对苏联的远程常规侦察之后返回国内，但调查报告却显示出远远高于以往的辐射活性。根据飞机上某台扫描仪显示的数据，同温层中的放射频率达到每分钟85次，而在正常环境中，这一数据应该维持在50次左右。
与此同时，另一台扫描仪的频数则为每分钟153次;两天之后，另一架从关岛飞往日本的飞机检测出每分钟1000次的放射频率。美国的核专家们立即得出结论大约在8月26 — 29日，苏联人秘密核试验获得成功，试验地点可能是在苏联的亚洲区域内。苏联引爆的这颗原子弹很快被命名为“约瑟夫1号”，用来纪念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在盟友英国日渐衰落的情况下，杜鲁门担心这两条消息会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崩盘，于是直到9月23日，美国政府才对外发布苏联核试验成功的消息。为了避免恐慌，杜鲁门特意在措辞中使用“核爆炸”而非“核弹”。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立即对这一消息惶恐不安，政界上下更是惊慌失措。很快，美国的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对国会作证。范登堡参议员惴惴不安地问道：“博士，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奥本海默答道：“和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坚强地面对。”[26]奥本海默帮助美国发明了核武器，而自己却成为政府的怀疑对象。早在“曼哈顿计划”实施的过程中，作为项目技术指导的奥本海默曾经亲身经历一系列的安全检查。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对原子弹的发明始终抱着矛盾情绪，他对在广岛和长崎投放的两枚原子弹造成的恐怖恶果深怀愧疚，他对氢弹计划犹豫推脱，最终这些让他自己成为安全调查的对象。
如果说“约瑟夫1号”的爆炸和蒋介石丢弃中国大陆这两个消息还不足以让艾奇逊坠入深渊的话，那么艾奇逊最终将自己再次推入绝望的困境。1950年1月底，曾经在国务院任职的阿尔杰·希斯参加自己的第二次听证会。这次听证表面上是关于希斯的伪证案，实际上却蕴涵着更为严重的问题：希斯可能在“二战”中充当过苏联间谍。而这时，艾奇逊却向希斯伸出援手，以表自己对友谊的忠诚。当时的艾奇逊已经被骄傲冲昏了头脑，他无缘无故地发表声明支持一个背负叛国罪名的嫌疑人。艾奇逊的这一举动不但对自己的政治前途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同时也令他所效忠的杜鲁门政府陷入困境。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希斯一案一直吸引着美国民众的注意力。后来有人说过，希斯一案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美国国民整体的精神状态，由于大萧条带来的贫困与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左派自由主义者们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丧失信心，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变成共产党人，就是变成了亲共派。然而，这一说法极为荒谬：即使美国的民主制度当时真的失败了，大多数左派自由主义者仍然对美国政府忠心耿耿，没有人加入共产党，或者成为共产党的间谍。在对希斯案进行调查的初期，相比，美国民众似乎更同情希斯，而不是案件的原告惠特克·钱伯斯。这是因为希斯看起来更有魅力，而时任《时代》周刊资深作家的钱伯斯此前曾经加入过共产党。此外，在冷战初期，人们对政治迫害并不怎么热衷，已经有好几个地区率先打出反对政治迫害的口号。经常以旁观者的客观态度报道美国时事的英国作家阿里斯泰尔·库克曾说过，希斯“简直就像亨利·詹姆斯笔下的主人公，他比尖酸、困顿、自负而又世故的英国人原型更为睿智和优雅。他神态镇定、举止得体、待人友善，仿佛是在一个新世界中培养出来的人物”。[27]
最初，大众舆论似乎更有利于希斯。略有些固执却质朴的他，风度翩翩、举止得体，是有望进入“东部权势集团”的典型人物。他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东部权势集团的路子：哈佛法学院毕业，经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引荐加入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律师事务所，新政期间作为政府要员肩负重任。还有就像后来有证据显示的那样，从20世纪30年代直至“二战”结束，他曾经担任过共产党的间谍。较之于外表高雅的希斯，钱伯斯心机深厚、内心阴暗、不修边幅又偏执激进。钱伯斯从童年时代起命运就极为艰苦，孩提之时，他的酒鬼父亲就为一个同性恋人而抛弃了他。钱伯斯好走极端，一度是一名笃诚的共产党员。后来他幻想破灭，退出共产党，对别的信仰更加相信。青年时期的钱伯斯相信世间所有的真理都源于共产主义信仰，而年长之后，当幻想破灭时，他转而相信世间所有的谎言都来自共产党。
作为《时代》周刊的资深作家，钱伯斯被同事们视为最有才华而又最难相处的人。战时，他因为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便认为同事们理应和他共同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后来，他退出共产党，便认为同事们理应和他一起仇恨共产党。在两大阵营在全球范围内的较量这个问题上，他认为《时代》周刊的所有记者都应该和他有同样的观点，否则他们就是亲共分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时代》周刊的确是一份有些沉闷悲观的周刊，总是喜欢危言耸听地向人们宣扬西方的衰落。因时事报道而闻名于世的评论家穆里·开普顿也对希斯一案进行过报道。他说：“没有人能够像钱伯斯那样长期不懈地警告世人，以免西方文明走向末路。”[28]
钱伯斯声称他退党前就与希斯熟识，但希斯对此表示否定。然而希斯的供词很快就漏洞百出，反而证明钱伯斯所言不虚。加利福尼亚州国会议员理查德·尼克松注意到希斯的供词前后矛盾，而尼克松的观点得到了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的支持。正如当时《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霍默·比加特所报道的那样，希斯的供词有太多错误，太多的事件前后不符。[29]希斯的第一场审判旨在裁定他是否做了伪证，陪审团12名成员当中有8名认为他有罪。随后在1950年2月22日的第二次审判中，陪审团一致认定希斯的伪证罪名成立。那时正是艾奇逊担任国务卿的第二年，早在此前，艾奇逊就和希斯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尤其是和他的弟弟唐纳德·希斯相交甚欢。负责国务院安全工作的阿道夫·伯利在希斯一案发生前十几年就警告艾奇逊要提防希斯兄弟。1939年，钱伯斯告诉伯利，希斯兄弟二人皆为共产党员。希斯在“二战”中一直担任国务院特别政治事务办公室主任，主要负责处理联合国事务，而他的弟弟唐纳德那时担任艾奇逊的助理，后来成为艾奇逊的法律事务所合作人。伯利后来指出，当希斯兄弟的问题被人提出时，艾奇逊回答说：“我从孩提时代起就和希斯兄弟及其一家颇为熟悉。我完全可以为他们担保。”[30]当希斯和钱伯斯面临第一场交锋时，艾奇逊暗中帮助希斯起草了一份公开声明，应对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在被提名为国务卿后，艾奇逊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过从甚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对艾奇逊其实颇为友好，但他们对其与希斯的关系感到有些苦恼，于是委员会中的一些成员建议并帮助艾奇逊起草过一份声明，其中反映出艾奇逊的反共思想。如果早知道艾奇逊对希斯的扶持和帮助，委员会中的共和党人可能就不会表现得如此友善了。
2月25日，也就是在希斯案第二次审判结束的三天之后，艾奇逊计划召开新闻发布会。艾奇逊对新闻记者们可能发起的攻击早已做好充分准备，因此这场新闻发布会没有对艾奇逊造成任何负面影响。当天早上，他对妻子艾丽丝说，他敢肯定，一定会有记者问起希斯的问题，而他决不会抛弃希斯。“除此之外，你还能怎样说?”爱丽丝问道。“不要小看这件事，”艾奇逊回答道，“这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让我惹祸上身。”于是，艾丽丝问道，他是否肯定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不得不这样做。”艾奇逊回答。[31]艾奇逊的手下已经开始感到局势日渐紧张。他的私人助理卢修斯·巴特尔以及他在国务院最为亲密的同僚保罗·尼采都极力劝阻艾奇逊，恳求他避开有关希斯的提问。尤为焦虑的巴特尔担心右翼分子不断招惹是非、激怒艾奇逊，而一贯执拗的艾奇逊会在冲动之下做出错事。艾奇逊告诉巴特尔和尼采，他会读一读《马太福音》的那篇《山上训诫》，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巴特尔后来说到，当时他感觉仿佛艾奇逊渴望挑起一场战争。[32]在当天早晨的工作会议上，副国务卿詹姆斯·韦伯问他会说什么，并提醒他要小心从事。这时，艾奇逊再次提到他将根据《马太福音》第25章第34节的教义行事。于是，另外一名国务院高级官员卡莱斯·赫缪尔辛斯劝道，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教义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国际先驱论坛报》的记者霍默·比加特提到这一最为敏感的话题：“国务卿先生，您对阿尔杰·希斯如何评价?”艾奇逊首先回答说，这个案件还在审理当中，因此不便给予过多评论。艾奇逊的同事们听到这里，不禁如释重负：艾奇逊终于挺过了这一关。可是艾奇逊却继续说：“我猜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么我不妨清楚地回答你，无论希斯先生和他的律师会在这场官司中结果如何，我都不会因此拒绝帮助希斯。”这可好了，阿尔杰·希斯，这个当时被大多数美国人所唾弃的人，一个提供伪证、还被怀疑为苏联间谍的人，得到了国务卿坚定不移的支持。如果一名普通政治家因为一个他并不在意的人而受到媒体的关注和怀疑，他一定会表现得唯恐避之不及，可是艾奇逊却在一名通共间谍嫌疑人面前，毫不避讳，无所畏惧，这是一种怎样的傲慢与自大。他继续告诉记者，回家把《圣经》找出来，读一读《马太福音》第25章第34节的教义。其中的内容是，耶稣召集他的追随者们，向门徒们训诫道，任何抛弃处于危难之中的同胞的人，就是在抛弃上帝。
在艾奇逊作出这番回答时，参议院也正在开会。麦卡锡说：“我怀疑参议员先生是否知道几分钟前，我们的国务卿发表了一场多么精彩的演讲。”《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艾奇逊的密友)对艾奇逊的蠢行感到十分震惊。赖斯顿相信，他完全可以回答说他不想落井下石，这样既可以避开矛盾，又能获得普通民众的理解。[33]可是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古德曼所写的那样，艾奇逊的行为“对于那些坚持认为杜鲁门的外交政策是由亲共人物制定的反对者而言，无疑是个丰厚的意外之喜”。[34]
艾奇逊的回答堪称勇气可嘉，但是也透露出他极端的妄自尊大。这对杜鲁门政府无异于一次灾难性的打击。就连杜鲁门自己都对希斯的罪名深信不疑。在第二次开庭审理之前，杜鲁门对自己最信任的特工人员哈利·尼科尔森说道：“迪安·艾奇逊跟我说阿尔杰·希斯是无辜的，可是在看完报告中的证词之后，我敢说这个狗娘养的东西肯定有罪，我希望他们快点绞死他。”[35]国家安全问题一时间成为政治家们争论的焦点，党派间的争执也越发激烈。共和党右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理直气壮，他们毫不留情地指责民主党是一个通共叛国的党派。艾奇逊不但将这场备受瞩目的间谍案推向全国，还把自己以及美国政府的核心与之联系起来。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共和党人幸灾乐祸的了，尼克松趁势发表演讲：“我们政府内部的高层官员中出现了叛国者，这进一步证明，我们的外交政策始终有利于苏联。”[36]在这场两党斗争的初期，一名记者曾经问杜鲁门，他是否觉得对希斯一案的大肆宣传仅仅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杜鲁门做出肯定的回答。而现在，罗伯特·多诺万写道：“即使那些言论不是杜鲁门自己发表的，毫无疑问，他也会因此而深陷困境。”正是由于艾奇逊这种大大咧咧的表态，让“杜鲁门面临着众口铄金，积毁销骨”。[37]
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出一个全新而强大的政治病毒，那就是后来被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1950年2月9日，在艾奇逊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十五天之后，也就是距离朝鲜“侵略”韩国大约五个月之前，刚刚成为参议员不久的威斯康星人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的威灵市发表了一次演讲。此前，麦卡锡一直在期待类似重大事件的爆发，好让他有机会崭露头角。有人曾经向他献计，杜鲁门政府中的共产主义者可能会成为矛盾的导火索。在威灵市的演讲中，他宣称自己手上有一份名单，记录了205名至今仍在国务院工作的共产党人。麦卡锡还说，虽然有人警告过国务院，但是国务院却对此毫不理会。他还言之凿凿地指出，在过去六年中，由于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因此共产党的人数持续激增。接着，他又说到了希斯与艾奇逊的关系：“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们的国务卿刚刚对外公布了他对一个共产党人忠贞的友谊，这个人一边享受着人民给予的信任，挥霍着人民给予的权利，一边却犯下让人民最不能原谅的滔天大罪——叛国罪。”麦卡锡对杜鲁门政府的指控给了右翼势力一个绝好的反扑机会，因为他们终于有机会把手中掌握的所有把柄都串联起来，以此论证中国的“沦陷”并不是出于不可抗拒的历史原因，而是由于华盛顿的高层官员中出现了叛徒。他们宣扬说，国务院那些“中国通”很多都曾经表现出对美国不忠(其实不如说是过分天真)，而且这些人大都与希斯有过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