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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六点到早六点

晚六点到早六点85

最近我离开了新闻业,但《Time Out》杂志的玛丽亚·莱克斯顿问我愿不愿意在伦敦街头待上一整夜,写写发生的不管什么事情。听上去好像很刺激……

“哦,不要写夜店,”我的编辑这样说,“有人已经写过了。你能去什么别的地方吗?”

然而我已经仔细计划了一个夜晚,要包含伦敦我去过的所有夜店,再加上几家还没去过的,但现在只能揉成一团扔掉啦。好吧。那我就顺其自然呗。也许在西区的街上逛逛。我这样告诉她。

她好像依稀有点担心。“要小心啊。”她警告我说。我感到温暖与鼓励,思考着想象之中的讣告,还有即将到来的冒险,我跌跌撞撞来到了傍晚时分。

晚六点到早六点。

我想在贝克街打个出租车,但是实践证明,那黄色的“出租”车灯,紧急时刻的伦敦圣杯,通常神出鬼没。我坐地铁到了托特纳姆宫路,那里埋伏着一长串出租车,黄色的灯亮闪闪。

我冲到出版商的地下室,打了几个电话,磕磕绊绊过了马路,到藏在中间点大楼阴影里的慕尼黑咖啡馆去,在那里和临时的《危机》杂志编辑詹姆斯·鲁滨逊一起喝了一杯,等我的出版商过来。

出版商迟到了,但我偶然碰见了摇滚大明星大鱼(之前在海狮合唱团):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聊了聊近来的情况,只有一个形迹可疑的家伙打断了我们、说他正在组建“英国最大的慈善组织”,想要大鱼给予支持,还有一个傻小子让大鱼把《凯利》的歌词写在餐巾上,这样他打赌能赢50英镑。大鱼说自己不记得歌词,签了个名把那家伙打发走了。不过,还是有人因此赢了50英镑。

然后我的出版商出现了,我们离开去找点吃的(旧康普顿街的延伸餐馆,古斯米好极了),我答应晚些时候去搬了新址的华盖俱乐部和大鱼见面。他会把我们的名字写在门上。

我的出版商要去温布尔登,去修他卖给老朋友的一台古董激光影碟机。我和他一起过去。

我决定就漫无目的地随便乱走,坚决不要消失在什么低级的饮酒俱乐部里,就算我能找到的话(它们就像小小魔术店,喜欢在你下次去找的时候消失,变成一堵砖墙或者紧锁的大门)。

在布鲁尔街俗气而刺眼的霓虹灯下,有位年轻女子拿着一个戴红色假发的泡沫塑料脑袋。怀旧杂志铺橱窗里摆着《oz杂志》“学生”那一期。

结果发现她是夜店舞女。我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今晚首次遇到伦敦夜生活堕落的一面。她摇摇头。她解释说,她的工作是卖掉尽可能多的香槟拿提成,在顾客“去嘘嘘”的时候把自己杯子里的酒尽可能都泼到地上。都是骗人的,她叹口气:三文鱼三明治12英镑,一包香烟四十支12英镑,每人每晚花费绝不会少于100英镑,上周还有五个瑞典人出价5000英镑要和她上床。

她拒绝了。她觉得自己还没穷到要做这种生意的地步。每天晚上,埃拉来到黑面包先生喝点糟糕的咖啡清醒清醒。她一个月左右以前从巴思来到这个大都市:她的人生理想是偷一辆保时捷911 Turbo,也许甚至去考个驾照。

在沃德街有几个黑衣人挤在一起,警惕地走着。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周围没人威胁到他们,不过可能他们也不知道。

事情有点无聊,周围根本没人。我开始幻想有人抢劫,打破冷冷清清街道上的乏味状态:我可以花钱把东西买回来。

再一次走过皮卡迪利大街的时候,埃拉已经走了。

沙夫茨伯里大街后面的一条小街上,我走过了几扇写着东西的折门。我朝它们走过去,上面写着“止车(OPRIG)”。和门并排的时候看,写的是“禁止停车(NO PARKING)”。我回头再看,写的是“禁停(N AKN)”。我很快想了一下是不是有人要告诉我什么,得出的结论是,我累了,或者感到无聊透顶。

在查令十字街,有位身材矮小的中国老妇在人行道上嘀嗒嘀嗒地走,招呼出租车却没人理她。她看上去好像迷路了。莱斯特广场空无一人。接近凌晨五点了。我叫住了两位警官,整个晚上在路上闲晃时都看到他俩。我向他们打听伦敦西区——夜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们说没有,说之所以在这个地区巡逻,是因为这里声名狼藉,然而已经十多年名不副实了。他们恋恋不舍地叹口气:“也许你能遇到一个半个男妓在皮卡迪利大街周围晃荡,但他们也就只干这事:晃荡。”

在他们上一次地毯式巡逻,每一条危险的死胡同,还有神秘的苏豪大街,路上只遇到了三个人。他们基本和我一样无聊:我可能是他们整晚遇到的最有意思的事情了。如果我有手机的话,肯定会让他们玩一会儿的。他们告诉我,五点半会热闹一点,因为清洁工就来了。

结论(统计分类):

见证谋杀

0

卷入飞车追逐

0

进行冒险

0

遇到外国间谍

0

遇到妓女

1/2(埃拉)

遇到摇滚明星(在慕尼黑咖啡馆)

1

遇到警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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