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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尔博士和费瑟尔教授的疗法

  18××年秋天,在一次穿越法国最南部各省的漫游中,旅途把我引到了离一座疗养院或者说离一家私立疯人院,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关于这家疯人院,我在巴黎时,曾听我医学界的朋友谈到过它的详情。由于从未见识过这种地方,所以我认为不可失去此次良机,于是向我的旅伴(一位几天前偶然结识的先生)提出建议,说我们应该离开大道,花上个把小时去看看那个地方。对此他断然拒绝,先是匆匆地提出异议,随后又说他非常害怕见到精神病患者。不过,他求我千万别仅仅为了对他表示礼节而妨碍了对好奇心的满足,并说他会让马慢悠悠地走,以便我可以在当天或无论如何都可以在第二天追赶上他。当他向我告别时,我忽然想到,要进那家疯人院说不定会有什么困难,于是道出了自己的这种担心。他回答说,事实上,除非我本人认识院长马亚尔先生,或持有某种书面凭证,否则就会发现很难进去,因为这些私立疯人院的清规戒律比公立医院的更加严格。随后他补充说,他本人在几年前认识了马亚尔,他可以陪我骑马到疯人院门前并为我引见,尽管他对精神错乱这种事所抱有的反感不会允许他进入那道大门。

  我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我俩勒缰离开大道,拐上了一条杂草丛生的小路,半小时之后,小路几乎消失在一片靠近山边的密林之中。我俩策马在那片阴暗潮湿的森林中穿行了两英里左右,那座疗养院终于出现在眼前。那是一座式样古怪且破败不堪的别墅,实际上由于年久失修,看上去已不宜居住。它那副外貌在我心中唤起了纯然的恐惧,我收住缰绳,差点儿决定掉转马头,但我很快就为自己的懦弱感到羞愧,于是纵缰继续前行。

  当我们走近门边时,我发现大门虚掩着,一张脸正在朝外窥视。转眼间,那人走了出来,直呼其名与我的旅伴搭话,非常亲切地同他握手,并请求他下马。此人正是马亚尔先生。他是个身躯魁梧、仪表堂堂的老派绅士,并有一种给人深刻印象的优雅风度和一副庄重、高贵、威严的神态。

  我的朋友把我介绍给马亚尔先生,向他述说了我想参观的愿望,并得到了他所做的要尽心照料我的保证,然后告辞离去,从此我再也没见到过他。

  他走之后,那位院长把我引进了一间非常整洁的小客厅,在其他一些显示出高雅情趣的陈设当中,我看到有不少书籍、绘画、花瓶和乐器。一团令人愉快的火正在壁炉里熊熊燃烧。一位年轻美貌的女人正坐在一架钢琴前弹唱着贝里尼作的一首咏叹调,她见我进屋,便停止了弹唱,温文尔雅地向我表示欢迎。她声音很低,举止柔和。我认为,我从她的脸上觉察到了悲伤的痕迹,那张脸非常苍白,但在我看来并非苍白得令人讨厌。她穿着一身丧服,在我心中激起了一种敬重、关心和赞慕的复杂感情。

  我早在巴黎时就听说,马亚尔先生的这家精神病院实施的是被法国人称作的“安抚疗法”——所有的惩罚一概废除,甚至连拘束也很少采用,病人虽然暗中受到监护,但任其充分享有表面上的自由。他们大多数都被允许在房前屋后散步,并像正常人一样穿着打扮。

  带着这些先入为主的印象,我在那位年轻女士跟前说话格外小心;因为我不能确信她是否有健全的神志;事实上,她眼中有一种不安的异彩,使我多少推测她神志并不正常。于是,我把交谈限制在一般话题上,限制在我认为即便对一名精神病患者也不会感到不快或引起激动的那种话题上。她以一种完全合乎情理的方式对我所说的一切应答如流,甚至她独到的见解也显示出最健全的辨别力。但我长期积累的关于癫狂心理学的知识,早已教会我别相信这种神志健全的迹象,所以在整个交谈中,我始终保持着开始的那种小心谨慎。

  不一会儿,一名身着制服的健壮男仆端进来一个托盘,盘中有水果、葡萄酒和其他饮料及点心。和我们一道用过茶点之后,那位女士很快就离开了客厅。她一走,我就向主人投去询问的目光。

  “哦,不!”主人说,“她是我家里人,是我的侄女,而且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人。”

  “请务必饶恕我这般猜疑,”我回话道,“可你当然应该知道我为何请你原谅。你这儿的出色管理在巴黎知者甚众,因此我认为这很可能,你知道——”

  “哦,我知道,请别再说了,认真说来,应该是我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刚才那番值得称赞的谨慎。我们很少发现有年轻人考虑问题如此周到;而正因为我们的一些参观者考虑不周,不幸的意外事故不止一次地发生。当我原来的方法还在施行的时候,我的病人被允许任意在周围漫步,那时一些轻率的来访者常常引发他们危险的癫狂。因此,我不得不实施一种严厉的封闭法,凡是我信不过其谨慎者,均不得进入这家病院。”

  “当你原来的方法施行时!”我重复着他的话问,“那么,你是说,我曾听那么多人提及的那种‘安抚疗法’已不再实施?”

  “几个星期以前,”他答道,“我们已决定永远废弃那种方法。”

  “什么?你真让我感到惊讶!”

  “先生,”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发现恢复旧有的惯例绝对必要。安抚疗法的危险性在任何时候都骇人听闻,而它的有利之处一直被估计得过高。我认为,先生,如果说这种方法经过什么尝试,那它已经在这所病院接受了一次公正的检验。我们曾采用过有理性的人们提出的每一项建议。我真遗憾你未能早一点儿前来参观,因为那样你就可以自己加以评判。不过,我相信你熟悉安抚疗法,包括其细节。”

  “未必尽然,我所知道的都是道听途说。”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安抚疗法大体上就是一种迁就纵容病人的方法。我们从不反驳病人脑子里冒出的荒唐念头。相反,我们对这些奇思异想不仅迁就,而且鼓励;我们有许多最持久的治愈效果就是这样达到的,最能作用于精神病患者脆弱的理性之论证方法,莫过于归谬法。譬如,我们有一些病人幻想他们自己是鸡。其治疗方法就是坚持认为他们的幻想是事实,并责备他们太愚蠢以至未能对这一事实充分领悟,从而在一个星期内除了鸡饲料之外,拒绝让他们吃别的东西。以这种方法,少许谷料和沙砾就可以创造奇迹。”

  “可是,这种迁就就是安抚的全部吗?”

  “当然不是。我们深信一些简单的娱乐活动,诸如音乐、舞蹈、一般的体育锻炼、纸牌、某些书籍,等等。我们对待每一位病人都装作是在为他们治疗某种普通的身体疾病,‘精神病’,这个字眼我们从不使用。关键的一点,是让每一位精神病患者监视其他所有病人的行为。信任一名精神病患者的理解能力或判断能力,便可赢得他的整个身心。这样,我们还能节省一大笔雇用护理人员的开支。”

  “你们那时不施行任何惩罚?”

  “对。”

  “你们从不拘禁你们的病人?”

  “很少那样做。偶尔有某位病人病情危急,或疯狂劲儿突然发作,我们便将其送进秘密病房,以免他的疯狂影响到其他病人。待他情况有所好转,我们才放他回到他朋友中间,因为对这种发狂的病人,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他通常会被转移到公立医院。”

  “而你现在改变了这一切。你是想改善?”

  “的确如此。那种方法有弊端,甚至有危险。幸运的是,它如今已在法国所有的精神病院中被废除。”

  “我对你所说的感到非常诧异,”我说,“因为我确信,眼下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其他治疗精神病的方法。”

  “你还年轻,我的朋友,”我的主人答道,“不过,你总有一天会学会自己评判这世间发生的一切,而不去相信别人的闲言。对你所耳闻的一概不信,对你所目睹的也只信一半。至于说到我们的私立精神病院,显然是有位冒充博学的白痴给了你错误的印象。等晚餐之后,待你从旅途劳顿中恢复过来,我将乐于领你参观这家病院,向你介绍一种新的疗法。在我看来,在每个目睹过其运作的人看来,这都是一种迄今为止所发明的最不可比拟、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你自己的方法?”我问,“是你自己的一项发明?”

  “我很自豪地承认,”他回答,“是我的发明,至少有一部分是。”

  就这样,我和马亚尔先生交谈了一两个小时,交谈中,他领我参观了院内的花园和温室。

  “我现在还不能让你见我的病人。”他说,“对一个敏感的人来说,这样的参观通常多少都会令他感到震惊;而我并不想败了你晚餐的胃口。我们将举行宴会。我要让你尝尝梅勒沃尔特小牛肉,加上酱汁花椰菜,然后再来一杯伏涅沃葡萄酒,这样,你的神经就会足够镇定了。”

  六点钟时,宣布晚宴开始。主人把我引入一个宽敞的饭厅,那儿已经聚了不少客人,总数有二十五或者三十。他们看上去都是有身份的人,肯定都有很高的教养,尽管我认为他们的服装过分华丽,多少有几分旧时宫廷中过于虚饰浮夸的意味。我注意到,这些客人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女士;她们中有些人的穿戴绝不会被当今巴黎人认为得体,比如说有好些年龄不会低于七十岁的老太太都戴着大量珠宝首饰,诸如戒指、手镯和耳环之类,衣着也极不体面地袒胸露臂。我还注意到,几乎没有哪身衣裙称得上制作精良,或至少说几乎没有哪身衣裙让它的主人穿起来合身。这么张望之时,我发现了马亚尔先生在小客厅里向我介绍过的那位有趣的姑娘。可我看到她的那身打扮时,不由得大吃一惊。她身穿一条内有鲸骨环的裙子,脚蹬一双高跟皮鞋,而且头戴一顶脏兮兮的布鲁塞尔花边帽。那顶帽子太大,显得她那张脸小得滑稽可笑。而我第一次看见她时,她穿着一身非常合体的丧服。总而言之,那些人的穿着有一种古怪的意味,这又使我想到了“安抚疗法”,并以为马亚尔先生是有意在蒙我,为的是不让我因为发现与精神病患者同桌进餐而感到不自在。随后,我记起在巴黎时曾听人说过,南方的这些外省人行为异常古怪,还保留着许多过时的观念;接着,我同他们中的几个人略一交谈,心中的疑虑马上就完全消除了。

  尽管那饭厅本身也许已足够舒适宽敞,却没有任何过分优雅之处,譬如说地板上没铺地毯,不过在法国,地毯常常并非必不可少。还有窗户也没挂窗帘,紧闭着的窗板上装有安全铁条,像一般商店窗户上的铁条一样排成斜行。我注意到,饭厅实际上是别墅的一个侧厅,所以这个平行四边形的三面墙上都开有窗户,门开在另一面墙上。三面墙上至少有十扇窗户。

  餐桌上的摆设极为壮观,堆满了各式餐具和几乎堆不下的各种菜肴。食物之多绝对达到了野蛮人的地步。单是肉类,就足够亚衲族人79饱餐一顿。我一生从未见过如此奢侈、如此浪费地消受生活之精品。然而,各种安排显得没有多少情趣。数不清的蜡烛发出的强光,使我习惯柔和光线的眼睛感到极不舒服,那些插在银烛台上的蜡烛,摆满了餐桌和整个饭厅里凡是能摆下的地方。有几位手脚麻利的仆人在席间服侍;在饭厅尽头的一张大桌子上,坐着七八个摆弄提琴、横笛、长号和铜鼓的家伙。这些家伙在晚宴上使我非常烦恼,因为他们不时怀着奏出音乐的意图,十分卖力地制造出一种无限变化的噪声,这种噪声似乎为其他所有人都带来了极大的快乐。

  总之,我当时禁不住认为我所看见的每一件事都很古怪,但这个世界毕竟是由形形色色的人、各式各样的思想和千差万别的风俗习惯所组成的,而且我已经到过许多地方,早已成了对任何事都能漠然视之的过来人。所以,我镇定自若地坐在主人的右首,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摆在我面前的美酒佳肴。

  席间的谈话轻松活泼而且包罗万象。女士们像通常一样说个没完。我很快就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受过很好的教育,而我和善的主人则有一肚子的奇闻逸事。他似乎很乐意谈起他作为一家私立疯人院院长的身份。而令我不胜惊奇的是,精神病这个话题实际上最为全体客人所津津乐道。他们就精神病患者的怪念头讲了许多引人发笑的故事。

  “我们这儿曾经有个家伙,”坐在我右边的一位小个子胖先生讲道,“一个认为自己是把茶壶的家伙。顺便说一句,这个怪念头那么经常地钻进精神病患者的脑袋,这难道不是特别奇怪吗?法国几乎没有一家疯人院不能提出一把这样的人茶壶。我们的这位先生是一把不列颠合金壶,他每天早晨都要用鹿皮和铅粉拭擦他的身子。”

  “后来,”正对面的一位高个子男人说,“就在不久以前,我们这儿有个家伙以为自己是一头驴,从比喻的意义上讲,你们可以说他是名副其实。他是个麻烦的病人,我们费尽力气才把他管住。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除了大蓟草什么也不吃,不过凭着坚持让他只吃大蓟草,他这种怪癖很快就被治愈。后来他又老是踢他的脚后跟,就这样踢——这样踢——”

  “德科克先生!请你放规矩一点儿!”这时,坐在说话者旁边的一位老女士打断了他的话,“请收好你的腿!你踢脏了我的缎袍!请问,有必要这样蹬脚踢腿地来加以说明吗?我们这位朋友用不着你的示范表演,也肯定能听懂你的意思。老实说,你差不多就和你讲的那个倒霉家伙一样像头驴。你表演得的确非常逼真。”

  “对不起!小姐!”德科克先生这样称呼并答话,“请原谅!我并无冒犯之意。拉普拉斯小姐,德科克先生为表示敬意而邀你共饮一杯。”

  说到这儿,德科克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用非常正式的礼仪飞了一个吻,然后与拉普拉斯小姐互相祝酒。

  “现在,我的朋友,”这时马亚尔先生对我说,“请允许我把这块梅勒沃尔特小牛肉放在你的盘子里,你会发现它异常鲜美。”

  他说话时,三名健壮的仆人早已在桌上稳稳地放下了一只巨大的盘子,或者说是木盆,开始我以为盆中盛的就是维吉尔在《伊尼德》中描述的那种“可怕的、变形的、巨大的瞎眼怪物”。但定睛细看之后,我确信那只是一整头烤熟的小牛,烤牛犊跪在盆中,嘴里塞着个苹果,就像英国人烤全兔一样。

  “谢谢!可我不要,”我回答,“说实话,我并不特别喜欢这种——叫什么来着?这种什么尔特小牛肉,因为我觉得它不完全对我的胃口。不过,我愿意换只盘子,尝尝兔子肉。”

  桌上有好几只小盘子,所盛之物看上去像是一般的法国野兔。我可以向读者推荐,那是一种美味佳肴。

  “皮埃尔,”主人唤道,“换掉这位先生的盘子,并给他一块猫兔肉。”

  “什么肉?”我问。

  “猫兔肉。”

  “哦,谢谢!我想,我还是不尝为好。我情愿自己动手来点儿火腿。”

  我心中暗想,真不知道这些外省人吃些什么东西。我不会尝他们的猫兔肉,就此而言,也不会尝他们的兔猫肉。

  “后来,”坐在餐桌末端的一位形容枯槁的人拾起了刚才被打断的话头,“后来,在各种各样的怪念头中,我们曾有过一位顽固地坚信自己是一块科尔多尔乳酪的病人。他手持一把小刀东游西逛,死乞白赖地求他的朋友们从他腿上切下一小片尝尝。”

  “他毫无疑问是个大傻瓜,”有人插了进来,“但他不能同另一个傻瓜相比。除了这位陌生的先生,我们在座的诸位都认识那个傻瓜。我说的是那个以为自己是瓶香槟酒的白痴,他嘴里总是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就像这样。”

  说到这儿,那人以一种我认为相当粗鄙的动作,把他的右手拇指顶在左腮帮上,随之往后一抽,发出“砰”的一声像开瓶塞的声音,然后他凭着舌头在齿间灵巧的振动,模仿出一阵香槟冒泡的咝咝声,声音延续了好几分钟。我清楚地看到马亚尔先生并不很喜欢这番举动,但他一声没吭。这时,话头被一位长得又瘦又小却戴着很大一头假发的人接了过去。

  “后来这里有过一位笨蛋,”他说,“他把自己误认为是一只青蛙。顺便说一句,他的确很像。你要是见过他就好了,先生,”这时说话人对我说道,“看他表演那种天生的技艺,对你的心脏会有好处。先生,如果那个人不是一只青蛙,那我只能说真遗憾他不是青蛙。他叫出的呱呱呱——呱呱呱的声音,真是天底下最美妙的音调,降B调。当他像这样把胳膊肘撑在桌上,在喝过一两杯酒后,当他像这样鼓起嘴巴,像这样瞪圆眼睛,并像这样飞快地眨动,哦,先生,我敢说,我敢肯定地说,你一定会陶醉于赞美此人的天才。”

  “我对此深信不疑。”我说。

  “而后来,”另一个人说,“后来就是珀蒂·加亚尔,他以为自己是一撮鼻烟,并因为不能将自己捏在两指之间而大为苦恼。”

  “后来有位朱尔·德苏利埃,他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天才,并疯狂地想象自己是一个南瓜。他硬要厨师把他做成南瓜馅饼,这个要求被厨师断然拒绝。在我看来,我绝不相信用德苏利埃做成的南瓜馅饼,竟然不会是一种非常可口的食品!”

  “你真让我吃惊!”我说着,并向马亚尔先生投去狐疑的目光。

  “哈!哈!哈!嘿!嘿!嘿!嘻!嘻!嘻!呵!呵!呵!呼!呼!呼!”那位绅士大笑一阵之后说,“真是太妙了!你千万别感到吃惊,我的客人。我们这位朋友是个才子、一个怪杰,你断然不可按字面意思去理解他的话。”

  “后来,”席间另一个人说,“后来有位布封·勒格朗,又一位自有其异处的人物。他因失恋而精神失常,并幻想自己长有两个脑袋。他坚持认为其中一个是西塞罗的头颅,而另一个则是颗合成脑瓜儿。从脑门子到嘴巴是德摩斯梯尼的,而从嘴巴到下巴则是布鲁厄姆勋爵的,他完全大错特错也并非没有可能,但他可以让你信服他是对的,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雄辩家。他对演说有一种绝对的热情,老是忍不住即兴演说。比如,他过去常常跳上餐桌,就这样跳——”

  这时,坐在说话人旁边的一位朋友伸手摁住他的肩头,并凑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他随之戛然止住话音,颓然地坐回他的那把椅子。

  “后来,”刚才嘀咕的那位朋友说,“有过一位手转陀螺布拉尔。我把他称为手转陀螺,因为他实际上冒出了这个既滑稽又并不完全荒谬的怪念头,认为自己早已被变成了一个手转陀螺。你们要是看见他旋转,肯定都会哈哈大笑。他可以单腿旋转一小时,就这个样子,这样——”

  这下,刚才被嘀咕打断的那位朋友也如法炮制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但是,”一位老女士用她最高的嗓门嚷道,“你那位布拉尔先生是个疯子,而且充其量是个愚不可及的疯子。因为,请允许我问你,谁听说过人会是手转陀螺?这事真是荒谬绝伦。正如你们所知,快乐夫人就更懂事理。她有个怪念头,但那怪念头充满了常识,并为所有有幸认识她的人带来快乐。她在周密的深思熟虑中,偶然发现她已经被变成了小公鸡,但作为一只小公鸡,她举止得体。她以惊人的速度拍动翅膀,就这样——这样——这样,至于她的啼鸣,那可真美妙!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快乐夫人,我请你放规矩点儿!”这时我们的主人非常生气地打断了那阵鸡叫,“你要么举止行为像一位有教养的女士,要么就马上离开桌边,这由你选择。”

  那位女士(在听她讲了快乐夫人的故事之后,又听到她被称为快乐夫人,我感到万分惊讶),她的脸一下子红到了眉毛,好像因为受到申斥而感到无地自容。她耷拉下脑袋,一句也没申辩。但另一位年轻女士接过了话头,她就是我在小客厅见过的那位漂亮姑娘。

  “哦,快乐夫人曾是个白痴!”她大声说,“不过在欧仁妮·萨尔沙菲德的想法中,毕竟真有健全的意识。她是个非常漂亮而且端庄淑静的年轻女士,她认为普通的衣着方式有失体统,并总想把自己穿在衣服外面,而不是穿在衣服里面,这毕竟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你只消这样——然后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再这样——这样——这样——然后——”

  “天哪!萨尔沙菲德小姐!”十来个声音同时惊呼,“你要干什么?住手!够了!我们已看清了是怎么回事!住手!住手!”好几个人已经从座位上跳起,打算去制止萨尔沙菲德小姐扮演美第奇家族那尊裸体双臂的维纳斯雕像。正在这时,那位姑娘的行为非常突然而有效地被一阵喧噪的尖叫声或喊叫声制止,那阵声音从别墅的主体部分传来。

  这些呐喊声固然使我非常紧张,但我真可怜席间其他的人。我一生中还从未见过一群人被吓得如此魂不附体。他们一个个全都面如死灰,一个劲儿地畏缩在椅子里,浑身哆嗦,牙齿打战,惊恐万状地倾听喊叫声的重复。声音再次传来,更响而且显得更近,接着是第三阵,听起来很大声,然后听见第四阵,其势头明显减弱。随着喊叫声明白无误地消失,饭厅里那群人顿时收魂定魄,一个个又像先前一样精神十足、谈笑风生。于是,我不揣冒昧地询问这场恐慌的缘由。

  “不过小事一桩,”马亚尔先生说,“这种事我们都习以为常,实际上并不真正在意。精神病患者时而会发出一阵集体号叫,一个传一个,就像有时夜里一声犬吠引起一群狗叫。不过,偶尔这种集体号叫之后,同时也伴随着逃跑的努力。当然,遇到这种时候,就多少有点儿危险可担忧。”

  “你现在有多少病人?”

  “眼下我们不多不少共有十个。”

  “我想,大多是女人?”

  “哦,不,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他们全都是男人,而且个个身强力壮。”

  “什么?我听说精神病患者大都是女性。”

  “通常如此,但并非总是这样。不久前这里有二十七名患者,而他们中至少有十八个女人。如你所见,最近情况已有很大变化。”

  “对,如你所见,已有很大变化。”这时,那位踢过拉普拉斯小姐小腿的先生插嘴道。

  “对,如你所见,已有很大变化。”席间所有人齐声重复。

  “闭嘴,通通闭嘴!”我的主人愤然作色道。这下整个饭厅顿时鸦雀无声,死一般的寂静差不多延续了一分钟。有一位女士按字面意思理解马亚尔先生的命令80,顺从地伸出她其长无比的舌头,并用双手将其抓住,直到宴会结束才松开。

  “这位女士,”我把身子俯向马亚尔先生,低声对他说,“这位规规矩矩的女士,就是刚才发过言并给我们学喔喔喔的这位。我想,她不会伤人,完全不会伤人,嗯?”

  “不会伤人!”马亚尔先生以一种绝非假装的惊讶失声道,“哎哟!你这是什么意思?”

  “只是稍稍受了点儿损伤。”我说着用手指了指我的头,“我敢说,她的病并不严重,并不危险,嗯?”

  “天哪!看你想到哪儿去啦!这位女士,我的老朋友快乐夫人,她的神志和我一样完全正常。诚然她有些小小的怪癖,可你知道,所有上了年纪的女人、所有的老太太,都或多或少有那么点儿古怪!”

  “当然,当然,”我说,“那么其他的这些女士和先生——”

  “都是我的朋友和护理人员,”马亚尔先生打断我的话,骄傲地挺直了身子说道,“都是我的好朋友和好帮手。”

  “什么?全都是?”我问,“包括那些女人?”

  “的确如此,”他说,“我们压根儿就不能没有女人。她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精神病护士;她们自有她们的护理方法;她们明亮的目光有一种神奇的效果。你知道,那多少有点儿像蛇的魅力。”

  “当然,当然!”我说,“她们的行为有点儿古怪,是不是?她们显得有点儿异常,是不是?难道你不这么认为?”

  “古怪!异常!哎哟,你真这么以为?诚然,我们南方人不那么一本正经,举止言谈太随心所欲,享受生活和生活之类的一切,你知道——”

  “当然,”我说,“当然。”

  “那么,也许这伏涅沃葡萄酒有点儿上头,你知道——有点儿劲大,你明白,嗯?”

  “当然,当然,”我说,“顺便问一句,先生,你是不是说,你现在用来取代安抚疗法的方法,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方法?”

  “当然不是。虽说我们对病人实行了必要的封闭式限制,但我们的处理,我是说医疗处理,还是挺适合病人的。”

  “这种新方法是你自己的发明?”

  “不完全是。其中某些部分可归之于塔尔教授。你当然听人说过他。另外,我乐于承认,我这个方法中的某些改进按其绝对权利,当属于著名的费瑟尔教授。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非常荣幸地和他是老熟人。”

  “非常惭愧,”我答道,“坦白地说,我甚至连这两位先生的大名都不曾听说过。”

  “天哪!”我的主人突然往椅背上一靠,高举起双手,失声惊呼,“我肯定是听错了!你该不是说,你既没有听说过学识渊博的塔尔博士,也没有听说过闻名遐迩的费瑟尔教授?”

  “我不得不承认我孤陋寡闻,”我回答,“但事实毕竟不容改变。然而令我无地自容的是,我竟然没读到过这两位先生的大作,毫无疑问他们都是非凡的人物。我将尽快找到他们的著作,并认认真真地仔细拜读。马亚尔先生,你真的,我必须承认这点——你真的——让我为自己感到羞愧!”

  我说的是实话。

  “别说了,我年轻的朋友,”他和蔼地摁住我的手说,“现在请与我共饮一杯索泰尔纳白葡萄酒。”

  我俩举杯共饮。其他人也学我们的样,毫无节制地喝起酒来。他们聒噪不休,他们斗嘴戏谑,他们纵声大笑,他们胡诌出上千个荒唐故事。提琴吱吱,铜鼓咚咚,长号就像无数法拉里斯的铜牛81发出阵阵刺耳的吼声。整个饭厅越来越乌烟瘴气,最后当葡萄酒泛滥成灾,饭厅则成了一座群魔乱舞的地狱。与此同时,马亚尔先生和我隔着一堆索泰尔纳和伏涅沃葡萄酒瓶,用最高的嗓门继续交谈。当时用一般声调说话根本就没法听见,就像在尼亚加拉大瀑布水下,鱼跃声无法被听见一样。

  “先生,”我冲着他的耳朵尖声嚷道,“你晚餐前提到过一件事,关于安抚疗法招致危险。怎么会那样呢?”

  “是的,”他回答道,“偶尔的确非常危险。精神病患者之反复无常不尽详述。依我之见,塔尔博士和费瑟尔教授也这样认为,不加管束地让他们自由行动绝非谨慎之举。一名精神病患者也许可以像所谓的那样被‘安抚’一时,但到最后,他很容易变得难以驾驭。况且他的诡诈也人所共知,并且超乎寻常。如果他心里有一个企图,他会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智慧来加以掩饰。而他假装神志正常的那种机敏,则向心理学家们提出了一个精神研究方面的最奇怪的问题。实际上,当一名精神病患者看上去神志完全正常之际,那正是该给他穿上拘束衣之时。”

  “可是,我亲爱的先生,就你所谈论的那种危险,以你自己的经验,在你管理这座病院期间,你是否有实际上的理由认为,对精神病患者来说,自由就是危险?”

  “在这儿?以我自己的经验?我当然可以说是的。譬如,并不太久以前,就在这家病院里发生了一起非常事件。你知道,当时正实行‘安抚疗法’,病人们都能自由行动。他们当时表现得异常规矩,格外循规蹈矩,说不定任何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某种可怕的阴谋正在这异乎寻常的循规蹈矩中酝酿成熟。果不其然,在一个晴朗的早晨,管理人员发现他们自己被捆住了手脚,被关进了秘密病房,被精神病患者们当作精神病患者来护理,而那些精神病患者已篡夺了他们的管理位置。”

  “此事当真?我这辈子还从来没听说过这么荒唐的事!”

  “千真万确。这一切的发生都依靠一个愚蠢的家伙,一名精神病患者,他不知怎么想到了这样一个念头,认为他发明了一种比以前任何方法都好的管理方法,我是说管理精神病人的方法。我想,他是希望用他的发明来进行一次试验,于是,他说服其他病人参加了他推翻管理机构的阴谋。”

  “他真的得逞了吗?”

  “这自不待言。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很快就交换了位置。说交换也不完全准确,因为原来病人是自由的,但现在管理者马上就被关进了秘密病房,而且我得遗憾地说,他们受到了很不客气的对待。”

  “但我敢说,马上就会有一个迎头痛击。那种状况不可能长久存在,周围的乡下人和远道而来的参观者都会发出警报。”

  “这你就错了。那个老奸巨猾的反叛者首领对此早有防范。他对所有的来访者一概拒绝,只有一个例外,一天来了位看上去傻乎乎的青年绅士,那位首领没有任何理由对他感到担心,他允许他进来参观这个地方,只是为了有点儿变化,为了拿他取乐。一旦他把那个青年捉弄够了之后,便把他撵出了病院。”

  “那么,这些疯子统治了多久呢?”

  “哦,好长一段时间,真的,肯定有一个月,但具体有多久我说不上来。在那段时间,精神病患者们过得非常快活,你可以坚信这点。他们脱掉了身上不体面的衣服,随心所欲地穿戴上了家常的服装首饰。这座别墅的地窖里堆满了酒,而这些疯子喝起酒来简直像一群魔鬼。他们过得很快活。我可以肯定地说。”

  “那么,治疗呢?那个反叛者首领实行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特殊疗法呢?”

  “当然,说到这一点,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一样,一名精神病患者未必就是白痴。而我真的认为他的疗法比被其取代的疗法要好得多。那真是一种第一流的方法,简单,易行,一点儿不麻烦,实际上很有趣,那是——”

  这时,主人的谈话被另一阵呐喊声打断,这阵呐喊同先前令我们惊慌失措的那阵是一种声音,但听起来似乎是由一群正迅速接近饭厅的人发出的。

  “天哪!”我不由自主地叫出,“这肯定是精神病人逃出来了。”

  “恐怕真是那么回事。”马亚尔先生此时脸色变得煞白。他话音未落,一阵响亮的呐喊声和咒骂声从窗口处传来,接着事情就变得清楚了,外面有些人正力图进入饭厅。饭厅的门好像在被一个大铁锤撞击,窗户上的铁条被巨大的力量拧弯并摇动。

  饭厅里陷入了一种最可怕的混乱。最令我吃惊的是,马亚尔先生钻到了一个餐具柜下边,而我本指望他能坚决果敢。那些乐队成员在刚才最后十五分钟里似乎是因为喝得太醉而未能尽其本分,现在都一跃而起抓住他们的乐器,纷纷爬上他们那张桌子,突然一齐奏起了《扬基歌》。如果说他们的演奏并不完全合调,但至少也尽了一种非凡的努力,在整个骚乱期间,他们一直没有停止演奏。

  与此同时,那位先前费了好大劲才忍住没跳上桌子的先生终于跳上了餐桌,站到了酒瓶之间。他刚一站稳脚跟,就开始了一场演说,那演说毫无疑问非常精彩,如果它能够被听见的话。在这同一时刻,那个有陀螺偏执狂的人开始在饭厅里旋转起来,他将其双臂展开与身体成直角,以至他具有了一只陀螺的全部风采,并把碰巧进入他旋转轨道的人通通撞倒在地。此时,我还听到一阵令人难以置信的开香槟酒瓶的砰砰咝咝声,最后我发现这声音是由那个在席间表演过香槟酒瓶的家伙发出的。随后那个青蛙人也呱呱呱地叫了起来,仿佛他灵魂之拯救就依靠他叫出的每一声。而在这一切之中,一头驴连续不断的嘶鸣声显得最突出。至于我的老朋友快乐夫人,我当时真得为那可怜的女士叹息,她看上去是那么不知所措。不过,她所做的一切就是站在壁炉边一个角落,扯着嗓子不断地高唱“喔喔——喔!”

  随后高潮来临——那幕悲剧的收场。由于除了惊呼呐喊和喔喔喔之外,外面那伙人的侵犯没遭到任何抵抗,十扇窗户很快并且几乎是同时被撞破。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当时的那种惊诧和恐惧,因为当入侵之敌从窗口跳进室内乱七八糟、手舞足蹈、乱抓乱踢、鬼哭狼嚎的人堆里时,我以为看见了一群猩猩、巨猿,或来自好望角的又大又黑的狒狒。

  我挨了重重的一击,随之滚到了一张沙发下边并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我躺在那里侧耳倾听室内发生的一切,但在十五分钟之后,我终于满意地知道了这场悲剧的来龙去脉。情况似乎是这样的,马亚尔先生在给我讲那位煽动病友造反的精神病患者之时,实际上是在讲他自己的故事。这位先生两三年前的确是这家疯人院的院长,但后来精神失常,变成了一名病人。把我介绍给他的我的那位旅伴并不知道这个事实。十名管理人员被突然制伏之后,先是浑身被涂满柏油,接着又被仔细地粘上羽毛,然后被关进了地下的秘密病房。他们在那儿被囚禁了一个多月,其间马亚尔先生不仅慷慨地给予他们柏油和羽毛(柏油和羽毛构成了他的“疗法”),而且给他们一点儿面包和大量的水,水是通过一条水道抽给他们的。最后,他们中的一位从水道逃出,并让其他人获得了自由。

  经过重要改进的“安抚疗法”已经在那家病院恢复。然而我不禁赞同马亚尔先生,他的“疗法”是此类疗法中第一流的方法。正如他言之有理的评述,那方法“简单,易行,一点儿不麻烦,一点儿也不”。

  但我必须补充一点,尽管我一直在欧洲的每一家图书馆里搜寻,想找到塔尔博士和费瑟尔教授82的著作,可时至今日,我仍然是白费力气,连一本都没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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