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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帝国飘摇 第十一章 千古,唯此一人

  【爱与恨的边缘】

  万历五年(1577)的夺情事件结束了,张居正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事实证明,以眼前这些小喽罗的实力,是动不了张大哥分毫的,自打严嵩、徐阶、高拱这批高水平选手退役后,江湖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张居正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所以他越发有恃无恐,推行自己的政令,谁不听话就灭了谁,自从赶走高拱后,内阁中只剩他一人,为体现民主风格,他又陆续提拔几人入阁,先是吕调阳,然后是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当然了,这几位仁兄虽然籍贯不同,爱好不同,高矮胖瘦长相各异,但对于张居正而言,他们是同一类人——跑腿的,有着共同的优点——听话。

  但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对于这四个人,他还是看走了眼,至少看错了一个。

  除了工作上独断专行外,张居正还常常对人说这样一句话:我非相。

  这句话看上去十分谦虚,表明我张居正不是宰相。但很不幸的是,这句谦虚的话还有下半句:乃摄也。

  综合起来,这就是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

  我不是宰相,而是摄政。

  所谓摄政,就是代替皇帝行使职权的人,对张居正而言,宰相已经是小儿科了,只有摄政才够风光。一个平民竟然如此风光,如果当年废除宰相的朱元璋泉下有知,恐怕会气得活过来。

  但张居正明显是不怕诈尸的,他受之无愧,并在家里挂上了这样一副对联:

  〖日月共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这副对联用黄金打造,十分气派,但要换在以前,这是个要人命的东西。因为所谓太岳,就是张居正的字,而众所周知,对联的下半句要高于上半句,如此一来,张居正就比皇帝更牛了。

  而牛人张居正非但没有拒收,还堂而皇之地裱起来,就差贴在门口当春联用了。

  但一个人天下无敌太久,老天爷也会不满的,毕竟他老人家喜欢热闹,于是在冥冥之中,他给张居正找来了两个敌人,一个是他的上级,一个是他的下属。

  张居正的上级,就是皇帝。

  说起这二位的关系,实在是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综合说来,这是一个由爱生恨的故事。

  万历皇帝朱翊钧,嘉靖四十二年(1563)出生,是隆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这位仁兄运气很好,六岁就立了太子,四年后又死了爹,直接当了皇帝,比起他那位连个太子名分都没有,提心吊胆当了三十多年王爷的爹来,强得不是一星半点。

  而如果仔细分析他的履历,你就会发现,这位被誉为明代第一懒人的皇帝,实际上曾是一个无比聪明勤奋的人。

  万历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从小认字很早,而且很懂事,虽然不用他帮家里做饭,打洗脚水,但他也知道父亲死得早,母亲一个人不容易,要想维持住这个家,就得靠张先生。

  这是他的母亲告诉他的,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他对此深信不疑。

  他和张先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父亲刚死的时候,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十分危急的时刻,万恶的高老头(高拱同志)欺负他年纪小,他妈又是个寡妇,准备把他的皇位夺走,让他下岗走人,关键时刻,张先生出现了,这位盖世英雄拯救了他们母子,并赶走了邪恶的高老头,在伟大的张先生的帮助下,好人战胜了坏人,世界再次恢复了和平。

  这大概就是万历对张居正的第一印象,而此后母亲的种种言行也加深了他对张先生的好感。

  由于父亲死得早,他的小学教育基本上是由张居正完成的,这位首辅大人可谓多才多艺,除了处理政务外,对他的学习也丝毫不放松,闲来无事还编了一本书,叫做《帝鉴图书》。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今天搞一个优秀少儿图书评选,这本书绝对可以名列前茅,在此书中,张居正特意挑选了一百一十七个历史事件,其中好事八十一件,坏事三十六件,每件事情都配有插图,类似于小人书,讲明白为什么好,为什么坏,相信只要不是白痴,就一定能看得懂。

  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张居正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他不但编了书,还每天跑来给小皇帝讲故事,指着书上的插图,告诉万历,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

  万历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对这个既帮自己干活,又给自己讲故事的张先生,他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甚至于每次张居正上朝时站在他的面前,他都觉得过意不去:张先生站着,我怎么好意思坐着?

  问题在于皇帝没法站着上朝,于是他给了张居正一个特殊待遇,每到夏天热时,张居正的身边就站着两人,专门给他扇扇子;冬天冷时,张居正的脚底下总有一块铺好的毡布(当然,别人是没有的),当旁边的诸位同僚擦汗打哆嗦时,张先生这里却是气定神闲,搞得大家总仰天长叹: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

  在万历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类似父亲的人。

  而那位在一旁煽风点火,引导万历的李贵妃(现在是太后了),对张居正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动机。

  李太后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她籍贯山西,出身低微,家里原来虽做过小生意,也无非是混碗饭吃。幸好长得漂亮,被皇帝选中,还生了个儿子,估计她从小经常逛集贸市场,讨价还价,社会经验丰富,所以在宫中很会来事,人缘也好,这才开始发达起来。但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她的本性始终未曾变过——生意人。

  从看到张居正的第一眼起,李太后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极有利用价值的人,不但能谋善断,而且政务能力极强,加上他的丈夫隆庆皇帝为人老实、胆小怕事不说,还是个老病号,哪天脚一蹬就咽了气,那都是说不准的事情。

  虽说李太后精明强干,也有一定的政治野心,但她很清楚,中国很广阔,事情很复杂,像收税、打仗、城管、救灾之类的事,自己是搞不定的,只能依靠大臣去办。换句话说,她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从这一点看,她比后来的那位慈大妈(慈禧)不知要强多少倍。

  【关于后宫参政问题的调研】

  这是个十分有趣的问题,纵观整个明代,什么事情都有,太监专权,大臣独裁,可偏偏老婆(后宫)参政的问题并不多见,什么女主当国,垂帘听政,压根就没有市场,看上去很让人费解,但只要略为分析,就会发现,其实原因十分简单。

  先介绍一下相关知识,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女性参政折腾事的并不少见,但折腾出好结果的却并不多见,像慈禧这类的二杆子更是数不胜数,讲到这里,也请诸位女性同胞暂不要动手,容俺说完。

  女性在从政方面之所以比男性困难,说到底是个生理结构问题,政治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需要极大的理性,但女性情感丰富,很多事情上往往会跟着感觉走,比如慈禧大妈,开始知道光绪改革,还比较支持,但一听说改革要革自己,就把人给废了,这还在其次,关键在于她明明知道大清国快完蛋了,不改革不行,只为了吐口恶气,把维新派的那一套也给废了,实在太不理智。

  冲动是魔鬼,这话一点不错。

  当年秦孝公的儿子恨透了商鞅,等老爹一死就找来几匹马把他给分了(五马分尸,学名车裂),但分尸归分尸,商鞅的那一套他还是照着用,一点不耽误,相比而言,慈大妈的档次实在差得太远。

  到后来,慈大妈因为洋人不准她废掉光绪,且一直指手划脚,一怒之下,就去利用义和团,把那一帮大师兄、二师兄都请到京城,估计是戏看多了,什么刀枪不入的鬼话都相信,还公然向全世界列强宣战(早干嘛去了),也不派兵出国,唯一的军事行动就是攻打各国使馆,就那么高几层楼,对方撑死也就上百人,清兵围,义和团围,十天半个月打不进去,等到人家一派兵又慌了,赶紧撤除包围,还往使馆里送西瓜,被人赶到西边,一路上吃尽了苦受尽了累,回来却又十分大度,表示愿意以举国之力,结列强之欢心。

  说起这位慈大妈,真是一声叹息,不知从何讲起,国家被她搞得一团浆糊,乱象丛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慈大妈感情太丰富,不按常理出牌,虽说工于心计,也只能玩玩权谋,整死几个亲王,过过舒坦日子,让她治国安邦,那是没有指望的。

  当然了,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比如伟大的武则天女士,那就真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一步一个脚印,从宫女到皇后,再到皇帝,但凡敢挡路的,全部干掉,连儿子也不例外,看似和慈禧没什么区别,但她在历史上的名声比慈禧实在好得太多。

  因为当慈禧看戏的时候,武则天在看公文,慈禧在吃几百道菜的时候,武则天连晚饭都顾不上,自执政以来,她始终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松懈,她很清楚,作为一个政治家,除了得到,还必须付出。

  所以慈禧只是个阴谋家,而武则天是政治家,阴谋家只能整人,政治家除了整人外,还要整国家。

  而李太后就不同了,她既不是阴谋家,更不是政治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个维持家庭的家庭主妇。

  历朝历代,之所以老婆干政频繁出现,说到底还是因为皇帝权力大,用历史术语讲,这叫后权源自皇权,一旦皇帝死了,儿子又小,老婆想不掌权都不行。可在明代,皇帝本人就没什么权,隆庆皇帝干了五六年,有一多半时间在挨骂,想买点珠宝首饰,户部还不给钱,过得非常之窝囊,面对这种局面,想把日子过下去,也就只能依靠张居正了。

  而且张居正这个人除了工作出色外,长得也帅,当然这个帅的定义和今天不同,在明代,有一把大胡子是帅哥的第一特征(络腮胡子不算,在当时那是土匪特征),最符合标准的,是关公的那一种,随风飘扬,不但美观,沾点墨水就能写字,也很实用。张居正五官端正不说,还有一把这样的胡子,既有能力又有相貌,李太后要不喜欢他,那就真没天理了。

  所以虽然这对母子的阅历和动机不同,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张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必须依靠他——至少目前是这样。

  对这对孤儿寡母的心思,张居正十分明白,对李太后,他礼敬有加,给足面子,毕竟这人也算自己的上级,但对万历,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张先生似乎完全不把皇帝当干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训就怎么训,比爹还爹。

  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情,是在万历读书的时候发生的,那时万历正在读论语,张居正站在一边听,读到其中一句“色勃如也”的时候,小朋友一时大意,认了个白字,把勃读成了“背”音。

  这实在不是个大事,可万历刚刚读完,就听得身旁一声大吼:

  “这字应该读勃!”

  如果你今天在学校里读错字,被人这么吼一句,也会不高兴,估计个把性格型的还会回一句:老子就爱读背,你怎么着?

  但当时的万历,至高无上的皇帝大人却没有回嘴,不但没有回嘴,还吓得发抖,赶紧修正,相信这句话他一辈子再也不会读错了。

  在封建社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张居正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拉出去剐一千遍都不过分,连孩子他亲爹都没这么训过,张先生竟敢如此放肆,真是欺负朱重八不在了。

  但张居正之所以有如此举动,绝不是为了耍威风,只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梦想。

  三十年前,当他刚刚进入朝廷时,坐在皇位上的是嘉靖,这位极难伺候的仁兄让张先生吃尽了苦头,前后躲闪,左右逢迎,历经千辛万苦才把他熬死。

  接班的隆庆却是个完全相反的人,什么事情都没主意,也不管,大事小事都得自己干。

  虽说这样也不错,但张居正知道,自己总有一天是要死的,摊上这么个皇帝,出了事谁来给他擦屁股?

  所以他希望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他希望经他之手,成就一位千古明君。

  万历,你就是我的目标,我将用毕生之心血去培养你,我已不再年轻,也终将死去,但我坚信,你的名字将和汉武帝、唐太宗并列,千古传诵,青史流芳。

  如此,则九泉之下,亦当含笑。

  事情似乎比想象得还要顺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有人都在张居正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行进着,朝政很稳定,皇帝很听话,皇帝他妈很配合。

  然而正是因为太正常,正常到了不正常的地步,就出问题了。

  我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简直嗜玩如命,每天最大的梦想就是不用上学,到处去玩耍,于是经常旷课终于惹怒了老师,让他回家去了。开始这位兄弟还很高兴,可在家住了两个月,死乞白赖地又回来了。我问:何以不玩?答:玩完,无趣。

  万历皇帝的情况大致如此,刚即位时,他才不到十岁,什么事情有张居正管着,啥也不用干,高兴都来不及,可时间一长,就没意思了,拿起一份奏疏,想写点批示,一看,上面张居正都给批好了,一二三四,照着办就行。这还不算,连划勾盖章的权力他都没有,要知道,那是冯保的工作。

  毕竟十六七岁了,没有事干,那就找人玩,但很明显,张居正没有陪他扔沙包的兴趣,于是万历只好找身边太监玩。

  太监玩什么他就玩什么,太监斗蛐蛐,他就斗蛐蛐,太监喝酒,他就喝酒,太监喝醉后喜欢睡觉,他喝醉后喜欢闹事(酒风不好)。

  于是万历八年(1580),酒风不好的万历兄终于出事了,有一天,他又喝醉了,在宫里闲逛,遇上了一个太监,突然意气风发,对那位仁兄说:你唱个歌给我听吧。

  一般说来,在这种场合,遇上这种级别的领导,就算不会唱歌,也得哼哼两句过关。可这位太监不知是真不会唱歌,还是过于害怕,站在原地半天没有出声。

  皇帝大都没什么耐心,特别是喝醉的皇帝,看着眼前的这个木桩子,万历十分恼火,当即下令把这位缺乏音乐素养的兄弟打了一顿,打完了还割了他一束头发,那意思是本来要砍你的头,而今只割你的头发,算是法外开恩。

  换在其他朝代,这事也就过了,天子一言九鼎,天下最大,不会唱歌就人头落地也不新鲜,但万历不同,他虽是皇帝,上面还是有人管的。

  在万历刚刚发酒疯的时候,冯保就得到了消息,他即刻报告了李太后,于是当皇帝大人酒醒之后,便得到了消息——李太后要见他。

  等他到地方的时候,才知道事情大了,李太后压根不跟他说话,一见面就让他跪,然后开始历数他的罪恶,万历也不辩解,眼泪一直哗哗地,不断表示一定改过自新,绝不再犯。

  好了,到目前为止,事情还不算太坏,人也骂了,错也认了,就这么收场吧。

  然而李太后不肯干休,她拿出了一本书,翻到了其中一篇,交给了万历。

  这似乎是个微不足道的举动,但事实上,张居正先生的悲惨结局正是源自于此。

  当万历翻开那本书时,顿时如五雷轰顶,因为那本书叫《汉书》,而打开的那一篇,是《霍光传》。

  霍光,是汉代人物,有个异母兄弟是名人,叫霍去病。但在历史上他比这位名人还有名,干过许多大事,就不多说了,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废过皇帝。

  废了谁,怎么废的,前因后果那都是汉代问题,这里不多讲,但此时,此地,此景,读霍光先生的传记,万历很明白其中的涵义:如果不听话,就废了你!

  而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虽然你是皇帝,但在你的身边,也有一个可以废掉你的霍光。

  万历十分清楚,这位明代的霍光到底是谁。

  生死关头,万历兄表现了极强的求生欲望,他当即磕头道歉,希望得到原谅,并表示永不再犯。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看到惩罚已见成效,李太后收回了威胁,但提出了一个条件:皇帝大人既然犯错,必须写出检讨。

  所谓皇帝的检讨,有个专用术语,叫“罪己诏”,我记得后来的崇祯也曾写过,但这玩意通常都是政治手段,对“净化心灵”毫无作用。

  想当年我上初中时,为保证不请家长,经常要写检讨,其实写这东西无所谓,反正是避重就轻,习惯成自然,但问题在于,总有那么几个缺心眼的仁兄逼你在全班公开朗诵,自己骂自己,实在不太好受。

  而皇帝的“罪己诏”最让人难受的也就在此,不但要写自己的罪过,还要把它制成公文,在天下人面前公开散发,实在太过丢人。

  万历兄毕竟还是脸皮薄,磕完头流完泪,突然又反悔了,像大姑娘上轿一样,扭扭捏捏就是不肯动笔,关键时刻,一位好心人出现了。

  “我来写!”

  无私志愿者,张居正。

  要说还是张先生的效率高,挥毫泼墨,片刻即成,写完后直接找冯保盖章,丝毫不用皇上动手。

  万历坐在一旁,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喝醉了酒,打了个人,怎么就落到这个地步?差点被人赶下岗?

  在他十八岁的大脑里,一切都在飞快运转着,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是谁导致了这一切?是谁压制了自己?

  他抬起了头,看到了眼前这个正在文案前忙碌的人,没错,这个人就是答案,是他主导了所有的一切,这个人不是张先生,不是张老师,也不是张大臣,他是霍光,是一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的人。

  在张居正和李太后看来,这是一次良好的教育机会,万历兄将从中吸取经验,今后会好好待人,在成为明君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然而就在这一团和气之下,在痛哭与求饶声中,一颗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八年的感情就此划上句号,不是因为训斥,不是因为难堪,更不是因为罪己诏,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权力。

  我已经十八岁了,我已经是皇帝了,凭什么指手划脚,凭什么威胁我?你何许人也?贵姓?贵庚?

  这就是万历八年发生的醉酒打人事件,事情很简单,后果很严重,皇帝大人的朋友和老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敌人。

  但整体看来,局势还不是太悲观,毕竟还有李太后,有她在中间调和,张居正与万历的关系也差不到哪去。

  可问题在于,这位中年妇女并非缓冲剂,反倒像是加速剂,在日常生活中,她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小生意人本色——把占便宜进行到底。

  自从有了张居正,李太后十分安心,这个男人不但能帮她看家,还能帮她教孩子,即当管家,又当家庭教师,还只拿一份工钱,实在太过划算。

  对于小生意人而言,有便宜不占,那就真是王八蛋了,于是慢慢地,她在其他领域也用上了张居正,比如……吓唬孩子。

  小时候,我不听话的时候,我爹总是对我说,再闹,人贩子就把你带走了,于是我立刻停止动作,毛骨悚然地坐在原地,警惕地看着周围,虽然我并不很清楚,人贩子到底是啥玩意,只知道他们喜欢拐小孩,拐回去之后会拿去清炖,或是红烧。

  万历也有淘气的时候,每到这时,顶替人贩子位置的,就是张居正,李太后会以七十岁老太太的口吻,神秘诡异的语气,对闹腾小孩说道:

  “你再闹!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使张先生闻,奈何)

  这句话对万历很管用,很明显,张先生的威慑力不亚于人贩子。

  自古以来,用来吓唬小孩的人(或东西)很多,从最早泛指的老妖怪,魔鬼(西方专用),到后来的具体人物,比如三国时期合肥大战后,战场之上彪悍无比的张辽同志,就曾暂时担任过这一角色(再哭,张文远来了!),再后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也客串过一段时间,到我那时候,全国拐卖成风,人贩子又成了主角。

  总而言之,时代在变,吓人的内容也在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但凡当这类主角的,绝不是什么让人喜欢的角色。

  所以从小时起,在万历的心中,张居正这个名字代表的不是敬爱,而是畏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的那位生意人母亲。

  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张居正倒也不是毫无察觉,在醉酒事件之后不久,这位老奸巨滑的仁兄曾提出过辞职,说自己干了这么多年,头发也白了,脑袋也不好用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家种红薯,报告早晨打上去后,一顿饭工夫回复就下来了——不行。

  万历确实不同意,一方面是不适应,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应付得了;另一方面是试探,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解释得了。

  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坚决要求走人,并且表示,我不是辞职,只是请假,如果您需要我,给我个信,我再来也成。

  张居正并不是虚情假意,夏言、严嵩、高拱的例子都摆在眼前,血淋淋的,还没干,唯一能够生还的人,是他的老师徐阶,而徐阶唯一的秘诀,叫做见好就收。

  现在是收的时候了。

  这话一出来,万历终于放心了,不是挖坑,是真要走人。按照他的想法,自然是打算批准了,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大团圆结局是可以期待的,然而关键时刻,闹事的又出场了。

  生意人和政治家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政治家是养羊,生意人是养猪。养羊的,每天放养,等到羊毛长长了,就剪一刀接着养,无论如何,绝不搞鱼死网破,羊死毛绝的事情,而生意人养猪,只求养得肥肥的,过年时一刀下去,就彻底了事,没有做长期生意的打算。

  李太后是生意人,她没有好聚好散、细水长流的觉悟,也无需替张居正打算,既然好用,那就用到用废为止,于是她开了尊口:

  “张先生不能走,现在你还年轻,等张先生辅佐你到三十岁,再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做商量)

  这可就缺了大德了。

  想走的走不了,今年都五十六了,再干十年,不做鬼也成仙了。

  想干的干不上,今年才十八岁,再玩十年,还能玩出朵花儿来?

  但太后的意旨是无法违背的,所以无论虚情假意,该干的还得干,该玩的还得玩,张居正最后一个机会就此失去。

  既然不能走,那就干吧,该来的总要来,躲也躲不掉,怀着这种觉悟,张居正开始了他最后的工作。

  从万历八年(1580)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他日以继夜地工作,贯彻一条鞭法,严查借机欺压百姓的人员,惩办办事不利的官员,对有劣迹者一律革职查办,强化边境防守,俺答死了,就去拉拢他的老婆三娘子(当年把汉那吉没娶过去的那位),只求对方不闹。里里外外,只要是他能干的,他都干了。

  大明帝国再次焕发了平静与生机,边境除了李成梁先生时不时出去砍人外,已经消停了很多,国库收入极为丰厚,存银达到几百万两,财政支出消除了赤字,地方粮仓储备充足,至少饿不死人,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

  与蒸蒸日上的帝国相反的,是张居正蒸蒸日下的身体,在繁杂的工作中,他经常晕倒,有时还会吐血,然而事已至此,又能如何?

  这就是张居正的最后两年,每一天,他都相信国家的前途,相信平民百姓的生计,相信太平盛世的奇迹,相信那伟大的抱负终会实现。

  以他的生命为代价,他坚信这所有的一切。

  在他的人生的每一刻,都洒满了理想与信念的光辉。

  【失去、得到】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帝国内阁首辅,上柱国,正一品太师兼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五十八,谥文忠。

  张居正死了,皇帝十分之悲痛,这是真的,毕竟一个人陪伴了自己那么久,干了许多事,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是哭了几场,甚至有几天悲痛得上不了朝。

  悲痛之余,他还下令抚慰张居正的家人,并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一时之间,全国处处都是哀悼之声。

  但以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和从前那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太有感情也是不可能的,所谓十分之悲痛,其实也就悲痛十分钟而已。

  所以在短暂悼念之后,长期清算的时候就到了,六月份张居正死,十二月份就动手了,当然,对手还不是张居正。

  事实上,在当时的朝廷里,最为人忌恨的人,是冯保,张先生好歹是翰林出身,一步一步熬上来的,冯太监这样一步登天的人,要不是后台硬,早就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

  现在张居正死了,但冯保似乎还是很镇定的,因为小时候冯保经常陪小皇帝玩,万历也对他很亲热,不叫他名字,只叫他大伴,关系相当之铁,所以他认为,纵使风雨满天,天还塌不下来。

  然而天就塌下来了,十二月有人告他十二大罪,几天之后当年的那位小皇帝就在告状信上大笔一挥,下了结论: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

  冯保措手不及,当时就晕了过去。

  冯保同志敬请节哀,蠹国虽是胡说,欺君却是事实,其实一直以来,他都是排在万历最讨厌人榜的第二名,仅次于张居正,因为这位仁兄一直以来都在干一件万历最为讨厌的事情——打小报告。

  自打掌权后,冯保就以二管家自居了,但凡万历有啥风吹草动,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李太后,什么斗蛐蛐、打弹弓,包括喝醉酒闯祸的那一次,都是他去报告的。

  在我小时候,这种人一般被叫做“特务”,是最受鄙视的。到了万历那里,就成了奸贼,年纪小没能量,也无可奈何,长大以后那就是两说了,不废此人,更待何时?

  冯保闯了这么大的祸,竟还如此盲目乐观,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一个人当官当久了,就会变傻,并产生一系列幻觉,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最后稀里糊涂完蛋去也。

  不过看在小时候陪自己玩过的份上,万历还是留了一手,安排他去南京养老,也没要他的命。

  这是冯保,张居正就没那么好对付了。

  张先生在朝中经营多年,许多大臣都是他的人,现在刚死不到一年,立刻翻案恐怕众怒难犯。更麻烦的是,现任内阁首辅张四维也是张居正一手提起来的,自然不肯帮忙,要想整治张先生,谈何容易。

  然而很快,万历就发现自己错了。种种蛛丝马迹表明,除自己外,张先生还有一个敌人,一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张四维。

  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复仇故事,在真相揭开前,张四维已隐忍了太久。

  张四维,字子维,山西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看起来,这不过是份普通的官僚记录,但实际上,他的背景要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张四维的父亲,叫做张允龄,是一名普通的山西商人,不算什么人物,但他母亲王氏却不同凡响——王崇古的姐姐。

  也就是说,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之前已经说过,朝廷实力派人物杨博也是山西人,而且他的儿子娶了王崇古的女儿,也就是说,杨博的儿媳妇是张四维的表妹,看上去比较复杂是吧,后面还有。

  后来张四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张甲徽,一个叫张定徽,他们两个几乎同时结婚,老婆却是亲姐妹——杨博的两个孙女。

  什么叫特殊利益集团,相信你已经明白了。

  王崇古是宣大总督,杨博是兵部尚书(后改吏部尚书),位高权重,却并非张居正的人,还经常对他颇有微辞。舅舅和亲家都这样,张四维的立场自然也差不多。

  当然,张四维的这些路数张居正都很清楚,所以早在万历三年(1575),他就推荐张四维进入内阁,成为了大学士,也算是先下手为强,卖个人情。

  然而这一次,他终于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他的老师曾经犯过的错误。十年前,徐阶推荐高拱入阁,认为能卖高拱一个人情,十年后,张居正也这样想。

  但事实上,张四维远没有他想得那么简单,在这个人的心中,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秘密。

  五年之前的那一天,殷士儋大闹内阁,要和高拱单挑,张居正劝架,却也挨了骂,正是在这场闹剧中,张居正坚定了除掉高拱的决心,但与此同时,他似乎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殷士儋会在那一天突然发作?

  原因很简单,因为就在那一天之前,殷士儋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高拱准备赶走他,换一个人入阁。实在是忍无可忍,殷学士鱼死网破,这才算雄起了一回。

  而那个由高拱安排,入阁顶替殷士儋的人,正是张四维。

  对于这份五年之后迟到的邀请,要他感恩戴德,实在比较困难。

  好了,这起迷案就要水落石出了,我们现已掌握了如下四点:

  1、王崇古与高拱关系紧密,他的职务是由高拱推荐的。

  2、张居正准备解决高拱之时,杨博曾亲自上门,为高拱求情。

  3、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也是杨博的亲家。

  4、高拱曾推荐张四维入阁,以取代不听话的殷士儋。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张四维是高拱的亲信,一个由始至终,极为听话的亲信。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张居正联合冯保赶走高拱的时候,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

  当然,自信的张居正是绝对不会在意的,在得意的巅峰,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于是当内阁缺少跑腿的人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张四维,那个看上去极其温顺听话的张四维。

  之后的一切,就是顺理成章了,张居正活着,他无能为力,现在人死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

  万历十一年(1583),陕西道御史杨四知突然发难,上书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就如同预先彩排过一样,原先忠心耿耿、言听计从的诸位大臣一拥而上,把张居正从五、六岁到五十六岁的事情都翻了出来,天天骂日日吵,唯恐落后于人。

  眼见群众如此配合,万历自然也不客气,立刻剥夺了张居正的太师等一切职务,并撤销了他“文忠”的谥号。之后不久他更进一步,抄了张先生的家。

  之所以搞抄家,原因只有两个,愤怒,以及贪婪。

  在万历小时候,张居正经常对他提出一个要求——勤俭。每年过年的时候,万历想多摆几桌酒席,张居正告诉他,国家很困难,应该节俭,万历表示同意,皇帝进出场合多,万历想多搞点仪仗,显显威风,张居正告诉他,这些把戏只会浪费国家资源,搞不得,万历表示同意。

  在张居正死前,无论万历对他有何不满,也就是个工作问题,然而随着检举揭发的进一步进行,皇帝大人惊奇地发现,原来张先生的日子过得很阔,不但好吃好喝,而且出门阔气无比,还有顶三十二个人抬的轿子。

  让我省吃俭用,你自己过舒坦日子?还反了你了!

  而在愤怒之后,就是贪婪了,毕竟皇帝陛下也要用钱,被卡了这么多年,不发泄实在对不起自己,抄家既能出气,又能顺便捞一把,何乐而不抄?

  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抄家正式开始。

  其实说起来抄家也没啥,抄家的人家多了去了。倒霉了就抄家,抄完拉倒,今天你抄我,明天我抄你,世道无常,习惯了就好。

  但是张家的这次抄家,却并非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惨剧,是惨无人道的人间地狱。

  四月底,司法部副部长丘橓由北京出发,前往张居正老家荆州抄家。本来也没什么,人到了就抄好了,可是破鼓总有万人捶,对广大官员们而言,看见人家落井,不丢一块石头下去,实在是件太难的事情。

  原先毕恭毕敬的地方官听说张居正倒了台,为了在抄家中争取一个好的表现,竟然提前封住了张家的门,不准人转移财物。

  这么一搞,不但财物没能转移,连人也没转移,因为张家的几十口人还躲在家里,又没有粮食,但这似乎不关地方官的事,于是等丘部长抵达,打开门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十几个已经饿死的人和几十个即将饿死的人。

  没关系,饿不死的,抄家也可以抄死你。

  经过几天的抄家统计,从张居正家中共抄出黄金上万两,白银十多万两,如此看来,张居正在搞政治的同时,也没少搞经济。但总的来说,还不算太过分,和他的前辈严嵩、徐阶比起来,也算是老实人了。

  没办法,大仇未报,人家本来就是冲着人来的。很快就传出消息,说张居正家还隐藏了二百万两白银,不抄出来誓不罢休。于是新一轮运动开始,先是审,审不出来就打,打得受不了了,就自杀。

  自杀的人,是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但在死前,他终于发觉了那个潜伏幕后的仇人,并在自己的遗书中发出了血泪的控诉:

  “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

  所谓张凤盘,就是张四维,所谓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相信读过书的都能明白,这是一句骂人的话,还顺道拉上了万历。

  这就是张敬修临死前的最后一声呐喊。

  但张敬修不会想到,他这一死,不但解脱了自己,也彻底解脱了张居正,以及所有的一切。

  张敬修一死,事情就闹大了,抄家竟然抄出了人命,而且还是张居正的儿子,实在太不像话。恰好张四维两个月前死了爹,回家守制去了。他这一走,原先的内阁第二号人物申时行,就成为了朝廷首辅。

  这位仁兄还比较正派,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连夜上书要求严查此事。万历也感觉事情过了,随即下令不再追究此事,并发放土地,供养张居正的母亲家人。

  事情终于解决了,万历的仇报了,他终于摆脱了张居正的控制,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张四维的心愿也已了结,他在家乡守孝两年,即将期满回朝之际,却突然暴病身亡,厚道的人说他死得其所,不厚道的人说这是干了缺德事,被张居正索了命。

  无论如何,仇恨与痛苦,快乐与悲伤,都已结束。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经写过无数个人物,有好人,也有坏人,而张居正,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一个。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民闯荡二十余年,终成大器。

  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一句话,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

  但在明代浩如烟海的人物中,最打动我的,却正是这个复杂的人。

  十年前,当我即将踏入大学校园时,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场合,有一个人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

  你还很年轻,将来你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两样东西,你绝不能丢弃,一个叫良心,另一个叫理想。

  我记得,当时我碍于形势,连连点头,虽然我并不知道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一晃十年过去了,如他所言,我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所幸,这两样东西我还带着,虽然不多,总算还有。

  当然,我并不因此感到自豪,因为这并非是我的意志有多坚强,或是人格有多高尚。唯一的原因在于,我遇到的人还不够坏,经历的事情还不够多,吃的苦头还不够大。

  我也曾经见到,许多道貌岸然的所谓道学家,整日把仁义道德放在嘴边,所作所为却尽为男盗女娼之流。

  我并不愤怒,恰恰相反,我理解他们,在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仅此而已,虽不合理,却很合法。

  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人在历经沧桑苦难之后,都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

  直到我真正读懂了张居正,读懂了他的经历,他的情感,以及他的选择。我才找到了一个答案,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

  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

  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

  〖张居正,字叔大,嘉靖四年(1525)生,湖广江陵人。

  少颖敏绝伦,嘉靖十八年(1539)中秀才,嘉靖十九年(1540)

  年中举人,人皆称道。

  嘉靖二十六年(1547),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徐阶辈皆器重之。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阶代嵩首辅,倾心委于张居正,信任有加,草拟遗诏,引与共谋。

  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四十三岁,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入内阁。

  隆庆六年(1572),隆庆驾崩,张居正引冯保为盟,密谋驱逐高拱,事成,遂代拱为内阁首辅。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主政,推行考成法,整顿官吏,贪吏闻风丧胆,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万历六年(1578),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百姓为之欢颜,天下丰饶,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有余。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年五十八岁,去世,死后抄家。

  长子自尽,次子充军。〗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世间已无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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