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V 后遗症
这些都是发生在三年前的事儿了。我现在住在凯卢阿，离我哥哥康拉德不远。这是一个夏威夷岛上的美丽海滨小镇。我住的地方在奥涅瓦街，这个街区离海滩相当远，更是远离繁华喧嚣，不过公寓很宽敞，而且对夏威夷来说，算是便宜了。而且它靠近库乌雷路，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布兰登·马丁精神病治疗中心就在库乌雷路上，而这就是我的心理医生挂牌看诊的地方。
爱德华·布里斯韦特说他41岁，不过他看上去就像30多岁。等你到了61岁——今年8月我就到这岁数了——你会觉得25岁到45岁之间的男人女人看上去都像是30岁的人。很难把那些刚刚度过顽劣20岁（至少我那段岁月是这样）的人当回事，但我一直努力配合布里斯韦特医生，因为他的治疗对我帮助甚大……但我不得不说，抗抑郁药帮助更大。我知道有人不喜欢这种药，他们声称这些药片会让他们的思想和情绪变迟钝，我可以做证，确有其事。
感谢上帝，确有其事。
多亏了阿康，我才认识了布里斯韦特医生，阿康放弃吉他去搞体育，又放弃体育去研究天文……尽管他还是一个排球猛将，在网球场上表现也不错。
我把这本书上每一页的事情都告诉了布里斯韦特医生，毫无保留。他基本不相信，当然，哪个心智正常的人会信呢？但是把故事讲出来却是一种解脱！故事中的某些元素会让他停下来思考一下，因为那些是有据可查的，例如丹尼牧师。即便是现在，只要你用谷歌搜索那个名字，还是能出来将近100万个结果；不信你就自己查一下。他的治疗是否真实依然有争议，但是连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治疗都尚有争议呢——据说他在世时治好了一名法国修女的帕金森病；他去世六年后，还为一名哥斯达黎加女人治好了脑部动脉瘤。（真奇妙！） [14] 查理的许多治愈者身上发生的事——他们对自己或对别人的所作所为，也是可以查实的，并非凭空猜测。爱德华·布里斯韦特认为我是把事实编进了我的故事里，以添加可信度。去年年底有一天，他引用了荣格的一句话便足以概括：“世界上最伟大的虚构症患者都在疯人院里。”
我不在疯人院里；在马丁精神病治疗中心完成治疗后，我可以自由离开，回到我安静而充满阳光的公寓里。为此，我很感激。我也庆幸自己还活着，因为丹尼牧师的很多治愈者都死了。在2014年夏到2015年秋之间，他们中有几十人自杀了。或许有数百个——无法确定。我不由自主地想象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重新醒来，在咆哮的星辰下赤裸行进，被恐怖的蚁兵驱赶着，我很庆幸我不在此列。我认为，感恩生命，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表明这个头脑清楚地抓住了要领。我的部分心智已经一去不复返——被“切除”了，看到玛丽·费伊病房那一幕后就像被截去了手脚一样失去了部分心智，这是我必须学着去习惯的。
每周二和周四，2点到2点50之间，我都要说上50分钟。
我真能说。
在暴风雨过后的那个早晨，我在山羊山度假村大堂的一张沙发上醒来。我的脸很疼，膀胱快憋不住了，但我却不想到餐厅对面的男卫生间去。那里有镜子，我不希望看到镜中的自己，哪怕是无意瞟见。
我走到外面去小便，看到度假村的一辆高尔夫电瓶车撞上了门廊的台阶。座椅和简陋的仪表板上都有血迹。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衬衫，发现有更多血迹。擤鼻子的时候发现鼻子已经肿起来了，深红色的血痂从鼻子上脱落下来，掉到我手指上。原来是我开的高尔夫球车，撞了车，碰了脸，但我却完全不记得出过这事儿。
如果说我只是不想回天盖附近那个小房子的话，那真是过于轻描淡写了，但我不得不去。上高尔夫球车，然后开起来并不难。把车沿路开进树林却十分困难，我每次都得停车去把断枝移开，再开就更难了。我的鼻子一抽一抽的，脑袋因为紧张性头痛而砰砰作响。
门依然敞开着。我把车停下，出了电瓶车，起初我只能站在那儿揉我那肿胀的鼻子，直到又开始出血。这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风暴已经冲走了所有的炎热和湿气，只不过门里面那个房间除外，那里是一个阴影之穴。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告诉自己。不会出什么事儿的，都结束了。
可是万一还没结束呢？万一还会出事儿呢？
如果她在等着我，随时准备伸出那人脸做成的魔爪怎么办？
我强迫自己一级一级走上台阶，当乌鸦在我身后的树林里发出刺耳尖叫时，我畏缩起来，抱头尖叫。唯一使我坚持没有逃走的就是，我知道如果不看清楚里面到底有什么，玛丽·费伊的临终病房会让我的余生不得安宁。
那个长了单个黑眼球的翕动中的恶心怪物并不在房里。查理的最终病人的尸体还像我上次见到的那样躺在那里，她的睡衣上有两个子弹孔，屁股下面的被单上还有两个。她嘴巴大开，不过并没有可怕的黑色凸出物的迹象，但我没有试图说服自己这全是我想象出来的，因为我清楚这不是。
那个金属头箍，现在已经暗淡无光，还箍在她额头上。
雅各布斯的位置变了。他没有侧身抱膝蜷在床边，而是靠着房间另一头的墙坐着，顶着五斗橱。我第一个想法是原来他那时还没死。此处发生的恐怖事件导致他又中风了，但却没有立即致命。他爬到了五斗橱那边，最后死在了那里。
或许如此，可是他手里却拿着枪。
我盯着这把枪看了很久，皱着眉头，努力回想。我当时想不起来，也拒绝了爱德华·布里斯韦特医生提出的用催眠疗法来还原封闭的记忆。一部分原因是我害怕催眠会从我大脑黑暗区域里释放出的东西，更主要是因为我知道，当时发生的事情一定是这样的。
我扭转查理的身体（那恐怖的表情仍印在他的脸上），让他面朝玛丽·费伊。我已经打了五发子弹，我很确定，但只有四发打在她身上。有一发打飞了，依我当时的精神状况来看，这并不奇怪。可是当我抬眼看墙的时候，发现上面有两个弹孔。
我是回过度假村，前晚又来过？是有这种可能，但我不认为我能勉强做到，即便是有些意识中断。不对，我应该是离开前就把场景布置好了。然后我才回去，撞了高尔夫球车，跌跌撞撞上了台阶，在大堂睡着的。
查理没有拖着身子爬过房间，是我把他拖过去的。我把他靠着五斗橱支起来，把枪放进他右手里，然后朝墙上打了一发。警察终会发现这离奇的一幕，他们不见得会去检查他的手上有没有枪击残留，但如果他们查的话，就能查到。
我想把玛丽·费伊的脸盖上，可是所有东西都必须原样不动，而且我最想做的就是逃离那个充满阴影的房间。但我又停留了片刻。我跪在我的“第五先生”身旁，摸了摸他细瘦的手腕。
“你本该收手的，查理，”我说，“你早就该收手了。”
但他可能收手吗？说得轻巧，这样我就能把责任推到他身上。可是我也要责怪我自己，因为我也没能停手。好奇心是很可怕的，不过这都是人性。
太人性了。
“我压根儿没去过那儿。”我这样告诉布里斯韦特医生，“我当时是这样决定的——只有一个人可以证明我去过。”
“那名护士，”布里斯韦特医生说，“珍妮·诺尔顿。”
“我认为她除了帮我之外别无选择。我们必须互相帮助，也就是口径一致，说我们当时一起离开了山羊山，是在雅各布斯开始说疯话，说要拔掉玛丽·费伊的呼吸机时走的。我相信珍妮会附和我的，也是为了确保我对她参与的那部分闭口不言。我没有她的手机号码，但我知道雅各布斯有。他的地址簿在库珀套房里。果不其然，我找到了她的号码。我打了个电话，直接进了语音信箱。我让她给我回拨。阿斯特丽德的号码也在他的电话簿里，所以我又试了一下她的。”
“又是语音信箱。”
“对。”我双手捂住脸，阿斯特丽德可以接电话的日子已经到头了。“是的，没错。”
事情是这样的。珍妮把高尔夫球车开回度假村，上了她的斯巴鲁，马不停蹄一路开回芒特迪瑟特岛。她此刻只想回到温暖舒适的家，也就是回到阿斯特丽德身边，毫无疑问，阿斯特丽德就在那里等着她。她们的尸体是在前门内侧被发现的。阿斯特丽德肯定是在珍妮刚走进家门的时候就拿菜刀一刀插进了她喉咙，然后又用刀割开了自己的手腕。她是横切开的（不建议这种做法），不过深深切进了骨头里。我想象着她们躺在那已经风干的血泊中，珍妮的手机在她包里响了一阵，然后是阿斯特丽德的手机在厨房的刀具架下响起来。我不愿去想，但却停不下来。
并非所有被雅各布斯治疗过的人都自杀了，但在后来两年里，很多人都这样做了。并非所有的人都杀死爱人来陪葬，但半数都是这样；我是调查后得知的，而且我告诉了爱德华·布里斯韦特。他认为这些不过是巧合而已。这并没有那么容易，不过他乐得驳斥我对于这一连串疯狂、自杀和他杀所给出的结论：妖母需要牺牲品。
帕特里夏·法明戴尔，那位往自己眼里撒盐的女士，视力恢复到了足够夜间在床上闷死她年迈的父亲，然后开枪打爆她丈夫和她自己脑袋的地步。埃米尔·克莱因，吃土的那个人，枪杀了他的妻子和儿子，然后走进了车库，把剪草机的机油倒了自己一身，然后划了一根火柴。爱丽丝·亚当斯，在克利夫兰帐篷复兴会治好癌症的一位，拿着她男友的AR-15自动步枪进了一家便利店，开枪扫射，杀死了三个路人。弹夹打空之后，她从口袋里取出一把0.38英寸口径的“狮子鼻”（左轮手枪），张嘴朝上腭开了一枪。玛格丽特·特里梅因，丹尼牧师在圣迭戈治好的一个病人（克隆氏症），从她的九层公寓的阳台上把她的襁褓中的儿子扔了下去，然后自己跳下去。目击者说当她摔下来的时候完全没有发出叫声。
然后就是阿尔·斯坦珀。他的故事你可能了解，怎么可能错过超市小报的劲爆头条？他邀请了两任前妻共进晚餐，但其中一位，好像是第二任，碰上了塞车，结果来晚了，算她走运。斯坦珀的这处住宅在韦斯特切斯特，门开着，她就自己进去了，她发现斯坦珀的第一任前妻被绑在饭厅的一把椅子上，头顶凹陷了进去。这个沃-利特斯乐队前主唱从厨房里出现了，挥舞着棒球棍，棍子湿漉漉的，沾满了血和头发。第二任前妻尖叫着逃出房子，斯坦珀在后面一路狂追。在住宅区的街道上跑到一半儿时，他倒在了人行道上，心脏病突发身亡。没什么好奇怪的，他体重严重超标。
我敢肯定所查到的并非所有案子，这些案例分散在全国各地，淹没在美国日渐习以为常的无意义暴力事件之中。布里能够查出其他案子，但即便她仍是单身，住在科罗拉多州，她也不会想帮我的。布里·唐林-休斯现在不跟我来往了，我也完全谅解。
去年圣诞节前不久，休打电话给布里的母亲，请她到他大房子里的办公室来。他说他有个惊喜给她，他的确做到了。他用电灯线勒死了他的老情人，把她的尸体抱进车库，拖上他那辆老式林肯大陆的副驾座位。然后他坐到方向盘后面，发动了引擎，调到一个放摇滚的电台，在封闭的车库里吸尾气自杀了。
我答应过布里远离雅各布斯……她知道我对她撒了谎。
“假设你说的全是真的……”爱德华·布里斯韦特在我们最近的一次治疗中说。
“你竟敢这么说。”我说道。
他微笑起来，继续说：“这并不表示你所看到的地狱般来世情景是你真正看到的。我知道这景象一直在你心头萦绕，杰米，不过看到异象的人多了去了，包括《启示录》的作者，拔摩岛的约翰。有许多老年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声称自己窥见过薄纱之外的世界。《天堂真的存在》就是基于一个差点儿丧命的四岁小孩儿所看见的来世写出来的。”
“科尔顿·伯波，”我说道，“我读过。他说有一匹小马驹，只有耶稣能骑。”
“随你怎么开玩笑，”布里斯韦特耸了耸肩，“他所说的很容易被人拿来取笑，但伯波还遇到了他胎死腹中的姐姐，这是他之前不知道的。这一点是可以查实的。就跟所有那些杀人之后自杀的案例一样可以查实。”
“杀人之后自杀的案例有很多，但科尔顿只是遇到了一个姐姐而已，”我说，“区别在于数量。我没上过统计课都知道这一点。”
“我很乐意假定那孩子看到的来世的异象不成立，因为同样的假定可以支撑我的命题：你看到的异象——贫瘠的城市、蚁人、黑纸般的天空——同样不成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而且我也乐意采信。”
我当然愿意。谁都愿意。因为人终有一死，想到我死后要去的地方，这给我的生活蒙上的不仅是阴影而已；它使我的人生显得单薄而没有意义。不，还不光是我的人生，是所有人的生命。于是我死死抓住一个念头，这是我的四字真言，早上起来念一遍，晚上睡前念一遍。
妖母骗人。
妖母骗人。
妖母骗人。
有时候我能信……但也有一些原因让我有所保留。
总有些迹象。
在我回到尼德兰之前——我在那里发现休谋杀了布里的母亲然后自杀，我开车回了哈洛的家。我这样做有两个原因。雅各布斯的尸体被发现后，警方可能会与我联系，让我讲讲我在缅因州做了什么。这似乎很重要（虽然最后他们并没问），但还有更重要的：我需要一个熟悉的地方的舒适感，需要那些爱我的人。
但我未能如愿。
你还记得卡拉·琳内不？我的小外侄孙女。2013年的劳动节派对我一直抱着，直到在我肩上睡着的那个；每次我走近都向我伸出手臂的那个？当我走进我出生成长的老房子时，卡拉·琳内坐在她父母之间一把老式高脚椅上，我小时候可能也在上面坐过。小姑娘见到我之后开始尖叫，剧烈地左右摇摆，要不是父亲把她抓住，她可能会摔下地。她把脸埋在胸前，用尽气力尖叫不已。直到她祖父特里把我领到门廊，她才停下来。
“她这是搞什么鬼？”他半开玩笑地说，“你上次来的时候，她那么依依不舍。”
“不知道。”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清楚。我本想在这儿住上一两晚，吸收一下正常的气息，就跟吸血鬼吸血一样，不过看来是行不通了。我不知道卡拉·琳内在我身上到底感觉到了什么，但我是再也不想见到她那张惊恐的小脸了。
我告诉特里我只是顺道过来打个招呼，连留下来吃晚饭的时间都没有，要赶一趟去波特兰的飞机。我一直在刘易斯顿，录诺姆·欧文跟我说的一个乐队的演出。他说这个乐队有潜力红遍全国。
“真的吗？”他问。
“没戏，一点儿戏都没有。”我装模作样地看看手表。
“别管那飞机，”特里说，“总有下一班的。进来跟家人一起吃顿晚餐吧，我的好弟弟。卡拉会静下来的。”
我不这么认为。
我告诉特里我要在狼颌录一场演出，绝对不能错过。我跟他说下次吧。而当他伸出双臂时，我紧紧抱住他，我知道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当时还不知道那些杀人之后自杀的事情，但我知道我背负了一些有毒的东西，很可能接下来的日子里都要背负着它。我最不想做的就是让我爱的人被毒物感染。
往我租的那辆车走的时候，我停下来看了一眼草坪和卫理公会路之间的那条泥沙带。卫理公会路多年以前就铺好了，但那条泥沙带却跟我当年玩我的玩具士兵时一样，那是我姐姐送我的六岁生日礼物。1962年秋的某一天，我跪在那里玩士兵，一道阴影遮住了我。
这阴影还在。
“你有没有杀过人？”
爱德华·布里斯韦特多次问我这个问题。我知道这招叫“递进重复”。我总是微笑着告诉他没有。我固然是往那可怜的玛丽·费伊身上打了四发子弹，但这女人当时已经死了，而查尔斯·雅各布斯则是死于一次致命的中风。如果那一天没发作，过一阵儿也会发作，而且很可能是在年前。
“你显然也没有自杀，”爱德华微笑着继续说，“除非我面前的你只是我的幻觉。”
“不是幻觉。”
“没有自杀冲动吗？”
“没有。”
“有没有在理论层面思考过？比如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无法入睡的时候？”
“没有。”
这些日子，我的生活远算不上快乐，但是抗抑郁药为我设定了下限。自杀没在我考虑范围之内。而且鉴于死后可能出现的事情，我希望尽可能活久一点儿。还有些别的事情。我觉得，无论对错，有许多我需要赎罪的地方。正因如此，我还在试图多做好事。我在阿普普街的海港之家做汤厨。我每周有两天时间在凯奥卢道上黑雁面包房旁边的“美好愿望”慈善二手商店做志愿者。你要是死了，就没法儿再弥补什么了。
“告诉我，杰米，为什么你是那只另类的旅鼠，没有同类那种跳崖的冲动？为什么你有免疫？”
我只是微笑着耸耸肩。我可以告诉他，但说了他也不会信。玛丽·费伊是妖母走进我们世界的大门，但我是那把钥匙。开枪射击一具尸体不能杀死任何东西——妖母那种不死的存在是不可能被杀死的——可是当我开枪的时候，我把门给锁上了。我不光是嘴上说不，也在身体力行。如果我跟我的精神科大夫说某个另一世界的存在，支配者之一因为我说了“不”而把我救下来，留着日后终极末日复仇时再用，精神科大夫听了之后可能会考虑强制安排我住院。我可不想这样，因为我还有另一个责任，一个我认为远远比在海港之家帮忙，或者在“美好愿望”给衣服分类更重要的责任。
每次与爱德华的治疗结束后，我都用支票跟他的接待员结算。我有财力这么做，是因为那个前巡回摇滚吉他手转型的录音师，现在摇身一变成为富人了。真讽刺，不是吗？休·耶茨死后无嗣，留下了大量的财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有一些小额遗产，比如给莫奇·麦克唐纳、希拉里·卡茨（又名“星灿佩甘”）的赠款，但是他的大部分遗产却是在我和乔治娅·唐林之间分。
鉴于乔治娅死于休之手，光那笔遗赠，财产律师的律师费就相当于他们干20年的费用了，而且没人来制造事端（我当然不会去添乱），所以没有法庭纠纷。休的律师与布里取得了联系，告知她，作为死者的女儿，她有权要求索赔。
不过布里无意索赔。办理我这边事务的律师告诉我，布里称休的钱是“被玷污”的。或许如此，但我拿走我那份却毫无歉意。一部分是因为我没有参与休的治疗，更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我也被玷污了，与其在窘困中被玷污，不如舒舒服服地被玷污。我不知道乔治娅的那几百万下落何方，也无意查明。知道太多并不好。这一点我现在算是懂了。
当我一周两次的治疗结束并付清账单后，我离开了爱德华·布里斯韦特的外层办公室。外头是一个宽阔的铺了地毯的大堂，排列着其他办公室。右转就能回到大堂，出了大堂就是库乌雷路。但我没有右转，我向左转了。认识爱德华纯属巧合，我最初到布兰登·马丁精神病治疗中心是为了其他目的。
我沿着走廊往下走，穿过芳香馥郁管理得当的花园，那花园就是这套设施的绿色心脏。患者坐在这里享受夏威夷的稳定阳光。许多人穿戴整齐，有些只穿着睡衣或睡袍，有几个（我看是新来的）还穿着医院的短袖无领病号服。一些人在交谈，有病友在聊天的，也有跟看不见的朋友在说话的。其他人只是坐着，直直地看着花草树木，两眼空洞，只有那种被人喂药喂到傻掉的眼神。有两三个病号有护工跟着，免得他们伤害自己或他人。我经过的时候，工作人员通常喊我的名字跟我打招呼。他们现在跟我已经很熟了。
在这个露天门廊的另一头是柯斯格洛夫堂，马丁精神病治疗中心的三个住院部之一。另外两个是短期住院部，主要住的是药物成瘾的病人，通常住院28天。柯斯格洛夫堂是给那些需要长期治疗方可康复的病人提供的，如果他们还能康复的话。
跟主楼的走廊一样，柯斯格洛夫堂里面的走廊也宽敞而且铺有地毯。跟主楼一样，这里也是凉爽宜人。不同的是墙壁上没有画，也没有背景音乐，因为这里的一些患者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声音，低声说着脏话，或是给他们下达邪恶的指令。在主楼的走廊上，有些门是打开的。在这里，所有门都紧闭着。我哥哥康拉德一直住在柯斯格洛夫堂，到现在将近两年了。布兰登·马丁精神病治疗中心的管理员和他的主治医生主张将他移到一个为更永久的地方——曾经提过毛伊岛的阿罗哈村，不过我至今一直拒绝。在凯卢阿这里，我见完爱德华之后，就可以去看他，多亏了休的慷慨馈赠我才负担得起他的费用。
不过我必须承认，走完柯斯格洛夫堂的走廊对我是一种考验。
我尽量在爬楼梯的时候盯着自己的脚，不用看路是因为我知道从中庭门口到阿康的小套房正好142步。我并不总能成功——有时候我会听到有声音小声喊我的名字，但多数时候可以。
你还记得阿康的爱人吗？夏威夷大学植物学系的那个猛男。我之前没写他的名字，现在也不打算写了，如果他来这里看过阿康，哪怕一次，我可能都会叫他的名字。不过他没有。你要是问他，我敢肯定他会说，我的上帝，我为什么要去看一个想杀我的人？
我能想到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阿康当时心智不清，或者说根本就是失心疯了。当他用一盏灯击中猛男的脑袋后，他跑进浴室，把门反锁，然后吞下了一把安定片——一小把。植物学猛男醒过来后（血淋淋的头皮需要缝合，不过此外无碍），他打了911报警。警察赶到现场，砸开洗手间的门。阿康昏了过去，在浴缸里打着呼噜。急救人员给他做了检查，连洗胃都懒得给他做。
阿康没有拼命想杀死植物学猛男或是自杀——这就是另一个原因。不过当然，他是雅各布斯医治的第一批人中的一个，很可能是第一个。他离开哈洛的那天，查理跟我说，阿康几乎是不药而愈，其他都只是略施小计。“这是神学院里教的技能，”他说，“是我一向在行的。”
不过他撒了谎。那次医治是真的，正如阿康现在的半植物人状态一样一点儿不假。这一点我现在算是懂了。被查理诓的那个是我，不止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尽管如此，你还是知足吧，对不？在我唤醒妖母之前，康拉德·莫顿一直在做观星研究，度过了很多快乐的年头。而且他还是有希望的。他毕竟打网球（虽然他从来不说），而且正如我前面说过，他是一个“排球怪物”。他的医生说，他的对外反应有所加强（不知道在房里能有什么外部刺激），护士和勤杂工进房的时候，不大会看到他站在角落用头轻轻撞墙了。爱德华·布里斯韦特说，康拉德或许可以完全清醒过来；他可以复活。我选择相信这一点。人们说，活着就有希望，我对这句话没有异议，但我觉得反过来也通。
有希望我才活下去。
每周两次，跟爱德华治疗结束后，我坐在我哥的套房客厅里，再跟他多聊一会儿。我跟他讲的一部分是真的——比如海港之家一次骚乱引来了警察，在“美好愿望”慈善二手店运来了一大批几乎全新的衣服，我终于看完了《火线》全五季。也有一些是编的，比如我跟黑雁面包房一个女服务员在谈恋爱，还有我跟特里用讯佳普（Skype）煲电话粥。我每次到访都只是独白，而非对话，所以不编不行。我的现实生活不够我说的，因为这些日子里，新鲜事儿贫乏得就像廉价旅馆的装饰品一样。
结束的时候，我总说他太瘦了，让多吃点儿，总跟他说我爱他。
“你爱我吗，阿康？”我问。
到目前为止，他都没有回答我，但有时他会微微一笑。这也是一种回答，你同意不？
4点到了，探访结束了，我按原路走回中庭，那里的阴影——棕榈树、牛油果树和中心的又大又歪的榕树投下的影子开始越来越长。
我数着我的脚步，偶尔看一眼前面的门，但其他时候还是紧盯着地毯，除非我听到有声音喊我的名字。
有时候我能置若罔闻。
有时却做不到。
有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抬头，看到医院淡黄色的墙变成了远古灰浆固定的灰色石墙，上面覆着常春藤。常春藤已然枯死，藤蔓看上去就像骷髅伸出的手。墙上的小门被遮蔽着，阿斯特丽德说得没错，不过它就在那里。声音从墙后传来，从一个古老生锈的锁孔中透出来。
我坚定地继续往前走。我当然要继续往前走，无法想象的恐怖就在另一边等着呢。不仅是死亡大地，还有超越死亡的大地，那里充斥着疯狂的颜色、怪异的几何形状和不见底的深渊，支配者就在深渊里过着它们无边的独居生活，思考着无尽的邪恶念头。
门后就是虚无之境。
我继续走着，想着布里最后一封电子邮件里的对句：那永恒长眠的并非亡者，在奇妙的万古之中，即便死亡亦会消逝。
“杰米，”从只有我能看见的那扇门上的锁孔里，传来一个老女人的轻声细语，“来吧，在我这里得到永生。”
“不，”我告诉她，正如我在异象中告诉她的一样，“不要！”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不过最终还是会出事儿的。总是要出事儿的。等到出事儿的时候……
我就会去见妖母。
2013年4月6日—2013年12月27日
[1] 现称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刚果（金）。原为比利时殖民地，当时称比属刚果。1960年6月宣告独立，与邻国同称刚果共和国，在两国名称后括注首都名称以做区别。1964年8月1日改国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1971年改国名为扎伊尔共和国。1997年5月17日，刚果解放民主力量同盟武装部队攻占首都金沙萨，恢复国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本书此处所述时间为20世纪70年代，因此称“一个以前叫比属刚果，现在叫扎伊尔的国家”。——编者注
[2] 耶路撒冷镇（Jerusalem’s Lot），出自斯蒂芬·金1975年的恐怖作品《撒冷镇》。——译者注
[3] 俄克拉何马州（Oklahoma）又名“抢先之州”（Sooner State）。——译者注
[4] 可待因（Codeine）糖浆，治疗频繁剧烈干咳，鸦片类药物。——译者注
[5] 柯蒂斯·梅菲尔德（Curtis Mayfield，1942—1999），美国灵乐、R＆B歌手。1990年在一次演出中，他被掉落的照明灯具砸伤，导致颈部以下瘫痪。此处是杰米接电话后自报已故歌手的名字来打趣。——译者注
[6] 《圣经》中对应章节并没有与此完全相同的两句，此处可能是雅各布斯有意杜撰或演绎的内容。——编者注
[7] 奥罗·罗伯特（Oral Roberts，1918—2009），美国著名卫理公会-圣灵降临教派电视福音传道人，后成立奥罗·罗伯特大学。——译者注
[8] 出自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译者注
[9] 《使徒行传》对应章节并无此句，可能是雅各布斯有意杜撰或演绎的内容。——编者注
[10] 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1911—1979），人称“死亡天使”，德国纳粹党卫队军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囚犯医师，曾对集中营里的人进行残酷、科学价值不明的人体实验。——译者注
[11] 唐纳大队（Donner Party），1946—1947年从东部往西部移民的一个队伍，遭遇风雪困阻，幸存者靠吃同伴活下来。——译者注
[12] 奥施康定（OxyContin），是一种鸦片速效药，用于止痛，容易上瘾，又称“土海洛因”。——译者注
[13] 指由于时差原因时间要往回调。——译者注
[14] 2013年4月，已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一项“神迹”被教廷册封圣人部医疗委员会总结为“无法以医疗解释之奇迹”，并提交神学审查。据梵蒂冈的说法，此项“神迹”是一名哥斯达黎加妇女莫拉（Mora）此前在电视上观看约翰·保罗二世的宣福仪式后请他代祷，而后她的脑部动脉瘤就获得了无法解释的痊愈。——译者注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爱德华·布里斯韦特说他41岁，不过他看上去就像30多岁。等你到了61岁——今年8月我就到这岁数了——你会觉得25岁到45岁之间的男人女人看上去都像是30岁的人。很难把那些刚刚度过顽劣20岁（至少我那段岁月是这样）的人当回事，但我一直努力配合布里斯韦特医生，因为他的治疗对我帮助甚大……但我不得不说，抗抑郁药帮助更大。我知道有人不喜欢这种药，他们声称这些药片会让他们的思想和情绪变迟钝，我可以做证，确有其事。
感谢上帝，确有其事。
多亏了阿康，我才认识了布里斯韦特医生，阿康放弃吉他去搞体育，又放弃体育去研究天文……尽管他还是一个排球猛将，在网球场上表现也不错。
我把这本书上每一页的事情都告诉了布里斯韦特医生，毫无保留。他基本不相信，当然，哪个心智正常的人会信呢？但是把故事讲出来却是一种解脱！故事中的某些元素会让他停下来思考一下，因为那些是有据可查的，例如丹尼牧师。即便是现在，只要你用谷歌搜索那个名字，还是能出来将近100万个结果；不信你就自己查一下。他的治疗是否真实依然有争议，但是连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治疗都尚有争议呢——据说他在世时治好了一名法国修女的帕金森病；他去世六年后，还为一名哥斯达黎加女人治好了脑部动脉瘤。（真奇妙！） [14] 查理的许多治愈者身上发生的事——他们对自己或对别人的所作所为，也是可以查实的，并非凭空猜测。爱德华·布里斯韦特认为我是把事实编进了我的故事里，以添加可信度。去年年底有一天，他引用了荣格的一句话便足以概括：“世界上最伟大的虚构症患者都在疯人院里。”
我不在疯人院里；在马丁精神病治疗中心完成治疗后，我可以自由离开，回到我安静而充满阳光的公寓里。为此，我很感激。我也庆幸自己还活着，因为丹尼牧师的很多治愈者都死了。在2014年夏到2015年秋之间，他们中有几十人自杀了。或许有数百个——无法确定。我不由自主地想象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重新醒来，在咆哮的星辰下赤裸行进，被恐怖的蚁兵驱赶着，我很庆幸我不在此列。我认为，感恩生命，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表明这个头脑清楚地抓住了要领。我的部分心智已经一去不复返——被“切除”了，看到玛丽·费伊病房那一幕后就像被截去了手脚一样失去了部分心智，这是我必须学着去习惯的。
每周二和周四，2点到2点50之间，我都要说上50分钟。
我真能说。
在暴风雨过后的那个早晨，我在山羊山度假村大堂的一张沙发上醒来。我的脸很疼，膀胱快憋不住了，但我却不想到餐厅对面的男卫生间去。那里有镜子，我不希望看到镜中的自己，哪怕是无意瞟见。
我走到外面去小便，看到度假村的一辆高尔夫电瓶车撞上了门廊的台阶。座椅和简陋的仪表板上都有血迹。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衬衫，发现有更多血迹。擤鼻子的时候发现鼻子已经肿起来了，深红色的血痂从鼻子上脱落下来，掉到我手指上。原来是我开的高尔夫球车，撞了车，碰了脸，但我却完全不记得出过这事儿。
如果说我只是不想回天盖附近那个小房子的话，那真是过于轻描淡写了，但我不得不去。上高尔夫球车，然后开起来并不难。把车沿路开进树林却十分困难，我每次都得停车去把断枝移开，再开就更难了。我的鼻子一抽一抽的，脑袋因为紧张性头痛而砰砰作响。
门依然敞开着。我把车停下，出了电瓶车，起初我只能站在那儿揉我那肿胀的鼻子，直到又开始出血。这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风暴已经冲走了所有的炎热和湿气，只不过门里面那个房间除外，那里是一个阴影之穴。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告诉自己。不会出什么事儿的，都结束了。
可是万一还没结束呢？万一还会出事儿呢？
如果她在等着我，随时准备伸出那人脸做成的魔爪怎么办？
我强迫自己一级一级走上台阶，当乌鸦在我身后的树林里发出刺耳尖叫时，我畏缩起来，抱头尖叫。唯一使我坚持没有逃走的就是，我知道如果不看清楚里面到底有什么，玛丽·费伊的临终病房会让我的余生不得安宁。
那个长了单个黑眼球的翕动中的恶心怪物并不在房里。查理的最终病人的尸体还像我上次见到的那样躺在那里，她的睡衣上有两个子弹孔，屁股下面的被单上还有两个。她嘴巴大开，不过并没有可怕的黑色凸出物的迹象，但我没有试图说服自己这全是我想象出来的，因为我清楚这不是。
那个金属头箍，现在已经暗淡无光，还箍在她额头上。
雅各布斯的位置变了。他没有侧身抱膝蜷在床边，而是靠着房间另一头的墙坐着，顶着五斗橱。我第一个想法是原来他那时还没死。此处发生的恐怖事件导致他又中风了，但却没有立即致命。他爬到了五斗橱那边，最后死在了那里。
或许如此，可是他手里却拿着枪。
我盯着这把枪看了很久，皱着眉头，努力回想。我当时想不起来，也拒绝了爱德华·布里斯韦特医生提出的用催眠疗法来还原封闭的记忆。一部分原因是我害怕催眠会从我大脑黑暗区域里释放出的东西，更主要是因为我知道，当时发生的事情一定是这样的。
我扭转查理的身体（那恐怖的表情仍印在他的脸上），让他面朝玛丽·费伊。我已经打了五发子弹，我很确定，但只有四发打在她身上。有一发打飞了，依我当时的精神状况来看，这并不奇怪。可是当我抬眼看墙的时候，发现上面有两个弹孔。
我是回过度假村，前晚又来过？是有这种可能，但我不认为我能勉强做到，即便是有些意识中断。不对，我应该是离开前就把场景布置好了。然后我才回去，撞了高尔夫球车，跌跌撞撞上了台阶，在大堂睡着的。
查理没有拖着身子爬过房间，是我把他拖过去的。我把他靠着五斗橱支起来，把枪放进他右手里，然后朝墙上打了一发。警察终会发现这离奇的一幕，他们不见得会去检查他的手上有没有枪击残留，但如果他们查的话，就能查到。
我想把玛丽·费伊的脸盖上，可是所有东西都必须原样不动，而且我最想做的就是逃离那个充满阴影的房间。但我又停留了片刻。我跪在我的“第五先生”身旁，摸了摸他细瘦的手腕。
“你本该收手的，查理，”我说，“你早就该收手了。”
但他可能收手吗？说得轻巧，这样我就能把责任推到他身上。可是我也要责怪我自己，因为我也没能停手。好奇心是很可怕的，不过这都是人性。
太人性了。
“我压根儿没去过那儿。”我这样告诉布里斯韦特医生，“我当时是这样决定的——只有一个人可以证明我去过。”
“那名护士，”布里斯韦特医生说，“珍妮·诺尔顿。”
“我认为她除了帮我之外别无选择。我们必须互相帮助，也就是口径一致，说我们当时一起离开了山羊山，是在雅各布斯开始说疯话，说要拔掉玛丽·费伊的呼吸机时走的。我相信珍妮会附和我的，也是为了确保我对她参与的那部分闭口不言。我没有她的手机号码，但我知道雅各布斯有。他的地址簿在库珀套房里。果不其然，我找到了她的号码。我打了个电话，直接进了语音信箱。我让她给我回拨。阿斯特丽德的号码也在他的电话簿里，所以我又试了一下她的。”
“又是语音信箱。”
“对。”我双手捂住脸，阿斯特丽德可以接电话的日子已经到头了。“是的，没错。”
事情是这样的。珍妮把高尔夫球车开回度假村，上了她的斯巴鲁，马不停蹄一路开回芒特迪瑟特岛。她此刻只想回到温暖舒适的家，也就是回到阿斯特丽德身边，毫无疑问，阿斯特丽德就在那里等着她。她们的尸体是在前门内侧被发现的。阿斯特丽德肯定是在珍妮刚走进家门的时候就拿菜刀一刀插进了她喉咙，然后又用刀割开了自己的手腕。她是横切开的（不建议这种做法），不过深深切进了骨头里。我想象着她们躺在那已经风干的血泊中，珍妮的手机在她包里响了一阵，然后是阿斯特丽德的手机在厨房的刀具架下响起来。我不愿去想，但却停不下来。
并非所有被雅各布斯治疗过的人都自杀了，但在后来两年里，很多人都这样做了。并非所有的人都杀死爱人来陪葬，但半数都是这样；我是调查后得知的，而且我告诉了爱德华·布里斯韦特。他认为这些不过是巧合而已。这并没有那么容易，不过他乐得驳斥我对于这一连串疯狂、自杀和他杀所给出的结论：妖母需要牺牲品。
帕特里夏·法明戴尔，那位往自己眼里撒盐的女士，视力恢复到了足够夜间在床上闷死她年迈的父亲，然后开枪打爆她丈夫和她自己脑袋的地步。埃米尔·克莱因，吃土的那个人，枪杀了他的妻子和儿子，然后走进了车库，把剪草机的机油倒了自己一身，然后划了一根火柴。爱丽丝·亚当斯，在克利夫兰帐篷复兴会治好癌症的一位，拿着她男友的AR-15自动步枪进了一家便利店，开枪扫射，杀死了三个路人。弹夹打空之后，她从口袋里取出一把0.38英寸口径的“狮子鼻”（左轮手枪），张嘴朝上腭开了一枪。玛格丽特·特里梅因，丹尼牧师在圣迭戈治好的一个病人（克隆氏症），从她的九层公寓的阳台上把她的襁褓中的儿子扔了下去，然后自己跳下去。目击者说当她摔下来的时候完全没有发出叫声。
然后就是阿尔·斯坦珀。他的故事你可能了解，怎么可能错过超市小报的劲爆头条？他邀请了两任前妻共进晚餐，但其中一位，好像是第二任，碰上了塞车，结果来晚了，算她走运。斯坦珀的这处住宅在韦斯特切斯特，门开着，她就自己进去了，她发现斯坦珀的第一任前妻被绑在饭厅的一把椅子上，头顶凹陷了进去。这个沃-利特斯乐队前主唱从厨房里出现了，挥舞着棒球棍，棍子湿漉漉的，沾满了血和头发。第二任前妻尖叫着逃出房子，斯坦珀在后面一路狂追。在住宅区的街道上跑到一半儿时，他倒在了人行道上，心脏病突发身亡。没什么好奇怪的，他体重严重超标。
我敢肯定所查到的并非所有案子，这些案例分散在全国各地，淹没在美国日渐习以为常的无意义暴力事件之中。布里能够查出其他案子，但即便她仍是单身，住在科罗拉多州，她也不会想帮我的。布里·唐林-休斯现在不跟我来往了，我也完全谅解。
去年圣诞节前不久，休打电话给布里的母亲，请她到他大房子里的办公室来。他说他有个惊喜给她，他的确做到了。他用电灯线勒死了他的老情人，把她的尸体抱进车库，拖上他那辆老式林肯大陆的副驾座位。然后他坐到方向盘后面，发动了引擎，调到一个放摇滚的电台，在封闭的车库里吸尾气自杀了。
我答应过布里远离雅各布斯……她知道我对她撒了谎。
“假设你说的全是真的……”爱德华·布里斯韦特在我们最近的一次治疗中说。
“你竟敢这么说。”我说道。
他微笑起来，继续说：“这并不表示你所看到的地狱般来世情景是你真正看到的。我知道这景象一直在你心头萦绕，杰米，不过看到异象的人多了去了，包括《启示录》的作者，拔摩岛的约翰。有许多老年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声称自己窥见过薄纱之外的世界。《天堂真的存在》就是基于一个差点儿丧命的四岁小孩儿所看见的来世写出来的。”
“科尔顿·伯波，”我说道，“我读过。他说有一匹小马驹，只有耶稣能骑。”
“随你怎么开玩笑，”布里斯韦特耸了耸肩，“他所说的很容易被人拿来取笑，但伯波还遇到了他胎死腹中的姐姐，这是他之前不知道的。这一点是可以查实的。就跟所有那些杀人之后自杀的案例一样可以查实。”
“杀人之后自杀的案例有很多，但科尔顿只是遇到了一个姐姐而已，”我说，“区别在于数量。我没上过统计课都知道这一点。”
“我很乐意假定那孩子看到的来世的异象不成立，因为同样的假定可以支撑我的命题：你看到的异象——贫瘠的城市、蚁人、黑纸般的天空——同样不成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而且我也乐意采信。”
我当然愿意。谁都愿意。因为人终有一死，想到我死后要去的地方，这给我的生活蒙上的不仅是阴影而已；它使我的人生显得单薄而没有意义。不，还不光是我的人生，是所有人的生命。于是我死死抓住一个念头，这是我的四字真言，早上起来念一遍，晚上睡前念一遍。
妖母骗人。
妖母骗人。
妖母骗人。
有时候我能信……但也有一些原因让我有所保留。
总有些迹象。
在我回到尼德兰之前——我在那里发现休谋杀了布里的母亲然后自杀，我开车回了哈洛的家。我这样做有两个原因。雅各布斯的尸体被发现后，警方可能会与我联系，让我讲讲我在缅因州做了什么。这似乎很重要（虽然最后他们并没问），但还有更重要的：我需要一个熟悉的地方的舒适感，需要那些爱我的人。
但我未能如愿。
你还记得卡拉·琳内不？我的小外侄孙女。2013年的劳动节派对我一直抱着，直到在我肩上睡着的那个；每次我走近都向我伸出手臂的那个？当我走进我出生成长的老房子时，卡拉·琳内坐在她父母之间一把老式高脚椅上，我小时候可能也在上面坐过。小姑娘见到我之后开始尖叫，剧烈地左右摇摆，要不是父亲把她抓住，她可能会摔下地。她把脸埋在胸前，用尽气力尖叫不已。直到她祖父特里把我领到门廊，她才停下来。
“她这是搞什么鬼？”他半开玩笑地说，“你上次来的时候，她那么依依不舍。”
“不知道。”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清楚。我本想在这儿住上一两晚，吸收一下正常的气息，就跟吸血鬼吸血一样，不过看来是行不通了。我不知道卡拉·琳内在我身上到底感觉到了什么，但我是再也不想见到她那张惊恐的小脸了。
我告诉特里我只是顺道过来打个招呼，连留下来吃晚饭的时间都没有，要赶一趟去波特兰的飞机。我一直在刘易斯顿，录诺姆·欧文跟我说的一个乐队的演出。他说这个乐队有潜力红遍全国。
“真的吗？”他问。
“没戏，一点儿戏都没有。”我装模作样地看看手表。
“别管那飞机，”特里说，“总有下一班的。进来跟家人一起吃顿晚餐吧，我的好弟弟。卡拉会静下来的。”
我不这么认为。
我告诉特里我要在狼颌录一场演出，绝对不能错过。我跟他说下次吧。而当他伸出双臂时，我紧紧抱住他，我知道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当时还不知道那些杀人之后自杀的事情，但我知道我背负了一些有毒的东西，很可能接下来的日子里都要背负着它。我最不想做的就是让我爱的人被毒物感染。
往我租的那辆车走的时候，我停下来看了一眼草坪和卫理公会路之间的那条泥沙带。卫理公会路多年以前就铺好了，但那条泥沙带却跟我当年玩我的玩具士兵时一样，那是我姐姐送我的六岁生日礼物。1962年秋的某一天，我跪在那里玩士兵，一道阴影遮住了我。
这阴影还在。
“你有没有杀过人？”
爱德华·布里斯韦特多次问我这个问题。我知道这招叫“递进重复”。我总是微笑着告诉他没有。我固然是往那可怜的玛丽·费伊身上打了四发子弹，但这女人当时已经死了，而查尔斯·雅各布斯则是死于一次致命的中风。如果那一天没发作，过一阵儿也会发作，而且很可能是在年前。
“你显然也没有自杀，”爱德华微笑着继续说，“除非我面前的你只是我的幻觉。”
“不是幻觉。”
“没有自杀冲动吗？”
“没有。”
“有没有在理论层面思考过？比如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无法入睡的时候？”
“没有。”
这些日子，我的生活远算不上快乐，但是抗抑郁药为我设定了下限。自杀没在我考虑范围之内。而且鉴于死后可能出现的事情，我希望尽可能活久一点儿。还有些别的事情。我觉得，无论对错，有许多我需要赎罪的地方。正因如此，我还在试图多做好事。我在阿普普街的海港之家做汤厨。我每周有两天时间在凯奥卢道上黑雁面包房旁边的“美好愿望”慈善二手商店做志愿者。你要是死了，就没法儿再弥补什么了。
“告诉我，杰米，为什么你是那只另类的旅鼠，没有同类那种跳崖的冲动？为什么你有免疫？”
我只是微笑着耸耸肩。我可以告诉他，但说了他也不会信。玛丽·费伊是妖母走进我们世界的大门，但我是那把钥匙。开枪射击一具尸体不能杀死任何东西——妖母那种不死的存在是不可能被杀死的——可是当我开枪的时候，我把门给锁上了。我不光是嘴上说不，也在身体力行。如果我跟我的精神科大夫说某个另一世界的存在，支配者之一因为我说了“不”而把我救下来，留着日后终极末日复仇时再用，精神科大夫听了之后可能会考虑强制安排我住院。我可不想这样，因为我还有另一个责任，一个我认为远远比在海港之家帮忙，或者在“美好愿望”给衣服分类更重要的责任。
每次与爱德华的治疗结束后，我都用支票跟他的接待员结算。我有财力这么做，是因为那个前巡回摇滚吉他手转型的录音师，现在摇身一变成为富人了。真讽刺，不是吗？休·耶茨死后无嗣，留下了大量的财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有一些小额遗产，比如给莫奇·麦克唐纳、希拉里·卡茨（又名“星灿佩甘”）的赠款，但是他的大部分遗产却是在我和乔治娅·唐林之间分。
鉴于乔治娅死于休之手，光那笔遗赠，财产律师的律师费就相当于他们干20年的费用了，而且没人来制造事端（我当然不会去添乱），所以没有法庭纠纷。休的律师与布里取得了联系，告知她，作为死者的女儿，她有权要求索赔。
不过布里无意索赔。办理我这边事务的律师告诉我，布里称休的钱是“被玷污”的。或许如此，但我拿走我那份却毫无歉意。一部分是因为我没有参与休的治疗，更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我也被玷污了，与其在窘困中被玷污，不如舒舒服服地被玷污。我不知道乔治娅的那几百万下落何方，也无意查明。知道太多并不好。这一点我现在算是懂了。
当我一周两次的治疗结束并付清账单后，我离开了爱德华·布里斯韦特的外层办公室。外头是一个宽阔的铺了地毯的大堂，排列着其他办公室。右转就能回到大堂，出了大堂就是库乌雷路。但我没有右转，我向左转了。认识爱德华纯属巧合，我最初到布兰登·马丁精神病治疗中心是为了其他目的。
我沿着走廊往下走，穿过芳香馥郁管理得当的花园，那花园就是这套设施的绿色心脏。患者坐在这里享受夏威夷的稳定阳光。许多人穿戴整齐，有些只穿着睡衣或睡袍，有几个（我看是新来的）还穿着医院的短袖无领病号服。一些人在交谈，有病友在聊天的，也有跟看不见的朋友在说话的。其他人只是坐着，直直地看着花草树木，两眼空洞，只有那种被人喂药喂到傻掉的眼神。有两三个病号有护工跟着，免得他们伤害自己或他人。我经过的时候，工作人员通常喊我的名字跟我打招呼。他们现在跟我已经很熟了。
在这个露天门廊的另一头是柯斯格洛夫堂，马丁精神病治疗中心的三个住院部之一。另外两个是短期住院部，主要住的是药物成瘾的病人，通常住院28天。柯斯格洛夫堂是给那些需要长期治疗方可康复的病人提供的，如果他们还能康复的话。
跟主楼的走廊一样，柯斯格洛夫堂里面的走廊也宽敞而且铺有地毯。跟主楼一样，这里也是凉爽宜人。不同的是墙壁上没有画，也没有背景音乐，因为这里的一些患者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声音，低声说着脏话，或是给他们下达邪恶的指令。在主楼的走廊上，有些门是打开的。在这里，所有门都紧闭着。我哥哥康拉德一直住在柯斯格洛夫堂，到现在将近两年了。布兰登·马丁精神病治疗中心的管理员和他的主治医生主张将他移到一个为更永久的地方——曾经提过毛伊岛的阿罗哈村，不过我至今一直拒绝。在凯卢阿这里，我见完爱德华之后，就可以去看他，多亏了休的慷慨馈赠我才负担得起他的费用。
不过我必须承认，走完柯斯格洛夫堂的走廊对我是一种考验。
我尽量在爬楼梯的时候盯着自己的脚，不用看路是因为我知道从中庭门口到阿康的小套房正好142步。我并不总能成功——有时候我会听到有声音小声喊我的名字，但多数时候可以。
你还记得阿康的爱人吗？夏威夷大学植物学系的那个猛男。我之前没写他的名字，现在也不打算写了，如果他来这里看过阿康，哪怕一次，我可能都会叫他的名字。不过他没有。你要是问他，我敢肯定他会说，我的上帝，我为什么要去看一个想杀我的人？
我能想到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阿康当时心智不清，或者说根本就是失心疯了。当他用一盏灯击中猛男的脑袋后，他跑进浴室，把门反锁，然后吞下了一把安定片——一小把。植物学猛男醒过来后（血淋淋的头皮需要缝合，不过此外无碍），他打了911报警。警察赶到现场，砸开洗手间的门。阿康昏了过去，在浴缸里打着呼噜。急救人员给他做了检查，连洗胃都懒得给他做。
阿康没有拼命想杀死植物学猛男或是自杀——这就是另一个原因。不过当然，他是雅各布斯医治的第一批人中的一个，很可能是第一个。他离开哈洛的那天，查理跟我说，阿康几乎是不药而愈，其他都只是略施小计。“这是神学院里教的技能，”他说，“是我一向在行的。”
不过他撒了谎。那次医治是真的，正如阿康现在的半植物人状态一样一点儿不假。这一点我现在算是懂了。被查理诓的那个是我，不止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尽管如此，你还是知足吧，对不？在我唤醒妖母之前，康拉德·莫顿一直在做观星研究，度过了很多快乐的年头。而且他还是有希望的。他毕竟打网球（虽然他从来不说），而且正如我前面说过，他是一个“排球怪物”。他的医生说，他的对外反应有所加强（不知道在房里能有什么外部刺激），护士和勤杂工进房的时候，不大会看到他站在角落用头轻轻撞墙了。爱德华·布里斯韦特说，康拉德或许可以完全清醒过来；他可以复活。我选择相信这一点。人们说，活着就有希望，我对这句话没有异议，但我觉得反过来也通。
有希望我才活下去。
每周两次，跟爱德华治疗结束后，我坐在我哥的套房客厅里，再跟他多聊一会儿。我跟他讲的一部分是真的——比如海港之家一次骚乱引来了警察，在“美好愿望”慈善二手店运来了一大批几乎全新的衣服，我终于看完了《火线》全五季。也有一些是编的，比如我跟黑雁面包房一个女服务员在谈恋爱，还有我跟特里用讯佳普（Skype）煲电话粥。我每次到访都只是独白，而非对话，所以不编不行。我的现实生活不够我说的，因为这些日子里，新鲜事儿贫乏得就像廉价旅馆的装饰品一样。
结束的时候，我总说他太瘦了，让多吃点儿，总跟他说我爱他。
“你爱我吗，阿康？”我问。
到目前为止，他都没有回答我，但有时他会微微一笑。这也是一种回答，你同意不？
4点到了，探访结束了，我按原路走回中庭，那里的阴影——棕榈树、牛油果树和中心的又大又歪的榕树投下的影子开始越来越长。
我数着我的脚步，偶尔看一眼前面的门，但其他时候还是紧盯着地毯，除非我听到有声音喊我的名字。
有时候我能置若罔闻。
有时却做不到。
有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抬头，看到医院淡黄色的墙变成了远古灰浆固定的灰色石墙，上面覆着常春藤。常春藤已然枯死，藤蔓看上去就像骷髅伸出的手。墙上的小门被遮蔽着，阿斯特丽德说得没错，不过它就在那里。声音从墙后传来，从一个古老生锈的锁孔中透出来。
我坚定地继续往前走。我当然要继续往前走，无法想象的恐怖就在另一边等着呢。不仅是死亡大地，还有超越死亡的大地，那里充斥着疯狂的颜色、怪异的几何形状和不见底的深渊，支配者就在深渊里过着它们无边的独居生活，思考着无尽的邪恶念头。
门后就是虚无之境。
我继续走着，想着布里最后一封电子邮件里的对句：那永恒长眠的并非亡者，在奇妙的万古之中，即便死亡亦会消逝。
“杰米，”从只有我能看见的那扇门上的锁孔里，传来一个老女人的轻声细语，“来吧，在我这里得到永生。”
“不，”我告诉她，正如我在异象中告诉她的一样，“不要！”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不过最终还是会出事儿的。总是要出事儿的。等到出事儿的时候……
我就会去见妖母。
2013年4月6日—2013年12月27日
[1] 现称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刚果（金）。原为比利时殖民地，当时称比属刚果。1960年6月宣告独立，与邻国同称刚果共和国，在两国名称后括注首都名称以做区别。1964年8月1日改国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1971年改国名为扎伊尔共和国。1997年5月17日，刚果解放民主力量同盟武装部队攻占首都金沙萨，恢复国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本书此处所述时间为20世纪70年代，因此称“一个以前叫比属刚果，现在叫扎伊尔的国家”。——编者注
[2] 耶路撒冷镇（Jerusalem’s Lot），出自斯蒂芬·金1975年的恐怖作品《撒冷镇》。——译者注
[3] 俄克拉何马州（Oklahoma）又名“抢先之州”（Sooner State）。——译者注
[4] 可待因（Codeine）糖浆，治疗频繁剧烈干咳，鸦片类药物。——译者注
[5] 柯蒂斯·梅菲尔德（Curtis Mayfield，1942—1999），美国灵乐、R＆B歌手。1990年在一次演出中，他被掉落的照明灯具砸伤，导致颈部以下瘫痪。此处是杰米接电话后自报已故歌手的名字来打趣。——译者注
[6] 《圣经》中对应章节并没有与此完全相同的两句，此处可能是雅各布斯有意杜撰或演绎的内容。——编者注
[7] 奥罗·罗伯特（Oral Roberts，1918—2009），美国著名卫理公会-圣灵降临教派电视福音传道人，后成立奥罗·罗伯特大学。——译者注
[8] 出自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译者注
[9] 《使徒行传》对应章节并无此句，可能是雅各布斯有意杜撰或演绎的内容。——编者注
[10] 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1911—1979），人称“死亡天使”，德国纳粹党卫队军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囚犯医师，曾对集中营里的人进行残酷、科学价值不明的人体实验。——译者注
[11] 唐纳大队（Donner Party），1946—1947年从东部往西部移民的一个队伍，遭遇风雪困阻，幸存者靠吃同伴活下来。——译者注
[12] 奥施康定（OxyContin），是一种鸦片速效药，用于止痛，容易上瘾，又称“土海洛因”。——译者注
[13] 指由于时差原因时间要往回调。——译者注
[14] 2013年4月，已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一项“神迹”被教廷册封圣人部医疗委员会总结为“无法以医疗解释之奇迹”，并提交神学审查。据梵蒂冈的说法，此项“神迹”是一名哥斯达黎加妇女莫拉（Mora）此前在电视上观看约翰·保罗二世的宣福仪式后请他代祷，而后她的脑部动脉瘤就获得了无法解释的痊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