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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WO 第二部分 2015-2016

  “‘灰鸽号’,准备起飞。”

  “已准备好。”我说。

  引擎发动,飞机在跑道上急冲,我像被人压在了椅子上。“灰鸽号”猛地升入夜空,我的身子像忽然塌了下去。飞机全速冲出地球。机身轧轧作响,不停颤抖。我过去经常在飞机爬升时失去意识,似乎大脑的血液都被离心力抽空了,但现在我已经适应了这种感觉,只是紧紧抓着椅子,眼看下面城市的灯火逐渐变小,变成一张光网,消失在视线外。

  “‘灰鸽号’,请调暗舱内灯光。”我说。

  驾驶舱暗了下来,平视显示器也关闭了,飞行在云层之上,逃离开光污染,满天的星斗仿佛被点亮,无数光点在天上闪烁。一种令人忘言的美丽。

  “飞机一切正常,启动所有程序。”收到来自阿波罗苏塞克飞行塔的指令后,“灰鸽号”的上升更陡峭了,很快我就以脸朝上、背朝下的姿势垂直地飞离地球大气层。核推进器启动,一股突然的力量压了下来,我几乎喘不过气,但所幸痛苦只持续了几秒钟,不到三十秒后,“灰鸽号”就脱离了地球引力,进入失重环境。地球变得越来越小,被我甩在身后。飞船推进器发出隆隆的声音,我觉得自己在坠落,周围的一切都在飘浮和坠落。

  到达月球只需要几个小时,但我没在黑谷停靠,直接加速经过了月球。月球银色的脸庞缩小变暗,黑谷灯塔锁定了“灰鸽号”的计算机系统,对勃兰特—罗莫纳克量子泡沫宏场发生器进行了最后检测。“灰鸽号”已进入被NSC称为“危险区域”的空间,这里布满了勃罗时空结,即勃罗引擎在穿越深水时产生的不稳定点。

  勃罗驱动器的指示灯显示绿色。

  我透过“灰鸽号”驾驶舱的后窗看了一眼地球,就像一个水手远航前最后一瞥海岸。看着广袤宇宙中的地球,让人有种想哭的冲动,生命是多么渺小而脆弱——这是我极为罕见的情感丰富的时刻了。

  “1997年3月。”我默默提醒自己这是即将离开的时间,随后打开了开关。

  勃罗驱动器启动,量子泡沫宏场发生。短暂的一瞬里,我感觉拥有了未来所有的可能性,那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忧郁的甜蜜。量子泡沫宏场是我永远也看不到的东西,即使“灰鸽号”就在它的包裹之中,我也看不见这种在普朗克单位时间内完成闪现和崩退的虫洞涡旋系统。地球、月亮、星星都消失了。我穿过一个虫洞。在涡旋泡沫中,“灰鸽号”能穿过哪个虫洞完全凭运气,每个通道都通往一个特定的未来多元宇宙。

  我可能要在量子泡沫中穿行三个月,唯一的光来自“灰鸽号”的座舱灯。外面是无底的黑暗与空洞。我把座位上的安全带解开,窸窸窣窣的声音在周围怪异的静谧中显得特别奇怪。我飘浮到另一个更大的船舱,舱内是曲线设计,纯白色。一段孤独的时光即将到来。我读了一遍案件记录,然后又读了一遍,把飞船内置的电影看了个遍——珍·茜宝、芭铎、《瑟堡的雨伞》,听完了治疗乐队、莎尼娅·唐恩和涅槃乐队的歌,还有长长的古典乐曲——拉赫马尼诺夫、拉威尔。没有重力的环境下,肌肉组织和骨量的萎缩是个问题,所以我每天都要锻炼,套上宽条振动带在跑步机上跑步,训练假肢。拉伸肌肉,扩张胸肌。用椭圆机做几公里的上下台阶练习。

  三个月的旅行,到达十九年后的目的地。

  “灰鸽号”的警报响起时,我吓了一跳,这说明飞船已经和黑谷灯塔取得联系,一个新的实体开始在我身边聚集。我穿上飞行服,飘到驾驶舱,系好安全带。地球重新出现了,像一盏刚被点亮的蓝灯。我看了看平视显示器:2015年9月。航程总算接近尾声,但降落比起飞更危险,重新见到阔别已久的地球并不会让人心生喜悦;相反,这就像盯着一面镜子,却看到了别人的面孔。

  凌晨两点,“灰鸽号”像一根银针飞越深色的海面,从大西洋到奥希阿纳海军机场。驾驶舱窗外大雨滂沱,远处的碎浪里能隐约看到船灯,弗吉尼亚州的海岸线比我记忆中的更亮了,即使是在这样阴郁的天气里。

  “到达奥希阿纳,”我向机场通报,“鸬鹚七〇七高尔夫三角洲,高度一万五千英尺,通波K收到———”

  一阵静电的噪声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鸬鹚七〇七高尔夫三角洲,即将到达奥希阿纳。左转航向三百二十度,下降到九千英尺。”

  降落时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总是显得特别诡异。和我通信的这个女人可能在1997年时还是个孩子,如果她现在年纪不大,也许1997年还没有出生,更或者她从未出生过。她的整个人生只是存在于1997年的一个可能,仅此而已——因为我的降落她才开始出现,当我离开时,她也随即消失。她是一个鬼魂,纠缠着一个可能存在的自己。

  见识到未来世界之前,我还把时空穿越想象成某种具体的东西,以为未来和过去是同样确定的。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作弊买彩票,在摇号之前就能知道中奖号码呢?这只是我参加黑谷空间站训练之前的想法,也是在我苦苦学习关于勃罗量子泡沫宏场发生器物理原理之前的想法。当我向教练提起这个想法时,他说彩票摇号之前,每组号码都有可能是最终的中奖号码。而即使我穿越到未来,我见到的也并非一定是某注彩票的中奖结果,只是其中的一个可能性罢了。“换句话说,”教练笑了笑,“还是别下注了。”

  “鸬鹚七〇七高尔夫三角洲,”飞行控制器里传来指令,“切入右侧二十八号跑道,可以盲降。”

  灯光透过窗上的雨滴,映在飞行服上,好像影子在微微沸腾。我跟着坡道管理员的霓虹棒滑行。这样的一天怎么才能算是真实?身处未来世界就像在一所和自己家铺了同样地板的房子里迷了路,一遍又一遍地走回不算熟悉的走廊,闯进不算陌生的房间。机棚大门一开,工程师们朝“灰鸽号”围了过来,他们穿着印有“网络战司令部”字样的反光背心,径直走向飞船尾部引擎舱里的勃罗推进器。

  驾驶舱外架起了升降梯。其中一个工程师敲了敲玻璃罩。

  “欢迎降落阿波罗苏塞克,”他大声喊道,“奥希阿纳海军机场。”

  我打开开关,升起玻璃罩,一阵荒谬的恐慌忽然袭来。我即将暴露在假想世界的空气里。在摘下头盔前,最后深吸一口氧气罐的空气,直到肺里再没有任何空间,然后小心地屏住呼吸。我已经习惯了无重力的环境,只要解开安全带就能立刻飘到舱顶,而此时地球的重力像钩子一样把我拉回了座位。网络战司令部的工程师搀着我出舱,走下梯子。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我在“灰鸽号”上没有任何重量,我的假肢似乎有点错位。幸好飞船下已经备好了轮椅。

  我感觉自己只是稍微合了合眼,但等眼前涌回光线时,我已被推进机棚,输上了静脉点滴以补充水分。这里是一个卫生所,像是医院病房。几个护士和两个男人把我从轮椅抬到固定床垫上,他们好像并没费任何力气,似乎我只剩下一具空壳。他们帮我把汗湿的飞行服和内衣脱下来,我不由一阵脸红。在陷入深度睡眠前,我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拜托换个台吧”——平板电视调到了《X档案》,是我从未看过的一集。

  父亲离开家时,我还不到六岁,差两周才过生日。母亲把摇椅搬到我房间,坐在一旁看我入睡,每晚都说睡魔要来在我的眼睛里放一个梦。有次我问她睡魔是谁,她说睡魔是一道影子,悄悄爬进小孩子的卧房,让善良的孩子做个好梦,再把坏孩子的眼睛给拿走。我又问睡魔干吗拿走那些眼睛,母亲说睡魔把那些眼睛送给将要出生的孩子,这样他们就能看见东西了。每晚我闭上眼睛后,耳边都会传来母亲摇晃躺椅的声音,心里害怕睡魔会来拿走我的眼睛。尽管我已经习惯了伴着这种恐惧睡去,可一到晚上还是会提心吊胆。

  时空穿越激起一阵熟悉的焦虑。即使曾经七次穿越到未来,可我对这件事依然感到恐惧。我是现实世界的碎片,穿透了梦境的隔膜。进入NSC之后发生的一切都如梦一般,紧随其后的,是我们小组第一次随“鸬鹚”执行任务,第一次尝到了失重的滋味。在黑谷空间站时,教练说的那些关于深度时间的真相——比如只有在极小概率下,出现了时空结和封闭时间曲线时,我们才能穿越到过去;又比如我们能到达的未来,只是未来的其中一种可能。只有当下是真实的,只有当下才是真的世界。教练警告说当我们穿越到未来时,现实世界的时间就停止了——然而未来并非真实存在,“客观上”并非真实存在。即使我们只是未来的旁观者,未来也同样可能因为我们的旁观而改变。世界将会以微妙的形式因为我们的精神存在而扭转,就像重力会影响光线的路径那样。这种诡异的现象被称作“透镜化”,用教练的话说,未来世界就是梦境里的梦。一次上课,他问我们:“如果你将一个未来世界的人带回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里已经有那个人了,后果会是什么?”话音刚落,一个男人走进了教室,和他完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男人说:“后果就是,会出现一个分身。”

  我在医院的病房里醒来。

  “现在是哪一年?”我问前来取血样的工作人员。

  “2015年。”她说。

  “9月?”

  “你没睡那么久。是,现在还是9月。”

  骨密度测试、视力测试、磁共振。我依次接受专为脱离重力三个月的宇航员提供的理疗方案,但所幸恢复得很快,身体很快就能活动了。重新适应重力的训练和截肢后的训练没什么不同——好几个专业的理疗师帮我练习如何在失去一条腿的情况下工作生活。我比刚登上“灰鸽号”时瘦了不少,具体几磅不太清楚,但脸上的线条更分明了,肋骨和髋骨非常明显,整个人在镜子里细了一圈。我的胃口变大了,每天至少要喝一杯蛋白粉奶昔,有时还要喝两杯。在飞船上的三个月只能吃蛋白质口服片、俄罗斯产的维生素补充棒和锡纸包的水果酱。我要为返程多积攒点能量。

  来到未来的第五天下午,有人轻轻敲了敲我的房门。我以为是实验室的技术员又来取血样,结果发现门外是个稍微上了年纪的大块头男人,除了头顶的一小块白发,剩下全秃了,脸上蓄着长长的白胡子。他穿一套棕色的西服,口袋巾是知更鸟蛋一样的蓝色,搭配里面的亮蓝色衬衫。他一看见我,脸上立刻露出了温暖的微笑,像从云层后照过来的阳光。

  “哎呀,终于见到你了。”他说,“我可等了你快二十年了。”

  我认出了这个男人,只是记忆里他还是个中年人,身高六点五英尺,梳莫西干头,干瘦的身体套在羊毛衫里,戴硕大的黑框眼镜。现在的他壮实多了,有点驼背,光秃秃的头顶像个光滑的鹅卵石。他是恩乔库博士。我初次见他是在萨凡纳的培训课上,当时他已经是赫赫有名的调查员了,那次他分享了法拉格案件的最新发现。恩乔库博士负责制定方针调查分身,也就是那些来自未来,却与现实世界的某个人重合的人。

  不端行为在NSC屡禁不止,总有成员把未来世界的药物和钱带到现实世界里。尽管“尾钩事件”[12]惊动了整个NSC,但其内部并没有进行改革,因为在未来世界进行的活动一直都是“不被承认的”,毕竟它们“从未发生过”。恩乔库博士扭转了这一风气。这些年来,他致力于调查海军士官杰克·约翰·法拉格的案子。法拉格获权前往深水单独执行任务,但他几次闯入近未来,绑架朋友的妻子带回现实世界,玷污后谋杀。法拉格拒不服罪,然而法院根据恩乔库的研究判定,任何被带回现实世界的分身都应被定义为“活着的人”,因此理应享有非居民外国人的权利。对法拉格的指控一度陷入僵局,最终闹到了军事法庭——经过一系列上诉之后,法拉格被判处死刑。

  “恩乔库博士,”我和他握了握手,说,“见到您很荣幸,我在萨凡纳听过您的讲座。”

  尽管行动不便,他的眼睛里却充满着活力。僵硬的膝盖,矫正鞋。他拿着一个纤薄的银色笔记本电脑,和黄色的马尼拉纸信封。

  “是我的荣幸。”他说,“你是会飞的鸟,是时空旅人——我们都是些鬼魂而已。这是见面礼,”恩乔库递给我手中的信封,“奥康纳想亲手把这些给你,但他没有穿越过来。因为健康问题。”

  突如其来的死亡在未来世界并不罕见,却总叫人猝不及防。“太遗憾了。”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能不去想奥康纳所受的折磨,告诉自己不管此刻发生了什么,至少他在1997年还是健康的。

  “他的情况时好时坏,”恩乔库说,“他住在亚利桑那州,说那里干燥的空气对身体好。他迫不及待地想再见你一面,但有些时候,他甚至讲不出话来,只是有些时候。前两年心脏病连续发作。只好让我把这些捎来了。”

  时空穿越的训练要求我们不把未来世界的情况当成事实,避免因此陷入担忧而看不清眼前的可能。奥康纳也许永远也不会发作心脏病。我打开他留给我的信封:签证、银行卡、保险和驾照。一叠面值二十美元的钞票,总计五百美元。一个超薄款的手机,看起来像手持平板电视。

  “你用过自动取款机吗?”恩乔库问。

  “当然,但一般我们都用现金。我身上的现金够用。”

  “用借记卡吧,保证里面有充足的钱,也省得你回去办手续麻烦。PIN码是1234。所有东西都登记在你给我们的名字下面。”

  驾照是弗吉尼亚州的,照片是我在NCIS工作证上的证件照,稍微做了些修改——我现在是一个黑发女郎了。名叫考特妮·吉姆。在得知我将隐藏真名时空旅行后,我便让奥康纳给我准备这本驾照。距我办完手续差不多过了二十年,驾照终于到了我的手中。

  “这是个免注册电话,”恩乔库说,“用完可弃,可降解。”

  “这里没有环境系统吗?”我想起曾去过的其他未来,那些雾蒙蒙的纳米技术世界,空气金光闪闪仿佛仙尘,幻想、错觉,呼之即应的智能语音。在那些未来里,手机早已过时。

  “没有,这儿没有那种东西。”恩乔库回答。

  我们泡了壶乌龙茶,用笔记本电脑看了一段视频。其中包括了这段时间里我错过的大事,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的重大新闻:黛安娜王妃的死、莱温斯基沾了精液的裙子、FBI的CJIS大楼中导致上千人遇害的恐怖袭击。我看到昔日的办公室被大火吞噬,盖着被单的尸体横遍街头,无比的痛苦震慑了我。戈尔当选美国总统,世贸双塔倒塌。伊拉克条约签订,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入侵。一些画面也出现在了其他的未来世界里,但在其他的未来世界里,历史却不是这样发展的。

  “末界呢?”我问。

  “记录中显示出现在2067年,由USS的成员詹姆斯·加菲发现。”

  有生之年以内。

  “再给我看看CJIS那段。”我说。

  “这是继俄克拉荷马城爆炸事件以来,最严重的国内恐怖袭击。”恩乔库说,“有超过一千人伤亡。这是一个悲伤而可怕的日子。”

  我从网上看到了这场灾难的直接后果——CJIS办公楼周围及停车场遍地的尸体。我认识的人里是否有人遇难?拉什达·布洛克,我忽然想到这个名字,还有她的孩子,布里安娜和贾丝明,他们会不会死在CJIS的袭击中?当布洛克打开考特妮的卧室门时,他淡淡地说:“我有两个漂亮的女儿。”他的整个家庭也许已在一个早晨的时间里永远地离他而去。

  “我的办公室就在那幢着火的大楼里。”几乎每张照片里都浓烟密布,这种感觉就像看着你曾经住过的房子如今被烧成了一地灰烬。我想起那些熟悉的面孔。拉什达·布洛克穿过走廊的黑烟,想找到她的孩子们。“曾经就在那幢着火的大楼里,”我改了口,“我也有可能死在这场袭击里。或者说本来也有可能死掉的,虽然我知道——”

  “自杀式的人体炸弹,袭击者是一名FBI,他的办公室也在CJIS大楼,”恩乔库说,“袭击前他通过了安检。”

  这个人现在应该就在CJIS里工作吧,我想。我可能在走廊见过他,甚至和他有些往来。我从照片里没认出他来,看名字也想不起来。他叫瑞安·瑞格利·托格尔森。“到底发生了什么?”

  “1998年4月19日,”恩乔库说,“托格尔森像往常一样汇报完工作,通过了安检——他把炸弹缝进体内,挺恶心的——他还提前把其他炸弹藏在了大楼里。除了爆炸本身造成了破坏,他还在灭火系统上安置了沙林毒气。”

  沙林。只需一点这种毒气就足以在数秒内置人于死地。我想象着同事们逃到狭窄的走廊,而天花板的洒水器里喷出的却是沙林。

  “为什么会这样?他的动机是什么?”

  “极端的反政府主义,”恩乔库说,“很有可能是受蒂莫西·麦克维[13]影响。托格尔森从一名活跃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民兵成员那儿买到CJIS大楼的设施布局图。他一定以为摧毁CJIS就能把整个执法部门都拉下水。”

  恩乔库往我俩的杯子里倒满茶水,把两个密封的马尼拉纸信封放在桌上。其中一个信封上写着“派特里克·莫索特”。另外一个写着“玛丽安·莫索特”。

  不论在玛丽安失踪的那几年里,我抱有多么大的希望,想让她平平安安地活着回来,这些希望都在看到她名字的那一刻消散了。我撕开玛丽安的那个信封,从里面滑出薄薄的一叠纸。其中有几张照片,是刚刚被挖出来的头骨,我失声痛哭。从玛丽安失踪以来一直郁积在我心里的哀痛终于爆发了。她的遗体在2004年夏天被发现,埋葬在黑水瀑布旅馆旁的荒林。照片显示,发现遗体的地点是一片青翠树林里不起眼的泥巴地。尽管发现了这些遗体残骸,但除了她父亲之外再没发现可能的嫌疑人,所以此案并没有任何刑事指控。恩乔库搜集了一些当时的剪报,报纸早已泛黄。我又一次看到了玛丽安那张熟悉的照片——安珀警报中用的那张。报纸上有布洛克的一些发言——他重申了莫索特在自杀前,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可令人困惑的是,派特里克·莫索特已经被人处决了,这显然是一起凶杀案。我把当时的新闻和讣告一条条看下来。似乎只有远在俄亥俄州的舅舅和阿姨对找到玛丽安的事有所宽慰,他们也负责抛头露面地向公众展示伤痛——自此,莫索特一家的事就算告一段落了。

  “这份档案出错了。”我说,“派特里克·莫索特是被谋杀的,他不是自杀。”

  “NCIS和FBI决定了大家眼中的事实。杀人后再自杀的结论最能消除公众的质疑。我们还在继续调查莫索特的谋杀案,但什么也没找到。这条路走不下去了。”

  “是徒步旅行者发现了玛丽安的尸体。”我说。

  “碰巧发现的,”恩乔库说,“找到了她的遗体后,佛罗里达州办公室的阿利托特工又去找了FBI,但没有发现任何值得重开此案的物证。”

  “她还活着。在我穿越来的那个世界里,玛丽安可能还活着。”我把她的档案轻轻放在一边,好像里面有什么易碎的东西。

  我又打开了写着“派特里克·莫索特”的信封。

  照片里是一个身在越南的快艇枪手——他和埃里克·弗里斯的关系可以确定了。还有这两个男人在船上的合照,弗里斯当时很瘦,几乎和那个我们从骨树上解下来的胖子判若两人,照片里的他年轻多了。档案里还有那间贴满镜子的卧室,和那些雕塑的照片。肯尼迪的画像、“挑战者号”、贴满指甲的大船。

  “查清楚这个了吗?”我问恩乔库,“这个指甲船?”

  “这些都是埃里克·弗里斯的东西,没有什么大发现。”

  “查出‘一艘运载尸体的指甲船’是什么了吗?”

  “注释里写了吧。这是一个维京神话,和世界末日有关。”

  我找到下方的注释:纳迦法——由死人指甲建造,驶往世界末日向诸神宣战。

  另一摞照片是我们在弗里斯家找到的二十四张宝丽来照片的复印件:妮可·尼永奥。

  “这个女人的身份确定了吗?”我问,“她是谁?”

  “派特里克·莫索特的尸体发现后的一两天里,菲利普·奈斯特特工就用旅馆保存的车牌信息找到了她。经过审讯,发现她除了和莫索特有性关系外,并没有参与这几起谋杀案。她和莫索特的私情已经有些年头了,但得知他和他家人的遭遇后,表示非常痛心和震惊。我记得当时她差点就崩溃了。”

  妮可·尼永奥,宾夕法尼亚州华盛顿的一家医院合作的临终关怀中心的注册护士。她的地址有所更新,现在住在离工作地点不远的卡斯托尔公寓。她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都被记录在册。看上去她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怀中心上班,下班后就去附近的梅滋酒馆喝酒,喝到酩酊再步行回家。档案里有一张她工作证上的照片——她很美,几乎让人生畏。眼睛是淡淡的浅褐色。我把她的工作照和那些性爱照片做了对比,肤色同样如鎏金一般。她是怎么和派特里克·莫索特这样的男人纠缠不清的呢?

  “奈斯特审过她?我想看看他关于这个女人的审讯记录。”我说。

  “我们得先找到他。”恩乔库说,“他始终不知道深水的事,几年前就离开FBI了。他现在好像成了枪支贩子。”

  “奈斯特?”我很惊讶。FBI的人跳槽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但具备高超领导能力的特工往往会换一份更高薪的办公室工作,转行去卖枪真是让人大跌眼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和奈斯特合作过一个下午的时间,完全不了解他,却总是常常想起他,就像是一种迷恋。一个声音温柔的摄影师。我有意把他和我认识的那些士兵军官区分开来,但或许我想象中的奈斯特并不是真正的奈斯特吧。又或许我们见面后发生的某些事,彻底地改变了他。人生中可能出现的迷失——我想起奈斯特提到的,他父亲的故事,森林里的小径通向了另一片森林。“好,我去找他,看看有没有其他消息。”

  “你还想和谁聊聊吗?任何和这次调查有关的人,我们可以代你联系。”恩乔库说。

  “那个女人,尼永奥。”我还想见见布洛克,但在这个世界,布洛克是危险人物。既然他已得知深水的情况,想必也一定知道了深度空间,甚至可能知道了深度时间的秘密。我们一直被训练要和了解时空旅行的政府及军队代表保持距离,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穿越到这个世界就说明,一旦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会永远地停止运行。我曾经认识一个特工,她出发时才二十四岁,几个月后任务结束回来,她已经年迈体弱,疲惫不堪了。她被未来世界的某个国土安全部的人囚禁了,在霍尔曼超级监狱里待了五十年。我们说她忍受成了“一只困在钟形玻璃罩里的蝴蝶”。如果布洛克知道了时空旅行的事,他很可能抓住我,把我囚禁在这儿。“妮可·尼永奥和奈斯特,只有这两个人。”我说,“至少目前只需要找到他们俩。但我想亲自去找他们。我不想以执法部的名义去,省得他们有所防备。”

  二十多年前的悬案再次开启了。令我灰心的是,这段时间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好像莫索特一家的死只是一阵突然暴力的后果,就像匆匆而来的坏天气,又匆匆而去。然而,新的线索一定会出现。我要找到奈斯特,找到妮可·尼永奥,亲自审问她。人们一般等惨剧发生许久之后,才敢于说出真相;作为怀疑对象时不能说的话,此刻也没有后顾之忧了。人情演变,今非昔比,当年选择噤声的人,如今也许愿意敞开心扉。

  我重新翻开莫索特的服役记录。“没有什么新信息。”我说。擅离职守的逃兵。十二宫,天秤号。“这里呢?有关于‘天秤号’或‘十二宫’军舰的发现吗?奥康纳让我来调查‘天秤号’,以及莫索特和埃里克·弗里斯为什么失踪后又出现了。”

  “没什么发现,”恩乔库说,“他们的现身仍然是个谜。‘天秤号’还是失踪状态。”

  档案里有一本很薄的文件,装订得非常细致,封面是NSC的标志,一只金色的船锚和几根缆绳围绕在地球图案周围。还有一个图标,是一个赤褐色长发的女人用手抬着金色的天平。

  美国海军,海军太空指挥部,成员名单,美国海军天秤号。

  我找到一级海军士官派特里克·莫索特(特种作战员),看见他的照片:他戴着蓝白相间的帽子,笔直地站在美国国旗前。我又找到了埃里克·弗里斯,职位是电工助理——档案里的他一点也不像吊死在屋里的那个胖子,非常英俊,嘴唇饱满,厚厚的眼镜片平添几分好学气质。我记得他在现实世界里是个接零活的电工,而照片里的他一副认认真真的研究生模样。我似乎看到这个男人在到处散着电线的地下室工作间里拿着烙铁修补主板的样子。

  “NCIS根据‘天秤号’船员名单,追踪了他们每个人健在的亲属,但是没人听说过我们要问的人。”恩乔库说,“莫索特和弗里斯死后被判为逃兵。我们认为‘天秤号’起飞时,他俩并不在船上。”

  “天秤号”的指挥官是一位女性——伊丽莎白·雷马克——我扫了一眼她的服役记录。毕业于麻省理工,博士学位。她有一头银色头发,剪成俏皮蓬松的短发。被任命为指挥官时,她还很年轻。她出生于1951年,飞船起飞时应该才三十四岁。她深蓝色的眼睛和背后的星条旗非常相配。

  “我认识雷马克指挥官。”恩乔库说,“我们是朋友。”

  “你们是一起服役时认识的吗?”

  “我是美国海军‘巨蟹号’的船员。”恩乔库说,“雷马克曾是我们的轮机官,她太伟大了,我们能活着回来多亏了她。就是因为在‘巨蟹号’上的杰出表现,她才被授予‘天秤号’指挥官的职务。”

  “‘十二宫’军舰里,只有三艘成功返航,”我说,“其中就有‘巨蟹号’。”

  “1984年,我们出发,计划在深度时间完成五次穿越,但雷马克发现勃罗驱动器的O形密封环不太正常。”恩乔库说,“密封环非常脆,马上就要裂开了,这是进入深度时间后常见的问题。我们害怕勃罗驱动器会突然熄火或爆炸,整船人都性命不保,最后那几天就像生活在一个飘着的炸弹上。但雷马克和她的团队没有停止工作,她们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十八次独立的太空行走,把能换的密封环都换了一遍,还修复了不能换的。‘天秤号’的指挥官决定终止任务,命令所有人返航。勃罗驱动器一直坚持到我们着陆。

  “但你们确实完成了一次穿越吧?”我问,“‘巨蟹号’恐怕是最后一艘目睹了未来又逃过了末界的飞船。”

  “我们航行了五千年。”恩乔库说,“我看到了……奇迹,夏侬。我看到了我永远都无法理解的奇迹。海水稠得像蜂蜜。世界上有五百五十亿人,或者更多。遍地都是荒漠,一切都破碎如沙砾。旧城早就倒塌了,新的城市是巨大的黑色金字塔,数百万人在塔下的黑暗里忙忙碌碌,勉强苟活。整个城市都背负在他们的肩膀上,整整一代人在这暗影下出生、存活、死亡。城市在缓缓移动,所有人都在找水喝。他们饿着肚皮,光着身子,靠金字塔里的人剩下的残羹营生。

  “也许末界反而是一种仁慈。”我说。

  恩乔库从遐想里回过神来。“我可以告诉你那些富有阶层是怎么生活的。金字塔内另是一番灯红酒绿的样子。我们一行人刚刚去到那儿时,受到几乎所有人的厚待,好像我们是他们失散已久的孩子或回头靠岸的浪子。在这里,只要有钱,所有疾病都能治愈。有些人甚至已经超脱躯体,实现永生,以一束光的形式存在于世上。可人一旦告别了死亡,最渴求的,又偏偏是死亡。因为当生命缺少了时间的痕迹,也就沦为一具毫无意义的空壳。过去人们觉得地狱是一个没有上帝的地方,其实,地狱里只是没有死亡。”

  恩乔库喝完最后一口茶,看了看时间——快到晚上十点了。“你还要睡觉,我得走了。”他说,“但我很想知道,飞船降落在这儿之前,你最后的印象是什么?”

  “空中的海尔—波普彗星。”我说。

  恩乔库笑了笑,神情放松下来。“当然了,我也记得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你是3月出发的,是吗?1997年,天啊。我当时被外派到波士顿办公室——也就是说现在我还在波士顿,现实世界里的我。那时候我和麻省理工的物理学家合作一个项目,研究波函数坍缩和勃兰特—罗莫纳克时空结。几周之后,我遇见了杰拉……她是萨克斯风演奏专业的教授,当时在一个三重奏乐组。我还记得去看了她的演出,记得她吹奏出的美妙声音,她的手指轻按管键,和她均匀的呼吸声。我们已经结婚十七年了,但,啊!那时候的事我还历历在目。”

  “所以,在现实世界,几周之后你的生活就将永远改变。”我说。

  “真好,夏侬。你能这样想真好。”

  “我已经准备好帮你解脱了。”和恩乔库握了握手,互道晚安后,我说。“解脱”是NSC海军的习惯说法,我们默认等我乘“灰鸽号”回到家时,恩乔库在这个世界1997年3月后的所有经历都将瞬间消失——整个宇宙,这个未来世界的整个存在都将如一闪而过的念头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恩乔库没有按惯例回复一句“我已经准备好解脱了”,他只是微微笑了笑。

  “很难接受我的人生只是一场幻觉。”他说,“不管是不是NCIS或NSC的成员,当你得知深水的秘密后,你都会同意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性命——从理论上来讲,也就是会在某一刻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只是一场幻想。你可以把这件事合理化,比如想想士兵在战场上为国捐躯,警察奉献生命……他们牺牲自己,为了更大的利益……但即使我研究物理学,我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拒绝相信我遇见了你,夏侬·莫斯。你我的相遇将会证明整个宇宙只是某种‘口袋宇宙’[14],你一离开,就不复存在。奥康纳把你托付给我时,就像给我判了死刑。你能理解吗?我已经结婚了,我有孩子,我的孩子也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孩子,但这一生中所有美好的时刻都不再美好了,因为我知道我的一生都不是真的。”

  “但你在我来的那个世界里,是真实的。你在那个世界还活着。”我说。

  “那个世界里的沃利·恩乔库博士可能是真实的吧,就像你说的,他可能再过几周就会遇见杰拉,他可能也会结婚生子,但他的家庭却永远不是我现在的家庭。一个特定的精子使一个特定的卵子怀孕的概率有多大?恩乔库也许会拥有自己的孩子,但他的孩子和我的不同,他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恩乔库也许会很幸福,但那不是我的幸福——”

  “我懂,我都懂,真的。”

  “我已经开始接受自己的存在是一场幻觉了。你见过流星花开花时的样子吗?”他问,“我见过一朵。好多年前了,那是一个夏天。我和杰拉一起散步,经过了邻居的花园,看到了那朵尚未完全盛开的花。杰拉指给我看,我一下愣住了。一株单茎花,每个花苞都完美对称。橘红色,鲜艳得像是火苗。我之所以愣住,是因为虽然花茎根部的两个花苞已经完全盛开,但紧挨着的两个还只是刚刚绽开,再往上的两个开得更小,一直到花茎顶部,两个花骨朵还是紧紧闭着的。这种花叫香鸢尾,又叫‘火星花’,但杰拉说它是流星。我知道物理学家把一切事物的存在解释为波函数坍缩现象,一种量子幻觉,或一种长度不确定的停顿。但我更想把自己,以及其他世界里的‘我’看作是流星。我在每个瞬间做出的选择或将要做的选择,都将在这个瞬间永远留存下去。‘快活,快活呀[15]’——这不就是真正的水手常说的吗?没有消失,没有结束。一切都存在着,永远地存在着。人生就是梦一场,夏侬。自我是唯一的幻觉。”

  第二天早上,我开着一辆米白色的专车离开了奥希阿纳。从海军航空站向北,经过华盛顿,开上了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公路。我的脑子里一直想着流星。这辆车是电动的,电池供电,引擎毫无噪声,害我总以为挂了空挡,车子在滑行。我从弗雷德里克伯格商场的星巴克买了杯黑咖啡,咖啡因使我保持清醒,这才确信我经历的一切并不是一场梦。广播里放着乡村音乐,是我从没听过且以后也再听不到的歌。进入山区后FM信号受到干扰,我调到AM频道,听见节目里有个牧师正大谈“再生”。你相信肉体的重生吗?——奈斯特曾经这样问我。汽车穿过了阿勒格尼山隧道。到处散落的小屋,废弃倒塌的烟棚。我看到老鹰在圆锥形的盐碱地上盘旋。上一次开车赶路时发生了什么?尽管在我的世界里只是不到一年前的事,但在这个世界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当时沿路的景色是怎样的?我试图回忆起哪些是新鲜的风景,哪些已经消失。堆满垃圾和生锈的脚手架的院子。通信塔,布瑞兹伍德附近山谷里的白色教堂。新建的服务区,自动冲洗的感应式马桶。我停下车来充电。离坎农斯堡越来越近,这些年里发生的变化也越来越明显——工业园区、反光的写字楼外墙、曾经的绿色山丘如今建满了楼房。山上到处都是白色风车,懒洋洋地转着,一整片庄稼地都排满了太阳能电池板。汽车驶入坎农斯堡,我感觉回到了家。在莫甘扎大坝上朝山下开,一切都没变,夏缇尔河旁的必胜客还在营业。

  我联系了坎农斯堡警局,意外地发现我的母亲还活着,她现在住在汤威尔保健康复中心的四〇五室。我把车开上巴尔山,停好车时已经接近黄昏了。夜晚的空气里,一些女人坐着轮椅透风,还有几个老头正在抽烟。一些人在休息室的一角打尤科纸牌——我扫了一眼,有点害怕看到她,我想不出她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坐电梯上四楼,那里挂了几幅镶框的风景画,摆满了花。妈妈之前说她绝不会在这样的地方结束自己的一生,还嘱咐我把她送到这儿之前就先了结了她。

  四〇五室的门开着,电视发出哗哗的响声。这间房看上去和医生的办公室一样干净,恐怕没有人会把自己家刷成这个颜色——蓝色和紫红色打底的壁纸,上面还画着白色的花。食物托盘搁在床头的旋转架上,餐盘是塑料的,还有一盒牛奶,就是幼儿园的孩子喝的那种。一盆风信子摆在床头,花香甜美,掩盖了母亲身体上那种泥巴的味道。

  “我觉得我的药起效了,”她说,“开始打瞌睡了……”

  她向我转过头来,脸上深深的凹陷吓得我后退一步。她头骨的形状变了,凹进去了一块,整个下颌都被摘除。她看起来像个木乃伊,前臂和腿上长褥疮的地方裹着绷带。

  “妈妈。”我叫了一声。

  “哦?啊,我还以为你是护士。你是……夏侬?”

  “是我,妈妈。”

  “不可能,你在骗我。”

  她用胳膊肘撑起身体,长袍往下滑了一块,露出肩膀。她的皮肤衰老后反而更柔软,仿佛覆盖了一层白色的绒毛。头发乱蓬蓬的,非常油腻,应该好几天没洗过了。

  “你一点也没变,”她说,“看看你,夏侬。你去哪儿了?你把我扔下了,不要我了,就剩我一个人。”

  “我被派去执行任务了。”这是个无伤大雅的谎言,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真的。“我不得不去。”

  “我……你看看我,”她把滑下去的睡袍拉了上来,“太尴尬了。你不该看到我是这个样子,你不该看到你的妈妈是这个样子。你应该跟他们说要来看我,我好穿上衣服。”

  因为面部的手术,她的五官都错位了,疤痕像一条白色的肉虫在她的下巴和喉咙上扭动着。我说:“妈妈,没关系。见到你就很好了。”

  “新来的护士每天都来查房,但是她们也不照顾我。亲爱的?亲爱的,你在外面吗?进来呀,亲爱的——”

  “我在这儿。”我刚朝床边走了一步,母亲忽然说:“不是叫你。”

  门口出现了一个女人,坐着轮椅,一头钢丝球似的毛糙白发,一双白色的运动鞋。“亲爱的”摇着轮椅进了屋,靠墙停稳,直勾勾地看着我。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的女儿,亲爱的。”母亲说。

  “我是夏侬,”我忽然意识到我不在的这些年里,应该没少被母亲抱怨,“很高兴见到您。”

  “亲爱的”大笑起来,发出古怪的喘息声。

  “亲爱的是我的朋友,唯一的朋友。”母亲说,“我俩把这儿当成鬼屋,我俩能感觉到这屋子里有鬼。”

  “当然了。”“亲爱的”说。

  我拉过椅子,坐在床边,握着母亲的一只手。她的手如此不真实,就像薄纸一样的皮肤里包了几根骨头和血管。

  “发生了什么?”我问,“你生病了?”

  “别人都说我命硬,夏侬。连死神都制伏不了我。”

  她的肠子和口腔都长了癌。医生打碎她的下巴,割去了癌变部分。切开她的喉咙,一直切到肠子,把癌细胞扩散到的部位都剪去了,装了一个结肠造口袋。

  “我连续好几年只能吃安素营养粉。胃里的食管也插了好些年了,就在这儿,”她指了指肚脐上方的位置,“我现在就剩一具骨架了。”

  “你一直都皮包骨头。”我说。

  “现在没法嚼东西,就连流食也不能吃太多。我怀疑这些护士根本不知道怎么照顾我。”

  她餐盘上的火鸡肉和土豆泥几乎一口都没动。

  “十九年了。你走的时候是1997年,然后再也没回来过,也没和我道别。亲爱的,你怎么想呢?你儿子也没好到哪儿去,他惦记的只是你的钱,但至少能来看看你。我女儿却扔下我走了。”

  “确实没好到哪儿去。”“亲爱的”说。

  “他们拿我做试验,”母亲说,“把我这样开膛破肚之后,好多医生来看我,向我推销。他们说我虽然是癌症晚期,但却是个理想的实验对象,问我愿不愿意参与他们的实验,有一千块的报酬。我是全国第一批实验对象。这个实验就是给我打三针。把微型机器人打到血管里,找到癌细胞,杀死癌细胞。过了这些年,受了这么些罪,终于打完这三针。你将来可以跟你孩子说,他们的外祖母还曾经是第一批实验对象呢。”

  治愈癌症的方法。“这……简直是奇迹。”我说。之前就听说过未来世界能治愈一切疾病,但2015年人类就能治愈癌症了?“他们把你治好了?”

  “我只是只小白鼠,”她说,“也是走了运,不然这病我可治不起。我跟你说过我做的一个梦吗?一个关于你的梦。你走了以后,我开始不抱希望你能回来。我梦到有一天我在街上走,欧洲的一条街道,两边的房子都旧旧的。我听见有东西碎了的声音,原来是一座房子的外墙倒了。我又听到木头噼噼啪啪的声音,是从地板传来的。一间公寓着了火,火苗从窗户里钻出来,把天都照成了一片橘红色。你当时还是个小孩,在人行道上玩耍,特别可爱。我跑过去救你,一把把你抱起来,就这一瞬间身后的墙忽然就塌了。我救了你,夏侬。但我眼睁睁地看着怀里的你,消失了。”

  “只是一场梦。”我说。

  “一场噩梦。”母亲说。

  我们三个人一起坐了一个多钟头,大部分时间在沉默中度过,只是呆呆地盯着电视。电视里放着一场唱歌比赛,评委的坐席充满了未来感,还会来回旋转。中间有护士进来给母亲换了造口袋。母亲尴尬得不知怎样是好——作为一个女人,不得不任由男护士像倒空垃圾桶一样对待自己的身体,好像她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物件。

  “你把我扔下了,就像他当时离开我。”她显然还没忘记那些旧怨。

  “我要出任务。”重复的谎言显得更空洞。

  “任务,永远是任务——你没了一条腿啊,你老得那么快,那么老,那么老,一直在变老,变得几乎和我一样老。但现在你又出现了,过去了二十年,你反而一点都没变。真让人恶心。”

  “我在海上。”

  “十九年,一点音信都没有,你和你爸爸一样。”

  “我知道。”

  “你还记得你爸爸吗?”母亲问,“你很小的时候他就走了,但我敢打赌你一定对他有点印象。”

  只有一些零碎的画面——像一地彩色的玻璃,我只希望它们能拼出一个圣人的形象。

  “我记得家里壁炉架上的照片,”我说,“其他没太多印象了。”

  “你当时还小,我就想让你记住你爸爸照片里的样子。我想让你有美好的回忆。”

  “我记得他把我举起来,举到空中。”

  “我常常想,你会不会闻到他身上另一个女人的味道?”母亲说。

  “求你别说了——”

  “你可没有那么脆弱,不是吗?你一走就是十几年,难道我还不能把你和他比较?我们都是成年人了。难道你还要护着他?”母亲继续说下去,“他不配。每天晚上他回家吃饭时,我都能闻到那个女人的气味,他抱着你,你能闻到那股味道吗?是不是很恶心?一个母亲竟然好奇她的小女儿能不能闻出她丈夫身上的另一个女人的香水味。”

  父亲的气味,像烟斗。他的呼吸有时带着冬青的味道。

  “聊这些没意思。”我说。

  关于父亲的回忆本来就很少。法兰绒衬衫、蓝色的牛仔裤——这个样子在我脑海里停留了许多年。烟管和冬青。即使壁炉架上的照片里,他还是个干干净净的年轻海军,但我回忆里的他满脸胡子,或是胡茬,邋里邋遢。

  “我记得他的法兰绒衬衫。”

  “胡说八道。”母亲说,“你在做梦吧,还是这是我的一场噩梦?我是不是在做梦,亲爱的?”

  “我倒是希望你在做梦,希望我们都在梦中。”她的朋友说。

  “你们怎么能一走就是十九年?你和你爸爸。”

  “我马上回来。”我快步走开,不想在她面前落泪。走廊的空气陈旧,弥漫着药品和消毒剂的味道。某个角落,某个房间,一个女人在尖叫,好像要被活活烧死了。我一直提醒自己,这个世界是假的,她对我的谴责也是假的;抛下我们母女的人是我的父亲。我不必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感到内疚——我从来没有离开她,等我从未来世界回去后就去找她,时间并没有流逝一秒。至少对她来说,没有流逝。每当我想起壁炉架上的照片,我似乎并无法怪罪父亲,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把他的离开怪罪在母亲身上——这并不公平,但母亲确实是个酒鬼,终日在销售中心混日子,下班就跑到麦格酒馆打发时间。怪不得这个男人会离开我们,我默默想。我恨她,恨她逼走了父亲。她看似付出了一切,却什么都没留住。

  母亲和“亲爱的”把注意力重新转回电视,她扭曲的脸上挤出一个空洞的微笑,随着电视里的选手一起哼着歌。

  “妈妈?”

  “太迟了,太迟了。”她坐在枕头上,闭上眼。我亲了亲她的额头——湿冷的皮肤,淡淡的汗味。我哭得更厉害了,这个未来世界勾起了太多痛苦。我告诉自己,这只是未来的一种可能。未来世界围绕观察者的内心而生,好似光线遇到黑洞时会出现扭曲。我一直好奇我和父亲是否相像,好奇他复杂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他和母亲截然不同,母亲是个外向的人。考特妮死后我一度感到非常孤独,我需要母亲的陪伴和照顾,需要她告诉我如何承受这种伤痛,但她永远不在我身边。她照常跑到麦格酒馆,买醉至深夜,而与此同时她的女儿却像棵无根的浮萍。也许父亲曾试着爱过她吧,但她才是选择离开的那个,她终于还是推开了他。我又何尝不渴望离开她呢?我又何尝不怀着满心的仇恨?可父亲抛弃了我,而她没有。即使生命里所有人都抛弃了她,她也没有离开我——即使当我都抛弃了她。

  “亲爱的”有一双褐色的眼睛,像温柔的池塘,只等待我沉溺其中。“我们会一直照顾彼此,”她说,“等她睡醒,我会告诉她你只是个任性的孩子。”

  我在呼叫站找到照顾母亲的一位护士,她正用指甲敲着手机屏幕。

  “您好,”我说,“我母亲,阿曼达·莫斯,在这儿治疗癌症,她提到了一种注射疗法?”

  护士似乎对我的打扰有些不耐烦,她把一本册子拍在柜台上:《非侵入性癌症疗法》,菲兹尔系统。我听说过菲兹尔,这是一家海军研究实验室的分支公司。在大部分的未来世界里,菲兹尔公司已发展成一家通信和娱乐巨头,或环境系统的研发商。在这个世界里,菲兹尔则是一家制药商。有些未来世界没有智能手机,却发明了环境系统,而这个世界却发现了治愈癌症的方法。细胞特异性药物传输。智能用药。纳米技术注射。

  “她治病有政府援助,”护士说,“但你要想永远活下去,就必须得有钱。”

  我找了一家能收现金的红屋顶酒店,位于商业中心,我的房间在大堂附近,里面有电脑和打印机。前台服务员告诉我怎么操作后,我很快就刷房卡登录电脑,打开了谷歌搜索。我花了几个小时查找关于玛丽安的新闻,在酒店的便笺纸上随手记了点东西。搜索关键词“菲利普·奈斯特+西弗吉尼亚”时,找到了一个叫鹰巢的网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站。点开“商店”一栏,弹出的是纳粹工艺品、旗子和古董武器。我看着满屏的纳粹万字标志震惊不已,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人了。这个网页上没有太多信息,但“最近活动”里列出了几个将要举办的展览,其中,“门罗维尔枪械展”就在几周后。我应该能在那儿见到他。

  我又搜了搜莫索特照片里的那个女人,妮可·尼永奥,没看到什么消息。我打开警局的文件记录,发现她曾因吸毒在郡监狱待过一阵——可这也不是能在她面前掏出徽章,向她讯问过去那桩杀人案的理由啊。恩乔库的文件里提到她过去经常去梅滋酒馆喝酒。这让我想起我的母亲,另一位酒馆的常客,几乎不怎么着家。我忽然有了主意,立刻搜索了梅滋的地址,发现离我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就在华盛顿城的南区。现在已经接近午夜了,但酒馆应该还开着,我拔出房卡,开车前往那里。梅滋酒馆在布拉德福德庄园附近的一排废弃店面里,是一座十八世纪格鲁吉亚风格的石屋,专门提供各种威士忌。屋里没有窗户,遮阳棚下只有一扇翠绿色的大门,门上贴着海报:“允许吸烟”“周三鸡翅狂欢夜”。我在门前空荡荡的街边停好车。

  梅滋的灯是霓虹灯,吧台上的电视被烟熏得模糊不清。地方很小,里屋有一桌台球,自动点唱机里放着“齐柏林乐队”的摇滚曲。这个地方几乎空无一人,但妮可竟然就在吧台边,她正和酒保聊天,手里的烟卷冒着烟。妮可·尼永奥比照片上显得老一些,比我想象的要高,她扭动身体的样子和香烟的烟雾一样蜿蜒。她看见我在看她,眼睛忽然睁大了;她的瞳孔是柚木的颜色,更浅一些,她仿佛知道我要说什么,提前摆出了一副怀疑的表情。

  “你要喝点什么?”酒保说。

  “我是来找人的。”我转身走开了。

  奈斯特已经代表FBI审讯过这个女人。NCIS应该也找她谈过话了,也许是派奥康纳来的。就算在莫索特刚刚被杀时,她觉得接受审问是种侮辱,但现在应该也平静下来了吧。她和莫索特非常亲密,她对那个男人的记忆应该是很有价值的线索。

  酒馆隔壁有一座破旧的建筑,上面挂着“空房出租”的牌子。我记下了房东的电话,一回到红屋顶酒店就拨了过去。已经快到凌晨一点了,我本来只想着在答录机上留个言,谁知道一个男人接起了电话,他是东欧口音,声音浑厚,很难听清。

  “明天过来吧。”他说,“早上来,我把钥匙给你。”

  “能付现金吗?”我问。

  “只能用现金。”

  第二天一早,我把保证金和第一个月的房租交给他——没有租约,按月付款。当天下午我就搬了进去,我的房间在三楼,只有一个卧室,没有电梯。到处都是发霉的味道。我用黄油刀把窗户上的油漆剔下来,这才能拉开窗户。磨损的木地板上了好几层乳霜。厨房水槽的龙头和我印象里祖母家的一样,柜子也差不多。刹那间我有些恍惚,但再一想,这些细节之所以存在,也许只因为观察它们的人是我吧。也许这间房在现实世界里根本不是这样。我把从红屋顶酒店带来的便笺纸铺在写字桌上,信手乱画起来,画了一个钉在空中的骷髅。

  我在纸上写:派特里克·莫索特。埃里克·弗里斯。天秤号。

  雷马克,“天秤号”的指挥官,她是怎么救下“巨蟹号”的呢?O形圈……难道是“天秤号”的O形圈也出了问题?但雷马克没有注意到吗?如果她救了“巨蟹号”,为什么不能救下“天秤号”呢?

  我把草稿纸撕成碎片,重新翻开“天秤号”的成员名单,看着雷马克的照片出神。她是个挺有魅力的女人,那么潇洒,意气风发的样子简直像要去统治整个世界。你到底去哪儿了?

  门罗维尔枪械展就在几周后,我可能会在那儿见到奈斯特,问问他可有派特里克·莫索特和玛丽安案件的线索。我现在还有点时间。大多数早晨,我都在华盛顿市里闲逛,感受着这个城市的质地。我去商场买了几件舒服的衣服,打扮成其他女人的样子——登山装、运动背心、瑜伽裤。我把头发染成驾照照片上的颜色,黑发让我的五官更立体,颧骨突出,下颌线清晰。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坚强了,比金发女郎显得更不好惹。

  我成了梅滋的常客,妮可也经常在那儿。她在吧台边抽烟喝酒,看看电视。我们两个中间隔了几个座位,谁也不说话,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直到一周后的礼拜四,时间刚过午夜,我俩都已经喝了不少。这天忽然下起了大雪,好多人躲进梅滋,抖了抖鞋,把衣领上的积雪弹下来。我知道妮可爱喝曼哈顿鸡尾酒,于是给她买了一杯。

  “我叫考特妮。”我尽力压着自己的甘敦口音,说,“是时候互相认识一下了。”

  “我是可儿。”她的非洲口音轻快而有韵律。我们握了握手,她戴着一个蛇形的手镯,手掌很硬,结满老茧。她往我这边移了一个座位,点上一根“百乐门”香烟。“你住这附近?”

  “就在隔壁,”我说,“住那个垃圾楼里,白色那栋。我前几天在这儿租了房,所以等晚上酒馆的人把我赶出去之后,我上楼就能睡觉了。”

  “一开始我还以为你是煤气公司的人呢。”妮可说,“但后来我认出你来了。我们见过吗?”

  “没有吧。你在这附近上的中学?我在坎迈克学校。”

  “我是在肯尼亚长大的。你说呢?”

  “樱桃可乐兑朗姆。”

  她请了下一轮酒。她很健谈,说个不停,短短时间内我已经知道了她每天的行程,以及在临终关怀中心的工作。我问她过去的事,甚至直白地提到了她的前男友们,希望她能讲讲和派特里克·莫索特的故事。但她说的还是工作里鸡毛蒜皮的小事,她的那些同事,和她帮助别人的成就感以及面对死亡时的愧疚心情。说到动情处,她就一口干一杯野格利口酒。

  我每次去梅滋都能见到妮可,有时她在吧台喝酒,有时和别人聊天。我试图忘记夏侬·莫斯这个身份,而是作为考特妮·吉姆活着。过去的生活渐渐远离,新的生活近在眼前。这里一切都不急不迫,不管我在这里待多久,现实世界都为我而暂停。我想让时间慢慢过去,随心所欲地生活。我几乎要忘了自己是谁,所以只能不断提醒自己来这儿的目的。每晚睡前,我看着写字台上玛丽安·莫索特的照片,低声祈祷:你还活着,你还活着。红屋顶酒店的便笺纸就压在照片下,我用黑色马克笔写了一行字:生命比时间伟大。

  [12]海军及海军陆战队退役士兵组织的联谊会被命名为“尾钩协会”。1991年,尾钩协会在拉斯维加斯举办了第三十五次年会,超过四千人参与了本次活动。然而,活动期间,举办年会的希尔顿酒店里有八十三名女性和七名男性报警声称遭到了性侵犯和骚扰。这就是海军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尾钩事件”。

  [13]制造俄克拉荷马爆炸案的凶手,他开着一辆载满炸弹的车闯入当地一间日间看护中心,导致一百六十八人死亡,五百多人受伤。

  [14]一种常见的宇宙观,即认为宇宙是有限大的,且同时并行存在着多个世界。

  [15]著名的英语儿歌《划船曲》中的歌词。歌词如下:划,划,划小船。顺着溪流慢慢下。快活,快活呀,快活,快活呀。人生就是梦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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