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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我在闹区的最北端减速,慢慢往南穿越这座沉睡中的小镇,大家都不发一语。哈伯躺在后座上,一副快崩溃的样子,芬雷则坐在我身边的乘客座,一脸严肃,透过挡风玻璃凝视前方。我们三个人都上气不接下气,在经历了一阵紧张刺激的危机之后,都陷入了沉默之中。

  仪表板上的时钟指着凌晨一点。在四点以前,我想一直躲着不动,这是一种迷信似的行规,我们都称这个时间点为“KGB时间”。传说KGB(前苏联国家安全局)的人总是在半夜四点敲门抓人,而且据说成效卓着,因为那些倒楣鬼仍然迷迷糊糊的,两三下就被制伏了。偶尔我们自己也会试试这招,屡试不爽,所以我决定继续等,就当作最后一次吧!

  我开车时刻意左躲右闪,开进最后一排商店后面的补货巷子,把大灯关掉,停在发廊后的暗处。我关上引擎后,芬雷瞥了一下四周,然后耸耸肩。凌晨一点去发廊有什么了不起?反正一辆价值十万的宾利都可以被我们开来撞房子了,何况他还被一个疯子关在牢房里面十小时。这些事情都疯狂透顶了,而且芬雷可是在波士顿待了二十年,加上在马格瑞夫的六个月历练,你以为还有事情值得让他大惊小怪吗?

  哈伯从后座把身体往前靠,好像累挂了。他刚刚完成连续三次蓄意撞车的“壮举”,三次冲击下来,他不但像是被揍过一顿似的,而且看来惊魂未定,耗尽了所有体力。他撞进第一个目标以后,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让他猛踩油门,继续撞第二、第三个目标。但是他干得很漂亮,不是每个人都能办到,不过,他现在也因此而难过煎熬。我从座位滑出来,站在巷子里,做个手势示意哈伯下车,他跟我一起站在黑暗中,看来还是摇摇欲坠。

  “你还好吧?”我问他。

  他耸耸肩。

  “大概吧。”他说,“我撞到膝盖,还有脖子痛得像断掉一样。”

  “四处走动一下。”我说,“不要让身体僵掉。”

  我陪他在巷子里来回走动,前后各走十步,绕了两次,他左脚走起路来有点吃力,或许车门凹进来,撞到了他的膝盖。他转动脖子,试着放松刺痛的颈部肌肉。

  “还好吧?”我说。

  他对我微笑,结果突然扭到了肌腱,脸上的表情变得很痛苦。

  “死不了。”他说。

  芬雷下车跟我们一起走动,他好像还在苏醒一样,像个刚刚起床的人伸展身体,又活跃了起来,在黑暗中对我露出微笑。

  “干得好,李奇。我还在纳闷你到底会怎样把我救出去。皮卡怎么了?”

  我用手指比了一把手枪,就像小孩在枪战游戏中的动作一样,他对我点点头,那神情好像把我当成拍档似的,但是他那个人向来矜持,所以没有多说些什么。我似乎应该有什么回应,所以我也跟他握握手,然后转身轻敲发廊用来补货的后门。门马上就打开了,比较老的那位理发匠好像在那儿等我们敲门似的,开门的姿势活像个老管家,示意我们走进去。我们一个接一个走进去储藏室,在一个堆满理发用品的架子旁等着,接着那浑身橘皮的老家伙走到我们身边。

  “我们需要你的帮忙。”我说。

  老家伙耸耸肩,举起他那赤褐色的手掌示意我们等等,慢慢走到前面之后,又跟他的搭档走回来。他跟比较年轻的那个老家伙交头接耳地讨论我的请求,两人的嗓门都很粗。

  “上楼吧。”比较年轻的那个说。

  我们陆续走上一个狭窄的阶梯,到了发廊楼上的一间公寓里,两位老理发匠带着我们走进客厅,他们放下百叶窗,打开两盏昏暗的灯,挥手叫我们坐下。那是个破旧的小客厅,但是很干净,让我觉得很自在——我想如果我能有个房间的话,也要这样的。我们坐下后,比较年轻的那个老头跟我们一起坐,比较老的那个又慢慢走开,把门关上。我们四个坐在那里大眼瞪小眼,接着那个理发匠倾身往前靠。

  “以前也有人在我们这儿躲过。”他说。

  芬雷左右张望了一下,决定自己充当发言人。

  “是吗?”他说。

  “是的,先生。”理发匠说,“说老实话,来我们这里躲藏的有男有女。”

  “像是哪些人呢?”芬雷问他。

  “你想得到的都有。”那老家伙说,“有的是农场工人工会的人,在花生田里工作,或者是种植水蜜桃的男工人。还有一些为黑人争取选民登记权的女孩,那些不想去越南送死的男孩子也来过。只要你说得出来,我们都窝藏过。”

  芬雷点点头。

  “现在轮到窝藏我们。”他说。

  “在镇上遇到麻烦吗?”理发匠问他。

  芬雷又点点头。

  “大麻烦。”他说,“这里马上要改头换面了。”

  “早该改一改了。”那老家伙说,“等了那么多年。”

  “你也期待吗?”芬雷说。

  理发匠点点头站起身来,走到一个大柜子前,打开柜门后挥手叫我们过去看看。那是个可以顶到天花板的大柜子,里面的架子都很深,架上堆着满满的钱,一叠叠像砖块一样都用橡皮筋捆好,里面一定有好几十万。

  “克林纳基金会发的钱。”老家伙说,“他们不断丢钱给我们,一定有哪里不对劲。我已经七十四岁了,之前的七十年,大家都想要朝我们身上吐口水,但现在却一股脑对我们丢钱,一定有问题,不是吗?”

  他把门关起来。

  “我们都没花。”他说,“不是自己赚的,我们一毛也不会花,只是把钱都堆在柜子里。你们几个在追查克林纳基金会吧?”

  “明天开始,克林纳基金会就从世界上消失了。”我说。

  那老家伙只是点点头,他经过柜子的时候还瞥了它一眼,摇摇头,然后关上门,把我们独自留在这个温暖的小房间里。

  “这不是件容易的差事。”芬雷说,“两边都有三个人,但是他们有四个人质,其中有两个是小孩,我们甚至还搞不清楚人质被关在哪儿。”

  “他们也在仓库里。”我说,“那是肯定的,不然会在哪里?没有多余的人力可以在其他地方看管他们了,而且你也听到那录音带里传来轰隆隆的回声吧?那是在仓库里,不会错的。”

  “什么录音带?”哈伯问我们。

  芬雷看着他。

  “他们叫萝丝可录一卷带子给李奇听。”他说,“叫她传达一个口信,证明她在他们手上。”

  “萝丝可?”哈伯说,“那查莉呢?”

  芬雷摇摇头。

  “只有萝丝可的录音。”他撒谎,“没有查莉的录音。”

  哈伯点点头。干得好啊,哈佛佬!想想看,如果哈伯知道查莉被人用利刃抵住喉咙,逼她对着麦克风讲话,那他不疯掉才怪。他会陷入一阵惊慌失措,也就成了无效的兵力。

  “他们都在仓库里,”我说,“毫无疑问。”

  哈伯对那座仓库熟门熟路。有一年半的时间,他大部分的日子都在里面工作,所以我们叫他一遍又一遍说明仓库里的平面位置,我找到纸跟铅笔,叫他画下来。我们一再核对平面位置图,把所有的门、楼梯、距离和一切细节都标在上面。最后我们画出的那张图,简直就像是建筑师的得意之作。

  那栋独立的仓库是整排四个仓库的最后一间,跟第三栋农用仓库靠得非常近。这两座仓库之间有一道围篱,围篱跟仓库之间只留了一个信道,其他三面则围着整栋仓库的主要围篱。这道围篱离仓库后方很近,但是前方有很大的空间可供货车转弯。

  仓库正前方的墙面大概都让那扇大铁卷门给遮住了,远处角落有一个可以让员工进出的小门,小门后有个笼子,笼子里是铁卷门的绞盘。进了门左转就有一道露天的金属阶梯,可以通往上方的办公室。办公室由悬梁撑着,往后一直延伸到大仓库后面,跟地板有四十英尺的高度落差。办公室有几扇大窗户跟一个有栏杆的露台,可以用来监看下方;办公室后方有一扇门,可以通往一个外面的太平梯,那也是一道露天的阶梯,下去后可以直接通过后墙,冲到外面去。

  “好。”我说,“都很清楚了吧?”

  芬雷耸耸肩。

  “我担心他们的援军,”他说,“外面的警卫。”

  我也对他耸耸肩。

  “没有援军了。”我说,“我比较担心的是霰弹枪。里面空间很大,又有两个小孩在场。”

  芬雷点点头,看来一脸严肃。他知道我的意思。霰弹枪的铅弹头会爆开四散,孩子们很容易就小命不保。我们陷入一阵沉默,当时已经快要凌晨两点了,还有一个半小时要等。我们将在三点半出发,四点抵达那里,我最喜欢在那个时间发动攻势。

  我们静静等待,就像战壕里的士兵、空袭之前的飞行员,大家都不发一语。芬雷在打瞌睡。他不是没做过这种事,而且可能经验丰富。他在椅子里伸展四肢,左边手臂平摆在身旁,那半截被剪断的手铐还戴在手腕上,像只银手环。

  哈伯直挺挺坐着,他没有这种经验,坐立不安地乱动,不停消耗体力,这也不能怪他。他一直看着我,眼神里充满疑惑,我只能不断对他耸肩。

  两点半的时候,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房门开了个缝,比较老的那位理发匠站在门口,直接伸出一根绉巴巴的指头,指着我的时候还不断发抖。

  “小子,有人想见你。”他说。

  芬雷坐了起来,哈伯则是很害怕。我做手势叫他们都不要动,然后站起来掏出口袋里的“沙漠之鹰”,喀哒一声打开保险。老家伙急忙对我挥挥手,一副局促不安的样子。

  “不用动枪啦,小子。”他说,“完全不需要。”

  他急着催我出去,我把枪收起来,对着他们俩耸耸肩,跟着老家伙走出去。他领我走进一个小厨房,里面坐着一个很老的女人,她坐在凳子上,和那老家伙一样的赤褐肤色,瘦得跟竹竿一样,就像是矗立在冬天里的一棵老树。

  “这是我姊。”老理发匠说,“你们几个小子聊天把她给吵醒了。”

  然后他向她走过去,弯腰跟她耳语。

  “我跟妳说的就是这小子。”他说。

  她抬头对我微笑,那表情是一道曙光。她的脸上还残留着昔日的容颜,很久以前一定是个美人。我握着她伸出的手,那只干瘪的手就像手套一样柔软,套在像铁丝一样细的骨头上。老理发匠想让我们俩在厨房里独处,出去前在我身边停了一下。

  “问她有关瞎子布莱克的事。”他说。

  老家伙慢慢走出去,我还握着老太太的手,在她身边蹲下。她没有把手抽掉,只是轻放在我的大手里,我好像握住一根树枝似的。

  “我有点重听,”她说,“你要靠近一点。”

  我在她耳边讲话,觉得她闻起来就像一朵昨日黄花,昔日的繁华已经褪尽。

  “这样可以吗?”我说。

  “很好,小子。”她说,“这样我就听得到。”

  “我跟你弟弟聊起瞎子布莱克的事情。”

  “我知道,小子。”她说,“我弟全都跟我说了。”

  “他说妳认识他。”我在她耳边说。

  “我当然认识他。”她说,“熟得很。”

  “妳可以说一些有关他的事吗?”我问她。

  她把手转一转,用悲伤的眼神凝视我。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她说,“人都已经去世那么久了。”

  “他人怎样?”我说。

  她还是凝视着我,泪眼婆娑地回想着六、七十年前的往事。

  “他是个瞎子。”她说。

  她顿了好一会儿都没再说些什么,在一阵寂静中,她的双唇抖动着,因为握着她那瘦骨嶙峋的手腕,所以我可以感受到她激动的脉搏。她的头移动着,好像在聆听远方传来的声音。

  “他是个瞎子,”她又说了一遍,“而且是个贴心的男孩。”

  她已经九十几岁了,所以她现在回想的是她二、三十岁的往事,不是她童年或青春期的事情。当时她正值花样年华,而且她居然说布莱克是个贴心的男孩。

  “当时我是个歌手,”她说,“他是个吉他手,你知道以前有句话吗?大家都说他弹吉他就像摇铃铛一样。以前我也这样跟大家描述布莱克。他一拿起那把老吉他,音符就不断飘扬出来。但是每个音符都像一个个完美的小银铃一样,在空中飘荡回响。我们常常整夜弹唱,在早上我会领着他走到一片草地上,坐在一棵绿荫老树下,继续弹,继续唱。不为别的,只是因为我会唱,他会弹,享受音乐的纯粹喜乐。”

  她顺着呼吸哼了两句,本来我以为她那么瘦弱,唱出来应该是发颤的女高音,没想到却比我期待的低了五度,唱的是带着呼吸声的女低音。我跟着她一起回想过去,想像他们置身在旧日格鲁吉亚州的草地上,身边传来阵阵野花香,昆虫一起在懒洋洋的午后嗡鸣,他们两个靠在树边,愉悦地弹唱着布莱克的歌曲,而我爱死了他充满讽刺的臭屁曲风。

  “他怎么死的?”我问她,“妳知道吗?”

  她点点头。

  “这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件事,”她低声对我说,“我是其中一个。”

  “妳愿意跟我说吗?”我说,“当初我可以说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已经六十二了,”她说,“这六十二年来,我还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妳愿意跟我说吗?”我再问一遍。

  她点点头,老迈的眼眶泛着悲伤的泪水。

  “六十二年了,”她说,“你是第一个问我的人。”

  我紧张到不能呼吸,她的双唇发颤,手在我的手掌里乱抓着。

  “他是个瞎子,”她说,“但是却很臭屁。你知道臭屁是什么意思吗?意思是他总是盛气凌人。他只要对你微笑,咧嘴做个鬼脸,你就可以感觉得到。布莱克很臭屁,他有用不完的精神跟力气,走路说话都快,总是闲不下来,傻里傻气的脸上总是挂着甜蜜的微笑。但是有一次,我们离开镇上一个地方,在人行道上边走边笑着。当时四下无人,只有两个白人朝我们走过来,一个男人跟一个小孩。看到他们后,我就乖乖让出人行道,站在泥土地上等他们通过,但可怜的布莱克是个瞎子,没看到他们,迎面撞上了那个男孩。他大概十一、二岁左右,被布莱克撞飞,跌落在泥土地上,头部被石头割伤,发出了惨叫。白人小男孩的老爸跟他在一起,我认得他,他是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小男孩大喊大叫,吼着要他老爸惩罚那个黑鬼,他老爸开始发狂似的用手杖攻击布莱克。杖头有一个大大的银制把手,可怜的布莱克不断被手杖敲头,最后他的头像西瓜一样被打爆,当场死了。他扶起小孩,还转身要我去马槽边把上面沾满头发、血迹与脑浆的手杖洗干净。他威胁我不能透露这件事,否则连我都要杀掉。所以我只能躲起来,直到别人发现可怜的布莱克死在人行道上,我才冲出来哭号,跟着其他人一起大喊大叫。在今天以前,我还没有跟任何活人讲过这件事。”

  她的双眼涌出斗大的泪珠,慢慢从她瘦削的脸颊流下来,我用指背帮她擦去泪珠,握住她的另一只手。

  “那个男孩是谁?”我问她。

  “那件事情发生后,我还是四处看到他。”她说,“之后我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他的冷笑,每次都让我想起可怜的布莱克,想到他躺在那里、头骨爆裂的模样。”

  “他是谁?”我说。

  “那是个意外。”她说,“任谁都可以看出可怜的布莱克是个瞎子,那男孩根本没有必要装模作样地大吼大叫。他伤得不严重,而且他的年纪也够大,该懂事了。他是故意大吼大叫的。”

  “那个男孩是谁?”我又问了一遍。

  她转身凝视我的双眼,对我说出这个埋藏了六十二年的秘密。

  “是格罗佛·帝尔。”她说。“长大后当上镇长,跟他老爸一样。那浑球还把自己当成世界之王,但他只是个大吼大叫的小王八蛋,害我那可怜的布莱克无缘无故被打死,到头来只因为他是个瞎子,是个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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