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无论如何，朝鲜战争初期的麦克阿瑟，仍然是一位足以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在当时，他的政治人物身份已经与其优秀军人的身份不相伯仲。无论华盛顿对他如何褒贬，麦克阿瑟仍然是美国人心中的偶像，是两次指挥美军驰骋于世界大战战场的人。尤其是麦克阿瑟在“二战”中太平洋战场上的杰出表现，更让人们对他的雄才大略钦佩不已。事实上，在太平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完全不清楚战争的形势是什么，既不知道航空母舰和制空权的重要性，也不了解日本士兵(包括日本飞行员)的技术水平。即使在日本人成功地突袭飞机场并炸毁多架飞机后，他仍然不相信日本人能拥有这样的技术和装备。出于个人对日本人的蔑视以及对黄种人的偏见，麦克阿瑟坚信日本人一定是雇佣了白人飞行员。[1]12月7日之前，他一直都在高谈阔论，声称日本人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件事。譬如，他告诉《时代》周刊那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约翰·赫西：“如果日军参战，英国、荷兰和美国三国只需动用他们部署在太平洋上的一半军力，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地阻止日军的进攻，并控制住日本舰队。”[2]
不久之后，他终于开始意识到日本人的文化和军事力量有多大。一旦日本人制订了计划、获得了主动权，他们就会精密地按照原定计划执行下去。似乎所有日本人的行为都是按计划执行，都是一丝不苟而又无比忠诚地遵守上级的命令，都不允许自己有丝毫差池。但在战局对他们不利的情况下，如果日本人丧失战斗的主动权，这些固执、循规蹈矩的精神力量反过来会对他们造成危害。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也反映出日本人胶柱鼓瑟的个性特点，也就是不会相机行事。因此只有在与自己有着相同作战方式的军队对垒时，日本人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战术技巧。日本是一个等级森严而又专制独裁的社会，对于个性的创新性毫不关注，因此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战士们需要随时随地做出反应时，他们的一成不变就会将自己置于死地。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并不善于指挥军队。与此同时，日本人还缺乏战场上必需的一种关键品质，那就是对于未知情况的迅速应变能力。所以，当日本人面对美国人变化多端的作战方式时，很快就无计可施了。麦克阿瑟曾经告诫自己的手下：“绝对不要等日本人来攻击你。当日军制订出协同作战计划时，他们就能打得很漂亮。当日本人遭到攻击而又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时，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3]
麦克阿瑟很快就适应了新的战争环境。如果说麦克阿瑟过去不了解制空权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以致在1941年12月8日让日军有机可乘轰炸克拉克空军基地，使他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损失大量飞机，那么至少他还拥有极高的悟性和杰出的学习能力。很快，麦克阿瑟就矫正了自己此前所犯的错误，这还要得益于当时一位技术精湛、心直口快的青年空军军官乔治·肯尼。肯尼勇敢反对麦克阿瑟和他那个霸道的参谋长理查德·萨瑟兰，还教会了麦克阿瑟如何利用当时的环境充分发挥空军力量。当时美军四面环海，基地周围的汪洋之中有零星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便是日本的战略要地。有了肯尼切实可行的空战技术，加上麦克阿瑟出神入化的灵活运用，他们很快就共同制订出一套作战方案，后来不负众望地重创日军。战争伊始，麦克阿瑟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他的地面部队数量有限;另一方面，日军非常善于岛屿作战。日本官兵在近战时凶猛异常，而美军的装备和技术优势却无法在这些作战地区大显身手。面对这种困难的局面，最明智的办法就是避免与日军短兵相接。麦克阿瑟和肯尼一致认为，他们应该避重就轻，袭击日本兵力薄弱的岛屿，并且在其他珊瑚礁上新建飞机场，以便美军攻击被日本占领的纵深地带。同时，美军还缓慢而坚定地封锁日军的后勤供给线，将日本人活活饿死在驻地。此外，美军有意避开日本的军事要地。当日本在所罗门群岛附近的拉包尔集结十万多人准备和美军决一死战时，麦克阿瑟却远远地避开他们。“把他们困死在拉包尔!丛林!饥饿!它们都是我们的盟友!”[4]这真是一招无往而不胜的必杀技。著名记者约翰·冈瑟虽然对麦克阿瑟的个人品质颇有微词，但对于这场战役，他夸赞道：“在大流士之后，没有哪位指挥官能像麦克阿瑟那样，用极少的伤亡就攻占了大量的领地。”[5]
麦克阿瑟身上不那么吸引人的一面也开始暴露出来。(早在“一战”之时，麦克阿瑟就露出自我膨胀的危险苗头。但当时的他一来年轻，二来还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因此在多数时候他都能精明地控制住自己。作为一名指挥官，他果敢干练、体恤下情，和普通士兵一起厮杀在最前线。到了“二战”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此时的他声名显赫，还有了政治头脑。他的自我意识开始与军事需求不断地进行激烈斗争。此时，麦克阿瑟也面对着比以往更多的敌人：不只是战场上的侵略者，还有华盛顿的达官显贵和高级军官)麦克阿瑟对于荣誉的追求也比以往更甚，渴望功名简直到了难以自拔的地步。与此同时，他受到的管辖和约束却越来越少。“二战”结束时，麦克阿瑟的自我膨胀已经超越他的军事才华，最终让他走上了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
麦克阿瑟要求手下必须对自己绝对忠诚。他认为部下理当要为自己赴汤蹈火。但是如果有人想从麦克阿瑟那里分得一丝一毫的胜利荣誉，那就无异于自讨苦吃。他对艾森豪威尔之流的做法不屑一顾：让部下和自己平起平坐?让部将和自己一样声名远扬?麦克阿瑟的字典里向来没有这些概念。所有从他的军事基地派出的部队都只能以麦克阿瑟的名义执行任务。因此，在来自太平洋战区的所有头条新闻中，都只能找到“麦克阿瑟的部队”这样的措辞;这仿佛是在暗示，无论是谁在真正指挥作战，无论是谁在真正流血牺牲，他们的成就只能归功于麦克阿瑟一人。他甚至规定，所有太平洋战区的胜利消息都必须以麦克阿瑟的名义对外发布。威廉·曼彻斯特做过一项统计，结果发现，在“二战”开始后的前三个月中，太平洋战区总共对外发布过142条战况公报，其中多达109条有麦克阿瑟的名字。麦克阿瑟的部下罗伯特·艾克尔伯格(时任第8集团军司令)曾经对自己的新闻官说，他宁愿有人拿条眼镜蛇放进自己的口袋里，也不愿意在一篇报道中受到褒奖。艾克尔伯格是一位天资聪颖而又积极进取的战地指挥官，可是当有关艾克尔伯格的报道分别出现在《星期六晚邮报》和《生活》杂志(二者都是当时影响甚广的刊物)上时，麦克阿瑟大为光火。于是，麦克阿瑟立即召见艾克尔伯格，毫不留情地对他说道：“你知不知道，明天我就可以把你降为上校，让你卷铺盖回家?”[6]他所谓的忠诚是条单行道，所有人都必须效忠于他，而他却可以明目张胆地违背总统的旨意，大张旗鼓地和华盛顿的上级分庭抗礼。年复一年，麦克阿瑟已经成为美国军界最政治化的人物，他的重点就是搞好与共和党人的关系。即使是在1944年硝烟弥漫的全球战争中，出于赤裸裸的野心和对罗斯福的个人仇恨，麦克阿瑟在百忙之中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活动，几乎和罗斯福最不共戴天的政敌结为盟友;接着在1948年，他又试图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然而遭到惨败;1950年麦克阿瑟出征朝鲜时，白宫官员和某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认为，他此举是在为1952年的总统大选铺路蓄势。即使在朝鲜战争最白热化的时候，麦克阿瑟仍然念念不忘远在美国的总统竞选。
共和党保守派一直认为麦克阿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认为麦克阿瑟很传统，这一点倒是不错，但麦克阿瑟的行动证明他也是最奉行自由主义原则的日本总督。根据美国政治的分类标准，20世纪中叶的麦克阿瑟是保守派而非自由派，他的政治观是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形成的。不过那些真正了解麦克阿瑟的人都很清楚，麦克阿瑟的意识形态是第二位的，他真正为之全力以赴的，是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他唯一的政治观点，就是一切都要围着他转。
没有什么比麦克阿瑟在20世纪30年代“酬恤金进军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更能说明他对成为一个出人头地的政治人物的渴望：为了能够登上全国的政治舞台，他不惜对手无寸铁的“补助金大军”进行无情的镇压。当经济大萧条席卷全球时，金融危机的冲击使美国国内迅速暴露出各种深刻的社会问题，经济衰退、政治动荡，人民生活在贫穷与恐慌之中，整个社会乱作一团。时任陆军参谋长的麦克阿瑟不但对胡佛政府忠心不二，而且竭力维护已经山穷水尽的旧政治经济秩序。因此，当“酬恤金进军事件”爆发时，麦克阿瑟自然而然也是不可避免地站在政府一边。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对名望和荣誉的强烈渴求，却让麦克阿瑟的行为表现大大超出正常的范围。所谓的“补助金大军”是一群曾经在“一战”中为国效力的退伍老兵，在大萧条时期他们生活非常窘迫，甚至一贫如洗，因此他们饥肠辘辘地来到华盛顿，希望能够拿到“一战”时美国政府承诺给他们的生活补助。事情发生在1932年，也就是大萧条的顶峰。麦克阿瑟在这种情况下所选择的政治立场，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后来无论他在“二战”中表现得如何英勇善战，无论他如何名扬四海，所有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美国人都不会忘记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酬恤金进军事件”成为麦克阿瑟一生都无法抹去的污点，永远地烙在美国人民的心中。
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失业，于是“补助金大军”，或者像他们自己称呼的那样——这支“补助金远征军”开始了向政府的请愿运动。这些老兵都是退伍军人中最贫困的人。1932年春，他们千里迢迢赶到华盛顿，希望以此支持得克萨斯州议员莱特·帕特曼的提案，建议政府向退伍军人支付福利补助金。一旦提案生效，老兵们就能立即拿到政府的欠款，平均每人1000美元，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一战”中的官兵，就像1945年的官兵一样，应当得到这笔补助。
大约三万名请愿者在华盛顿组成一个临时村落，村民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退伍军人以及他们的妻儿。他们聚集在华盛顿南部安那柯斯提河对面的安那柯斯提低地。他们用厚纸板做成棚屋，或是蜗居在简陋的帐篷里，风餐露宿，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请愿者当中，只有极少数人是真正的激进分子。虽然在那个年代，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经对贫富悬殊、因循守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丧失信心，然而在这场运动中，大部分请愿者的目的却非常简单。总是为麦克阿瑟辩护的考特尼·惠特尼(这位将军最亲密的助理之一)写道，补助金请愿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罪犯或者曾经有犯罪记录。他们犯有谋杀、过失杀人、强奸、抢劫、入室行窃、勒索和侵犯他人人身安全罪”。[7]对麦克阿瑟而言，这群请愿者不过是一伙危险的乌合之众，他们聚集起来无非是想要寻衅滋事，找政府的麻烦。但是，从退伍军人管理部门后来的解密档案来看，94%的请愿者都是名副其实的退伍军人，其中67%还曾经在海外服役。当时还在麦克阿瑟手下当差的艾森豪威尔少校是麦克阿瑟的得力助理，但是这一次他并不认同麦克阿瑟的行动，反倒认为政府曲解了请愿者的意图。想到这些九死一生的“一战”老兵和他们卑微的要求，艾森豪威尔就满腹辛酸：“他们不但衣衫褴褛，食不果腹，而且还遭受着精神上的侮辱和虐待。”
随着国会内部关于帕特曼议案的政治斗争逐级升温，“补助金大军”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到1932年夏天时，仅凭华盛顿的警力已无法控制局面。胡佛总统疲于应付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冲击，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措施，因而他的民众支持率一路猛跌。在这种情况下，“补助金大军”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让胡佛格外警惕，寝食难安，精神紧张。虽然此前帕特曼的提案已经得到众议院的支持，但却终因参议院的反对而未能通过。与此同时，聚集在国会外的请愿者们与当地警方先后发生几次小摩擦，胡佛总统感到必须立即遣散请愿队伍，让他们迅速离开华盛顿。于是，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美国陆军。在与政府和军队高层的一次会议中，请愿军领导人希望政府承诺，在部队进入请愿者的宿营地时，必须要列队而行，给予这些退伍军人最后的尊严。当时在场的麦克阿瑟立即答道：“没问题，当然可以，我的朋友们。”[8]7月28日，在陆军与请愿者发生几起暴力冲突后，情况开始变得复杂起来，胡佛总统责令美军迅速处理补助金大军的对抗行为。艾森豪威尔当时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放任不管，请愿者和美军之间必定会爆发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不想让军队过多地介入此事。为此，艾森豪威尔不得不耍了个小把戏，希望借此避免麦克阿瑟的直接干预。艾森豪威尔任命一名颇有能力的准将佩里·迈尔斯来指挥军队，年轻的装甲兵少校乔治·巴顿指挥坦克部队。坦克的出动清楚地表明，请愿者试图抵抗的后果将会是什么。但是当他意识到麦克阿瑟打算亲自到场指挥镇压行动时，艾森豪威尔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当天早上，他和麦克阿瑟都穿着便装来到办公室。麦克阿瑟让艾森豪威尔回家去换军装，自己派勤务兵回营房去取他那套挂满勋章的军装;但是艾森豪威尔竭力反对，并且和麦克阿瑟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坚持认为麦克阿瑟亲临指挥会引发严重的后果，会让整个行动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使军队和请愿者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从而最终失去民主党人对他们的支持。(艾森豪威尔后来说道：“我告诉那个蠢货他没有必要和这件事扯上关系，我告诉他那根本不是一名陆军参谋长应该去的地方。”[9])一贯喜欢用第三人称指代自己的麦克阿瑟答道：“麦克阿瑟已经决定要到现场指挥疏散行动。”此外，他还补充说：“反动革命已经初露端倪。”[10]艾森豪威尔无可奈何，再次向麦克阿瑟建议，如果他非去不可的话，他们两人应该身着便装出行。但是，就连这条建议也遭到麦克阿瑟的拒绝。
最后，麦克阿瑟与艾森豪威尔穿着整齐的军装出现在衣不蔽体的请愿者面前。陆军部长对这次任务有极为详尽的说明：胡佛总统希望出动军队能够使示威者驯服，但不想因此引发任何暴乱，因此士兵的行动必须有节制。同时他还下令，所有士兵都不得越过安那柯斯提河，也不得靠近河对面示威者们的主营区。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说，当时他明确提醒麦克阿瑟，而且胡佛总统也派一位传信官带来了关于此次任务的具体指示。但是麦克阿瑟却说：“我不想听什么指示，把他给我打发走。”麦克阿瑟是在掩耳盗铃，他觉得只要自己不接待这个传令官，他就没有必要遵命行事，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人能够对他发号施令、指手画脚。于是他命令军队跨过安那柯斯提河，一举捣毁闹事者的营地。
当时的场面惨不忍睹，那些老兵们可怜的棚屋很快就被焚烧殆尽。艾森豪威尔十分清楚，军队的暴力行为会引发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人们会越发同情请愿者们的处境，从而越发厌恶胡佛政府。于是，他试图劝说麦克阿瑟离开现场。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不过是一场民间运动，很快就会不了了之，军队没有必要过分干预。可是劝说麦克阿瑟离开引人注目的事发现场就像劝说一只飞蛾远离烛火一样徒劳无功。麦克阿瑟本来就是有意要成为新闻报道的焦点，为此他特意在当天晚上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它给胡佛政府带来了一次致命的信任危机，在接下来的总统大选中极大地帮助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斯福)。麦克阿瑟不但没有就这场新闻发布会请示胡佛，而且还在记者面前大肆赞扬胡佛对请愿者的强硬态度，“如果再等一周，恐怕我们的政府就要身陷险境了”。[11]然而，这一次麦克阿瑟的马屁拍错了地方，他的说辞让人们瞬间认定“胡佛武力镇压退伍军人”的假想。此举让胡佛如坠深渊、百口莫辩，人们一致认为，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是胡佛指使的，这无疑对胡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没有人比罗斯福更清楚这是他锁定总统宝座的良机。
美国军队的无情镇压只能使成千上万生活困顿的普通民众更加同情那些和他们处境相同的退伍老兵。在这次事件中，麦克阿瑟给美国人民留下了永久的印象：一个滥用武力、作威作福的太爷，只会利用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镇压人民，是一个无法信任其政治立场的军国主义者。然而在某种意义上，麦克阿瑟却由此达到了他原本想要达到的目的。此前右翼分子一直将“补助金大军”视为对自己的重大威胁，而麦克阿瑟的行为却帮他们排除了隐患。因此麦克阿瑟和右翼势力的关系空前密切，并且很快就成为这伙恶名昭彰而又日渐衰颓的政客心目中最受欢迎的美军将领，这些人痛恨罗斯福“新政”的每一条措施。虽然此时麦克阿瑟对政治事件的参与远远超出任何一位将军应有的范围，但是这却使他逐渐远离那些在政途上蒸蒸日上的人，反而沦落在那些失势的人群当中。
在镇压请愿者的当天，这两位主角的表现让人们清楚地认识了这两位个性迥异的陆军军官。虽然这两个人后来在美国历史上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却有着天壤之别。艾森豪威尔有着极高的政治敏锐性，对政治事件的预测有着某种天生的直觉，他深谙政治技巧，对普通劳苦大众的艰辛感同身受、充满怜悯;而麦克阿瑟却认为“补助金大军”是在蓄意谋反，会严重地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秩序。更重要的是，他身着戎装、挂满勋章，是为了站在全国舞台的中心，接受所有媒体的关注。
麦克阿瑟对国情和国家处境的感知常常与事实相去甚远。由科技创新和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强大动力驱使美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前行进，而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却越来越年老昏聩、刚愎自用。他对华盛顿当时的诸多政治改革都怀恨在心，而且把政见不合化为个人仇恨。在他看来，“新政”的支持者们除了颠覆传统以外，没有取得任何进步。“新政”的支持者就是他的敌人，是想篡夺他的领导地位的阴谋家。实际上，罗斯福的支持者们之所以会激怒麦克阿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些人不像因循守旧的老一辈那样对麦克阿瑟言听计从。麦克阿瑟对这些不买账的后起之秀恼羞成怒。虽然他先后为两任民主党政府服务，但内心却将他们视为毒药，他对罗斯福的仇视尤为刻骨。罗斯福精明老到、深谙世故，轻轻松松就将麦克阿瑟玩弄于股掌之间。更令麦克阿瑟愤懑的是，他竟然发现罗斯福比自己更加善于使用老派的手段对付他。罗斯福对麦克阿瑟的评价一针见血，颇为辛辣，他认为麦克阿瑟可用而不可信。罗斯福曾经对自己的助理雷克斯福德·塔格韦尔说过，休伊·朗是美国国内最为危险的两个人物之一。塔格韦尔于是问另一个危险人物是不是科格林神父，这个当时在电台节目中散布仇恨言论的人。“噢，不，”罗斯福答道，“另一个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2]
在“二战”期间，麦克阿瑟和罗斯福之间上演了一场最为复杂的拉锯战。一方是出类拔萃的政治家，另一方是同样出类拔萃但满腹怨恨的大将军。有一次，罗斯福对麦克阿瑟说：“道格拉斯，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位一流的军事家，但是我同样知道，你也是一个最糟糕的政治家。”[13]后来，麦克阿瑟经常引用罗斯福的这句话，用以证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也许罗斯福所言非虚，麦克阿瑟并不具备真正的政治素养，所以圆滑世故、气度非凡的罗斯福才能轻松地控制住麦克阿瑟，让他动弹不得。罗斯福对麦克阿瑟的了解(以及麦克阿瑟对总统之位的热烈渴望)要远比麦克阿瑟对罗斯福的了解更为深刻。虽然麦克阿瑟一向对总统宝座虎视眈眈，但由于他不懂得如何拉拢普通选民，因此总统先生从来不把麦克阿瑟当作自己的威胁。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罗斯福保存了一份麦克阿瑟在“二战”爆发前呈交给华盛顿的报告。报告中麦克阿瑟极其自信地宣称，他能够守住菲律宾群岛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要塞。在他看来，“敌人完全没有能力对我们的岛屿发动空中进攻”。除此之外，罗斯福还保留了另外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足以清楚地解释为什么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在获知日军偷袭珍珠港九小时后，还让日本人轻易炸毁克拉克机场上的飞机。所有这些都是麦克阿瑟司令部指挥不力的结果。
罗斯福和麦克阿瑟之间互不信任。一向自视甚高的麦克阿瑟在罗斯福面前终于感觉到什么叫棋逢对手，而无法战胜对手的事实又让他对罗斯福充满嫉恨。1945年4月，在欧洲战场取得胜利的前夕，罗斯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世长辞。举国上下都沉浸在对这位总统的哀思之中，但麦克阿瑟却毫无伤感。在听到罗斯福去世的消息后，麦克阿瑟转过身去对一名参谋邦妮·菲勒斯说道：“罗斯福终于死了。他是一个能用谎言来粉饰太平而绝不会说真话的人。”[14]所有听到麦克阿瑟这句话的人都感到极为震惊。人们很难想象会有人像麦克阿瑟那样，在听到自己的总统溘然长逝时，居然还能够说出这么刻薄狠毒的话来。
麦克阿瑟对罗斯福的记忆都是负面的，满腹不平，没有任何的喜悦。麦克阿瑟已经忘记，1942年初，当他身陷菲律宾，而日本人已经端了自己的司令部时，是罗斯福出面解围，下令对他进行营救。同样，麦克阿瑟也已经忘记，当他和海军高层在就太平洋地区的作战方式及如何夺取日本主要岛屿出现激烈争执时，是罗斯福在关键时刻同他站在了一起。可是在麦克阿瑟看来，罗斯福为他所做的一切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罗斯福没有为他做什么。事实上，正是罗斯福总统的命令使麦克阿瑟撤出菲律宾成为美国外交史上的一次胜利，更为麦克阿瑟赢得了无上尊严，使他一跃成为公众神话。在抵达澳大利亚之后，他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我会回来》的声明。华盛顿方面曾经想让他将这次演讲的题目改为《我们会回来》，但是他执意不从;他认为这是一句极为个人主义的誓言，除此之外，这项任务也将由他一手完成，因此这篇宣言就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样子。[15]在那段危机重重的黯淡时期，美国民众迫切需要英雄的出现，而麦克阿瑟的撤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视为一种壮举。在这一过程中，罗斯福无疑帮了麦克阿瑟的大忙，麦克阿瑟自己在战争初期的错误判断和指挥失职却被掩盖了起来。换了其他任何一位将军，如果犯了与麦克阿瑟同样的错误，可能早已被撤职退伍了。可是人们听说的却与事实大相径庭，这个故事里充满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概：“麦克阿瑟活着是为了明日再战。”也许没有什么能比威廉·多诺万(华尔街律师，后成为战略情报局及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话更能表达人们对麦克阿瑟的英雄崇拜了。“伟大的麦克阿瑟，”他当时说道，“他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在寡不敌众、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在被敌军占领的海洋和天空中，他仍在为了自由而浴血奋战。”[16]不过即使这样的奉承，麦克阿瑟也毫不领情，在“二战”和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不许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踏入他的领地一步。
在“二战”时的欧洲战场，许多年轻有为的军官(无论是战地指挥官还是参谋军官)都主动投奔到艾森豪威尔麾下。但是在麦克阿瑟统率的太平洋战场，情况却完全相反，从战争之初到最终撤离日本，麦克阿瑟的部下中既没有什么人功成名就，也几乎没有人员变动。约翰·甘瑟在1950年11月写道：“麦克阿瑟需要补充一些新鲜的血液，可惜他绝不会允许自己身边的人晋升得太快，有人甚至这样说道：‘麦克阿瑟的手下没有人胆敢自居第一。’”[17]
麦克阿瑟的忠实信徒们被称为“巴丹帮”，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考验，成为其中一员就意味着承担压力。被纳入“巴丹帮”的人，都是那些伴随着麦克阿瑟走过低谷时期的人。当麦克阿瑟在菲律宾受到日本人的四面夹击被迫撤往澳大利亚时，并无多少人愿意死心塌地跟随麦克阿瑟，但内德·阿尔蒙德是个例外，他是麦克阿瑟在日本时的参谋长，一直是麦克阿瑟最亲密的幕僚之一。到朝鲜战争爆发时，麦克阿瑟身边已经聚集了一批从30年代起就追随着他的下属，而他的高级幕僚也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来自这个群体。这是一个极端排外的群体，除了圈内人之外谁都不信任。当德高望重的作家兼剧作家罗伯特·谢伍德(曾经在“二战”中坚定地支持罗斯福)抵达麦克阿瑟的总部时，立刻感到自己被包裹在敌意之中，似乎总部中的所有人都对其他军事集团与政治阵营怀恨在心，这让谢伍德感到深深的恐慌。1944年，谢伍德来这儿是为了给麦克阿瑟带来一个好消息：盟军已经越过雷马根大桥，这是向德国进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但是当他告诉查尔斯·威洛比这一消息时，后者却厉声斥责道：“除了这里的事，我们他妈的才不在乎在欧洲发生了什么。”谢伍德后来在给总统的信中写道，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毫无疑问地处处弥漫着一种妄想，仿佛他们正在遭受来自外界的残酷迫害。如果你听过这里的参谋们的谈话，你就会觉得美国陆军部、国务院乃至白宫都处在‘共产主义者和英国帝国主义’的掌控之下”。[18]
罗斯福始终认为，麦克阿瑟是个和美国政治彻底绝缘的人，整日对自己的痴心妄想浮想联翩，毫不关注国内日新月异的政治经济现状。1936年总统大选时，麦克阿瑟坚信艾福·兰登能够击败罗斯福，而他的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和兰登一样都来自堪萨斯州)却认为兰登没有胜算，这让麦克阿瑟大为气恼。艾森豪威尔只好给麦克阿瑟看了一封信，这封信是艾森豪威尔在堪萨斯州阿比林城的一位朋友写来的，信中暗示兰登可能连在自己的老巢堪萨斯州都难以获胜。而麦克阿瑟则认为艾森豪威尔和另一位同样怀疑兰登获胜的军官是“胆小怕事、目光短浅的一类人。即使有足够的证据也不敢做出判断”。[19]后来，兰登虽然赢得两个州，却输掉了四十六个州，其中就包括堪萨斯州。
到1944年太平洋战争中期时，已经有传言说麦克阿瑟和罗斯福总统关系恶劣。一些最为痛恨罗斯福的共和党右翼分子趁机极力怂恿麦克阿瑟参加总统竞选。其中，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A. L. 米勒将麦克阿瑟的参选视为拯救美国的唯一希望。他写信给麦克阿瑟说：“我深信，除非有人能立即阻止‘新政’改革，否则美国必将走向穷途末路。”米勒在信中大肆攻击当时的政治和军界要人，言辞中充满各种妄想。米勒这种人本该遭到唾弃，而麦克阿瑟却经常与他交换意见。他给这位国会议员回信说：“对您的智慧之言和政治立场，我深表赞赏。”他还批评当时的社会“混乱不堪”。他写这话时，恰逢美国全面转向战争，各行各业的美国民众都心怀善意、坚定不移地为国奉献和牺牲。
这些事实丝毫不能阻止麦克阿瑟和米勒的书信往来。米勒写道：“这个建立在美国的君主政体会极大损害普通人民的利益。”麦克阿瑟回信称：“您对美国现状的剖析深刻而清醒，一定会激起真正的爱国志士们的深刻反思。”[20]麦克阿瑟对于米勒的阿谀奉承大为欢喜，对他来说，被他人崇拜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为重要。喜欢巧言令色之徒是麦克阿瑟的一个致命弱点，并且一步步将他引入歧途。然而米勒对能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与自己英雄所见略同而感到异常兴奋，因此他不顾此时如火如荼的太平洋战事，贸然公开了自己和麦克阿瑟的通信，这实在令麦克阿瑟尴尬不已。于是麦克阿瑟只好解释说，这些信件纯属私人信件(这倒不假)，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政界领袖或政治哲学所批评(这当然不对)。但是，这些信件对他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在阿瑟·范登堡参议员(麦克阿瑟的朋友和支持者，孤立主义的化身)的敦促下，麦克阿瑟不得不发表声明，称自己无意在共和党大会上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但事实证明，麦克阿瑟口是心非。范登堡认为，如果麦克阿瑟参加提名竞争，无疑将会沦为世人的笑柄。最后的提名结果是，汤姆·杜威获得了1056张选票，而麦克阿瑟获得一票，只有一位与会代表选择站在麦克阿瑟一边。可以肯定的是，1944年是麦克阿瑟在政治上最不痛快的一年，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麦克阿瑟并未因此放弃对总统职位的觊觎。
1946年5月，时任陆军参谋长的艾森豪威尔在东京拜访了麦克阿瑟将军。其间，他们谈到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麦克阿瑟极力怂恿艾森豪威尔参选，作为回应，艾森豪威尔也力劝麦克阿瑟参与角逐。[21]虽然当时麦克阿瑟声称自己年事已高，不太适合大型选举，但艾森豪威尔对麦克阿瑟的野心和虚荣却深为了解，他知道麦克阿瑟的答复不过是口是心非。回到华盛顿以后，艾森豪威尔就对杜鲁门提及此事，说麦克阿瑟很有可能参加1948年的总统大选。当时的环境对麦克阿瑟也确实十分有利：战争刚刚结束，国家万象更新、百废待兴，而麦克阿瑟在日本推行的民主改革又卓有成效，这些无疑将为其竞选之路积蓄力量。因此，1947年麦克阿瑟就放话给自己的支持者们，说他并不会追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但如果被委以此任，他也会乐意效劳。与此同时，他还向支持者们保证，参与竞选，他责无旁贷。事实上，在1948年的大选前，提名麦克阿瑟的呼声极高，可惜他对国情毫不了解。麦克阿瑟即便一直留在国内，他也可能远离同胞，更何况到1948年为止，他已经离开美国长达十余年了。
当时，成千上万美国人正在逐步走向中产阶级，这一变化很快就对美国的两大党派产生重大影响。随着经济基础的好转，曾经支持民主党的选民们开始对自己的选票更加审慎。即便如此，由于“新政”改革行之有效，罗斯福仍然得到了相当多选民的支持。那些力挺麦克阿瑟竞选总统的人认为，罗斯福的“新政”不过是其漫长而又危险道路中的第一步，这条道路终将会使美国走向共产主义。麦克阿瑟最忠实的支持者都来自中西部地区，其中又以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管辖的地区最为突出。麦考密克是《芝加哥论坛报》的业主，也是当时最主要的孤立主义者。虽然麦克阿瑟自己并不是孤立主义者，但他很乐意与这些人为伍。因此，麦克阿瑟最强硬的支持者是孤立主义者、本土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反犹主义者和仇视劳工的人。这些人无一不坚定地认为自己是“美利坚主义”最忠实的代表。1948年总统竞选前夕，麦克阿瑟的好友乔治·凡·霍恩·默斯利少将写信向他表态道：“大量的敌人对您闻风丧胆，包括产业工会联合会、共产党和犹太人等，甚至连沃尔特·温切尔(喜欢说长道短、评论时政的专栏作家)和德鲁·皮尔逊(此前和麦克阿瑟有摩擦的自由主义专栏作家)这样的讨厌鬼，也无不对您敬畏有加。”[22]鉴于此，当时著名的散文家约翰·麦卡顿在《美国信使报》上写道：“为麦克阿瑟摇旗呐喊的都是右翼集团中最糟糕的一帮人，包括那些露骨得像疯子一样的圈外人，这当然未必是麦克阿瑟的错，但肯定是他的不幸。”[23]面对这些人鼓动他参加1948年大选，麦克阿瑟则以典型的语气这样回答：“我只能说，我决不会因为将要面对危险和责任就拒绝美国人民的希望，无论我应当如何谦逊，我都必须勇敢地忠于我的人民。”[24]他说得如此高尚，似乎无人可及。
那些鼓动麦克阿瑟竞选1948年总统的人都是些政治门外汉，他们满怀所谓的热情、正义感和愤怒。无论是同事还是朋友，他们身边的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一拍即合，在他们的世界中很少有异议的声音。此外，他们对于如何运用政治手段也一无所知。麦克阿瑟竞选的试验田定在威斯康星，这是麦克阿瑟幼年时曾居住过的地方。像许多军人世家一样，麦克阿瑟家族也在当地有着广泛的人脉。此外，威斯康星州不但是美国中西部的心脏地区，还是《芝加哥论坛报》的影响区域。麦克阿瑟的老朋友罗伯特·伍德当时是孤立主义组织“美国第一委员会”的领导人，他成为麦克阿瑟最主要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伍德信心满满地认为麦克阿瑟至少会赢得威斯康星州27张选票中的20张。由于麦克阿瑟当时是缺席竞选，支持者们就对外宣称，他们的民族英雄由于忙于国事而无法参加竞选，因此总统职位非他莫属。他们之所以确信将在威斯康星州大获全胜，是因为麦克阿瑟根本不屑于亲自到该州拉选票，因此他们将要在候选人缺席的情况下，在威斯康星州大干一场。但是事情从一开始就没有他们想的那样顺利，他们甚至很难得到退伍军人的支持。民意调查显示，麦克阿瑟并不受普通士兵爱戴，更别提从退伍军人处得到选票。实际上，那些曾在麦克阿瑟手下任职的军人更欣赏的，恰恰是麦克阿瑟最厌恶的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威斯康星州被视作麦克阿瑟竞选的第一站，但很快就结束了。前明尼苏达州州长哈罗德·斯塔森巧妙地赢得了40%的投票和19张选举人票的支持;后来继续参与并终获提名的托马斯·杜威则获得20%的投票，但未能赢得选举人票;而麦克阿瑟，在这片本该拥有主场作战优势的地区，只赢得了36%的投票和8张选举人票。第二天，美国驻日大使威廉·西博尔德到第一生命保险大厦开会。麦克阿瑟的参谋长保罗·缪勒少将拦住西博尔德，并示意他离开。他告诉西博尔德：“将军现在情绪异常低落，脾气很不好。”[25]西博尔德只好决定改日再来。虽然1948年麦克阿瑟的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最终遭遇彻底的失败，但却有力地证明了一件事：即使是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到了暮年，麦克阿瑟也始终对总统宝座一往情深。
从一开始，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之间就注定无法和谐相处。麦克阿瑟对杜鲁门毫不尊重，杜鲁门同样也打心眼里不喜欢麦克阿瑟，更谈不上对他的信任。1945年，杜鲁门上任之后不久就在日记中写道：“我要怎样处理与一位妄自尊大的五星上将之间的关系呢?麦克阿瑟比波士顿的卡伯特家族和洛奇家族更难对付。那两家人至少在采取任何举动之前还会互通有无，而麦克阿瑟呢?只有上帝知道他要做什么。更可悲的是，美国政府的要职上却有这样一位自命不凡的顽固分子。我不知道1942年罗斯福总统究竟为什么没有命令温赖特从科雷吉多岛返回美国，而让麦克阿瑟做一名烈士……如果当时召回来的是温赖特，那我们将拥有一个真正的斗士、一位真正的将军，而不会像现在这样，拥有的只是一个演员、一个说谎精。很难想象，美国在造就罗伯特·李、潘兴、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等英雄的同时，还会诞生像卡斯特、巴顿和麦克阿瑟这样的蠢材。”[26]
在麦克阿瑟的眼里，杜鲁门的信任可有可无。杜鲁门虽然勤劳刻苦，却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政治家、一个差劲的民主党自由派分子、令人讨厌的罗斯福的指定接班人。麦克阿瑟怎么也想不通：一个“一战”时的小小国民警卫队队长，一个毫无建树的小人物怎么能够在自己的头上发号施令?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都把彼此看作异类，水火不容。他们的出身背景与个人经历完全不同，因此对荣誉和责任的理解也大相径庭，从1945年4月杜鲁门成为总统的那天开始，这二人之间就矛盾重重。时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汤姆·康纳利曾经警告杜鲁门，不要让麦克阿瑟代表美国去接受日本的投降。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康纳利对我说，如果我把道格拉斯的威望树立起来，他必将在1948年的大选中与我竞争。我告诉汤姆说，我不会参加1948年的大选，那样我就不用再和道格拉斯打交道了。”[27]
杜鲁门总统和他的高级军事官员都认为，太平洋战争刚一结束，麦克阿瑟就表现得行为失常。他们的意见分歧首先发生在军队裁员问题上。在世界恢复和平后的第一个月里，杜鲁门总统及其幕僚决定放缓战后的裁军计划。然而，1945年9月17日，麦克阿瑟却在东京宣布，由于战后日本社会稳定、人民生活秩序正常，所以他不用50万美军驻守日本，20万人就已足够。杜鲁门政府认为，麦克阿瑟在这个举国上下一致要求裁军的当口抛出这样的言论，会让政府的批评者喝彩，而且他是故意这么干的。
在布莱德雷和艾森豪威尔眼中，这是麦克阿瑟行为乖张的一个典型例子。作为军人，他不应该干涉政治，不应该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不应该把自己的政治利益放在国家安全之上。如果是其他军人做了这样的事情，就会立即被解除军职，或者至少遭到重处。但是没有人敢于公然反对麦克阿瑟，而他也总是专断独行。即使是在战争时期，五角大楼定下来的计划本应得到立即执行，但是对于麦克阿瑟来说，这些计划仅供参考。[28]然而，没有哪个身处后方的官员想去惹恼麦克阿瑟。在裁军这件事上，杜鲁门总统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他得知麦克阿瑟的发言后，大为光火，一度想要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总统助理埃本·埃尔斯在日记中写道：“总统因麦克阿瑟的言论而大声咆哮，说他‘一定要在合适的时候收拾一下那个把事件闹大的家伙’。他还说自己已经厌倦了无所事事。”[29]这件事情让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而后来发生的事情更使两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最后，在杜鲁门的指使下，马歇尔在发给麦克阿瑟的一封电报中轻描淡写地批评了后者。电报上说，你在日本的言行使国家在平时征兵和维持海外兵力更加困难。最后马歇尔还写道，今后如果再想发表类似言论，应当先与国防部协商。[30]
1945年的9月和10月，杜鲁门总统连续两次要求麦克阿瑟回国述职，以接受全国人民对他的感激之情。到时候他会让麦克阿瑟在参众两院发表演讲，并由国家授予他陆军服役优异十字勋章。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是新任总统的一次盛情邀请，但实际上这是三军统帅对他下达的命令。然而麦克阿瑟丝毫没有把它当作命令看待，连续两次拒绝了杜鲁门总统。尽管他是五星上将，是美国的最高级军官，但是以他的身份来说也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如果总统召他前来，无论麦克阿瑟正在做什么事情，都应当听从指挥。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对杜鲁门总统表现得很不尊重，仿佛他们二人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或者是他的地位更高一些)，因此他根本不需要听从总统的命令。麦克阿瑟回复总统说他在东京很忙，如果现在离开的话，东京将会陷入危机，因为那里存在着“极其危险甚至一触即发的局面”。杜鲁门听后大为恼火，前不久麦克阿瑟还说，他只需要原来一半的兵力就能够维持日本的稳定，而现在又说当地的局势不稳，这简直是信口雌黄。当然，麦克阿瑟也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对自己的一名助理说：“我打算做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拒绝总统召回命令的将军。我会告诉他们，有成千上万的事正等着我去做，我没工夫回去述职。”[31]实际上，他对助理说的原话要比这更刻薄。麦克阿瑟坚持认为，如果他现在就离开日本的话，整个日本乃至整个亚洲都将失去控制。他还对其他助理说过，他只会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日程，选择在最方便的情况下回国。显然，麦克阿瑟是在闹情绪。当麦克阿瑟的一位朋友劝他回国时，他勃然大怒：“要我现在回国，门儿都没有。这一次我必须这么做。我曾经对他们唯命是从，但反过来，总统也好，国会也好，马歇尔也好，都跳出来攻击我。他们最终都可以获得胜利全身而退，而我呢，苏联人追着我，共产党恫吓我。不过这反而把我推到风口浪尖，就连华盛顿也没法打败我。我真是要感谢苏联人让我反败为胜，我真想给他们颁发一枚勋章……”[32]
一个是总统，一个是将军，没有哪两个人会比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职业生涯更具反差。早在“二战”之前，麦克阿瑟就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国家英雄，而杜鲁门此时还屡战屡败，处处碰壁。20世纪30年代初，当麦克阿瑟违背命令，越权镇压“补助金大军”时，杜鲁门作为“补助金大军”的成员之一，身处人生低谷，处处如履薄冰。杜鲁门军事生涯的最高峰是在“一战”时作为密苏里州国民警卫队上尉参加了美国远征军出征法国，而麦克阿瑟也参加了这次远征。不同的是，杜鲁门的表现连给麦克阿瑟的杰出表现做注脚都不够。然而，所有这些强烈的对比都没有影响到1945年时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总统，一个是将军。
从一开始，杜鲁门就对麦克阿瑟这样一个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总司令感到头痛不已。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想法频繁地在杜鲁门的头脑中闪现。然而在发生裁军事件之后，当有人向杜鲁门建议撤销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时，总统先生却回答：“再等等，还要再等等。”[33]麦克阿瑟的这一计策一直让他庆幸不已，他知道自己所选择的职位既重要又微妙，因此总统先生绝对不敢轻易撤销他的职务。
在美军刚刚介入朝鲜战争的那段阴云密布的日子里，杜勒斯赶赴朝鲜与麦克阿瑟进行磋商。在开过多次会议之后，他返回华盛顿向杜鲁门汇报朝鲜战场的局势，建议杜鲁门立即更换司令。他指出，麦克阿瑟老迈，注意力也有衰退的迹象。但是杜鲁门觉得自己很难做出这样的决断。他告诉杜勒斯，自己的双手被什么东西束缚住了。由于麦克阿瑟极端热衷于政治活动，同时又资历深厚，他很有可能会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为了不让麦克阿瑟达到目的，杜鲁门只得让他远离美国。杜鲁门还补充道，只有将麦克阿瑟派往朝鲜，“才不会让麦克阿瑟在国内掀起滔天巨浪，因为美国人一直将他视为民族英雄”。[34]这一决定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总统先生将要依靠一个自己既不喜欢又不信任的将军来指挥一场远在千里之外的战争。不但如此，出于某种复杂的政治因素，杜鲁门甚至不敢把他替换掉。
麦克阿瑟自视为美国历史继往开来的继承者，只有华盛顿和林肯才能与他相提并论。(他曾经说过：“我有两名最重要的顾问，一位创立了美国，一位保卫了美国。如果你仔细查看他们的生平，你就会找到答案。”[35])在担任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官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华盛顿的肖像挂在办公桌后面的墙上。而战争胜利后，据西德尼·麦斯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回忆，麦克阿瑟在办公室向华盛顿的肖像敬礼时说：“尊敬的先生，虽然他们穿的不是红色军服，但我一样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36]而他几乎对其他总统都深恶痛绝。在麦克阿瑟看来，罗斯福就是罗森菲尔德，而杜鲁门则是“住在白宫里的犹太人”。有一次，他的军事秘书鲍尔斯满腹狐疑地问道：“白宫里的哪个犹太人?”麦克阿瑟回答：“杜鲁门。你可以从他的名字就看得出来，或者看看他的那张脸就行了。”一次，为了反驳鲍尔斯说他几乎不喜欢所有美国总统的话，麦克阿瑟说道：“胡佛总统，他还不算太差。”[37]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好转的迹象。他们两人几乎从未真正有过共同的目标，也从未达成过任何共识;他们站在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场战争，对于怎样获取战争的胜利，对于美国需要对这场战争投入多大的努力，他们的认识都相去甚远。可是冤家路窄，从1950年的6月25日开始，这两个思想意识迥异的人物却因朝鲜战争而时刻纠结在一起，时间之长，关系之密，史上少有。在朝鲜战争的过程中，杜鲁门发现自己的宝座时常因无法控制麦克阿瑟而受到威胁，但麦克阿瑟也因对杜鲁门的无礼和怠慢而使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受到了严重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