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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在明亮光线的照射下起床。监狱里没有窗户,日夜的照明都需要靠电灯,七点一到,整个建筑里面到处充满灯光,没有黎明前的黑暗,也没有黄昏时的薄暮,一接上电源就有光线。

  光亮的监狱还是监狱。牢房前面是一整面栏杆,有一半可以利用转轴充当房门使用,双层的床舖占去牢房的一半宽度,床的长度则几乎已经等于房间的深度。后面那堵墙边有钢制的洗手台以及马桶,每一面墙都是砖头和混凝土砌起来的,全部都涂上一层厚厚的漆,而且感觉很厚重,让人有一种置身碉堡的感觉。我头顶的天花板很矮,也是混凝土做成的。这间牢房让人分不清楚墙面、地板与天花板,像是一个用石头打造出来的狭窄空间,让人可以勉强住在里面。

  牢房外面,夜晚不停的喃喃低语已经换成了白天的喧哗声,在这个金属、砖石与混凝土打造的空间里,所有的噪音都被扩大,而且声音不断在里面回旋,让人觉得有如置身地狱。栏杆外的视野是一片空白,我们的正对面是一堵墙壁,我在床上躺着,从这个角度没有办法看到同一排牢房的情况。我掀开毛毯,找到我的鞋子穿上并绑好鞋带,然后又躺下哈伯则在下舖坐着,他那双皮帆船鞋摆在水泥地板上。不知道他是昨晚到现在都一直这样坐着,还是也睡了一觉?

  第二个在我眼前出现的是清洁工,他站在我们的栏杆外面,是一个带着扫把的老头子,一个满头雪白蓬发的老迈黑人,因为太老而驼着背,就像只干瘪的老鸟一样脆弱。他一定有八十岁了,而且一定在里面待了六十年,那一身橘色囚衣几乎已经洗成白色了。或许是在经济大萧条时代偷了一只鸡,对社会的亏欠到现在还没还清。

  他的扫把在走廊地板上随意舞动,弯曲的脊椎迫使他的脸必须面对地板。他的头往左右转动,活像是个在换气的游泳选手。看到哈伯跟我以后,他停了下来,撑着扫把休息并且摇摇头,若有所思似的发出咯咯笑声,然后又摇摇头。他边走边笑,笑声中反映出他的感激与愉悦,那感觉好像是经过那么多年以后,上帝终于让他看到神话中的动物,像是独角兽或美人鱼之类的。他一直想要讲话,而且举起手来好像要宣布重大消息似的,但是每次他都欲言又止,因为略略笑而说不出话来,不得不撑着扫把休息。我没有催促他说话,我可以等,反正我有整个周末的时间可以消耗,而他总有办法在挂掉以前开口吧?

  “喔,真是……”他开口笑着说,但是我却看不到牙齿,“喔,真是……”

  我转头看他。

  “喔,你在‘真是’什么?老爹。”我也张嘴对他笑。

  他还是在笑,可能还要等一会儿。

  “真是……”他说。现在他已经可以止住不笑了。“上帝的狗还没长大的时候,人类始祖亚当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就已经待在这里了,先生。但是这件事我还没见识过呢!这么多年来都没有。”

  “老先生,你没见识过什么?”我问他。

  “喔……”他说,“我来这里这么多年了,还没有看过待在这间牢房的人可以像你们这样穿衣服的。我的老天。”

  “你不喜欢我的衣服吗?”我感到很惊讶,于是我这么说。

  “不,先生,我没这么说。我没说我不喜欢你的衣服。”他说,“我觉得你的衣服没什么不对的,很棒。真是很棒,很棒。”

  “那你在笑什么呢?”我问他。

  这老家伙又开始咯咯笑起来。

  “问题不是你的衣服好不好。”他说,“不是的,先生,那根本就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你们怎么会穿着这种衣服?老兄。怎么不是穿橘色囚衣呢?我还没见过这种情形。而且正如我所说,老兄,我从地球的冰河时期就来了,当时恐龙恐怕还没死光呢!现在我才见识到这世界真是无奇不有。真的,先生。”

  “但待在拘留楼层的人应该不用穿制服啊。”我说。

  “没错,确实如此。”那老头说,“那是事实,千真万确。”

  “警卫说的。”我再确认一次。

  “他们会这么说。”他也赞成,“因为那是规矩,而且警卫们很清楚规矩,因为规矩是他们订出来的。”

  “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呢?老先生。”我说。

  “喔,正如我所说,问题在于你没穿橘色囚衣。”他说。

  我跟他简直像在绕圈圈。

  “但是我现在没穿。”我说。

  他很讶异,那双像鸟一样锐利的眼睛盯着我看。

  “没穿?”他说,“为什么?老兄,告诉我原因。”

  “因为我待在拘留楼层,所以不用穿啊。”我说,“刚刚你不是也同意吗?是不是?”

  一阵沉默过后,我们两个总算回到同一个频道上。

  “你觉得这里是拘留楼层?”他问我。

  “这里不是吗?”我立刻问他。

  这老家伙愣了一会儿,然后举起他的扫把,像螃蟹一样横着往回走出我的视线。他尽快离开,边走边叫,听起来像是不敢相信自己见到的事情。

  “这里不是拘留楼层,我的天啊!”他高声呼喊着,“拘留楼层在最高楼,是六楼,这里是三楼。你人在三楼,老兄。这里都是一些被判无期徒刑的凶神恶煞,老兄。他们不是善良人种,他们是最坏的,老兄,千真万确。你们两个小子待错地方啦,真的。等一下就会有人找上你们,有人会探你们的底。喔天啊,我要闪了。”

  我必须评估现状,这是在长久经验中学到的。发生意外倒楣事的时候,千万别浪费时间,不要费时去猜想这件事发生的经过与原因,不要怪别人,不是试着想要找谁算帐,不要思考下次如何避免这种错误的发生!这些都等你熬过去之后再想,如果你没有在第一时间就挂掉的话。首先你该做的是评估现状,分析现在的情况,找出对你不利与有利的情势,根据这些情势来进行规划,做到这几点以后,你才能提高熬过去的可能性,也才能想刚刚我说的那些问题。

  我们没有待在六楼的拘留牢房,那里才是尚未定罪的囚犯该去的地方,我们现在跟一些无期徒刑犯一起被困在三楼,没有什么情势是对我们有利的,不利的倒是有一堆。在这个专门关定罪犯的楼层里,我们是菜鸟,如果没有地位我们就会挂掉,但偏偏我们没有任何地位。有人会挑战我们,我们必须接受自己是这一团混乱中最渺小的角色,这个周末肯定不好过,搞不好还会丢掉小命。

  我还记得有个陆军的逃兵,是一个不赖的菜鸟,因为某种疯狂的宗教而不假离营。他在华盛顿参加示威抗议,遇上了麻烦,结果被关进监狱,跟我们一样被丢在到处都是坏蛋的楼层,第一晚就死掉了,而且还被鸡奸,估计大概有五十次,解剖尸体时在他肚子里发现了一品脱的精液。没有地位的菜鸟就会有这种下场,沉沦在一团混乱中的最底层,他上面的任何人都可以“上”他。

  我必须进行评估。我可以回想起一些严苛的训练与经历,虽然原本跟监狱的生活没有关系,但是可以帮我熬过去。我曾经接受过许多令人不快的教育,不只是在部队里,在小学与中学这一段期间,像我这种军人子弟总得转个二、三十次学。有些学校在基地里,有些则是当地的,遍布在全球各地最难熬的地方,例如菲律宾、韩国、冰岛、德国、苏格兰、日本与越南。每次第一天到新学校,我都是个没有地位的菜鸟,这种第一天的经验可不少,我很快学会如何帮自己挣得地位——在学校运动场里,不管是尘土飞扬的炽热环境或者是寒冷潮湿的天候中,我们兄弟俩都曾经背对背掩护对方,用拳头夺取我们的地位。

  然后到了军中,情况变得更残酷,训练我的都是一些专家。这些家伙的专业背景都可以回溯到二次大战、韩战或越战,我在书里面读到的那些事情,可是他们亲眼见识的场面。他们教我的是方法、细节与技巧,但最主要的是一种态度!退缩只会害死我,要先发制人,全力出击,最好能一招致命,第一时间就把敌人撂倒。作弊也没有关系,我们的教官里面没有半个是举止优雅的绅士,绅士都已经死掉了。

  七点三十分,整排牢房都可以听到一阵刺耳的声响,时间一到,牢门就自动打开了,我们的栏杆也出现一道一英寸的细缝。哈伯仍然坐着不动,不发一语。我还不知道下一步要采取什么行动,最好是能找到一个警卫,把情况搞清楚后换到六楼去。但是我想警卫应该不会出现,像这种楼层没有人敢单独来巡逻,要好几个人一起来,三、四个人结伴同行。但这座监狱的人力不足,昨晚我就很清楚了,不可能每层楼都配置好几个警卫,我甚至有可能整天看不到任何警卫,他们会在休息室里待着,等到有紧急状况时才以镇暴队形出现。而且,如果真的让我遇到警卫,我该说些什么?跟他说我不该待在这儿吗?他们一天到晚听别人说这句话。他们会问,是谁把你丢在这儿的啊?我会说是官阶最高的家伙史白维,他们的回应一定是:待在这里也不会死,是不是?所以最好的计划就是不要有计划,走着瞧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唯一的目标是:让自己活着看到礼拜一的太阳。

  我可以听见其他狱友把门推开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他们出来四处活动,大声喧嚣,正要开始度过另一个毫无目标的日子。我在里面等着。

  我没等多久。我躺在床上,头正对着门,可以瞥见隔壁的狱友走出来。他们几个人聚在一起,身上都穿着橘色囚衣,每个人的大光头上面都绑着红色印花手帕——一群大块头黑人,显然是喜欢做健身运动那种,有几个把袖子撕掉,刻意炫耀身上的大块肌肉。或许真的没有衣服符合他们的尺寸,看起来真壮观。

  最靠近的那个家伙戴着淡黑色镜片的墨镜,镜片的材质是在阳光下会变暗的卤化银。他戴墨镜干嘛?他上次看到太阳的时候搞不好是七零年代的事情,而且这辈子搞不好再也看不到太阳了,所以这个行头根本就是多余的,不过看起来是很帅。就像大块肌肉、印花手帕以及袖子撕掉的衬衫,都是为了形象而已。我还是在里面等着。

  戴墨镜那家伙注意到我们,本来那种讶异的神情很快转变成兴奋,为了提醒那一群人里面块头最大的家伙,还撞了一下他的手臂。大块头环顾四周,本来还面无表情,马上变成露齿微笑。我还是在里面等着。这一群人聚集在我们的牢房外面,往里面瞪着我们,大块头拉开我们的门,其他人也一个接一个伸手去拉门,最后门闩被他们打开了。

  “看看他们送来什么新货。”大块头说,“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那戴墨镜的家伙说。

  “他们送了鲜肉过来。”大块头回答。

  “当然啊,老兄。”戴墨镜的家伙说,“鲜肉。”

  “大家都可以分一杯羹喔。”大块头说。

  他露齿微笑,看着身边的喽啰们,大家也都报以相同的表情,还一边互相击掌。我还是在里面等着。大块头走一小步跨进我们的牢房,他真是庞然大物,虽然比我矮个一、两英寸,体重却有可能是我的两倍,整个走道被他占满了。他深色的双眼先瞥了我一眼,接着扫向哈伯。

  “哟,小白猪,过来。”他对着哈伯说。

  我可以感觉到哈伯惊慌失措。他动也不动。

  “过来嘛,小白猪。”大块头又重复一次,轻声细语地。

  哈伯站起来,跨一小步走向门口那个人。大块头的双眼充满怒火,那种残暴的怒意让人看了就不寒而栗。

  “这里是红人帮的地盘,老兄。”大块头说。原来红色的印花手帕是他们的标志。“你这只白猪在红人帮的地盘做啥?”

  哈伯没有回话。

  “老兄,住这里就要抽保护费。”大块头说,“就像佛罗里达州那些饭店的规矩一样,老兄。给我你的毛衣,我就当它是保护费,白猪。”

  哈伯吓得目瞪口呆。

  “把毛衣给我,白猪。”他又说了一次,还是轻声细语的。

  哈伯解下他身上那件昂贵的白色毛衣,伸手交出去。大块头拿走后,看也不看就把衣服丢到后面去。

  “把眼镜给我,白猪。”他说。

  哈伯用一种绝望的眼神瞥了我一眼,摘下他的金边眼镜,伸手交出去。大块头拿到后把眼镜往地上一丢,用鞋子把它踩碎,那只脚还不断在地上磨蹭,镜片破掉后碎片四处散落。接着大块头把脚往后挪动,眼镜的残骸统统被他扫到走廊上,其他几个家伙还轮流在上面补一脚。

  “真乖。”大块头说,“算你把税缴清了。”

  哈伯开始颤抖。

  “白猪,过来。”这折磨人的大块头说。

  哈伯用蹒跚的脚步往前走。

  “靠近一点。”大块头说。

  哈伯往前靠,直到他距离大块头很近了,他还是抖个不停。

  “给我跪下,白猪。”大块头说。

  哈伯真的跪下。

  “帮我把拉链拉下,白猪。”他说。

  哈伯没有动手,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

  “帮我把拉链拉下,白猪。”大块头又说了一次,“用你的嘴巴拉。”

  哈伯因为感到恐惧与恶心而倒抽了一口气,他的身子往后退,急忙躲到牢房后方,企图躲在马桶后面,几乎可以说死命抱着马桶。

  该是我出手的时候了。我不是为了哈伯出气,他的死活与我无关,我只是得表现出不怕事的一面——哈伯像个瘪三似的会害我也被当成孬种,因为我们被认为是一伙的。他一投降,我们两个就别混了,在这里会变成没有地位可言。

  “回来啊,白猪。你不喜欢我吗?”大块头对哈伯叫着。

  我默默地深深吸了一口气,双脚在床上一荡,整个人轻轻落在大块头面前。他瞪着我看,我也瞪回去,一副好整以暇的样子。

  “肥猪,你闯进我的地盘了。”我说,“但是你还有选择的余地。”

  “选择个屁啊?”大块头对我说。他虽然面无表情,但感到很讶异。

  “选择怎么滚出去啊,肥猪。”我说。

  “你说啥?”他说。

  “我的意思是这样,”我说,“你一定得滚开,但可以选择怎么滚开。你可以自己走出去,或者让你后面这些肥猪把你扛回去。”

  “是吗?”他说。

  “那是一定的。”我说,“我会数三下,所以你最好赶快决定,好吗?”

  他怒目瞪着我。

  “一。”我开始数,但是他不理我。

  “二。”我又数了一下,他还是不理我。

  然后我施展了偷袭战术。我没有数第三下,直接用头槌去撞他的脸——用后脚当作支点,整个身体往前弹,顶着头部直接往他鼻子上招呼。这一招使得真是完美无缺。而且额头本来就可以轻易往各个角度攻击,冲击力很强,再加上前方的头骨特别坚硬,力量就像水泥块一样,人的头部又那么重,在各种颈肌与背肌的支撑之下,这一下就像是被保龄球击中脸部一样。被攻击的人也很意外,他们本来预期的是拳打或脚踢,头槌总是让人感到意外,杀得对方措手不及。

  他整个脸一定都扁掉了,我猜除了鼻梁断掉之外,两边的颊骨也都碎裂了,他那颗猪头也会有好一阵子无法清醒。他的双脚一蹶不振,身体像是断线的木偶一样倒在地上,就像再壮的公牛到了屠宰场也会变软脚虾。他的头重重摔在水泥地板上。

  我瞪着身边这群人,他们则忙着重新评估我的地位。

  “谁是下一个?”我说,“但是就像赌城的规矩一样,要嘛不上,要上就得加码。这家伙需要被送到医院去,或许有六周都需要戴着脸部固定器,所以下一个就得在医院待十二周,懂吗?手肘也会被折断,知道吗?谁是下一个?”

  没有人回答我,我指着那个戴墨镜的家伙。

  “把毛衣还我,肥猪。”我说。

  他弯腰把毛衣捡起来,拿给我的时候斜倾着身体,把手伸得远远的,不想跟我太靠近。我拿过毛衣把它丢在哈伯的床上。

  “把眼镜给我。”我说。

  他弯腰捡起那只已经变形的眼镜残骸给我,我把它给丢回去。

  “我要破掉的干嘛?肥猪。”我说,“把你的给我。”

  戴墨镜的家伙愣了好一会儿。他看看我,我也看着他,完全没有眨眼。接着他摘掉眼镜拿给我,我把它放在口袋里。

  “现在把这废物给我抬出去。”我说。

  这一群穿着橘色囚衣、头绑红色印花手帕的家伙本来都吓呆了,这时急忙把大块头给拖出去。我又爬回床上,因为肾上腺素还未退去而发抖,除了胃部感到一阵翻滚之外,还喘个不停。刚刚我的心脏好像停止跳动似的,感觉很糟糕,但是如果刚刚我没有出手的话,一定会更糟糕。他们玩够了哈伯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我。

  我没有吃早餐,一点胃口也没有,直到感觉好一点才下床。哈伯坐在他床上,身体正前后摇动着,还是不发一语。过了一会儿,我跳到地上,用洗手台梳洗一番,许多人经过走道时往我们牢房里面张望,然后又快步离开,消息一下就传遍全部牢房了。红人帮的家伙被最后一间牢房的菜鸟送进了医院。尽管看吧,我已经变成名人了。

  哈伯停止摇动身体,看着我欲言又止,然后又把嘴巴打开。

  “我再也受不了了。”他说。

  上一次我听他讲话是芬雷用免提话筒跟他交谈的时候,当时他还用充满信心的语气跟芬雷搞笑。他的声音很低,但是陈述的内容却明确无比。他没有发牢骚,也没抱怨谁,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他再也受不了了。我转头看他,想这句话想了好一会儿。

  “你怎么会在这里?”我问他,“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干。”他说话时面无表情。

  “你干嘛招认一件自己没有干的坏事?”我说,“根本是自作孽。”

  “不。”哈伯说,“我真的做了我招认的事,我做了,而且也照实告诉警探。”

  “狗屁,哈伯。”我说,“你压根儿就不在现场,当时你在参加一个宴会,载你回家的是个警察。看在老天的分上,你没有杀人,你知道这件事,大家也都知道。不要在我面前鬼扯那些狗屁。”

  哈伯低头盯着地板,沉思了一会儿。

  “我不能解释。”他说,“我不能多透露些什么,但是我必须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又看了他一眼。

  “会发生什么事?”我说,“你要在这里一直待到礼拜一早上,然后被送回马格瑞夫,而且我猜他们会放你走。”

  “真的吗?”他说。他说话的语气好像在跟自己争辩一样。

  “你压根儿就不在现场。”我又说了一次,“他们知道这点,或许他们会想知道既然你没有做任何事,为何还要认罪。还有,他们会想知道那家伙身上为何有你的电话号码。”

  “如果我不能说呢?”他说。

  “不能说,还是不愿意说?”我问他。

  “我不能告诉他们。”他说,“我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任何事。”

  他避开我的目光,身体开始发抖,显得很害怕。

  “但是我不能继续待在这儿。”他说,“我受不了了。”

  哈伯是个财务专家,给人电话号码才有生意上门,跟任何人见面开口闭口都是避险基金跟节税天堂之类的话题,他会想尽办法把别人的血汗钱拿来做投资。但他的号码是印在一张电脑纸的碎片上,而不是出现在名片上;是被藏在鞋里,而不是被放在皮夹里。还有一点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家伙到底在怕什么?

  “你为何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任何事?”我问他。

  “因为我不能。”他说,“我就只能说这么多。”

  我突然觉得好累。二十四小时之前,我在一处交流道从灰狗巴士下车,沿着一条崭新的道路走下去,在温暖的晨雨中踏着快乐的步伐,避开任何人与事,简直就是没有行李、没有麻烦的自由之身。我不想因为哈伯或芬雷,或是一个被人打爆光头的高个儿而惹上麻烦。我不想要有任何瓜葛,只求让我平安、宁静地去追寻瞎子布莱克的足迹。我想要从八十岁的老人里面找到还记得他的人,曾经在酒吧里听过他表演的人。我该聊天的对象应该是在牢房外扫地的老家伙,而不是哈伯这个自命为雅痞的浑球。

  他很认真地在想事情。我现在知道芬雷是什么意思了,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人这么轻易就被看穿。他的嘴巴动来动去,但是没有发出声音,手指头不断舞动好像他正在算加减乘除,权衡利害。我看着他,看出他做了决定,他转身看着我。

  “我需要别人的建议。”他说,“我遇上了麻烦。”

  我对着他笑了起来。

  “哇,我真是太惊讶了。”我说,“我怎么没有猜到呢?我还以为你是因为玩腻了高尔夫球,所以才跑来这里度周末呢!”

  “我需要帮助。”他说。

  “你已经被帮了一个大忙了。”我说,“如果不是我的话,你现在正趴在床上被人捅屁股,门外还有一堆老色鬼排队等着。我可没看到你对我有多感激。”

  他低头往下看了一会儿,点点头。

  “真抱歉。”他说,“我很感激,相信我,是真的。你救了我一命,是你罩着我,所以你更应该告诉我接下来要怎么做。有人威胁我。”

  他坦白后,我刻意好一会儿不说话。

  “我知道。”我说,“那是很明显的。”

  “而且,不只是我。”他说,“我的家人也遭受威胁。”

  他想把我拖下水。我看着他,他又开始沉思,嘴巴与手指都动来动去,一会儿往左看,一会儿往右看,好像左右各有一堆理由要他好好去思考:到底哪一边比较重要?

  “你有家人吗?”他问我。

  “没有。”我说。不然我还能说什么?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只有一个哥哥,但是他住在别的地方,几乎没有见面,所以我说我没有家人。我也不知道自己想不想要家人,也许想,也许不想。

  “我已经结婚十年了。”哈伯说,“上个月满十周年,当时还办了一个大型宴会。我有两个小孩,男孩九岁,女孩七岁,妻子、儿女都很棒。我爱他们胜过自己的命。”

  他是认真的,这点我可以看出来。他又陷入一阵沉默,当他想起家人的时候,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他在想自己干嘛来牢里蹲而不在外面与家人团聚,但他不是这牢里第一个想这个问题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们住的地方很棒。”他说,“在贝克曼车道上,是五年前买下的,虽然花了我一大笔钱,但很值得。你知道贝克曼车道吗?”

  “不知道。”我说。他不敢直接切入问题的核心,接下来恐怕要跟我说楼下厕所用了哪一种壁纸,还有他打算怎么付他女儿做牙齿矫正的钱。我只好让他讲,反正监狱里的对话就是这样。

  “总之,”他终于说了,“如今我们家可以说四分五裂了。”

  他身上还是穿着卡其裤与马球衫,白色毛衣已经被他捡起来,重新披在肩上。没戴眼镜的他看来比较老,比较茫然,平常戴眼镜的人一旦拿下眼镜,看起来总是比较不专心,而且也比较脆弱。来到这个现实世界,少了那层掩护后,他看来就像是个疲累的老家伙。他把一只脚往前伸,我可以看到他鞋底上面印的图案。

  他说威胁是什么意思?是有事情不能曝光,还是什么难言之隐,公开后就会毁掉他在贝克曼车道上所营造出来的完美人生?或许是他老婆被牵涉到什么事情里,他必须帮她隐瞒。或许是她和那死掉的高个儿搞婚外情。有太多可能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或许他们家被一件丢脸的事威胁,破产的问题、不名誉的事,甚至有可能是他们就快被逐出乡村俱乐部。我根本就想不出结论,因为我并没有跟哈伯住在同一个世界,思考方式跟他完全不同。我看到他因为恐惧而发抖,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大事可以让人怕到这种地步,或者是小事。当我昨天在警局初次见到他时,他看来既苦恼又愤怒。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会偶尔出现发抖、目瞪口呆以及眼神中充满惊恐的模样,但有时候看起来又是那么认命与漠然,显然是有件事让他害怕极了。我靠在牢房的墙壁上,等他揭晓答案。

  “他们威胁我们。”他又说一次,“如果我跟别人说出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就会闯入我家,在卧室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会把我架在墙上,阉掉我之后逼我老婆把我的鸟蛋吃下去,然后割断我们的喉咙。他们会叫孩子们在一旁看着,把我们弄死后,再好好料理两个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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