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爱之名 一
“本人所言句句属实，陪审团的各位先生。”我说，“我亲手杀了妻子，在她的牛奶里放了毒堇(1) 。她喝下去，然后就死了。这不是意外，我有意为之。”
我的视线越过他们的头顶，紧张地瞄了一眼远墙上的日晷。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老天有眼，我都这样供认不讳了，还要等多久，他们才能把我这个谋杀犯吊死？可是，陪审员们只是神情肃穆地盯着我，像小耗子似的一动不动、一声不吭，还等着我继续发言。怎么着？莫非他们以为，我刚刚那番斩钉截铁、简单明了的招供，只是在玩正话反说的把戏？啊，我没准猜对了。一句话，他们没有相信我的自白。我觉得，这都怪那些律师。
“话说清楚，”我说，“我真的杀人了。对于杀人犯，我记得是要判死刑的。”我垂下头，“我接受这个判决。”
一阵尴尬的沉默。执法官注视着我。我简直能听见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天啦，伙计，振作点儿。 我礼貌地对他点点头：继续吧，拜托了。我们得争分夺秒啊。
他徐徐地站起身。他很可能是个高风亮节的家伙，不喜欢占对手的便宜。换个场合，我没准还挺欣赏这一点。“先生们，”他开口了，“被告明确无误地认了罪。因此，我提出——”
我的余光瞥见一个东西匆匆地穿过了法庭。见鬼，我暗骂。
执法官还在喋喋不休，“……治安官调查所得的证据，我们已经看过了。我认为，应当考虑被告的心智状态。从这个案件的情况看来，被告的精神似乎不大正常。所以，诸位也可以选择判处他在金色之心修道院终身监禁——”
我跳了起来。圆帽卫兵伸手来抓我的胳膊，却被我一肘打在眼窝上。“别听他的！”我大喊大叫，“我没疯，我和你们一样清醒！我杀死妻子只是为了她的钱，绝对没有其他隐情！”
我注意到，坐在陪审席前排的一个男人闻言皱起了眉头。看样子，他并不赞赏杀妻夺产这种事。好极了。可是，日晷上的影子就快指向镀着华丽金箔的数字六了。我一回头，直视执法官。“求你了，”我说，“我知道你觉得自己在做好事，可说真的，我不配你们费心。我杀了那个可怜又可爱、对我信任有加的女人，只是为了得到她的遗产，好去迎娶天鹅绒之影的一个妓女。我的良心——”
执法官耸耸肩，坐回原位。庭警站起来，清了清喉咙。我屏息以待。就快得逞了。
“陪审团的各位先生——”
可陪审员的视线都没在他的身上，也不在我身上。我的心抽痛起来。缓缓地，我转过脸，回头看向人满为患的旁听席。正数第三排，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站了起来。她有一头浅棕的秀发，脸上还带着甜美纯真的微笑。“打扰一下。”她说。
“肃静。”法警咕哝道，可谁都能听出他不是真心叫她闭嘴。
“很抱歉，”那个漂亮女孩说，“但我有话非说不可。你瞧，我就是这人的妻子，好端端地没死。”
这下好了。我一屁股跌坐回去。
执法官愣了半晌才回过神来。他站起身，“请到前面来。”
我听见身后响起一片窃窃私语。她经过我身边时，扭头冲我莞尔一笑。别担心，这笑容的意思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闭上眼睛。为什么每当你急需一块砖头的时候，手边都偏偏没有呢？
在执法官温和的敦促下，漂亮女孩出示了她的证据。她名叫奥诺弗丽亚，持有加盖城市长官公章的出生证明、我俩于建城667年鬼月(2) 17号在神庙结婚的证明，以及一张出自几位有头有脸的公民的宣誓书，证实她的身份没有造假。执法官很高兴地判定：这些公章和签名足以说明问题了。然后她继续解释说，事情只是出于一个愚蠢的小小误会。她从小身患痼疾，每天都得服用一种特殊药剂，其中包含小剂量的毒堇。为了掩住药味，她总是和着蜜蜂牛奶服药。平日里，丈夫会在睡前替她倒好加药的牛奶，可某一天，她误以为他晚上要外出，于是自己先吃了药。晚些时候，丈夫又像往常那样替她倒了杯加药的牛奶。习惯使然，她心不在焉地喝下了第二杯药。这完全是她自己的错。双份药下肚后，她开始觉得非常难受。医生赶过来，把她送进了修道院的医疗所。倒霉的丈夫以为她死了，不由得悲痛又内疚。他发了疯，于是跑去官衙自首，说自己毒杀了妻子。但这仅仅是个可笑的错误。她痊愈了，却发现可怜的爱人正因谋杀而受审。理所当然地，她赶了过来，所以现在她——
案件撤销。
“你个臭婆娘。”我喃喃道。
我俩手挽手地穿过法庭的拱门，朝市集广场走去。她依然保持着微笑。她笑起来明媚动人——当她是人类的时候。
“我不想和你说话。”她说。
“很好。”
“实话说……”有个看着眼熟的路人盯着我们，停下脚步。她冲他笑了笑，他便挪腿走开了。“如果你再杀我一次，我真会生气的。”
初次见到她，是在我担任流加群岛总督的短暂期间。
那个任期实在挺短，我们相遇的时候，它已经草草收尾了。这基本上是因 为，真正的总督意外地提前到任了。我只好打包离开。逃命之际，我一般喜欢轻装简行，所以只往旧背包里扔了几根金条、少量未经切割的宝石，然后就心满意足地上了路。对于随身行李，我总是格外小心，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拦路搜身。讽刺的是，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把背包检查了个遍，确保没装任何可能招致麻烦的东西。当然，她没在那个该死的包里。
我记得自己步伐轻快地走下总督府的台阶，穿过广场赶往私家码头。那儿有一条船等着我，准备驶向色赞扎。那天正是典型的流加群岛气候，天空澄净如洗，蓝得耀眼。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明艳，仿佛你可以做到任何事。我记得自己爬上船时，颈背忽地一痒，好像被什么刺了一下。于是我想：这回事情没办成，的确挺可惜，可谁愿意待在这么个连总督府都有跳蚤的破地方呢？总之，我对自己的境遇心满意足。我很快乐。
我觉得颈背上有东西，虽然个头很轻，倒不是无法察觉。我抬起巴掌，凭感觉朝脖子后面一拍。阳光暖洋洋的，船体轻柔晃动，令人舒心惬意。连日来的兴奋和压力此时渐渐退去，我仰身倚靠在船舷上，不由得闭上双眼。
醒来时，我被笼罩在了一片阴影里。“你好呀。”我说。
她笑起来确实明媚动人。“你好呀，”她说，“我是奥诺弗丽亚。你是谁？”
好问题。前些日子，我还是受人景仰的卢卡斯·米忒拉斯。可到色赞扎之后我是谁，目前尚未有定论。“我是布托。”我答道。
她在我身旁坐了下来。她穿着一袭黄色的丝绸长裙，脚上是黄色的丝织拖 鞋，上面绣着红玫瑰。“你要去哪儿？”
“色赞扎。”我说，“你呢？”
“色赞扎。我要去姑妈姑父家待上一阵。他们住在山区的小村子里，那地方叫帕勒克依那。”
“那可真巧啊。”我说。
直到最后，我们也没去帕勒克依那。我们去了阿普克勒的糅皮工人聚居 区——那儿算是色赞扎最文明鼎盛的地方了——在外围一间破旧的小旅馆里待了三天。我们几乎没出门，不过阿普克勒也没什么可看的。
第四天清晨，我早早醒来，她却没和我一起躺在床上。我起身穿衣，出门寻找，发现她待在马场。她不知从哪儿拿了只黏土杯子，里面装着半杯木虱，正在互相攀爬踩踏。她把杯子放在一个登马台上，扭头冲我微微一笑。
“这么早就起床出门啦。”我说。
她往前一倾，吻了吻我的鼻子。“天气真好，”她说，“我们去走走吧。”
我们一路朝港口走去，这时渔船才刚刚出海。“你的姑妈姑父，”我说，“恐怕有点担心你的去向吧。”
出于某种原因，她皱了皱眉。“不用操心他们。”她说，然后脚下一顿，“你 是想甩掉我吗？”
这话我实在难以启齿，“不，当然不是。”
“那就行了。我会给他们写信的。”她说着，重新挂上微笑，“他们早就习惯了。”她补充了一句。
“我明白了。看来你经常做这种事咯？”
我本想开个傻气的小玩笑。“是的。”她说，“噢，看啊，那儿有只鸬鹚。”
你知道年轻男人自我卖弄的时候是什么德行：能滔滔不绝地讲出一车废话来。“那是别人驯养的鸬鹚，”我说，“凑近点看，能瞧见它戴着项圈。”
“项圈是做什么用的？”
“为了不让它吞掉嘴里的鱼。它们能捕鱼，却没法吃下去，所以才会飞回家。 鱼卡在喉咙里，只能让渔夫给它们取出来。”
她瞥了我一眼，表情有些微妙，令我终生难忘。“这做法合情合理。”她说。
我耸耸肩，“对渔夫来说是这样。但我看不出鸬鹚得了什么好处。”
“不过是只鸟罢了。况且，渔夫会照顾它的。”
“鸟需要人的照顾吗？”
“我们接着走吧，到海边踩水玩儿。”
我们没在外面待多久。稍后，她问我：“你是什么人？我的意思是，你是做什么的？”
我当时昏昏欲睡，你知道，事后都是这样。“噢，我不大做事。”
“啊哈，你是位绅士。”
通常情况下，我会答一声“没错”了事。反正过一两天我就要走人了，答案是真是假又有何关系？然而我反问：“你呢？”
她耸耸肩，“我什么都不是，真的。”
早些时候，我倒也猜测过她的身份。干我这一行，非得有点儿识人的眼力 不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慢慢了解一个人，更承担不起看走眼的风险。我猜她是富商家的女儿——衣着得体，没有上流社会的矫揉造作，但也不需要干活儿谋生。她不会是某个农夫、小本买卖人或者手艺人的老婆。我觉得，她是一般人眼中“难以搞定”的那一类型：言行直率，不好控制，绝不是安于家室、乖乖听话的女人。上流社会的家庭没法容忍这种女人的存在，而底层女性又为温饱所迫、别无选择。但富商的女儿如果愿意的话，倒是可以在外逍遥几年，一般也没什么损失。“我可不大相信。”我说。
“不，你信了。”她说，“可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是做什么的？”
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爱上她了。只不过，我开始觉得，仅和她相处三四天有点太短暂了。何况我也不赶时间。我身上有些钱，足够放松一段日子，而且据我观察，身后没有追兵。老实说，我喜欢她。或许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有相似之处：同样无依无靠，无牵无挂，如无根之叶。还有些别的原因：我俩天性中顽劣、恶毒的成分。我喜欢携带这种成分的人。我觉得，或许她能理解我。若真如此，不是很有意思吗？我就有了个坦诚相对、倾吐真心的对象。对我而言，这无疑是种全新的体验。所以，我深深地吸了口气。
“其实，”我说，“我是个贼。”
她点点头，“我猜也是。”
这令我始料未及。“你猜到了？”
“唔……这么说吧，你不是商人，不然你买卖的货物在哪里呢？也不是信差之类，因为你睡觉的时候，我看过你的包了。”她微微一笑，“那时我就想，你是个贼啊。”
“你真看过了？”
两个想法在我脑中浮起。其一，我俩还真是半斤八两。但我立即打消了这个判断，因为我背包里的东西原封未动，我检查过了。平均每隔一小时，我都要检查一次。其二，她看似并不特别介意我的身份。
“哪一种贼？”她问，“爬窗入户的那种，沿路打劫的那种，还是别的什么？”
我们竟然在进行这种对话，这令我难以置信。可它确实激起了我的兴致，“我不干那么粗鲁的事。”
“你是一个职业骗子。”她说，语气里带了丝小女孩似的兴奋。
我微微耸肩，“这么说言过其实了。”我说，“我的职业其实只是扮演其他人。 通常是政府官员。我阅读政府的公报，留意新的任命信息，看看哪里有异地赴任的官员，然后先他们一步赶过去。”
“我懂了。”她眼里流露着笑意，“有点儿像变形术。”
“要真有变形术，我就轻松多了。”我说，“可惜那是不可能的。但没有变形术，我也能蒙混过关。”
她点点头，“你化妆吗？戴假发和假胡须之类的？”
“没那个必要。”我说，“我需要做的只是先问问自己：身为某某人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猜，就和演员差不多。我以前也想过当演员，可那行赚不了钱。”我微微一笑，“我喜欢钱。”
“我也是。”她说。
“我俩有共同爱好，”我说，“这是好现象。”好吧，我想，既然都坦诚相待了，问了通常不会问的东西，那干吗不再深入点呢？于是我问：“你有吗？”
“有什么？噢，钱啊。我有，时不时地吧。钱从来不是问题。”
我之前已经得出结论：她不是数不胜数的高级妓女中的一员——发展到了 我俩这一步，这方面很容易分辨。她也不是贼。在我们这个高尚文明的社会里，女人只有三种职业，而其中两种已经被排除了。“你是个音乐家？”
“抱歉，啥？”
“歌手，”我说，“你是唱歌的吗？唱歌来谋生？”
她笑出声来，说：“别人恐怕宁愿花钱让我闭嘴。”
我往前一倾，亲吻了她的嘴唇。“那你时不时有的那些钱，”我说，“又是从哪儿来的？拜托，”我挂上自己最迷人的笑容，补充了一句，“我可什么都没瞒着你啊。”
“那好吧，”她说，“我是个女巫。”
按照常理，鉴于我被无罪释放了，我有权回官衙去，把我被捕时遭到没收的随身物品统统要回来。那些东西是我的全部家当：一件厚重的羊毛外套，旅行时穿的；一个背包，里面装了五百安吉尔金币和一本带插图的威森蒂乌斯著的《迷人花园》；更别提内衬里还缝着价值九百安吉尔的红宝石原石了。可是不知怎的，我觉得这时回去要包有点过分贪心了，而我从不敢过分贪心。现在看来，这话真是讽刺。
她又愿意和我说话了。“这样很丢人。”她说，“让我上法庭把你领回来，就像你是条走失的狗似的。我真希望你别这么做。”
“我想试试，你总不能怪我嘛。”
其实，她可以怪我。“更别说，”她继续道，“你这么做太招摇了。你明白的吧，这下我们又得换个地方从头开始。这儿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身份了。”
这话让我大笑起来。
“你懂我的意思，”她有点急了，“也清楚我不愿意高调行事。你带了多少钱？”
“反正已经一个子儿不剩了。”
她一声叹息，“你觉得梅森蒂亚怎么样？”
“我甚至不知道它在哪儿。”
“它在你能去的最靠南的地方，如果不下海的话。离这儿大约有一千二百英里。”
她去过那地方，当然，是很久以前了。天底下没有她没去过的地方。我记得我们曾经在普罗秋利斯住过一个废弃的神庙。当时我们为形势所迫，只能过一段苦哈哈的日子，那神庙就成了不错的落脚点，因为当地人没胆子进来。庙内的墙壁上涂着彩画。这画有屋顶遮挡，免受风吹日晒，却只有一小块保留了下来，其余部分早在几百年前就剥落了。我盯着壁画，然后突然意识到：我认识这张脸。真是太像了。她告诉我说，这画的应该是爱朵依亚，死亡之神。是啊，真是死亡之神，我想。
“我已经厌倦像这样四处漂泊了。”我说。
“而这都要怪谁呢？”
“况且我讨厌南方，太热了。我们为什么不换个好点儿的地方，休养一阵？”
我不喜欢满腹牢骚的自己，过去我从不抱怨。不管手上拿到什么牌，尽力打好才是正道，这一直是我的人生箴言。该弃牌时就得弃，输了便愿赌服输。当然，如今我的想法已经不同以往。
“好吧，”她说，“我们去苏利亚。”
“我宁可去死。”我说。一个路过的女人停下脚步看向我。我把嗓门压低了些，“那地方天寒地冻的，人也臭烘烘的，而且，在苏利亚我们能捞到什么好处？”
“你对苏利亚真是一无所知，那地方其实相当不错。”她一顿，“还有银矿。”
“我压根儿不在乎。我绝不愿意在矿坑里哆嗦六个星期，在冰天雪地鸟不拉屎的地方待着。”
她叹了口气。 “好吧，”她说，“那你想怎么样？”
这故事最可笑的地方在于，我真的是绅士。比绅士还高级，我其实是个正儿八经的贵族，有堂兄弟是公爵，某个豪门世家前庭的石雕拱门上还刻着我的名字呢（我是说真名）。至少，曾经刻着我的名字。我猜它早就被凿掉了。我想说的是，我的身份比我假扮的人高多了。每当我四处招摇撞骗、扮演达官贵人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自己贬低了至少五个档次。假如我突然现身某个地方、宣布自己的真实身份，没有人会相信。我假扮的那些低级官员，他们至少得装出一点儿为了生计而辛勤工作的模样。而我十二岁的时候，对他们那样的劳动人民压根儿是不屑一顾的。
我想，我是在十九岁那年正式变坏的。我母亲——上帝保佑她——本来不愿意送我上大学。知子莫若母，我想。可父亲坚持让我入学。在他看来，任何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体面青年都该读大学，拒绝去求学，无异于妄想阻止太阳从东边升起。我只好乖乖从命，后来却发现大学是个颇合胃口的好地方。倘若我生在别人家里——比方说，假如我出身贫苦，来这里是为了接受教育，而不是找个借口溜出家门——也许还能收敛脾性，学些东西。我是真的挺喜欢大学里的一些书籍，至今仍时不时地回想起当中的句子。比方说，萨洛尼努斯的《警世箴言》（这本书是我的挚爱，作者堪称旷世奇才）和欧特罗皮乌斯的《道德与政治对白》之类。然而，大多数时候我还是在酗酒赌博、寻花问柳，挥霍金钱度日。在父亲眼里，这是我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我不过是在做个孝顺儿子罢了。
只要我写信问家里要钱，父母没有不应允的，总是随封寄回斯塔门兄弟银行签发的汇票。我周围环伺着热情放荡、想钱想得眼冒绿光的小伙子，他们债务缠身，却生怕父亲叔伯发现自己败光了钱、惹了一身麻烦。可我呢，兜里的金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父亲不但不责备我腐坏堕落，反而鼓励我肆意享乐。吾儿，趁你青春年少，就该及时行乐。我那傻老爹如是说。以后有大把的时间干正经事呢。好不容易含着金汤匙出生，不好好享受，怎么对得起你这命？
他说的没错，可金汤匙造成了我的不幸。我在这里格格不入。我认识的每一个人，要么出于嫉妒恨我入骨，要么就极尽谄媚、想从我这儿捞一把金。我的外貌更是火上浇油。坦白地讲，我从来没有为了自己长得特别英俊而高兴过。漂亮的外表就和钱一样，是我无须争取、与生俱来的东西，令我人生的一切都容易得过分了。上大学的第二年，我蓄起了胡须，然而其他人纷纷赞美说，这新造型很适合我。于是我又把胡子剃掉了，免得引发一阵蓄须的风潮。
我是这样变坏的——我之所以变坏，完全是为了他人着想。事情起因如下：有个几乎算是我朋友的人（我不会透露他的名字，因为他现在是个地方长官了，货真价实的那种）找我诉苦借钱，说若我不借，某个裁缝就要写信给他父亲，把事情闹到人尽皆知。
“你需要多少？”我问他。
“四十安吉尔。”他说，“拜托，讲点义气吧。四十安吉尔对你不算什么。我见你在‘金色羽毛’一夜就能花出这么多。”
他说得很对。我俩对话时，我的上衣口袋里恰好就有这么多钱。那时，我 们正肩并肩地穿过西门，就在新神庙的南面。“办不到。”我回答。
“胡扯。真的，我已经穷途末路了。要是拿不到这么多钱，我干脆去跳河 好了。”
我叹了口气。“你个可怜虫。”说着，我开始四下寻找，想捡块砖头。
正如我先前所说，每当你需要一块砖头的时候，手边注定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只好沿着河岸往下走，在黑暗中摸索，直到我捡到一块大小重量都合适的石头。“你究竟要这玩意儿干吗？”他问。
我用厚外套的翻领把它包裹起来。“你马上就知道了。”我回答。
时值三更半夜，街头的醉鬼都已经晃悠回家，最早做生意的一批商贩又还没开张。从神圣大桥走到新神庙，我们一路上都没撞见半个活人。我回首四顾，意识到作为新手，遇上这么好的作案环境是红运当头了。我穿过蜿蜒的小巷，绕过新神庙的正门来到后门前，刻意避开了那尊象征宽容与怜悯的老旧神像。
人从来摸不清自己的脑子是怎么运转的，对吧？我猜，我一定早就注意到了神庙背后的那排窗户，潜意识里已经想到：如果有人想闯空门，那绝对是个理想的突破口。可是，搁在二十四小时前，我完全想不到自己这辈子会闯进神庙偷银子。而现在，事情竟然演变成了这样。我脱掉上衣，把裹着石头的一头砸向窗户时，他还替我抬着衣服的另一头呢。几乎没弄出多大动静。我想说明的是：在盗窃方面，我完全是无师自通，本能地弄明白了这一行的各种基本原则。你得承认，我相当聪明。
“我们到底在干吗？”他压低嗓门问，声音粗哑恐慌。
“打劫神庙啊。”我告诉他，“在这儿等着。如果有人过来，给我信号，明白？”
他瞪着我。我至今还记得他脸上的表情。当时月光透过神庙的彩画玻璃，在他脸上投下了红的、蓝的光影，令他看起来就像被严重烧伤了似的。“你疯了。”他说，“我们不能这么做。”
“看好了。”
这事再容易不过了。我爬进窗，小心翼翼不让玻璃窟窿周围的尖刺挂伤自己，然后穿过走道，来到圣坛前。我把手伸向离我最近的一套银器，但又一停顿，脑子转了起来。我差点儿就偷了三天使圣餐杯，这玩意儿可是后矫饰主义艺术的代表作，搁在帝国的哪个角落都能一眼被认出来，那样可不妙。于是，我转而在圣坛上又摸索了一阵，找到一只颇为丑陋的圣餐盘。这东西搞不好有七十年历史了，外表极普通，我把它上下摸了个遍，也没发现什么铭刻印记。按照铸成它的银子重量来算，这玩意儿大概能值四十安吉尔。我朝圣坛一鞠躬，礼貌地道了声多谢，然后转身回去，和等我的朋友汇合。
“我又该拿这玩意儿怎么办？”他问。
可怜虫。“我怎么知道？卖掉，熔掉它。”
“把它放回去吧，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们赶紧走吧。如果被逮住，我爸准杀了我不可。”
我把圣餐盘搁在地上。然后我使劲全力，一拳打在他嘴上。“打起精神来，听见没？”我轻声地说。然后我捡起盘子，我俩便回住处去了。
剩下的半宿，我一直在盘算。之后，天刚蒙蒙亮，我就出门买了把锡匠专用的剪刀。我把圣餐盘分割成了一小片一小片的方块，每块大约值两安吉尔。然后，我信步朝银匠街走去。我本能地知道该和什么样的人做交易，只需瞧瞧他们的脸就行了。
“你收这个吗？”我记得自己这样问道。
那个男人斜睨了我一眼，“你确定没人会找这玩意儿？”他问。
我耸耸肩，说：“我家有个男仆向来手脚不干净。”
他也耸耸肩，“三十安吉尔。”
“别逗我了。”
在和收购赃物的人打交道时，我一向干得不错。我想，这是因为我信任那种比起交易对象来，对财物更感兴趣的人。我时常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种人。我朝他收了四十六安吉尔，四十给我朋友，六块投给了新神庙门口的济贫箱。我本人丝毫没想从这桩买卖里捞上一星半点。反正，我不缺钱。
这次行动成果斐然，那个朋友之后再没找我借过钱。当然，他也中止了我们的友谊，但对此我不怎么介意。像他这样的人多了去了。他们纷纷求助于我，这个借二十，那个要三十；而容我自夸一下，我真是天底下最慷慨大方的人。我夜夜游荡在大街小巷间，寻找容易突破的窗户、方便进入的水管和邻居家观察不到的后门。当时我还没意识到，那阵子大概真是祖师爷赏饭，不管怎么折腾都不会坏事儿，哪怕我干活时粗心大意、目空一切。当然，这种好运有一天突然到了头。那天夜里，我小心翼翼地撬开某金匠家的窗户，却发现金匠和他儿子齐齐坐在暗处，膝头放着已经拔出鞘的剑。
至今我仍不知道自己当时中了什么邪。假如我原地不动，扮成个醉汉，假装只是在恶作剧之类，那我百分百确定我父亲能够花钱封住他俩的嘴，然后谁也不会受到伤害。然而，我傻不拉叽地抽出了惯于随身携带的刀子，触发了一场滑稽的混战。我捅伤了金匠儿子的眼睛。我可以说这事纯属意外，完全是由于三个大男人在一片黑暗中胡乱比画尖锐物体造成的。这个说法合情合理，没人能证明它不对。然而结果不止如此。金匠儿子被他父亲绊了一跤，跌倒在地，抓住我的脚踝不放。于是我杀了他。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你应该能猜到，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翻来覆去地思考这个问题，最终得出了结论：我这么做，是本性使然。让我解释解释吧。我出身名门，可那一定是老天不长眼。真的，我是个贼。我身为贵胄之子，因为杀人被逮了个现行，却只把整件事当成笑话，用老爹的钱给自己找的乐子买了单。我是个贼，在一间黑咕隆咚的店子里被人抓住了脚踝，然后杀了人。我一定事先就料到了，否则也不会一开始就拔出刀来。
我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些，是想扼杀你们可能对我错生的任何怜悯。在我经历过的遍布全世界的一长串庭审上，我每次都对审判员说：我有罪。我想，我从来都有罪。生来如此。
我们去了苏利亚。
抵达苏利亚时，我还认得这地方。十年前或者更早些，我们来过这里，当时我还从十二层楼上跳下去过。为那事，她把我沉痛地教训了一番。你以为我闲得没事干了吗？诸如此类。这种话我听过太多次，早就倒背如流了。
“好吧。”我说。我们爬出马车车厢，伸着懒腰。不必说，地上自然覆着积雪。“现在我们到了，然后呢？”
她弯下腰，翻起一块石头。什么也没有。这里地冻天寒的，昆虫没法存活。“我告诉过你，”她说，“这地方有银矿。”
我打了个呵欠，“真不得了啊。”
“我怕你无聊。”她说，“你一无聊就干蠢事。”
“我们该去仙萨尔德的。”我说，但不是真心话，“那儿有座神庙，收藏着世界各地最齐全的决心教派圣像。看守只有六个老祭司，还有一把我用玻璃片就能捅开的锁。”
她看着我一叹气。“好吧。”她说，把手里的包一扔，“你想去，我们就去。”
“算了。来都来了。”我说，“走吧，我们最好找家旅馆什么的。假如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也有旅馆的话。”
库瓦斯城其实不差。市中心早在三十年前就被帝国整体重建过了，风格千篇一律，但街道都铺了石板，还有几座相当不错的大楼。全城最好的旅馆是“正综无瑕宝钻”，很宏伟，也很昂贵，大力模仿了“城市银星”旅馆——就像一个勤勤恳恳但不识字的抄写员临摹下来的手稿。于是，我们去了“正综”旅馆。旅馆主人有点儿狗眼看人低，可我们不缺钱。他们给了我们一个位于三楼的房间，那儿的视野很不错，正好俯瞰一片锯木场。木材生意是库瓦斯的支柱产业之一。我临窗站了一会儿，沉醉在这片风景中。“我也许会喜欢这儿的。”我说。
“上床来吧。”她说。
“现在才下午。”
“拜托。”
这故事的荒谬之处在于，她真的爱我。哪怕我对她做了那些事，还企图做那么多事。苍天在上，我可是杀了她整整十六次啊。
第一次发生在坡达尔加。那时我们刚刚在一起三个月。头一个月，我们如胶似漆。这很容易理解：你偶遇了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孩，她举止优雅，在床上又够狂野，显然彻底迷上了你，丝毫不介意一起犯犯罪，还碰巧是个女巫，懂得各式各样、货真价实的魔法。我坦白，我俩在一起度过了许多欢乐时光。我不再玩诈骗游戏，而是干回了破门行窃的老本行。当然，并不需要真的破门而入，因为我的帮手能把自己变成蟑螂，从门缝里爬进屋去、打开门锁。出于报复，我们洗劫了斯塔门兄弟。一想到那场大祸后他们是如何对待我父亲的，我就永远无法原谅。那是我们头一回用上变蟑螂的招数。我给两只大麻袋塞满了金币，然后发现——万万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啊——它们太重了，我根本搬不动。傻瓜。她说，温柔地一笑，然后施了个失重咒。我再抬金子时，就和拿枕头没两样了。
那天夜里我真的很担心她。回到旅馆后，她倒床不起有将近半小时。她脸色苍白如死人，呼吸微若游丝，高烧不退，还一阵阵地呕吐。没关系的，她对我说，这很正常，我早就习惯了。变身时间不超过一分钟，就不会有事；超过一分钟的话，身体会有各种不适。我吓坏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我说，那样我就会想想别的办法了。不用，我没事，真的。她说。我早习惯了。她浑身冒汗，仿佛一块正在融化的冰。这就是我为爱做的事，她说。当时，我觉得她的爱很甜蜜。
斯塔门兄弟之后，我们又打劫了慈善银行、剑锋银行、企业家银行。钱来得太多、太容易，反而令我紧张不安。现在我们手头宽裕，应该先收手。我对她说，至少等上一阵子再说。听了这话，她笑出声来。我们这么开心，为什么要收手呢？她说。
“因为我们不需要干下去了。”我说，“已经够了。”
她看着我。“够了，”她重复了一遍，“是什么意思？什么够了？”
“钱够多了。”我说着，指了指我买来放钱的大箱子，“那里面有五千多安吉尔。”
她耸耸肩，问：“你父亲有多少钱？”
“什么？我不知道。”
“比五千安吉尔更多吗？”
“呃，更多。”
“六千？六万？六十万？”
我开始觉得烦了。“我哪里知道。”我说。
“大概估计下。”
“好吧，”我说，“如果把所有东西都算上，包括他名下的土地、房产、船只之类，差不多有五十万吧。但这是两码事。”
“真是两码事吗？”她对我微微一笑，“那才是你应得的财产数额。”她说，“你本来有权继承那么多钱的。所以，五千安吉尔根本不够，不对吗？”
“你这不是犯傻吗。”我说，“我们没法偷到五十万。用尽一辈子都不行。”
她只是对我露齿一笑。
于是我们继续行窃，将金匠、银匠、商户洗劫一空，有一回还偷了军队的 钱。自然，我们的行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人们组织起一个警备委员会，雇用了不少守卫。可是，这些可怜的傻瓜不会去留意跳蚤和蟑螂。我们填满了第四只箱子。城市长官发布了辟谣声明，否认玻达尔加正在经历严重的金币短缺，然而这等于变相承认了传言。银行出现了挤兑潮，而这又进一步证明了银行缺钱的事实。因为某些混蛋把钱偷走了。我告诉她，事到如今已经不好玩了，我们必须停手。我们搞出了一场经济危机，人民会因此受到伤害。可她只是对我露齿笑笑，然后我把拽上床。我俩几乎不花钱，也许一周只用得了三泰勒，可我们房间的地板上放着几只大箱子，里面装着全城大部分的钱。我找来一只天平，粗略地称算了一番。然后我告诉她，这儿有超过一百万安吉尔，已经是她认为全世界亏欠我的金额的两倍了。我们能收手了吗，拜托？然而，她开始嘲笑我。我伸出双手握住她的脖子，用力掐了下去。
我记得她将死之前脸是如何变青的，这画面离奇极了。她双眼往上一翻，从那一瞬起，她便不再是人，而是沦为了一件东西。这也算是种特殊的逆向魔法吧。当她完全瘫倒在我的手腕间时，我知道她已经一命呜呼了。我想，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不，是做了什么。
我想，在那一刻，没人能比我自己更震惊了。我似乎说过，自从杀死金匠的儿子后，我就不干入室行窃一类的事了。我不愿再次经历类似的处境，不想再面临杀人的风险。毕竟，我已经知道自己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来。打那以后，我就决心只干保险的勾当。不用武器，不掺和可能发生打斗的局面。可以说，有了她这个帮手，我再也不必担心那样的危险了。一切都是那么容易，那么安全。她能透视门和墙壁，所以我们总是知道屋里有没有守卫。而这会儿，我不由得吓傻了：我又杀人了。
如果手边有样尖锐的东西，我发誓我已经自杀了。事实上，我试着打碎一只陶瓷盘子，想捣鼓出一块锋利的碎片来。然而这蠢玩意儿怎么摔也不坏，哪怕我用靴子去踩也一样。我已经不配活在人世了，这是我脑子里唯一的念头。总的来说——我头脑还算清醒，能分辨后面两者的区别——我觉得比起等待卫兵出现，把我送去公审、当众处死，我还是宁愿独自度过最后的时间、享有尊严，亲手了断自己。那时的我还讲究体面。但也不是非自己动手不可。如果别无选择，以绞刑收场对我而言也是一样的。有些人可能觉得死刑过于残酷了。但我呢，我衷心地支持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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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视线越过他们的头顶，紧张地瞄了一眼远墙上的日晷。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老天有眼，我都这样供认不讳了，还要等多久，他们才能把我这个谋杀犯吊死？可是，陪审员们只是神情肃穆地盯着我，像小耗子似的一动不动、一声不吭，还等着我继续发言。怎么着？莫非他们以为，我刚刚那番斩钉截铁、简单明了的招供，只是在玩正话反说的把戏？啊，我没准猜对了。一句话，他们没有相信我的自白。我觉得，这都怪那些律师。
“话说清楚，”我说，“我真的杀人了。对于杀人犯，我记得是要判死刑的。”我垂下头，“我接受这个判决。”
一阵尴尬的沉默。执法官注视着我。我简直能听见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天啦，伙计，振作点儿。 我礼貌地对他点点头：继续吧，拜托了。我们得争分夺秒啊。
他徐徐地站起身。他很可能是个高风亮节的家伙，不喜欢占对手的便宜。换个场合，我没准还挺欣赏这一点。“先生们，”他开口了，“被告明确无误地认了罪。因此，我提出——”
我的余光瞥见一个东西匆匆地穿过了法庭。见鬼，我暗骂。
执法官还在喋喋不休，“……治安官调查所得的证据，我们已经看过了。我认为，应当考虑被告的心智状态。从这个案件的情况看来，被告的精神似乎不大正常。所以，诸位也可以选择判处他在金色之心修道院终身监禁——”
我跳了起来。圆帽卫兵伸手来抓我的胳膊，却被我一肘打在眼窝上。“别听他的！”我大喊大叫，“我没疯，我和你们一样清醒！我杀死妻子只是为了她的钱，绝对没有其他隐情！”
我注意到，坐在陪审席前排的一个男人闻言皱起了眉头。看样子，他并不赞赏杀妻夺产这种事。好极了。可是，日晷上的影子就快指向镀着华丽金箔的数字六了。我一回头，直视执法官。“求你了，”我说，“我知道你觉得自己在做好事，可说真的，我不配你们费心。我杀了那个可怜又可爱、对我信任有加的女人，只是为了得到她的遗产，好去迎娶天鹅绒之影的一个妓女。我的良心——”
执法官耸耸肩，坐回原位。庭警站起来，清了清喉咙。我屏息以待。就快得逞了。
“陪审团的各位先生——”
可陪审员的视线都没在他的身上，也不在我身上。我的心抽痛起来。缓缓地，我转过脸，回头看向人满为患的旁听席。正数第三排，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站了起来。她有一头浅棕的秀发，脸上还带着甜美纯真的微笑。“打扰一下。”她说。
“肃静。”法警咕哝道，可谁都能听出他不是真心叫她闭嘴。
“很抱歉，”那个漂亮女孩说，“但我有话非说不可。你瞧，我就是这人的妻子，好端端地没死。”
这下好了。我一屁股跌坐回去。
执法官愣了半晌才回过神来。他站起身，“请到前面来。”
我听见身后响起一片窃窃私语。她经过我身边时，扭头冲我莞尔一笑。别担心，这笑容的意思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闭上眼睛。为什么每当你急需一块砖头的时候，手边都偏偏没有呢？
在执法官温和的敦促下，漂亮女孩出示了她的证据。她名叫奥诺弗丽亚，持有加盖城市长官公章的出生证明、我俩于建城667年鬼月(2) 17号在神庙结婚的证明，以及一张出自几位有头有脸的公民的宣誓书，证实她的身份没有造假。执法官很高兴地判定：这些公章和签名足以说明问题了。然后她继续解释说，事情只是出于一个愚蠢的小小误会。她从小身患痼疾，每天都得服用一种特殊药剂，其中包含小剂量的毒堇。为了掩住药味，她总是和着蜜蜂牛奶服药。平日里，丈夫会在睡前替她倒好加药的牛奶，可某一天，她误以为他晚上要外出，于是自己先吃了药。晚些时候，丈夫又像往常那样替她倒了杯加药的牛奶。习惯使然，她心不在焉地喝下了第二杯药。这完全是她自己的错。双份药下肚后，她开始觉得非常难受。医生赶过来，把她送进了修道院的医疗所。倒霉的丈夫以为她死了，不由得悲痛又内疚。他发了疯，于是跑去官衙自首，说自己毒杀了妻子。但这仅仅是个可笑的错误。她痊愈了，却发现可怜的爱人正因谋杀而受审。理所当然地，她赶了过来，所以现在她——
案件撤销。
“你个臭婆娘。”我喃喃道。
我俩手挽手地穿过法庭的拱门，朝市集广场走去。她依然保持着微笑。她笑起来明媚动人——当她是人类的时候。
“我不想和你说话。”她说。
“很好。”
“实话说……”有个看着眼熟的路人盯着我们，停下脚步。她冲他笑了笑，他便挪腿走开了。“如果你再杀我一次，我真会生气的。”
初次见到她，是在我担任流加群岛总督的短暂期间。
那个任期实在挺短，我们相遇的时候，它已经草草收尾了。这基本上是因 为，真正的总督意外地提前到任了。我只好打包离开。逃命之际，我一般喜欢轻装简行，所以只往旧背包里扔了几根金条、少量未经切割的宝石，然后就心满意足地上了路。对于随身行李，我总是格外小心，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拦路搜身。讽刺的是，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把背包检查了个遍，确保没装任何可能招致麻烦的东西。当然，她没在那个该死的包里。
我记得自己步伐轻快地走下总督府的台阶，穿过广场赶往私家码头。那儿有一条船等着我，准备驶向色赞扎。那天正是典型的流加群岛气候，天空澄净如洗，蓝得耀眼。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明艳，仿佛你可以做到任何事。我记得自己爬上船时，颈背忽地一痒，好像被什么刺了一下。于是我想：这回事情没办成，的确挺可惜，可谁愿意待在这么个连总督府都有跳蚤的破地方呢？总之，我对自己的境遇心满意足。我很快乐。
我觉得颈背上有东西，虽然个头很轻，倒不是无法察觉。我抬起巴掌，凭感觉朝脖子后面一拍。阳光暖洋洋的，船体轻柔晃动，令人舒心惬意。连日来的兴奋和压力此时渐渐退去，我仰身倚靠在船舷上，不由得闭上双眼。
醒来时，我被笼罩在了一片阴影里。“你好呀。”我说。
她笑起来确实明媚动人。“你好呀，”她说，“我是奥诺弗丽亚。你是谁？”
好问题。前些日子，我还是受人景仰的卢卡斯·米忒拉斯。可到色赞扎之后我是谁，目前尚未有定论。“我是布托。”我答道。
她在我身旁坐了下来。她穿着一袭黄色的丝绸长裙，脚上是黄色的丝织拖 鞋，上面绣着红玫瑰。“你要去哪儿？”
“色赞扎。”我说，“你呢？”
“色赞扎。我要去姑妈姑父家待上一阵。他们住在山区的小村子里，那地方叫帕勒克依那。”
“那可真巧啊。”我说。
直到最后，我们也没去帕勒克依那。我们去了阿普克勒的糅皮工人聚居 区——那儿算是色赞扎最文明鼎盛的地方了——在外围一间破旧的小旅馆里待了三天。我们几乎没出门，不过阿普克勒也没什么可看的。
第四天清晨，我早早醒来，她却没和我一起躺在床上。我起身穿衣，出门寻找，发现她待在马场。她不知从哪儿拿了只黏土杯子，里面装着半杯木虱，正在互相攀爬踩踏。她把杯子放在一个登马台上，扭头冲我微微一笑。
“这么早就起床出门啦。”我说。
她往前一倾，吻了吻我的鼻子。“天气真好，”她说，“我们去走走吧。”
我们一路朝港口走去，这时渔船才刚刚出海。“你的姑妈姑父，”我说，“恐怕有点担心你的去向吧。”
出于某种原因，她皱了皱眉。“不用操心他们。”她说，然后脚下一顿，“你 是想甩掉我吗？”
这话我实在难以启齿，“不，当然不是。”
“那就行了。我会给他们写信的。”她说着，重新挂上微笑，“他们早就习惯了。”她补充了一句。
“我明白了。看来你经常做这种事咯？”
我本想开个傻气的小玩笑。“是的。”她说，“噢，看啊，那儿有只鸬鹚。”
你知道年轻男人自我卖弄的时候是什么德行：能滔滔不绝地讲出一车废话来。“那是别人驯养的鸬鹚，”我说，“凑近点看，能瞧见它戴着项圈。”
“项圈是做什么用的？”
“为了不让它吞掉嘴里的鱼。它们能捕鱼，却没法吃下去，所以才会飞回家。 鱼卡在喉咙里，只能让渔夫给它们取出来。”
她瞥了我一眼，表情有些微妙，令我终生难忘。“这做法合情合理。”她说。
我耸耸肩，“对渔夫来说是这样。但我看不出鸬鹚得了什么好处。”
“不过是只鸟罢了。况且，渔夫会照顾它的。”
“鸟需要人的照顾吗？”
“我们接着走吧，到海边踩水玩儿。”
我们没在外面待多久。稍后，她问我：“你是什么人？我的意思是，你是做什么的？”
我当时昏昏欲睡，你知道，事后都是这样。“噢，我不大做事。”
“啊哈，你是位绅士。”
通常情况下，我会答一声“没错”了事。反正过一两天我就要走人了，答案是真是假又有何关系？然而我反问：“你呢？”
她耸耸肩，“我什么都不是，真的。”
早些时候，我倒也猜测过她的身份。干我这一行，非得有点儿识人的眼力 不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慢慢了解一个人，更承担不起看走眼的风险。我猜她是富商家的女儿——衣着得体，没有上流社会的矫揉造作，但也不需要干活儿谋生。她不会是某个农夫、小本买卖人或者手艺人的老婆。我觉得，她是一般人眼中“难以搞定”的那一类型：言行直率，不好控制，绝不是安于家室、乖乖听话的女人。上流社会的家庭没法容忍这种女人的存在，而底层女性又为温饱所迫、别无选择。但富商的女儿如果愿意的话，倒是可以在外逍遥几年，一般也没什么损失。“我可不大相信。”我说。
“不，你信了。”她说，“可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是做什么的？”
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爱上她了。只不过，我开始觉得，仅和她相处三四天有点太短暂了。何况我也不赶时间。我身上有些钱，足够放松一段日子，而且据我观察，身后没有追兵。老实说，我喜欢她。或许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有相似之处：同样无依无靠，无牵无挂，如无根之叶。还有些别的原因：我俩天性中顽劣、恶毒的成分。我喜欢携带这种成分的人。我觉得，或许她能理解我。若真如此，不是很有意思吗？我就有了个坦诚相对、倾吐真心的对象。对我而言，这无疑是种全新的体验。所以，我深深地吸了口气。
“其实，”我说，“我是个贼。”
她点点头，“我猜也是。”
这令我始料未及。“你猜到了？”
“唔……这么说吧，你不是商人，不然你买卖的货物在哪里呢？也不是信差之类，因为你睡觉的时候，我看过你的包了。”她微微一笑，“那时我就想，你是个贼啊。”
“你真看过了？”
两个想法在我脑中浮起。其一，我俩还真是半斤八两。但我立即打消了这个判断，因为我背包里的东西原封未动，我检查过了。平均每隔一小时，我都要检查一次。其二，她看似并不特别介意我的身份。
“哪一种贼？”她问，“爬窗入户的那种，沿路打劫的那种，还是别的什么？”
我们竟然在进行这种对话，这令我难以置信。可它确实激起了我的兴致，“我不干那么粗鲁的事。”
“你是一个职业骗子。”她说，语气里带了丝小女孩似的兴奋。
我微微耸肩，“这么说言过其实了。”我说，“我的职业其实只是扮演其他人。 通常是政府官员。我阅读政府的公报，留意新的任命信息，看看哪里有异地赴任的官员，然后先他们一步赶过去。”
“我懂了。”她眼里流露着笑意，“有点儿像变形术。”
“要真有变形术，我就轻松多了。”我说，“可惜那是不可能的。但没有变形术，我也能蒙混过关。”
她点点头，“你化妆吗？戴假发和假胡须之类的？”
“没那个必要。”我说，“我需要做的只是先问问自己：身为某某人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猜，就和演员差不多。我以前也想过当演员，可那行赚不了钱。”我微微一笑，“我喜欢钱。”
“我也是。”她说。
“我俩有共同爱好，”我说，“这是好现象。”好吧，我想，既然都坦诚相待了，问了通常不会问的东西，那干吗不再深入点呢？于是我问：“你有吗？”
“有什么？噢，钱啊。我有，时不时地吧。钱从来不是问题。”
我之前已经得出结论：她不是数不胜数的高级妓女中的一员——发展到了 我俩这一步，这方面很容易分辨。她也不是贼。在我们这个高尚文明的社会里，女人只有三种职业，而其中两种已经被排除了。“你是个音乐家？”
“抱歉，啥？”
“歌手，”我说，“你是唱歌的吗？唱歌来谋生？”
她笑出声来，说：“别人恐怕宁愿花钱让我闭嘴。”
我往前一倾，亲吻了她的嘴唇。“那你时不时有的那些钱，”我说，“又是从哪儿来的？拜托，”我挂上自己最迷人的笑容，补充了一句，“我可什么都没瞒着你啊。”
“那好吧，”她说，“我是个女巫。”
按照常理，鉴于我被无罪释放了，我有权回官衙去，把我被捕时遭到没收的随身物品统统要回来。那些东西是我的全部家当：一件厚重的羊毛外套，旅行时穿的；一个背包，里面装了五百安吉尔金币和一本带插图的威森蒂乌斯著的《迷人花园》；更别提内衬里还缝着价值九百安吉尔的红宝石原石了。可是不知怎的，我觉得这时回去要包有点过分贪心了，而我从不敢过分贪心。现在看来，这话真是讽刺。
她又愿意和我说话了。“这样很丢人。”她说，“让我上法庭把你领回来，就像你是条走失的狗似的。我真希望你别这么做。”
“我想试试，你总不能怪我嘛。”
其实，她可以怪我。“更别说，”她继续道，“你这么做太招摇了。你明白的吧，这下我们又得换个地方从头开始。这儿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身份了。”
这话让我大笑起来。
“你懂我的意思，”她有点急了，“也清楚我不愿意高调行事。你带了多少钱？”
“反正已经一个子儿不剩了。”
她一声叹息，“你觉得梅森蒂亚怎么样？”
“我甚至不知道它在哪儿。”
“它在你能去的最靠南的地方，如果不下海的话。离这儿大约有一千二百英里。”
她去过那地方，当然，是很久以前了。天底下没有她没去过的地方。我记得我们曾经在普罗秋利斯住过一个废弃的神庙。当时我们为形势所迫，只能过一段苦哈哈的日子，那神庙就成了不错的落脚点，因为当地人没胆子进来。庙内的墙壁上涂着彩画。这画有屋顶遮挡，免受风吹日晒，却只有一小块保留了下来，其余部分早在几百年前就剥落了。我盯着壁画，然后突然意识到：我认识这张脸。真是太像了。她告诉我说，这画的应该是爱朵依亚，死亡之神。是啊，真是死亡之神，我想。
“我已经厌倦像这样四处漂泊了。”我说。
“而这都要怪谁呢？”
“况且我讨厌南方，太热了。我们为什么不换个好点儿的地方，休养一阵？”
我不喜欢满腹牢骚的自己，过去我从不抱怨。不管手上拿到什么牌，尽力打好才是正道，这一直是我的人生箴言。该弃牌时就得弃，输了便愿赌服输。当然，如今我的想法已经不同以往。
“好吧，”她说，“我们去苏利亚。”
“我宁可去死。”我说。一个路过的女人停下脚步看向我。我把嗓门压低了些，“那地方天寒地冻的，人也臭烘烘的，而且，在苏利亚我们能捞到什么好处？”
“你对苏利亚真是一无所知，那地方其实相当不错。”她一顿，“还有银矿。”
“我压根儿不在乎。我绝不愿意在矿坑里哆嗦六个星期，在冰天雪地鸟不拉屎的地方待着。”
她叹了口气。 “好吧，”她说，“那你想怎么样？”
这故事最可笑的地方在于，我真的是绅士。比绅士还高级，我其实是个正儿八经的贵族，有堂兄弟是公爵，某个豪门世家前庭的石雕拱门上还刻着我的名字呢（我是说真名）。至少，曾经刻着我的名字。我猜它早就被凿掉了。我想说的是，我的身份比我假扮的人高多了。每当我四处招摇撞骗、扮演达官贵人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自己贬低了至少五个档次。假如我突然现身某个地方、宣布自己的真实身份，没有人会相信。我假扮的那些低级官员，他们至少得装出一点儿为了生计而辛勤工作的模样。而我十二岁的时候，对他们那样的劳动人民压根儿是不屑一顾的。
我想，我是在十九岁那年正式变坏的。我母亲——上帝保佑她——本来不愿意送我上大学。知子莫若母，我想。可父亲坚持让我入学。在他看来，任何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体面青年都该读大学，拒绝去求学，无异于妄想阻止太阳从东边升起。我只好乖乖从命，后来却发现大学是个颇合胃口的好地方。倘若我生在别人家里——比方说，假如我出身贫苦，来这里是为了接受教育，而不是找个借口溜出家门——也许还能收敛脾性，学些东西。我是真的挺喜欢大学里的一些书籍，至今仍时不时地回想起当中的句子。比方说，萨洛尼努斯的《警世箴言》（这本书是我的挚爱，作者堪称旷世奇才）和欧特罗皮乌斯的《道德与政治对白》之类。然而，大多数时候我还是在酗酒赌博、寻花问柳，挥霍金钱度日。在父亲眼里，这是我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我不过是在做个孝顺儿子罢了。
只要我写信问家里要钱，父母没有不应允的，总是随封寄回斯塔门兄弟银行签发的汇票。我周围环伺着热情放荡、想钱想得眼冒绿光的小伙子，他们债务缠身，却生怕父亲叔伯发现自己败光了钱、惹了一身麻烦。可我呢，兜里的金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父亲不但不责备我腐坏堕落，反而鼓励我肆意享乐。吾儿，趁你青春年少，就该及时行乐。我那傻老爹如是说。以后有大把的时间干正经事呢。好不容易含着金汤匙出生，不好好享受，怎么对得起你这命？
他说的没错，可金汤匙造成了我的不幸。我在这里格格不入。我认识的每一个人，要么出于嫉妒恨我入骨，要么就极尽谄媚、想从我这儿捞一把金。我的外貌更是火上浇油。坦白地讲，我从来没有为了自己长得特别英俊而高兴过。漂亮的外表就和钱一样，是我无须争取、与生俱来的东西，令我人生的一切都容易得过分了。上大学的第二年，我蓄起了胡须，然而其他人纷纷赞美说，这新造型很适合我。于是我又把胡子剃掉了，免得引发一阵蓄须的风潮。
我是这样变坏的——我之所以变坏，完全是为了他人着想。事情起因如下：有个几乎算是我朋友的人（我不会透露他的名字，因为他现在是个地方长官了，货真价实的那种）找我诉苦借钱，说若我不借，某个裁缝就要写信给他父亲，把事情闹到人尽皆知。
“你需要多少？”我问他。
“四十安吉尔。”他说，“拜托，讲点义气吧。四十安吉尔对你不算什么。我见你在‘金色羽毛’一夜就能花出这么多。”
他说得很对。我俩对话时，我的上衣口袋里恰好就有这么多钱。那时，我 们正肩并肩地穿过西门，就在新神庙的南面。“办不到。”我回答。
“胡扯。真的，我已经穷途末路了。要是拿不到这么多钱，我干脆去跳河 好了。”
我叹了口气。“你个可怜虫。”说着，我开始四下寻找，想捡块砖头。
正如我先前所说，每当你需要一块砖头的时候，手边注定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只好沿着河岸往下走，在黑暗中摸索，直到我捡到一块大小重量都合适的石头。“你究竟要这玩意儿干吗？”他问。
我用厚外套的翻领把它包裹起来。“你马上就知道了。”我回答。
时值三更半夜，街头的醉鬼都已经晃悠回家，最早做生意的一批商贩又还没开张。从神圣大桥走到新神庙，我们一路上都没撞见半个活人。我回首四顾，意识到作为新手，遇上这么好的作案环境是红运当头了。我穿过蜿蜒的小巷，绕过新神庙的正门来到后门前，刻意避开了那尊象征宽容与怜悯的老旧神像。
人从来摸不清自己的脑子是怎么运转的，对吧？我猜，我一定早就注意到了神庙背后的那排窗户，潜意识里已经想到：如果有人想闯空门，那绝对是个理想的突破口。可是，搁在二十四小时前，我完全想不到自己这辈子会闯进神庙偷银子。而现在，事情竟然演变成了这样。我脱掉上衣，把裹着石头的一头砸向窗户时，他还替我抬着衣服的另一头呢。几乎没弄出多大动静。我想说明的是：在盗窃方面，我完全是无师自通，本能地弄明白了这一行的各种基本原则。你得承认，我相当聪明。
“我们到底在干吗？”他压低嗓门问，声音粗哑恐慌。
“打劫神庙啊。”我告诉他，“在这儿等着。如果有人过来，给我信号，明白？”
他瞪着我。我至今还记得他脸上的表情。当时月光透过神庙的彩画玻璃，在他脸上投下了红的、蓝的光影，令他看起来就像被严重烧伤了似的。“你疯了。”他说，“我们不能这么做。”
“看好了。”
这事再容易不过了。我爬进窗，小心翼翼不让玻璃窟窿周围的尖刺挂伤自己，然后穿过走道，来到圣坛前。我把手伸向离我最近的一套银器，但又一停顿，脑子转了起来。我差点儿就偷了三天使圣餐杯，这玩意儿可是后矫饰主义艺术的代表作，搁在帝国的哪个角落都能一眼被认出来，那样可不妙。于是，我转而在圣坛上又摸索了一阵，找到一只颇为丑陋的圣餐盘。这东西搞不好有七十年历史了，外表极普通，我把它上下摸了个遍，也没发现什么铭刻印记。按照铸成它的银子重量来算，这玩意儿大概能值四十安吉尔。我朝圣坛一鞠躬，礼貌地道了声多谢，然后转身回去，和等我的朋友汇合。
“我又该拿这玩意儿怎么办？”他问。
可怜虫。“我怎么知道？卖掉，熔掉它。”
“把它放回去吧，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们赶紧走吧。如果被逮住，我爸准杀了我不可。”
我把圣餐盘搁在地上。然后我使劲全力，一拳打在他嘴上。“打起精神来，听见没？”我轻声地说。然后我捡起盘子，我俩便回住处去了。
剩下的半宿，我一直在盘算。之后，天刚蒙蒙亮，我就出门买了把锡匠专用的剪刀。我把圣餐盘分割成了一小片一小片的方块，每块大约值两安吉尔。然后，我信步朝银匠街走去。我本能地知道该和什么样的人做交易，只需瞧瞧他们的脸就行了。
“你收这个吗？”我记得自己这样问道。
那个男人斜睨了我一眼，“你确定没人会找这玩意儿？”他问。
我耸耸肩，说：“我家有个男仆向来手脚不干净。”
他也耸耸肩，“三十安吉尔。”
“别逗我了。”
在和收购赃物的人打交道时，我一向干得不错。我想，这是因为我信任那种比起交易对象来，对财物更感兴趣的人。我时常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种人。我朝他收了四十六安吉尔，四十给我朋友，六块投给了新神庙门口的济贫箱。我本人丝毫没想从这桩买卖里捞上一星半点。反正，我不缺钱。
这次行动成果斐然，那个朋友之后再没找我借过钱。当然，他也中止了我们的友谊，但对此我不怎么介意。像他这样的人多了去了。他们纷纷求助于我，这个借二十，那个要三十；而容我自夸一下，我真是天底下最慷慨大方的人。我夜夜游荡在大街小巷间，寻找容易突破的窗户、方便进入的水管和邻居家观察不到的后门。当时我还没意识到，那阵子大概真是祖师爷赏饭，不管怎么折腾都不会坏事儿，哪怕我干活时粗心大意、目空一切。当然，这种好运有一天突然到了头。那天夜里，我小心翼翼地撬开某金匠家的窗户，却发现金匠和他儿子齐齐坐在暗处，膝头放着已经拔出鞘的剑。
至今我仍不知道自己当时中了什么邪。假如我原地不动，扮成个醉汉，假装只是在恶作剧之类，那我百分百确定我父亲能够花钱封住他俩的嘴，然后谁也不会受到伤害。然而，我傻不拉叽地抽出了惯于随身携带的刀子，触发了一场滑稽的混战。我捅伤了金匠儿子的眼睛。我可以说这事纯属意外，完全是由于三个大男人在一片黑暗中胡乱比画尖锐物体造成的。这个说法合情合理，没人能证明它不对。然而结果不止如此。金匠儿子被他父亲绊了一跤，跌倒在地，抓住我的脚踝不放。于是我杀了他。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你应该能猜到，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翻来覆去地思考这个问题，最终得出了结论：我这么做，是本性使然。让我解释解释吧。我出身名门，可那一定是老天不长眼。真的，我是个贼。我身为贵胄之子，因为杀人被逮了个现行，却只把整件事当成笑话，用老爹的钱给自己找的乐子买了单。我是个贼，在一间黑咕隆咚的店子里被人抓住了脚踝，然后杀了人。我一定事先就料到了，否则也不会一开始就拔出刀来。
我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些，是想扼杀你们可能对我错生的任何怜悯。在我经历过的遍布全世界的一长串庭审上，我每次都对审判员说：我有罪。我想，我从来都有罪。生来如此。
我们去了苏利亚。
抵达苏利亚时，我还认得这地方。十年前或者更早些，我们来过这里，当时我还从十二层楼上跳下去过。为那事，她把我沉痛地教训了一番。你以为我闲得没事干了吗？诸如此类。这种话我听过太多次，早就倒背如流了。
“好吧。”我说。我们爬出马车车厢，伸着懒腰。不必说，地上自然覆着积雪。“现在我们到了，然后呢？”
她弯下腰，翻起一块石头。什么也没有。这里地冻天寒的，昆虫没法存活。“我告诉过你，”她说，“这地方有银矿。”
我打了个呵欠，“真不得了啊。”
“我怕你无聊。”她说，“你一无聊就干蠢事。”
“我们该去仙萨尔德的。”我说，但不是真心话，“那儿有座神庙，收藏着世界各地最齐全的决心教派圣像。看守只有六个老祭司，还有一把我用玻璃片就能捅开的锁。”
她看着我一叹气。“好吧。”她说，把手里的包一扔，“你想去，我们就去。”
“算了。来都来了。”我说，“走吧，我们最好找家旅馆什么的。假如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也有旅馆的话。”
库瓦斯城其实不差。市中心早在三十年前就被帝国整体重建过了，风格千篇一律，但街道都铺了石板，还有几座相当不错的大楼。全城最好的旅馆是“正综无瑕宝钻”，很宏伟，也很昂贵，大力模仿了“城市银星”旅馆——就像一个勤勤恳恳但不识字的抄写员临摹下来的手稿。于是，我们去了“正综”旅馆。旅馆主人有点儿狗眼看人低，可我们不缺钱。他们给了我们一个位于三楼的房间，那儿的视野很不错，正好俯瞰一片锯木场。木材生意是库瓦斯的支柱产业之一。我临窗站了一会儿，沉醉在这片风景中。“我也许会喜欢这儿的。”我说。
“上床来吧。”她说。
“现在才下午。”
“拜托。”
这故事的荒谬之处在于，她真的爱我。哪怕我对她做了那些事，还企图做那么多事。苍天在上，我可是杀了她整整十六次啊。
第一次发生在坡达尔加。那时我们刚刚在一起三个月。头一个月，我们如胶似漆。这很容易理解：你偶遇了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孩，她举止优雅，在床上又够狂野，显然彻底迷上了你，丝毫不介意一起犯犯罪，还碰巧是个女巫，懂得各式各样、货真价实的魔法。我坦白，我俩在一起度过了许多欢乐时光。我不再玩诈骗游戏，而是干回了破门行窃的老本行。当然，并不需要真的破门而入，因为我的帮手能把自己变成蟑螂，从门缝里爬进屋去、打开门锁。出于报复，我们洗劫了斯塔门兄弟。一想到那场大祸后他们是如何对待我父亲的，我就永远无法原谅。那是我们头一回用上变蟑螂的招数。我给两只大麻袋塞满了金币，然后发现——万万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啊——它们太重了，我根本搬不动。傻瓜。她说，温柔地一笑，然后施了个失重咒。我再抬金子时，就和拿枕头没两样了。
那天夜里我真的很担心她。回到旅馆后，她倒床不起有将近半小时。她脸色苍白如死人，呼吸微若游丝，高烧不退，还一阵阵地呕吐。没关系的，她对我说，这很正常，我早就习惯了。变身时间不超过一分钟，就不会有事；超过一分钟的话，身体会有各种不适。我吓坏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我说，那样我就会想想别的办法了。不用，我没事，真的。她说。我早习惯了。她浑身冒汗，仿佛一块正在融化的冰。这就是我为爱做的事，她说。当时，我觉得她的爱很甜蜜。
斯塔门兄弟之后，我们又打劫了慈善银行、剑锋银行、企业家银行。钱来得太多、太容易，反而令我紧张不安。现在我们手头宽裕，应该先收手。我对她说，至少等上一阵子再说。听了这话，她笑出声来。我们这么开心，为什么要收手呢？她说。
“因为我们不需要干下去了。”我说，“已经够了。”
她看着我。“够了，”她重复了一遍，“是什么意思？什么够了？”
“钱够多了。”我说着，指了指我买来放钱的大箱子，“那里面有五千多安吉尔。”
她耸耸肩，问：“你父亲有多少钱？”
“什么？我不知道。”
“比五千安吉尔更多吗？”
“呃，更多。”
“六千？六万？六十万？”
我开始觉得烦了。“我哪里知道。”我说。
“大概估计下。”
“好吧，”我说，“如果把所有东西都算上，包括他名下的土地、房产、船只之类，差不多有五十万吧。但这是两码事。”
“真是两码事吗？”她对我微微一笑，“那才是你应得的财产数额。”她说，“你本来有权继承那么多钱的。所以，五千安吉尔根本不够，不对吗？”
“你这不是犯傻吗。”我说，“我们没法偷到五十万。用尽一辈子都不行。”
她只是对我露齿一笑。
于是我们继续行窃，将金匠、银匠、商户洗劫一空，有一回还偷了军队的 钱。自然，我们的行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人们组织起一个警备委员会，雇用了不少守卫。可是，这些可怜的傻瓜不会去留意跳蚤和蟑螂。我们填满了第四只箱子。城市长官发布了辟谣声明，否认玻达尔加正在经历严重的金币短缺，然而这等于变相承认了传言。银行出现了挤兑潮，而这又进一步证明了银行缺钱的事实。因为某些混蛋把钱偷走了。我告诉她，事到如今已经不好玩了，我们必须停手。我们搞出了一场经济危机，人民会因此受到伤害。可她只是对我露齿笑笑，然后我把拽上床。我俩几乎不花钱，也许一周只用得了三泰勒，可我们房间的地板上放着几只大箱子，里面装着全城大部分的钱。我找来一只天平，粗略地称算了一番。然后我告诉她，这儿有超过一百万安吉尔，已经是她认为全世界亏欠我的金额的两倍了。我们能收手了吗，拜托？然而，她开始嘲笑我。我伸出双手握住她的脖子，用力掐了下去。
我记得她将死之前脸是如何变青的，这画面离奇极了。她双眼往上一翻，从那一瞬起，她便不再是人，而是沦为了一件东西。这也算是种特殊的逆向魔法吧。当她完全瘫倒在我的手腕间时，我知道她已经一命呜呼了。我想，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不，是做了什么。
我想，在那一刻，没人能比我自己更震惊了。我似乎说过，自从杀死金匠的儿子后，我就不干入室行窃一类的事了。我不愿再次经历类似的处境，不想再面临杀人的风险。毕竟，我已经知道自己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来。打那以后，我就决心只干保险的勾当。不用武器，不掺和可能发生打斗的局面。可以说，有了她这个帮手，我再也不必担心那样的危险了。一切都是那么容易，那么安全。她能透视门和墙壁，所以我们总是知道屋里有没有守卫。而这会儿，我不由得吓傻了：我又杀人了。
如果手边有样尖锐的东西，我发誓我已经自杀了。事实上，我试着打碎一只陶瓷盘子，想捣鼓出一块锋利的碎片来。然而这蠢玩意儿怎么摔也不坏，哪怕我用靴子去踩也一样。我已经不配活在人世了，这是我脑子里唯一的念头。总的来说——我头脑还算清醒，能分辨后面两者的区别——我觉得比起等待卫兵出现，把我送去公审、当众处死，我还是宁愿独自度过最后的时间、享有尊严，亲手了断自己。那时的我还讲究体面。但也不是非自己动手不可。如果别无选择，以绞刑收场对我而言也是一样的。有些人可能觉得死刑过于残酷了。但我呢，我衷心地支持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