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
“我保证，我能让你们的孩子成为天才。”
萨姆·库克(医学学士、理学学士、医学博士、哲学博士、工商管理硕士、澳洲皇家内科医学院荣誉院士)把他极度自信的目光从安吉拉转向比尔，然后又转回来，像是在问他们敢不敢反对他。
末了，安吉拉清了清喉咙，说：“怎么做?”
库克从抽屉里取出夹在有机玻璃片之间的一小块人类大脑。
“知道这是谁的大脑吗?我让你们猜三次。”
比尔突然觉得很恶心。他不需要猜三次，但他没有开口。安吉拉摇摇头，不耐烦地说：“不知道。”
“当然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头脑了。”
比尔俯身凑近它，惊愕但着迷地问：“怎、怎、怎么可、可、可——?”
“怎么可能落在我的手里?嗯哼，1955年做尸检的那家伙很有生意头脑，在火化前切出大脑作为纪念品。可想而知，各种团体轰炸似的向他索取切片进行研究，于是在接下来的那些年里，那颗大脑被切成碎片，散落在世界各地。过了一段时间，谁拥有什么的记录遗失了，因此大部分碎片实际上已经遗失，但几件样本几年前出现在休斯敦的拍卖会上，一同拍卖的还有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的三段大腿骨，我猜有人正在变现收藏品。可想而知，我们‘人类潜能’公司参与了一块主要皮质的竞拍。五十万美元，我不记得平均每克多少钱了，但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秘密，胶质细胞。”
“胶什么——?”
“它们组成了支撑神经元的结构性矩阵。它们还拥有几种科学家尚未完全理解的积极功能，但我们知道，分配给一个神经元的胶质细胞越多，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就越多;而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越多，大脑就越复杂和强大。到现在都还能听懂吧?很好，这个组织，”他举起那块样本，“每神经元的胶质细胞比普通呆小症患者大脑里的高百分之三十。”
比尔的面部肌肉忽然失控，他扭过头，轻轻地发出痛苦的声音。安吉拉抬头扫视墙上那一排裱好的资格证书，发现其中有几张来自黄金海岸的一家私立大学，但那家学校在十几年前就破产倒闭了。
想到要把她未出生的孩子交给这个男人，她依然有点不安。他们参观了人类潜能公司在墨尔本的总部，见到的情形蔚为壮观。从精子库到产房，所有硬件无疑都非常光鲜，掌管着几百万美元一台的超级计算机、X射线晶体学设备、质谱仪和电子显微镜的那些人也肯定都是内行。但是，当库克向他们展示他最宠爱的项目时，疑虑从她的心中升腾而起：三条小海豚，它们的DNA里嫁接了人类基因。(“我们品尝过失败的滋味。”他坦言，然后叹了口气，像是进了什么味觉的天堂。)目标是改造海豚的大脑生理结构，让它们能够掌握人类语言和“人类思维模式”。严格地说，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但库克无法向她解释这些动物为什么只能用打油诗交谈。
安吉拉怀疑地打量那块灰色的大脑切片。“你怎么能确定事情就这么简单?”
“我们当然做了大量实验。我们定位到了编码胶质细胞与神经元比例的生长因子的基因。我们能控制这个基因打开的程度，从而控制合成多少生长因子，进而控制最终的比例。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尝试过每次百分之五地降低这一比例，平均而言，这会造成智商下降二十个点。因此，根据简单的线性外推，假如我们把这个比例提高百分之两百——”
安吉拉皱眉道：“你们蓄意制造出智力低下的儿童?”
“放轻松。是他们的父母自己想要奥林匹克运动员，那些孩子不怕缺那二十个点，事实上，智商低反而能让他们更好地适应训练。另外，我们喜欢平衡。一边提高，另一边就降低，这样才公平嘛。而且我们的生物伦理学专家系统也说这完全没问题。”
“你想从尤金身上拿走什么?”
库克露出受伤的神情。他表演得很出色;他那双棕色的大眼睛(以及他的职业成就)帮他登上了十几本杂志的漂亮封面。“安吉拉，你们的病例非常特殊。为了你，还有比尔——还有尤金——我将会打破所有规定。”
比尔·库珀十岁那年，他存了一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一张彩票。一等奖是五万块。他母亲发现后(无论他干什么，她都会发现)，平静地说：“你知道赌博是什么吗?赌博是一种税，智商税，贪婪税。也会有一部分钱随机换手，但净现金流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而去：政府、赌场经营者、场外庄家、犯罪集团。就算你真的赢了，也不可能赢过他们，他们依然会分到应得的份额。你赢的是所有颗粒无收的失败者，就这么简单。”
他讨厌她。她没有拿走那张彩票，也没有惩罚他，她甚至没有禁止他继续这么做——她只是简单地陈述了她的观点。唯一的问题在于，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十岁儿童，他根本没听懂她的一半用语，他连准确地评估她的论点都做不到，更不用说反驳了。她居高临下地教育他，相当于用权威的声音宣布：你是愚蠢、贪婪和错误的——他沮丧得险些哭了，而她在保持冷静和通情达理的同时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彩票连一分钱都没赢到，他也没有再买过第二张。八年后他搬出父母家，在社会保障局找到一份数据录入员的工作，这时的政府彩票已经被一种新的诡计取代：参与者在奖券上勾选数字，希望他们的选择能符合一台机器吐出的小球上的数字。
比尔意识到这个改变是个奸诈的阴谋，旨在向不懂统计学的大众低声暗示，他们现在有机会试用“技巧”和“策略”来提高获胜的可能性了。他们不再受到彩票上不可改变的数字的控制，而是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小方格里打叉，爱怎么选就怎么选!拥有控制权的假象会带来更多的玩家，从而制造更多的利润。这他妈真是糟透了。
这种游戏的电视广告是他从未见过的最粗俗和最让人想吐的东西，钞票像瀑布似的浇在傻笑的白痴身上，他们拙劣地假装兴奋，啦啦队在旁边挥舞绒球，俗气的特效点亮屏幕。游艇、香槟、带司机的豪车的画面穿插其中。他真的都快呕出来了。
但是，这把叉子还有第三个尖头。电台广告没这么空洞，而是描述了暴富之后报复欺压者的美妙场景：驱逐你的房东，裁掉你的老板，买下不让你进门的夜店。对愚蠢和贪婪的玩弄双双宣告失败，这个手段触动了一条易感的神经。比尔知道他受到了操控，但他无法否认，想到要在未来四十二年里对着显示器打字(或者做日新月异的科技要求底层办事员做的烂事，前提是他没有被彻底淘汰)，把大部分薪水花在房租上，甚至没有无穷小的逃脱机会，这样的前景实在令人无法忍受。
因此，尽管道理他都明白，但他还是屈服了。他每周填一张奖券，缴他的费。但他认为这不是贪婪税，而是希望税。
安吉拉是超市收银员，教顾客把电子支付卡放在哪儿，在扫描器找不到商品条码时转动瓶罐和纸盒(日立公司制造了能自动完成这个任务的机器，但美国国防部偷偷地买光了所有现货，企图阻止其他国家掌握这种机器使用的模式识别软件)。无论有多少人排队，比尔总是带着他的杂货去她的柜台结账，有一天他终于克服了他的病态羞怯，请她出去约会。
安吉拉并不介意他的结巴和他的其他问题。没错，他在情感方面简直是残疾人，但他还算英俊，表面上挺和善，而且过于内向，不可能暴力或苛刻。他们很快就开始定期约会，进行糟糕但还算令人愉快的行为，总之主旨是尽量不在两人之间转移人类或病毒的遗传物质。
但是，再多的乳胶也不可能阻止性亲密把钩子插进他们大脑的其他部位。两人一开始都没想到这段情缘能够持续下去，然而几个月过去，没有任何因素驱使两人分开，他们对彼此的欲望不但没有消减，反而在越来越多的方面习惯于(甚至喜欢)对方的外表和行为。
这样的耦合效应有可能是纯粹随机的，也有可能可以追溯到个性形成期的经验，还有可能最终反映了他们显性表达的一些基因结合的过往优势，究竟是什么，我们难以确定。也许三个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所贡献。总之，他们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增长，直到结婚看上去比脱钩简单得多，而且一旦接受了这个事实，结婚就变得和青春期或死亡一样自然而然了。尽管比尔与安吉拉祖先的后代活得挺好，而且成功地完成了繁殖，但这个问题现在完全是纸上谈兵——这对夫妻的收入总和徘徊在贫困线上下，生儿育女只是痴心妄想。
时间一年年过去，信息革命还在继续，两人原先的工作全都消亡了，但他们依然勉强保住了工作。光学字符阅读器取代了比尔，但他升职当上了电脑操作员，也就是给激光打印机换硒鼓、解决卡纸问题。安吉拉成为监督员，也就是店内侦探。盗窃商品已经变得不可能了(超市现在摆满了刷卡操作的售货机)，她的存在是为了阻止破坏和抢劫(真正的保安开销更大)，并且协助顾客搞清楚该按什么按钮。
与此相反，他们与生物科技革命的第一次接触既是自愿的，也是有益的。两人天生都是粉色皮肤，晒太阳后不但不会变黑，反而会变得更红，他们都通过科技手段获得了深黑色略偏紫的皮肤;一种人造逆转录病毒把基因片段插进他们的黑色素细胞，从而提高了黑色素的合成和转移。这种治疗虽说也符合时尚，但价值远不止美观;由于南极臭氧空洞已经扩展到了覆盖几乎整块大陆，澳大利亚本已世界第一的皮肤癌患病率又增加了三倍。化学防晒霜既容易弄得到处都是，效率也不见得高，而且日常使用还会造成不怎么好的长期副作用。没人想在炎热且越来越热的气候下把自己从手腕严严实实地裹到脚踝，况且在两代人最大限度地暴露皮肤之后，重归类似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着装风格在文化上实在难以接受。小小的审美转变无疑是最容易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推崇能晒多黑就晒多黑，还有承认天生白皮的人也可以变成黑人。
当然了，争论也还是免不了的。多疑的右翼团体(几十年来一直声称他们的种族主义“有逻辑地”建立在文化排外主义上，而不是像肤色这么琐碎的小事)大肆宣扬阴谋论，将这种不具备传染性的病毒称为“黑死病”。少数政客和记者企图找到办法利用人们的不安而又不显得太傻，可惜他们全都失败了，最终纷纷闭嘴。新黑人开始出现在杂志封面上、肥皂剧里和广告中(原生黑人觉得既好笑又生气，因为他们依然无法出现在这些地方)，而这个潮流还在加速。有人游说政府，想要禁止这么做，但找不到符合逻辑的立论根据：因为没人被迫变成黑人——甚至还有一种病毒可以剪除嫁接的基因，供改变了主意的人使用——而且国家在健康保护支出方面还节省了海量的资金。
有一天，比尔在上午十点左右走进超市。他看上去魂不守舍，安吉拉还以为他被抢劫了，要么就是死了父母，甚至刚刚得知他患上了不治之症。
他事先想好了要说什么，几乎毫不犹豫地一口气吐了出来：“咱们昨晚忘了看开奖，”他说，“我们赢了四千七百万……”
安吉拉打卡下班。
他们义务性地做了一次环球旅行，同时建造了一座简朴的屋子。他们资助了亲戚朋友几十万澳元(比尔的父母连一分钱都不肯要，但他的兄弟姐妹和安吉拉的家人拿得毫无顾虑)，剩下的钱依然超过四千五百万。购买他们真心想要的消费品并不能让这笔钱显著减少，而两人对镀金劳斯莱斯、私人喷气机、凡·高画作和钻石都没什么兴趣。他们分出一千万做最稳妥的投资，就足以过上奢华的生活，是拿不定主意而不是贪婪让他们没有立刻把差额捐给值得帮助的事业。
在一个政治、生态和气候灾难肆虐的世界上，可以做的事情多得数不胜数。哪个项目最值得他们的赞助呢?拟建的喜马拉雅水电工程?因为它能让孟加拉国不至于被因温室效应而涨水的洪泛河流淹没?为非洲北部的贫瘠土壤改良更耐旱的作物?从跨国农业公司手中买回巴西的一小部分土地，它就可以在种植而不是进口粮食的同时减少外债了?想办法降低本国原住民依然高企的婴儿死亡率?三千五百万澳元能够实打实地帮助这些事业中的任何一项，但安吉拉和比尔过于担忧他们能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因此一再推迟做出决定，时间就这样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地过去。
与此同时，由于摆脱了财务方面的约束，他们开始尝试生儿育女。两年的徒劳无功之后，他们最终开始寻求医学帮助，医生说安吉拉对比尔的精子产生了抗体。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两人都不是真正的不育症患者，他们可以提供配子制造试管婴儿，而安吉拉可以怀孕生产。唯一的问题在于，谁来实施这一整套程序呢?
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金钱能买到的最优秀的生育专家。
萨姆·库克是最优秀的，至少也是最广为人知的。过去这二十年间，在多胚胎植入早已不再是确保成功的必要条件之后，他还一直在帮助不孕不育的女性一次生下多至七名婴儿(媒体不肯为五胞胎以下的案例竞争独家报道权)。他的同侪拍马也赶不上他在质量控制方面的名声。他精通分子生物学，就像他精通妇科、产科和胚胎学。
正是质量控制让这对夫妻的计划变得更加复杂。为了办理结婚证，他们把血样送去检验，一名普通的病理学家只筛查了一些极端病症，如肌肉萎缩症、囊性纤维化和亨廷顿氏病等。人类潜能公司装备了最新的所有探查手段，比普通机构彻底千百倍。结果他们发现，比尔携带的基因使他们的孩子容易患上抑郁症，而安吉拉携带的基因可能让孩子患上多动症。
库克向他们列举各种选项。
一个解决方案是使用所谓的TPGM，也就是第三方遗传物质。人类潜能公司用的绝对不是什么陈年垃圾货，他们拥有大量诺贝尔奖获奖者的精子;尽管没有相应的卵子——采集卵子要困难得多，而且大部分获奖者在获奖时都早就过了六十岁——但备有血液样本，实验室可以从血液中提取染色体，用人工手段将二倍体转为单倍体，然后插入安吉拉提供的卵子。
另一个解决方案则昂贵得多，他们可以坚持使用自己的配子，用基因疗法来纠正偏差。
他们讨论了两个星期，但做出选择并不困难。TPGM所生孩子的法律地位依然是一团糟——哪怕在澳大利亚的各个州，一团糟程度都只是略有不同，更不用说在各个国家了——另外，只要有可能，他们当然都希望有个在生物学上属于自己的孩子。
他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安吉拉解释完上述原因之后，向库克透露了他们的财富规模，这样库克就不需要为了经济原因考虑偷工减料了。他们一直没有公开他们就是大奖的获得者，但这个人即将为他们创造奇迹，向他隐瞒任何秘密似乎都是不应该的。
库克对他们说出的秘密泰然处之，然后祝贺他们做出了明智的决定。但他抱歉地补充道，由于他对他们的财务情况一无所知，他有可能误导了他们，使他们对他能够提供的服务产生了有限的看法。
他们既然已经选择了基因疗法，怎么会不全心全意地投入呢?把一个孩子从失调中拯救出来，为什么又要用平庸来诅咒他或她呢?而他们明明可以做得更多更好。他们有钱，人类潜能公司有设施和技术，创造一个真正的超凡儿童根本不在话下：聪明、有创造力、魅力四射。相关的基因多多少少都已经被确定了，而适时注入研究资金——比方说两三千万澳元——能够非常迅速地厘清头绪。
安吉拉和比尔交换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眼神。三十秒之前，他们还在说一个健康的正常婴儿。现在对方赤裸裸地对他们的钱袋子打起了主意，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库克只当没看见，继续说了下去。当然了，这么一笔捐赠必须得到纪念，公司会把大楼内的L. K. 罗宾逊/玛格丽特·李/杜恩赛德扶轮社实验室改名为安吉拉与比尔·库珀/L. K. 罗宾逊/玛格丽特·李/杜恩赛德扶轮社实验室，并通过合同确保在此项研究产出的所有科学论文和媒体稿里提及他们的慈善事业。
安吉拉憋笑憋得咳了起来，比尔盯着地毯咬住腮帮子。想到要加入这座城市令人厌恶、热衷于自我推销的慈善名流行列，两人都觉得这个前景和吃自己的粪便一样诱人。
但是，叉子还有第三个尖头。
“这个世界，”库克说，突然变得严肃和阴郁，“是个烂摊子。”两人傻乎乎地点头，依然在强忍笑意——他们完全同意，心想医生现在是不是要劝他们干脆别养孩子了。“这颗星球上的生态系统不是已经被推平，就是正在死于污染。气候变化超过了我们改造基础设施的速度。物种大批消失，人们在饿肚子。过去十年内死于战争的人比上个世纪加起来的都多。”两人再次点头，这次端正了态度，但话题的突然转向依然让他们摸不着头脑。
“科学家在做他们力所能及的所有事情，但这还远远不够。政治家的处境也一样。非常可悲，但也不足为奇：他们与害得我们陷入这个烂摊子的那些人只隔了一代。我们能指望什么样的孩子来避免、来消除——来彻底超越——他们父辈的错误呢?”
他停顿片刻，然后突然露出近乎神圣的灿烂笑容。
“什么样的孩子呢?一个非常特殊的孩子。你们的孩子。”
20世纪末，分子优生学的反对者能依赖的武器基本上只有一件，那就是指出当代趋势与历史上的下作行径之间的相似性：19世纪以颅相学和面相学为首的伪科学，被发明出来就是为了支持关乎种族和阶级差异的偏见;纳粹有关种族优劣的意识形态，直接结果就是大屠杀;激进的生物学决定论思潮基本上限制在学术期刊的纸面上，但因为企图让种族主义成为科学承认的事实而臭名昭著。
然而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种族主义的色彩逐渐褪去。基因工程催生了大量对人类极为有益的新药和疫苗，几十种曾经棘手且往往致命的基因疾病也有了治疗方法，偶尔甚至能被治愈。宣称分子生物学家(就好像他们万众一心似的)妄图创造一个属于雅利安超人[1]的世界(就好像这是唯一有可能滥用科技的方向)，这简直荒谬得可笑。利用过往恐惧来夸夸其谈的人们失去了弹药。
到了安吉拉和比尔考虑库克提议的这个时代，占据优势的言论几乎与十年前的风潮刚好相反。践行者称颂现代优生学为反对种族主义神话的力量。个体的遗传特征才是最重要的，需要按照其价值进行“客观”评估，而曾被称为“种族特性”的历史特征组合不再受到现代优生学家的关注，正如国境线之于地质学家。谁会反对降低能够致残的基因疾病的发生率呢?谁会反对降低下一代对动脉硬化、乳腺癌和中风的易感性，提高他们对紫外线、污染和压力(核辐射沉降物就更不用说了)的耐受性呢?
至于培育一个超级出色的孩子，让他/她来解决全世界的环境、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么高的期待未必能够成真，但试试看又有什么不好呢?
但话虽如此，安吉拉和比尔想到要接受库克的提议，依然心存警觉，甚至隐约有一丝负罪感，而他们也不太清楚这是为什么。是的，优生学仅限富人享受，但几百年来最尖端的医疗进展也是如此。没人会仅仅因为世上大多数人无力支付费用就拒绝接受最新的手术或药物治疗。他们的逻辑是，他们的光顾能够帮助缩短那漫长而缓慢的转化过程，让每一个人的孩子都能享受广泛的基因治疗。好吧……至少是最富裕的国家的中上阶层的每一个人。
他们回到人类潜能公司。库克陪同两位VIP参观各种设施，向他们展示会说话的海豚和大脑皮层的切片，但两人还是没有被说服。于是他给了他们一张问卷让他们填写，请他们描述他们想要的孩子的规格，他说，这也许能让他们的选择变得更加具体。
库克扫了一眼表格，皱起眉头。“你们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
比尔说：“我、我、我们不——”
安吉拉让他别说了。“我们想把一些细节留给概率。有问题吗?”
库克耸耸肩。“技术上当然没有。只是觉得有点儿遗憾，你留白的一些特性有可能对尤金的人生历程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这正是我们选择留白的原因。我们不想安排好所有的细节，不给他留下任何空间——”
库克摇摇头。“安吉拉呀安吉拉!你看问题的角度不对。拒绝做出决定并没有给尤金以人身自由，而是在剥夺他的自由!放弃责任不会让他有能力为自己选择什么，却可能让他受困于未必理想的特性。咱们来过一遍这些没有回答的问题吧?”
“好的。”
比尔说：“也许概、概、概率也是自由的一、一、一部分。”库克没有理会他。
“身高。你们真的一点儿也不关心他的身高吗?你们俩都远低于平均水平，所以你们肯定认识到了身高造成的劣势。你们难道不希望尤金过上更好的日子吗?”
“体形。我跟你们实话实说，你是超重的，而比尔相当瘦弱。我们可以给尤金一个先发优势，帮他拥有社会最认可的那种体形。当然了，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生活方式，但我们可以影响他的饮食和运动习惯，比你能想象的有用得多。我们可以让他喜欢或不喜欢某些食物，可以让他对运动中产生的内啡肽具有最高的敏感性。”
“阴茎长度——”
安吉拉怒目而视。“这是最微不足道的——”
“你这么认为?最近对哈佛商学院两千名男性毕业生的调查显示，阴茎长度和智商对预期年收入的影响程度相当。”
“面部骨骼结构。最新的群体动力学研究表明，前额和颧骨在决定个人能否占据主导地位方面都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我会把研究结果发给你一份的。”
“性取向——”
“他当然可以——”
“自己决定?非常抱歉，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证据非常确凿：性取向在胚胎中由几个基因的相互作用决定。听着，我对同性恋没有任何意见，但这个取向很难算是一种祝福。对，人们永远能列举出著名的同性恋天才，但这是个有偏见的样本集;因为我们只听说过成功者。”
“音乐偏好。事实上，我们只能粗略地影响这东西，但你不能低估它的社交优势……”
安吉拉和比尔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但他们的心思都没放在电视上。正在播放的是国防部的一个超长广告，音乐振奋人心，喷气式战斗机的对称编队引人入胜。最新的私有化法案意味着每一个纳税人都可以指定他或她的所得税如何在政府机构之间分配，而政府机构反过来可以随意在收入中划出一定的比例，用于投放旨在吸引更多资金的广告。国防部过得不错，社保局正在裁员。
和库克的最近一次会面没能消除他们内心的不安感，但由于缺乏靠得住的理由来支持他们的情绪，他们觉得应该对不安感置之不理。库克在所有论点上都能拿出靠得住的理由，一切都基于最新研究;要是没有至少一打无懈可击的论点，且每个论点都有《自然》杂志上的最新科研报告作为支持，他们怎么可能理直气壮地去找他取消计划呢?
他们甚至无法确定这种不安感的来源，从而让自己安心。也许他们只是害怕尤金注定会带给他们的名声。也许他们已经开始嫉妒儿子那尚不可知但不可避免的伟大成就了。比尔隐约怀疑这整件事等于是在敲掉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好大一块根基，但他不知道该如何用语言形容，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安吉拉。他怎么能够承认，就他个人而言，他并不想知道基因能从多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呢?他怎么能够坦白，他宁可拥抱足可安慰心灵的神话——不，别管什么委婉语了，他宁可去听直白的谎言，也不愿面对沉痛的真相：人类可以像汉堡包一样按需定制?
库克向他们保证，他们不需要担心如何培养这个初生的天才。他可以安排孩子插队进入加利福尼亚最优秀的婴儿大学，尤金在那儿会和诺贝尔奖获奖者TPGM相互杂交出的神童一起，听着贝多芬音乐伴奏的康德哲学做刺激大脑发育的婴儿体操，午睡时顺便学习大统一场理论。当然了，最终他会超越在基因上劣于他的同学和仅仅只是聪明而已的教师，但到时候他肯定已经能够指导他自己的教育了。
比尔搂着安吉拉，思考比起直接把几百万澳元投向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或爱丽斯泉，尤金对人类的贡献会不会真的更高。另外，他们能够接受在余生中成天琢磨尤金有可能为这颗垂死的星球创造什么奇迹吗?光是想一想就已经令人难以忍受了。他们只能缴纳希望税。
安吉拉开始脱比尔的衣服，他也开始脱她的衣服。两个人没有交谈，他们都知道今夜是安吉拉的生理周期中最适合受孕的时间。尽管有抗体作梗，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在祈盼自然受孕的那些年里养成的习惯。
电视里的激昂音乐戛然而止。军武画面淡出，变成雪花纹，一个八岁左右的男孩出现在屏幕上，他眼神悲伤，静静地说：“母亲、父亲，我欠你们一个解释。”
男孩背后只有一片空荡荡的蓝天。安吉拉和比尔瞪着屏幕，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徒劳地等待画外音或字幕来说明画面的背景。男孩的视线与安吉拉的视线相遇，她立刻知道他能看见她，也知道了这个孩子是谁。她抓住比尔的手臂，震惊使她头晕目眩，但同时也高兴得无以复加，她轻声说：“是尤金。”
男孩点点头。
惊恐和困惑一时间吞噬了比尔，但为人父母的自豪感随即油然而生，他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话：“你发明了时、时、时间旅、旅行!”
尤金摇摇头。“不。假设你把胚胎的基因图谱输入一台电脑，而这台电脑能构建出这个生物体成熟后的模拟外表，虽然不牵涉到时间旅行，但可以从多个方面揭示出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在这个例子里，用来进行外推计算的所有设备现在都已经存在，但假如合适的设备——复杂得多的某种设备——存在于可能存在的未来，那么同样的事情就也有可能发生。作为一种数学图景，我们不妨假定这个可能存在的未来拥有切实的真实性并正在影响其过去，就像为了方便起见，我们通常在几何光学里假定镜像是存在于制造镜像的镜子背后的真实物体，但它毕竟只是一种图景。”
安吉拉说：“所以由于你有可能会发明这么一个设备，我们能够看见你，和你说话，就好像你正在从未来和我们交谈?”
“对。”
夫妻俩交换了一个眼神。他们的疑虑就要画上句号了!现在他们可以搞清楚尤金究竟会为这个世界做出什么贡献了!
“既然你在未来和我们交谈，”安吉拉小心翼翼地问，“你打算告诉我们什么呢?你逆转了温室效应?”尤金悲伤地摇摇头。“你让战争成了过去时?”不。“你结束了一切饥馑?”不。“你发明了癌症的治疗方法?”不。“那你做了什么?”
“怎么说呢?我找到了通往涅槃的道路。”
“什么意思?长生不老?永恒喜乐?地上的天堂?”
“不。涅槃，所有欲望的消亡。”
比尔吓得半死。“你、你、你不是在、在说种、种、种族灭绝吧?你不、不会消、消、消灭——”
“不，父亲。那么做很容易，但我绝对不会去做这种事情。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另外，死亡只是个不完美的解决手段，它无法抹掉已经存在的事物。涅槃则是从未存在过。”
安吉拉说：“我不明白。”
“我的或然存在影响的不只是这台电视机。你们去查银行账户的时候，会发现原本会用来制造我的那笔钱已经被花掉了。别一脸痛苦，钱全都捐给了你们也会同意的慈善机构。从电脑记录来看，授权转账的正是你们自己，所以就别去浪费时间质疑合法性了。”
安吉拉像是要发疯了。“可是……你为什么要浪费你的天赋去毁灭自己呢?你明明可以活得快乐而多产，为整个人类做出伟大的贡献。”
“为什么?”尤金皱眉道，“别来叫我解释我的行为，是你们把我制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非要问我的主观意见的话，我会说，就个人而言，我看不出我的存在有任何意义，反而是不存在会让我取得更多的成就——但我不会说这是个‘解释’，它仅仅是在合理化最好从神经层面上进行描述的某些过程。”他抱歉地说，“你们的问题事实上没有任何意义。有什么好为什么的?物理定律和时空的边界条件，我还能说什么呢?”
他从屏幕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部肥皂剧。
他们访问了银行的电脑记录，刚才的经历并不是一场集体幻觉——他们的账户被清空了。
他们卖掉屋子，这屋子对他们两个人来说太大了;他们买了一座小得多的屋子，却花掉了大部分卖房款。安吉拉找到一份导游工作，比尔去开垃圾清运车了。
没有他们的支持，库克的研究当然也还在继续。他成功地制造出四只不但会唱而且精通乡村歌曲的黑猩猩，同时获得了诺贝尔奖和格莱美奖;他因为率先植入和接生全世界第三代试管五胞胎而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但他的超级婴儿项目，连同世界各地其他优生学专家的类似项目，似乎全都受到了诅咒：赞助商无缘无故撤资，设备故障，实验室失火。
库克直到去世也不知道他曾经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功。
[1] 纳粹为宣扬种族主义而编织的血统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