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真相 Ⅰ
我女儿妮可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读到一篇文章。文章里说以后也许不必教孩子如何读写，因为语音识别与合成技术将很快令读写能力失去存在的必要。我和妻子被这个想法吓得够呛，决定不管技术多么发达，我们女儿也要永远把传统的读写能力作为自身发展的基石。
结果我们和那篇文章的作者都没有完全猜对：妮可已经长大成人，而且阅读能力不在我之下。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她似乎丧失了书写能力。与那篇文章的作者所预见的不同，她不用口述消息并要求虚拟秘书重复刚刚所说的内容，只用在心里默念，视网膜投影仪就会在她的视场显示出文字，然后她再用手势结合眼球移动作修改。只要有需要，她都能像这样书写。但是如果屏蔽辅助软件，只给她一个我坚持使用的那种键盘，这句话里的许多单词她都拼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英语似乎成了她的外语，她只会流利地口说，却无法付诸笔端。
听上去我好像对妮可的智力发展感到失望，其实绝不是这样。她天资聪慧，尽管在别处能挣到更多钱，可她还是全身心地热爱美术博物馆的工作。自始至终我都对她的成就感到骄傲。可过去那个害怕自己女儿失去拼写能力的我仍然存在，我也无法否认自己就是那个人的延续。
我是三十多年前读到那篇文章的，在此期间我们的生活经历了无数我无法预言的转变，而最悲剧的一个就是：妮可的母亲安吉拉宣称，她理应过上一种更有趣的生活，而不是我们给予她的这种，于是她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行走于世界各地。不过，导致妮可形成当前这种读写方式的是一些日常的、缓慢的转变：利用一系列软件组件，实现其所承诺的功能和便利。而我在妮可刚开始使用它们的时候并没有表示反对。
可以看出，我并不坚决反对新生事物，跟任何其他人一样，我欢迎新技术。可是当磨刀石公司发布新型搜索工具“会忆”时，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疑虑。
数百万人，有些跟我年龄相仿，但大多数要更年轻，他们持续数年记录生命日志，佩戴个人摄像头，不间断地拍摄自己的全部生活。人们翻阅生命日志的原因多种多样——从回顾生命中的美妙时刻到追寻过敏原，应有尽有——但从来不会把内容全看一遍，没有人想花那么多时间组合关键词并筛选搜索结果。生命日志是你能想到的最完整的影集，然而，跟大多数影集一样，只有在特殊时刻才有人翻阅。如今磨刀石公司致力于改变这一切，他们宣称“会忆”的算法可以在你把“针”这个词说出口的同时搜遍它掉落的干草堆。
“会忆”监控你的对话，把提及的往事显示在视场的左下角。如果你说“记得婚礼上那段康笳舞吗”，“会忆”就会调出那段视频。如果与你谈话的人说“上一次我们去海边”，“会忆”也会调出当时的视频。而且，不仅与别人谈话时可以使用，“会忆”还在监视你默念的内容。如果你念出“第一次就餐的川菜馆”这句话，你的声带同样会像出声阅读那样运动，“会忆”据此就可以调出相关内容。
软件在解答诸如“我把钥匙放在哪儿”这种问题上的作用不容否认。但是磨刀石公司对“会忆”的定位超越了虚拟随身助理：他们想用它取代你的自然记忆。
一开始大家自然感到戒备。“我们做错了什么？”吉金基的爸爸问赛维。
多年以前，欧洲人首次来到蒂夫。几位老人说过，总有一天他们会离开，然后这里的生活就会变回以前那样，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蒂夫人必须要与他们和睦相处。这意味着蒂夫人做事的方式要发生很多改变，他们以前从未与欧洲人一起生活过。欧洲人来村里通常是为了收取筑路税，某些家族他们去得频繁一些，因为那里的人拒绝缴税，不过这种事情在尚加夫氏族没发生过。赛维和其他家族长老一致认为缴税是最好的选择。
赛维让大家不要担心：“这位欧洲人是一名传教士，也就是说，他只做祈祷。他没有权力惩罚我们，但是我们对他表示欢迎会让管理者感到高兴。”
他安排为传教士建造两间小屋，一间用于就寝，另一间用于接待。随后的几天里，每个人都要从收割高粱的工作中腾出时间去砌墙，打桩，编织茅草屋顶。夯实地面是最后一个环节，传教士恰在此时到来。他的搬运工首先出现，老远就能看见他们搬着箱子鱼贯穿过木薯田。传教士本人最后现身，尽管不用亲自搬运，他还是显得疲惫不堪。他名叫莫斯比，对于为他建造小屋的每个人，他都表示了感谢。他想要帮忙，可是很快发现自己对于建房一无所知，所以只好坐在角豆树的阴影里，用一块布擦拭额头。
吉金基好奇地看着传教士。那个人打开行李箱，掏出一样东西。初看上去它像一块木头，却又能被分开，吉金基认出那是一沓紧密装订起来的纸张。以前他也见过纸，欧洲人收税的时候会给他们证明税收金额的纸张。不过传教士正看着的显然不是同一种类，一定另有他用。
那人见吉金基在看自己，便邀请他到跟前来。“我叫莫斯比，”传教士说，“怎么称呼你？”
“我是吉金基，我父亲是尚加夫氏族的奥加。”
莫斯比摊开那沓纸并朝它比画了一下。“你听说过亚当的故事吗？”他问，“亚当是第一个人类，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
“我们这儿的人都是尚加夫的后裔，”吉金基说，“蒂夫是我们蒂夫族所有人的祖先。”
“没错，但是你的祖先蒂夫也是亚当的后人，跟我的祖先们一样。我们都是同胞，你明白吗？”
传教士说起话来好像大舌头，不过吉金基还是能听懂。“嗯，我明白。”
莫斯比笑着指向一张纸：“这里讲了亚当的故事。”
“纸张怎么能讲故事？”
“这是我们欧洲人掌握的一种技艺。一个人讲话的时候，我们在纸上做记号，以后别人看那张纸的时候就会看到记号，了解头一个人说了些什么。第二个人就会以这样的方式听见第一个人说过的话。”
吉金基想起父亲给他讲过丛林谋生大师葛拜巴前辈的故事。“我们眼中只有纷乱的杂草，他却能看见金钱豹在其中杀死一只蔗鼠并把它拖走。”他父亲说。葛拜巴盯着地面就能知道那里发生过什么，即便他当时不在那里。欧洲人的这种技艺一定很相似：理解符号的人能明白记录下来的故事，即使他们没有亲耳听到。
“给我讲讲纸上的故事。”他说。
莫斯比讲了亚当和妻子受到一条蛇诱惑的故事，然后他问吉金基：“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你讲得不好，不过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莫斯比笑了：“你说得没错，蒂夫语我还没熟练掌握。但这是一个不错的故事，我们听过的最古老的故事。你们的祖先蒂夫出生之前很久，它就已经开始流传了。”
吉金基有些半信半疑：“这张纸不可能有那么古老。”
“当然，这张纸可没经历那么久的时间。不过，这上面写着的话是从更古老的纸上抄录下来的，一遍又一遍地抄写，故事才得以流传。”
如果确实是这样，那还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吉金基喜欢听故事，越古老的故事他越喜欢。“你那儿有多少故事？”
“非常多。”莫斯比飞快翻动起那沓纸，吉金基能够看见每张纸上都写满了符号，那里面一定有特别特别多的故事。
“你说的那种理解纸上符号的技艺，只有欧洲人才能掌握吗？”
“不是啊，我可以教你。你愿意吗？”吉金基小心翼翼地点点头。
然而，对于在纯个人事务中使用生命日志，我持怀疑态度。生命日志刚刚流行起来的时候，有些情侣认为他们可以用其解决“谁究竟说过什么”这类争端，从而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可是要找到那段视频并不容易，除了那些钻牛角尖的家伙，没人能坚持到底。这种不方便是一个障碍，限制了生命日志搜索频率，只有必须寻求公正的时候才不得已而为之。
现在有了“会忆”，寻找某个特定时刻变得更加容易，以前无人问津的生命日志如今像犯罪画面那样被仔细审视，家庭争吵中常用的证据大都散布在其中。
平时我给新闻板块撰稿，但也编写过深度报道。所以我给主编推介“‘会忆’的潜在负面影响”这个选题时，他给我亮了绿灯。我首先采访了一对已婚夫妇，暂且称其为乔尔和迪尔德丽，他们各自的职业是建筑师和画家，让他们谈论“会忆”并非难事。
“乔尔总是说自己早就知道事情的结果，”迪尔德丽说，“即使是在他根本就没有猜对的时候。以前这种事儿会把我逼疯，因为他以前不承认他的看法与事实不符。现在我有了办法，比如最近我们讨论过的麦基特里奇绑架案。”
她给我发了一段她与乔尔争吵的视频。我的视网膜上展现出一场鸡尾酒会的场景，视角来自迪尔德丽，乔尔正在对一群人讲话：“从被捕那天就可以断定，他是有罪的。”
迪尔德丽说：“你之前可不这样认为。有好几个月，你一直辩称他是无辜的。”
乔尔摇摇头：“没有，你记错了吧。我当时说的是，即使是罪行昭然若揭的人，也有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
“你不是这么说的，你说对他的审判太草率了。”
“你记错人了吧，我可没那样说。”
“没错，就是你。你看。”另一个视频窗口弹出来，是迪尔德丽生命日志的片段。迪尔德丽找到这段并把它广播给参加交谈的所有人。在内嵌视频里，乔尔和迪尔德丽坐在一家咖啡馆，说话的正是乔尔：“他就是替罪羊，警察需要安抚公众，所以随手抓了名嫌犯。这下他完蛋了。”迪尔德丽反问道：“你认为他绝无可能被判无罪？”乔尔答道：“除非他能请到精明强干的辩护团队，但我认为他请不到。对于他这种社会阶层的人，永远没有公正可言。”
我关闭了所有窗口后，迪尔德丽说：“没有‘会忆’，我永远也无法让他相信，他自己改变了立场。现在我有证据。”
“就算你那次说对了，”乔尔说，“也没必要在朋友面前揭穿我。”
“从来都是你在朋友面前揭我的短，你还这样说我？”
越过了这条线，对于真相的追求便失去了美好的初衷。一旦与之相关的人之间存在私人感情，其他一些重要方面常常会更加凸显出来，为了在争论中获胜而去挖掘真相也有可能产生恶果。度假不愉快真的与谁提议去度假有关吗？你真的需要知道夫妻间是谁受另一方委托去办事时更不靠谱吗？我不是婚姻问题专家，但我知道婚姻咨询顾问会说：明确的指责并非解决之道。相反，夫妻双方要相互告知各自的感受并一起面对他们的问题。
接下来我同磨刀石公司的发言人埃丽卡·迈耶斯进行了交谈。她用冠冕堂皇的官方口吻给我讲了一长串“会忆”的种种优点。“提高信息的访问便利度从本质上来说是有好处的。”她说，“无处不在的视频拍摄彻底革新了法治方式。采取了更好的保存记录方法之后，商业活动也更加高效。记忆更加精确之后，我们每个人也能得到同样的提升：不仅工作更加得心应手，生活也更美好惬意。”
我甩出乔尔和迪尔德丽这对情侣的事例，她回应说：“如果婚姻是稳固的，‘会忆’不会产生任何伤害。可是假如你总是试图证明自己是对的而对方是错的，那么不管用不用‘会忆’，你的婚姻都会有麻烦。”
我承认就这个案例而言，她说的也许有一定道理。不过我也问她，难道在她看来，“会忆”使人们更容易保留记录，即使在稳固的婚姻中，这难道没有为类似的争吵推波助澜？
“根本没有。”她说，“‘会忆’并没有赋予他们斤斤计较的想法，是他们自己想要那么干。别的夫妇可能会通过‘会忆’方便地认识到双方都记错了一些事情，从而在对方犯下类似错误时更加宽容。而且我预计，后一种情形在我们客户群中更加普遍。”
我希望自己也能像埃丽卡·迈耶斯那样乐观，但是我知道，新技术并不总是引人向善。谁不希望证明自己印象中的事情是正确的呢？我很容易就能想象出自己像迪尔德丽那样使用“会忆”，却一点也不确定那样做对我有任何好处。任何一个曾在网上冲浪这件事上浪费过时间的人都会知道，科技可以助长不良习惯。
不过，莫斯比配药的技术还算可以，而且他也愿意学习如何在地里劳作，所以大家越来越接受他。吉金基的父亲允许他偶尔去莫斯比那里学习书写。莫斯比也主动教其他孩子，有一段时间，吉金基的同龄人都会过来，大多数是为了相互证明他们不惧怕靠近欧洲人。不久之后，别的孩子都因为无趣而离开，但吉金基仍对写字感兴趣，而且他父亲觉得这样做可以讨好欧洲人，所以他最终获准可以每天都去学习。
莫斯比给吉金基讲解，每一个发音如何用不同的文字在纸面上表示出来。成行的文字就像地里的庄稼，阅读文字就像沿着垄沟行走，发出每个文字所代表的读音，你会发现最初那个人的话正在被你说出来。莫斯比教他如何用碳芯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不同的字符。
在课上，莫斯比通常会先讲一遍，然后再写下自己说过的话：“晚上我会睡觉。”Tugh mba a ile yo me yav.“有两个人。”Ioruv mban mba uhar.吉金基在纸上认真抄下文字，写完之后，莫斯比会检查他的纸。
“非常好，可你写字的时候得留出间隔。”
“我留了。”吉金基指着每行之间的空白说。
“我说的不是相邻两行之间的间隔。你看见每一行里字符之间的间隔了吗？”他指着自己那张纸说。
吉金基明白了：“你的字符一团一团的，而我的排列得很均匀。”
“这些不仅仅是一团一团的字符，它们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称呼。”他从桌上捡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翻了一遍，“我不知道用你们的话怎么说，在我们那边，它们被称为‘单词’。我们写字时会在单词之间留出间隔。”
“可单词是什么？”
“我怎么解释呢？”他想了一下，“假如你说得慢点儿，在每个单词之后都会非常短暂地停顿一下，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要留出间隔。比如这句：你——多—大——了？”他边说边在纸上写下这句话，每次停顿就空一格：Anyom a ou kuma a me？
“但你说得慢是因为你是外国人，我是蒂夫人，说话时不停顿。我写的字难道不应该也是这样吗？”
“你说得多快不重要。不管你说得快慢，单词都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你每说一个单词都要停顿一下呢？”
“用这种方式区分它们最容易。试着慢点儿说一遍。”他指着刚才写下的那句话说道。
吉金基慢慢地说了一遍，那样子就像一个人在努力掩饰自己的醉态。“为什么an和yom之间没有间隔？”
“anyom是一个单词。你不可以打断它。”
“可我也不用在anyom之后停顿。”
莫斯比叹了一口气：“我再想想怎么给你解释。现在，按照我的方式留出间隔。”
书写这种技术是多么奇怪啊。播种的时候，最好把甘薯种子均匀地隔开；要是吉金基像写字那样把甘薯种得七零八落，父亲会说他的。可他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写字，如果写好的要求就是那样的话，他也会照着做。
上了许多节课以后，吉金基才终于明白该在哪里空格，以及莫斯比所谓的“单词”是什么意思。你无法凭听力弄清单词开始和结束的位置，说话的发音流畅而又平缓，就像羊腿上的毛皮，而单词就像皮肉之下的骨头，单词之间的空格就是分割羊肉时下刀的地方。莫斯比写字时留出间隔，是为了表现出他所言之结构。
吉金基发现，如果自己努力思考，也能分辨出人们正常对话中使用的单词。一个人嘴里发出的声音没有变化，可他有了不同的理解，能分辨出整个句子的组成。一直以来他自己说的也都是单词，只不过他现在才认识到。
拥有完美无缺的记忆会怎样？有记载说，记忆力最强的人大概是所罗门·舍雷舍夫斯基，他生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对他进行测试的心理学家们发现，单词或数字序列他听过一遍就能记住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舍雷舍夫斯基不懂意大利语，却能够引用十五年前听过的《神曲》中的章节。
然而，拥有完美记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一段文字会在舍雷舍夫斯基头脑中唤出众多画面，导致他经常无法专注于文字本身的内容。他所认知的众多实例令他很难理解抽象概念。有时，他尝试着主动遗忘。他在纸条上写下不想再记住的数字，然后将它们烧掉。他想用这种粗糙原始的手段清除记忆的丛林，却只是白费力气而已。
当我向磨刀石公司发言人埃丽卡·迈耶斯提出完美记忆也许会带来不便时，她胸有成竹地回答：“这跟过去人们对视网膜投影仪的担心一样，”她说，“他们担心看见不断更新的内容会被分散注意力或难以忍受，可我们还是完全适应了。”
我并没有提起，不是所有人都认为那是一个正面的科技产品。
“‘会忆’完全可定制。”她继续说，“假如你发现它返回的搜索结果比你需要的多，你可以随时降低它的灵敏度。但是根据我们的顾客分析，用户从来都没有那样做过。随着用户的适应性增强，他们发现‘会忆’越灵敏越高效。”
然而，即使“会忆”没有一直用不必要的历史影像占满视场，我也想弄明白，拥有完美的真实印象就不会产生问题吗？
对于我们理想化的崇高自我而言，“冰释前嫌”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说法。可是在实际的自我那里，原谅和遗忘这两种行为却不那么直截了当。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必须忘记一些事情才能够原谅。只有不再经历最初的伤痛，我们才更容易原谅，这又反过来使得伤痛更容易被遗忘。这个过程反复进行，正是这种心理学反馈回路让最初恼人的冒犯在事后回想中变得可以原谅。
我所畏惧的是“会忆”将阻止这种反馈回路的运转。永久记录的视频中每一个冒犯的细节都清晰可辨，这就会阻止一个人变得心软，而这正是开始原谅的必要条件。我回想起埃丽卡·迈耶斯曾说“会忆”无法伤害牢固的婚姻。她的主张中有一个不明确的言论，即怎样才算得上牢固的婚姻。假如某人的婚姻建立在遗忘这一基础之上——虽然这听上去有些讽刺，磨刀石公司有何权力将其动摇呢？
这个问题不只局限在婚姻上，还有建立在“冰释前嫌”之上的各种关系。我的女儿总是固执己见，小时候就不服管教，少女时期就开始公然向我挑衅了。十多岁以后，她跟我有过许多次激烈的争吵，但是大多数争吵我们都已经抛在脑后，如今我们的关系相当融洽。假如拥有“会忆”，我们还会跟对方说话吗？
我不是说遗忘是弥补感情的唯一途径。尽管我已记不起妮可跟我之间的大多数争吵——我很庆幸这一点——但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次争吵促使我成为一名更好的父亲。
当时妮可十六岁，正在读中学三年级。她母亲安吉拉已经离开两年，那可能是我们生活中最艰难的两年。我不记得是什么事情引发了争吵——显然是某件琐事——可是事态逐步升级，很快妮可就把安吉拉的离开归罪于我。
“她就是因为你才离开的！是你把她赶走了！你也走吧，我一点儿都不在乎。没有你我肯定会更好。”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她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家。
我知道她原本并无恶意——我认为在她生命中的那个时期，她不会特别怨恨任何事——可她这个指责实在太伤人。安吉拉的离开令我伤心极了，我一直也不明白，为了留住她我还能做些什么。
妮可第二天才回来，那天晚上我进行了一次真挚的自我反省。尽管我认为自己对她母亲的离开没有责任，可妮可的指责仍然令我耳边警钟长鸣。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一直自认为是安吉拉离家的最大受害者。我沉溺在深深的自怜中，感叹自己遭受如此不公的境遇。我本来没有打算要孩子，是安吉拉想成为母亲，现在她把重担留给了我。正常世界怎么会把抚养一名青春期女孩这样的重任给我承担？这样一项艰难的工作怎么能托付给没有任何经验的人呢？
妮可的指责使我认识到她的处境比我还要糟。虽然时间过去很久，而且我对这份责任并不完全认同，但至少我是自愿承担的。妮可是不得已才接受自己的角色，没有任何话语权。如果说哪个人有权表示愤怒，那就是她。尽管我认为自己作为父亲还不错，可是显然，我需要做得更好。
我不再固执己见。我们的关系没有在一夜之间改善，可是多年来我已能够赢得妮可的善待。我记得她大学毕业时给我的拥抱，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有了“会忆”，这些年对感情的弥补还有可能实现吗？即使我们每人都能忍住不当面揭露别人的讨厌行为，私下里方便地重新观看争吵视频似乎也能产生颇多伤害。清晰地回忆起以前她和我相互大吼的情形也许会让我们怒气难消，进而阻碍我们修复彼此之间的关系。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结果我们和那篇文章的作者都没有完全猜对：妮可已经长大成人，而且阅读能力不在我之下。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她似乎丧失了书写能力。与那篇文章的作者所预见的不同，她不用口述消息并要求虚拟秘书重复刚刚所说的内容，只用在心里默念，视网膜投影仪就会在她的视场显示出文字，然后她再用手势结合眼球移动作修改。只要有需要，她都能像这样书写。但是如果屏蔽辅助软件，只给她一个我坚持使用的那种键盘，这句话里的许多单词她都拼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英语似乎成了她的外语，她只会流利地口说，却无法付诸笔端。
听上去我好像对妮可的智力发展感到失望，其实绝不是这样。她天资聪慧，尽管在别处能挣到更多钱，可她还是全身心地热爱美术博物馆的工作。自始至终我都对她的成就感到骄傲。可过去那个害怕自己女儿失去拼写能力的我仍然存在，我也无法否认自己就是那个人的延续。
我是三十多年前读到那篇文章的，在此期间我们的生活经历了无数我无法预言的转变，而最悲剧的一个就是：妮可的母亲安吉拉宣称，她理应过上一种更有趣的生活，而不是我们给予她的这种，于是她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行走于世界各地。不过，导致妮可形成当前这种读写方式的是一些日常的、缓慢的转变：利用一系列软件组件，实现其所承诺的功能和便利。而我在妮可刚开始使用它们的时候并没有表示反对。
可以看出，我并不坚决反对新生事物，跟任何其他人一样，我欢迎新技术。可是当磨刀石公司发布新型搜索工具“会忆”时，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疑虑。
数百万人，有些跟我年龄相仿，但大多数要更年轻，他们持续数年记录生命日志，佩戴个人摄像头，不间断地拍摄自己的全部生活。人们翻阅生命日志的原因多种多样——从回顾生命中的美妙时刻到追寻过敏原，应有尽有——但从来不会把内容全看一遍，没有人想花那么多时间组合关键词并筛选搜索结果。生命日志是你能想到的最完整的影集，然而，跟大多数影集一样，只有在特殊时刻才有人翻阅。如今磨刀石公司致力于改变这一切，他们宣称“会忆”的算法可以在你把“针”这个词说出口的同时搜遍它掉落的干草堆。
“会忆”监控你的对话，把提及的往事显示在视场的左下角。如果你说“记得婚礼上那段康笳舞吗”，“会忆”就会调出那段视频。如果与你谈话的人说“上一次我们去海边”，“会忆”也会调出当时的视频。而且，不仅与别人谈话时可以使用，“会忆”还在监视你默念的内容。如果你念出“第一次就餐的川菜馆”这句话，你的声带同样会像出声阅读那样运动，“会忆”据此就可以调出相关内容。
软件在解答诸如“我把钥匙放在哪儿”这种问题上的作用不容否认。但是磨刀石公司对“会忆”的定位超越了虚拟随身助理：他们想用它取代你的自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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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金基十三岁那年的夏天，一个欧洲人住进了村子里。裹着尘土的燥风才刚开始从北方吹来，当地家族公认的首领赛维长老就发出了通告。一开始大家自然感到戒备。“我们做错了什么？”吉金基的爸爸问赛维。
多年以前，欧洲人首次来到蒂夫。几位老人说过，总有一天他们会离开，然后这里的生活就会变回以前那样，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蒂夫人必须要与他们和睦相处。这意味着蒂夫人做事的方式要发生很多改变，他们以前从未与欧洲人一起生活过。欧洲人来村里通常是为了收取筑路税，某些家族他们去得频繁一些，因为那里的人拒绝缴税，不过这种事情在尚加夫氏族没发生过。赛维和其他家族长老一致认为缴税是最好的选择。
赛维让大家不要担心：“这位欧洲人是一名传教士，也就是说，他只做祈祷。他没有权力惩罚我们，但是我们对他表示欢迎会让管理者感到高兴。”
他安排为传教士建造两间小屋，一间用于就寝，另一间用于接待。随后的几天里，每个人都要从收割高粱的工作中腾出时间去砌墙，打桩，编织茅草屋顶。夯实地面是最后一个环节，传教士恰在此时到来。他的搬运工首先出现，老远就能看见他们搬着箱子鱼贯穿过木薯田。传教士本人最后现身，尽管不用亲自搬运，他还是显得疲惫不堪。他名叫莫斯比，对于为他建造小屋的每个人，他都表示了感谢。他想要帮忙，可是很快发现自己对于建房一无所知，所以只好坐在角豆树的阴影里，用一块布擦拭额头。
吉金基好奇地看着传教士。那个人打开行李箱，掏出一样东西。初看上去它像一块木头，却又能被分开，吉金基认出那是一沓紧密装订起来的纸张。以前他也见过纸，欧洲人收税的时候会给他们证明税收金额的纸张。不过传教士正看着的显然不是同一种类，一定另有他用。
那人见吉金基在看自己，便邀请他到跟前来。“我叫莫斯比，”传教士说，“怎么称呼你？”
“我是吉金基，我父亲是尚加夫氏族的奥加。”
莫斯比摊开那沓纸并朝它比画了一下。“你听说过亚当的故事吗？”他问，“亚当是第一个人类，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
“我们这儿的人都是尚加夫的后裔，”吉金基说，“蒂夫是我们蒂夫族所有人的祖先。”
“没错，但是你的祖先蒂夫也是亚当的后人，跟我的祖先们一样。我们都是同胞，你明白吗？”
传教士说起话来好像大舌头，不过吉金基还是能听懂。“嗯，我明白。”
莫斯比笑着指向一张纸：“这里讲了亚当的故事。”
“纸张怎么能讲故事？”
“这是我们欧洲人掌握的一种技艺。一个人讲话的时候，我们在纸上做记号，以后别人看那张纸的时候就会看到记号，了解头一个人说了些什么。第二个人就会以这样的方式听见第一个人说过的话。”
吉金基想起父亲给他讲过丛林谋生大师葛拜巴前辈的故事。“我们眼中只有纷乱的杂草，他却能看见金钱豹在其中杀死一只蔗鼠并把它拖走。”他父亲说。葛拜巴盯着地面就能知道那里发生过什么，即便他当时不在那里。欧洲人的这种技艺一定很相似：理解符号的人能明白记录下来的故事，即使他们没有亲耳听到。
“给我讲讲纸上的故事。”他说。
莫斯比讲了亚当和妻子受到一条蛇诱惑的故事，然后他问吉金基：“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你讲得不好，不过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莫斯比笑了：“你说得没错，蒂夫语我还没熟练掌握。但这是一个不错的故事，我们听过的最古老的故事。你们的祖先蒂夫出生之前很久，它就已经开始流传了。”
吉金基有些半信半疑：“这张纸不可能有那么古老。”
“当然，这张纸可没经历那么久的时间。不过，这上面写着的话是从更古老的纸上抄录下来的，一遍又一遍地抄写，故事才得以流传。”
如果确实是这样，那还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吉金基喜欢听故事，越古老的故事他越喜欢。“你那儿有多少故事？”
“非常多。”莫斯比飞快翻动起那沓纸，吉金基能够看见每张纸上都写满了符号，那里面一定有特别特别多的故事。
“你说的那种理解纸上符号的技艺，只有欧洲人才能掌握吗？”
“不是啊，我可以教你。你愿意吗？”吉金基小心翼翼地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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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记者，我一直感激用生命日志确定事实真相所带来的便利。几乎没有哪个法律程序，不管是刑事的还是民事的，不需要用到某个人的生命日志，这样做也是正确的。一旦涉及公众利益，发掘事情真相就会变得至关重要。公正是社会契约的精华所在，只有清楚真相你才能拥有正义。然而，对于在纯个人事务中使用生命日志，我持怀疑态度。生命日志刚刚流行起来的时候，有些情侣认为他们可以用其解决“谁究竟说过什么”这类争端，从而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可是要找到那段视频并不容易，除了那些钻牛角尖的家伙，没人能坚持到底。这种不方便是一个障碍，限制了生命日志搜索频率，只有必须寻求公正的时候才不得已而为之。
现在有了“会忆”，寻找某个特定时刻变得更加容易，以前无人问津的生命日志如今像犯罪画面那样被仔细审视，家庭争吵中常用的证据大都散布在其中。
平时我给新闻板块撰稿，但也编写过深度报道。所以我给主编推介“‘会忆’的潜在负面影响”这个选题时，他给我亮了绿灯。我首先采访了一对已婚夫妇，暂且称其为乔尔和迪尔德丽，他们各自的职业是建筑师和画家，让他们谈论“会忆”并非难事。
“乔尔总是说自己早就知道事情的结果，”迪尔德丽说，“即使是在他根本就没有猜对的时候。以前这种事儿会把我逼疯，因为他以前不承认他的看法与事实不符。现在我有了办法，比如最近我们讨论过的麦基特里奇绑架案。”
她给我发了一段她与乔尔争吵的视频。我的视网膜上展现出一场鸡尾酒会的场景，视角来自迪尔德丽，乔尔正在对一群人讲话：“从被捕那天就可以断定，他是有罪的。”
迪尔德丽说：“你之前可不这样认为。有好几个月，你一直辩称他是无辜的。”
乔尔摇摇头：“没有，你记错了吧。我当时说的是，即使是罪行昭然若揭的人，也有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
“你不是这么说的，你说对他的审判太草率了。”
“你记错人了吧，我可没那样说。”
“没错，就是你。你看。”另一个视频窗口弹出来，是迪尔德丽生命日志的片段。迪尔德丽找到这段并把它广播给参加交谈的所有人。在内嵌视频里，乔尔和迪尔德丽坐在一家咖啡馆，说话的正是乔尔：“他就是替罪羊，警察需要安抚公众，所以随手抓了名嫌犯。这下他完蛋了。”迪尔德丽反问道：“你认为他绝无可能被判无罪？”乔尔答道：“除非他能请到精明强干的辩护团队，但我认为他请不到。对于他这种社会阶层的人，永远没有公正可言。”
我关闭了所有窗口后，迪尔德丽说：“没有‘会忆’，我永远也无法让他相信，他自己改变了立场。现在我有证据。”
“就算你那次说对了，”乔尔说，“也没必要在朋友面前揭穿我。”
“从来都是你在朋友面前揭我的短，你还这样说我？”
越过了这条线，对于真相的追求便失去了美好的初衷。一旦与之相关的人之间存在私人感情，其他一些重要方面常常会更加凸显出来，为了在争论中获胜而去挖掘真相也有可能产生恶果。度假不愉快真的与谁提议去度假有关吗？你真的需要知道夫妻间是谁受另一方委托去办事时更不靠谱吗？我不是婚姻问题专家，但我知道婚姻咨询顾问会说：明确的指责并非解决之道。相反，夫妻双方要相互告知各自的感受并一起面对他们的问题。
接下来我同磨刀石公司的发言人埃丽卡·迈耶斯进行了交谈。她用冠冕堂皇的官方口吻给我讲了一长串“会忆”的种种优点。“提高信息的访问便利度从本质上来说是有好处的。”她说，“无处不在的视频拍摄彻底革新了法治方式。采取了更好的保存记录方法之后，商业活动也更加高效。记忆更加精确之后，我们每个人也能得到同样的提升：不仅工作更加得心应手，生活也更美好惬意。”
我甩出乔尔和迪尔德丽这对情侣的事例，她回应说：“如果婚姻是稳固的，‘会忆’不会产生任何伤害。可是假如你总是试图证明自己是对的而对方是错的，那么不管用不用‘会忆’，你的婚姻都会有麻烦。”
我承认就这个案例而言，她说的也许有一定道理。不过我也问她，难道在她看来，“会忆”使人们更容易保留记录，即使在稳固的婚姻中，这难道没有为类似的争吵推波助澜？
“根本没有。”她说，“‘会忆’并没有赋予他们斤斤计较的想法，是他们自己想要那么干。别的夫妇可能会通过‘会忆’方便地认识到双方都记错了一些事情，从而在对方犯下类似错误时更加宽容。而且我预计，后一种情形在我们客户群中更加普遍。”
我希望自己也能像埃丽卡·迈耶斯那样乐观，但是我知道，新技术并不总是引人向善。谁不希望证明自己印象中的事情是正确的呢？我很容易就能想象出自己像迪尔德丽那样使用“会忆”，却一点也不确定那样做对我有任何好处。任何一个曾在网上冲浪这件事上浪费过时间的人都会知道，科技可以助长不良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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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比每七天进行一次布道，就在大家边酿造边品味啤酒的休息日。他似乎不赞同喝啤酒，可也不想在大家工作的日子布道，所以只能选择在酿酒那天。他谈到欧洲之神，告诉人们遵循他的守则会改善他们的生活，然而他对此的解释却没什么说服力。不过，莫斯比配药的技术还算可以，而且他也愿意学习如何在地里劳作，所以大家越来越接受他。吉金基的父亲允许他偶尔去莫斯比那里学习书写。莫斯比也主动教其他孩子，有一段时间，吉金基的同龄人都会过来，大多数是为了相互证明他们不惧怕靠近欧洲人。不久之后，别的孩子都因为无趣而离开，但吉金基仍对写字感兴趣，而且他父亲觉得这样做可以讨好欧洲人，所以他最终获准可以每天都去学习。
莫斯比给吉金基讲解，每一个发音如何用不同的文字在纸面上表示出来。成行的文字就像地里的庄稼，阅读文字就像沿着垄沟行走，发出每个文字所代表的读音，你会发现最初那个人的话正在被你说出来。莫斯比教他如何用碳芯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不同的字符。
在课上，莫斯比通常会先讲一遍，然后再写下自己说过的话：“晚上我会睡觉。”Tugh mba a ile yo me yav.“有两个人。”Ioruv mban mba uhar.吉金基在纸上认真抄下文字，写完之后，莫斯比会检查他的纸。
“非常好，可你写字的时候得留出间隔。”
“我留了。”吉金基指着每行之间的空白说。
“我说的不是相邻两行之间的间隔。你看见每一行里字符之间的间隔了吗？”他指着自己那张纸说。
吉金基明白了：“你的字符一团一团的，而我的排列得很均匀。”
“这些不仅仅是一团一团的字符，它们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称呼。”他从桌上捡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翻了一遍，“我不知道用你们的话怎么说，在我们那边，它们被称为‘单词’。我们写字时会在单词之间留出间隔。”
“可单词是什么？”
“我怎么解释呢？”他想了一下，“假如你说得慢点儿，在每个单词之后都会非常短暂地停顿一下，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要留出间隔。比如这句：你——多—大——了？”他边说边在纸上写下这句话，每次停顿就空一格：Anyom a ou kuma a me？
“但你说得慢是因为你是外国人，我是蒂夫人，说话时不停顿。我写的字难道不应该也是这样吗？”
“你说得多快不重要。不管你说得快慢，单词都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你每说一个单词都要停顿一下呢？”
“用这种方式区分它们最容易。试着慢点儿说一遍。”他指着刚才写下的那句话说道。
吉金基慢慢地说了一遍，那样子就像一个人在努力掩饰自己的醉态。“为什么an和yom之间没有间隔？”
“anyom是一个单词。你不可以打断它。”
“可我也不用在anyom之后停顿。”
莫斯比叹了一口气：“我再想想怎么给你解释。现在，按照我的方式留出间隔。”
书写这种技术是多么奇怪啊。播种的时候，最好把甘薯种子均匀地隔开；要是吉金基像写字那样把甘薯种得七零八落，父亲会说他的。可他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写字，如果写好的要求就是那样的话，他也会照着做。
上了许多节课以后，吉金基才终于明白该在哪里空格，以及莫斯比所谓的“单词”是什么意思。你无法凭听力弄清单词开始和结束的位置，说话的发音流畅而又平缓，就像羊腿上的毛皮，而单词就像皮肉之下的骨头，单词之间的空格就是分割羊肉时下刀的地方。莫斯比写字时留出间隔，是为了表现出他所言之结构。
吉金基发现，如果自己努力思考，也能分辨出人们正常对话中使用的单词。一个人嘴里发出的声音没有变化，可他有了不同的理解，能分辨出整个句子的组成。一直以来他自己说的也都是单词，只不过他现在才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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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忆”带来的搜索便利显而易见，但是对于磨刀石公司所预见的产品潜力而言，这只是冰山一角。迪尔德丽核查她丈夫以前的言论时向“会忆”提起的是明确的搜索请求，可是磨刀石公司期望，人们习惯他们的产品之后，搜索请求会取代常规的回忆行为，“会忆”将整合进他们的每一个思维过程。一旦这一目标实现，我们就会变成认知赛博格，几乎不会记错什么，为了纠正错误而存储在硅片中的数字视频将取代不可靠的颞叶记忆。拥有完美无缺的记忆会怎样？有记载说，记忆力最强的人大概是所罗门·舍雷舍夫斯基，他生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对他进行测试的心理学家们发现，单词或数字序列他听过一遍就能记住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舍雷舍夫斯基不懂意大利语，却能够引用十五年前听过的《神曲》中的章节。
然而，拥有完美记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一段文字会在舍雷舍夫斯基头脑中唤出众多画面，导致他经常无法专注于文字本身的内容。他所认知的众多实例令他很难理解抽象概念。有时，他尝试着主动遗忘。他在纸条上写下不想再记住的数字，然后将它们烧掉。他想用这种粗糙原始的手段清除记忆的丛林，却只是白费力气而已。
当我向磨刀石公司发言人埃丽卡·迈耶斯提出完美记忆也许会带来不便时，她胸有成竹地回答：“这跟过去人们对视网膜投影仪的担心一样，”她说，“他们担心看见不断更新的内容会被分散注意力或难以忍受，可我们还是完全适应了。”
我并没有提起，不是所有人都认为那是一个正面的科技产品。
“‘会忆’完全可定制。”她继续说，“假如你发现它返回的搜索结果比你需要的多，你可以随时降低它的灵敏度。但是根据我们的顾客分析，用户从来都没有那样做过。随着用户的适应性增强，他们发现‘会忆’越灵敏越高效。”
然而，即使“会忆”没有一直用不必要的历史影像占满视场，我也想弄明白，拥有完美的真实印象就不会产生问题吗？
对于我们理想化的崇高自我而言，“冰释前嫌”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说法。可是在实际的自我那里，原谅和遗忘这两种行为却不那么直截了当。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必须忘记一些事情才能够原谅。只有不再经历最初的伤痛，我们才更容易原谅，这又反过来使得伤痛更容易被遗忘。这个过程反复进行，正是这种心理学反馈回路让最初恼人的冒犯在事后回想中变得可以原谅。
我所畏惧的是“会忆”将阻止这种反馈回路的运转。永久记录的视频中每一个冒犯的细节都清晰可辨，这就会阻止一个人变得心软，而这正是开始原谅的必要条件。我回想起埃丽卡·迈耶斯曾说“会忆”无法伤害牢固的婚姻。她的主张中有一个不明确的言论，即怎样才算得上牢固的婚姻。假如某人的婚姻建立在遗忘这一基础之上——虽然这听上去有些讽刺，磨刀石公司有何权力将其动摇呢？
这个问题不只局限在婚姻上，还有建立在“冰释前嫌”之上的各种关系。我的女儿总是固执己见，小时候就不服管教，少女时期就开始公然向我挑衅了。十多岁以后，她跟我有过许多次激烈的争吵，但是大多数争吵我们都已经抛在脑后，如今我们的关系相当融洽。假如拥有“会忆”，我们还会跟对方说话吗？
我不是说遗忘是弥补感情的唯一途径。尽管我已记不起妮可跟我之间的大多数争吵——我很庆幸这一点——但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次争吵促使我成为一名更好的父亲。
当时妮可十六岁，正在读中学三年级。她母亲安吉拉已经离开两年，那可能是我们生活中最艰难的两年。我不记得是什么事情引发了争吵——显然是某件琐事——可是事态逐步升级，很快妮可就把安吉拉的离开归罪于我。
“她就是因为你才离开的！是你把她赶走了！你也走吧，我一点儿都不在乎。没有你我肯定会更好。”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她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家。
我知道她原本并无恶意——我认为在她生命中的那个时期，她不会特别怨恨任何事——可她这个指责实在太伤人。安吉拉的离开令我伤心极了，我一直也不明白，为了留住她我还能做些什么。
妮可第二天才回来，那天晚上我进行了一次真挚的自我反省。尽管我认为自己对她母亲的离开没有责任，可妮可的指责仍然令我耳边警钟长鸣。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一直自认为是安吉拉离家的最大受害者。我沉溺在深深的自怜中，感叹自己遭受如此不公的境遇。我本来没有打算要孩子，是安吉拉想成为母亲，现在她把重担留给了我。正常世界怎么会把抚养一名青春期女孩这样的重任给我承担？这样一项艰难的工作怎么能托付给没有任何经验的人呢？
妮可的指责使我认识到她的处境比我还要糟。虽然时间过去很久，而且我对这份责任并不完全认同，但至少我是自愿承担的。妮可是不得已才接受自己的角色，没有任何话语权。如果说哪个人有权表示愤怒，那就是她。尽管我认为自己作为父亲还不错，可是显然，我需要做得更好。
我不再固执己见。我们的关系没有在一夜之间改善，可是多年来我已能够赢得妮可的善待。我记得她大学毕业时给我的拥抱，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有了“会忆”，这些年对感情的弥补还有可能实现吗？即使我们每人都能忍住不当面揭露别人的讨厌行为，私下里方便地重新观看争吵视频似乎也能产生颇多伤害。清晰地回忆起以前她和我相互大吼的情形也许会让我们怒气难消，进而阻碍我们修复彼此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