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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个幽灵安歇

终回到家中,富里街的房子,我同弗兰克和布丽安娜共同居住了将近二十年的地方。门口的杜鹃花还没有完全死去,但一簇簇枝叶疲软而破败地挂着,被烤干了的花床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落叶。今年夏天很热——波士顿的夏天其实都一样——加之八月的雨水还没有到来,尽管现在已经九月中旬了。
我把行李放在大门口,继而去打开了水管的龙头。一直暴露在阳光之下,那绿色的橡皮长蛇烫手得很,我把它在手掌间焦躁地来回扔了几下,直到咕噜噜的流水瞬时间赋予了它生命,它便迅即冷却下来,喷溅出一片水花。
我从来就不太喜欢杜鹃花。要不是因为弗兰克的死,我没准儿早已把它们连根拔掉了,只是他死后,为了布丽安娜,我不想对家中的布置做任何改动。她受的打击已经够大的了,我想,在开始大学生涯的同一年里失去了父亲,她不需要更多的改变。对这所房子我已经置之不理了很长时间,完全可以继续如此。
“好了!”我愤愤地对那些杜鹃花说道,一边关上水龙头。“希望你们满意,因为你们能得到的也就这么多了。我也得去喝一杯,然后洗个澡。”看着它们沾满泥点的枝叶,我补充了一句。
我身穿晨衣坐在那巨大的下沉式浴缸边缘,看着水流轰鸣着注入其中,搅动着那泡泡浴液翻起一片芳香的浮沫。滚烫的水面上蒸汽升腾,看着有点太烫了。
我关上水——只消把水龙头迅速而利落地一拧——接着又继续坐了片刻,整幢房子静默地环绕着我,只有浴缸里一一爆破的气泡在啪啪作响,微弱的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战场。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自从在因弗内斯登上苏格兰飞人号,感觉到脚下的铁轨隆隆地跃动起来,我便开始了这个自我测试。
我开始仔细记下途中的所有机器——所有现代生活中日常用到的点滴发明——并且,尤为重要地,一并记下我自己对它们所做出的反应。开往爱丁堡的火车、飞抵波士顿的班机、从机场叫到的出租车,以及一路上列位出席的所有形形色色的小机械设备——自动贩卖机、路灯,还有飞机上的高空盥洗室,只消轻摁按钮,便有急漩而下的恶心的蓝绿色消毒液将排泄物与细菌一扫而尽。餐馆里,整齐地陈列着由卫生部颁发的证书,保障你在此用餐起码有较大的可能性免遭食物中毒。而我自己的家中,则有随处可见的无数按钮,提供着光照、暖气、水和煮熟的食物。
问题是——我在乎这些吗?一手伸进那热腾腾的洗澡水,我来回搅动着,望着那漩涡的阴影在大理石深处舞蹈。放弃了我习以为常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便利设施,我还能否生存?
我不断地向自己问着这个问题,每摁下一个按钮,每听到一声引擎,我已颇为确信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毕竟,时间并没有改变一切。穿过这个城市,我就可能找到一些人,生活在缺少了以上很多项便利设施的环境里——远到海外,更有些国家的全体民众都浑然不知电的存在,却依旧生活得相当满足。
对我来说,这一切我从来不太在乎。自从五岁时父母双亡,我就与兰姆叔叔,一位卓有名气的考古学家,生活在一起。因此,可以保守地用“原始”一词来形容我成长的环境,因为我一直跟随他进行所有的实地考察。的确,热水澡和电灯泡都是好东西,但没有它们的生活这辈子我也过过,并且不止一个阶段——比如战时——而我始终不认为这种缺失有多么关键。
水温降到了可以忍受的热度,我踏进浴缸,把晨衣抛在地上,脚尖上的温度使我微凉的肩头感到一阵不乏快意的震颤。
我沉入浴缸,伸展开双腿,松弛着全身上下。十八世纪的澡盆不比酒桶大多少,人们沐浴时一般分段进行,先把腿悬在澡盆之外,浸泡身体的中段,然后站起身,在浸泡双脚的同时,冲洗上半身。更多的时候,他们只用一个水壶和一个脸盆,靠洗澡巾帮忙清洗全身。
然而,方便和舒适仅仅意味着方便和舒适。它们并非生活的必需,没有它们我照样可以生存。
当然,生活的便利绝非问题的全部。那个时代是个危险四伏的地方。即使身处所谓的文明世界,其发达程度也达不到安全保障。我经历过两场重要的“现代”战争——在其中一个战场上真正地服过役——而另一场战争则每晚在我的电视机上活生生地上演着。
“文明”的战争,如果真有区别的话,比它的先前的版本要恐怖得多。战时的日常生活也许相对安全,但前提是你必须小心选择你走的道路。如今,罗克斯伯里的部分地区与两百年前我所走过的任何一条巴黎小巷同样危险。
我叹了口气,用脚趾拔起了塞子。对浴缸、炸弹和强奸犯等客观事物进行主观臆测是毫无意义的。室内管道无非是个小小的插曲。真正的问题永远在于它所牵涉到的人。在于我、布丽安娜和詹米。
水汩汩地流尽了。我站了起来,感到有点儿头晕,随即擦干了身上最后的泡泡。大镜子上结着气雾,但还是清楚映照出我膝盖以上的人影,像只粉红色的煮熟的虾。
我扔下浴巾,开始审视自己。我把弯起的手臂举至头顶,检查有没有松垮的肌肉。没有。肱二头肌和三头肌的轮廓都很清晰,三角肌整齐、圆润地向下滑入胸大肌上方的曲线。我稍稍转向一侧,收放着腹部肌肉——内外斜肌的状况都不错,腹直肌平整到几乎有点凹陷。
“所幸我的家族没有长胖的基因。”我喃喃自语。兰姆叔叔直到七十五岁去世之时都一直保持着精干而紧致的身材。我心想,我的父亲——兰姆叔叔的兄弟——也一定是相似的身材,这么寻思着,我突然很想知道我母亲的臀部长什么样子。毕竟,女人有一定量多余的脂肪组织需要应付。
我转过身,越过肩膀朝后面照着镜子。扭转的动作让我后背上长长的柱状肌肉湿乎乎地泛起水光,我的腰身仍然存在,并且仍然颇为苗条。
至于我的臀部——“嗯,不管怎样,酒窝还没有。”我说出声来,回转身子注视着自己的身影。
“还不算太糟。”我对着镜子说。
感觉振作了一些,我穿上睡衣,开始向整幢房子道晚安。没有猫需要放出去,没有狗需要喂饱——博佐,我们最后的那条狗一年前寿终正寝了,我没有想再要一条,因为布丽安娜离家去了学校,而我自己在医院的工作时间又总是长而不规律。
我调好了温度计,检查了门窗上的锁,确保炉子上的燃具都灭了。一切就绪。十八年了,我每晚入睡前的程序都包括在布丽安娜房间里的小驻,然而自她上了大学后,这个步骤也省了。
一半出于习惯,一半出于一种责任感,我推开了她的房门,打开了灯。有些人对物品有一种别人没有的天生的感觉。布丽就是这样。她房间的墙上挂满了海报、照片、干花、扎染、证书和各种其他的林林总总,相互之间几乎都没有空隙。
有些人对布置身边的事物有一种特殊的才能,他们能让每件物品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它自身的意义和它与周围物品的关系,还能传达更多——仿佛能创造一种难以定义的光环,一种既属于该物品本身又属于其不可见的主人的光环。“我存在是因为布丽安娜把我挂在了这里,”屋里的物品仿佛在如此宣告,“我存在是因为布丽安娜就是布丽安娜。”
其实,她会有这种才能有点奇怪,我心想。弗兰克也是这样,他死后我去大学办公室清理他的遗物时,我感觉那一切就好像一头灭绝了的动物留下的化石,所有的书本、纸张和零星的垃圾都完好地保持着那个曾居于此地的灵魂的形状、质感和它业已消失了的重量。
布丽安娜的有些东西很明显是属于她的——就像那些照片,我的、弗兰克的、博佐的,还有她的朋友们的。那些布料是她的创作,她选的图案,她喜欢的色彩——鲜亮的绿松石色、深沉的靛青色,还有品红色和青黄色。然而其他那些呢——为什么书桌上那堆淡水螺壳会对我说“布丽安娜”?还有那块从特鲁罗海滨带回来的圆形浮石,与千千万万块其他的浮石并无二致——唯独因为是布丽安娜捡起了它?
我对物品没有感觉。我没有想要搜罗与装饰的冲动——弗兰克常常抱怨家里斯巴达式太过简朴的家具布置,直到布丽安娜长到足以挑起这个担子的年龄。这点不知该归咎于我游牧式的成长环境呢,还是我本身的个性?那种独来独往的个性,没有任何欲望想要改变周围的环境让它来体现我的存在。
詹米也是一样。他曾随身携带一些用作工具或护身符的小物品,放在他的皮口袋里,但除此之外他既没有拥有过很多,也从未在乎过。就连我们暂居巴黎的那段奢华的日子,以及在拉里堡更长时间的平静生活,他都从未显出喜爱搜罗物品的脾气。
对他来说,这也同样可能是因为他年轻时的境遇,像被猎捕的动物一样,唯一拥有的是他赖以生存的武器。然而这或许也是他的天性,那种脱离于物质世界的、自给自足的天性——也是这种天性使我们成了彼此追寻的另一半。
同样奇怪的是,布丽安娜竟与两个父亲都如此相似,以他们俩截然不同的方式。我向缺席的女儿的灵魂道了无声的晚安,关上了灯。
关于弗兰克的念头随我走进了卧室。眼前那张盖着深蓝色缎子床罩的、平整而坦然的双人大床,一瞬间将他真切地从记忆里唤醒,我有好几个月没有如此想到过他了。
我猜一定是随时即将离开的可能性让我此时回忆起他来。正是在这间房间——确切地说,是这张床上——我向他道了最后的诀别。
“你就不能上床来睡吗,克莱尔?都过半夜了。”弗兰克越过他的书看着我说。他自己已经上床,正读着膝头支着的那本书。台灯柔和的光晕让他看着就像悬浮在一个温暖的气泡里,平静而安详,与屋里余下的空间的黑暗和寒冷隔绝开来。那是一月初,尽管火炉工作得很努力,但只有床上的厚毛毯底下是屋里真正暖和的地方。
我朝他笑了笑,从椅子上站起来,脱下了肩头厚重的羊毛晨衣。
“我是没是把你吵得没法儿睡了?对不起,我只是在回忆早晨的手术。”
“我知道,”他干巴巴地说,“我能看出来,只要瞧见你目光呆滞、张着嘴巴的样子。”
“对不起,”我重复道,模仿着他的语气,“我思考的时候就不能为我的面部表情负责了。”
“但思考有什么用?”他问,一边把书签夹进书里,“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一切——现在再担心也不会改变……唉,好了,”他不耐烦地耸耸肩,合上了书,“我早就都说过了。”
“是的。”我简短地说。
我上了床,有点儿发抖,于是把睡衣在腿边好好地裹紧了。弗兰克自动地朝我这边挪过来,而我则钻到他身边的床单底下,两人挤在一起用共同的热量来与寒冷抗衡。
“哦,等等,我得把电话移过来。”我掀开被子,又爬了出去,把弗兰克一边的电话移到床的这一边来。每晚他喜欢早早地坐到床上,趁我读书或是写手术笔记的时候,打电话与学生和同事聊天。但他讨厌被医院里深夜打来找我的电话吵醒,讨厌到我不得不安排让医院只在绝对紧急的情况下打电话找我,或者是在我特别指示他们向我通报特殊病人的进展的时候。今晚我留了特别指示,关于一台复杂的肠切除术。假如有任何情况,我就得立刻回医院。
我关了灯又一次爬上床的时候,弗兰克咕哝了一声,但过了一会儿又翻身转向了我,把一条胳膊甩到我的肚子上。我侧转身,靠着他弓起了身子,随着冰冷的脚指头渐渐解冻,慢慢地放松了下来。
我把手术的细节在脑海里回放了一遍,手术室里的冷气,以及戴着手套的手指刚刚滑入病人温热的腹腔时那种忐忑的感觉,让我的双脚又感到了一股寒意。那病态的肠道像毒蛇一般蜷曲着,肠壁上映出紫色瘀血的斑痕,细小的穿孔里渗出亮红色的鲜血。
“我在想……”弗兰克的声音从背后的黑暗中传来,非常漫不经心。
“嗯?”我依然专注在手术的情景中,但努力把自己拉回现实,“想什么?”
“我的休假,”大学里安排的学术休假从下个月开始,他一直计划着先在美国东北部做一系列的短途旅行,搜集一些素材,然后到英国待上六个月,再回到波士顿花最后的三个月时间完成他的写作。
“我在想要不直接去英国算了。”他小心地说。
“这样,也是哦!就是天气会很糟糕,但如果你准备把大部分时间泡在图书馆的话……”
“我想把布丽安娜带上。”
我惊呆了,房间里所有的寒气一时间凝结成我肚里的一团猜疑。
“她现在不能走啊,只有一个学期就要毕业了。你总能等到暑假吧?那时我们就能一起去跟你碰头了呀?我已经申请了长假,也许……”
“我现在就走。不回来了。也不带你。”
我抽身坐起来,打开了台灯。弗兰克面对着我躺在那儿,眨着眼睛,乱蓬蓬的一头黑发。那头黑发在两侧的鬓角处已变为银灰色,这让他显得颇为与众不同,似乎也在他那些善感的女学生中很有一番令人担忧的效果。我惊奇地发现自己非常沉着。
“为什么是现在,这么突然?最近的那个姑娘给你施加压力了,是不是?”
他眼中闪过的惊恐那么清晰,几乎让人觉得滑稽。我笑了,明显缺乏幽默。
“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天哪,弗兰克!你是个多么……糊涂的男人!”
他从床上坐起来,紧绷着他的下颌:“我以为我一直非常谨慎。”
“很可能你确实如此,”我讥讽地说,“我数到过六个,在最近十年里——如果真实数字是一打左右,那么你真的是个谨慎的典范了。”
他的脸上很少会流露出强烈的情绪,但此时他嘴边显出的苍白告诉我他真的非常气愤。
“这次这个一定很特别啊,”我说着,佯装随意地叉起双臂靠到床头板上,“可即便如此——为什么这就要急着去英国?为什么还要带上布丽?”
“她可以去寄宿学校完成最后一学期的学业,”他简单地说,“算是个全新的经历。”
“这可不是她想要的那种,我猜,”我说道,“她不会想离开她的朋友,尤其是毕业前夕。而且绝对不会想去一所英国寄宿学校!”想到这儿我哆嗦了一下。我曾差一丁点儿被囚禁到这样的一所学校里,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医院餐厅里的气味时不时会引发我对它的记忆,伴之以一波波惶恐的无助感,就像兰姆叔叔带我去参观那个地方时我感受到的一模一样。
“一点儿约束对任何人都有利无弊,”弗兰克说。他的火气渐消,但脸上的线条仍旧紧绷着。“兴许对当时的你会很有益处。”他摆摆手,放弃了那个话题,“算了。不过我还是决定永久性地回到英国。剑桥答应给我一个挺好的职位,我也决定接受了。你是肯定不会离开医院的。但我不准备扔下我的女儿。”
“你的女儿?”我一时间无言以对。这么说,他的新工作都搞定了,还外加一个新情妇一起上路。也就是说,他已经计划了一段时间了。一个全新的生活——但布丽安娜不能去。
“我的女儿,”他平静地说,“你当然可以随时来看她……”
“你……该死的……浑蛋!”我说。
“通情达理一点吧,克莱尔。”他低下头,对我用上了他的治疗方案一——持久的耐心,专治乞求及格成绩的学生,“你几乎总是不在家。如果我走了,谁来好好照顾布丽?”
“你说得就好像她只有八岁,而不是将近十八岁!看在上帝的分上,她几乎已经成年了。”
“所以更加需要关爱和监护,”他厉声说,“如果你见过我在大学里目睹的一切——那些酗酒、吸毒……”
“我确实见过,”我咬着牙说,“在急诊室相当近的距离下。布丽不可能——”
“见鬼,她当然可能!这个年纪的女孩根本没有理智——她很可能跟着哪个家伙就跑了,兴许是头一个——”
“别蠢了!布丽很有头脑。再说了,年轻人都会去尝试,那是他们学习的过程。你不可能一辈子用软棉被把她包起来。”
“包起来总好过跟个黑人有染!”他大声回敬道,颧骨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斑,“有其母必有其女,噢?但这事不会发生了,见鬼,只要由我说了算!”
我从床上猛地站起来,气愤地俯视着他。
“你,”我说,“没有任何该死的、见鬼的、混账的资格说了算,关于布丽没有,关于任何其他事也没有!”愤怒使我颤抖不已,我不得不把拳头紧紧地摁在身体两侧,以防自己会挥拳打他。“你先是告诉我要为你那一系列情妇中最新的那一位而离开我,然后接着暗示我与乔·艾伯纳西有婚外情?你真是有绝对的、不折不扣的胆量啊!你是这个意思?”
他还算有廉耻地稍稍垂下了眼帘。
“所有人都觉得你们有,”他咕哝道,“你每时每刻都跟这个男人在一起。对布丽来说这点就够了,没有区别。把她卷进……这种环境,让她面临危险,和……和那种人……”
“我想你指的是黑人,对吗?”
“说得没错,”他仰望着我,目光闪烁,“每次请客时都叫上艾伯纳西一家已经够糟糕了,起码他本人还受过教育。但是像那个胖子,我在他们家遇到的,满是部落文身,头发里还抹了泥的那个,那个声音流气的酒吧歌手,还有大家都觉得那个小艾伯纳西没日没夜地围着布丽转,带着她去所有的那些游行、集会,去那些低俗的酒吧狂欢……”
“我不认为酒吧存在高尚一说,”我忍住了没有不恰当地笑出声来。弗兰克对莱昂纳德·艾伯纳西的这两位反传统的朋友的这番评价虽有些刻薄却不失精准。“你知不知道他们说莱尼自己改了名,现在叫穆罕默德·以实玛利·沙巴兹?”
“我知道,他告诉我了,”他很简单地答道,“我可不准备冒险让我女儿成为沙巴兹夫人。”
“我不觉得布丽对莱尼有那种感觉。”我对他表示安慰,强压下自己的气恼。
“她以后也不会了。她会跟我去英国。”
“那可要看她愿不愿意。”我强调地总结说。
弗兰克爬下床,寻找着他的拖鞋,无疑是觉得坐在床上那个位置令他显得很不利。
“我带自己的女儿去英国,不需要你的批准,”他说,“而布丽现在还是个未成年人,得听我的。如果你能找到她的医疗记录我会很感谢,新学校需要那个。”
“你的女儿?”我重复道,隐约意识到屋里有点冷,但愤怒使我浑身发热,“布丽是我的女儿,该死的,你不准带她去任何地方!”
“你无法阻止我。”他越发冷静地指出,一边从床脚捡起了他的晨衣。
“见鬼去吧,”我说,“你想和我离婚?好吧。随你怎么说——唯独不能以出轨为理由,这点你无法证实,因为它根本不存在。但假如你企图把布丽带走,我倒可以在出轨的问题上提出一两条理由。你想不想知道有多少个被你抛弃的情妇曾经找过我,请求我把你让给她们?”
他惊讶地张开了嘴。
“我告诉她们所有人,我可以随时放弃你,”我说,“只要你提出来。”我合起双臂,把手插到腋下,又开始感到了凉意,“我确实想知道你为什么从来没有提——不过我猜那是因为布丽安娜。”
这时候他已经面无血色,在床的那一侧暗淡的光线下显得像一具骷髅一样惨白。
“这个,”他努力保持平日的冷静,但效果很差,“我不觉得你会很在意。你从来就没有制止过我。”
我非常吃惊地望着他。“制止你?”我问,“我该怎么做?偷拆你的信件拿出来做证据?在教职工的圣诞晚会上大吵大闹?去系主任那里申冤?”
一时间他紧闭双唇,过了一会儿才放松下来。“你可以表现出你在乎这些。”他轻轻地说。
“我在乎的。”我的声音显得有些哽咽。
他摇摇头,仍旧注视着我,两眼在台灯幽暗的光线里呈现出深黑色。“在乎得还不够多。”他停了停,衬着暗色的晨衣,他那苍白的脸庞仿佛悬浮在空中。片刻之后他绕过大床站到我身边。“有时候我怀疑,是否有理由责怪你,”他几乎显出一种关切,“布丽跟他长得很像,是吗?他就是那个样子的?”
“是的。”
他重重地呼吸着,几乎从鼻子里哼出了声响。“我能从你脸上看出来——当你望着布丽的时候,我知道你在想他。该死的你,克莱尔·比彻姆,”他说得非常轻,“该死的你,还有你这张该死的、藏不住任何想法和感受的面孔!”
随之而来的那种沉默安静到让你能听见屋里所有令人难以忍受的细微声响,梁柱的木材在吱呀不已,整幢房子在吐纳呼吸——但这一切只是想否认你方才所听见的话语。
“我爱过你,”最后我小声说,“曾经。”
“曾经,”他重复道,“我是不是应该为此心存感激?”
我麻木的嘴唇渐渐地恢复了知觉。“我告诉过你的,”我说,“在那以后,当你不愿意离开……弗兰克,我确实努力过。”
他仿佛在我的话音里听见了些什么,怔了一下。
“我努力过。”我非常小声地说。
他别转身去走到我的梳妆台前,开始不安地触碰着桌上的物体,胡乱地把它们一一拿起,又一一放下。
“起初我无法离开你——你孤身一人,怀着孕。只有无赖才会那么做。而接着……便有了布丽。”他茫然地望着手中握着的口红,然后轻轻地把它放到玻璃桌面上。“我无法抛下她。”他柔声说,一边转身对着我,布满阴影的脸上一双深黑的眼睛空空洞洞。
“你知不知道我无法生育?我……我去检查过了,几年以前。不育症。你知不知道?”
我摇摇头,不敢开口。
“布丽是我的,我的女儿,”他好像在自言自语,“我一生唯一可能有的孩子。我无法抛下她。”他笑了一声,“我无法抛下她,而有她在眼前你也无法不想起他,不是吗?如果没有她无时无刻地提醒你,我想知道——你会不会最终把他给忘了?”
“不会。”我轻声吐出的这两个字犹如电击一般穿透了他。他一时间宛如冻僵了一般,接着,他冲向壁橱开始胡乱地在睡衣外面套上外衣。我站在那儿环抱着自己,看着他穿上大衣夺门而出,没有看我一眼。大衣的羊羔皮领口上露出了一角蓝色的丝质睡衣的衣领。
片刻之后,我听见大门关上的声响——足够的理智使他没有摔门——接着传来了冰冻的汽车引擎不情愿地被启动的声音。车头灯的光芒扫过卧室的天花板,汽车倒出车道,剩下我一人在凌乱的床上浑身战栗。
弗兰克没有回来。我尝试着入睡,但发现自己僵硬地躺在冷冷的床上,不断在脑海里重温那场争执,同时等着他的轮胎摩擦车道的声音再次响起。最后,我起身穿好了衣服,给布丽留了个条,独自出了门。
医院没有打电话来,但我还不如直接去看看我的病人,这要比翻来覆去一整晚好受得多。而且,坦白地说,假如弗兰克回到家发现我走了,我丝毫不会介意。
马路上像黄油一样滑,街灯照射在黑冰上微微闪着光。黄色的磷光照亮了飞旋着的大雪,一个小时不到,路上的冰层便会覆盖上新鲜的积雪,使出行加倍凶险。唯一的安慰是,凌晨四点的马路空无一人,所以这凶险无法对谁造成危害,除了我。
走进医院,那温暖而沉闷的气息一如往常地把我包裹起来,像一条熟悉的毛毯,把身后那漫天大雪的黑夜隔绝在外。
“他没问题,”护士轻柔地告诉我,好像一抬高嗓音就会吵醒熟睡的病人,“所有的体征都很稳定,血细胞计数也不错。没有出血。”我看得出他说得没错,病人的脸色苍白,但一层淡粉红的底色清晰可见,像玫瑰花瓣的底脉,而喉头的律动着实规整而有力。
我长舒一口气,才发现自己之前一直屏住了呼吸。“好的,”我说,“非常好。”护士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微笑,我不得不克制住想要靠到他身上瘫软下来的冲动。一瞬间,医院似乎变成了我唯一的避难所。
现在回家毫无意义。我简单地查访了一遍我的其他病人,便下楼来到了餐厅。餐厅闻上去依然很像寄宿学校,但我还是手捧一杯咖啡坐了下来,开始思考该如何告诉布丽。
约莫半个小时之后,一个急诊护士推开弹簧门匆匆跑进来,一看见我便怔住了,接着才慢慢地朝我走来。
我立刻明白了。无数次亲眼看见医生和护士宣布死亡的消息,我不可能看错如此的征兆。非常平静地,毫无感觉地,我把几乎满溢的杯子放了下来,同时,我意识到从此以后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杯沿上的破口,和杯壁上几乎消磨殆尽的金色的字母B。
“……说你在这儿呢。证件都在他钱包里……警察说……黑冰上的积雪,打滑了……到院前死亡……”护士不停地说着,喋喋不休,我自顾自地在亮白色的大厅里来回踱步,没有看她。前台护士们的脸仿佛慢动作一般转向我,虽不知情,却一眼便看出发生了什么终极的事情。
他躺在担架上,那是急诊室的一个小隔间,一个匿名的备用空间。外面停着一辆救护车——兴许就是载着他来到这里的那辆。走廊尽头的双开门外是冰冷的黎明。救护车的红色闪灯犹如动脉一般搏动着,在走廊里洒满了血红的光芒。
我伸手摸了他一下,他的肌肤与所有刚死的病人一样,触感绵软而没有弹性,与依然富有生气的面容相去甚远。看不见伤口,所有的伤处都被掩盖在他身上的毛毯之下了。他喉头上那棕色的光洁的皮肤之下,空洞洞的没有脉搏。
我站在那儿,一手放在他纹丝不动的胸膛上,看着他,仿佛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了一样。那是一张强健而又细腻的侧脸,感性的嘴唇,硬朗的鼻梁和下巴。多么英俊的一个男人,虽然那嘴边刻有深深的线条,其中充满着失望和无声的愤怒,即使死亡的松弛都无法将那些线条抹平。
我很安静地站着,在聆听。听见新的救护车呼号着靠近,听见走廊里充斥的各种声音——担架的轮子在吱嘎作响,警察的无线电在噼啪地传递着杂音,某处的日光灯管在柔和地嗡嗡低鸣。我惊异地意识到我在聆听弗兰克的声音,期待着……什么?期待他的幽灵还飘浮在近旁吗?急于了结我们之间未了结的恩怨吗?
我闭上眼睛,想遮住眼前恼人的画面中那张纹丝不动的侧脸,在门外悸动的灯光照射下不停地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红。
“弗兰克,”我向那不安定的、冰冻的空气中小声说道,“如果你还在近旁听得见我——我真的爱过你。曾经。真的。”
接着,乔出现了,身穿绿色手术服一脸焦虑地穿越着拥挤的走廊。他做完手术就直接过来了,眼镜片上溅着一小片血迹,胸前还有一抹。
“克莱尔,”他说,“天哪,克莱尔!”
我随即颤抖起来。十年来,他称呼起我来始终不是“简夫人”就是“简”。如果他直呼我的大名,那一定是真的。我的手在乔深黑的手掌里显得惊人地白,一瞬间又被闪灯映成红色,然后,我转向了他那树干一般坚实的身躯,将头偎在他的肩上,开始——头一次——为弗兰克哭泣起来。
我把脸靠在富里街房子卧室的玻璃窗上。眼前这个九月的傍晚一片湛蓝,天气炎热而潮湿,满耳是蟋蟀和草坪洒水器的声音。而我所看见的却是两年前那个冬夜里毫不妥协的黑与白——黑色的暗冰、白色的病床,以及那模糊了一切判断的浅灰色的黎明。
此时的我双眼迷蒙,回想起那条走廊里莫名的喧嚣,回想起那救护车的闪灯,将寂静的病房隔间映成血红色,回想起为弗兰克哭泣的自己。
如今我最后一次为他哭泣,当泪水滑下脸颊,我明白我们早在二十多年前便已永远分离在苏格兰那座青山的顶峰。
哭完以后,我抬起一只手放到光滑的蓝色床罩上,那覆盖着左侧的枕头的轻柔的弧线——弗兰克睡的那一边。
“再见了,亲爱的。”我耳语着走出房间。今晚我睡楼下,远离幽灵。
早上,门铃把我从沙发上的临时床铺叫醒。
“电报,女士。”信使努力把眼光从我的睡衣上挪开。
那些小小的黄色信封引发过多少突发心脏病,兴许是除了早餐的肥猪肉以外的第二大罪魁祸首。我的心脏也像个拳头一般攥紧了,开始沉重而不安地跳动起来。
我给了小费打发走信使,便拿着电报走进屋里。仿佛很有必要先走到相对安全的浴室里再拆开电报似的,仿佛那是一件易爆物品必须在水下拆除。
我坐在浴缸边缘,靠着背后的瓷砖墙支撑着,十指颤颤巍巍地打开了它。
是一条简信——毫无疑问,苏格兰人总是对字数那么精打细算,我觉得很好笑。
“已找到他句号”我念着电文,“能否速归问号罗杰”。
我把电报整齐地叠好放回信封,坐在那儿怔怔地看了它很久。接着,我站起身来,前去更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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