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商讨
“干得漂亮。”瓦吐丁评论说：“这些狗杂种。”他们破坏了规则，他对自己说。这规则是不成文的，但非常实在：中央情报局不在苏联境内杀苏联人，克格勃不在美国境时杀美国人，甚至叛逃的苏联人。就瓦吐丁所知，双方都从来没有破坏过这个规则——至少不明目张胆地这么干。这个规则是有道理的：情报机构本身是要收集情报；如果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人员把时间花在杀人上面——不可避免的报复和反报复——首要的工作就完不成了。所以情报活动是一项文明的、可预言的活动。当然，第三世界各国实行着不同的规则，但美苏都是认真遵守这个规则的。
直到现在，遵守到现在——除非要我相信这个可怜的、倒霉的杂种是被偷汽车零件的贼杀掉的！瓦吐丁怀疑，中央情报局是不是把这个勾当包给一个犯罪集团了。他怀疑美国人利用苏联的犯罪分子去干一些不宜由他们自己那双百合花似的洁白的手去干的、过于刺激性的勾当。那不是一次技术性的违犯规则，是吗？他杯疑第一局的人是否用过类似的诡计……
他现在只知道，交通员链条上的下一步在他脚前突然断了，而那是把微缩胶卷同国防部里的美国间谍连起来的唯一希望。瓦吐丁纠正自己：他还知道，他必须在六小时内将此事报告主席。他需要喝上一杯。瓦吐丁摇摇头，接着往下看他的嫌疑犯的遗体。雪下得太大，再也看不见血迹了。
“你知道，如果他们只要稍微再聪明一点，把他的身体放在轨道上，我们很可能已经把它作为一次事故勾销了。”另一个克格勃军官说。尽管火车头的轮子把身体可怕地轧过了，阿尔土宁的喉咙显然是被一把窄刃刀很内行地割开了。据责任医生报告，死亡过程不超过一分钟。没有搏斗迹象。死者的——叛国者的！——的双手没有青肿或割伤。他没有对杀死他的人进行反击。结论：杀人凶手可能是他认识的人。可能是一个美国人吗？
“首先，”瓦吐丁说道：“我要知道是不是有美国人在十八至二十三时内离开过他们的公寓。”他转过身，“医生。”
“什么事，上校？”
“死亡时间？再说一遍。”
“从大的一块尸体的温度判断，在二十一点到半夜之间。我觉得宁可估计早些，不会更晚，但严寒和积雪把事情搞复杂了。”遗体的状况就不用提了，他没有说出来。
瓦吐丁转过身来对他的主要助手说：“谁离开过住地，我要知道是谁，去哪里，什么时候和为什么。”
“要加强对所有外国人的监视吗？”那人大声地表示诧异。
“我得为这事去主席那里，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要你去找民兵的侦查长谈谈。这件事要非常保密。我们不需要一群笨手笨脚的警察去把事情搞乱。”
“明白，上校同志。他们只对弄回汽车零件感兴趣。”那人说得很带气儿。这种经济改革把每个人都变成资本家了！
瓦吐丁走到火车司机那里，“天真冷，是吗？”
信息被接收了，“是呀，同志。也许您想来点什么驱寒的东西吧？”
“那太谢谢您啦，司机同志。”
“甭谢，上校同志。”司机拿出一个小酒瓶来。他一看这人是个克格勃上校，觉得自己是命该如此了。但这人似乎还很懂礼貌。他的同事们办事有条有理，他们提的问题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个人几乎是很随和——直到他认识到可能因工作中带酒瓶而受处分。他眼看着那人喝了一大口，然后把瓶子还给他。
“谢谢。”这个克格勃说完后，就向雪地里走去了。
瓦吐丁坐在主席的接待室里等待着。他听说过，格拉西莫夫是个严肃的工作者，总是在七点半之前来到办公室。传言不假。七点二十五分他走进门来，举手招呼这个“二”字号的人跟他走进办公室。
“怎么样？”
“阿尔土宁昨天深夜在莫斯科人汽车厂外的货场被人杀死了。他的喉管被割，身体扔在轨道上，一辆掉头机车从他身上轧过。”
“你肯定是他？”格拉西莫夫问，眉头一皱。
“肯定，他已验明正身。我自己就认识他的脸孔。他是在一辆货车旁边被发现的，有人钻进车里去过，丢失了一些汽车零件。”
“哦，那么说来，他是偶然碰上了一帮黑市贩子，他们顺便杀了他？”
“看起来是那样的，主席同志。”瓦吐丁上校点点头，“我觉得这个巧合没有说服力，但没有实际证据反驳它。我们在继续调查。我们正在核查是否有阿尔土宁当兵时候的同志住在这个地区，但我对这条线索不抱希望。”
格拉西莫夫按铃要茶。他的秘书马上走进来。瓦吐丁认识到这一定是早晨常规活动的一部分。主席对人随和，不象上校所担心的那个样子。不管是不是党内要人，他表现得象一个有职业素养的人。
“那么，现在我们有了三个肯定无误的文件交通员。一个被明确认出，可惜死了。这个死了的被发现同国防部高级助理有过密切的人身接触；那活着的其中一人认定他的接头人是一个外国人，但不能断定他的面容。总之，我们抓住了这条线的中间，两头没够着。”
“非常正确，主席同志。对国防部两个上校的监视还在继续。我建议加强对美国大使馆那一伙人的监视。”
格拉西莫夫点点头，“同意。我该去开早晨碰头会了。继续扩大本案突破口。你戒了酒，现在气色好多了，瓦吐丁。”
“我是觉得好些了，主席同志。”他承认。
“好，”格拉西莫夫站起来，客人也跟着站起来，“你真的认为我们的中央情报局同事们杀了他们自己的人？”
“阿尔土宁的死能给他们极大便利。我认为这对我们——我们在这方面的协议是一次粗暴的违犯，可是……”
“可是我们可能是在和一个地位摆得很高的间谍打交道，而他们最感兴趣的无疑是保护他。是的，我了解。扩大战果，瓦吐丁。”格拉西莫夫再次嘱咐。
弗利也是已经坐在办公室里了。他的桌子上有三个给红衣主教的胶卷暗盒。下一个问题是把这个该死的东西交给他。谍报活动是一个内在互相联系的矛盾集合体。其中有的极为艰苦。有的带来危险使他希望继续呆在《纽约时报》。但有些又是那么简单，他可以叫他的一个孩子去处理。这种想法在他脑子里经常出现：不是他在严肃考虑这个问题，而是有时候喝了点烈性酒之后，在酒力影响下，就沉思冥想埃迪（他的儿子）就能够拿支粉笔去某个地方去做某种暗号。使馆人员常常在莫斯科街上走动，做一些有点异乎寻常的事。夏季里，他们在纽扣眼里戴上鲜花，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又把它们取掉——于是在监视他们的克格勃人员就焦急地注视人行道，看这个“暗号”是对谁而发的。一年到头都有人到处闲逛，拍摄普通的街景。事实上，他们几乎不需要有人告诉这样做。有些使馆人员仅仅是为了要按照美国人的古怪脾气行事，去驱动那些俄国疯子。对一个反间谍人员来说，任何事都能是暗号：在停下的汽车里把遮阳板放下来；一包东西扔在前座上；车轮对准的方向。所有这些手段，有的是故意，有的纯系偶然，其效果就是让“二”字号的人为追究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而在这个城市里东跑西颠，忙得团团转。这事美国人比俄国人干得好，后者组织得太严密，不能真正随意行事。这些事把第二管理局反谍特务们的生活弄得十分悲惨。
可是他们的人成千上万，而美国派到大使馆来的（算上家眷）才不过七百人。
而弗利还得把胶卷送出去。他不知道为什么红衣主教总是拒绝采用“死投”方式。那是最为方便的办法。一个典型的死投物品看起来象一块普通的石头，或者其它任何普通而无害的物品，里面挖空装上要传递的东西。在莫斯科，砖头最受青睐，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砖头的城市，由于工艺很差，到处一样，许多砖头都松动脱落了，而它们形式的多样却是无穷无尽的。
另一方面，“擦身传递”的种类是有限的，而且全靠象橄榄球赛中作三叉进攻的后场队员那样，要善于掌握时机。嗯，情报局并不是因为工作容易才分派给他。他自己不能再去冒险。也许他的妻子可以作传递……
“那么，漏洞在哪里呢？”帕克斯问他的保安长官。
“可能是一百来人当中任何一个。”那人回答。
“那是好消息，”皮特·魏克斯顿冷冷地说，他是联邦调查局反间谍分局的一个监察员，“只有—百人。”
“可能是个科技人员，可能是某人的秘书，也可能是预算部的某个人——这些只是工程内部的人。另外在华盛顿这儿还有二十来个人对‘茶叶快船’接触得够深的，看过这种资料，不过他们都是很高级的人物。”战略防御计划机构的保安长官是一位海军上校，他习惯穿便服，“很可能，我们要我的人是在内部。”
“而他们多半是搞科技的人，多半是在四十岁以下。”魏克斯顿闭上眼睛。他们生活在计算机里，认为世界不过是一个大的电子游戏机。科技界，特别是其中年轻人的问题，只不过是他们生活在跟保安人员所理解和认识的很不相同的世界里。对他们来说，进步有赖于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传递。这种人为新事物感到兴奋，在他们之间谈论，不自觉地寻求协作，使思想象实验室乱糟糟的花园里的野草似的迅速生长起来。对一个保安官员来说，理想的世界就是，在那里谁也不要跟别人说话。当然问题首先是，在这样的世界里很难做出什么值得保密的事情来。二者兼顾几乎是做不到的，所以保安人员被夹在中间，谁都恨他。
“在工程文件上使用内部保密措施怎么样呢？”魏克斯顿问道。
“你是说用‘金丝鸟笼’？”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帕克斯将军问。
“所有这些文件都用文字处理机制成。你用这种机器在重要文件的每一份上都做出微小难识的变化。那样你就能追踪每一份文件，确定泄漏到对方的那一份。”海军上校作解释，“这种办法我们用得不多。它太花时间了。”
“情报局有一种计算机子程序可以自动地做这个工作。他们把它叫做‘书写暗探’，或者诸如此类的名字。它是保密的，不过你要用，就能拿到。”
“他们能告诉我们有这个东西倒是不错，”帕克斯埋怨说：“不过现在它又有什么用呢？”
“目前是没有用处，可是你得打你手里现有的牌。”海军上校对他的上司说：“我听说过这种程序。它不能用于科学文件。它们用字太准确。若插进一个比逗点稍多一点的东西，就会把要说的意思弄得一团槽。”
“首先假定有谁能看懂它。”魏克斯顿说，悲哀地摇头，“唉，他妈的俄国人就肯定能行。”他正在考虑，办这案子可能需要派出一百名特工人员。他们太显眼了。有问题的单位可能太小，不可能这样大量加人而不引人注意。
另一件显然可做的事是限制接触反射镜实验资料的范围，但那又有惊动敌特的危险。魏克斯顿不知道他为什么没继续做诸如绑票案和黑手党敲诈案之类的简单工作，而由帕克斯本人向他介绍“茶叶快船”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工作，他是最好的人选。魏克斯顿肯定的是：雅各布斯局长亲口说过这样的话。
邦达连科第一次注意到这件事。几天前早晨跑步时，他就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一直有一种潜在的第六感官，但在阿富汗的三个月才得到了充分发展。有眼睛在盯着他。是谁的？他不知道。
他们都很棒。这一点他是肯定的。但他也怀疑有五个或更多的人。从这点看他们是俄国的……可能如此。也不一定。邦达连科上校跑了一千米，他决定做一个小实验：改变跑步路线，在通常往左拐的地方改向右拐。那样，他将经过一排新盖的还在修饰的宿舍楼。他对自己咧嘴笑了，但右手不自觉地伸向胯旁去模他的军配自动手枪。当他意识到他的手在干什么的时候，止住了笑，感到痛苦的失望，原来他是赤手空拳，并无防身之物。邦达连科知道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但有一支手枪总比拳脚要够得远些。他一点也不害怕，他是个军人，习惯于了解自身世界有限度的规则。
他转过头，看那些窗子里的反影。在他后面一百米处有个人把手举到脸旁，象是在对一个小无线电讲话。真有趣。邦达连科转身往回跑了几米，但当他的头转过来时，那人的手是在身旁。那个人正常地走着，似乎对这个慢慢跑着的军官并不感兴趣。邦达连科上校转身恢复他原来的步伐。现在他脸上的笑容变得淡薄而不自然了。他已经证实有人在盯稍，但这是为什么？他决定在回办公室一小时后搞清楚。
三十分钟后，回家，淋浴，穿好衣服，读早报——他读的是《Krasnaya Zvesda》（《红星报》），苏联军队的日报——一面喝着一壶茶。他的妻子在为孩子们准备上学的用具，收音机正开着。邦达连科也不去听它，眼睛只是再浏览报纸，心里却在翻江倒海。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在盯着我？我被怀疑了吗？如果是的，那怀疑我什么？
“早上好，根纳第·约瑟福维奇。”米沙走进办公室时说道。
“早上好，上校同志。”邦达连科答道。
费利托夫微笑着说：“叫我米沙。你这样下去，在级别上很快会超过我这个老骨头的。怎么回事？”
“我被人盯了梢。今天早晨我跑步时有人跟着我。”
“哦？”米沙转过身来，“你肯定吗？”
“你要是发现自己被盯梢，你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我肯定你知道，米沙！”年轻上校说。
但他错了。在这以前，费利托夫没有感到任何异常，没有任何唤醒他本能的事情。现在澡堂服务员还没有回去这件事打中了他。要是这个信号不仅是常规保安检查，该怎么办呢？费利托夫脸色一变，但在他的控制下马上收回去了。
“那么，你也注意到什么了吗？”邦达连科问。
“啊！”一挥手，一个讽刺的表情，“让他们看去吧。他们会发现这个老头子比阿列克山德罗夫的性生活还枯燥无味。”涉及这个政治局头号理论家的情况在国防部正成为热门话题。米沙心想，这是总书记纳尔莫诺夫在策划把他赶出去的信号吗？
他们用阿富汗方式在吃饭，每人都在一个公共盘子里用手抓东西吃。奥蒂兹为午餐安排了一次真正的盛宴。神箭手坐在首席，奥蒂兹坐在他的右手充当翻译。还有四个很高级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在座。他认为他们搞得太隆重了，然而，把光放到天空去的那个地方想必是很重要的。奥蒂兹用一些平常的客套话开始了谈话。
“如此厚意，真不敢当。”神箭手回答说。
“哪里，哪里，”情报局高官通过奥蒂兹说：“您的技巧和勇气在我们那里，连士兵中也尽人皆知。我国政府支援有限，对你们帮助太少，实在惭愧。”
“是我们要把国土赢回来。”神箭手庄严地说：“在安拉的帮助下，它一定会重新归我们所有。有信仰的人应当团结反对无神论者，但这是我们人民的任务，不是你们的。”
他不知道，奥蒂兹心想，他不知道他是在被人利用。
“那么，”神箭手继续说：“为什么您们要绕过地球来和我这个卑贱的战士谈话呢？”
“我们是想和您谈谈关于您看见天上出现光的那件事情。”
神箭手脸色一变。他感到惊讶。他还以为是找他谈用好导弹的经验呢。
“那是一道光——是的，一道奇怪的光。象流星，但它是向上而不是向下的。”他样细描述他看到的情景，提供了时间、他所在地点、光的方向和划过天空的方式。
“您看见它打中什么了吗？您看见空中还有别的东西吗？”
“打中？我不明白。那是一道光。”
来客中另一个人说：“听说您当过数学教师，您知道什么是激光吗？”
听到这新思想，他的脸色一变，“是的，我在大学里读过。我……”神箭手从杯子里啜了一口果汁，“我对激光知道得很少。激光是一个光束，主要用于计量和观测。我只在书本上读到的，从未见过。”
“您看见的便是一次激光武器的试验。”
“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您看见的试验，是用激光系统去摧毁一颗正在轨道上的卫星。那意味着……”
“我知道卫星。激光能用于这个目的。”
“我们国家也在造类似的东西，好象是俄国人跑到前面去了。”
神箭手对此很感惊讶。美国不是世界技术的领袖吗？“毒刺”不是已经证明了吗？为什么这几个人飞行一万二千英里，仅仅是为了他看见了天空中的一道光芒？
“您们害怕这种激光？”
“我们有很大兴趣。”那高级官员回答说：“您发现的那些文件给我们关于那个发射场的情况，这些资料我们还没有掌握，为此我们加倍地感谢您。”
“现在我也感兴趣了。您带着文件了吗？”
“埃米利奥？”高级官员向奥蒂兹做手势，奥蒂兹拿出出一张地图和一张图示。
“这个发射场从一九八三年起就开始建设了。我们吃惊的是，俄国人修建的这个重要设施这么靠近阿富汗边境。”
“一九八三年，他们还以为能打赢呢。”神箭手心情阴郁地说道。他们的这种看法，他听起来感到屈辱。他注意到地图上的位置，那山头几乎被瓦喀什河的一道大弯团团围住。他马上看出为什么要设在那里。努列克水电站离它只有几公里。种箭手知道的比他承认的要多一些。他知道什么是激光，还知道一点他们的工作原理。他知道这种光是危险的，它能打瞎……
它摧毁一个卫星？几百公里高空，比飞机能飞到的地方还高……它对地面上的人能怎么样呢……他们修建得离他的国家这样近，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那您只看见这个光？没有听说过那个地方，没听说过天空出现了奇怪的光？”
神箭手摇头说：“没有，就这一次。”他看见客人们互相交换失望的眼光。
“噢，那没有关系。我被受权代表政府向您表示感谢。三卡车武器正在运往您的小队。如果您还需要什么别的东西，我们将努力为您搞到。”
神箭手严肃地点头。他本来希望移交苏联军官能得到一笔大奖赏，后来那人死了，他很感失望。然而这些人不是为这事来拜访他，全是为了那文件和那个光线——难道这个地方是如此重要，使那个俄国人的死变得那么微不足道？难道美国人真的怕那个东西？
如果他们害怕，他该怎么感觉？
“不，阿瑟，我不喜欢这个，”总统犹豫地说。穆尔法官力劝采取主动。
“总统先生，我们了解纳尔莫诺夫的政治困境。我们的代理人的失踪，不会比他被克格勃逮捕影响更大，可能还会小些。毕竟，克格勃要是让他溜走了，倒不能掀起太大的争论。”中央情报局局长指出。
“那还是大冒险了。”杰弗里·佩尔特说道：“我们千载难逢遇到纳尔莫诺夫，他真正想在他们的制度中作一些根本性的改革——该死的，你手下竟是这样一帮人，作出这样的评估。”
从前在肯尼迪政府的时候，我们有过这样的机会又让它吹掉了。穆尔心想。赫鲁晚夫下台后，二十年来都是一些党棍子。现在可能是另一个机会。你怕我们再也得不到这样好的机会。那好，那确是看这问题的一种方法。他对自己承认。
“杰夫，把我们的人弄出来，不会比被抓进去更影响他的地位……”
“他们要是看透了他，为什么还不把他抓起来？”佩尔特质问道：“你要是反应过敏了呢？”
“这个人已经为我们工作了三十多年——三十年！你知道他为我们经历了多少危险，我们得到他多少情报吗？你能体会到我们不听他的忠告时他感到的挫伤吗？你能想象得到在三十年死亡徒刑中过日子是什么滋味吗？这样的人我们扔掉不管，这个国家还成什么样子？”穆尔说话温和但决心很大。总统是这样一个人，你说话在理，他就听从你的。
“要是在这过程中我们把纳尔莫诺夫搞垮了呢？”佩尔特又质问，“要是阿列克山德罗夫集团取而代之，又完全回到以往的坏日子——更紧张的局势，更多的军备竟赛，那又怎么办呢？我们为了一个人的性命而牺牲这么多好时机，又该如何向美国人民作解释呢？”
“首先，除非有人泄漏，他们决不会知道。”中央情报局局长冷冷地说：“你也知道，俄国人是不会把这事公诸于众的。再者，把这个人象用过的克里内克斯〔Kleenex，美国的一种清洁纸名牌贷，用于饭后擦嘴、擦脸，或擤鼻涕。——译者〕擤鼻涕纸一样扔掉，我们又该作何解释呢？”
“同样，他们是不会知道这件事的，除非有人泄露它。”佩尔特以同样的冷淡声调作答。
总统激动了。他的第一直觉本来是暂不采取转移行动。他怎么能解释清楚这种行动呢？不管是主张行动还是不主张行动，他们都是在研讨最好的办法，以防止发生对美国主要敌人不利的事件。可是你连这点也不能公开去讲。总统考虑如果你大声说出俄国是我们的敌人，报界就合激起一片紧张。苏联有数以千计的核弹头对准我们，我们不能冒险去得罪他们……
他回想起他同那个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安德烈·伊里奇·纳尔莫诺夫的两次面对面会谈。总统记得，他比较年轻些。在最初的几次谈话中，双方都很谨慎，试探着对方，既寻找弱点，也寻找共同点，寻求优势和妥协。那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一个或许真想改变事物的人，总统想——那是一件好事情码？要是他把他们的集中经济分散，引进市场力量并给它们一点自由（当然不要很多，只要让经济能够运行就行了），又该怎么办呢？有不少人在警告他，有这种可能性：假想一个国家，有苏联人那样的政治愿望，又有能提供民用和军用优质产品的经济作后盾。那会不会使苏联人重新相信他们的制度？会不会使他们在三十年代的那种使命感复活起来？我们将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危险的敌人。
另一方面，有人对他说，根本没有“一点自由”那样的东西——你可以去问问海地的杜瓦利埃，菲律宾的马科斯，或者伊朗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的鬼魂。事态发展的势头可能把苏联带出黑暗年代而进入政治思想的二十世纪。这可能需要一代人；也许两代，只要这个国家开始演化接近于一个自由国家，那有什么不好？历史还有另一个教训：自由民主国家不会互相打仗。
可真难作出选择，总统暗自思付。我被人们回想起来，可能是个要把冷战恢复到你死我活程度的退化的白痴；也可能是那个希望豹子改变主意的波利安娜〔相当于我国的东郭先生，源于Eleanor Porter的小说。——译者〕，结果只是发现它的牙齿长得更大更尖了。我主耶稣，他眼睛看着那对话的双方，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考虑的根本不是成功，而只是失败的后果。
美苏两国的历史只有在一个领域里是平行发展的——我们的战后各届政府从来没有实现过人民的愿望，不是吗？我是总统，我应当懂得什么是正确的东西。为这个人民才选我，为此他们才拿钱雇我。上帝呀，要是他们知道我们都是一伙骗子。我们不是在讨论怎样去取得胜利。我们是在谈论谁会泄漏政策失败的原因。就在这椭圆形办公室里，我们在。讨论如果某件尚未决定的事情出了毛病，该谁去承担罪责。
“哪些人知道这件事？”
穆尔法官伸出双手，“在局里，有海军上将格里尔，鲍勃·里塔和我。几个外勤人员知道这个拟议中的行动——我们不得不发出警戒的信号——但他们不知道后果，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用不着知道。除此之外，只有情报局的我们三个知道全部情况。加上你，阁下，还有佩尔特博士，一共五人。”
“我们已经谈到了泄漏！让它见鬼去吧！”总统以令人吃惊的激动骂了一句，“我们怎么搞得这么糟糕！”
大家肃然。没有什么能象总统的咒骂使人平静下来。他看着穆尔和佩尔特，他的总情报顾问和国家安全顾问。一方是为一个人的生命辩护，这人忠实为美国服务，而现在有性命之忧；另一方对“现实政治”采取长远和冷静观点，看到比个人生命更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机。
“阿瑟，你是说这个代理人——我连他的名字也不想知道——三十年来一直给我提供重要情报，包括俄国人在进行的激光计划！你说他可能正陷入危难，是冒险把他救出来的时候，我们有道义责任这样做。”
“是的，总统先生。”
“而你，杰夫，你说这样做时机不好，他们政府中这么高级的一个泄密案公布出来，会在政治上危及纳尔莫诺夫，使他的领导地位垮台，代之而起的政府将不再使我们那么感兴趣。”
“是的，总统先生。”
“那么，如果这个人因为没有我们的帮助而丧命呢？”
“我们会丧失重要情报，”穆尔说道：“它对纳尔莫诺夫的影响并无明显的区别。而我们就要辜负一个为我们忠诚、出色地服务了三十年的人对我们的信任。”
“杰夫，你能接受这种看法吗？”总统问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是的，阁下，我能接受。我不喜欢它，但可以接受。我们同纳尔莫诺夫已经就中程核武器达成协议，我们还可以就战略武装力量达成一个。”
象是在当一个法官。我这里有两个鼓吹者，他们充分相信自己的立场。要是他们处在我的地位，得作出决断，我不知道他们的原则是否还合那么坚定。
但是他们并没有去竟选总统。
从我还是一个初级公诉人、在夜间法庭处理妓女的时候开始，这个代理人就一直在为美国服务了。
自从上帝才知道的什么时候以来，纳尔莫诺夫算是我们争取世界和平的最好机会了。
总统站起来，向他桌子后面的窗户踱去。窗子很厚，保护他不被持枪人所害，但不能保护他不被公务苦恼。他望着南面的草坪，得不到答案。他转身回来。
“我没有想清楚。阿瑟，你可以将一切准备就绪，但要你保证，没有我的批准，不得发生任何事情。没有我的决断，不能出错，不能自作主张，不能采取行动。对这件事我需要时间。我们还有时间，是吗？”
“是的，阁下，在把一切布置妥当之前，我们还有几天功夫。”
“我作出决定后就通知你。”他同两人握手，看着他们离去。总统在下一个约见之前，还有五分多钟，他利用这个肘间到连接着办公室的洗澡间去。他不知道，这是为了在洗手的动作中能得到潜在的符号主义的东西？还是为了找一个借口，好在镜子里看看自己的模样？你就是那个应该对一切通晚操蛋答案的人呀！镜子里的形象对他说。你连为什么要到洗澡间来都不知道！总统想到这里，笑了。这真可笑，这种可笑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的。
“那么，我对弗利该他妈的怎么说呀？”二十分钟之后，里塔气冲冲地说。
“收起来，鲍勃，”穆尔提醒他，“他正在考虑。我们也不需要马上作决定，一个‘可能’比一个‘不行’总要强得多。”
“对不起，阿瑟。刚才不过是——真该死，我早就想把他弄出来的。我们不能让这个人被整垮了。”
“我肯定，除非我找机会跟他再谈一次，他是不会作出最后决定的。目前，告诉弗利继续进行该项任务。我还想再看看纳尔莫诺夫的政治弱点。我有个印象：阿列克山德罗夫可能要退出政治局，他年纪太大，不能接现在这个人的班；经过几年前死亡行军之后，政治局不会容许一个年老的人去取代一个相对年轻的。那么这权力交给推呢？”
“格拉西莫夫。”里塔马上说：“可能还有两个竟争者，但他是最有野心的一个。冷酷无情，但非常、非常圆滑。党的官僚机构喜欢他，是因为他在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工作中有成绩。如果他想升迁，那必然会很快。武器协定假如达成，纳尔莫诺夫的威信将有很大提高，政治影响也会随之扩大。阿列克山德罗夫要是不小心，将完全失去机会，自己也会调出政治局，那样一来，纳尔莫诺夫可以在他的宝座上稳坐许多年。”
“那至少得用五年时间才能完成。”海军上将格里尔第一次发言，“他可能没有五年时间。我们确实有迹象说明阿列克山德罗夫可能要被调出政治局。这如果不是谣言，可能迫使他采取行动。”
穆尔法官望着天花板，“如果他们行事有可预见的方式的肯定这些杂种就好对付了。”当然，我们是掌握了他们的方式的，而他们不能预见我们的行功。
“别灰心，阿瑟。”格里尔说：“如果这个世界有公道的话，我们都得找老老实实的工作干了。”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直到现在，遵守到现在——除非要我相信这个可怜的、倒霉的杂种是被偷汽车零件的贼杀掉的！瓦吐丁怀疑，中央情报局是不是把这个勾当包给一个犯罪集团了。他怀疑美国人利用苏联的犯罪分子去干一些不宜由他们自己那双百合花似的洁白的手去干的、过于刺激性的勾当。那不是一次技术性的违犯规则，是吗？他杯疑第一局的人是否用过类似的诡计……
他现在只知道，交通员链条上的下一步在他脚前突然断了，而那是把微缩胶卷同国防部里的美国间谍连起来的唯一希望。瓦吐丁纠正自己：他还知道，他必须在六小时内将此事报告主席。他需要喝上一杯。瓦吐丁摇摇头，接着往下看他的嫌疑犯的遗体。雪下得太大，再也看不见血迹了。
“你知道，如果他们只要稍微再聪明一点，把他的身体放在轨道上，我们很可能已经把它作为一次事故勾销了。”另一个克格勃军官说。尽管火车头的轮子把身体可怕地轧过了，阿尔土宁的喉咙显然是被一把窄刃刀很内行地割开了。据责任医生报告，死亡过程不超过一分钟。没有搏斗迹象。死者的——叛国者的！——的双手没有青肿或割伤。他没有对杀死他的人进行反击。结论：杀人凶手可能是他认识的人。可能是一个美国人吗？
“首先，”瓦吐丁说道：“我要知道是不是有美国人在十八至二十三时内离开过他们的公寓。”他转过身，“医生。”
“什么事，上校？”
“死亡时间？再说一遍。”
“从大的一块尸体的温度判断，在二十一点到半夜之间。我觉得宁可估计早些，不会更晚，但严寒和积雪把事情搞复杂了。”遗体的状况就不用提了，他没有说出来。
瓦吐丁转过身来对他的主要助手说：“谁离开过住地，我要知道是谁，去哪里，什么时候和为什么。”
“要加强对所有外国人的监视吗？”那人大声地表示诧异。
“我得为这事去主席那里，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要你去找民兵的侦查长谈谈。这件事要非常保密。我们不需要一群笨手笨脚的警察去把事情搞乱。”
“明白，上校同志。他们只对弄回汽车零件感兴趣。”那人说得很带气儿。这种经济改革把每个人都变成资本家了！
瓦吐丁走到火车司机那里，“天真冷，是吗？”
信息被接收了，“是呀，同志。也许您想来点什么驱寒的东西吧？”
“那太谢谢您啦，司机同志。”
“甭谢，上校同志。”司机拿出一个小酒瓶来。他一看这人是个克格勃上校，觉得自己是命该如此了。但这人似乎还很懂礼貌。他的同事们办事有条有理，他们提的问题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个人几乎是很随和——直到他认识到可能因工作中带酒瓶而受处分。他眼看着那人喝了一大口，然后把瓶子还给他。
“谢谢。”这个克格勃说完后，就向雪地里走去了。
瓦吐丁坐在主席的接待室里等待着。他听说过，格拉西莫夫是个严肃的工作者，总是在七点半之前来到办公室。传言不假。七点二十五分他走进门来，举手招呼这个“二”字号的人跟他走进办公室。
“怎么样？”
“阿尔土宁昨天深夜在莫斯科人汽车厂外的货场被人杀死了。他的喉管被割，身体扔在轨道上，一辆掉头机车从他身上轧过。”
“你肯定是他？”格拉西莫夫问，眉头一皱。
“肯定，他已验明正身。我自己就认识他的脸孔。他是在一辆货车旁边被发现的，有人钻进车里去过，丢失了一些汽车零件。”
“哦，那么说来，他是偶然碰上了一帮黑市贩子，他们顺便杀了他？”
“看起来是那样的，主席同志。”瓦吐丁上校点点头，“我觉得这个巧合没有说服力，但没有实际证据反驳它。我们在继续调查。我们正在核查是否有阿尔土宁当兵时候的同志住在这个地区，但我对这条线索不抱希望。”
格拉西莫夫按铃要茶。他的秘书马上走进来。瓦吐丁认识到这一定是早晨常规活动的一部分。主席对人随和，不象上校所担心的那个样子。不管是不是党内要人，他表现得象一个有职业素养的人。
“那么，现在我们有了三个肯定无误的文件交通员。一个被明确认出，可惜死了。这个死了的被发现同国防部高级助理有过密切的人身接触；那活着的其中一人认定他的接头人是一个外国人，但不能断定他的面容。总之，我们抓住了这条线的中间，两头没够着。”
“非常正确，主席同志。对国防部两个上校的监视还在继续。我建议加强对美国大使馆那一伙人的监视。”
格拉西莫夫点点头，“同意。我该去开早晨碰头会了。继续扩大本案突破口。你戒了酒，现在气色好多了，瓦吐丁。”
“我是觉得好些了，主席同志。”他承认。
“好，”格拉西莫夫站起来，客人也跟着站起来，“你真的认为我们的中央情报局同事们杀了他们自己的人？”
“阿尔土宁的死能给他们极大便利。我认为这对我们——我们在这方面的协议是一次粗暴的违犯，可是……”
“可是我们可能是在和一个地位摆得很高的间谍打交道，而他们最感兴趣的无疑是保护他。是的，我了解。扩大战果，瓦吐丁。”格拉西莫夫再次嘱咐。
弗利也是已经坐在办公室里了。他的桌子上有三个给红衣主教的胶卷暗盒。下一个问题是把这个该死的东西交给他。谍报活动是一个内在互相联系的矛盾集合体。其中有的极为艰苦。有的带来危险使他希望继续呆在《纽约时报》。但有些又是那么简单，他可以叫他的一个孩子去处理。这种想法在他脑子里经常出现：不是他在严肃考虑这个问题，而是有时候喝了点烈性酒之后，在酒力影响下，就沉思冥想埃迪（他的儿子）就能够拿支粉笔去某个地方去做某种暗号。使馆人员常常在莫斯科街上走动，做一些有点异乎寻常的事。夏季里，他们在纽扣眼里戴上鲜花，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又把它们取掉——于是在监视他们的克格勃人员就焦急地注视人行道，看这个“暗号”是对谁而发的。一年到头都有人到处闲逛，拍摄普通的街景。事实上，他们几乎不需要有人告诉这样做。有些使馆人员仅仅是为了要按照美国人的古怪脾气行事，去驱动那些俄国疯子。对一个反间谍人员来说，任何事都能是暗号：在停下的汽车里把遮阳板放下来；一包东西扔在前座上；车轮对准的方向。所有这些手段，有的是故意，有的纯系偶然，其效果就是让“二”字号的人为追究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而在这个城市里东跑西颠，忙得团团转。这事美国人比俄国人干得好，后者组织得太严密，不能真正随意行事。这些事把第二管理局反谍特务们的生活弄得十分悲惨。
可是他们的人成千上万，而美国派到大使馆来的（算上家眷）才不过七百人。
而弗利还得把胶卷送出去。他不知道为什么红衣主教总是拒绝采用“死投”方式。那是最为方便的办法。一个典型的死投物品看起来象一块普通的石头，或者其它任何普通而无害的物品，里面挖空装上要传递的东西。在莫斯科，砖头最受青睐，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砖头的城市，由于工艺很差，到处一样，许多砖头都松动脱落了，而它们形式的多样却是无穷无尽的。
另一方面，“擦身传递”的种类是有限的，而且全靠象橄榄球赛中作三叉进攻的后场队员那样，要善于掌握时机。嗯，情报局并不是因为工作容易才分派给他。他自己不能再去冒险。也许他的妻子可以作传递……
“那么，漏洞在哪里呢？”帕克斯问他的保安长官。
“可能是一百来人当中任何一个。”那人回答。
“那是好消息，”皮特·魏克斯顿冷冷地说，他是联邦调查局反间谍分局的一个监察员，“只有—百人。”
“可能是个科技人员，可能是某人的秘书，也可能是预算部的某个人——这些只是工程内部的人。另外在华盛顿这儿还有二十来个人对‘茶叶快船’接触得够深的，看过这种资料，不过他们都是很高级的人物。”战略防御计划机构的保安长官是一位海军上校，他习惯穿便服，“很可能，我们要我的人是在内部。”
“而他们多半是搞科技的人，多半是在四十岁以下。”魏克斯顿闭上眼睛。他们生活在计算机里，认为世界不过是一个大的电子游戏机。科技界，特别是其中年轻人的问题，只不过是他们生活在跟保安人员所理解和认识的很不相同的世界里。对他们来说，进步有赖于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传递。这种人为新事物感到兴奋，在他们之间谈论，不自觉地寻求协作，使思想象实验室乱糟糟的花园里的野草似的迅速生长起来。对一个保安官员来说，理想的世界就是，在那里谁也不要跟别人说话。当然问题首先是，在这样的世界里很难做出什么值得保密的事情来。二者兼顾几乎是做不到的，所以保安人员被夹在中间，谁都恨他。
“在工程文件上使用内部保密措施怎么样呢？”魏克斯顿问道。
“你是说用‘金丝鸟笼’？”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帕克斯将军问。
“所有这些文件都用文字处理机制成。你用这种机器在重要文件的每一份上都做出微小难识的变化。那样你就能追踪每一份文件，确定泄漏到对方的那一份。”海军上校作解释，“这种办法我们用得不多。它太花时间了。”
“情报局有一种计算机子程序可以自动地做这个工作。他们把它叫做‘书写暗探’，或者诸如此类的名字。它是保密的，不过你要用，就能拿到。”
“他们能告诉我们有这个东西倒是不错，”帕克斯埋怨说：“不过现在它又有什么用呢？”
“目前是没有用处，可是你得打你手里现有的牌。”海军上校对他的上司说：“我听说过这种程序。它不能用于科学文件。它们用字太准确。若插进一个比逗点稍多一点的东西，就会把要说的意思弄得一团槽。”
“首先假定有谁能看懂它。”魏克斯顿说，悲哀地摇头，“唉，他妈的俄国人就肯定能行。”他正在考虑，办这案子可能需要派出一百名特工人员。他们太显眼了。有问题的单位可能太小，不可能这样大量加人而不引人注意。
另一件显然可做的事是限制接触反射镜实验资料的范围，但那又有惊动敌特的危险。魏克斯顿不知道他为什么没继续做诸如绑票案和黑手党敲诈案之类的简单工作，而由帕克斯本人向他介绍“茶叶快船”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工作，他是最好的人选。魏克斯顿肯定的是：雅各布斯局长亲口说过这样的话。
邦达连科第一次注意到这件事。几天前早晨跑步时，他就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一直有一种潜在的第六感官，但在阿富汗的三个月才得到了充分发展。有眼睛在盯着他。是谁的？他不知道。
他们都很棒。这一点他是肯定的。但他也怀疑有五个或更多的人。从这点看他们是俄国的……可能如此。也不一定。邦达连科上校跑了一千米，他决定做一个小实验：改变跑步路线，在通常往左拐的地方改向右拐。那样，他将经过一排新盖的还在修饰的宿舍楼。他对自己咧嘴笑了，但右手不自觉地伸向胯旁去模他的军配自动手枪。当他意识到他的手在干什么的时候，止住了笑，感到痛苦的失望，原来他是赤手空拳，并无防身之物。邦达连科知道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但有一支手枪总比拳脚要够得远些。他一点也不害怕，他是个军人，习惯于了解自身世界有限度的规则。
他转过头，看那些窗子里的反影。在他后面一百米处有个人把手举到脸旁，象是在对一个小无线电讲话。真有趣。邦达连科转身往回跑了几米，但当他的头转过来时，那人的手是在身旁。那个人正常地走着，似乎对这个慢慢跑着的军官并不感兴趣。邦达连科上校转身恢复他原来的步伐。现在他脸上的笑容变得淡薄而不自然了。他已经证实有人在盯稍，但这是为什么？他决定在回办公室一小时后搞清楚。
三十分钟后，回家，淋浴，穿好衣服，读早报——他读的是《Krasnaya Zvesda》（《红星报》），苏联军队的日报——一面喝着一壶茶。他的妻子在为孩子们准备上学的用具，收音机正开着。邦达连科也不去听它，眼睛只是再浏览报纸，心里却在翻江倒海。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在盯着我？我被怀疑了吗？如果是的，那怀疑我什么？
“早上好，根纳第·约瑟福维奇。”米沙走进办公室时说道。
“早上好，上校同志。”邦达连科答道。
费利托夫微笑着说：“叫我米沙。你这样下去，在级别上很快会超过我这个老骨头的。怎么回事？”
“我被人盯了梢。今天早晨我跑步时有人跟着我。”
“哦？”米沙转过身来，“你肯定吗？”
“你要是发现自己被盯梢，你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我肯定你知道，米沙！”年轻上校说。
但他错了。在这以前，费利托夫没有感到任何异常，没有任何唤醒他本能的事情。现在澡堂服务员还没有回去这件事打中了他。要是这个信号不仅是常规保安检查，该怎么办呢？费利托夫脸色一变，但在他的控制下马上收回去了。
“那么，你也注意到什么了吗？”邦达连科问。
“啊！”一挥手，一个讽刺的表情，“让他们看去吧。他们会发现这个老头子比阿列克山德罗夫的性生活还枯燥无味。”涉及这个政治局头号理论家的情况在国防部正成为热门话题。米沙心想，这是总书记纳尔莫诺夫在策划把他赶出去的信号吗？
他们用阿富汗方式在吃饭，每人都在一个公共盘子里用手抓东西吃。奥蒂兹为午餐安排了一次真正的盛宴。神箭手坐在首席，奥蒂兹坐在他的右手充当翻译。还有四个很高级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在座。他认为他们搞得太隆重了，然而，把光放到天空去的那个地方想必是很重要的。奥蒂兹用一些平常的客套话开始了谈话。
“如此厚意，真不敢当。”神箭手回答说。
“哪里，哪里，”情报局高官通过奥蒂兹说：“您的技巧和勇气在我们那里，连士兵中也尽人皆知。我国政府支援有限，对你们帮助太少，实在惭愧。”
“是我们要把国土赢回来。”神箭手庄严地说：“在安拉的帮助下，它一定会重新归我们所有。有信仰的人应当团结反对无神论者，但这是我们人民的任务，不是你们的。”
他不知道，奥蒂兹心想，他不知道他是在被人利用。
“那么，”神箭手继续说：“为什么您们要绕过地球来和我这个卑贱的战士谈话呢？”
“我们是想和您谈谈关于您看见天上出现光的那件事情。”
神箭手脸色一变。他感到惊讶。他还以为是找他谈用好导弹的经验呢。
“那是一道光——是的，一道奇怪的光。象流星，但它是向上而不是向下的。”他样细描述他看到的情景，提供了时间、他所在地点、光的方向和划过天空的方式。
“您看见它打中什么了吗？您看见空中还有别的东西吗？”
“打中？我不明白。那是一道光。”
来客中另一个人说：“听说您当过数学教师，您知道什么是激光吗？”
听到这新思想，他的脸色一变，“是的，我在大学里读过。我……”神箭手从杯子里啜了一口果汁，“我对激光知道得很少。激光是一个光束，主要用于计量和观测。我只在书本上读到的，从未见过。”
“您看见的便是一次激光武器的试验。”
“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您看见的试验，是用激光系统去摧毁一颗正在轨道上的卫星。那意味着……”
“我知道卫星。激光能用于这个目的。”
“我们国家也在造类似的东西，好象是俄国人跑到前面去了。”
神箭手对此很感惊讶。美国不是世界技术的领袖吗？“毒刺”不是已经证明了吗？为什么这几个人飞行一万二千英里，仅仅是为了他看见了天空中的一道光芒？
“您们害怕这种激光？”
“我们有很大兴趣。”那高级官员回答说：“您发现的那些文件给我们关于那个发射场的情况，这些资料我们还没有掌握，为此我们加倍地感谢您。”
“现在我也感兴趣了。您带着文件了吗？”
“埃米利奥？”高级官员向奥蒂兹做手势，奥蒂兹拿出出一张地图和一张图示。
“这个发射场从一九八三年起就开始建设了。我们吃惊的是，俄国人修建的这个重要设施这么靠近阿富汗边境。”
“一九八三年，他们还以为能打赢呢。”神箭手心情阴郁地说道。他们的这种看法，他听起来感到屈辱。他注意到地图上的位置，那山头几乎被瓦喀什河的一道大弯团团围住。他马上看出为什么要设在那里。努列克水电站离它只有几公里。种箭手知道的比他承认的要多一些。他知道什么是激光，还知道一点他们的工作原理。他知道这种光是危险的，它能打瞎……
它摧毁一个卫星？几百公里高空，比飞机能飞到的地方还高……它对地面上的人能怎么样呢……他们修建得离他的国家这样近，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那您只看见这个光？没有听说过那个地方，没听说过天空出现了奇怪的光？”
神箭手摇头说：“没有，就这一次。”他看见客人们互相交换失望的眼光。
“噢，那没有关系。我被受权代表政府向您表示感谢。三卡车武器正在运往您的小队。如果您还需要什么别的东西，我们将努力为您搞到。”
神箭手严肃地点头。他本来希望移交苏联军官能得到一笔大奖赏，后来那人死了，他很感失望。然而这些人不是为这事来拜访他，全是为了那文件和那个光线——难道这个地方是如此重要，使那个俄国人的死变得那么微不足道？难道美国人真的怕那个东西？
如果他们害怕，他该怎么感觉？
“不，阿瑟，我不喜欢这个，”总统犹豫地说。穆尔法官力劝采取主动。
“总统先生，我们了解纳尔莫诺夫的政治困境。我们的代理人的失踪，不会比他被克格勃逮捕影响更大，可能还会小些。毕竟，克格勃要是让他溜走了，倒不能掀起太大的争论。”中央情报局局长指出。
“那还是大冒险了。”杰弗里·佩尔特说道：“我们千载难逢遇到纳尔莫诺夫，他真正想在他们的制度中作一些根本性的改革——该死的，你手下竟是这样一帮人，作出这样的评估。”
从前在肯尼迪政府的时候，我们有过这样的机会又让它吹掉了。穆尔心想。赫鲁晚夫下台后，二十年来都是一些党棍子。现在可能是另一个机会。你怕我们再也得不到这样好的机会。那好，那确是看这问题的一种方法。他对自己承认。
“杰夫，把我们的人弄出来，不会比被抓进去更影响他的地位……”
“他们要是看透了他，为什么还不把他抓起来？”佩尔特质问道：“你要是反应过敏了呢？”
“这个人已经为我们工作了三十多年——三十年！你知道他为我们经历了多少危险，我们得到他多少情报吗？你能体会到我们不听他的忠告时他感到的挫伤吗？你能想象得到在三十年死亡徒刑中过日子是什么滋味吗？这样的人我们扔掉不管，这个国家还成什么样子？”穆尔说话温和但决心很大。总统是这样一个人，你说话在理，他就听从你的。
“要是在这过程中我们把纳尔莫诺夫搞垮了呢？”佩尔特又质问，“要是阿列克山德罗夫集团取而代之，又完全回到以往的坏日子——更紧张的局势，更多的军备竟赛，那又怎么办呢？我们为了一个人的性命而牺牲这么多好时机，又该如何向美国人民作解释呢？”
“首先，除非有人泄漏，他们决不会知道。”中央情报局局长冷冷地说：“你也知道，俄国人是不会把这事公诸于众的。再者，把这个人象用过的克里内克斯〔Kleenex，美国的一种清洁纸名牌贷，用于饭后擦嘴、擦脸，或擤鼻涕。——译者〕擤鼻涕纸一样扔掉，我们又该作何解释呢？”
“同样，他们是不会知道这件事的，除非有人泄露它。”佩尔特以同样的冷淡声调作答。
总统激动了。他的第一直觉本来是暂不采取转移行动。他怎么能解释清楚这种行动呢？不管是主张行动还是不主张行动，他们都是在研讨最好的办法，以防止发生对美国主要敌人不利的事件。可是你连这点也不能公开去讲。总统考虑如果你大声说出俄国是我们的敌人，报界就合激起一片紧张。苏联有数以千计的核弹头对准我们，我们不能冒险去得罪他们……
他回想起他同那个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安德烈·伊里奇·纳尔莫诺夫的两次面对面会谈。总统记得，他比较年轻些。在最初的几次谈话中，双方都很谨慎，试探着对方，既寻找弱点，也寻找共同点，寻求优势和妥协。那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一个或许真想改变事物的人，总统想——那是一件好事情码？要是他把他们的集中经济分散，引进市场力量并给它们一点自由（当然不要很多，只要让经济能够运行就行了），又该怎么办呢？有不少人在警告他，有这种可能性：假想一个国家，有苏联人那样的政治愿望，又有能提供民用和军用优质产品的经济作后盾。那会不会使苏联人重新相信他们的制度？会不会使他们在三十年代的那种使命感复活起来？我们将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危险的敌人。
另一方面，有人对他说，根本没有“一点自由”那样的东西——你可以去问问海地的杜瓦利埃，菲律宾的马科斯，或者伊朗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的鬼魂。事态发展的势头可能把苏联带出黑暗年代而进入政治思想的二十世纪。这可能需要一代人；也许两代，只要这个国家开始演化接近于一个自由国家，那有什么不好？历史还有另一个教训：自由民主国家不会互相打仗。
可真难作出选择，总统暗自思付。我被人们回想起来，可能是个要把冷战恢复到你死我活程度的退化的白痴；也可能是那个希望豹子改变主意的波利安娜〔相当于我国的东郭先生，源于Eleanor Porter的小说。——译者〕，结果只是发现它的牙齿长得更大更尖了。我主耶稣，他眼睛看着那对话的双方，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考虑的根本不是成功，而只是失败的后果。
美苏两国的历史只有在一个领域里是平行发展的——我们的战后各届政府从来没有实现过人民的愿望，不是吗？我是总统，我应当懂得什么是正确的东西。为这个人民才选我，为此他们才拿钱雇我。上帝呀，要是他们知道我们都是一伙骗子。我们不是在讨论怎样去取得胜利。我们是在谈论谁会泄漏政策失败的原因。就在这椭圆形办公室里，我们在。讨论如果某件尚未决定的事情出了毛病，该谁去承担罪责。
“哪些人知道这件事？”
穆尔法官伸出双手，“在局里，有海军上将格里尔，鲍勃·里塔和我。几个外勤人员知道这个拟议中的行动——我们不得不发出警戒的信号——但他们不知道后果，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用不着知道。除此之外，只有情报局的我们三个知道全部情况。加上你，阁下，还有佩尔特博士，一共五人。”
“我们已经谈到了泄漏！让它见鬼去吧！”总统以令人吃惊的激动骂了一句，“我们怎么搞得这么糟糕！”
大家肃然。没有什么能象总统的咒骂使人平静下来。他看着穆尔和佩尔特，他的总情报顾问和国家安全顾问。一方是为一个人的生命辩护，这人忠实为美国服务，而现在有性命之忧；另一方对“现实政治”采取长远和冷静观点，看到比个人生命更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机。
“阿瑟，你是说这个代理人——我连他的名字也不想知道——三十年来一直给我提供重要情报，包括俄国人在进行的激光计划！你说他可能正陷入危难，是冒险把他救出来的时候，我们有道义责任这样做。”
“是的，总统先生。”
“而你，杰夫，你说这样做时机不好，他们政府中这么高级的一个泄密案公布出来，会在政治上危及纳尔莫诺夫，使他的领导地位垮台，代之而起的政府将不再使我们那么感兴趣。”
“是的，总统先生。”
“那么，如果这个人因为没有我们的帮助而丧命呢？”
“我们会丧失重要情报，”穆尔说道：“它对纳尔莫诺夫的影响并无明显的区别。而我们就要辜负一个为我们忠诚、出色地服务了三十年的人对我们的信任。”
“杰夫，你能接受这种看法吗？”总统问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是的，阁下，我能接受。我不喜欢它，但可以接受。我们同纳尔莫诺夫已经就中程核武器达成协议，我们还可以就战略武装力量达成一个。”
象是在当一个法官。我这里有两个鼓吹者，他们充分相信自己的立场。要是他们处在我的地位，得作出决断，我不知道他们的原则是否还合那么坚定。
但是他们并没有去竟选总统。
从我还是一个初级公诉人、在夜间法庭处理妓女的时候开始，这个代理人就一直在为美国服务了。
自从上帝才知道的什么时候以来，纳尔莫诺夫算是我们争取世界和平的最好机会了。
总统站起来，向他桌子后面的窗户踱去。窗子很厚，保护他不被持枪人所害，但不能保护他不被公务苦恼。他望着南面的草坪，得不到答案。他转身回来。
“我没有想清楚。阿瑟，你可以将一切准备就绪，但要你保证，没有我的批准，不得发生任何事情。没有我的决断，不能出错，不能自作主张，不能采取行动。对这件事我需要时间。我们还有时间，是吗？”
“是的，阁下，在把一切布置妥当之前，我们还有几天功夫。”
“我作出决定后就通知你。”他同两人握手，看着他们离去。总统在下一个约见之前，还有五分多钟，他利用这个肘间到连接着办公室的洗澡间去。他不知道，这是为了在洗手的动作中能得到潜在的符号主义的东西？还是为了找一个借口，好在镜子里看看自己的模样？你就是那个应该对一切通晚操蛋答案的人呀！镜子里的形象对他说。你连为什么要到洗澡间来都不知道！总统想到这里，笑了。这真可笑，这种可笑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的。
“那么，我对弗利该他妈的怎么说呀？”二十分钟之后，里塔气冲冲地说。
“收起来，鲍勃，”穆尔提醒他，“他正在考虑。我们也不需要马上作决定，一个‘可能’比一个‘不行’总要强得多。”
“对不起，阿瑟。刚才不过是——真该死，我早就想把他弄出来的。我们不能让这个人被整垮了。”
“我肯定，除非我找机会跟他再谈一次，他是不会作出最后决定的。目前，告诉弗利继续进行该项任务。我还想再看看纳尔莫诺夫的政治弱点。我有个印象：阿列克山德罗夫可能要退出政治局，他年纪太大，不能接现在这个人的班；经过几年前死亡行军之后，政治局不会容许一个年老的人去取代一个相对年轻的。那么这权力交给推呢？”
“格拉西莫夫。”里塔马上说：“可能还有两个竟争者，但他是最有野心的一个。冷酷无情，但非常、非常圆滑。党的官僚机构喜欢他，是因为他在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工作中有成绩。如果他想升迁，那必然会很快。武器协定假如达成，纳尔莫诺夫的威信将有很大提高，政治影响也会随之扩大。阿列克山德罗夫要是不小心，将完全失去机会，自己也会调出政治局，那样一来，纳尔莫诺夫可以在他的宝座上稳坐许多年。”
“那至少得用五年时间才能完成。”海军上将格里尔第一次发言，“他可能没有五年时间。我们确实有迹象说明阿列克山德罗夫可能要被调出政治局。这如果不是谣言，可能迫使他采取行动。”
穆尔法官望着天花板，“如果他们行事有可预见的方式的肯定这些杂种就好对付了。”当然，我们是掌握了他们的方式的，而他们不能预见我们的行功。
“别灰心，阿瑟。”格里尔说：“如果这个世界有公道的话，我们都得找老老实实的工作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