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云山惊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
1950年10月20日，美军攻占平壤。一直自诩精通所谓东方心理学的麦克阿瑟断言，中国一定不会参战。因此，他不顾天气、地形等不利因素，要求各部队迅速北上，准备在圣诞节前到达鸭绿江畔。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云山一带设伏待机，于11月1日对行进至此的美第1骑兵师发起猛攻，全歼一部并将其击溃。
一正是美军远东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警兆的麻痹大意，一场小规模战役才会最终演变为一场大规模战争。
1950年10月20日，美军第1骑兵师直捣平壤。然而事后，关于究竟是谁先抵达该地的问题，第1骑兵师第5团与韩军第1师却各执一词。实际情况是，骑1师防区内所有通往大同江的桥梁都被敌方炸毁，因此拖慢了他们的行军速度，而韩军趁机抢先一步进入这座几乎已经被夷为废墟的城市。尽管如此，美军上上下下仍然额手称庆，因为在他们看来，拿下这座城池就意味着这场战事已经接近尾声。为了能让所有人知道，在美军诸多作战部队中是骑l师首先到达平壤的，一些官兵甚至还带着颜料与刷子，在城里的大街小巷涂满了该师的徽标。
此外，在平壤的各个角落，到处都有士兵三三两两地私下里进行庆祝。第99野战炮兵营的前方观察员菲尔·彼得森中尉正在与骑1师8团3营的好友沃尔特·梅奥中尉互相道贺。他们两人不仅是推心置腹的挚友，而且还是患难与共的知己。彼得森认为，只有军队才能造就这种非同寻常的真挚友情。沃尔特才智过人、老于世故，他曾经就读于波士顿学院，其父也是该校的音乐系教授，而彼得森出身候补军官学校，此前只在明尼苏达州的莫里斯读过几年书;上到九年级的时候，为了赚取五美元的日薪，他不得不弃学去田间劳作。在平壤的时候，沃尔特从苏联驻平壤大使馆的大型酒窖里搞到过一瓶俄罗斯气泡酒，然后和彼得森就用自己野战炊具箱里的金属杯一起分享了这瓶看似香槟一样的烈酒——那种辛辣刺鼻的味道简直令人作呕。[1]
驻平壤3营L连的比尔·理查森上士同样感到如释重负，他知道这里的战事已经基本结束，骑1师很快就可以从朝鲜撤军。这不仅仅是因为军中早已众口相传，而且连部也下令要求所有具备装船经验的士兵向上级报告。毫无疑问，这代表他们马上就能够凯旋。此外，还有一个迹象足以表明战争即将结束，就是上级下令让他们上缴大部分军火。这样看来，从各级指挥部传出来的那些只言片语一定不是空穴来风。
在自己的排中，理查森一直以元老自居，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是新面孔。他时常回忆起三个月前那些与他一起出发的战士，对他来说，这短短的三个月似乎要比此前他人生当中的21个年头还要漫长。其他人不是阵亡就是受伤，或者在战斗中失踪，唯一一个与他一起熬过这三个月的是他的好友吉姆·沃尔什上士。一天，理查森找到沃尔什，对他说：“老天，我们成功了。伙计，我们到底还是挺过来了。”[2]于是，他俩一边相互庆贺，一边仍对自己的好运将信将疑。这次小小的庆祝会发生在10月底，然而第二天上级又将弹药重新分配下来，并且下令让他们一路北上，去援救那些身陷困境的韩国部队。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听说东京将要举行一场胜利大阅兵。据说届时骑1师会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表现英勇，更因为他们一直都颇受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赏识。他们还听说，阅兵式前要拿回黄色骑兵领巾，还要把自己拾掇得精神一点儿，不要看起来灰不溜秋的。是啊，总不能破衣烂衫地走过东京的银座吧?于是，骑1师决定在路过麦克阿瑟位于东京第一大厦的总部时好好表现一下。他们的确应当好好表现一下了。
总而言之，驻韩美军当时的心态十分复杂，一方面过于乐观，另一方面在精神和体力上都极度疲劳。有人甚至设下赌局，赌他们出海的具体时间。至于从釜山到平壤的战斗有多么凶险，对那些初来乍到的替补士兵来说只是听说过而已。重要的是，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这本身就是莫大的安慰。一名来自俄亥俄州名叫本·博伊德的年轻中尉在平壤加入骑1师，任1营B连某排排长。四年前，博伊德从西点军校毕业，所以非常渴望在这里一试身手，但当他听说这个排的近况时，却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一位高级军官问他：“中尉，你知道你对这个排意味着什么吗?”博伊德答道：“不知道。”“这就对了，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中尉。从我们来到朝鲜以后，你已经是这个排的第十三任排长了。”[3]从那一刻起，博伊德决定，他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了。
他们在平壤的最后几天里还发生一件事，那就是鲍勃·霍普前来劳军演出。这可不是一次寻常的演出：这位大名鼎鼎的喜剧演员曾经在“二战”时为军队作过一场又一场表演，而现在竟然来到朝鲜的首都为他们讲笑话，当天夜里，骑1师的许多士兵纷纷前来观看霍普的表演。可是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带着重新配发的弹药，一路北上奔赴云山，去那里解救被围追堵截的韩国军队。在他们看来，韩国士兵总是陷入这样那样的麻烦，而他们无疑只是去收拾残局而已。
因此，从出发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是的，虽然他们已经拿回部分弹药，但问题是，究竟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他们是应该穿上特意为东京阅兵式准备的制服呢，还是应该裹上笨重的冬装呢?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全都选择了前者。但是，朝鲜的冬季—— 一百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季——即将来临。他们北上的目的地距离朝中界河鸭绿江只有咫尺之遥，因此十分危险，但是这支队伍上到军官下到士兵，无不认为自己早已脱离险境。许多人还听说，就在两周前，麦克阿瑟与杜鲁门在复活节岛会面时，誓言要从朝鲜撤出一个整师的兵力转移到欧洲战场。
骑1师刚到平壤不久，麦克阿瑟也随即到来。“难道就没举办什么庆祝仪式来为我接风吗?”他一边下飞机，一边问道，“金大牙在哪儿?”[4]他打趣金日成，好像这位朝鲜的劳动党领袖已经成了他的手下败将。接着，他下令让所有从一开始就在骑1师服役的士兵出列。在当天集合的两百多名将士里，只有四个人站了出来，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挂了彩。检阅结束后，麦克阿瑟随即登机返回东京，并没有在朝鲜过夜。事实上，在坐镇指挥的这段时间里，他从来都没有在朝鲜待过一个晚上。
麦克阿瑟回到东京以后，华盛顿的一些高级将领认为他显然准备让美军继续深入北方。麦克阿瑟坚信，中国不会介入。当时的美军一往无前、所向披靡，而朝鲜人却溃不成军、望风而逃，因此，麦克阿瑟的将令也变得越来越不受约束，越来越含混不清。形势很明显，他志在挺进鸭绿江，直趋朝中边境，而对于华盛顿意欲强加于他却又不敢强加于他的那些步步紧逼的限令，麦克阿瑟根本就不屑一顾。就连参谋长联席会议(下面简称参联会)禁止派遣美军进入任何毗邻朝中边境省份的命令也丝毫没有放慢他北上的步伐。其实，这件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因为人人心里都十分清楚，麦克阿瑟只会听从一个人的命令，而这个人就是他自己。众所周知，中国军队早已在鸭绿江的对岸严阵以待。对他们意欲何为，麦克阿瑟自认为要比杜鲁门政府的高官更了如指掌。他曾经在复活节岛上告诉总统，中国绝对不会参战。就算他们真的参战了，他也完全有能力把朝鲜战场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杀戮场，这一点只怕人们早就有目共睹。对于麦克阿瑟及其手下来说，顺利穿越这片与阿拉斯加州有着相似气候与地貌的不毛之地，就等于从仁川登陆开始的北伐行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不仅仅是一场伟大的胜利，还是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佳话——因为华盛顿的大多数人极力反对时，麦克阿瑟将军却力排众议。因此，当麦克阿瑟下令让美军向北方挺进时，华盛顿的文武高官变得越来越惊惶不安。对于中国(实际上也包括苏联)究竟意欲何为，他们无法像将军那样镇定自若，而且联合国军不堪一击的作战能力尤其让人触目惊心。然而他们都十分清楚，麦克阿瑟极难驾驭——虽然他们都对这位将军敬畏有加。
如果说当前的局势对联合国军极为有利的话，那么在6月末朝鲜人民军刚刚越过三八线时，无疑是朝鲜人民军占了上风。他们似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而那些孱弱无能、疏于防范的美军与韩军却节节败退。然而，随后美军立即派遣大批精兵强将前来增援，再加上麦克阿瑟指挥的仁川登陆也大获全胜，从而使美军成功地深入朝鲜腹地。此后，朝鲜人民军已成强弩之末，尤其是在美军经过几番苦战拿下汉城[5]以后，朝鲜的抵抗能力几乎已经丧失殆尽。尽管华盛顿的高层大都对仁川一役赞赏有加，但是麦克阿瑟日渐增长的威望却让他们感到如芒在背。中国方面早已发出警告，扬言他们将要介入。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仁川登陆不仅让麦克阿瑟变得目空一切，而且让人们对他奉若神明。这位一直以精通所谓东方心理学自诩的将军曾断言，中国一定不会参战。然而在“二战”前夕，对于日本人的参战意图与作战能力，正是这位专家做出了大错特错的判断。后来，华盛顿的一些高官认为，在联合国军抵达平壤之后、北上云山之前，美国丧失了最后一次机会，从而使朝鲜半岛的战事升级为一场与中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
那些率军北上的将领同样感到惊慌不安。许多作战经验丰富的军官发现，在他们艰难跋涉的同时，这里气温骤降，地形愈加险峻，北上的征途正变得令人毛骨悚然。数年之后，韩军第1师师长白善烨(美国人眼中首屈一指的韩国名将)曾忆及这次北上时的不安——因为一路上他们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到处都是一片荒凉，仿佛与世隔绝。作为一名曾经参与过对日作战的资深指挥官，白善烨起初同样感到十分迷茫，直到后来才意识到，韩军所到之处，无一不是万籁俱寂、荒无人烟。就在此前，南下的难民总是络绎不绝，而这时路上却杳无人迹，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而他对此却一无所知。与此同时，这里早已是天寒地冻，气温差不多每天都要下降5摄氏度左右。
此外，感到不安的还有一些情报人员。他们从各种各样的消息来源那里获得了一些信息。这些传闻让他们确信，中国军队将于10月底前大举进军朝鲜。第1军(骑1师归其所辖)情报官珀西·汤普森上校是驻韩美军中一致公认的最佳情报员之一，对于这些传闻，他同样感到十分悲观。他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军队已到眼前，因此试图向上级发出预警。然而不幸的是，骑l师的高级军官对于东京总部的态度深信不疑，因而盲目乐观。于是，汤普森直接向骑1师8团团长哈尔·埃德森报告，说他认为该地潜伏有大批中国军队，但是埃德森和其他军官却认为他是在耸人听闻，因此对他的情报“置若罔闻、不屑一顾”。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他的女儿芭芭拉·汤普森·艾森豪威尔(即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儿媳)发现，父亲在从朝鲜战场寄来的信中一改往日的语调，好像就要与她生离死别一般。后来她回忆说：“他确信美军将一败涂地，而自己也要战死沙场。”[6]
汤普森完全有理由感到惶恐不安。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最初得来的情报准确无误：中国军队已经进入朝鲜，悄悄地潜伏在北方的群山之中，耐心等待韩军和联合国军一路北上，继续拉长已经吃紧的战线。他们没有打算立即对美军下手，而是要等到美军长途跋涉、精疲力竭之后再开始进攻，因为那时打败美军简直易如反掌。
“打到鸭绿江边去，”10月末，白善烨将军率领的士兵们摇旗呐喊，“打到鸭绿江边去!”[7]然而，就在10月29日，中国军队开始大规模出击。兵败如山倒，白将军后来这样写道。一开始，韩军将领不明所以，在中国军队猛烈的迫击炮攻击之下，韩军第1师第15团完全陷入瘫痪状态，第12团也随即遭到迎头痛击。接着，第11团(师预备队)的侧翼与尾部也遭到攻击。显然，敌军深谙用兵之道，因此白善烨认为这一定是中国人干的。于是，他迅速做出反应，马上把该师撤回云山镇内，从而保住了第1师的大部分兵力。这就像美国西部片中的那些场景一样，白将军后来写道，当白人遭到大批印第安人围追堵截时，只能采取迂回战术。同样，他的整个师也陷入了中国军队的“口袋阵”中。有些韩国部队就没那么幸运，也没碰上那么好的指挥官。
白善烨很快就明白，这一定是中国军队。战斗开始的第一天，15团抓到了一名俘虏。白善烨亲自对其进行审问。这名俘虏在35岁上下，身穿一件厚实的、正反两用的御寒棉衣，一面是土黄色的，另一面是白色的。“这种服装，”白善烨写道，“无疑是在雪原上进行伪装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此外，他还戴着一顶又厚又重、两边都有耳罩的棉帽，脚下穿着一双胶底鞋。对于这身装束，韩军很快就不再陌生。虽然此人略显木讷，但是在审讯过程中却承认，他来自中国广东省，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正规兵。他还告诉白善烨，附近的群山埋伏着中国数万军队，韩军第1师可能已陷入重围。
白善烨立即给军长弗兰克·米尔本(绰号大虾)打电话，然后将这名俘虏带往米尔本的大营。这次审讯由米尔本主持，白善烨不时插话。白将军后来写道，审讯过程大致如下：
“你是哪里人?”
“我是中国南方人。”
“你是哪个部分的?”
“我是39军的。”
“你都参加过哪些战役?”
“我参加过(中国内战时期的)海南岛战役。”
“你是中国的朝鲜族人吗?”
“不是，我是汉族人。”[8]
白善烨完全能够肯定，这名俘虏讲的都是实情，因为在审讯过程当中，他既没有自吹自擂，也没有躲躲闪闪。根据他所提供的情报来看，眼下的局势无疑相当危急。当然，他们早就知道，至少有30万中国大军驻扎在鸭绿江边，随时听候差遣。唯一的问题就是：当北京向全世界扬言要出兵朝鲜时是不是在危言耸听。米尔本立即把这一最新情报上报给第8集团军司令部，然后再由该部通报给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长查尔斯·威洛比准将。但是，威洛比一向都对中国人不会介入战争的判断深信不疑，因此他认为朝鲜境内不可能存在中国军队，至少不可能存在大批足以制造事端的中国军队。这一论点与他的上司不谋而合。而对于麦克阿瑟来说，军情部门的唯一工作与第一要务，就是要证明他的决策有多么英明。美军、韩军与联合国军之所以胆敢以有限的兵力深入北方、直捣鸭绿江畔，正是建立在朝鲜境内没有中国军队这一前提之上。如果这时麦克阿瑟的总部突然对外宣布，美军已经与中国方面发生正面交火，那么此前一直不得不在后方静观其变的华盛顿恐怕就要趁机主动出击了，届时东京总部不仅会丧失主动权，而且再也不能一举到达鸭绿江边。这肯定不是麦克阿瑟想要听到的消息，而他想要听到的消息是，威洛比的情报要能够向所有人证明，他的决策有多么英明。当第一次有报告说有大批中国军队在鸭绿江北集结时，威洛比只是对此嗤之以鼻。“这很可能是一种外交讹诈。”[9]他向总部报告说。而现在，当韩军捕获第一个中国战俘时，对于这个显而易见的证据，威洛比的情报部很快便传过话来：这名俘虏是一名中国的朝鲜族人，而且他是自愿参战的。这一说法相当古怪，其真正意图就是为了尽量淡化这名俘虏可能造成的影响。也就是说，这名俘虏不仅不清楚自己的身份与国籍，而且对自己所属部队与该部队的兵力更是一无所知。然而，这个结论却让中国的最高统帅部大喜过望，因为这正是他们想要美军所持的态度：美方越是对此漫不经心，他们将美军一举包围、大获全胜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接下来的数周里，不断有美军或者韩军报告抓获中国俘虏，这些人不仅指认他们所在的军队，还承认已经有大批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然而，对于这些来自前方战地的最新情报，威洛比一次又一次轻描淡写地搪塞了过去。至于这些中国俘虏是否真的就是中国人，他们是否真的来自某个师、集团军或者集团军群，以及这一事实对于那些孱弱无能的联合国军来说意味着什么，一旦让美军各个师、军、集团军以及远东司令部就这些问题争执不休的话，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绝不能让这一消息走漏到美军各部队中。尤其是正在从平壤向云山进发的第8骑兵团始终坚信，挡在他们前方的只是朝鲜人民军的一些散兵游勇，他们很快就可以抵达鸭绿江畔，然后对着江水撒尿以庆祝胜利。
在第8集团军的高级将领当中弥漫着一种极其危险的盲目乐观情绪。就像麦克阿瑟本人一样，他们没有对此进行过认真反思。既然美军身经百战的最高统帅都坚信他们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么各个师与军的高级将领同样应当感到信心十足才对。尤其是在东京总部，这些将领的军衔越高，对战争盲目乐观的情绪就越发盛行;在他们看来，现在剩下的唯一任务不过是收拾残局而已。
实际上，这种盲目乐观的心态从很多事情中都可以窥知端倪。10月22日，也就是韩军抓获第一名中国俘虏的三天前，第8集团军军长沃尔顿·沃克中将曾经请求麦克阿瑟批准，将所有装有军火的货船从朝鲜转运至日本。麦克阿瑟不仅批准了这一申请，还亲自下令，让六艘载有105毫米口径和155毫米口径炮弹的船只转运到夏威夷。同样是这支队伍，在此之前的四个月里弹药极其匮乏，然而现在却弃之如敝屣。
11月25日，在第8集团军的防区内，久负盛名的第2步兵师师长劳伦斯·凯泽少将(绰号荷兰人)，召集所有将领参加一次特别军事会议。当时，第37野战炮兵营的前方观察员拉尔夫·霍克利中尉记得十分清楚，在朝鲜战争中拿下最多硬仗的第2步兵师将要撤离朝鲜。凯泽神采飞扬地说道：“我们要回家了，我们要在圣诞节之前回家了。”[10]他告诉这些军官：“我们已经接到上级的命令。”当有军官问他们会被派往哪里时，凯泽回答他不便透露具体地点，但是绝对是一个他们想去的地方。于是，人们纷纷开始猜测：东京、夏威夷或者美国本土，甚至是欧洲的某个军事基地。
第1骑兵师第8团一路畅通无阻地抵达云山。赫伯特·米勒中士(绰号面糊)听说，上级之所以让他们离开平壤北上云山，是为了稳定韩军军心。米勒是8团3营L连某排的副排长，他本来倒是还想在平壤多待上几天，但是军令如山，而他们的任务就是去收拾韩军留下的那些烂摊子。对于为什么会有人认为韩军能够遥遥领先，他一直都感到大惑不解。米勒不怎么担心中国军队会参加战斗，他担心的是这里寒冷的天气，因为大家穿的还是夏装。当他们还在平壤的时候，就有人说冬装快要到了，已经装进卡车里了，再过两三天就能发下来。可是，这话他们已经听了好多天，冬装仍然迟迟不见踪影。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米勒所在的团已经参加过无数次战斗，死伤无数，营里的士兵基本上面目全非。米勒与自己的挚友——来自密苏里州乔普林市的另一位“二战”老兵理查德·赫廷格曾经相约，要互相照顾对方。尽管大家纷纷传言说美军要在圣诞节前回家，但是米勒却固执地认为，除非你已经站在家门口，否则就还没有到家。
“面糊”米勒来自纽约州的一个小镇普拉斯基。“二战”结束后，他从42师退伍还乡，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无奈又在1947年重新入伍，成为3师7团的一员，随后又并入骑1师。1950年7月，当他被派往朝鲜参战时，再有六个月他的三年服役期就到了。“二战”期间，米勒一直觉得诸事顺遂，但在朝鲜战场上每件事都磕磕绊绊。7月中旬的一天早上，他们连队抵达朝鲜，随即风风火火地赶往前线的关键接合部(大田附近的一个村庄)，一开始就要面对强敌。从那以后，他遇到的麻烦越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连里的士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面糊”，尽管他只有24岁。
第一天，在向大田前线进发的途中，许多只在电影上见过行军打仗的年轻士兵夸夸其谈，扬言要给朝鲜人来一个下马威。米勒这时却在旁边一言不发，因为在他看来，夸夸其谈最好等到战斗结束以后，而不是在战斗开始之前。但是，米勒没有必要向他们讲这些，因为这些只有过来人才能够理解。由于他们毫无防范，而朝鲜人民军不仅骁勇善战，而且经验丰富，因此刚一交锋他们就立即败下阵来。第二天，全连的人数从160人锐减为39人。“我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被敌人全歼。”[11]米勒愤愤地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说要给朝鲜人来一个下马威了。
不是因为战士们仗打得不好，而是因为他们准备不足，完全没有进入状态。此外，朝鲜人似乎多到数不胜数。不管你仗打得有多好，朝鲜人民军总是源源不绝。他们会偷袭你的后方，切断你的退路，然后包抄你的侧翼。这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米勒心想。前两批发起进攻的朝鲜人民军可能还带有步枪，而后面那些没有步枪的士兵会捡起前面倒下的同胞的武器，继续战斗。米勒认为，要对付数量如此众多的朝鲜士兵，连里的每一个人都需要配备自动武器才行。但是，美军的装备十分糟糕，他们基本的步兵装备简直就是一堆垃圾。当他还在德文斯堡兵营[12]的时候，上级配发的枪支不仅早已落伍，而且严重变形、保养极差，根本一文不值。这大概就代表着这个国家和平时期对于军队的态度吧。
等他们到达朝鲜以后，弹药变得极其匮乏。米勒还记得，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遭遇一场硬仗。有人搬来一箱弹药，但是子弹却上不了膛，他们只好自制弹匣。此情此景，米勒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人给这些在敌众我寡局势下命悬一线的步兵送来了这些上不了膛的弹药。真够外行的，他想。朝鲜人民军开着先进的俄式T-34型坦克，而美军那些“二战”时期可怜兮兮的老掉牙的反坦克火箭筒根本连它的皮儿都擦不破。在“二战”的战场上，美军不仅目标明确，而且防守得当。然而，在朝鲜战场上，他们却乱打一气，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侧翼有没有人进行掩护，因为那些韩军士兵很可能早就不见踪影了。
到达云山后，米勒对驻地方圆5英里的地方进行一次巡逻时，途遇一位朝鲜老农。这个农民告诉他们，在这一带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其中不少还是骑兵。老农的话虽不多，但却言之凿凿，因此米勒深信不疑。于是他把这个农夫带到营部，但是营部里却没有人相信他的话。中国军队?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哪里有中国人的踪影?还有骑兵?真是荒谬至极。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好吧，米勒暗想，他们可都是情报专家啊，如果真的有中国军队出现，他们一定会心中有数的。
8团3营I连有个名叫莱斯特·乌尔班的年轻下士第一个嗅出这里的险情。乌尔班是营直属连的传令兵，因此时常在营部附近转悠，也有机会能够听到军官们的只言片语。年仅17岁的乌尔班身高只有5.4英尺(1英尺=30.48厘米)，体重只有100磅，在西弗吉尼亚州德尔巴顿的高中，他这样的块头打不了橄榄球。这里的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花生”，但实际上乌尔班吃苦耐劳、跑得飞快，所以后来成了一名传令兵。在那时的朝鲜战场上，美军的有线与无线通讯设备都经常失灵，因此他的任务就是把上级口头或书面的军令从营部传到连部。这项任务非常危险，可是乌尔班不仅能够顺利地传达命令，而且还能够保全自己的性命，对于这一点他常常引以为傲。如果某天他要走上几个来回的话，乌尔班总是不断变换路线，而且从不懈怠。在他看来，作为一名传令兵，一旦有规律可循的话，那就必死无疑。
近来乌尔班感到有些惶恐，因为本部队的左右两侧都无人掩护，从而极度增大了易受攻击程度。不过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由于美军节节胜利，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他的不安也就一闪即逝。至少在他们抵达云山之前，没有什么能够让他感到十分不安。然而到了云山以后，用乌尔班的话来说，他们团却形单影只、孤军奋战，只要有人稍加留心便会发现，这三个营不仅来得不是时候，而且驻扎得也不是地方。总部的地图显示这三个营之间的距离很近，但是乌尔班走了几趟之后发现这段距离其实相当远。
10月31日这天乌尔班正在营部附近，曾任8团3营营长、上周刚刚晋升为5团团长的哈罗德·强尼·约翰逊中校想在离开之前检阅一下自己的旧部。离开平壤之前，约翰逊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为3营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的近四百名官兵举行追悼活动。与他一起参加这次追悼的是那些从一开始就在该营的战士。“他们的人数少得可怜。”约翰逊这样写道。
对于他的大多数旧部来说，约翰逊值得敬佩和爱戴。他从抵达朝鲜之日起就与他们患难与共，而且总能在战场上做出英明的决定。约翰逊对属下极为爱护，这一点那些普通士兵在评价军官时会注意并给予重视——他们总是关注军官的表现，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性命。有一次，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为了能够与初来乍到的3营士兵待在一起，为了能够对自己带来的这些战士负起责任，约翰逊甚至回绝了一次晋升团长的机会。
约翰逊是一名饱经忧患的老兵。“二战”期间，他在巴丹岛被日军俘虏，然而却在巴丹死亡行军与三年的铁窗生涯中奇迹般活了下来。一般来说，战俘的经历无助于一名军官的晋升，然而约翰逊却最终成为第8军的参谋长。“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乌尔班在数年后追忆道，“有些人天生就是领袖。在我看来，约翰逊总是在替他人着想，从来都没有人能够超越他。”[13]
巴丹岛的经历让约翰逊对于所谓的传统观念不屑一顾，因此他远比大多数美军军官都更清楚，盲目乐观的后果会是什么。就在那时，他下令让5团作预备队，在他的旧部以南数英里以外驻扎待命。当听说有大批敌军经过此地，有可能封锁道路、切断8团与其他团之间的联系时，他感到十分紧张。于是，约翰逊独自一人驾车北上，想要察看一下这里的情况。途中他也遇到白善烨将军曾经遇到的问题，那就是这里悄无声息，这让约翰逊感到十分恐慌。他后来追忆说，这种情况让人觉得如芒在背。然而当他最终来到自己的旧部时，却吃惊地发现这里的情形更加让人恼怒。在约翰逊看来，继任者罗伯特·奥尔蒙德完全是个外行，3营部署得一团糟。大部分士兵都驻扎在平坦的稻田上，而且连战壕也没有挖。
看到这两人会面时的情形，乌尔班感到约翰逊十分沮丧。在乌尔班看来，向来和颜悦色的约翰逊这一次对奥尔蒙德却极为严厉：“是你让这些人从低地来到高原!这样做他们会不堪一击!要是有敌军进攻，这样还怎么防守!”(“我还以为他会当场狠揍奥尔蒙德一顿呢。”乌尔班时隔数年以后回忆道)约翰逊满以为奥尔蒙德会采纳他的建议，但后来却惊讶地发现，奥尔蒙德对他的建议完全置若罔闻。[14]不仅3营的部署有失妥当，在这场惨剧发生以后，就连许多高级军官都承认，整个8团的部署都疏于防范;他们随随便便地就驻扎下来，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敌人值得他们畏惧一样。
云山战役之后，休利特·雷纳中尉加入该团。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刚刚发生的事情进行反思。他对该团当时的部署同样感到十分震惊。“首先，三个营之间缺乏有效的连接，根本就不能互相援助;其次，这三者之间相距太远，中国军队完全可以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顺利通过。这就是敌军的作战方式，突然出现、移向侧翼然后再包抄挤压，”雷纳说，“我知道总部没有事先告知8团有关中国军队的消息，但是他们绝不应该把驻扎地点视同儿戏，好像马上就要回国一样。说他们玩忽职守还真是太轻了。”[15]
L连重武器排的比尔·理查森上士率领一支配有无后坐力炮的小分队。对于1950年10月31日发生的事情，他记得一清二楚。当时，他的小分队正在“骆驼鼻子”(也就是3营的南端)附近放哨，这里有一道桥梁直通南面川。此前一天，他们曾经接到一船货物，军需处负责人说是冬装，等打开一看，才发现里面只有一些野战服装、薄袜和一些小件物品。理查森吩咐手下一名士兵好好地分发这些服装，而且因为数量有限，不够发给那些下士。几年以后，当有人写道他们连的士兵是在睡袋里被人活捉时，理查森勃然大怒。他们被动挨打就够糟的了，但他们肯定不是在睡袋里，因为根本就没有睡袋。实际上，所谓的睡袋就是他们东拼西凑裹在身上的毛毯与破衣烂衫而已。
那天轮到理查森在桥上放哨，恰巧约翰逊中校从营部返回时经过此地。约翰逊似乎很想对他说些什么，但是却几番欲言又止。他说：“你看，有报告说这一带有敌军。我们认为他们很可能是朝鲜军队的残部。现在他们很可能已经从河湾地带北上，朝这里进发了。”听了约翰逊的话，理查森越发地感到摸不着头脑。他告诉约翰逊：“中校，如果有人到了河湾地带，他们早就应该知道了。”(这是他的口头禅)接着，约翰逊告诫他要多加小心，然后他们俩互相握手作别。临行前，约翰逊祝他好运。可是理查森却觉得，约翰逊孤身一人在乡间小路上穿行，他倒想说：中校先生，需要好运的人恐怕应该是你自己吧。
他们两人曾经同在马萨诸塞州德文斯堡接受训练。在“二战”接近尾声之时，理查森正在欧洲服役，但当时为时已晚，他没有亲身经历惨烈的战斗，只是见到了大战后的一片废墟。然而在朝鲜战场上，理查森身经百战，而且还参加了迄今为止最为艰苦卓绝的战斗。理查森从小在费城长大，父母都是艺人。他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因此被送往当地的一所工业学校，这就意味着从此以后他将与大学无缘，而理查森似乎也从未动过这个念头。于是，上完九年级之后，他的学校教育生涯就告一段落，转而加入军中——在这里理查森感到如鱼得水。他还接受过“二战”战场上最恶劣条件下职业军人的专门训练，因此对于生存之道颇为精通。1950年早春，理查森的服役期第三次延长，但是当时正值战后大裁军时期，因此部队一直想让他退伍。就在此时，朝鲜人民军突然南下，于是他的上级在一夜之间改变想法，决定让他留在军中。
7月末，在德文斯堡退伍不成的理查森反而成了8团3营的创建者之一。他清楚地记得，6月26日至27日，就在朝鲜发动进攻后不久，约翰逊在哨所电影院里召集全营士兵。但是因为当时人数太少，他们只能占满前面两三排的座位。那天放映的是一部步兵宣传片，其中有些战士因为表现英勇而获得银星勋章与铜星勋章。约翰逊告诉他们：“小伙子们，你们当中如果谁还没有勋章的话，再过几个星期就会有了。”听了这话，理查森还以为他精神失常了呢。[16]然而没过几天，各色人等纷纷抵达，包括宪兵、厨师以及后勤人员在内的所有步兵人员，足够坐满整个电影院。接着，他们就远涉重洋，来到朝鲜战场。
后来，在他们遭到中国军队的袭击后，理查森才真正感受到此前约翰逊的那番话其实意味深长——当时他一定是想警告自己的部队，该地区已经有中国军队出没，通向8团的道路门户洞开。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这个字眼无疑会让军中一片哗然，因此约翰逊只能点到为止。如果约翰逊还是该营营长的话，理查森完全可以相信，他一定会收紧阵地，同时向高处转移，并且确保该营的火力能够相互支援、相对集中。理查森想，也许有一天奥尔蒙德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指挥官，但此时此地可不是让战斗开始的当口。
就像约翰逊一样，3营负责作战指挥的菲尔莫尔·麦卡比少校对于该团的部署同样感到十分不安，但是却再也没有机会就此同约翰逊进行讨论，因为此后三年他是在战俘营中度过的。麦卡比参加过“二战”，是一名战斗经验丰富的军官，来朝鲜之前曾任骑l师某连连长。大家一致认为，他有着杰出的作战指挥能力，但是此时此刻，中国军队的进攻却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无论是奥尔蒙德还是他的参谋维尔·莫里亚蒂少校都没有指挥经验，因此在麦卡比看来，他们的作战经验与一般的团级干部相仿。此外，这两人彼此十分熟稔，反而将身经百战的麦卡比排挤在外。“我感觉会出状况，但自己却是局外人。”后来他这样说道。尽管麦卡比屡次试图提醒奥尔蒙德，该营所在的地形十分不利，但是却总是白费唇舌。此外，当时营中氛围也令他不快，这要归咎于那些高级军官——正是因为他们掉以轻心、妄自尊大，才使得流言满天飞，让人们误以为美军马上就要撤离朝鲜。随后麦卡比发现，当陆续有中国士兵被俘时，美军各个作战单位却对此一无所知。他认为，总部就是要封锁这些消息，而即使封锁不住也要竭力遮掩，这种做法真是闻所未闻，完全是玩忽职守、敷衍塞责。当他逐渐熟悉中国军队的战术后发现，当时他们团的部署过于分散，很容易成为敌军首选的攻击目标。[17]
在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之前，包括奥尔蒙德在内的军官们其实知道，上级司令部正在就此争论不休。8团团长哈尔·埃德森上校想将本团撤离该区域，不仅因为该团位置过于暴露，而且已经有太多征兆引起了他的警惕。11月1日，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森林上空浓烟滚滚。埃德森和其他一些军官都怀疑，这场大火很可能是敌军为了迷惑美军的空中侦察力量而故作的掩人耳目之举。对于该地区已有中国军队出现的报告，骑l师师长哈普·盖伊要比他的上级更为警觉，甚至感到战斗很可能一触即发。11月1日那天，他在云山以南的龙山洞设立师指挥所，但是由于军部一时心血来潮，完全不考虑该师的完整性，而将他的几个营调到其他师，致使骑1师的编制被割裂，这让盖伊感到大惑不解。现在8团孤军作战，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因此盖伊感到十分不安。
对于军部指挥这场战斗的方式，盖伊的副官威廉·韦斯特中尉能够感觉到盖伊从一开始就十分不满。在“二战”期间，盖伊是乔治·巴顿将军的参谋长，因此他对于如何运筹帷幄并不陌生。但在朝鲜，战事从一开始就指挥失当，他对战争初期美军的糟糕状况十分震惊。在盖伊看来，麦克阿瑟一直对敌人掉以轻心，自以为“一只手捆在背后”也能打败朝鲜军队，实际上却犯下兵家大忌。盖伊觉得，那些在东京坐镇指挥的高级军官完全不了解敌军与该地区的实际情况，而且似乎也根本不愿意去了解，这真是令人诧异。从麦克阿瑟的大营出来以后，他对韦斯特说：“这些该死的家伙从来都不肯纡尊降贵，还在那里做他娘的美梦呢。”[18]最让盖伊感到愤怒的还不止这些：那些最具才华的军官，尽管盖伊非常想让他们担任营长，可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总把他们抽调过去当参谋。他对“总司令部的臃肿程度已经超过‘二战’时的同级司令部”的情况非常震惊。他忍不住开始发牢骚，1945年时第3集团军司令部只有数百名军官指挥前线的数万名将士，而眼下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东京总部有数千名军官坐镇，指挥前线数万名士兵。总部甚至还派出一名军官，专门负责定期往返于东京与盖伊的师部之间，据说是为了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有一次，盖伊列出一份被派往东京总部的参加过“二战”的军官名单，迫切希望让这些人回到前线指挥。然而，等到那名联络员回来后，盖伊问起那些军官的情况时，他得到的答复却是：“麦克阿瑟将军说，不能浪费这些人才。”
“天哪，难道让这些身经百战的军官指挥美军作战也称得上是浪费人才吗?”盖伊嘟囔道。[19]
此外，对于美军在圣诞节前就能回家的传言，盖伊也感到大惑不解。他问道：“是哪个圣诞节?今年的还是明年的?简直荒谬至极。这种说法只会动摇军心，让我们麻痹大意。”让盖伊忧心忡忡的是，自己的一个团有可能陷入敌军的包围圈，因此他想方设法要将该团撤离，从而增强全师的战斗力。但是，他的上司第1军军长弗兰克·米尔本却不愿意这样做。在军队里，“撤退”是一个不招人待见的词儿，除非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这样说的，而更为通行的说法则是“反向前进”。然而即使这样，米尔本还是不同意，因为在此前的六个星期里，他们的进军一帆风顺。而且重要的是，麦克阿瑟的总司令部一直不断施压，要求他们尽快抵达鸭绿江畔。韦斯特知道，尽管东京总部一再宣称没有发现敌军的踪迹，但是盖伊却越来越担心，自己很可能会失去整整一个团的兵力。如今，总司令部与前线之间已经产生巨大的裂痕：一方面是前线的美军将士出生入死、命悬一线;另一方面，东京的高级官员却自欺欺人、盲目乐观。同样，军部与师部之间也有巨大的隔阂：军部似乎对东京的热切希望深信不疑，而师部却感到前方敌众我寡、不堪一击。虽然他们有不止一次的机会能够让8团脱离险境，但是米尔本却始终不肯下令撤军。
11月1日下午，当盖伊与查尔斯·帕尔默将军(该师炮兵指挥官)一起在指挥所的时候，一则由L-5侦察机上的观察员通过无线电发出的报告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事情。有两大股敌军步兵纵队正从龙塘洞与龙云洞附近的小路上向东南方向进发。我们的炮弹刚好击中敌军部队，但是他们却没有停止前进。”[20]那是距离云山五六英里处的两座小村庄，帕尔默将军立即下令炮兵开火，同时盖伊也紧张地拨通第l军司令部的电话，再次请求上级准许8团撤到云山以南数英里以外，然而他的请求再次遭到拒绝。
这样一来，他们就丧失了挽救8团尤其是3营的最后一次机会。接下来的这场战役几乎在顷刻之间就胜负已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由经验丰富的士兵组成的两个精锐师，与一支毫无准备、部署不当、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由那些盲目以为朝鲜战争业已结束的军官指挥的美军精英师进行了一场正面交锋。
5团在约翰逊的率领下，在北上云山展开救援行动的途中被中国军队设置的一处巨大路障困在半路。实际上，他们不仅难以解救出受困的8团，就连自身能否从这场鏖战中顺利脱身、免遭全军覆没的命运都不知道。正如那位以严谨著称的朝鲜战争历史学家罗伊·阿普尔曼所描述的那样：“11月1日夜幕降临前，8团被中国军队围三阙一，只在东面留有一个缺口。如果当时韩军15团能够在原地抵抗的话，那么他们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本·博伊德中尉是8团1营B连的新任排长。1营配有坦克和火炮，实际上是个营级特遣队，当时驻扎在云山以北400码开外，因此是8团三个营中最容易受到攻击的目标。该营营长名叫小杰克·米利金，是博伊德在西点军校的战术教员。博伊德印象中的米利金是一个为人和善、行事稳妥的人，他的父亲也曾经在欧洲战场上担任过巴顿将军麾下的某军军长。据博伊德所知，1营曾经先于其他两个营抵达平壤，当时其他两个营在什么地方则不得而知。而就在1营到达这里的当天下午，曾把迫击炮对准四周的目标，并且与敌军进行几番交火，但是因为战斗进行得并不激烈，因此大家都想当然地以为，敌方只不过是朝鲜的一些散兵游勇而已。可是到了晚上，刚从营部开会回来的8连连长却对博伊德说：“这一带大约有两万洗衣工。”[22]博伊德当然懂得他的意思——他们的周围驻扎着两万中国军队。
接着，他们听到类似于某种亚洲风笛的乐器声音;一开始，有些军官还以为是英国旅的援军到了。然而那种声音却不是风笛发出的，而是从军号与喇叭里发出的一种诡异的声响。对于这种声音，只怕很多人会在此后终生难忘，因为他们很快就知道，这种声音不仅代表着中国军队即将投入战斗，同时还是对敌人的一种强大威慑力。博伊德相信，尽管人手短缺，但是他的士兵已经严阵以待。他的一半属下都是韩军混编人员，即所谓的KATUSA。大部分美国军官认为，这些韩军混编人员训练不足，到了与敌军真枪实弹交火的时候，完全指望不上他们——将他们混编进来不是为了加强美军的战斗力，而是为了增加美军与联合国军的人数。对于这种轻率的做法，不仅那些必须与韩军并肩作战但言语不通的美军连长与士兵感到十分不满，整天被呼来喝去的韩军混编人员同样感到不快。
10时30分左右，中国军队发动猛攻。这真是兵败如山倒，博伊德心想。后来有人说，中国军队如入无人之境，迅速穿过美军薄弱的防线。美军看似防守严密的营指挥所在顷刻之间就被夷为平地;各个排的一些幸存者想要临时构建一条防线，但很快就因寡不敌众而土崩瓦解，到处都是美军伤兵。对于眼前越来越混乱的局面，米利金已经竭尽所能了，博伊德心想。于是，他下令让剩下的十辆载重2.5吨的卡车一字排开，尽可能地将伤兵转移出来。就在此刻，博伊德突然看到一名叫埃米尔·卡朋的随军牧师正在全力照料自己身边的伤员。博伊德立即下令，让部下安排这名牧师上车，但后者一口回绝，因为他打算与这些很可能冲不出去的伤兵待在一起。尽管卡朋神父十分清楚，他们最终很可能会一起被俘，但是他会尽其所能让这些美国士兵得到善待。
3营有两辆坦克。当护航车队开始出发时，米利金登上一辆坦克在前方开路，博伊德上了另一辆坦克负责断后。到云山镇以南约一英里之时，出现了两条岔路，他们的一支队伍向东南方向进发，另一支队伍沿西南方向前行，先后进入3营的防御圈，然后通过比尔·理查森及其辎重分队镇守的那座桥梁。后来的事实证明，米利金不顾一切率部南下是对的，凡是最后突出重围得以幸存下来的士兵莫不是受益于此。
中国军队早已在这条道路的两侧埋伏重兵。博伊德当时很难预计敌军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开火，但是他模糊记得，他们沿着这条道路走出五六百码之后，中国军队就开火了，火力异常凶猛。而他们的车上全都是伤兵，根本无力还击，于是整个车队都熄灭车灯。慌乱之中，博伊德所在的那辆坦克的驾驶员操作失误，炮塔开始猛烈旋转，坐在上面的那些士兵全都掉了下来，博伊德也跌进一条战壕里。后来他能够活下来，博伊德心想，完全是出于天意。
他甚至能够听到中国士兵的脚步声，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装死。不一会儿，有人走了过来，先是用枪托狠敲博伊德的脑袋，而后又猛踢他的身体。所幸没有人用刺刀戳他。博伊德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少说也有几个小时，才慢慢地爬了起来。这时的他完全迷失方向，除了浑身是伤以外，还有严重的脑震荡。博伊德听到不远处似乎有开炮的声音，很可能是美军的炮火，于是朝着那个方向蹒跚前行;蹚过一条大概叫作南面川的小溪，才发现自己的双腿疼得厉害，他觉得这很可能是中国士兵使用的白磷所造成的烧伤。
博伊德小心翼翼地走了几个晚上，一到白天就尽可能地躲藏起来。他带着极度的伤痛与饥饿，朝着美军防线的方向走了至少一周的时间，也许有十天左右，最后是一位当地农民给他食物充饥，并且用最原始的手势为他指明美军的位置。博伊德相信，没有这位农民的帮助，他绝对不可能活着回来。11月15日左右，在经历将近两周的艰难跋涉之后，博伊德终于来到一处美军营地。他的烧伤已经十分严重，当时立即有人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治疗。对于博伊德来说，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他成了少数几名幸存者之一。博伊德只知道他的连长在这次战斗中阵亡，但不知道他的排中是否还有人幸存下来，因为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其中的任何一个人。
在中国军队发动攻击之前，在8团的防御圈南端，L连的比尔·理查森仍旧驻守在那座长约90英尺的水泥桥上。桥下原是一条小河，但现在河水已经干涸。理查森和大部分士兵都守在桥北的平地之上，也就是8团驻扎地点的最南端。营部就在此地以北大约500码之处，而L连的其余兵力则在向西大约350码处。当理查森第一次听到南边山头上传来的声音时，他问自己的好友，也就是这个班里除了自己以外唯一有过作战经验的士兵吉姆·沃尔什：“我听到了什么，你听到了吗?”理查森感到那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但是却抽不出人手来进行侦察。于是他拨打连部的电话，希望他们能够给予支持。但是连拨了三遍，连部那边才有人拿起电话，这让理查森感到愤怒不已——他们怎么能够如此麻痹大意?接下来，连部又接通营部，最后由营部从情报侦察处派来一名士兵。这个士兵一路悠然自得地走了过来。在理查森向他说明任务之后，这名士兵很快就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只见他与其他四名士兵在山顶上大呼小叫地进行所谓的侦察，理查森想，他们的声音大概整个师都能听得到。等到他们声势浩大的侦察行动结束以后，带头的士兵说：“这里没有任何情况。”但是，另外一名士兵的手里却拿着一把铁锹和一副手套——这种手套理查森从来没有见过。更重要的是，手套是干的。显而易见，在这种雨雪交加的天气里，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刚刚有人把它们落在了这里。“没错，”这名士兵承认，“是有几个散兵坑来着，但那肯定很久没有人用了。”听了这话，理查森勃然大怒。即使不是侦察人员或者情报人员，也应当能够立即理解这副手套的重要性。于是，理查森坚持要他把这副手套与工具送到自己的上司那里，并且通报这里可能有情况发生。可是这名士兵满脸愠色地回答：“好吧，要是您不喜欢我们的侦察结果，那劳驾自己去瞅瞅吧。”
所有这些情况都让理查森越发警惕起来。那天晚上，他还接到一个电话，要求他派一个班的士兵增援连部的侦察巡逻。这让理查森大为光火，因为他这里只有十五名士兵，其中五个还是不会讲英语的韩军混编人员。于是，理查森只好让这五个人留下，派遣自己的得力助手沃尔什与其他三名士兵去参加连部的侦察行动。理查森后来听说，这些士兵到连部后，有人告诉他们，此行的任务就是挖几条沟，然后就可以休息了。尽管这时理查森的营区仍然没有任何动静，但是1营与2营却同时遭到中国军队的痛击。
接着，11月2日凌晨1时30分左右，营里突然炸开了锅，原来是中国军队突袭了8团3营。数年以后，理查森在其他史料中读到，中国军队身着韩军俘虏的服装，成功地偷袭了美军。不过对于这种说法，他并不认同，因为中国军队完全没有必要进行伪装，可以从东面的开口处如潮水般涌入。片刻之前，营部里还都是左冲右杀的美国士兵，但眨眼之间，这里已被中国军队占领。与此同时，在距理查森左侧大约350码开外的地方，L连也被中国军队一举击溃。那时，中国军队只需要使用四挺机枪对理查森的阵地进行扫射，就能够立即把他们撕成碎片。
在此之前，L连的一个排长，一位刚刚来到朝鲜战场的年轻中尉罗伯特·凯斯，与理查森的好友、副排长“面糊”米勒(他在到达云山镇时曾经听到过有关中国军队的传闻)正从理查森的阵地西南方向、距离有两三个山头之遥的904高地后撤。理查森不太熟悉凯斯，因为8团的排长换得很快。凯斯急匆匆地到达后，坚持要用理查森的有线电话询问一下发生什么事情——由于通讯状况欠佳，凯斯所在的排已经与外界失去一切联系。可是理查森的电话突然也打不出去了，凯斯断定是中国人切断了电话线。于是，凯斯决定一路前行，把自己的手下带到营部。米勒同理查森握了握手，并祝他好运(“我再次见到他时，是在五十二年后的一个骑兵师老战友见面会上。”米勒说道)。当时理查森甚至无法与自己的连队取得联系，于是他派一名士兵穿过350码的距离，前往L连探查，但是这名士兵却不幸在途中遇袭，未能成功抵达。他一路爬回理查森那里，然后三番五次地向他表示歉意：“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做到。”理查森俯身解开他的上衣，看到他浑身是血。这名士兵最后死在理查森的怀里。后来理查森回忆说，直到那时他才发现，最糟糕的是自己竟然还不知道这名士兵的名字。
他们驻守的桥梁已经被中国军队打开一个缺口。于是，理查森率领自己仅剩的两三名部下一路向北，朝营部进发。当他们走到一条战壕旁边的时候，突然看到对面有两名士兵正朝这边走来，原来是此前与沃尔什一起被派往营部的那儿个人。“其他的人都死了!沃尔什也死了!”[23]其中一名士兵说道。另一名士兵补充说，中国军队突袭的时候，他们正在睡觉，而他刚好出来撒尿，所以趁机逃跑，否则必死无疑。几天以前，理查森和自己的老友沃尔什还在平壤互相道贺，庆幸他们一起挺过来了，而现在沃尔什却战死疆场，他们的团也已经土崩瓦解。
对于3营负责作战指挥的菲尔莫尔·麦卡比少校来说，最糟糕的事就是军中已经乱成一锅粥，他们甚至还不知道是谁在袭击自己，也不清楚敌方究竟有多少兵力。“是一万、一百还是一千人?是中国军队还是朝鲜军队?”数年后他这样问道。
有两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现在谁在指挥这里的美军?都下了哪些命令?那位身负重伤、只身北上云山探查敌情的营长奥尔蒙德这会儿不是奄奄一息，就是已经一命呜呼，麦卡比再也没有看到过他。那位前去侦察的参谋莫里亚蒂也一去不返，麦卡比也没有再见过他。在此后的数年中，麦卡比对莫里亚蒂的失踪始终耿耿于怀;尽管这位参谋最终活下来了，但是麦卡比觉得自己有责任留下来，帮助3营重整旗鼓。
麦卡比向南出发，想要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却在路上撞见三名中国士兵。从他们的棉衣与有耳罩的帽子，麦卡比立即猜到他们的身份。当这三名士兵看到他的时候，也是大吃一惊。他们举起手中的步枪，对准麦卡比。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沟通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指了指前方的道路，让他感到诧异的是，这三名中国士兵竟然没有开枪射他，而是径直朝着麦卡比手指的方向离开了。就在这时，他的好运到头了，突然有两颗子弹射中他，显然是远处的几名中国士兵开的枪，但是麦卡比没有看清楚。第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脸颊，接着第二颗子弹射穿他的肩胛骨。麦卡比觉得自己肯定是完了，因为头部已经血流如注，身体越来越虚弱，再加上这里严寒的天气，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然而这时不知从哪里过来一名美国士兵，半推半扶地把他架到了营部。
凯斯中尉在桥边与理查森道别以后，就失去了一切联络。当中国军队开始使用机关枪与迫击炮发起进攻的时候，他正率领自己的残兵向营部进发。他想让士兵经由一条战壕到达路边，却被夹在中国军队与美军的中间，伤亡十分惨重。“中尉，我想我们已经被黄种人包围了。”其中一名班长卢瑟·怀斯中士说道。[24]话音刚落，一枚迫击炮弹打了过来，怀斯不幸阵亡，凯斯也身负重伤。凯斯中尉发现自己的一只胳膊突然抬不起来了，但是他继续率领残部朝营部指挥所走去。混乱中，他们差点儿就与一名中国军官撞个正着。幸好凯斯及时发现，于是他们立即后撤，并且最终成功抵达重建的指挥所，而那里实际上已经成为营部的一个救助站。在返回营部的途中，有一挺机枪的火力恰好阻断了他们的去路。但是凯斯注意到这名机枪手的开火方式十分特别，他停停打打、打打停停，而每次间隔的时间完全一致，就好像是在发密码电报一样。于是，凯斯算准他每次开火的时间，然后让自己的部下分成小股，依次在间隔时间穿过去。在凯斯看来，当时中国士兵的尸体已经越积越多，或多或少阻碍机枪手的视线，这使他们得以顺利脱险。到达救助站后，凯斯粗算了一下，出发时排里还有28名士兵，现在仅余12人。他的排从一开始就因为兵源告急而人手短缺，现在简直成了一个班。当军医克莱伦斯·安德森进行治疗的时候，凯斯想要帮他一把，这时一枚手榴弹突然落在他的脚下;凯斯再次负伤，一条腿上被炸了四个洞，另一条腿也受了轻伤;手榴弹刚刚落下，又有一枚迫击炮弹击中这里，炸死了凯斯排里仅剩的五名尚有战斗力的士兵。凯斯觉得很难有人能够再突出重围，自己就更没有指望了，因为他的两条腿已经动弹不得。
这时，营部指挥所已是一片混乱，身受重伤、目瞪口呆、麻木迟钝的人散乱地从不同的位置赶往这里。到达营部以后，理查森惊讶地发现，这里早已乱成一锅粥。攻克指挥所的中国士兵和美军残兵混杂在一起，这些中国士兵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胜利，好像现在的结果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虽然他们已经拿下指挥所，但是对于接下来该怎么做却显得茫然不知所措。一位军医告诉理查森，他们在附近为40名伤兵辟出一块地方，安德森大夫和卡朋神父都在那里。然而，最重要的问题还是究竟由谁来领导这支队伍。奥尔蒙德和麦卡比都身负重伤，莫里亚蒂不见踪影，看来这支队伍的新任领袖只有留待自行出现了，理查森想。
他决定回L连去看看那里还有没有人能到指挥所来。于是，他一边向回走，一边高声报出自己的名字，这样他的部下就不会向他开枪射击了。理查森发现L连的连长保罗·布罗姆瑟中尉已经中弹身亡，参谋弗雷德里克·吉鲁中尉虽然负伤，但还能够行走。真是太可怕了，吉鲁说，中国军队席卷而来，原来连里的180个人恐怕只剩下25个人了。吉鲁问：“你能带他们出去吗?”理查森回答：“能，但是不能过桥。”他得绕过弯弯曲曲的小道另寻出路。途中，他们遭遇两名背有手榴弹的中国士兵，击倒了其中一名。这时一枚手榴弹突然爆炸，中国军队的一挺机枪开始向他们扫射，这些美军士兵顿时惊慌失措。当他们接近营的临时防区时，发现有两辆美式坦克正朝这边开来。有些士兵本能地立即跳上坦克——美国人总是离不开自己的运输工具，理查森想，好像这些工具能够让他们大难不死。他敢肯定，中国军队一定会首先拿坦克下手，所以他和吉鲁将许多士兵劝了下来。
他们在先前的营部指挥所方圆200码内建立环形防御带，然后迅速在松软的河床上挖出几道战壕，把那三辆坦克推了进去。这样一来，他们具备了一点儿有限的火力，另外捕捉到一些微弱的无线电信号(这几辆坦克的无线电台那时还能正常使用)。那天晚上，他们一直在开火。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虽然中国军队完全可以趁机将他们一网打尽，却没有再次全面出击。理查森认为，那天晚上中国人和美军一样，都感到十分困惑。不过，理查森还记得，中国人的困惑并没有持续到第二天。破晓时，美军稍稍松了一口气，他们熬过了敌军的第一次攻击。在这场战斗中，敌方很少在白天进攻。即使这是美中两军的第一次交锋，美国人也觉得中国军队与朝鲜军队大不相同。这里似乎仍然还有一线希望，从他们收到的最后一条无线电信息看来，援军已经上路了。就在此时，那位后来因表现得英勇无私而为人铭记(并且被授予荣誉十字勋章)的随军牧师卡朋问起理查森的状况。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神父问道。
理查森回答说不知道。
“今天是万灵节。”
“神父，”理查森说道，“最好有人正在寻找我们失去的灵魂，我们真的很需要。”
“是的。主正在寻找，主正在寻找。”神父回答。[25]
那位在平壤与沃尔特·梅奥分享一瓶气泡酒的菲尔·彼得森中尉，是99野战炮兵营C连的前方观察员。C连负责支援8团3营，隶属于3营的K连驻扎在营部指挥所附近。在敌军发动进攻前几个小时，营部已经事先收到有关该地有中国军队的报告，但对这一重要情报做了牵强附会的解释。时隔五十年后，彼得森几乎还能一字不落地回忆起当时营部的说法：“他们认为中国人只是来这里保护朝鲜(鸭绿江上游)的发电机组，所以中国人不开火，我们就不开火。任何前方观察员不得召集炮火轰炸电力设施。”
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后，彼得森才意识到此前上级总部曾经试图告知他们当时的险情，但却故意语焉不详。多年以后，他不无愤怒地说道：“他们给我们的情报，只不过是一堆表面文章。”当天夜里9时许，在双方还没有开始猛烈交火的时候，有人从K连的哨所带来一名身穿棉衣棉裤的俘虏。当该连的韩国混编士兵想同他讲话时，却发现这名俘虏根本不懂朝鲜语。彼得森可以肯定，这是他们碰见的第一名中国士兵。随后他们接到上级命令，让该连撤出这块高地与营部会合。但是那天晚上的行动却着实令人匪夷所思，连队被分成十人左右一组的小队分别撤出。就在这时，中国军队突然开火，彼得森带领的一支小分队被困在稻田旁边的一条水沟里，两面都有中国军队猛烈的火力。他与一名被射中臀部而哭笑不得的中士一起盘坐在沟底。两人心里都很清楚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无奈之中，这名中士半开玩笑地对彼得森说：“瞧啊，中尉，我中了个百万大奖的枪伤!”这样的枪伤必须回家才能治疗。此时此刻，家，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已经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词语。
当彼得森被困在战壕里的时候，K连的其他士兵正在手忙脚乱地转移该炮兵连的六辆10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车。他们迅速关上窗户，想要挡住敌人的炮火。然而，当他们制定好突围路线，临时拼凑起一支可怜的护卫队(约有十六部车辆，由卡车拖着榴弹炮，吉普车运送人员与干粮)时，一切为时已晚。中国人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切断了通向南方的道路，并且埋伏在道路两旁守株待兔，其中许多士兵都配有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内战中从国民党手中缴获或者购买的汤普逊冲锋枪。尽管美军早已淘汰这种枪支，但是此时此刻它们派上了大用场。
敌军先是堵住他们的去路，然后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汉克·佩蒂科恩中尉是该连最为出色的军官之一，曾经在“二战”中荣获银星勋章。当天晚上，他也是护卫队成员之一，并且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后来他告诉彼得森，他们本来没有一点儿突围的机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整个连被敌人消灭。就在那天早些时候，佩蒂科恩曾经向上级请求开始撤离，但得到的答复却是要等候命令。佩蒂科恩说：“我们等不来什么命令，因为我们完全失去了联系，所以只能自力更生。”[26]包括炮兵连长杰克·博尔特上尉在内的少数几个人率先登上一辆吉普车，并且设法突出重围。当时中国军队突然停火，大概是想要等那辆拖着榴弹炮的大卡车过来时再集中攻击，因为这个战利品不仅更加惹眼，而且还可以顺便制造路障。最后，该连大约180名士兵活下来的屈指可数。这是美军最后一次试图逃出云山地区。与此同时，彼得森正率领手下缓缓撤退，一边朝营部进发，一边等待黎明的到来。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他们终于到达一处距离营部指挥所大约200码的平地上，然后迅速形成了一个小型防御圈。
11月1日夜，“面糊”米勒、他的好友理查德·赫廷格以及残余的部下在距营部大约一英里远的地方突然接到命令，让他们原路返回。整个3营，实际上是整个8团接到上级命令，要求他们撤出该地。不过这道命令为时已晚，他们刚刚经过一道桥梁附近的哨所，从那里传出第一声枪响，敌军已经将他们团团包围。于是，米勒迅速带领该排从桥下穿越这条已经干涸的溪流，但是对岸早就有伏兵。在大多数人上岸后，米勒发现自己被一枚手榴弹的碎片割伤一只手。当时他唯一还能记得的就是到处都乱作一团，中国军队似乎无处不在，美军已经无路可退。他感到敌军早就埋伏在附近，然后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头顶。那时他们已经到了路旁的一条水沟里，于是只好在里面隐蔽。米勒还记得，身旁的这些部下大部分都是刚刚到来的新兵。他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实际上，他们不应该把这条水沟当作掩体，因为这里毫无掩护可言，更不要误以为自己已经脱离险境，因为现在他们毫无安全可言。同样，不论你是站在制高点上，还是待在营部的指挥所里，都没有绝对的安全可言。米勒知道，此时此刻最不安全的地方就是在水沟里躲避，但是里面已经有35名士兵，一些是他排里的，另一些是其他排的。于是，他对自己的朋友赫廷格喊道：“嗨，赶快出来，不要在这里等死。”然后他们一起催促里面的人全都出来。米勒估计，当时应该是11月2日凌晨3点左右。当他差不多已经让所有的士兵都从战壕里出来的时候，一枚手榴弹突然落下来，炸断了他的一条腿，血肉横飞、脚骨破碎。米勒再也走不动了。
于是他只好躺在那里等待天亮、等待死亡，因为他知道没有什么人能够把他背走。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也许能够爬到附近的营部救助站，但是即使他爬到，那里的救助站很可能也已经被敌军占领。刺骨的寒风让他几乎无法呼吸。他担心中国军队很快就会过来检查尸体，到时候他的呼吸就会暴露目标，于是米勒设法用旁边敌军的尸体掩盖自己。11月2日下午大约2时许，五六名中国士兵一边穿越这片战场，一边颇为熟练地检查中国士兵与美国士兵的尸体。于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他，其中一个用枪抵着他的脑袋。哦，米勒心想，最后还是轮到我了。就在那时，卡朋神父突然冲了过来，一把推开那名士兵，把他从枪口下救了出来。米勒等着中国士兵向卡朋和自己射击，但或许是神父无畏的神色镇住了他们，他们谁也没有开枪。卡朋看也不看那些中国士兵一眼，使劲把米勒拽起来撂在背上;他们很可能都会成为俘虏，但是不管还能走出多远，卡朋都不会丢下米勒。
8团1营的官兵对中国军队的袭击大吃一惊。实际上，此前他们曾经与中国军队有过一次小规模的交火，却不知道自己的对手究竟是何许人也。1营D连(重武器连)的一名19岁下士雷·戴维斯还记得，那是一次漫无目的的乱射——这种事情好像经常发生。10月31日，他们已经抵达云山镇。当他和一支连级规模的队伍穿越一片稻田时，附近的几座山头上突然传来枪声。戴维斯记得，枪声刚刚响起的时候，他们显得漫不经心，许多人甚至连头盔都没有戴;接着，双方都后撤了。真正的激战在一天半之后才到来。
戴维斯隶属于一支重机枪分队。他们驻扎在地势较高的地方，所在的山头位于一条通往东南方向道路的南端。这条道路十分狭窄，一次刚好只能通过一辆牛车，然而当时8团的车辆却一辆接着一辆，磕磕碰碰地难以顺利通行，好像美军离开汽车就不会行军一样。在敌军看来，他们显得非常无能。中国人徒步行军，轻而易举就穿过那条道路直达高地，而美军士兵的命运似乎和那些车辆连在一起，全都被困在低地。
刚过子夜，中国军队发起总攻。在过去的四个月里，无论是参加哪场战斗，戴维斯总会遇到敌众我寡的状况，但这一次对于他的班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机枪因超负荷使用而失灵。戴维斯早就料到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刚到朝鲜的时候，对于这种必须由两人操作的武器，他负责背负弹药，接着负责装弹，最后才成为一名机枪手，其间他已经损耗掉三四挺机关枪。因为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对于重型火器的需求也总是源源不绝。一开始，他们使用的是步兵最为常见的武器——M-1步枪、卡宾枪甚至机关枪。但是无论什么武器，对于数量庞大的敌军来说都远远不够。有一次，营长鲍勃·凯恩中校对他说：“这场战争的关键就是，你得撂倒一百名敌军，然后就能回家了。等到你真的撂倒一百名敌军，这场战争也就不算什么了。”不过，至于为什么要撂倒一百名敌军才能够回家，凯恩没有做过多的解释。
戴维斯很少见到这样的情形。美军发射信号弹以后，从小在纽约州北部一个农场长大的他看到满山遍野的敌军时，不由想起家乡麦浪翻滚的景象。现在这种景象令人不寒而栗，成千上万的敌军士兵朝他们扑将而来。就算你撂倒一个，还会有下一个;就算你撂倒一百个，还会有另外一百个前仆后继。这种场景对凯恩的玩笑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讽刺。接着，戴维斯又看到一名骑马的军官，他似乎正在指挥这些士兵。他们还拿着号角，而每当号角声响起时，敌军士兵便会时不时地变换进攻的方向。
戴维斯知道，身边几名士兵的弹药已经所剩无几，而且恐怕他们的时间也所剩无几;他们不断开火，通常是近距离平射。戴维斯后来回忆说，一小时，最多两小时之后，弹药都打光了，机枪也因为过热而不能使用。凌晨2时许，副排长找到他，戴维斯用手中仅剩的一枚手榴弹炸毁自己的机枪，然后两人设法一起来到迫击炮旁边发射空包弹，这多少给了他们一点儿掩护。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熬过这个夜晚。天刚破晓的时候，他们试图重新编组，惊讶地发现有些人还活着。
他们已经彻底陷入重围。
在营部指挥所附近匆匆建起的防御圈内，身负重伤的吉鲁已经成为事实上的领导。他是一名“二战”老兵、经验丰富的步兵军官，深知美军的作战能力;他很清楚怎样才能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做出选择，从而使部队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彼得森中尉、他的朋友梅奥和理查森;后者虽然不是一名军官，但是在战争初期艰苦卓绝的北进过程中，已经成长为一名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士。一开始，他们就意识到自己的对手是中国人，意识到整个8团已经成为战场上的先头部队，意识到这次战斗最终会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战争。[27]虽然防御圈内的这些士兵已经在第一次战斗中成功脱险，但是今后的日子仍然愁云惨淡。尽管总部已经不止一次说过援兵就在路上，但是至今仍毫无影踪。那一天，一架美军直升机为了运出部分伤员而试图降落，但因中国人的炮火过于猛烈，在投掷了一些小包医疗用品后，不得不掉头飞走。
防御圈内这些绝望的士兵正面临着双重困境，那就是如何突围以及如何处置伤兵。此外，他们的弹药所剩无几，枪支也不够用，但冷静而实际地看，这不是最麻烦的问题。如果他们能够干掉一些敌军士兵，那么枪支弹药也许不成问题。然而，他们的防线却极为薄弱，这里地势平坦、毫无遮挡，而且距离住着许多伤兵的营部指挥所只有70码。11月3日正午，彼得森、梅奥、理查森和吉鲁一起到指挥所商议，怎样面临即将到来的末日。因为理查森不是军官，所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很清楚他们几个会讨论些什么。所有的军官，包括那些受伤的军官，无一例外地都在讨论那个难以启齿的话题：众所周知，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危急关头，而他们又当如何处置这里人数众多的伤兵;那些受伤的军官即将要做出决定，要不要把自己的性命留到敌人手里。布罗姆瑟和梅奥走到凯斯中尉的身边，表示他们愿意尽力突围;接着，他们又问凯斯能不能和他们一起杀出去。凯斯却回答说不行，并且让他们忘掉自己，因为他现在不能行走，所以不愿意拖别人的后腿。
理查森那时心想，这些年轻人要做出怎样令人心碎的抉择啊!他主动请缨，要求与这些伤兵待在一起，并且尽可能地为他们掩护，但遭到那些决定留下来的伤兵的断然拒绝。凡是还有行动能力、能够指挥他们突围的人，绝不能浪费到——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保护这些伤痕累累甚至奄奄一息的士兵身上。所有的人都很清楚，剩下的时间十分有限，而且敌军的下一次进攻一定会更加猛烈。他们甚至能够听到中国士兵从河床附近向这边挖战壕的声音(这样他们就能够抢在美军之前占领这里的制高点)。和理查森在一起的是一名格外刚毅的中士，但是理查森却记不得他的姓名。理查森把每个人手里的手榴弹都收集过来发给他，对他说他的责任就是设法阻止中国人继续挖战壕。这名中士一路匍匐前进，然后单枪匹马地阻止敌军的挖掘行动。理查森心想，这该是何等英勇无畏的壮举啊!这种情形只会出现在电影里，从来没有出现在现实生活中。
敌军的包围圈越缩越紧，现在几乎没人再谈论救援行动了。当天，澳大利亚的飞行员驾驶几架B-26对该地进行了一次空袭，但是天公不作美;还有一次空投补给行动，一架小型侦察机在距离防御圈大约150码开外处投下一个粗呢包裹。理查森一路匍匐过去捡了回来，但是里面的东西很少，而且也没有他们急需的弹药与吗啡。
援军是不会来了。数天前就坚持让8团撤离该地域的盖伊师长曾经派几支队伍前来营救，但是途中却遭到埋伏在一处最佳地点的中国军队的痛击，并且切断了他们北上的道路。这是中国某军的一支队伍，他们早就埋伏在此，等候一举歼灭前来营救的美军;然而，美军的救援分队却缺乏必要的炮火与空中打击力量，很难对中国军队造成什么威胁。约翰逊中校率领的骑1师5团是其中的一支救援分队，他们试图突破敌军的防线，但伤亡惨重，有250名官兵葬身于此。11月3日，眼看救援无望，米尔本军长下令该师撤回;盖伊结束了救援行动，不得不让被困者自生自灭。盖伊后来说，当时自己做出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次抉择。
当天晚些时候，又有一架侦察机传来信息，要这群被困者尽力脱险。这算不上一种鼓舞，理查森和这里的大多数人早就决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了。夜幕降临以后，中国军队发起全面进攻。被困的官兵向南方和东南方向道路上一些废弃的美军车辆发射反坦克火箭筒，车辆很快就燃起熊熊大火。汽车着火后会燃烧相当长一段时间，既能作为己方的信号弹，也能暂时有效地阻止敌军的进攻。然而一夜过去，防御圈内尚有行动能力的美军仍在不断减少。一开始他们还有将近一百人，但是现在人数越来越少，弹药也所剩无几。11月4日天亮前，理查森估计，大约还有25人正在使用从中国士兵尸体上搜罗来的冲锋枪坚持战斗。第二天晚上又是一场硬仗，他们的最后一辆坦克也完蛋了——有人说是美军故意毁掉的，也有人说是在战斗中毁掉的——这样一来，这里与外界的一切无线电联系都不复存在，意味着不会再有任何人前来救援，这一点着实令人感到可怕。有件事彼得森记得十分清楚，那就是当中国军队集中火力进攻时，他们只剩下最后一挺机枪，而周围美军的尸体却堆积如山。
11月4日一早，理查森、彼得森、梅奥和其他一些士兵进行巡逻，看看是否还有突围的可能。此时军衔高低已经不再重要，尽管梅奥和彼得森都是军官，但是他们同时也是炮手和前方观察员。而吉鲁也提醒理查森说，尽管他只是一名军士，但很可能是这群人中最有步兵战术经验的人，因此他必须相信自己的直觉。
出发之前，彼得森记得发生了一件令人十分难过的事情。当他爬过一个身负重伤、躺倒在地的无线电话务员身边的时候，这名士兵问道：“彼得森中尉，你要去哪里?”彼得森回答，他们要去看看能不能突围，然后再来救大家。这名士兵哀求道：“彼得森中尉，请不要丢下我!请不要丢下我!你们不能把我丢在这里!”彼得森看了一眼，知道这名士兵大概活不了几个小时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必须得走出去，才能回来搭救大家。”他一边说着，一边和巡逻队的其他人爬开了。
理查森认为正东方向应该有能够突围的路线，因为除此之外，到处都有中国军队的火力。在缓慢前行时，他们发现河床附近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中国伤兵。尽管理查森知道本方的伤兵很可能将会成为中国人的俘虏，但他还是郑重其事地告诉身边的美军士兵：“别让人以为你在想拿枪指着他们，更不能向他们开枪射击，想都别想。这是你们听到过的最严厉的命令。”随后，他们在一所装有美军补给的房屋前停下来，里面到处都是中国伤兵，这些伤兵似乎都在发出同样的声音——Shwee，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后来理查森才知道他们说的是“水”。他们走到河床后发现，这里的中国伤兵有四五百人之多，大都是被炮弹炸伤的，大部分人已经死亡，活着的也气息奄奄，手里拿着杯子向他们讨水喝。至此，这些美军士兵才相信，他们能够带领同伴从东面突围，于是他们又悄悄地溜回防御圈内。
理查森回来后不得不做出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此后发生的任何事情都难以与之相提并论。这里现在大约有150名伤员，在敌人猛烈炮火覆盖下的崇山峻岭当中，他们根本没有突出重围的可能，而且还会让那些尚有行动能力的战士白白牺牲。所有伤员都清楚这一点，但没人希望自己落到中国人手中。理查森回来后，不断有人找到他，哀痛欲绝地请他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把他们留到中国人的手里，不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理查森在想，如果自己尽忠职守，服从上级的命令，并且尽可能地救出战友，自己的良心是否仍然会感到不安?对于做过的这些事情，你会不会最终原谅自己?五十年后，他仍然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28]他丢下那么多曾经朝夕相处的战友、那么多曾经共同浴血奋战的士兵。
在最初的几天里，吉鲁一直表现出色。他试图建立某种战场秩序，并且照料重伤员，但他后来死在战俘营中。凯斯和其他伤员一起等着中国军队的到来。他们已经完全没有指望了。中国人终于来了，其中一个人命令凯斯站起来，凯斯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但却倒了下去。他的腿已经废了。由于伤口肿胀得厉害，他不得不割开自己的军靴。凯斯记得，中国人把美国俘虏分成两组，一组是像安德森大夫和卡朋神父那样能够行走的人，另一组是像他那样丧失行动能力需要被安置在担架上的人。凯斯估计后者大概有三十人。这一组中有五个人当晚就死掉了。在接下来的数周里，中国人不停地更换这一组伤兵的房间。凯斯回忆说，十六天当中，他们就像原始部落的人一样活着，只在夜间出行，而且速度非常缓慢。凯斯记得，中国人带着他们向北走了大约两周以后，他听到河水流淌的声音，凯斯相信那一定就是鸭绿江了。一天夜里，中国人出人意料地折回头向美军所在的南方行进，大概是他们不想再让这群俘虏拖累他们了吧，凯斯后来猜想。11月末，他们把这群俘虏留在距离美军营地以北大约几英里的一所房屋里。在凯斯的这组人当中，有一个刚刚被关进来的俘虏还能走路，并且设法向南联络到美军，最后美军派来几辆汽车把他们接走了。凯斯总共做了将近一个月的俘虏，他知道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凯斯隐约记得，在他们原来将近三十人的那组被俘者中，最后得救的只有八个人左右。他的左腿被一枚迫击炮弹炸伤，有四处骨折，腰部以下的伤口也有52处之多。那名搭救他的士兵说道：“你看起来可真惨。”他辗转于各家医院，终于挺了过来，身体基本复原，后来还在越南战场上担任过两年的军事顾问。[29]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美军小防御圈的情况。那些准备突围的人在下午5点前开始行动。这支将近六十人的队伍在河道向南转弯前来到河床边，但是想要继续前行却十分困难。现在他们已经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但是由于人数过多，很容易被敌军察觉。来到主干道后，他们在理查森的指挥下鱼贯而行，迅速穿过这条道路。在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其中一名来自情报部门的军士溜到理查森身边对他耳语，大意是说如果他们两个悄悄离开，那么完全有可能顺利回到美军的防线之内，因为他们都是职业军人，否则就会因为受到这些外行人的拖累。他的话固然没错，换作别的军官也许会听从他的建议，但是理查森没有这样做，此时此刻，他更不会丢下这群人不管，即使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11月5日一早，他们误打误撞地来到一个中国军队的哨所面前，于是双方交火。现在他们已经暴露目标，中国军队也知道了他们的具体位置。在这支队伍当中，理查森拿着唯一的一把冲锋枪，他让别人先走。当他觉得自己就要成功突围之时，却被中国人发现并活捉。看来，他不能像东京总部承诺的那样，在圣诞节前回家了。反之，在接下来的两年半里，他将要在战俘营中度过。像理查森一样，菲尔·彼得森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这次战斗结束后，8团原有的两千四百人中死伤八百余人。时运不济的3营原有的八百余人只有近两百人成功突围。迄今为止，这是朝鲜战场上美军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败仗。美军经过四个月的苦战，眼看就要胜利在望时，战场形势却突然逆转。这一结果对于一向战无不胜的美军来说尤其让人感到痛心疾首。中国军队仿佛突然从天而降，转瞬之间就将美军的一个精英师打得溃不成军。在云山战役中，8团死伤惨重，还损失了许多先进武器装备，包括12门榴弹炮、9辆坦克、125辆卡车与数十支无后坐力步枪。在中国人发动攻击后的次日，该团发言人对记者的一席话却令人发抖。他说：“我们不知道他们能否代表中国共产党政府，但是这次战斗就像当年卡斯特在小比格霍恩河遭印第安人袭击一样，完全是一场印第安式的大屠杀。”[30]
“面糊”米勒在受伤被俘之后，被卡朋神父背着，与其他一小组俘虏一起每天晚上缓缓北行。在前往战俘营的途中，他们曾经来到一处中国军队用作临时基地的地方。在那里，他们看到铺天盖地的中国士兵，足足有两三万人。这里仿佛成了朝鲜一个秘密的城市——除了中国士兵，还是中国士兵。此情此景，米勒不由得心生感慨，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现在这番话他又能去告诉谁呢?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被关进了一座战俘营。
不管联合国军是否喜欢听到“撤退”这个词，他们也开始迅速地向清川江的另一侧撤离，准备迎接中国军队的下一轮攻击。但是此时，就像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一样，中国军队在眨眼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到了哪里。他们悄悄地离开战场，又一次把自己隐藏起来。尽管东京总部的人们乐于相信他们已经离开朝鲜，但是实际上他们仍然躲在北方某处。他们希望美军再次陷入圈套，来到距离他们大本营更近的地方。云山战役只是一个开始，而真正的鏖战发生在三周以后，在比云山更北、更冷的地方。
云山之战是中国人发出的一个警告，但是美军却没有注意到。在此前的数周里，美国总统及其高级顾问们一直对于中国介入这场战争的意图大惑不解，而现在他们变得愈发惴惴不安。为了消除杜鲁门总统的不安情绪，11月3日，参联会主席致电麦克阿瑟，要求他对“共产党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赤裸裸的干涉行为”做出回应。然而接下来几天发生的事情却暴露了一心想要打到鸭绿江畔、统一朝鲜半岛的麦克阿瑟同唯恐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的华盛顿之间的巨大分歧。
对于华盛顿来说，中国究竟意欲何为再一次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而麦克阿瑟故伎重演，想要通过控制情报来获得做决定的主动权，于是威洛比将军就成为关键人物。他刻意缩小中国军队的伤亡数字，有意淡化中国方面的参战意图。11月3日，在他的精心处理下，美国国内只知道，中国赴朝军队的人数在1.65万到3.45万人之间(然而仅在云山一处，就有接近两个师的约两万名中国士兵袭击了美军。几乎与此同时，在朝鲜半岛东侧，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营遭到另一股兵力相当的中国军队的袭击，并且伤亡惨重)。实际上，当时在朝鲜境内的中国士兵已经有30万人或者30个师的兵力。麦克阿瑟对这次袭击十分震惊，却试图敷衍过去，因此他对参联会主席电报的回复同威洛比如出一辙。他在回电中说，中国人之所以要开赴朝鲜，只是为了能够“在朝鲜拥有一处名义上的立足之地”，从而有机会“从废墟上进行掠夺”。[31]
如果说一开始麦克阿瑟被中国军队的袭击吓坏了的话，那么当他们消失以后，这位将军又开始夜郎自大起来。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将军在云山遭袭后向东京发出电报说：“我方遭到一股有组织、高素质队伍的伏击与突袭，其中有些是中国军队。”[32]再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事实了，但是对于沃克的直言不讳，麦克阿瑟的总部感到十分不快。将军想让沃克尽量淡化与中国发生正面接触的危险，装作一切正常，然后继续挥师北进。然而沃克对于继续北上感到惴惴不安，并且像华盛顿的官员一样，想要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尽快了事。对此，麦克阿瑟的措辞很快变得严厉起来。就在沃克担心麦克阿瑟很可能要将自己撤职的时候，这位将军质问沃克，为什么第8集团军在云山之战后就与敌军脱离接触，退缩到清川江之后。接着又逼问道，难道就因为有区区几个“中国志愿军”吗?显然麦克阿瑟想要沃克继续向北挺进，而他给沃克造成的与日俱增的压力远比那些此时深藏不露、静观其变的中国人造成的威胁要大得多。
11月6日，麦克阿瑟在东京发表一则公报。公报中称由于他已经在平壤北部收拢包围圈，因此朝鲜战争基本结束。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他这样志在必得，对于亲身经历云山战役的第8集团军的高级军官们来说，这次战役只是中国潜在威胁的冰山一角。
此时此刻，华盛顿的人们比以往更加有理由感到惶恐不安。正如后来马修·李奇微将军注意到的那样，当中国人首次发动进攻的时候，麦克阿瑟把它当作一次灾难，并立即致电华盛顿，对于任何有可能阻止他炸毁鸭绿江上桥梁的禁令表示抗议。如果允许中国军队穿过这些桥梁，他说，“就会对我指挥下的美国军队造成毁灭性的威胁”。参联会立刻回电，指出中国的介入，用李奇微的话来说，就是“已经成为事实”;也就是说，对于美军是否应当继续北上，需要做出一番痛苦的权衡。麦克阿瑟再次回电，却与自己前一封电报自相矛盾地告诉华盛顿不用担心，美国空军完全有能力保护他的陆军，从而挫败任何挡住去路的强敌。随着美军继续一路北上，决定朝鲜战争最终命运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33]在自己征服朝鲜半岛的伟大梦想与在强敌当前的局势下置美军安危于不顾两者之间，麦克阿瑟最终选择为实现自己的个人梦想而将美军推入险境。
对此，华盛顿的高官们无可奈何。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后来写道，我们起初寄望于中国人、后来又寄望于麦克阿瑟去控制战争。然而我们现在对前者无能为力，对后者也力不从心。艾奇逊曾经写道：“麦克阿瑟究竟想要通过向我们展示这次惊人的军事举措达到什么目的?”此时此刻尤为关键的是：一支全新的、骁勇善战的敌军突然出现在战场上。而在大败美军之后，似乎转眼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艾奇逊补充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他们完全有可能像上次那样突然卷土重来，给我们造成极大的阻拦。”[34]
11月2日至4日，在朝鲜半岛另一端一个叫作“水洞”的地方，第10军所属海军陆战队一部在一场与云山之战规模相当的战役中遭到敌人的痛击，44人阵亡、163人受伤。他们认定，中国人的这次袭击显然经过精心筹划。中国人早已布好天罗地网，却等不及更多的美国人北上自投罗网。水洞一役足以证明云山之战不是偶然巧合。这是美军停止北上、迅速南撤，从而避免与中国发生更大规模战争的最后一次机会，但是华盛顿却无所作为。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当麦克阿瑟展开这场梦魇的时候，我们就像吓瘫了的兔子，坐在那里袖手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