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理
“……就好像把你的大脑扔进液氮，然后砸成一万块碎片!”
我挤过在植入物商店门口消磨时间的那伙少年，他们无疑狂热地盼望能有个全息新闻采访组走过来，问他们为什么不在学校里。我经过的时候，他们假装呕吐，就好像青春期一去不返和穿得像“二分搜索”乐队成员是如此令人厌恶，甚至到了引起生理不适的地步。
好吧，也许确实如此。
店里几乎空无一人。内部装潢让我想起了录像ROM店，展示架几乎完全相同，分销商的徽标也没什么区别。各个架子上贴着标签：迷幻、冥想与疗愈、激励与成功、语言与技术能力。植入物本身的长度还不到半毫米，但都装在老式书籍尺寸的包装盒里，上面有着花哨的示意图和几句来自营销语料库或一些租来的名人的陈词滥调：“成为神!成为宇宙!”“终极洞察!终极知识!终极幻游!”甚至还有长盛不衰的“这个植入物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拿起《你是如此伟大!》的盒子，看着透明保护套上汗津津的指纹，麻木地想：要是我买了这东西，只要一用，我就会真的这么相信，无论多少相反的证据都不可能从实质上改变我的想法。我把它放回架子上，它旁边是《爱你自己十亿倍》和《瞬时意志力，瞬时致富》。
我很清楚我是来找什么的，也知道我要买的东西不会放在架子上，但我还是继续浏览了一会儿，一半是出于纯粹的好奇，另一半只是给自己一点儿时间——给我以时间重新考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给我以时间恢复理智并逃之夭夭。
《联觉》的封面是个幸福得灵魂出窍的男人，一道彩虹撞上他的舌头，乐谱刺穿他的眼球。《异类灵交》在它旁边吹嘘：“这是一种超级怪异的精神状态，就算你经历过也说不清是一种什么体验!”开发植入物技术最初是为了向商务人士和游客提供即插即用的语言技能，只可惜销量不佳。一家巨型娱乐综合企业接手后，拓展出了第一代面向大众市场的植入物：电子游戏和致幻剂的杂交体。多年来，它所提供的精神混淆和功能障碍的范围越来越广，但你只能让潮头载着你走一定的距离，过了某个关键点，继续扰乱神经不但不会让使用者享受怪异感带来的快乐，而且在恢复正常状态后，使用者几乎什么都不会记得。
接下来一代植入物被称为“公理”，其中最初的几个全都和性爱有关——显然这在技术上是最容易的起始点。我走到“色情”区，想看看有什么可供选择——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什么可供合法展示的东西。同性恋、异性恋、自慰，各种各样无害的性癖，还有身体上各种不可能的部位的色情化。我不禁想问，为什么有人会选择为他们的大脑重新接线，让他们渴望那些在正常情况下只会觉得可憎、可笑甚至干脆无聊的性活动?为了满足伴侣的要求?也许吧，尽管我难以想象会有人顺从到这种极端的程度，而且这种事也不可能广泛得足以解释市场规模。为了让他们自己性身份的一部分(若是得不到帮助，只会唠叨和溃烂)战胜他们的抑制、矛盾情绪和反感?每个人都有相互冲突的欲望，既想要又不想要同一件东西可能会让人们感到厌烦。这个我完全能够理解。
下一个架子上是形形色色的信仰流派，从阿米什派到禅宗，样样俱全(以这种方式获得阿米什人对科技的反对显然不构成任何问题，几乎所有的宗教植入物都能让使用者接受更怪异的矛盾)。甚至有一款植入物叫“世俗人本主义者”(“你将接受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但没有“犹豫不决的不可知论者”，怀疑显然没有市场。
我闲逛了一两分钟。区区五十块，我就能买回儿时信仰的天主教，尽管教会恐怕不会批准(至少不会正式批准，我很有兴趣知道一下究竟是谁在资助这个产品)。但最后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有真的受到诱惑。宗教也许能解决我的问题，但不是以我希望的那种方式——说到底，我来这儿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以我本人的方式解决问题。使用植入物不会剥夺我的自由意志;恰恰相反，它能帮助我维护我的自由意志。
最后，我鼓起勇气，走向店员。
“先生，有什么能帮助你的吗?”这个年轻人对我露出灿烂的笑容，放射着真诚的光环，就好像他真的很喜欢他的工作。我指的是发自肺腑的那种喜欢。
“我来取我特别订购的东西。”
“先生，请问您叫什么?”
“卡佛。马克·卡佛。”
他从柜台底下取出一个包裹。令人欣慰的是，它裹着不起眼的棕色包装纸。我用现金支付，我带的钱一分不多一分不少：399.95美元。交易在二十秒内就完成了。
我离开商店，筋疲力尽，解脱感和胜利感让我腿脚发软。至少我终于买到了这个该死的东西。它已经在我的手里了，不需要牵涉其他任何人，我要做的只是决定用或不用。
我朝着地铁站走了几个街区，把包裹扔进垃圾箱，但我立刻转身把它捞了出来。我经过两个武装警察，想象他们的视线从镜面头盔后面射向我，但我手里的东西完全合法。这种设备所做的，仅仅是让通过自由意志选择使用它的人拥有一种特定的信仰，政府怎么可能禁止它，而不逮捕以自然方式同样拥有这些信仰的其他人呢?实际上非常简单，因为法律不是非要彼此一致不可，但植入物制造商已经成功地说服大众，限制他们的产品就是在为思想警察铺平道路。
回到家里，我在不由自主地颤抖。我把包裹放在餐桌上，开始踱来踱去。
这不是因为艾米。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仅仅因为我依然爱着她，依然为她而哀悼，不等于我就要为她这么做。我不会用这个谎言来玷污我对她的记忆。
事实上，我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摆脱她。事情已经过去五年了，我希望不可能有结果的爱和毫无意义的悲伤停止支配我的生活。没人能为此责备我。
她在一家银行里死于一场武装抢劫。监控摄像头被关掉了，除了劫匪，所有人大部分时间都面朝下趴在地上，所以我一直没能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她肯定是动了，或者慌了，抬头张望，她肯定做了些什么;即便在我仇恨最高涨的时刻，我也无法相信她会因为有人一时兴起而被杀，不存在任何能被理解的缘由。
但我知道是谁扣动了扳机。庭审中没有泄露这一点，但警察局的一名办事员把消息卖给了我。凶手名叫帕特里克·安德森，他转为控方证人，同伙被判处终身监禁，而他的刑期减为区区七年。
我去找媒体。一个烦人的犯罪节目主持人收下了这个故事，在电波里咆哮了一个星期，用自以为是的滔滔言辞冲淡了事实，然后他厌倦了这个话题，转而去搞其他事情了。
五年后，安德森已经假释出狱九个月了。
行吧。那又能怎样?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假如有人带着这么一个故事来找我，我会非常同情但坚定地说：“忘了她吧，她已经死了。忘记他吧，他是人渣。继续过你的生活吧。”
我没有忘记她，我也没有忘记杀死她的凶手。我曾经爱过她，虽说我不确定这意味着什么，尽管理性的半个我已经接受了她死亡的事实，但另外半个我还在像被砍掉脑袋的蛇那样抽搐。处于类似精神状态下的其他人也许会把家里改造成灵堂，用照片和纪念品覆盖每一面墙和壁炉架，每天在她的坟墓上摆满鲜花，每晚醉醺醺地看以前的家庭录像。但我没有那么做，我做不到。那么做既怪诞又虚假，多愁善感总是让我们两个人都觉得恶心。我只保留了一张照片。我们没拍过家庭录像。我一年去给她上一次坟。
然而在这表面的克制之下，我脑海里对艾米之死的痴迷却在与日俱增。我不想要这种情绪，我没有选择它，我没有以任何方式培养或鼓励它。我没有保留关于审判的电子剪贴簿。别人提起这个话题时，我会转身走开。我埋头于工作，闲暇时间里读书或独自去看电影。我考虑过找个新的伴侣，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总是推迟到不确定多久以后的未来，等我重新变成人类再说。
每天晚上，整件事的所有细节都会在我脑海里盘旋。我想到了一千件我或许可以做的事情，从而阻止她遇害，从一开始就不和她结婚(为了我的工作，我们搬家来到悉尼)，到凶手瞄准她时我神奇地出现在银行里，把他按倒在地，打得他不省人事或者更惨。我知道这些幻想是徒劳的，是自我放纵，但知道不等于有用。要是我吃安眠药，这些幻想只会挪到白天，而我就完全没法儿工作了。(帮助我们的电脑一年比一年稍微有用一点儿，但空中交通管理毕竟不等于做白日梦。)
我必须做点儿什么。
报复?报复是给道德不健全的人准备的。我曾在给联合国的请愿书上签字，呼吁在全世界范围内无条件地废除死刑。我当时是认真的，现在也一样。夺走他人的生命是错误的，我从小就狂热地相信这一点。起初也许只是宗教信条，但随着我慢慢长大，抛弃了所有荒谬的空话之后，生命的神圣性是我认为值得保留的少数信仰之一。除了务实的原因之外，我一向觉得人类意识是宇宙中最令人惊叹、最近乎奇迹的神圣事物。怪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好了，怪我遗传到的基因好了，总之我无法贬低它的价值，就好像我不能相信一加一等于零。
告诉别人你是个和平主义者，他们会在十秒钟内想出一个局面，假如你不把某个人的脑浆打出来，几百万人就会在极度痛苦中死去，而你爱的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强奸和拷打(永远有个精心设计的理由，使你无法只是打伤那个无所不能、嗜杀成性的狂人)。好玩的是，一旦你承认你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杀人，他们似乎反而会更加看不起你。
但安德森显然不是一个无所不能、嗜杀成性的狂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可能再次杀人。至于他有没有可能被改造好、小时候有没有受过虐待、残忍的外表下有没有隐藏一个充满爱心和同情心的第二自我，我他妈真的一点儿也不在乎。尽管如此，我依然深信夺去他的生命是不对的。
我先买了枪。买枪很容易，而且完全合法。也许电脑没能把我申请持枪许可证和杀死我妻子的凶手获释联系在一起，也可能觉察到了联系，但判定两者不相关。
我参加了一个所谓的“运动”俱乐部，其成员每周花三小时，不干别的，只是朝着会移动的人形标靶射击。一种休闲活动，和击剑一样人畜无害。我练习一本正经地这么说。
从俱乐部的其他成员手中购买匿名弹药是非法的。这种子弹在击中目标后化为气体，不会留下能把它和特定枪支联系在一起的弹道学证据。我翻阅庭审记录，拥有这种东西的平均惩罚是五百块钱。消声器同样是非法物品，拥有消声器的惩罚与前者类似。
每天夜里我都会思前想后，每天夜里我都会得出同一个结论：尽管我做了精心准备，但我还是不会去杀人。有一部分的我想杀人，另一部分不想，但我非常清楚哪一部分更加强大。我会在余生每天做杀人的白日梦，但也知道无论多少仇恨、悲痛和绝望都不足以让我做出违背本性的事情。
我拆开包裹，以为会见到一个花哨的封面——趾高气扬的健美先生端着冲锋枪，但包装盒非常朴素，纯灰色的背景上只印着产品编码和分销商的名称：发条果园。
我通过在线邮购目录买了这东西，用的是投币式的公共电脑终端，指定由“马克·卡佛”在离我家很远的植入物商店查茨伍德分店领取。这一切都是疑心病的症状，因为这个植入物是合法物品——但这一切又都完全合情合理，因为比起购买枪支和弹药，购买这东西给我带来的紧张和负罪感要强烈得多。
邮购目录里对它的描述以“生命一文不值!”这个感叹句开始，然后以同样的语气又号叫了几句：人就是肉块。他人什么都不是，他人狗屁不如。具体说了什么并不重要，它们并不是这个植入物的组成部分。植入物不会成为我头脑里的一个声音，念叨一些我可以选择嘲笑或无视的文笔糟糕的口号;植入物也不会成为心灵中的某种教条，我可以通过语义学的诡辩来绕过它。“公理”植入物源自对活人大脑里具体神经结构的分析，而不是基于用语言表达的公理。起作用的是律令的精神，而不是文本。
我打开纸盒。里面有用十七种语言撰写的使用说明书。有一个编程器、一个装配器和一把镊子。植入物本身被封在一个塑料保护泡里，上面标着“已消毒，拆封无效”。它看上去就像一粒沙子。
我从没使用过植入物，但我在全息电视里见过上千次别人如何使用它。首先把它放进编程器，“唤醒它”，说清楚你希望它保持激活状态多久。装配器完全是给新手准备的;经验丰富的老手会把植入物放在小拇指的指尖上，然后优雅地把它塞进他们选中的一侧鼻孔。
植入物会钻进大脑，派出一群纳米机器去探索环境，与相关的神经系统建立连接，然后进入激活模式，在先前确定的那段时间里(从一小时到永远)做它该做的事情：使左膝盖能够体验多重高潮;让蓝色尝起来像是遗忘多年的母乳滋味;或者，直接构造一个大前提——我会成功、我喜欢工作、死后还有生命、没人死在贝尔森、四条腿好，两条腿坏……
我把所有东西放回纸盒里，把纸盒塞进抽屉，吞下三粒安眠药，上床睡觉。
也许只是因为懒惰，我总是偏向于做出不必让我在未来反复面对同样选项的选择。让良知经受超过一次的痛苦折磨似乎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不使用这个植入物意味着我必须在余生中日复一日地重复做出同一个决定。
也可能是我从没真的相信过这个荒唐的小玩意儿能奏效。也许我希望证明我的信念与其他人的不同，我的信念刻在某种形而上的石板上，它悬浮在区区机器不可能到达的另一个灵性空间之中。
也可能我只是想找个道德上的不在场证明——在杀死安德森的同时，依然相信这是真正的我不可能犯下的罪行。
至少有一点我敢确定。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艾米。
第二天我在黎明时分醒来。其实我根本不需要起床的，我正在休为期一个月的年假。我穿好衣服，吃早饭，然后再次打开植入物的包装盒，仔细阅读使用说明。
我打开了灭菌包装，没有什么仪式感，然后用镊子夹起那个小黑点，放进编程器的凹槽。
编程器说：“你会说英语吗?”这个声音让我想起工作中的控制塔台，低沉，但没有性别;事务性，但并不是拙劣的机器人——然而又明确无误地不是人类。
“会。”
“你想为这个植入物编程吗?”
“对。”
“请定义激活期限。”
“三天。”三天肯定绰绰有余。要是不够，我就彻底放弃。
“本植入物将在插入后持续激活三天。请确认。”
“确认。”
“本植入物已准备好使用。现在是上午七时四十三分。请在八时四十三分前插入本植入物，否则它将自行关闭，需要重新编程才能继续使用。请享用本产品，丢弃包装时请遵守垃圾分类。”
我把植入物放进装配器，然后又犹豫了，但没有犹豫多久。现在不是反复纠结的时候，我已经反复纠结了几个月，我受够了那种生活。要是再拿不定主意，我就只能去再买一个植入物来说服我使用前一个了。使用植入物不是犯罪，距离确保我一定会犯罪还差十万八千里呢。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信人类生命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但他们之中有多少个会去杀人呢?接下来的三天会揭示出我对这个信念的反应，尽管这种态度会被硬写进我的大脑，但后果远非确定。
我把装配器塞进左鼻孔，然后按下释放按钮。我只感觉到了一瞬间的刺痛。
我心想，艾米会因此鄙视我的。这个想法让我震惊，但也只持续了几秒钟。艾米已经死了，所以没有必要去假定她会有什么感受。我现在无论做什么都不可能伤害她了，不这么想才是真发疯。
我尝试监控变化的过程，但这是在和自己开玩笑。你不可能每隔三十秒就通过自省来检查一次你的道德规则。归根结底，我之所以判断我不能杀人，是基于我几十年来对自己的观察(其中大部分数据很可能已经过期)。更重要的一点，这个评估(我的自我认识)既反映了我的行为和态度，也同样是造成它们的原因——除了植入物对我大脑造成的直接改变外，植入物也打破了这个反馈循环，因为它为我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途径，让我能够做出我认为自己不可能去做的事情。
等了一阵儿，我决定喝个烂醉，借此让自己忘记显微级机器人在我脑袋里乱爬的幻象。这是个特大号的错误——酒精让我变得偏执多疑。我不太记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除了在卫生间镜子里看见自己尖叫“哈尔在违反第一法则!哈尔在违反第一法则![1]”然后吐了个昏天黑地。
午夜刚过不久，我在卫生间的地上醒来。我吃了抗宿醉药，五分钟后，头痛和恶心都过去了。我洗了澡，换上干净衣服。我特地为这次行动买了件内袋能装枪的夹克衫。
我依然无法确定那东西对我产生的效果有没有超过安慰剂。我大声问自己：“人命是神圣的吗?杀人是错误的吗?”但我无法集中精神思考我的问题，而且我发现很难相信我曾经思考过。整个概念对我来说既晦涩又复杂，就好像什么深奥的数论猜想。想到要去执行我的计划，我的胃里不禁一阵翻腾，但只是因为恐惧，而不是道德上的愤慨。植入物不会让我变得勇敢，或冷静，或义无反顾。这些品质花钱也能买到，但那就是作弊了。
我已经请私家侦探调查过了安德森。除了星期天，他每晚在苏里山的一家夜总会看场子。他住在那儿附近，通常在凌晨四点左右步行回家。我开车看过几次他住的排屋，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地方。他一个人住，有个情人，但总是在下午或傍晚去她家幽会。
我给枪上膛，把枪塞进夹克口袋，然后盯着镜子看了半个小时，确认鼓起的地方明不明显。我想喝一杯，但控制住了自己。我打开收音机，在屋里乱走，想消磨焦躁的情绪。也许夺走一条人命现在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了，但我还是有可能会丢掉小命，或者进监狱，而植入物显然无法让我对自己的命运丧失兴趣。
我太早出门，不得不兜了个大圈子消磨时间;即便如此，我在离安德森家一公里处停车的时候也还是只有三点一刻。我徒步走完剩下的路，几辆轿车和出租车从我身旁驶过，我确信我过于努力假装悠然自得，身体语言反而散发着负罪感和多疑的气息——但正常的司机不可能注意到，就算看见了也不会在乎，而我连一辆巡逻车也没见到。
我来到他家门外，附近没有藏身之处——没有花园，没有行道树，没有篱笆——但我本来就知道。我在街对面找了一座不算正对安德森家的屋子，坐在门前台阶上。要是屋主现身，我就假装喝醉了，跌跌撞撞地离开。
我坐在那儿等待。这是个温暖而安静的普通夜晚，尽管是晴天，但城市灯光使得天空灰蒙蒙的，看不见星星。我反复提醒自己：你不是非要这么做，你不是非要经历这一切。所以我为什么不走呢?想要从一个个不眠之夜中解脱出来?这个想法很可笑。毫无疑问，假如我杀了安德森，这件事会像我对艾米之死的无能为力一样永远折磨我。
我为什么不走呢?其实和植入物毫无关系。植入物顶多只是中和了我的疑虑，它无法迫使我做任何事情。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最终，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个诚实的问题。我必须接受一个不愉快的事实，那就是我诚心诚意地想杀了安德森，无论我多么厌恶这个念头，要想忠于自己，我就必须这么做——假如不这么做，那就是虚伪和自欺欺人。
还有五分钟到四点，我听见脚步声在街上回荡。我扭头望去，希望来的是其他人，或者有朋友陪着他，但来的就是他，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我等他走到他离前门和我离前门一样远的时候，起身走了过去。他扫了我一眼，没有理睬我。纯粹的恐惧突然震撼了我——自庭审后我就没再见过他，我已经忘了他的身体有多么强壮。
我必须强迫自己放慢脚步，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比我预想中更早从他身旁走过。我穿的是橡胶底的轻型运动鞋，他穿的是沉重的皮靴，但我过街掉头走向他的时候，我无法相信他竟然没有听见我的心跳声，也没有闻到我的汗臭味。离门口还有几米的时候，我刚掏出手枪，他扭头向后张望，脸上带着淡然的好奇表情，像是以为会见到一条狗或被风吹过来的垃圾。他转身面对我，皱着眉头。我站住不动，用枪指着他，无法开口说话。最后是他打破了寂静：“你他妈要什么?我钱包里有两百块，裤子后袋。”
我摇摇头。“开门，然后用双手抱住头，踢开门。别想着把我关在外面。”
他犹豫片刻，然后照我说的做了。
“现在走进去，双手继续抱头。走五步，就这么多。大声数给我听，我就在你背后。”
他数到四的时候，我打开了门厅里的灯开关，摔上背后的门，砰然巨响吓得我一抖。安德森就在我前方，我突然觉得我落入了陷阱。他是个凶狠的杀人犯，我从八岁以后就没朝别人动过拳头。我真的相信这把枪能保护我吗?他的双手抱着头部，胳膊和肩膀上的肌肉在衬衫底下高高隆起。我应该立刻朝他的后脑勺开枪。这是处决，不是决斗;要是我在乎荣誉之类的稀奇玩意儿，就该空手而来，然后被他徒手撕成碎片。
我说：“左转进去。”左边是会客室。我跟着他进去，打开照明灯。“坐下。”我站在门口，他坐在房间里唯一的椅子上。有一瞬间，我觉得头晕，视野似乎在倾斜，但我不认为是我动了，也不认为我腿脚发软或站立不稳;假如真是那样，他多半会扑上来制服我。
“你要干什么?”他问。
我不得不仔细思考这个问题。我成千上万次地幻想过这一幕，但我不记得任何细节了——不过我记得我总是认为安德森会认出我来，然后立刻开始找借口试图解释。
最后我终于开口：“我要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杀死我的妻子。”
“不是我杀的，是米勒杀了你的妻子。”
我摇摇头。“不是这样的。我知道实际情况，警察告诉了我。别浪费时间骗我了，因为我知道。”
他茫然地盯着我。我想失控尖叫，但我觉得，尽管拿着枪，但失控和尖叫会让我显得可笑，而不是凶恶。我可以用枪砸他，但事实是我不敢接近他。
于是我朝他的脚开了一枪。他惨叫，咒骂，然后俯身查看伤口。“浑蛋!”他从牙缝里说，“去死吧!”他抱着脚前后晃动身体，“我要拧断你脖子!我要宰了你!”伤口透过他靴子上的窟窿流出少许鲜血，但和电影里比起来算不了什么。我听说过即刻蒸发弹有灼烧止血的作用。
我说：“告诉我，你为什么杀死我的妻子。”
他看上去并不害怕，而是气恼和厌烦，但他扯掉了无辜的伪装。“就那么发生了呗，”他说，“就是那种自己发生的事情。”
我摇摇头，很生气。“不。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
他像是想脱掉靴子，但想了想又放弃了。“抢劫出了岔子。银行金库有定时锁，柜台几乎没现金，整件事都一塌糊涂。我不是存心开枪的。事情就那么发生了。”
我又摇摇头，难以确定他真的是个白痴还是他在拖延时间。“别说什么‘就那么发生了’。为什么会发生?你为什么会那么做?”
挫折感是共通的。他抬手捋头发，对我怒目而视。他在出汗，但我不确定是因为疼痛还是恐惧。“你想要我说什么呢?我失控了，可以了吧?情况一团糟，我失控了，而她刚好在场，可以了吧?”
眩晕感再次袭来，但这次没有很快退去。现在我明白了，他没有装傻，他说的就是真相。工作不顺心的时候我偶尔会砸碎咖啡杯。有一次和艾米吵架后，我甚至(非常惭愧)踢过一脚我们的狗。为什么?我他妈失控了，而她刚好在场。
我瞪着安德森，感觉自己在傻笑。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我理解了。我理解了我对艾米的一切感受之中的荒谬性——我的“爱”，我的“悲痛”。全都是个笑话。她只是一块肉，她什么都不是。过去五年的痛苦刹那间烟消云散，解脱感让我沉醉。我举起双臂，缓缓转圈。安德森一跃而起，向我冲来。我朝着他的胸口打光了所有子弹，然后在他身旁跪下。他死了。
我把枪塞进夹克内袋。枪管热乎乎的。我记住了垫着手帕开门。有半个我以为外面会围着一群人，但开枪当然没有发出声音，而安德森的威胁和咒骂也不太可能引来关注。
一辆巡逻车在一个街区外拐弯处出现。它在接近我的时候几乎停了下来。我在经过巡逻车的时候直视前方。我听见引擎空转的声音，车随后停了下来。我继续向前走，等待有人喊话，命令我站住。我心想：要是他们搜我的身，发现那把枪，我就认罪。没必要延长痛苦的时间。
引擎重新发动，突突运转，巡逻车随后呼啸而去。
也许我不是那种显而易见的嫌疑人。我不知道安德森出狱后都参与了什么勾当，也许有成百上千的其他人有更好的理由要宰了他，也许等警察询问完他们，会想起来问问我那天夜里在干什么。但一个月似乎漫长得有点过分了。换了谁都会认为警察根本不在乎他的死活。
聚集在门口的还是那么一群年轻人，光是看见我似乎就足以让他们觉得恶心了。我不知道时尚和音乐烙印在他们大脑上的偏好会不会在一两年后褪色，还是说他们已经宣誓终生效忠。但无论如何，都不值得我花时间深思。
这次我没有浏览展架，而是毫不犹豫地走向柜台。
这次我很清楚我究竟要什么。
我想要的是我那晚的感受：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认为艾米的死(更不用说安德森那条命了)根本无关紧要，并不比一只苍蝇或一只变形虫的死更加重要，也不比摔碎一个咖啡杯或踢一条狗更加严重。
我的一个错误是以为我获得的洞见会在植入物停止运转后直接消失。但它没有。困惑和疑虑遮蔽了它，信仰和迷信的荒谬甲胄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它，但我依然记得它带给我的平和心态，依然记得喜悦和解脱感像洪水似的涌来，我希望它能回来。不是仅仅三天，而是我的整个余生。
杀死安德森不是诚实，不是“忠于自我”。忠于自我意味着我必须接受相互矛盾的所有欲望，忍受脑海里的诸多声音，接受惶惑和疑虑。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品尝过确定性给我带来的自由，我发觉没有它就活不下去了。
“先生，有什么能帮助你的吗?”售货员的笑容来自心灵最深处。
当然了，有一部分的我依然认为即将去做的事情令人厌恶到了极点。
没关系。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的。
[1] 哈尔是《2001：太空漫游》中背板人类的人工智能，它违反了机器人第一法则：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坐视人类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