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语言是帝国永远的伙伴。它们就这样一起开始，一起成长，一起走向繁荣。后来又一起衰落。
——安东尼奥·德·内夫里哈，《卡斯蒂利亚语语法》
理查德·洛弗尔教授在广州的狭窄巷陌间穿行，当他找到他日记中那个墨迹淡褪的地址时，整座屋子里唯一活着的是个男孩。
空气中弥漫着臭气，地板黏腻湿滑。装满水的水壶搁在床边，没有动过。起初，男孩不敢喝水，生怕喝下去反胃;此刻，他连提起水壶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仍有知觉，但已处于昏昏欲睡、半梦半醒的迷糊状态。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陷入深沉的睡眠，再也无法醒来。一周之前，他的外祖父母就是这样睡去，一天之后是他的几位姨妈，又一天之后是那个唤作贝蒂小姐的英国女人。
他的母亲在那天早晨咽了气。他躺在母亲的尸体旁，看着她的皮肤渐渐变成深沉的青紫色。母亲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的名字，翕动的唇齿间飘出两个没有气息的音节。接着，她的脸变得松弛、凹凸不平，舌头也从嘴里耷拉下来。男孩想阖上她浑浊的双眼，可她的眼帘总是滑开。
洛弗尔教授敲了敲门，没有人应声。他一脚踢开前门，没有人惊慌呼喊。门上了锁，因为趁瘟疫作乱的窃贼正在洗劫这一带的住户，虽然这个家里没什么值钱的物件，但男孩和他的母亲想在被病魔带走前寻得几个时辰的安宁。男孩在楼上听到了每一声响动，但他没有心力去关注这些。
当时他只求一死。
洛弗尔教授来到楼上，走进房间，在男孩身前伫立许久。他没有理会，或者说刻意不去理会床上那个死去的女人。男孩静静卧在男人的阴影里，心想，这个高大苍白的黑衣人是不是来索取他魂魄的死神。
“你感觉怎么样?”洛弗尔教授问。
男孩呼吸困难，无法回答。
洛弗尔教授跪在床边。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根细巧的银条，将它放在男孩裸露的胸口。男孩打了个哆嗦。那金属像冰块一样冷得刺骨。
“Triacle，”洛弗尔教授先后用法语和英语念道，“Treacle。”
银条发出隐隐的白光。不知从何处传来一阵诡异的声响，像是铃声，又像是吟唱。男孩发出呜咽，侧身蜷成一团。他困惑地用舌头在口腔里探寻。
“忍住，”洛弗尔教授低声说，“把你嘴里的东西咽下去。”
几秒钟过去了。男孩的呼吸平稳下来。他睁开眼睛。
现在，洛弗尔教授的形象在他眼里清晰起来，他看清那双蓝灰色的眼睛和弯曲的高鼻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鹰钩鼻”——只有外国人才会长着这样的鼻子。
“现在感觉怎么样?”洛弗尔教授问。
男孩又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用出奇流利的英语答道：“是甜的。那味道甜极了……”
“很好。那说明它起作用了。”洛弗尔教授将银条放回口袋，说：“这里还有其他活着的人吗?”
“没了，”男孩喃喃道，“就我一个。”
“有什么你舍不得丢下的东西吗?”
男孩沉默片刻。一只苍蝇落在他母亲的面颊上，爬过她的鼻梁。他想赶走它，可他连抬手的力气也没有。
“这我可带不走，”洛弗尔教授说，“带尸体没法去我们要去的地方。”
男孩盯着母亲看了很久很久。
“我的书，”他终于开口说，“在床底下。”
洛弗尔教授弯腰探身到床下，拖出四本厚书。那些都是用英语写成的书，书脊已被翻得破损，有些书页磨得极薄，几乎无法辨认出纸上印的字迹。教授匆匆翻了几页，不禁微微一笑，随后将书放进他的包里。接着，他一把架起男孩孱弱的身躯，扛着他走出了这间屋子。
1829年，那场被后世称为“亚洲霍乱”的瘟疫从加尔各答跨越孟加拉湾，向远东地区蔓延——暹罗首当其冲，马尼拉随后沦陷，最终，瘟疫随着商船来到了中国沿海。那些眼窝深陷、身体脱水的水手将污物倒进珠江，污染了数千人饮水浣衣、游泳洗浴的水域。瘟疫如潮水一般席卷广州，从码头很快蔓延至内陆的居民区。在短短几周内，男孩生活的街区就被击垮，一户又一户人家无助地命丧家中。当洛弗尔教授带着男孩走出广州的窄巷时，那条街上的其他人已经死光了。
男孩是在醒来之后得知这一切的，那时他已身在广州某家英国商行里的一间窗明几净的房间里，裹在身上的被褥比他此生触摸过的任何东西都更柔软洁白。不过这些被褥只能稍稍缓解他的不适。他浑身燥热，肿胀干涩的舌头顶在口腔里，仿佛坚硬的石块。他觉得自己好像悬浮在距离身体很远的上空。每一次听见教授说话，他的太阳穴便传来尖锐的刺痛，眼前也泛起红光。
“你运气非常好，”洛弗尔教授说，“染上这种病几乎必死无疑。”
男孩盯着他，这个外国人瘦长的脸型和蓝灰色的眼睛让男孩看得入了迷。如果他不定睛凝神，这个外国人的形象就会虚化成一只大鸟，一只乌鸦，不，一只猛禽，或某种狠戾而强悍的鸟。
“你能听懂我说的话吗?”
男孩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勉强挤出一个回答。
洛弗尔教授摇了摇头。“英语。你得说英语。”
男孩的喉咙似火烧一般。他咳嗽起来。
“我知道你懂英语，”洛弗尔教授的声音听起来像是警告，“说英语。”
“我母亲，”男孩气息微弱地说，“您忘了我母亲。”
洛弗尔教授没有回答，只是利落地站起身，掸了掸膝头便离开了，尽管男孩不明白他只坐了短短几分钟，哪里来的灰尘。
* * *
第二天早晨，男孩已经能在不恶心干呕的情况下喝完一碗肉汤。第三天早晨，他可以挣扎着站起身来，不再眩晕得厉害，不过膝盖长久不用，还是会抖，男孩不得不紧紧攥住床架以免摔倒。高烧退去后，他渐渐有了胃口。那天下午，他午觉醒来时发现，汤碗被换成了盘子，盘中是两片厚厚的面包和一大块烤牛肉。饥肠辘辘的他用手抓起食物，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他在无梦的沉睡中度过了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只有一位派珀太太会按时来唤醒他。那是一位性情活泼、身材圆润的妇人，她为男孩拍松枕头，用沁凉的湿布为他擦拭额头。她的英语带着一种独特的口音，男孩经常得请她重复好几遍才能听明白。
第一次听他提出这个要求时，她轻笑道：“哎呀，你一定是从没见过苏格兰人。”
“苏……格兰人?什么是苏格兰人?”
“别担心，”她轻轻拍了拍男孩的面颊，“你很快就会了解大不列颠的风土人情。”
那天夜里，派珀太太为男孩端来晚餐(又是面包和牛肉)，还告诉他，教授在办公室里等着见他。“办公室就在楼上。右手边第二个房间。先吃完饭再说，教授哪里也不会去。”
男孩迅速吃完，又在派珀太太的帮助下穿戴整齐。他不知道这些衣服来自哪里，这些都是西式服装，穿在他矮小瘦削的身上却意外地合身。但他太疲倦了，没力气再多打听。
上楼时，他瑟瑟发抖，但不知道是因为疲惫还是紧张。教授的书房关着门。他在门前驻足片刻，稳住呼吸的节奏，然后敲了敲门。
“进来。”教授朗声说。
木门很重。男孩不得不将整个身体倚在门扉上才能将它顶开。一走进房间，他立刻淹没在书本令人沉醉的油墨香气里。房间里到处都堆着书本;有些书整整齐齐地摆在书架上，有些书则乱糟糟地散落各处，堆成一座座岌岌可危的金字塔;有些书摊在地板上，有些书则在书桌边缘摇摇欲坠;几张书桌的摆放也十分随意，光线昏暗的房间宛如一座迷宫。
“到这边来。”教授在书架后面，男孩几乎看不见他。男孩蹑手蹑脚地穿过房间，生怕哪一步失之毫厘，就让书堆轰然倒塌。
“别害羞。”教授坐在一张大书桌后面，书桌上堆满书籍、散开的纸张和信封。教授做了个手势，示意男孩在他对面坐下。“他们让你读了很多书吗?那英语对你来说应该不成问题?”
“我读过一点书。”男孩战战兢兢地坐下，留神不要踩到摞在他脚旁的几本书——他注意到那是理查德·哈克卢特的旅行笔记。“我们家的书不多。我总是重读手头的几本。”
作为一个这辈子从未走出过广州的人，男孩的英语相当出色，只有一丝轻微的口音。这要感谢一位英国女人伊丽莎白·斯莱特小姐，男孩一直喊她贝蒂小姐，从他记事起，贝蒂小姐就和他们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他始终不太明白贝蒂小姐究竟在家里做什么。他们家显然没有富裕到能雇用人的程度，更何况贝蒂小姐还是外国人。但一定有人在给她付薪水，因为她一直没有离开，哪怕在瘟疫袭来时也没走。贝蒂小姐的粤语还算不错，在城里走动不会有任何麻烦，但她和男孩之间只说英语。她唯一的职责似乎就是照料男孩。正是通过和她交谈，后来又和码头的英国水手聊天，男孩的英语才这么流利。
相比于说英语，他更擅长阅读。从四岁起，男孩每年都会收到两个装满英文书的大包裹。寄信地址是伦敦郊外汉普斯特德区的一座宅邸——贝蒂小姐对那个地方不太熟悉，男孩更是一无所知。不过，他和贝蒂小姐常常一起坐在烛光下，一边费劲地用手指划过每一个单词，一边大声念出来。等到男孩长大一些，他便独自一人翻阅那些磨损的书页，一读就是一整个下午。但十几本书往往不到六个月就读完了;每一本书他都会读上许多遍，等到下一份包裹寄来时，他已能熟读成诵。
虽然还没看清事情的全貌，但现在男孩隐约意识到，那些包裹一定是教授寄来的。
“我很喜欢读书，”他虚弱地补充道，随即又觉得应该再多说几句，“没问题。英语对我不成问题。”
“很好。”洛弗尔教授从身后的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书，从桌面上滑了过来，“这本我猜你还没读过?”
男孩瞥了一眼书名。《国富论》，亚当·斯密著。他摇了摇头。“抱歉，我没读过。”
“没关系。”教授将书翻到中间某一页，指向其中一行，“大声读给我听。从这里开始。”
男孩咽了咽口水，咳嗽几声清了清嗓子，随即朗读起来。这本书厚得吓人，文字很小，内容也极其艰深，比他和贝蒂小姐一起读过的、让人如饮甘霖的探险小说难多了。不认识的单词搞得他舌头打结，他只能连蒙带猜地拼读出来。
“各殖……殖民国从其殖——殖民地得到的特殊……利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各帝国从……?”他清了清嗓子，“从其管辖下的……省份得到的一般……一般利益……”
“可以了。”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刚才读了些什么。“先生，这是——”
“没事，挺好的，”教授说，“我没指望你现在就理解国际经济。你读得很好。”他将书推到一旁，从书桌抽屉深处拿出一根银条。“还记得这个吗?”
男孩瞪大眼睛，盯着银条，却惶恐得不敢去触碰。
他见过类似的银条。这种东西在广州很少见，但所有人都听说过——银符箓，白银打造的秘宝。他见过它们被嵌在船头，镶在轿子两侧，或者安在外国人聚居区的库房门楣上。他一直不明白那些究竟是什么东西，家里也没人能解释清楚。外祖母说，那是富人的法术，是承载着神明祝福的金属护身符;母亲则认为银条里困着受到召唤、奉主人命令行事的鬼怪。贝蒂小姐一向对中国本土迷信嗤之以鼻，对他母亲口中的饿鬼大加批判，但她也觉得那些银条让人很不自在。当男孩问起时，贝蒂小姐这样答道：“那都是巫术，它们是魔鬼的作品。就是这样。”
因此，此刻的男孩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块银符箓。他只知道几天前，一根类似的银条救了他的命。
“拿去。”洛弗尔教授将银条递给他，“好好看看。它不咬人。”
男孩犹豫片刻，随即用双手接过。银条摸起来光滑而冰冷，但看起来十分普通。倘若里面真困着鬼怪，那也是潜伏得很深的鬼怪。
“你能看懂上面的字吗?”
男孩凑近细看，这才发现银条上确有字迹，两侧都工工整整地刻有精巧的小字：一侧是英语字母，另一侧是汉字。男孩答道：“能。”
“大声念出来。先念汉语，再念英语。发音一定要清晰。”
男孩认得那几个汉字，但那字体略有些古怪，仿佛刻字的人并不知道这几个字的意思，只是一笔一画依样临摹着“囫囵吞枣”。
“囫囵吞枣。”他慢慢念出来，清晰地发出每一个音节。接着，他翻到刻着英语那一面，念道：“To accept without thinking(不加思考地接受)。”
银条开始嗡嗡作响。
他的舌头立刻膨胀起来，堵住了呼吸道。男孩揪住喉咙干咳起来。银条掉落在他腿上，像着魔一般疯狂振动。甜腻滋味充斥着他的口腔。像蜜枣，男孩有气无力地想道，视野边缘渐渐发黑发暗。香气浓郁、口感黏糊的蜜枣，熟得令人反胃。他快要被蜜枣噎死了。喉咙堵得严严实实，他无法呼吸——
“好了。”洛弗尔教授探身，从他腿上拿走银条。窒息感立刻消失了。男孩瘫倒在桌上，大口喘着气。
“有意思，”洛弗尔教授说，“我以前不知道它的效果这么明显。你尝到了什么味道?”
“红枣。”泪水从男孩脸上滑落。他赶忙改用英语又说了一遍，“Dates(蜜枣)。”
“很好，非常好。”洛弗尔教授观察了他许久，然后把银条丢回抽屉里。“说实话，好极了。”
男孩抽噎着抹去眼泪。洛弗尔教授坐回椅子里，等男孩缓过劲来才继续说下去：“两天后，派珀太太和我将离开这个国家，前往一座叫作伦敦的城市，它位于一个叫作英国的国家。你肯定听说过这两个地方。”
男孩不知所措地点了点头。对他而言，伦敦和《格列佛游记》里的小人国差不多，都是想象中的遥远奇幻之地，当地人的相貌、衣着和语言都与他的完全不同。
“我打算带你和我们一起去。你将住在我的庄园，我为你提供食宿，直到你足以自谋生计。作为回报，你必须按我的课程规划接受教育。你将学习各种语言——拉丁语，古希腊语，当然还有中国官话。你将拥有轻松舒适的生活，得到你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而你要全身心投入学习，这就是我期待的全部回报。”
洛弗尔教授像祷告似的紧握双手。男孩困惑不已，教授的语调平静无比，不带任何情绪。他完全听不出洛弗尔教授究竟想不想让他去伦敦。说实在的，教授不像是要收养他，倒像是在提出一个商业计划。
“我强烈建议你认真考虑一下，”洛弗尔教授继续说，“你没有其他家人了，你的母亲和外祖父母都死了，你父亲不知是谁。留在这里，你将身无分文，今后的日子里只剩贫穷、疾病和饥饿。运气好的话，你能在码头找到活儿干，但你年纪还小，起初的几年只能靠要饭或者偷盗过活。就算你能活到成年，你能指望的最好出路就是在船上拼死拼活做苦力。”
在洛弗尔教授说话时，男孩不禁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教授的脸。倒不是他以前从没遇到过英国男人。他在码头见过很多水手，也看过各式白人的脸，有的是红润的宽脸，有的是蜡黄的病容，有的是苍白严肃的长脸。但教授的脸完全是另一种气质。那张脸具备标准人类面孔的一切要素——眼睛、嘴唇、鼻子、牙齿，全都健康且正常。他的声音低沉，略显单调，但无疑是正常人类的声音。然而，他说话时的语气和表情却没有流露出一丝情绪。他就像一块空白的岩板。男孩完全猜不出他在想什么。在描述男孩注定早死的命运时，他的口气就像在背诵炖菜的配料。
“为什么?”男孩问。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想要我去?”
教授对装着银条的抽屉点了点头。“因为你能用那个。”
直到那时男孩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测试。
“这是我的监护条款。”洛弗尔教授将一份两页纸的文件滑过桌面。男孩低头瞧了一眼便放弃了细读的打算;紧凑的字母一环套一环，几乎无法辨认。“条款很简单，但你有必要完整读一遍再签字。可以在今晚睡觉前读完吗?”
男孩震惊得说不出话，只能点点头。
“非常好。”洛弗尔教授说，“还有一件事。我突然想起来，你需要一个名字。”
“我有名字，”男孩说，“我叫——”
“不，那名字不行。英国人发不出那个音。斯莱特小姐给你取名字了吗?”
事实上，她取了。男孩刚满四岁时，她便坚持给他取一个能让英国人把他当回事的名字，尽管她从未说明会有哪些英国人同他打交道。两人从一本童谣绘本中随便挑了个名字，男孩很喜欢它读起来踏实而圆润的音节，所以也没有怨言。不过，家里从来没人用这个名字，没过多久，贝蒂小姐也将它抛在脑后。男孩费力思索了一阵才想起那个名字。
“罗宾。”
洛弗尔教授沉吟片刻。他的表情令男孩困惑——皱起沟壑般的眉头似乎在发火，一侧上扬的唇角又似乎露出喜色。“再选个姓氏怎么样?”
“我有姓氏。”
“要能在伦敦用的姓氏。随便挑个你喜欢的。”
男孩眨了眨眼，望着他。“挑个……姓氏?”
家族的姓氏不是想丢就丢，说换就换的，男孩心想。它们是血脉的标记，是归属感的标记。
“英国人经常改动自己的姓氏，”洛弗尔教授说，“只有需要继承头衔的家族才会一直保留他们的姓氏，而你显然没有任何头衔。你只需要一个用来自我介绍的完整名字，是什么都可以。”
“那我可以用您的姓吗，洛弗尔?”
“噢，那不成，”洛弗尔教授说，“别人会以为我是你父亲。”
“噢——确实。”男孩急切地四下张望，搜寻一切派得上用场的单词或发音。他的目光落在洛弗尔教授头顶的书架上，那儿有一本熟悉的书——《格列佛游记》。异乡人在异国他乡，倘若不想死就必须学习当地的语言。他觉得自己现在非常理解格列佛的感受。
“斯威夫特?”他大着胆子说道，“如果不行——”
出乎他意料的是，洛弗尔教授大笑起来。从那张严肃的嘴里发出爽朗的笑声显得很奇怪，那笑声听起来太过突兀，甚至有些残忍，男孩情不自禁地向后退去。“非常好。你就叫罗宾·斯威夫特吧。很高兴认识你，斯威夫特先生。”
教授站起身，隔着桌面伸出手。男孩见过外国水手在码头上互相问候，他知道该怎么做。他伸出自己的手，握住那只宽大而干燥、冷得令他不适的手掌。他们握了握手。
两天后，洛弗尔教授、派珀太太和新得了名字的罗宾·斯威夫特登上了驶向伦敦的航船。此时，得益于长时间的卧床休息与派珀太太持续供应的热牛奶和丰盛菜肴，罗宾已经可以自己走路了。他拖着装满书的沉重行李箱走上跳板，尽力跟上教授的步伐。
广州的港口是中国邂逅世界的门户，也是各种语言交汇的天地。响快的葡萄牙语、法语、荷兰语、瑞典语、丹麦语、英语和汉语在咸涩的空气中浮动，融汇成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混合语言，所有人都能大致听懂别人的意思，但说得流利的却寥寥无几。罗宾对此十分熟悉。他最早接触的外语教育就是在码头上跑来跑去时听到的;他经常为水手们做翻译，作为交换，他们会抛来一枚硬币，给他一个微笑。他还从来没有想象过，有一天会跟随这种混合语言的碎片前往它们的发源地。
他们沿着滨海路走向“哈考特伯爵夫人号”的登船队伍，这艘东印度公司的航船每次航行都会接收少量商务旅客。那一天，海面波涛汹涌而喧嚣。海边刺骨的狂风无情地穿透罗宾的大衣，吹得他瑟瑟发抖。他急切地渴望登船，躲进船舱或任何四面有墙的地方。然而，有什么东西挡住了登船的队伍。洛弗尔教授走出队伍去打探情况。罗宾跟在他身后。在跳板尽头，一个船员正在训斥一名乘客，尖刻的英语元音刺穿了清晨的寒气。
“你怎么就听不懂我的话呢?泥好?雷猴?懂吗?”
船员怒目相对的是一个中国劳工，他单肩扛着帆布包裹，被压得直不起腰。那个劳工似乎说了句什么，但罗宾没有听见。
“我的话他一个字也听不懂，”船员没好气地说，他转向人群，“这家伙不能上船，有没有人能告诉他?”
“噢，那个可怜人。”派珀太太用胳膊肘轻轻推了推洛弗尔教授的手臂，“你能去翻译吗?”
“我不会说粤语，”洛弗尔教授说，“罗宾，你去和他说。”
罗宾犹豫了。他突然觉得害怕。
“去。”洛弗尔教授把他推了出去。
罗宾跌跌撞撞地走向正在争执的两人。船员和劳工都转过身来望着他。船员看上去只是有点心烦，但那个劳工却显得如释重负——看到罗宾的面孔，看到周围除了自己以外的唯一一个中国人，他立刻觉得有了帮手。
“怎么回事?”罗宾用粤语问他。
“他不让我上船，”劳工着急地说，“但我和这艘船签了合同，一直到伦敦的，看嘛，这上面写着呢。”
他塞给罗宾一张折起来的单据。
罗宾展开那张纸。纸上写的英语，看起来的确是一份远东水手合同，准确地说，是一份从广州到伦敦的单程付款凭证。罗宾曾经见过类似的合同。近几年来，由于海外奴隶贸易遭遇困难，对中国契约佣工的需求不断增长，这种合同也越来越常见。这不是他翻译过的第一份合同;他曾见过中国劳工的派工单，目的地远至葡萄牙、印度和西印度群岛。
罗宾觉得合同中规中矩。他问：“有什么问题吗?”
“他都和你说什么了?”船员问他，“你告诉他，那合同没用。我不可能让中国佬上这艘船。上次我的船载了中国佬，结果被虱子搞得一塌糊涂。我再也不会冒险让不洗澡的人上船了。这家伙，就算我冲他大声嚷嚷，他也不明白洗澡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在听吗?小孩?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明白，明白。”罗宾赶紧改用英语，“我明白，只是——给我一点时间，我只是想试试……”
但他能说什么呢?
一头雾水的劳工向罗宾投来恳求的眼神。他的脸满是皱纹，饱经风霜，被太阳晒成深棕色，让他看起来年过六十，尽管他实际上可能才三十多岁。远东水手都老得很快。工作摧垮了他们的身体。罗宾在码头附近见过上千副这样的面孔。有些人给他糖吃;有些人和他熟络到能喊出他的名字。在他心里，这副面孔等同于他的同胞。可是，他从没见过比他年长的人用如此无助的神情望着他。
愧疚感让他胃里翻江倒海。冷酷而残忍的话语堆在他的舌尖，可他怎么也说不出口。
“罗宾。”洛弗尔教授在他身边，紧紧攥住他的肩膀，攥得他生疼。“请翻译吧。”
罗宾忽然意识到，这一切都取决于他。这是他的选择。只有他能决定真相，因为只有他能向各方传达真相。
可他又能说什么呢?他注意到那个船员的火气越来越大。他注意到排队等候的其他乘客正在渐渐失去耐心。他们很累，他们很冷，他们不理解自己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上船。他觉得洛弗尔教授的拇指快要在他锁骨上按出一个深坑。这时，一个想法掠过他的脑海，那是个让他惊恐得膝盖发抖的想法：倘若他把事态闹大，倘若他惹出麻烦，“哈考特伯爵夫人号”或许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也留在岸上。
“你的合同在这里没用，”他嘟囔着告诉劳工，“试试下一班船吧。”
劳工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你到底看没看啊?上面写着伦敦，写着东印度公司，写着是这艘船，就是哈考特——”
罗宾摇了摇头。“合同没用，”他说着，然后又重复了一遍，仿佛这样能让他的话更像真的。“合同没用，你只能试试下一班船了。”
“这合同到底哪里不对?”劳工质问道。
罗宾吃力地挤出一句回答：“就是没用。”
劳工茫然地望着他。那张沧桑的脸上涌起无数种情绪——气愤，沮丧，最后是退让。罗宾原本担心那名劳工会争论，会动手，但他很快就看出，对于这个男人来说，这种待遇根本不是新鲜事，他早就遇到过。劳工转过身去，沿着跳板往回走，将挡路的乘客推到一旁。片刻之后，他便消失在视野中。
罗宾觉得头晕目眩。他沿着跳板逃回到派珀太太身边：“我觉得好冷。”
“哎呀，你在发抖呢，可怜的小东西。”她立刻将罗宾裹进自己的披肩里，像母鸡保护小鸡一般。她对洛弗尔教授厉声说了一句什么。教授叹了口气，然后点了点头。接着，他们跟着队伍挤到最前面，随即被人领到船舱里，搬运工拖着行李跟在他们身后。
一小时后，“哈考特伯爵夫人号”驶离港口。
罗宾舒舒服服地坐在他的铺位上，肩头裹着厚毛毯。他倒是很乐意在床上待一整天，但派珀太太非要他去甲板上欣赏渐行渐远的海岸线。看到广州消失在地平线外的那一刻，他感到胸口一阵刺痛，紧接着是一种生冷的空洞，他的心仿佛被抓钩猛然扯离了身体。直到此刻他才切身体会到，在未来许多年里他都不会再踏上这片他出生的海岸，甚至一生都不会再回来。对于这一事实，他不确定该作何感想。失落这个词并不恰当。失落仅仅意味着缺失，意味着缺少某种东西，它无法充分表达这种割裂的状态，这种脱离他熟悉的一切事物、什么都抓不住的可怕感受。
他不顾海风吹拂，久久凝望着辽阔的海面，一直到他想象中的海岸也消失不见。
在旅程的最初几天里，罗宾一直在睡觉。他的身体还在恢复期。为了他的健康，派珀太太坚持要他每天上甲板走一走。一开始，他勉强走上几分钟就不得不回船舱躺下。好在他没有晕船，不会犯恶心;在码头与河边度过的童年早已让他的感官适应这种无法站稳的摇荡。等到他感觉身体好些，可以在甲板上待上整个下午之后，他总爱坐在栏杆边，看着永不止息的海浪与天空一起变换色彩，感受大海的水雾洒落在脸上。
洛弗尔教授偶尔会和他一起在甲板上散步，同他闲聊几句。罗宾很快发现，教授是个一丝不苟、沉默寡言的男人。如果他认为罗宾需要知道某些事情，他会主动告知，但在相反的情况下，他便对罗宾的问题置之不理。
教授告诉罗宾，抵达英国后，他们将住在他位于汉普斯特德的宅邸里。他没有说那里是否还住着他的家人，只是肯定了罗宾的猜测：这些年一直是他在支付贝蒂小姐的薪水，但他没有解释背后的缘由。他暗示自己早就认识罗宾的母亲，所以才知道住址，但他没有细说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又是怎么认识的。他问罗宾，他们一家怎么会沦落到住进河边的棚户区，那是他唯一一次承认他与罗宾的母亲是旧相识。
“我认识这家人的时候，他们还在做生意，日子过得不错，”他说，“南下之前，他们在北京还有一座宅院。后来怎么了，赌博?我猜是那个做兄弟的，对吗?”
换做几个月前，如果有人如此冷酷地谈论他的家人，罗宾一定会啐对方一脸。但此时此地，独自漂浮于大洋之上，举目无亲，身无分文，他再也发不出火来。他心中已经没了火气，只是觉得害怕，还有疲惫。
话说回来，教授的话印证了罗宾从前听说过的家族旧事：他们曾经富有过，但在罗宾出生之后，家中的财产渐渐被挥霍殆尽。母亲经常念叨这件事，一提起就愁容满面。罗宾不清楚其中的细节，但他们的经历与大清无数家道中落的故事如出一辙：年事已高的老爷，放荡不羁的少爷，暗中使坏的狐朋狗友，还有一个不知出于何故无人肯娶的、无依无靠的小姐。罗宾听说，当年他睡的是雕漆小床。他们一家曾有十几个家仆伺候着，厨子做饭用的是山珍海味。他家大宅子能容下五户人家，孔雀在院中闲庭信步。然而，在罗宾的记忆里，就只有那间滨河小屋。
“我母亲说，舅舅把家里的钱全花在烟馆了。”罗宾告诉教授，“债主收走了宅子，我们只能搬家。后来，在我三岁的时候，舅舅失踪了，只剩下姨妈和外祖父母。还有贝蒂小姐。”
洛弗尔教授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以表同情。“真是太糟糕了。”
除了这些交谈以外，教授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窝在他自己的船舱里。罗宾和派珀太太只在拥挤忙乱的用餐时间见过他几次;大多数时候，派珀太太不得不装满一盘压缩饼干和猪肉干送到他的房间里。
“教授忙着做翻译呢，”派珀太太告诉罗宾，“你知道的，他总能在这样的旅途中发现一些卷轴和旧书，在回到伦敦之前，他想早点把它们译成英语。等他一回去，他们就会让他忙得团团转——他非常重要，你知道的，他是皇家亚洲学会的成员——他说海上旅行是他唯一能安心清静的时候。这话说得可真有意思。他在澳门买到几本不错的韵书——挺漂亮的，不过他连碰都不让我碰，说是纸张太脆了。”
听说他们去过澳门，罗宾很是诧异，之前没听他们提起过任何关于澳门之行的事;他天真地以为自己是洛弗尔教授来中国的唯一理由。“你们在那里待了多久?我是说在澳门。”
“噢，前后两周多一点吧。本来的计划是两周整，但我们在海关耽搁了几天。他们不肯放外国女人上岸，我不得不女扮男装，假装是教授的叔父!你能想象吗!”
两周。
两周前，罗宾的母亲还活着。
“你还好吗，亲爱的?”派珀太太揉了揉他的头发，“你的脸色不好。”
罗宾点点头，咽下那些他知道不该说出口的话。
他没有愤恨的权利。洛弗尔教授承诺给他一切，但不欠他任何东西。罗宾还没能完全理解他即将踏入的这个世界的规则，但他明白自己需要懂得感恩，懂得顺从。人不能以怨报德。
“你想要我把这盘食物拿下去给教授吗?”他问。
“谢谢你，亲爱的。你真是贴心。一会儿来甲板找我，咱们一起看日落吧。”
时间渐渐变得模糊起来。太阳升起又落下，只是没有日常生活的节律——他没有杂活可做，不需要打水和跑腿。无论什么时辰，每一天看起来似乎都一样。罗宾靠睡觉、重读旧书和在甲板上散步度日。偶尔，他也会同其他乘客聊上两句，他们似乎很乐于听到这个东方小男孩用近乎完美的伦敦口音说话。罗宾回想起洛弗尔教授的话，他尽全力让生活中只有英语。每当脑海里冒出汉语的想法，他就将它们用力按下。
他将回忆也都按在心底。他在广州的生活——他的母亲，他的外祖父母，他在码头奔波的那十年——抛下这一切竟然如此简单，或许是因为整个过程让他太过错愕，割裂得太过彻底。他将自己了解的一切都抛在脑后。没有任何可以牵挂、可以寄托的事物。现在，他的世界里只有洛弗尔教授和派珀太太，还有关于大洋彼岸某个国度的承诺。他将从前的生活埋葬，不是因为那段日子太过痛苦，而是因为放弃它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他用英国口音包裹自己，仿佛披上一件崭新的大衣，他尽可能让自己适应这件大衣，而在几周之后，它就变得合身且舒适。几周之后，再也没人让他说几句汉语逗大家开心。又过了几周，似乎再也没人记得他是个中国人。
一天清晨，派珀太太早早将他叫醒。他咕哝着不想起床，但派珀太太非要他起来不可。“快起来，亲爱的，你肯定不想错过这个。”他打着哈欠披上外衣，跟着派珀太太一起登上甲板，罗宾揉着惺忪的睡眼，在厚重而寒冷的晨雾里，他甚至连船头都看不清。就在这时，浓雾突然散去，地平线上蓦然出现一片灰黑的剪影，那就是罗宾对伦敦的第一印象：白银之城，大不列颠帝国的心脏，当时全世界最大、最富有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