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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下雨飘雾的午后,克拉拉·巴塞罗偷走了我的心、我的呼吸和我的梦。在文艺协会诡谲的光影衬托下,她的双手在我的皮肤上写下魔咒,此后多年,我一直摆脱不掉这可怕的诅咒。我痴迷地盯着克拉拉,她则是滔滔不绝地叙述自己的身世,以及她偶然接触到胡利安·卡拉斯作品的经过。事情发生在普罗旺斯的小镇上。她父亲当年是位名律师,与孔帕尼斯总统的内阁关系密切,他很有远见,早在内战初期就将妻女送到比利牛斯山另一边的法国。许多人认为他紧张过度了,大家总觉得巴塞罗那不会有事,还说西班牙是基督教文化的摇篮和顶尖代表,那些粗野残暴的行为,只是无政府主义者搞出来的小花样,就像骑着破脚踏车、袜子还补丁的穷光蛋,能跑得了多远呢!克拉拉的父亲常说,老百姓从来没有认真看过镜子里的自己,已到了燃眉之急的战事就更不用说了。这位杰出律师平日喜欢研读历史,他知道若要预知未来的情势,街头巷尾、商家和海报透露的讯息,比每天早上报纸刊登的新闻更准确。把妻女送到法国的前几个月,他每周写一封家书。起初,他都在议会街的律师楼写信,后来他刻意不写寄件人,最后,他偷偷从蒙锥克堡的牢房里写信。就像其他被囚禁的人一样,没有人看到他是何时被抓进去的,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克拉拉的母亲大声念着她父亲的家书,却掩饰不了哽咽声,她刻意跳过一些段落,觉得女儿并不需要知道那些。到了半夜,克拉拉央求表妹克劳黛再把父亲的信从头到尾念一遍给她听。就这样,克拉拉靠着借来的眼睛读信。从来没有人看过她流泪,即使在她父亲断了音讯之后,或是战况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她一滴泪都没掉过。
“我父亲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克拉拉说,“他坚持留在朋友们身边,因为他自认这是义务所在。但是,这份忠诚却置他于死地,时机一到,那些人毫不留情地背叛了他。谁都不能相信啊,达涅尔,尤其是你钦佩的人。这些人往往伤你最深!”
克拉拉吃力地说出最后几个字,仿佛那个充满机密和阴影的年代又出现了。我沉迷于她陶瓷般的眼神中,望着她那双没有泪水、没有矫情的眼睛,听她诉说我当时还懵懵懂懂的事情。克拉拉巨细靡遗地形容她从未亲眼见过的人物、事件和场景,精确的程度宛如弗拉芒派绘画大师。她的话既像细致的织物,又如时代的回音,她的语调抑扬顿挫,呈现着不同时空的不同节奏。她告诉我,流亡法国那几年,她和表妹克劳黛有个家庭教师,一个五十多岁的老酒鬼,满怀自负的文人心态,经常自夸他可以用发音完美的拉丁语朗诵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作品,他那迂腐守旧的个性,即使经过古罗马的文化熏陶也洗刷不掉,因此,她们私下帮他取了个“罗克福先生” [2]  的绰号。罗克福先生虽然怪里怪气(他坚信猪肉香肠是对付血液循环不佳和痛风的利器,尤其是克拉拉的西班牙亲戚寄来的猪血肠更好),但其实是个品味优雅的人。打从年轻的时候,他为了吸收文化新知,每个月必定去一趟巴黎,据说他除了参观博物馆,晚上都是躺在一个美女的怀里厮磨度过,他称这女人为“包法利夫人”,但她本名其实叫作霍滕斯,而且是个没什么大脑的笨女人。
罗克福先生每一趟巴黎文化之旅,总是喜欢去逛圣母院前的一家旧书摊。一九二九年的一个午后,就在这个摊子上,他偶然发现了当时还籍籍无名的胡利安·卡拉斯的小说。罗克福向来乐于接受新事物,他买下这本书,主要是受到书名吸引,而且,他在回程火车上也习惯阅读比较轻松的小说。这本小说的书名是《红屋》,封底有张模糊不清的作者照片,或许是照片,或许是炭笔素描。根据封底的作者资料:胡利安·卡拉斯是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和二十世纪同年生,故乡是巴塞罗那,但目前定居巴黎。他以法文写作,职业是酒店的钢琴手。封面上则是夸大而老套的赞美词,用的是当时流行的优美文句,宣称这虽然是作者的处女作,但表现耀眼,是个不可多得的天才,未来将是欧洲文坛无可比拟的巨擘。接着是内容提要,语意模糊地提到这是个关于险恶、灾难的故事,叙述流畅节奏张弛有度如连载小说,对罗克福先生而言,这一点绝对有加分的效果,除了古典文学之外,他最喜欢的就是充满犯罪情节的侦探小说了。
《红屋》讲述了一个神秘人物充满磨难的一生,为了偷窃洋娃娃和木偶,他到处抢劫玩具店和博物馆,得手后,他会先把洋娃娃和木偶的眼珠子都挖掉,再带回他位于塞纳河畔的神秘住处。有天晚上,他潜入富瓦大道的一栋豪宅,打算搜刮豪宅主人珍藏的洋娃娃。这个大富豪在工业革命时以非法手段致富,他的女儿则是典型巴黎上流社会的小姐,知书达礼,而且气质优雅,没想到,她居然爱上了这个神偷。这段充满波折的罗曼史,高潮迭起,伏笔不断,作者借由女主人翁逐渐揭开神偷挖空洋娃娃眼珠子的真相,却始终未曾提及他的名字,她还发现,她父亲和他收集的那些陶瓷人偶背后藏着可怕的秘密。最后,小说的结局就像希腊悲剧一样令人感伤。
罗克福先生阅书无数,还经常写信指正出版品的文句,那一大摞巴黎各出版社主编亲笔签名的回函,是他最自豪的收藏品。他确认出版这本小说的是一家二流出版社,有那么一点名气,以出版食谱、工艺等书籍著称。旧书摊的老板告诉他,《红屋》出版后,曾有两家当地报纸作了相关评论,只是出现的版面和讣闻一样小。在那短短几行的文字当中,书评家毫不留情地建议新生代小说家卡拉斯,千万别辞掉酒店钢琴手的工作,因为他恐怕是无法靠文学创作来糊口了。罗克福先生心很软,皮夹子更软,碰到让他感动的事,掏钱比谁都爽快。于是,他当下决定花费半法郎,买下没名气的作家卡拉斯的小说,同时还带走福楼拜的一本经典巨著,因为他始终自认是这位文坛大师的传人。
开往里昂的那班火车已经客满,罗克福先生不得已,只好和几名修女同坐在一节二等车厢。火车才开离巴黎车站,修女就开始交头接耳,偶尔还不客气地瞪他一眼。罗克福见她们这样探头探脑,决定从皮箱里拿出小说,用书本遮起自己的脸。让他惊讶的是,火车跑了几百公里之后,他已经完全忘了那群修女的存在,对于火车的晃动毫无感觉,也不再觉得车窗外的夜景像是卢米埃尔兄弟电影里恐怖的画面。他一整夜专心读着那本小说,根本没注意到修女们如雷的鼾声,或是火车在清晨薄雾中短暂停留的车站。天亮了,罗克福正好也翻到小说的最后一页,他发现自己眼眶含着泪,内心充满了羡慕和感动。
就在那个星期一,为了询问更多关于胡利安·卡拉斯的信息,罗克福先生打电话到巴黎的出版社。因为他一再坚持,那个说话有气无力、语气倒是很尖酸刻薄的女接线员,终于耐着性子答复他:卡拉斯先生并没有留下地址,他和出版社也已经没有合约关系了,因为他的小说《红屋》出版以来,总共只卖掉七十七本!而且买书的不是头脑简单的年轻女孩,就是他在酒店的老主顾捧场。剩下那些卖不掉的书,一捆一捆地都回收到废纸场去了,那些再生纸就用来印刷弥撒经本、罚单或彩票。
不过,这位神秘作者的悲惨命运,却完全征服了罗克福先生的恻隐之心。接下来十年,他每次造访巴黎,一定会去旧书摊寻找卡拉斯其他的作品。他找了十年,却一本都没找到。几乎没有人听过这位作者,即使听过这名字,也对他几乎一无所知。曾经有人很肯定地提到,卡拉斯另外还出版了几本书,不过都是在不知名的小出版社,印刷发行的数量也都少得可怜。这些作品即使真的曾经存在,恐怕也不可能找到了。有个书店老板说,他曾经有过一本胡利安·卡拉斯的小说,书名是《教堂神偷》,不过那是多年前的事了,他对书名并不是很确定。1935年年底,消息传出卡拉斯出版了新作《风之影》,由巴黎的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他写信到出版社要求买书,但始终未获回音。来年,一九三六年春天,他有位在塞纳河畔经营旧书摊的老朋友,问他是否依然对卡拉斯感兴趣。罗克福以坚定的语气告诉这位老友,他可是从来没放弃过。他就是固执,即使全世界都要把卡拉斯推进遗忘之墓,他也不会屈服。老友向他解释,几周前听闻了关于卡拉斯的传言,这位潦倒的作家似乎总算否极泰来了:他即将和一位家世显赫的小姐结婚,而且沉寂多年后所推出的新作,首度获得《世界报》好评。然而,就在厄运转为幸运之时,有人看到卡拉斯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和人打斗,至于原因为何,至今成谜。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打斗就发生在卡拉斯大喜之日的黎明,那天,新郎始终未曾在教堂现身。
事情的发展,众说纷纭:有些人说他在那场打斗中丢了性命,尸体埋在一处无名冢;另外一些人看法比较乐观,他们宁可相信卡拉斯惹了大麻烦,不得不抛弃在神坛前等着他的新娘子,秘密逃出了巴黎,回到巴塞罗那。而且,根本没有人看到过那个无名冢。不久后,新版本的谣言开始流传开来:一生落魄的胡利安·卡拉斯,最后死在故乡巴塞罗那,下场相当凄惨。他弹钢琴维生的那个酒店里的小姐们凑了一点钱,帮他办了简单的葬礼。遗体下葬在一处公共墓穴,和他合葬在一起的,不是街头乞丐就是港口的无名浮尸,要不就是冻死在地铁里的游民。
罗克福先生一心希望事实刚好相反,而且,他后来一直没忘记卡拉斯这个人。买下《红屋》十一年之后,他决定把这本小说借给这两个女学生,期盼这本特别的小说能唤起她们对阅读的兴趣。当时,克拉拉和克劳黛都还是十五六岁,亭亭玉立的怀春少女,对所有的新鲜事都感到好奇。虽然家庭教师努力督促她们多读书,但两位小姑娘对古典文学依然没什么兴趣,伊索寓言和但丁的《神曲》,她们避之不及。这两个小女生根本不读书,满脑子尽是胡思乱想,罗克福先生就怕万一克拉拉的母亲知道了,会气得开除他。他决定让她们看卡拉斯的小说,因为这是一本能让她们感动落泪的小说,真实人生的爱情故事,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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